爱华网地域话题全面剖析——北京人什么样？ 作者：刘晓春
北京人怎么了（开头）
近年来，有关地域文化的研究讨论似乎很时髦，见过一些专著、报刊、电视台还有一些杂志上说此话题的也不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人们越来越感兴趣的话题，热也好冷也好，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有些观点、议论的内容，因人而异更是正常。即便是出于某种商业动机的论述也好，研究也罢，说是"炒"也好，说"跟风"也罢，总之只要观点上有一定道理，即便有些偏颇，哪怕有些个哗众取宠的味道都无可厚非。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域之间历史、经济、文化又各有特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方观念历来也是存在的。现今是商品社会信息时代了，彼此之间离得近了隔膜少了，各种文化文明交流得多了，发生些碰撞本来也是正常的，于是，有些的"觉醒"，有些的不平，就不仅正常，甚至是一种必然了。 然而，无论是研究还是讨论还是争论，激烈、激愤、声嘶力竭都不怕，可一旦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仇恨就不好玩儿了；揶揄、调侃甚至讽刺嘲弄都没什么，一谩骂就没意思了；相互轻视，鄙薄或者拿对方的弱点开开心，也还罢了，可一旦话说得太"损"，或把别人贬得简直不是人了，那就不仅"小家子"气，简直有些卑鄙了。 前一段儿是河南人遭了灾，时下北京人眼瞅着又要倒霉。也不知道北京人是怎么的了，是得罪谁了还是自己越来越不争气，总之给人骂的可以。早些时候有部《"批判"北京人》，观点不算不尖锐；不久前又有本书，叫《俺说你们北京人》，里面有些文章写得很好，然而有些读起来不免耳热心跳。 比如有人说北京人用政府的力量制定各种法规和措施限制、歧视外地人，违反了国家的《劳动法》和《教育法》，于是北京人就"无耻、无赖、无教、无聊、无知、无能、无法、无补、无道、无德、无端、无望、无行、无意、无用、无稽之谈，无病自灸、无理取闹……" 我数了数一共18个"无"，好厉害！本来很有些无地自容的，可一出门，先是差点儿让挂着"粤"字车牌儿的"大奔"撞了，躲进超市好不容易摆脱了推销面膜的江苏小姐，结果让门口的湖北保安给截住了；饭馆叫了盘儿菜吃出个苍蝇来，堂倌儿要揍我，四川经理出来一看见是北京人,立刻就露出不屑，挥挥手让我滚了；公交车上大帮的民工明目张胆地不买票，售票员连个屁也没敢放；路边椅子上躺着脱了鞋的游客，拉泔水的河南小伙儿风驰电掣；电梯间跟山东小妹赔了笑脸儿--她不高兴的话随时提前关梯；打开电视主持人带点儿"港味儿"大明星都有"台音儿"，财经股评一律沪上，逗乐开心全部东北；想想还是赶快睡觉，免得明天上班精神状态不佳，听董事长骂"格老子"，经理责问"侬想不想挣钞票"，主任问"有没有搞错！" 平心而论，北京人在自己的城市里，是歧视着别人呢，还是正遭受着歧视呢？ 退一步说，可能实际上谁也没歧视谁；但北京人真的是越来越不得烟抽了，说文雅一点儿，北京人正在走向沉沦，而且早已走向了。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些人的看法和评论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为我所在的北京以及我的北京人身份自豪。对于有些外地人的批评甚至嘲笑，大部分我是能够接受的，原因很简单，人家说得有道理。可是对有些话，有些的议论、评价感觉就不那么舒服了，比如"北京的地名极俗，极难听：小黄庄、北太平庄、八里庄、魏公村，还人妖胡同呢！"--摘自《俺说你们北京人》第20页。 我不懂得这些地名怎么就那么"俗"和难听，相反，倒觉得它们是那么亲切，所以也就对这些议论，真的有点莫名其妙。 还有，说北京拥挤简陋污浊不堪，公交车上"一个女孩的乳防就硬生生的顶在我后背上，不是我看到的，是我感觉到的，你瞧瞧，这都成什么样子了！"（同上） 我这个人就不那么道德高尚，公交车上哪个女孩子的什么部位顶我哪儿了历来不敏感；同时建议这位仁兄最好别到北京这样的破地方来了，免得下次再来北京又碰上车上人多，万一一不留神您老人家身体的某一关键部位顶了人家"女孩子"了，别再羞愧得轻了生！也许，北京公交车上的拥挤，街道上"做小生意的，炸油糕的，卖水果的……一片狼藉"，外地人的"贡献"恐怕不能排除。以此来抱怨北京的不好，说"再也不想和一大群男女老少前胸贴后背了，再也不想行走在北京脏乱的街道和胡同里了"，是不是多少有些做作？用"丑陋的北京人"的话说，是不是有点儿不地道？ 至于另一位先生的关于"根据……权威统计北京女人的胸围是排在香港、广州、上海之后，与首都机场一样平坦，一望无际……"的感叹，我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说实话，我对北京女人的乳防历来感兴趣，尤其跟我老婆一起上街，多看人家丰乳肥臀一眼我老婆就瞪我的时候，更知道自己有些"低级趣味"。但把同乡的乳防同其他地方的乳防加以比较，进而证实某个地方的人没资格骄傲等，却委实没这位先生专业。我不知道这位先生对自己故乡的女人的胸围有没有研究，对自己家人亲戚朋友们的胸围有没有研究，如果有的话，不妨也公布出来，以资大家做进一步的探讨，弄不好产生一个新的边缘学科--地域乳防学，也说不定。 "东北人全是活雷锋"，固然是一种调侃，挺有意思；而"河南人全是小偷"就是放屁了，一点幽默也没有，简直令人恶心了。 北京人固然"丑陋"，但并不全部丑陋，也不是整体上丑陋；相反，北京人很好，与中国乃至世界所有地方的人比的话--如果一定比的话，值得骄傲的地方很多！当然，这并不是说北京人没有缺点。在这里，我想说说的是北京人自己的一些缺点，为了照顾全国人民的情绪，更多地剖析一下北京人的缺憾与弱点，当然也有一些辩解，不过即便是辩解，也不是想证实北京的女人们的胸围比哪儿的大。 北京人的沉沦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有的时候，感觉起来有些悲哀，但认真地想一想，其实是很正常的；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合理的回归。 三十年前，我高中毕业上南方逛了一圈儿，归来途中本来身心俱疲想早点儿回家了，可火车上碰见了一个人，于是就改主意又找补了趟泰山。 碰见的固然是北京老乡，记得异常清楚，是北京广播器材厂业务科的干部，似乎姓胡。出差回来公事已然办罢，顺道玩儿一天，"也算劳逸结合吧"，他说，口气大得可以。 我俩结伴，第二天就上了山。从南天门下来已经是下午了，谁也没料到岱宗祠原来比山上还有得看，转来转去等想起来该回了，时间已经不早了。 夕照衔山，暮霭沉沉，中午一人一个面包，此刻肚子早空了，等到我们在街上找饭馆食堂的时候，泰安城已是万家灯火了。 时值初冬，又累又饿又冷，好不容易在"东方红旅馆"的斜对面找着了个食堂，没进门就听里边有争吵声，"阿拉，阿拉"的一听就是上海人。我们进去他们出来，悻悻地。没的说，到点了，饭馆该下班了。 我那同伴拽了我一下儿，看着那几个人离远了，照直就进去了。对着迎上来的服务员先摆了摆手，然后带着几分体己几分抱歉更有几分没商量的口气："北京来公干的，晚了点儿哈？" 说罢，大马金刀就坐了下来。 说服务员回嗔作喜是吹牛，可那山东大汉怔了怔之后居然有些抱歉地说：我们这儿只有面条儿了…… 那碗热汤儿面我是在感激、惶恐同时颇有些自豪的心情下吃下去的，味道好极了，尽管缺了点儿胡椒面儿跟香菜…… 晚上，我们和衣而卧，被子盖下半截儿--"东方红"旅馆的被子净是虱子（大串联后遗症）。我那同伴悠悠地吐出一口烟来："记着，到哪儿也别给北京人跌份……" 十几年前，姜昆有段儿相声，讽刺的是北京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 "……别老张嘴儿首都闭嘴儿北京的，北京怎么了，首都怎么了？明儿把首都改你们哈尔滨，全国人民干吗？" "……你……有钱先把袜子后脚跟儿的窟窿补补！" 穿着带窟窿眼儿的袜子可眼睛长在脑瓜顶儿上，看不起一切外地人--姜昆不算不损。这就是北京人？ 当然不。 然而至少说明一点，那时候漫说哈尔滨，就是广州、上海又怎么样，北京人*?吗？漫说北京的精英们，就算下九流的贩夫走卒一类，是那么鼠媚的吗？ 两年前我有幸参加了个研讨会。说是研讨会，实际上研讨还在其次，更多地应该既是公司宣传、产品推介又是感情联络信息通报，外加一点儿试探，一点儿暗示，总而言之吧…… 主持的是一家电脑网络软硬件兼营的美国籍大公司华北区的不是二把就是三把手儿，应邀的是几家国有银行科技、信用卡部门的多少负点儿责的小头头儿。我因为其时正在某银行打工，负责某项具体工作，也就忝陪其末，属"跟着哄"一类的。"研讨"之余固然是吃"工作餐"，酒酣之余话题就多少有些扩展开来，也不知道怎么那几个头面人物就各自说起了在各地闯荡的感受了，其中一个微醺着对我摇头：你们北京不行，最…… 后来基本一致的观点是，北京城是有发展前途，可北京的人却是最没用的。 叫我悚然的倒不是这结论，而是当我仓惶四顾寻求援手的时候，忽然发现"真正的北京人"原来只有我一个！ 政界……咱们不要去提，科技、学术、金融、演艺的巨擘大腕，操纯正北京话的不多。 东北味儿，透着就那么俏皮；西北味儿，透着就那么憨厚；上海味儿，透着就那么高贵；广东味儿，透着就那么发财；闽南味儿，透着就那么海外；浙江味儿，透着就那么精明；甚至河南味儿，毕竟沾点少林寺的仙气，憨中带点悍。惟独北京味儿，怎么就透着那么土，那么笨，那么小家子气，多多少少的傲里带愚。 我看到，在许多"高雅"、"高级"的场合，北京人是特意掩饰自己的口音的；有些卷舌音后膛音是尽量避免的。 北京人是从什么时候由"大爷"变成"孙子"的？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北京人对自己的看法
我一个朋友开了家公司，兼营广告、信息、出版、印刷、中介，还沾点儿房地产，还沾点儿旅游，多多少少还有点儿职介，有点儿销售，有点儿物流。时不时的，我过去给帮帮忙。有回我上人才市场给他招人，说起标准来，大专以上、30以下、品貌端正、谈吐规矩等等自不待说，还有呢？ 一会儿工夫谈了有七八个了，忽然让我刚给打发走的一哥们儿又回来了，往跟前一坐："老哥玩的有点儿不忒仗义了嘿，干吗他们一个月一千到我这儿就改五百了？" 得，明白了。我两边儿瞅了瞅，声儿不高不低："没别的，我是用不起咱北京的，也不好意思。不光你，明白吗？再说了，咱也不是干这个的材料，跌份。" 那哥们儿站起身，伸长了手在我肩上按了按，一点头，走了。 一个北京的没要，绝对不要。这其中的缘由还用往下说吗？ 那阵子我在银行信用卡部打工，经常与一些高档酒店或餐厅的收银领班打交道，在一家京城有些名气的粤菜"食府"认识了一个姓何的广西小姑娘。小姑娘长得挺甜人也机灵，偶尔就多跟她聊几句。知道她外边正学着财会还补着英语，窃以为新鲜，一个收银哪儿就熬出头儿了？ 一年以后，账上的事我去找他们财务总监，给我倒水的赫然就是这何小姐！浅灰色西装上挂着总监助理的胸卡，气质又不同了，普通话也大有进步。我暗忖，若干年后，我要递给她名片的时候恐怕要用双手了，而她一个电话，也许我就要卷铺被卷儿了。 我一个当经理的中学同学的女儿，重点高中没考上，上了某星级酒店办的职高，据说孩子哭过好几回，全家人对外也讳莫如深，一直说联系着到海外去上学……也不知道怎的，看着街上打着时髦手机的小姑娘，我就老想起那何姓的广西小姑娘那灿烂的笑。我估计，今生我对同学女儿毕恭毕敬的机会怕不大。 北京人在沉沦。 "金陵王气黯然收"，北京人的"霸气"、"豪气"、"优越感"正在消散，原本最引以为荣的几分傲倨，几分闲适，几分恬淡，几分超然，早已给汹涌而来商品经济的大潮所淹没，说白了，早就找不着北了。 君不见，黑车、黑导游固然在"宰"人家，可是那神态那口气那模样，连哈带哄的好比见着他亲爹了？ 君不见，动不动瞪眼撇嘴的也还有，可大半是对"民工"了，遇到坐"大奔"的，管他昨儿是不是在广东挑粪四川要饭呢。 君不见，慷慨激昂的也还在，可那只是在自个儿家端起"二锅头"的时候。第二天照样吃粤菜追川妹买义乌的小商品听上海的股评，到公司收起京腔毕恭毕敬地听人家用"鸟语"发布命令；某些场合，还得注意去掉"儿化音"避免暴露身份。 要知道，早先，咱做生意的固然殷勤，可并不这么下三烂。 要知道，早先，就算家道中落甚至日暮途穷了，暴发户跟前可也没装过孙子。 要知道，早先，是吃山东馆儿上老西儿的油盐店打醋，那些"口蘑"、"南糖"、"云腿"、"苏绣"一切等项是给咱上贡的；"驴叫鸟儿语"也没觉着太难听，只不过张嘴一听是圆润的"京片子"，至少不受歧视，至少不挨蒙，也轻易没人敢蒙。 变了。 真正变的是什么？ 是北京的人。 话说到这儿了想起王朔的一句名言，就是"别太把自己当人"。 全国公认的北京的"爷文化"，目前有些变味儿。  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初步的界定
这话说起来就有些难了，严格地或科学地加以界定几乎可以说完全不可能。不过，无论如何也必须得有个界定，否则下边儿就没法儿往下说了。怎么界定呢？如果不特得罪人，不如先拿上海说事儿。 我在上海呆过，"阿拉桑孩宁"这话可不是所有在上海住的人随便敢说的，至少在人多的地方是如此。这两年不知道怎么样了，在过去，假如能在本市微微扬起下巴说自己是上海人的，首先上海话要彻底地道--这没几十年的修炼绝做不到。而"真正的上海人"的耳朵是异常灵敏的，他们可以分不出东北话与北京话的区别，甚至分不清云南跟西安的口音有什么不一样，可是一旦"上海话"里略带那么一点儿"异味儿"，立刻就敏感起来，而一旦"苏北腔"尚且没有完全消除，吓唬吓唬北方人还行，当着"真正"的上海人是不敢妄称的。 上海人以为，没有在他们大上海生活过三代以上的，绝没有资格自称上海人。当然，像宁波、奉化一带的好说，可一旦苏北，就算查出你祖宗是，也得给我夹着尾巴！ 北京怎么样？北京可没那么狭促，北京历来就是宽宏大量的。 可遗憾的是，"真正的北京人"就难说了，在旧时代，开馒头铺的"山东儿"，油盐店、棺材铺的"老西儿"， 南货店、淮阳馆儿的江浙人，澡堂子的定兴人，三河的老妈子，就算早扎了根儿北京生活了几十年哪怕几代了，仍不敢说自己就是北京人，最起码不敢自称"老北京"。极而言之，甚至丰台进城送花儿的，通州运粮食的，门头沟拉煤的，都通通不是，北边儿出了安定门一过护城河，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了。小时候出安定门在护城河边逮蛐蛐儿，正往洞里撒尿呢，猛地一抬头俩大孩子站跟前了：河南河北的？ 没两句话已经鼻青脸肿了。 说起来惭愧，也许"老北京"比"老上海"的"大市沙文主义"一点儿也不轻。 老舍先生写过一部小说叫《离婚》，里面那个最传统最正宗北京人"张大哥"不就认为么，出了四九城，所有的地方就都是"乡下"，无论上海天津，无论巴黎伦敦！古往今来其他大都市有没有这毛病我不太清楚，反正巴黎人一律歧视"外省人"是没错儿的。这种事儿，多多少少有点儿像欧美的白人对有色人种，冠冕堂皇发表观点是一回事儿，骨子里又单一股劲儿，可意会不可言传。 真正的贵族是些什么人呢？这话还不能扯得太远，一扯远了弄不好就把自己也"搁进去"了。有关北京的书是出了不少了，对北京的人文地理的考证也不能算不周详，然而再远的不提，假如要是真的从春秋战国说起，北京或者北京人就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什么"蓟"、"元大都"等等，跟现在意义上的北京人其实不沾边儿，要知道明朝的时候，北边儿来的，可不就是"鞑子"吗？老北京形容愣头磕脑的人，不是"跟直眼鞑子似的"吗。所以，我们现在体味感受得到的所谓"老北京"，历史并不特长，应该是在满族入关以后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之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孙中山那会儿提出来的，是在南边儿；而遗老遗少则多在北京。 北京人的"味儿"，北京的传统、风俗、精神状态等等应当说是比较独特的，而这一带有地域色彩的"独特"的形成，主体上应该是满清贵族与汉贵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交融。因此，严格地讲，"真正的老北京"必须是满洲来的八旗子弟与"附逆"、"归顺"进而同化甚至改造了这些入侵者的汉贵族，或是这些人的子孙。是这些人引领着风尚、潮流，造就了高雅、高贵、恢弘同时相对蠢笨狭隘低俗的文化氛围、精神面貌、地域色彩，成全了北京的"劲儿"与"味儿"，还有"魂儿"。 宽泛一点儿说，附庸风雅随波逐流的中下层，以及不断"补充"进来的"外埠人"，也是形成"北京"人的另一个族群和因素，肤浅一点地说，也许骄奢中的些许俭朴，趾高气扬中的一点儿本分，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圆滑、狡诈与某种意义上的忠厚、懦弱、木讷等等，都与此有关。 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至今我们仍然能感受得到的一些所谓的北京人的特点、特质，是与满汉贵族，特别是八旗子弟的辉煌、没落、沉沦有极大的关系。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北京人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现在，相信你对什么是"老北京人"应该有个大致的轮廓了。然而彻底总结"真正的北京人"的基本条件，毫无疑问是费力不讨好的，所以也根本就不用再费这劲儿，简短捷说有几条儿是必须的：出身要有来历，即便现在再贫困潦倒，至少祖上不是如此，起码爷爷那辈儿不是种地或卖苦力出身；历来是"城里人"，甭管早年间是怎么来的，是挑着挑儿逃难的还是随"燕王扫北"过来的，还是做官、投奔来的，至少有百年以上历史了；即便是买卖家出身，从来也没吃过"钱粮"，早先也一定跟哪个亲王、贝勒有过关系，就算没名正言顺地给他们府上当过差，至少跟他们家的下人有过来往，绝不是赤手空拳一点来历没有的。 这样的北京人，现在有，数量相信也一定不少，然而却轻易不怎么能碰到。这听起来很有些荒诞，可却是事实。因为这些"真正的北京人"早已忘记了他们自己的所谓"出身"、"来历"，有些时候说起老北京没准儿能滔滔不绝，可对北京人的身世却懵然不知。懵然不知不算什么，也根本不值得有什么遗憾，可要命的是，这些人在完全地不知不觉中，却继承着北京人的一切，在心里，在血液中。外地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许许多多令人讨厌的"毛病"，他们身上全有，比如眼下连出租车都懒得开，还有球场上把大牌球星骂个狗血喷头等等。 刘一达不久前写了一篇《谁是北京人》，说北京历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这话是对的。文章中列举了一些统计数字，说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北京内城的人口大约有45万多人，算上外城也不过76万人。如此看来的话，说北京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就非常恰当了，因为现在我们北京，加上流动人口差不多有两千万了。按照我们刚才的划分，即清朝中、后期至民国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一段时间为限，"北京人"--不算郊区的话，绝对不超过三百万。 由此说来的话，也难怪我们觉着这些人比较地"稀少"，因为与现在的近两千万比较，所谓的"老北京"真的是"凤毛麟角"了。 在我们后面的讨论之中，所有提到的"北京人"，当然包括这些人；但同时，又绝不仅限于这些人。因为现在意义上的"北京人"，早已超越了这一范围。只有当我们特意关注这一特定的群体的时候，我们冠以"老北京人"来加以区别。  
北京人的来历
当初满清八旗大军金戈铁马赶跑了李自成，做了紫禁城的主人，首先把北京城的原来居民来了个大疏散。那年月，整个北京才真的来了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呢。 公元1644年，大清定都北京的时候，一道命令，原来居住得好好的汉族百姓不分贫富贵贱，通通轰到外城去了。劳苦功高的八旗人马，占据了整个内城，所谓"分列八旗，拱卫皇居"嘛。当初入住北城的是镶黄与正黄旗，东城则是正白和镶白，两红在西，两蓝在南。当然，这里说的东西南北纯粹是方位概念，而与现在的"东城区"、"西城区"不是一回事，比如那时候的两蓝旗居住的所谓"南城"，是指崇文门以里和宣武门内，而再往南就属外城，是"贱民"的区域了。 八旗之中历来有亲疏尊卑，像镶黄、正黄和正白旗，属"上三旗"，因此住的居中而靠北。我们的老祖宗一向以坐北朝南为尊贵，"南面而王"嘛。稍微注意一下儿北城的深宅大院跟菜市口天桥儿一带鸽子窝般的小破屋子，多多少少还有些影儿。当然，这是总体而言，南城也有深宅大院北城也有穷街陋巷，只不过规模不同而已。而当今，北边儿的房价儿就比南边儿贵好些，也不知道跟历史有没有关系。 八旗之中，汉军的地位最低，还在蒙八旗之下，因而就只能分布在"外围"。所以，从当时来说，整个北京城的居民、居住，完全是根据地位的尊卑人为地、强制性地划分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说在全国范围是比较特殊的。据说清初的时候其他城市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可即便如此，也决不会如北京这样的严格与齐整，因为全国毕竟只有一个紫禁城，也只有一个皇上。 对北京来说，这一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是无上的荣耀，也是深深的屈辱；是辉煌，也是无耻。可是无论如何这是历史，而这一历史，则奠定了北京城人文史发展变化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划时代的阶段性基础，为后来五彩斑斓的"旗人文化、京师文化"涂上了最初的一笔。 如果说驱逐与强占、耀武扬威与忍气吞声是那个时候北京的基调，那后来发生的事情，慢慢地就没那么惊心动魄了。然而，也正是在这风平浪静之中，潜移默化地，又一次地天翻地覆了--这就是整个满洲贵族的被改变。 我们知道，入关之后大清王朝的"革命传统教育"一直抓得比较紧的，"反复辟"的措施也是相当严厉和常抓不懈的，甚至"忆苦思甜"也一直在进行。皇上、政府，对贵族们的要求很高，有许多的"不准"，例如不准开买卖经商，不准投机房地产，不准流连戏园，不准逛歌厅夜总会；定期较考骑射，御赐没盐没味儿的"白肉"等等，目的只有一个，保持优良传统，不忘本，使大清江山永固。 用心可谓良苦，措施也不算不力，然而历史的进程却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据记载，这些严厉的规定，强制性的措施，一开始是贯彻实施了，可越往后就越形同虚设了。随着王朝的逐渐巩固，社会的逐渐安定以及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满汉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了；随着敌对情绪的逐渐消除，文化、习俗等也开始交融；随着官僚体制演变、膨胀，政令的贯彻越发地不得力，腐败也开始滋生。再往后，随着国力的衰微外患的不止，社会的整体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贵族与平民的界限逐渐模糊，满、汉的分野甚至基本上消失。而在这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老北京人"就形成了。 一个城市也好，一个族群也好，它的文化、风俗、风貌、精神状态等等的形成，必然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而历史，也一定是在革命与改良，突变与平稳的交替中发展的。北京，在经历了满清的军事占领的突变之后的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整体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有些事情，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非常正常，可是如果跳跃或跨越历史再来审视，就一定惊愕不已。假如我们中的一个人五十年前突然睡去今天才醒来，对电视机里的许多景象会闭上眼睛；而大清的元勋们假如看到后来躺在烟榻上或沿街乞讨的"穷旗人"更会大哭不止。可是所有的这些变化、变迁，又是如此地合情合理，同时也是一种必然。 再回到北京的当初，我们知道，禁令逐渐废除或形同虚设，在乾隆年间，内城已经开始允许汉人经营与居住，到了嘉庆年间，内城的娱乐场所已经逐渐增多；到了晚清，满汉两族除了某些风俗习惯尚略有区别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了。至于到了现在，满族作为一个民族，至少在北京已经基本消失，相当多的满族人早已认为自己是汉族人了。 有一个现象有点儿逗，那就是满、汉之间尊卑的变化。当初为大清国的建立立了汗马功劳的许多"汉奸"，像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等，虽受极大的恩宠，但终归还是受满贵族的猜忌的。清初的时候，除了个别情况，汉族人是很难挤进高层的。那时候相信这些急于有所作为的人的心里，对自己的汉族出身是恚怒的。 沧海桑田，等到民国以后"旗人"成了贫穷的代名词，南城的殷实的汉族人简直就不拿正眼儿夹他们了，甚至懒得跟他们说话--满嘴豆汁儿的酸臭。于是相当多的满族人对自己的种族开始避讳；而近些年又变了，不是好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动不动也自称"爱新觉罗"吗？即便是彻底的平民、贫民，一到有人对他们的某种行为、做法有所赞同、夸奖的时候，也许就带几分惭愧地低声说，我们家，在旗。听者也一定装出点肃然起敬来：是啊，"在旗"的，理儿多。至少过去是吃过见过的。所以在北京，如果一定要探究两族现在的差异，恐怕也就止于此了。 两个曾经相互敌视水火不相容，语言风俗甚至进化程度都完全不同的民族彻底地融合，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也是一个奇迹，然而这奇迹主要是在北京发生的。也许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北京曾是满族的所有"精英"们最集中的地方，同样还是整个汉民族的文化"精粹"之所在，所以他们既改变了北京同时也被北京所改变。在这里，我丝毫没有忽视其他地方的意思，我想说的只不过是，两个民族的最直接的交锋一定发生在这里，因而两个民族，尤其满清贵族的文化特征以及它的变迁的集中体现也必然发生在这里。 这就是我要说的北京人的变迁，也是第一个变迁。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现在的北京人什么样
如果有谁以为通常意义上的现代的"北京人"仅在于此，未免有些狭隘了。因为北京人的组成结构还有一次大的变化，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当时相对保守、闭塞的北京人来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对此我做了个不很全面但有一定代表性的调查，我问过不同层次的北京老住户（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北京"），这些上了年纪的平头百姓几乎异口同声：来了好些的人…… 解放，对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就不多说了。但是所有这些深刻的变化中，"来了好些的人"无疑是重要的，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 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精英，全国范围的真正的精英。 打从毛主席决定定都北京，全国各地的精英们就络绎不绝地涌了进来。有的是随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城"的，照毛主席的话是来"赶考"，而实际上是来"坐江山"的；有的是带几分屈尊几分感恩戴德几分受宠若惊给"请"来的，大部分是来"共商国是"，小部分也可能只是某种点缀；还有的是"投奔"来的，摩拳擦掌要来大显身手报效新中国的；还有的是怀着几分惶恐几分侥幸来弃暗投明的--我有个长辈亲戚，当初在南京伪财政部任高级职员，给"留用"经过教育来的北京，据他说当初是既战战兢兢又感动得看见党员、领导就忍不住想跪下谢恩。 如果这些人还不算精英，那世界上就没有精英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自不必说，没有毛主席的雄才大略英明伟大，哪儿有中国的今天？要知道，辅佐主席的更是一大群人杰啊！略低些的，像党和军队的各级干部们，经过几十年的战争洗礼、大浪淘沙，应当说素质都是相当高的。当然这些人中也有个别差一些的，可是从整体上来说，正直、忠诚、责任感，还有精干、信心十足以及嫉恶如仇是他们的基本素质。可以说他们才是新生的共和国的真正脊梁，是中华民族真正最宝贵的财富。 而所有有资格来北京参与谋划共商大略的"民主人士"，可以说完全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是饭桶；至于那些"留用"的，则一定是有"一技之长"，有的甚至是要受"依仗"的。再有那些不远千里不请自来的，就算个别的动机也许有待商榷，至少都是些眼光长远胸怀不俗的有志之士，绝非等闲之辈。 一个城市，人员人口如此巨大的变迁，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此外还要知道的是，新中国的建立，并不等同于以往的朝代更迭政权变换，而是带有根本的性质--整个所有制，整体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的彻底地推翻与重建。在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后进城来的，可以说是些"完全不同"的一些人。老北京的居民的震惊，也许不亚于当初的"鞑子"进城，所不同的是，对前者是感到绝望与屈辱，后者则是惊喜与欢欣。 民主政权建立之后的种种深得民心的措施，使北京的老居民彻底地信服了，衷心地拥戴了；而"解放者"们，越来越处于掌声与鲜花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人们逐渐地、部分地融入了"北京"，而北京也面貌一新。而这些，也为后来"北京人"的独特的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在经历了解放之初的"突变"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人口结构的变化相对小了，但仍然在不断地进行着。在这里过多地考证相信读者就该烦了，所以简单地说，大学生在毕业，部队也在复员转业，干部也在调动，周边农村的也悄悄地在往里钻。也正是在这相对地稳定与流动中，"新北京人"诞生了。 有的时候我就想，居民的迁移，人口结构的变化等等，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因为许许多多的词儿，比如"增加"、"减少"、"稀释"、"浓缩"等等，很大程度并不能表达这些变化。也就是说，某些物理上的分析在用到这纯物理的问题上的时候，往往就不灵了，说明不了问题了；我觉得，在这方面，也就是说在探讨人口的组成与结构的发展变化的时候，用"化合"来表达也许更贴切。当然，对这种现象的比较深入的讨论我们先放一放。 关于人的变迁的讨论，不得不就此打住。改革开放以来，变化同样的是翻天覆地的，遗憾的是因为时间距离太近。这二十来年所发生的变化尽管是深刻的，可就一个城市的人文现象的探讨来说，似乎还不够格儿。近二十来年，来到或闯入或客居或占领的簇新的"北京人"，无论是感到由衷地惬意还是在咬牙切齿，无论是自鸣得意还是深恶痛绝，都还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地"融入"，所以也就既没有大言不惭的资格也没有蹙眉摆手的窘迫。举个例说吧，听到有人褒贬起北京来，假如即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惴惴不安，既没有义愤填膺也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冷冷地哂笑那么一两声儿，那咱们还是先"白白"吧。 我们既是对北京人的来历做了点儿探寻，知道了北京人的多多少少"与众不同"，那似乎就该看看我们的 "与众不同" 究竟表现在哪儿。北京人历来谦虚大度，对有些"谬赞"一向不怎么爱听，所以对有些批评也一直不拒绝。再者说了，北京人再多，跟全国乃至世界的人比，终归还是"一小疙瘩"，听听别人怎么看，也是应该的。别的人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特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比如看《参考》，特关注国外对中国的报道、评论。也许有点儿小家子气？  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傲 慢
北京人所以受到批判甚至辱骂，总有原因；平心而论外，包括一些地方的人受歧视，遭误解，多多少少总是要有一点儿理由的，不管这些"理由"是不是有道理，也不管批评者带多少偏见。 如果我们仔细地回味一下儿我们自己的轻视别人，看不起某些的外地人或者特定某些地方、某个层次的人，也许就会发现，我们也总是有一定理由的。小到每一个个人，一个地区、地域的人，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与其他的个人、地区、民族、国家总是有区别的，这区别有时候有的方面不大，而有时候有些地方区别就很大；区别一旦大到彼此不能相互了解理解，难免产生误解，我想大部分的偏见、歧视甚至仇恨就是这样产生的。 一个民族或国家怎么解决彼此之间的误解我不知道，也懒得知道；可是如果说到北京人怎么消除外地人的"仇恨"，倒是有些想法。很简单，那就是稍微静下点儿心来，先听听他们的理由，然后反省一下儿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些什么毛病。 一般地说，北京人给许多外地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比较地傲慢。 这是真的。 尽管有些遗憾，尽管一定会有许多谦逊的，有教养的北京人辩说自己根本不傲慢也从来没有那种荒唐的优越感--没用，人家没说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甚至也不是单指某个人某件事，人家说的是整体印象。 这就有些要命了是不是？ 北京人的傲慢之所以引起很大的反响，之所以被如此众多的人所不能接受，是有相对深刻的理由的。 傲慢，有些时候固然讨厌；但最可怕的，并不在于某个人是不是傲慢，而是这种傲慢是不是给别人接受。 有些名人、明星傲慢，但傲慢归傲慢并不那么招人讨厌--至少没有引起普遍的反感。为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有傲慢的资格或者说本钱。大腕、巨擘、泰斗级的人物，忒谦虚了反而不好，反而显得有些假了不是？ 我的老板也很傲慢，很少正眼儿夹我；偶尔我踌躇再三谨慎地提点儿什么，他不用嘴而拿鼻子回答我，我很痛苦有时候还特恨他，可是我……倒没觉得这人太让人不能接受，有时候背地里还替他吹嘘几句……他妈的！ 别人怎么样不太清楚，我的愤愤不平或郁闷经常是为些小事儿，比如说前不久过节，我到红桥买螃蟹，那孙子爱答不理的，等我一跟他侃价儿，张嘴正宗大闸蟹空运过来的，斜眼儿瞄了我一眼，那意思你小子坐没坐过飞机还难说呢。一怒之下我一揪他脖领子抡圆了一大嘴巴，跟着一背挎给他扔出去了，余怒未消一脚踢翻了螃蟹篓子--当然这是想像。不过的确窝火：一个小贩，也敢看不起我！ 两方面，双方。 我的意思是什么事儿就怕细琢磨，外地人来京的，打工的也好，做小买卖的也好，甚至捡垃圾的、收泔水要饭的，遭遇傲慢的时候也许不那么激愤；同时，如果外地的达人雅士在北京碰上了服务员、卖票的、看门儿的、开车的、跑腿儿的甚至马路边光着膀子的混混儿，动不动眼睛也长在脑瓜顶儿上，果然可恨。 另一方面，您要真有点儿来头儿，说一驾到，市长到飞机场接去了，也行；要不真有两下子，什么诺贝尔，普利策奖您得过，一句话，北京哪行当说不定就"起飞"了，或不是真大款，奔驰宝马您坐着，小费一上来一百美元，玩儿"扎金花儿"一千起步，也还行，哦，一县级干部，比我们同学他爸差着"五百多级"呢！要不就是一穷酸，不知道北京的院士都"撮堆儿"？大款，就凭您也敢说做买卖的？这儿不是你们山沟也不是"县级市"，您在我们这儿属"小打小闹"一级，甭牛，牛也论不上你呢！ 傲慢，本来应该是大城市人--至少一部分大城市人的通病，可为什么北京人的这毛病就那么突出，或者说为什么如此被人严重地感受，弄到全国共讨的地步呢？北京人的这毛病是怎么养成的呢？说到极致，一个服务员、售票员或者普通工人小干部甚至街头无赖，又有什么资格、资本歧视无论地位、文化修养、物质条件都比自己略胜一筹甚至十筹八筹的外地人呢？仅仅因为是居住在北京，仅仅因为居住的时间比较地长了？怕不一定。单纯的"首都情结"，或大都市情结，也只能说明其中的一部分很可能是一小部分，远不是全部。 理论上，有些东西是很难解释清楚的。至少在许多外地人看来，北京人的--某些的北京人的傲慢根本没有任何道理的，是再怎么"体谅"，再怎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想也还是不能释怀的。所以就有那么多的"凭什么？" 当初"洋人"的傲慢，很好理解，因为他们无论哪方面都比较地"优越"；现在中国人到巴黎、东京受歧视，也有"道理"，因为我们毕竟比较地"土"--文化、习惯上的差异太大；"北佬"到广州被嗤笑，大陆同胞在香港遭人侧目，还有"道理"，因为那边毕竟是给最先开发的。 鲁迅先生说过的，当初异族统治的时候，"南人"就受歧视，至少元朝的时候就很严重，因为他们是后被征服的。正如抗战时期北京的"高丽棒子"就特别地趾高气扬，原因他们是"二鬼子"。我这里丝毫没有对港、穗的人的任何不恭敬的意思，但必须承认的是，当某种"文化"以它的经济实力、文明发展程度为后盾，逐渐征服或改变相对"落后的文化"的时候，最先接受、皈依、或被同化的，就有某种优越感。 在这里，没有必要一定要说明白探讨清楚这是对还是错，但这种情绪情结是肯定存在的。然而问题在于，北京相对于上面提到的城市，并没有优越的地方，也就是说北京，北京人并不具备什么"优势"，那么北京人的傲慢或优越感是哪儿来的呢？ 尤其是开放改革以后，即便商品大潮改变了一切，但相当部分北京人骨子里的那种傲慢劲儿并没有给冲掉，这又是为什么呢？ 前不久据说北京拍的一部电视剧在上海受到冷落，一问原来是忍受不了北京的妄自尊大；可北京人却感觉特委屈：我们都到了这种地步，自我糟蹋，把大爷都改成痞子了，还不依不饶啊，还要怎么你们才瞧着顺眼？上海人就说了，正是你们的装痞，才是真的目空一切妄自尊大呢！ 的确，有些时候，北京人换了个方式，但傲慢不改。 北京的傲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北京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北京人的蠢
不少的外地朋友说北京人比较地蠢。 到底什么地方蠢，都有哪些表现，一般语焉不详；有些时候有的人是真的说不很清楚，而有的人则是不太好说，但总的感觉依然是蠢。我就曾经非常诚恳地请教过我的外地人朋友，大致的回答就是，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的夜郎自大，自我感觉良好，明明吃了亏却还以为占了便宜；有时候以为自己很聪明很高明，对别人的哂笑完全没有感觉；有些自以为是的味道，还可能有些妄自尊大的成分，但即便可意识到一些，感觉到了某种缺陷的时候，并不承认，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去替自己解释开脱，居然有的时候就真的解释通了开脱掉了，接下来立刻又欣然陶然了。 凡此种种，我认为我们身上都有。 也许是近几年接触的外地人多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好意思敞开说了的缘故，我们自己身上的某些"蠢"， 过去真的是不曾感觉、意识到的；对比之下，北京人相对地不机敏；懒于接受不熟悉的东西，总有种全懂全知道的感觉；总习惯认为自己很内行，并且不情愿承认缺陷不足等，绝对是有的，某些方面还很严重。 有些细小的事情，平常我们不曾注意过，因为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了；有些看法观点，我们历来不曾怀疑，因为我们一向以为如此。可一旦来了一些与我们不完全一样的人，用他们的眼光用他们的逻辑他们的习惯来观察品评，也许就会产生惊愕，也许就会产生狐疑，更有可能产生不屑。中国人被西方人批评喜欢在公共场合喧哗，在高档餐厅脱鞋；发达国家的游客惊讶本地人的随地吐痰，中国大陆人则惊讶日本街头柿子树上的柿子没人摘等等，都属于这范畴。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一次我的一个外地朋友来我们公司找我，事先打电话问我怎么走，告诉了可他却要我到门口接他。见面之后他有些抱歉地笑笑，说劳你出来一趟为了省得登记了，说着瞥了眼我们公司门口器宇轩昂的警卫。我恍然大悟地跟他解释，今后无论上什么地方，只要门口站岗的不是背着刺刀枪的真解放军，你就照直进，一定不要登什么记自找麻烦。 我那朋友就问，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站岗的？我就问你们那里没有？他回答说个别单位也有，但远没有北京这么普遍。 回想一下儿，果然。在其他的省市，像点儿样的单位有些规模的公司，门口也有站岗的，但决不如北京这样地普遍。当然，不能不指出的是，有些的部门、单位等的雇保安可能是不得已的，其中原因、内幕不说也罢。但总体而言，装门面吓唬人，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本质是没错的。说中央机关、要害部门、军事禁区、金融机构、保密单位等单说，一个快倒闭了的厂子，收破烂儿的倒垃圾的都"平趟"的地方，弄俩别着电棍的大门口一站，是有点儿荒诞。 最近有些根本不设防的小区口儿也来了，小伙子是任谁也不认识任谁也不敢得罪，看见高级点儿的轿车出入还敬礼，真有贼偷了东西一趟拿不了，弄不好他还得帮着看着，这不是没影儿的事儿吗！说严重点儿，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变态。 据说这举动也好时尚也好，最初不是北京发起的，而外地似乎更学的是国外；但到了北京给发扬光大却绝对是事实。究其原因，理论上无非是"保证治安"，可这方法，在有些外地人眼里，却体现了北京人"蠢"的一面。 再说出门打车，北京的"的哥"够水平早已名声在外了（当然最近不行了，最近来了一大拨远郊区的，水平差远了）。有一回我带一个外地哥们儿从潘家园回海淀，上车没多会儿就开始了，由台海局势就追溯到了抗美援朝，我搭了几句腔，于是那司机越发地滔滔不绝，我也有些飘飘然了。我领教过津门司机的拿上海人开心也听过哈尔滨"的哥"的"黄段子"。要知道，真揣测得到迈克阿瑟的困惑与毛泽东心事儿的，可不是随便什么人--本来我还担心坏了北京"的哥"的名头呢。不由得就瞥了瞥旁边的朋友，而朋友正襟危坐，一脸的木然！到地方下了车我那朋友嘟囔："基本是《黑雪》，几乎没有自己的看法……" 我真的是忍了又忍，绝对含蓄绝对婉转绝对客气："你们湖南拉板儿车的都比他有水平，是吗？" "没这样自以为是……" 整个一天没情绪，再怎么惊叹故宫的宏伟也无济于事。 有一回我陪一对四川来的夫妻逛八达岭。前边有个"团"，看衣着估计是"海外赤子"一类，我们就跟着"蹭"听。导游大半儿是收到了几次相当热烈的掌声的缘故，更加地来神儿了：长发在风中招展，手势极有气势，妙语连珠时不时还来两句笑话，游客阵阵哄堂。解说词根本我也没听，因为本来也不用，只需欣赏朋友脸上的惊愕与陶醉就够了。 "别的省市也有长城……"我忽然就听朋友轻声嘟囔。 胸口堵得慌--我感觉。 可是再仔细想想，记不太清楚了，别的地区好像真的也有长城？尽管如此，我还是为那导游不平：别的地方也许有，就算有，能跟八达岭比吗？也许只剩下几块砖了，也许只是个土丘，否则外国元首们怎么都到北京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登长城呢？ "'楚客之诡云梦未观洪河之险，蜀叟之谈剑阁不识崤函之固'啊！"下得山来，仰天吟道，声音不高不低，恰好他们夫妻能听得到。 "据说在航天飞机上能看到地球上惟一的人工建筑就是长城……"那四川的什么研究生出身的女同胞说，声音也是不高不低，恰好我刚听得到。 "……后来听说已经证实这是误传，可是就算不是误传，中国人也没太多可骄傲的，劳民伤财可根本没有起作用，法国也有个'马其诺'……" 回来的路上，我脑子一直没闲着。往大了说，修长城蠢吗？往小了说，北京人为自己的老祖宗而骄傲蠢吗？ 也许不是所有的北京人都像我这样激愤，可是有些时候，有些的事儿，是不可说不可提甚至不可细琢磨的。真要抬起杠来，说到最后，弄不好我就急了：你要非说北京的长城一般，北京人的文化素质也一般，故宫就那么回事儿北海也比不上西湖，那你来干吗呢？回你们山沟去！我蠢，大爷今儿就蠢了！ 也许，我的情绪我的反应本身就透着一种蠢。 蠢这个字儿，都包含什么含义呢？ 许多人的说北京人的蠢，又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也许，不机灵，不聪明，不识相，不识变通，北京话说"看不出路子来"就是？那这恐怕说对了；还有，如若说蠢就是几分颟顸，些许迟钝，某种程度地自以为是，相当程度的夜郎自大就是？那就更没错了，北京人那就不是"有些"而是"相当"了。今天出租车上"神侃"的"的哥"的爷爷或祖爷爷，很可能当初曾把鸟笼子挂在茶馆儿的檐下，指手画脚地形容着 "虎神营"是如何镇住"洋鬼子" 的；也许关上了院门压低了嗓子说老佛爷背不住要出京了；也许最远到过通州可天下事全在心里；也许翅子席也吃腻过可如今只喝得起豆汁儿，但咸菜丝儿切的不可不细…… 许多的事儿原本就不用操心，许多的事儿历来犯不上着急，许多的事儿一直用不着亲自动手；于是许多的事儿就生疏了，就不"门儿清"了。可是，一旦世道变了，四平八稳的模样还有，大大咧咧的架子还摆着，全门儿清的姿态还在，可心里头多多少少有些没底儿了。然而心里越没底儿，越显得气定神闲，越大马金刀，越洒脱不羁…… 许多的事儿不屑去做甚至不屑去想，明知道鼠媚点儿，下作点儿，贱点儿鬼点儿贼点儿，玩儿点儿花活能得大利享大福，可偏不屑不齿不忍不敢，所以瞧着人家发了财也不眼红……说不眼红也有点儿嫉妒，所以才"已就已就了"，才不忿不安不得劲儿，所以才撇嘴才哂才嘲，嘲人也自嘲…… 规矩也好，习惯也好，传统也好，历史也好，凡老的，就是好的。告别了低矮潮湿快塌了的小平房住了楼，说接不上地气；早起冲杯奶中午来杯啤酒下午来趟"家乐福"，可抱怨着喝碗浆都难，黄酒不零卖，买什么都那么不方便，所以怀念着四合院小吃儿老买卖铺儿。所以必是等到实在"绷不住"了，才勉为其难，才随大流儿，才不能免俗；所以让外人看着才有些痴人说梦，有些坐井观天，有些傻…… 凡此种种，蠢吗？ 蠢。 北京人的某种"蠢"还有另一层含义。 证券投机，不行；传销集资，不行；物流超市连锁店，还不行。文化方面呢？先港台后日韩，小品全是东北味儿，北京大学的高才生全看《大话西游》；西边儿有贾平凹怀古，东有王安忆忆旧，好不容易出了个王朔还让人给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举的京城文化"四大支柱"原来完全站不住脚，更何况还有一大半儿北京人根本不承认他是北京人；玩文化的就剩了个刘一达，出了北京就找不着北；主持人元元可算一花独秀，可一打听原来观众群是一帮北京老太太。惟一说得过去的是京剧了，没料想一考证原来根本不是北京的玩艺儿，徽班进京没多少年，老名角儿还是上海给捧红的。 谁要说北京人不蠢我跟谁急。 蠢点儿就蠢点儿吧，已经这样了。 什么时候北京人就能不蠢了？天安门广场真的改成了集贸市场，西单图书大厦变成了按摩院洗浴中心，四合院全带"欧陆风情"，油条豆浆馄饨全改成了汉堡咖啡薯条儿，胡同口扭完了秧歌儿的老太太也说"好高兴好开心噢"，北京人也许就不蠢了。等到王朔文风改为婉约灵隽一派，刘一达也改卖羊肉串儿了，元元说话也大舌头了，北京的文化也就不蠢了。 等到北京人完全放下了"大爷"的架子，彻底地吸收了上海人的精明，广东人的实际，浙江人的机敏，四川人的泼辣，再加上东北的幽默、西北的淳朴、广西的艰苦朴素、深圳的百无禁忌，再加上河南的忠厚、湖北的温良恭俭让，那北京人就彻底不蠢了。 说起来的话，北京在各地的批评下，已经有了些改进。大连、上海、哈尔滨的人说北京根本没有广场，有广场也是没文化的广场。于是北京人惶恐了，西单修了个卢浮宫，那玻璃塔高耸入云，壮观极了！钓鱼台边儿上那茂密的灌木丛给铲了，丁香、榆叶儿梅木槿连根儿刨--惨不忍睹，代之以平展的草坪，透着那么现代；不是有人撰文说北京的公交车设售票员既是狭隘的地方保护也是浪费还是对乘客的侮辱吗，上下车不分门忒蠢吗？于是也改，于是人多的时候近途的远途的挤成一团怨声载道，没带零钱的把大票儿塞进匣子破口大骂，票款收入大减裁下来的人还得给安排；寒冬里有鲜花绽放，西北风里有椰子树在摇曳，琉璃厂的雕梁画栋宛如浓妆的老妓，平安大道仿古的建筑简直就是恶作剧！我相信这些的煞风景要是问问比较蠢的老北京，也许还不至于发生呢。 当然，由于历史等的原因，北京人的确有些地方的蠢是实在难以忍受的，比如毫无来由的优越性和荒唐地妄自尊大就是。正如前面举的例子，皇亲贵胄也好，破落户也好，早年大茶馆里的闲人也好，现在胡同口儿光着板儿脊梁的侃爷也好，论见识，比不上大部分走南闯北的外埠人，论财大气粗，更没法儿跟人比，可是骨子里总有股高人一等的感觉。美国总统怎么样，不净是养牛的演电影的做小买卖的吗？比尔·盖茨怎么了，发明的东西再好还不是供我儿子玩游戏？要没他我们家孩子没准儿还上了大学呢！道听途说的小道儿消息也好，书摊儿上小报上广播电视上趸来的也好，所知不详却也滔滔不绝；茶余饭后一说一乐也就罢了，可一旦乐此不疲甚至为中东局势来个虚火上升，外人看着是有点儿愚蠢。这样的蠢，知道的，熟悉的，理解的也许会为之一笑，可不知道不熟悉不理解的，就会觉得特讨厌甚至忍无可忍。 改革开放之初，"明珠海鲜"、"大三元"都没开张，北京人对粤菜的认识还停留在吃耗子跟蛇上的时候，我一朋友在丰泽园请了个广州客人吃了顿饭。都点了什么菜记不清了，反正相当丰盛，气氛也特融洽。等"葱烧海参"上来的时候，我朋友就对客人殷勤地让，及至看他尝了尝连连点头的时候，朋友就开始说了：北京的大饭庄以山东为主，山东靠海，所以北京的海味儿天下第一不敢……也差不多。 那客人是个总编，在当地恐怕多少也算个人物，笑眯眯地点了头之后，说我们那里也靠海也有海鲜，有的也有一些特色…… 我朋友不说有些面露不豫吧至少很不以为然，正色道：出海味，不见得会做；像有些东西，水发听说要几十道工序…… "那边来的厨师做得很地道的喽……"--那时候广东人不知怎的老把香港称为"那边"。 我朋友没再说什么，只是笑了笑。说实在的，我也笑了笑，别的我不知道，就知道"丰泽园"20世纪30年代开张的时候请的"八大堂""新丰园"的名厨，而"八大堂"的海菜，再远了不说，当年太后老佛爷都是点了头的！广东？广东记得好像出甘蔗，郭小川诗里说的，至于香港……对了有个"香港脚"…… 头几天有人请我吃饭，翅盅上来我先拿小羹匙浅呷小半口，闭眼两秒半至三秒然后似是而非地点点头；明明不吃饭，"第一鲍"上来一定弄勺米饭和汁儿，鲍可剩而汁儿不可剩；不管什么鱼坚决清蒸绝不红烧；吃果盘儿的时候也许轻描淡写地问，你们那香港的主厨探亲去了…… 当然这并不妨碍哥儿几个一块儿小饭馆撮的时候永远少不了"火爆腰花儿"，自己家做鱼的时候大作料招呼。 我是比过去不蠢了呢还是更蠢了呢，连我自己也糊涂了。  
北京人的笨
北京人的笨表现在不善于做事，也不会赚钱。什么叫笨？不懂得机巧，不识变通，不会走捷径，认死理儿等等，就都是；此外，不科学，不严密，因循守旧，因陋就简等等，也是一种笨。 外埠人对北京人的笨感触颇深，有的见诸笔端，有的则心里窃笑；而北京人，常常懵然不觉。比如有人就异常激愤地说北京人处处设防无论什么破地方也一定要有个站岗的，结果丢的东西比哪儿都多；北京的偏袒本地人方法、理由荒唐而霸道，既没法律根据也不合情理；北京某些暧昧的地方，比如某种意义上的投机取巧甚至某种意义上的骗，手法拙劣方式古老，绝对地傻。 所有这些，都是真的，北京人的确笨。 北京人不仅现在笨，可以说从来就没不笨过。 我在公共电车上售过票，当初为逃票的没少跟人打架，追出好几里揪回来的也有，让人给揍了的也有。不少好心人就说，上海就没这麻烦，人家那儿是上车验票而不是下车检票。现在北京不少线路实施了这方法，但有的仍然坚持老办法，相信纠纷还会不少。乍一看，似乎只是习惯上略有不同，可细一品，恐怕多少有些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北京呢，叫"先礼后兵"，一开始有点儿"假不指着"，可临完了又跟"贼逮似的"，两头儿不落好儿；上海那叫"防患于未然"，公事公办，没那么多虚的。假如学学刘一达再咂摸咂摸，就更有意思了：北京属"官本位文化特征"，上海属"商本位文化特征"，为官嘛，大智若愚，凡事睁只眼闭只眼，想不想，该不该，能不能是一回事儿，做不做又是一回事儿；可一旦闭着的那只眼不能不睁开了，不叫出个"真章儿"来没完！为商呢，亲兄弟明算账，追求最大利润既不低人一等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而做生意，信用规矩规则就必须完备而精准，看似冷漠可实际既方便又少找麻烦。 小到公交车的检票方式，大呢，那就多了。我以为，开放搞活以来北京发生的诸多纠纷、尴尬，小到父子反目夫妻成仇邻里失和，大到企业倒闭公司破产国家重点工程成了"豆腐渣"甚至高官入狱，都与此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儿联系。 举个小例子，当然不恰当，但我们可以看看笨的另一个"侧面儿"。我有个"发小儿"，原来跟我一样，全民企业的职工，后来因为跟头儿"较劲儿"给开了，于是就逮什么干什么。还是多年前呢，那时候"时兴"马路边儿上卖"卤煮"，公交车站卖包子，我这哥们儿曾托人找了个大油筒卖过一阵子煎饼，可能是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后又改蒸包子了。租了半间门脸儿，置办了锅碗瓢勺，保姆市场雇了个小丫头和面，他妈跟他姐也搭把手，包子铺就开张了。地方不错，工商卫生等等的又基本上不花什么钱--地面上熟，派出所街道都多多少少有点儿面子，按说的话是没问题了，发大财不行弄几年鼓捣出个"全聚德"来估计差不多！要不我们哥儿俩喝酒的时候，我把"东来顺"的发展史一说我朋友怎么激动得热泪盈眶，临走非给我装一兜儿包子呢。 任谁也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这买卖竟开不下去了。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什么地方也没出问题，来吃来买的人就算不多可也不是太少，可就一样儿，不赚钱。一个月下来，说一点儿不赚是瞎话，可刨了成本跟小丫头的工资，几乎就剩不下什么了。 长话短说，再后来虽没发展成"全聚德"可我这哥们儿真靠那包子铺赚了钱，后来改正经的饭馆，"红焖羊肉"火过之后饭馆包了出去，眼下跟人合伙经营轿车呢。扭亏为盈一举改变状态的并不是"经营理念上发生了革命性提高"，也不是"作风上有了根本性改观"，甚至也不是临近的人群的"饮食习惯上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有的只是工艺上的一点点儿小改进--请了个高人。 "亏了那'南蛮子'……"我哥们儿说。 这里要解释一下儿，所谓"南蛮子"，是当初北京人还混着蛋的时候，对南方来的打工仔尤其是浙江、安徽一带人的蔑称。说是蔑称，可即便是在当时，骨子里仍有几分嫉妒，偶尔地还带几分亲切；那时候北京的"大爷"们根本分不清说"鸟语"的外地人哪儿是哪儿，凡南方来的就一律学着《说岳》里的金兀术称之为南蛮子，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看见温州的大老板，还别说一块吃过饭，跟人家秘书说过句话还得吹几个月呢。所以无论是真急了的时候还是私下里，还有叫人"浙皮子"的吗？ ……那"南蛮子"究竟是怎么挽救了一个濒临绝境的"企业"的呢？原料的配方上略有小小的改动，尤其是包子的馅儿。具体工艺我那哥们儿至今不多透露，大体上是大油加土豆替代了肉馅儿。包子皮儿在面粉里也掺了点儿东西，既白且暄。成本下去了，外观上去了，自然就多赚了。即便是按现在比较苛刻的标准，无论食品卫生方面的还是道德良心方面的，都无懈可击--猪油和土豆儿也许更有营养；只要不"超标"，适当的添加剂是允许的。 看见没有，这不是一种笨？ 当然，现在那种"大油土豆馅"的包子早已绝迹了，再有就是"坑害"了。然而我知道当初温州的鞋也好晋江的药也好，甚至台湾产的电器，口碑似乎不怎么好。在这里我丝毫没有提倡昧着良心敛财就是不笨的意思，但某种程度上的"变通"，北京人比之于有些的地方，的确不行。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仅就这一点上，可能并不涉及太多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北京人并不比别人"高尚"多少，"实在"多少，"规矩"多少，应该咂摸的似乎是笨多少。 封闭、保守的时间长了，很容易就产生笨；而一旦再是曾经辉煌、"先进"过的，尤其如此。当年，我在青藏高原一个藏族聚居的小镇呆过几年，给我流下深刻印象的除了"一座座山相连"之外，还有湍急的大河以及小河上的那别具风情的水磨。记得藏族老师带着我们春游的时候在水磨边流连，特别对我这个北京来的学生说：利用水力磨青稞炒面可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比起用人推来可省力多了。面对着老师笑吟吟的脸，我想着电影里中原地区的人推磨的身影，果然十分惭愧。可是后来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穷得吃水还使驴驮呢，可磨面却早是用电了，甚至停电的时候都不用人而是用柴油发动机带了。 边陲的藏人比内地的人"笨"的地方恐怕还有一些，然而奇怪的是，从来也没有人说他们笨，甚至从来就没有这么认为过。为什么？如果看看西藏拉萨八角街上的商品和那些生意人，看看姑娘身上的时装和手机也许就明白了。实际上，"笨"在很大程度上不光是指"原始"，更多地可能是墨守成规。在全国各地，相对"原始"的地方很多，可是为什么北京人显得特别地笨呢？原因恐怕也正在此。先是对某些的先进包括加引号儿的先进的排斥，然后是不得已捏着鼻子的接受，再然后是瞻前顾后笨手笨脚的效仿，效法模仿的工夫又不到家，于是经常就出现不伦不类，于是就更显得笨了。 所以，欧洲游客用筷子夹饺子，永远也学不好京剧里的道白，一点儿也不笨；上海西餐厅里食客对刀叉的运用自如，证券交易市场里的老太太对大势研判的高瞻远瞩以及短线分析的精深入微，更不笨。拿筷子吃西餐的豪气已不在了，拎起画眉笼子任谁也不夹了的豪情也不在了，端起二锅头给个县长都不换的豪言也不说了，生意场上来几句"鸟语"，AA制实行了几天觉着忒累可动不动为谁老不结账而义愤填膺，编电视剧炒港台的"戏说"，传销、"职介"、"切汇"、"碰瓷儿"、"信息台"玩儿进了公安局，等等等等，够笨，实在是笨到家了，北京人。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北京人的懒
说到懒，我相信许多的北京人对这个词儿并不特别反感。 假如哪个外地人对哪个北京人说你比较地懒，我估计得有一半儿的会装出几分惭愧，然后微笑着点点头。当然在公司里老板板起脸来的"指出"就另当别论了，那时候就不会装惭愧露微笑，而是要拍着胸脯辩白或作痛苦悔恨状的。 大城市人，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环境相对不那么恶劣，多少有些闲散，有些懒惰，情有可原嘛。可是这"懒"必定是要在一定的程度上才是可以原谅，可以接受的。一旦超过了一定限度或者比较随意或富有创意的加以"引申"、"发展"了，这事儿就不怎么好了，就是令人不安的了。 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小小的注意，就是先把一些不属于北京特有的"懒"给剔出去。我看到一些对北京人的批评，其中有关"懒"的方面的，其实并不单指北京。比如说北京人懒到了不盖房，不倒垃圾，不"收破烂儿"，不照看孩子，都通通交给了民工、保姆等等。实际上，这是大都市病，并非是北京独有，上海、广州、重庆等甚至一些中等城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比如香港也有"菲佣"，中东石油大国外籍工人包揽所有体力劳动等。这涉及的是城乡、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因素，虽然很值得探讨或争论，但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说来真的有些不好意思，北京人相对于其他城市或地区，的确有自己独特的懒。其中的有些特点，想起来颇有些费解，有的时候简直叫人哭笑不得。 举个小例子：中国人是勤劳的，北京人自然也是中国人，当然也是勤劳的。中国人在国外，这勤劳的特点尤其能显现出来。现在国外的科技精英不提了，早年间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发家致富以及给人留下好印象好名声，听说不外"几把刀"。具体几把刀记不清楚了，但至少有菜刀和剪刀。即便当今，中国人在国外经营餐馆和服装生意的不是仍是大批的吗。然而，至少这"两把刀的勤劳"，北京人不具备。 想当初，北京有个"造寸"，服装店的牌子上特意标出"上海迁京"的字样。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领子里翻出"造寸"、"雷蒙"的商标来，是叫人"肃然起敬"的；想当初，北京的大饭庄，甭管股东是谁，经营的掌勺的，必是山东人才叫得响。即便现在"名厨料理"不还是拿香港说事儿吗。 今天放眼整个北京，经营餐饮业的北京人不多，甚至可以说少之又少。也许在簋街的角落，你还会看到一两个操着京腔的女老板，也许在胡同深处，或许还碰见一个半个卖"卤煮"的老头儿，而凡是上点儿档次的地方，无论是富丽堂皇的生猛海鲜还是气势恢弘的正宗川菜，无论是雅得可爱的"沪上本邦"还是憨得可疑的"小土豆儿"，已经没北京人什么事儿了。菜肴的风味上没有，服务员领班没有，经理董事还是没有，于是就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北京人已经在这个相当红火的产业中悄然隐退了。原?##愕?几大楼"早已风雨飘摇。 而裁缝、服装店就更不用说了。这两年遍布街头巷尾的小裁缝店少了许多，而几年前这行业一直是被南方人垄断的；近一段时间，无论生产还是营销，无论品牌还是店面，"北京"两个字简直彻底不存在了。服装厂倒闭、转产，贫嘴的服装摊儿的主人也早已改行，过去挺时髦儿的"玩儿服装"一族，忽然间没影儿了。即便在三里屯，举着"正经杭绸"、"地道苏绣"的北京人也见少，"前南"、俄罗斯的许多"倒儿爷"疑惑着，怎么原来的"北京大姐"换成了嘴里没含"茄子"的南方小妹了。 吃，还有穿，这两大市场，这永远不会衰败永远会红火的行当，这金山，没北京人的份儿了。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北京人懒，懒得挣这份钱，可实际情况则复杂得多。 北京人还没有懒到看这儿大把钞票都不想挣的地步，甚至也没有懒到小把钞票不想挣，如果看看那些卖袜子的下岗女工跟早市上跟小贩争得脸红脖子粗的老爷们儿，也许就能明白点儿什么；假如再看看在企业里挣扎着的，战战兢兢的，公司里忍耐着的，浑浑噩噩着的一群；再看看酒店里捏着嗓子学港味儿的服务员，夜里街头吃着烤羊肉串儿就"要着"的"的哥"，电气车上流着汗的乘务员、商城里委屈着的收银员，可能又感觉北京人也许并不太懒。 所以，这就是北京人特有的"懒"，这懒最集中的特点有两点：一是"懒于"面对或承受风险；再就是"懒于"掉价儿。 在餐饮界，北京人有过辉煌。我清楚地记得沙滩"翠花餐厅"的火爆与轰动，因为那时候我正在附近工作。那时候以及后来一段儿时间里，"开饭馆的"几乎就是"大款"的代名词；而经营餐饮，似乎绝对是稳赚不赔。而所以大部分的人没有干，不是不想不是懒，而是钱不够。那个时候，无论是何种风味的餐厅，无论是哪儿请来的"名厨"，无论跑堂儿的什么口音，一旦你要找老板，里面一定会踱出个气定神闲眼睛长在头顶的"大哥"，或是八面玲珑能把死人说活了的"大姐"--百分之百的北京人。所以就纳闷儿了呢，现在这些人都哪儿去了呢？ 我知道一个。 至少我知道他们中的一个，现在正在路口儿（哪个路口儿抱歉不说了），打着小旗儿"指挥"自行车呢。 我的一个朋友，国有企业工人出身，卖菜起家，正好住的是门脸儿房，最先经营了一阵子"出口转内销"的毛衣，后来就开了家饭馆。地点嘛……好在这地方已经拆了，就在宣武门里路东。那边儿住的，如果记性好的话也许还能记得起，就是那家儿"宫爆鸡丁"学文革时期的"灶儿温"不放花生米而放核桃儿仁的，想起来了吗？ 我哥们儿这饭馆属于"风味餐厅"，什么风味？想要什么风味有什么风味。比如一开始有北京风味的炒饼，有比"东来顺"量大可价儿低的爆羊肉，比"康乐"还舍得用油的香酥鸡，还有比"丰泽园"的烤馒头还奢华的炸馒头。后来又有了西北风味的"泡馍"、"拉面"，四川风味的火锅。再后来还上过"生猛海鲜"--原先的鱼缸里弄了两只王八。基围虾则用"标本"，如果真有客人点，就临时上斜对面儿的海鲜馆儿去买原料。也不能说没"火"过，一天的流水最多也到过两千。而生意有点儿不行了，是在满大街是"红焖羊肉"的时候。 临近的饭馆越开越多，时新的菜又一拨儿接一波儿；食客选择的余地一大也就越发地挑剔，流行的风味变化一快就总有赶不上趟儿的感觉。再后来又出了"家常菜"，像"天外天"、"郭林"等的，地儿好，菜价儿不高还什么风味全有，于是越来越多的小饭馆就露出窘相来了。那一阵子聪明点儿的老板纷纷地"撤"了，敛敛几年挣的钱改投资其他，饭馆往外一包，既没了风险又有固定的收入。可我这朋友属于"不识时务"的，就是不转这个弯儿：经过考察研究，原来自家的店一是太小二是档次不够三是地点也差四是风味特点不突出，于是在靠近南郊新建的小区边儿上弄了个"火锅城"。 经营了一年多，招牌换了几回，到最后终于支持不住了。盘了店还账一算纯赔了不到四十万，东躲西藏了小半年，债主的围追堵截告了一段落，这才臊眉耷眼地去上班儿。又咬着牙请了他们单位的头儿撮了几顿--旷工的事儿不追究了，总算没除名，大街上踏踏实实站岗去了。 就我知道，许许多多北京人的"懒"就是这么来的。 除了饭馆，还记得当初胡同口卖菜的，卖瓜果梨桃儿秤上"找齐儿"的，大街上卖煎饼卤煮，马路边儿开公司的吗？还记得那阵子流行的各种"指标"，钢材、盘条、电解铜；汽车、水泥、聚乙烯吗？那时候北京人可一点儿不懒。上广东进服装往外地"背烟"去俄罗斯贩羽绒服，工程转包信息披露，拉广告，做保险，开网站，办中介，哪儿样不是北京人的天下？ 当原来挣钱相对容易的许多行当逐渐变得风波险恶的时候，当原本不用殚精竭虑，不用拼死拼活就能生存变成不玩儿命就玩儿完，玩儿命了也保不齐不玩儿完的时候，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北京人就逐渐变得"懒"了起来。原因很简单，养尊处优惯了的北京大爷和"准大爷"们，本来也不是干这个的材料。再往深了说，就是素质上比人家差：没有走南闯北的经历，眼光就短浅；没种过田挑过粪没饿得打过晃儿，就没有吃大苦赚小钱的心理准备，心态就不好；没有生意场上几起几落的历史，遇到挫折就怨天尤人；尤其再有个尽管不甘心可也说得过去的"退路"，再加一点儿"曾经沧海，除却巫山"的傲气以及"乐天知命"的恬淡，"袖手何妨闲处看"的超然劲儿就出来了。 "忒累。"--这几乎成了不成功的北京人的口头语了。 所以，所以当着许许多多到北京来"淘金"的外埠打工客，那些早已成功正在成功即将成功的大老板中老板小老板们，当着他们带着几分疑惑几分嘲弄几分怜悯小心翼翼拐弯儿抹角儿地问，"既然……的话……那为什么……"的时候，北京人通常就会微笑着摇摇头："懒得弄那些个……" 于是，先是倒垃圾捡破烂收废品，再是小买卖贩水果小商品，再是发廊餐馆歌厅酒店，再是小商场大超市大公司，再是重要机关权重部门，影视文化，大街上卖光盘的，火车站倒票的，医院门口儿的"托儿"，北京人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都"悄然隐退"了，都让那些"不累"的人们给顶了，替了。 因为北京人懒的太累，对"太累"经常地就不仅不屑，简直有些痛恨了。 真的就"不累"了吗？ 而"懒"，说得文雅一点儿叫"慵"。一旦引申开来，就是慵散，闲适，疏放，洒脱，豁达等了，就是另一种境界了。多多少少带点儿"大隐隐于市"的味道，多多少少沾点"看破红尘"的格调，当然这里面绝没有一点点儿的"酸"。 我所在的公司对面就是赫赫有名的"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最近我们公司举步维艰，就把原本有点儿样儿的礼堂租给了"天意"的老板们当了库房。出来进去，看着大集装箱三天两头地来，光租金动辄十几万，也说不清楚心里是什么滋味。我对这些南腔北调的老板们历来是"敬而远之"的，也许是看惯了他们的斤斤计较，跟送货的司机争得脸红脖子粗，与进货的熟人丝毫不讲情面，吃方便面骑小三轮住小平房喝啤酒不就菜等等。然而有一天我跟他们其中的一个喝酒，也不知道怎么就说起子女就学的话题。我为儿子上了"民办公助"的中学交的一万多块钱骂了几句，他没跟着骂，只是替我解心宽地说，我儿子上小学交了三万多赞助呢……不过不怕，等他上中学，就是交三十万也认了…… 实话说，我心里"格登"一下儿，我历来不缺甚至很富有的自尊自傲一瞬间没了。我可以坐着，抽着烟呷着茶看着他们汗流浃背地上货送货奴颜婢膝地跟我们经理套近乎侃租金；我也不必殚精竭虑地揣摩行情为积压而惶恐为脱销而焦虑，我不屑为那蝇头小利而假装笑脸，更不会因此而对天起誓。然而，真需要钱的时候，实事求是地说我比他们窘迫得多，遇见事儿了我也比他们气短得多。 懒，无论是什么样的懒，真的假的，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北京人为自己的"懒"已经付出或正在付出了。 值得欣慰的是，在暑期的时候"麦当劳"里，已经能听到打工的大学生有北京口音的了；等到大批的处长、科长、科员、工人、下岗职工的儿子、女儿们开始在河南的包工队里干活儿了，"皇城老妈"的服务员操着京片子了，清理油烟机的送水的修空调的甚至收废品的是我的街坊、同学同事的孩子而我儿子也不再老说"忒累"了，真的去扫了马路也不想自杀了，也许咱北京人就彻底地不懒了。 早晚有这么一天。  
北京人的狂
如果说在外地人眼里北京人的傲慢、蠢、笨、懒还可以容忍的话，那北京人的"狂"就是最难让人接受的了。 我第一次体会到北京人的狂并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外地。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工作，"城市老爷卫生部"给砸烂之后，开始执行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从北京到了青海。一家人住在西宁市的"西宁宾馆"里，市"革委"的领导们出面招待北京来的"全体革命职工"。吃饭的时候谈笑风生，其中一个大半也算个人物，可说到北京似乎还有些心有余悸的样子："你们北京人可真厉害！" 原来那人不久前到北京去"外调"，住店时好像因为介绍信有什么疑问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与服务员有了小小的争议。那人的陪同或是下属就说了，这是我们省的什么什么领导。服务员似乎怔了怔，立刻就不吵了，都以为这下好办了。没想到的是他十分恭谦严肃地问："知道×××吗？" 知道吗？！要知道×××其时是省里的大人物，党政军大权独揽不说，反他的人不少是吃了枪子儿的，去看看《青海日报》大门口墙上的弹痕吧。提他的大名，大部分青海人是要尿裤子的！ "那是我儿子。"服务员指着自己的鼻子，不紧不慢十分平静地宣布。 也许，北京人真正的"狂"还不全在于此，比如说北京的服务员也好售货员、售票员也好，历来没把外地的官儿们放在眼里，至少"县太爷"一级是不在话下的；外地人，对北京人的"狂"的反感有的时候并不是在北京人对官的蔑视上，如果对权贵一律地蔑视，粪土当年万户侯也还罢了，相反，很多时候又是对权对官儿的"自我化"。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一个外地人和一个北京人喝酒，微醺之余外地人也许会说，我们那儿县长家我都去过。北京人呢，十有###会尽量掩藏着笑，宽宏大度地带着体谅点点头，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一件小事儿或跟谁谁吃过两回饭。外地人必是要等到第二天酒醒之后才咂摸过味儿来，他结交的也好熟悉的也好间接认识的也好，至少比自己的高三十级。同时也许还想起，一块儿吃饭，似乎从来是自己结的账，托办的事，也一直没消息。 就算，就算没有压谁一头的话，也没有撇嘴和哂笑，有的时候北京人的气质或者神态就叫许多人受不了。出租车上，面对着"的哥"的高谈阔论，有的外地人就心悦诚服自惭形秽，有的就觉得自己碰上了疯子；有的就纳闷他怎么对中央政治局内幕如此清楚对萨达姆的脾气摸得这么透？有的就视为痴人说梦。买东西也好，住宿也好，吃饭也好，逛公园也罢，不知不觉中总会碰上一些趾高气扬的家伙，总会遇见一些莫名其妙的张狂与轻狂。比如说让外地人感触最深的那些驱赶与吆喝着外地"老冒儿"的售票员，俨然丞相门前五品官的公园收票员，表面恭敬而暗藏杀机，宰你没商量，宰了你还笑你傻，你抗议就是大逆不道。 令人费解的是，即便是商品大潮早已吞没了一切的今天，即便许许多多的"规范"、约定俗成的"风尚"已经"治"好了大多数城市的"欺生症"，可在北京仍然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暗流"在涌动。用我的一个外地朋友的话说，就是你们北京人是礼貌多了，在公共汽车上旅店里也不怎么总是遭训斥了，可是我总觉得与其如此还不如过去了呢。你们北京人的轻视人看不起人由外表改到了心里。 "我最讨厌，最最讨厌的就是你们北京人的那种不出声的笑！"我的那个外地朋友说，"还不如痛痛快快地骂我呢，怎么就那样的狂妄，凭什么？" 问得好，凭什么？ 有一个词儿现在不怎么出现了，有一种人现在基本看不见了，就是所谓的"狂生"。狂生或者狂士我们在书里见过不少，这些人都有什么特点呢？恃才傲物的有，不容于世的有，时乖命蹇的有；使酒骂座俾睨群小的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有，总而言之就是不忿不屑不*?不指着；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无为无不为；就是"从前阔"，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就是"墙上的野猫猛似虎，没毛儿的凤凰不如鸡"。而所有的狂生，必然是要有两下子的，否则也就没有资格狂；然而这所谓的"两下子"，又大部分没能施展开来或者一时半会儿没法儿施展，所以才要狂。北京人的所谓"狂"，或多或少与古时候的狂生有些类似，然而奇怪的是，咱们这儿怎么忽然凭空就冒出如此多的"狂生呢"？ 实际上，北京人的"狂"是有些来历的。 八旗贵胄名门后裔就不必说了，哪怕现在穷得丁当响呢，往前脋那么几辈儿，说不定金马玉堂钟鸣鼎食之家；就算不是贵族出身，直接或着间接地，十分或者九分八分地跟人家亲近过，不亲近也接近过，不接近也靠近过，至少见过感受过受过熏陶--从国外回来的人爱谈政治，五星级酒店的服务员看不上国产西装，清华大学扫地的都带书卷气，联防队员急了张嘴就"我拘了你！"--跟这一个意思。再有就是当初或雄赳赳坐着坦克车进京的，或金榜题名鲤鱼跳了龙门的，或者揣着公文组织部报到的，当然不能混同于一般。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必然也应该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感，尽管有的时候不被人理解。还记得当初"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感叹吗？一旦堂堂国家干部、知识分子、正式职工混得不如街头卖假药的，他们外地人十分敏感的"不出声的笑"就经常挂在脸上了。 平心而论，有些的"狂"并不是北京人的特有。香港卫视中文台一个著名节目请了个在美国教书的上海籍著名嘉宾，在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忘了怎么个话题说到了上海人的有些高傲，于是这个著名人士无意中就掰着手指算开了，上海人每年平均创造多少产值，每年为支援各地贡献了多少等等；我在不同场合直接或间接地听过不止一个广东人说过，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为全国财政做了多少贡献。甚至假如广东真的独立了，什么亚洲四小龙通通不在话下的论调都出现过。 "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的心脏"和"东方的巴黎"还有"亚洲的得克萨斯"与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当然是有一定的关系，但令人费解的是，有的时候越是对这些地方的繁荣、文明没有贡献的，反而越有优越感。所以这些人的"狂"，的确是非常叫人受不了的。 北京的流氓，上海的瘪三，广州的瘾君子，并不能代表北京，也不能代表上海，广州。我一直没有机会到美国国会或哈佛去演讲，所以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他们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随地吐痰，同时也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看好莱坞的"大片"。好在我现在就能告诉那些对北京人的"狂"深恶痛绝的外埠人，北京人并不都狂；同时还要有些惭愧惶恐地补充一点儿，也许，有的时候，一些相当有修养的北京人的表现出的"狂"，是对某种浮夸、虚妄的一种反动。 当年欧洲上流社会鄙视美国人，尤其讨厌那些"该死的得克萨斯暴发户"，而这种情绪也蔓延到了欧洲的平民阶层。这种鄙视是不是很可怜或很荒谬我们这里不做评论，但是如果仔细地体味目前北京人的某些的"狂"，多多少少有些"没落贵族"的味道。而这种情绪或情结，一方面是某种失落嫉妒的混合体，而其表现形式，往往就是对许许多多公认的好东西的蔑视；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捍卫，尽管所捍卫的东西的价值值得怀疑。就后者来说，这些人并不是"遗老"，也没有太多的激愤郁闷，甚至也不太多地留恋什么，然而却墨守着从小，从他爷爷那辈儿就养成一些规矩或者情结或者操守或者情调……总而言之说不清楚的那么一股劲儿吧。 这些人不拒绝现代，"麦当劳"照吃，"的"照打，空调照用，也并不怀恋豆汁儿大碗茶、"当当车"、芭蕉扇，可是却绝没有浮夸虚妄，绝没有投机钻营，绝没有哗众取宠。燕窝大鲍翅，也没摇头叹息，可招待客人炸酱面也一点儿也没显窘迫；偶尔让人请了回"高尔夫"回来也没吹半个月，有人给介绍"法拉利"也听得挺仔细，可并不妨碍琢磨着什么时候遛遛画眉，书桌下面藏几罐蛐蛐儿；有人忽发现那澄浆罐值俩儿钱了也从来没想找人估估价儿；听说安在旭要来没欣喜若狂，知道刘晓庆进了班房也没好几宿睡不着觉，可是听说哪儿要拆了说不定骑车过去看看；电视里的歌星也知道几个，电视剧插曲也会哼哼可时不时地沏壶茶听听唱片里的"二黄"；掌故轶闻知道得不多，老"八大饭庄"什么菜拿手也不怎么门儿清，早年间没跟"爱新觉罗"有什么瓜葛，小时候也没吃过"谭家菜"，跟齐白石下过棋，跟梅兰芳的儿子没的说，可爱看《茶馆》喜欢"人艺"偶尔也炒盘儿麻豆腐；职位名声也好生意也好收入也好，当然从来在意，从来也没不在意过，可给个"理事"却不一定干，日本那边有人请，年薪多少多少万十有###还就不去。 这些的人，属于甭跟他们致气的一群。所以有的时候，大红大紫的，小红小紫的；特明白特机灵的，比较明白比较机灵的；前卫的，乡土的，学者型的精英式的；居高临下的，礼贤下士的，如果觉着他们有些狂，少招惹少答理他们就是了，犯不上。  
北京人的贫
用外地人的话来说，就是北京人特别能"耍嘴"。北京话呢，一般来说该叫"臭贫"吧。北京人爱耍嘴，好臭贫？ 也许我自己是北京人，也许没有太长时间居住在其他地方的缘故，当我头一次听人家对我们有此评价的时候，并未太在意。可是说的人多了，最近文章上也看到了，这才着实吃了一惊。能举个例子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等到我弄明白了他们大致的意思，心里多少也轻松了些。外地人所说的北京人的"耍嘴"、"油腔滑调"、"云山雾罩"、"尖酸刻薄"等等，固然都有来由，可是仔细分析一下儿，真正"纯北京"的恶习并不突出，还有些属于误会，更有些属于地域性的偏见或者说误解。 首先来说，能"侃"善"聊"，喜"摆龙门阵"，能"聒天"，好"谝传"，爱"唠嗑"，并非北京人的专利。若干年前，我在成都的一家担担面馆等人（那时候四川还没发展到全省皆涮呢），看着旁边几个口若悬河的人就感觉有些奇怪：大半是受了古龙武侠小说"蜀中唐门"的影响，真以为四川人大都缄默而凶悍呢。那时候三峡才开始动工，话题就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地方发展规划水土保持功在千秋事有利弊等等，不小心我插了句嘴，不料没遭白眼，跟前倒多了杯"大曲"，好在等的人没到，于是也就加入进去了。后来由澜仓江聊到湄公河，苏联援建埃及的大坝到以色列与阿拉伯的水之争，四川人的能聊算是领教了。 此外亲身经历的还有天津，还有哈尔滨、牡丹江。都说东北人豪爽好客，可我以为他们的能"侃"会逗笑儿，天生的乐观幽默的特点至少不比豪爽来的差，要不怎么出了赵本山跟雪村呢。假如你在那里的城乡结合部碰上了个见过世面的赶大车的，再假如你一不留神让他欣赏上了或者一不留神话里伤着他了，那就听吧，我敢担保，北京胡同里的"片儿汤话"大师，仨绑一块儿也不是对手！ 话虽是这么说，北京人的擅长"神哨"并且历史悠久也是事实。过去就不提了，那时候的"小道消息"、政治幽默大都出自北京。而现在，北京人，或者说相当部分的北京人，"懂"政治，关心时事，好发宏论，擅分析时局，喜针砭时弊，还多少对历史有些研究，也是事实。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儿没准儿就会发现，各地的"神聊"、"胡侃"、"山哨"各有特色，其他地方的内容、范围就不一一说了，可北京人偏重于政治、文化大概是不会错的。 然而遗憾的是北京虽然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可北京人却不一定全是政治家文学家，因而有的时候就给人以"痴人说梦"的错觉，因而也就难怪有许多外地人说北京人很善于"信口开河滔滔不绝"了。最新的"段子"说，刘晓庆的被抓，四川人首先查出她根本不能算四川人；上海人先是全表示不知道，然后听说歌星和影星本来不是一回事立刻就义愤填膺了，然后赶忙分析富人纳税对股市的影响；广州的酒楼已经推出了"监狱套餐"，电视剧《影后的末路》也已经到了后期制作了；而北京的文化人则全不表态，倒是马路边儿摆摊儿卖袜子的压低了嗓子：你知道她得罪谁了吗？ 其次，某种程度上的地域差异造成的语言习惯上的不同，表达方式上的区别，也容易引起误会。有位叫严亚亚的先生写了一篇《感受京腔》的文章，这个"仅在北京生活了大半年"的作者，居然说北京话听起来"说不出的亲切和舒服"！受宠若惊之余，真有好好跟他聊聊的冲动，我相信正经的北京爷们儿没一个不想结交他的。文章中说北京人说话，一是快，二是发音较含混，三是儿话音很多。 这三个特点，我相信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听了，多半会有些莫名其妙的。 先说快，初到江浙、湖北、四川等地的北方人，差不多都有跟不上趟儿的感觉；我在无锡听过女人吵架，哪还是什么"软语"，真跟炒豆儿似的，听得我直喘不过气儿来；武汉街头听俩人抬扛，则完全"耳不暇接"。再说含混，现在有不少北京人已经承认了，可是仍旧有人认为"正经的普通话"本来就是这么说的。至于儿话音多，那就要看跟哪儿比了，你听河北保定一带听听试试。我认识一个河北新城县的哥们儿，说猪下水：肠儿肚儿，"儿"是特意强化突出的，听着就想笑。 按说口音、方言的不同与"耍贫"、"油腔滑调"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可一旦在感受各种口音的时候哪怕是掺进了一点儿感晴色彩，说话人要表达的意思甚至神态用心往往就会发生变化，产生歧义。这也是我上边罗嗦了半天的原因。 我看过一个电视台的搞笑节目，就是给日本电影《追捕》重新配音，罪犯那原本冷酷生涩的声音忽然变成了河北乡下土里土气的味儿了，结果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可是要注意的是，那个配音者的家乡人，很可能笑的就不很厉害。还有看过长春电影制片厂早期译制的苏联电影吗？那里边的苏联军官一嘴的东北话，猛一听以为赵本山配的音呢，好听是好听了，可总感觉不对路子。 我在平谷县的一个小山村生活过几年，那时候尚未改革开放山区还是相对闭塞的。偶尔跟一位大叔谈起隔了不到十里临近的村子的说话，那大叔一点儿开玩笑的意思没有，说他们村儿的人说话都跟驴叫一般，原因是他们那边儿水硬。 北京人的风趣调侃以及某些语言习惯，让某些不习惯或本来就心存戒心的外地人听来，往往会产生误会，甚至令人生厌。可能不是主要原因，但也可能是北京人"贫"的一个因素。饭馆里同样一句"来了您呐"，有的人就可能感到亲切友好，有的可能就感觉对方是在表示"又来了一个挨宰的"所发出的欢呼；"慢走了您呐"，也许是客气，可没准儿是"快滚吧"的艺术化。相声大师也是语言大师侯宝林模仿让自行车撞了的人："你给你爸请大夫把我撞药铺来干吗呀？"我相信，这样的"贫"并不是所有的人，包括北京人所能够理解、欣赏的。 同样是骑自行车发生碰撞，萧乾先生有过记述，说有一回雪后路滑差点儿撞倒了人，对方当然要有所表示："嗨，别在这儿练车啊！" 这句话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意思？我相信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理解，也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的。即便是"老北京"，感觉也不一定相同，有的就会感觉受到侮辱而有的则会产生惭愧，而有的则可能绷不住自己也笑出来！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发生了这样的尴尬或小小的意外，"受害者"是怎么表示的呢？最文明的上海人也许自己反倒说声"对不住"，然而这里面丝毫没有这句歉词的本来含义，也许让人感觉一丝冷漠尖刻；广州人一定先看看衣兜儿里最新式的手机有没有受伤，头也不抬接着走路；天津就略微复杂了，多半朝对方打量打量："嘛呀这是我说，这大活人没瞧见？"然后根据对方态度，或者是"您呐没嘛事儿吧？走吧爷们儿，没嘛没嘛！"也许就"下来吧您呐，我骨头都折了。" 上海人最冷静也最理智也最谦和--没有油腔滑调也不耍贫；广州人最实际、最忙碌也最不计较所谓的"面子"，同样也不油腔滑调和耍贫；天津既直爽又难缠，如果你谦和他也大量，可你要是趾高气扬，真揍你一顿也说不定。而北京人就大不一样了，北京人不怎么理智，不甘心吃哑巴亏可一般也不太强悍，既要有面子还不能有失身份，既让你感觉难堪还给你留着面子，在双方都照顾周全的情况下，还忘不了幽默。同时，无论你是什么人，也无论你是心存歉疚还是暗骂活该，"别在这儿练车啊"什么意思您自己咂摸去。于是，如果你真的是十分的过意不去，这话就是给您解心宽呢，天津人讲话"够哏儿的"；可如果撞了人还有理了，骑出几步也许才回过味儿来，恶心半天--自找。 所以，有些时候北京人的不宽容也好，耍贫也好，并非完全地是市侩习气和油腔滑调，生活态度和语言习惯上的差异容易使北京人与外地人之间产生一些隔膜。两年前我在海淀学院路坐"小公共"，车里的座位空着一半我就知道他得等，可车上一个衣着入时挺有气质的姑娘忍不住了："你说上来就走，怎么还不走？早知道……" 听口音是四川人。 "哎哟我说大姐您着的哪份儿急呀，耽误不了您多会儿……前门、王府井、东单、北京站！上来就走……" 眼瞧着路边刚斜眼瞄着"小公共"的俩小姐打了"的"，售票员回过身来："您瞧着表，再一分钟不动窝儿您打着我走……"冲着绝尘而去的出租呶呶嘴，"摆什么谱儿呀，不就歌厅扭扭屁股吗，嘿，够我忙活好几天的……前门王府井……我不是说，咱谁也不是大款，都不容易……" 那小姐愤然下了车开始招手。 我相信她对北京人的"臭贫"是反感透了。 然而我知道，那典型的北京人售票员的"臭贫"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那小姐解心宽，甚至是在"安慰"她：您是"正经人"……不那么轻狂，也不摆谱儿装阔…… 说了这么多了，也辩白半天了，可不能不承认的是，北京人--有一部分，哪怕是一小部分人，的确够"贫"的，而且也的确够招人讨厌的。这是些什么人？市井的无赖，街头的"混混儿"，口若悬河的骗子，招摇撞骗的"托儿"还有相当一部分自我感觉良好小市民。 知道文学大师刘心武是怎么给"老北京"划线儿的吗？ 就政治地位来说，不属于干部范畴；就经济地位来说，属于低薪范畴；就总体文化水平来说，属于低文化范畴；就总体职业特征来说，大多属于城市服务性行业，重工业中技术性较差，体力劳动成分较重的范畴；就居住区域来说，大多还集中在北京城内那些还未及改造的大小胡同和大小杂院之中；就生活方式来说，相对而言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色彩；就总体状况的稳定性而言，超过北京城其他居民。 应该说刘大师的划分是相当精准的，尽管现在情况比较当初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但在他发表看法的时候这样的划分无疑是对的。总体来说，"老北京"基本等同于"下层老百姓"。为什么"老北京"就一定是在"下层"以及是怎么下去的我们先不管，可是就算一百八十个不情愿，我们还是得承认，我们真的是在"下边儿"。 下层、下等、下属、下策、下九流、下三烂……什么东西一跟"下"连上边儿就不太妙，你听见有谁说"上贱"吗？于是乎凡"下"必然是肮脏污秽没起色的。这其中，隐隐约约地似乎还隐藏着一个涵义，就是指有些充满诱惑可又见不得人，难上台面可又难以割舍的东西，比如说"地下"的什么什么；再比如我们身上的"那玩艺儿"明明位于中段儿，可历来称之为"下体"。 实际上，所谓的"下层百姓"里也分级，按照传统的（当然是错误的）观点，最不可救药的就是"车、船、店、脚、牙"，"没罪也该杀"嘛。 "车、船、店、脚、牙，"为什么如此可恨我们还是先不说，可要命的是，外地人到北京，最先接触的恰好正是这些人。北京人呢，据我考证，可能是时代变迁的缘故，对"车船店脚"没怎么在意，甚至有些"优良传统优良品质"都丢了，惟独这"牙"继承了甚至发扬光大起来了。所以，来北京的外地人，就算感觉车好乘了，旅馆饭店的服务质量提高了可依旧觉得北京人的油腔滑调说话损惹人讨厌，大半与碰到了太多的"牙"们有关。大到专业"中介"、"职介"，"中间商"，小到"商务代表"，旅馆饭店向导，车票、机票、门票、诊号贩子和五花八门的"托儿"，就全是"牙"。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还是忍不住找补一句，尽管"牙行"的人一般操的是"纯正的北京话"，但是一，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北京人正在逐渐从这一"领域"撤除；二，其他各城市也同样有这情况发生，也有一些"地面儿上的人物"在呼风唤雨，可之所以没有太一致地遭到谴责，是不是有些程式化情绪化的东西在起着作用？比如说北京人本不该如此，尤其不应如此等等。因此，北京人在感到难堪的同时也应该感到荣幸，因为一是人家指出的讥笑的嘲讽的正是我们该指出该讥笑该嘲讽的地方，二是要明白没有人会对一堆狗屎加以讥笑和嘲讽的，这里面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儿恨铁不成钢的味儿；同时必须意识到，有些时候我们洋洋得意的样子真的很难看，我们用流畅圆润的口音损了人，挤兑了人，占了人的便宜的时候，正好像在脑门儿上贴了张条儿，上面写着两个字："下贱"。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最早的贵族
一个人，如果有了"毛病"，无论什么毛病都是有原因的。大毛病有大原因，小毛病有小原因；可问题在于，知道有毛病不算什么，找出毛病的原因就难了。再者，有的毛病是能改的，有的毛病就是改不了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京人的可爱也好可恨也好，总有他的来龙去脉，有些的根源尽管已经很难说得清，有些毛病就算难改，可不妨适当地刨刨根儿，是美是丑无所谓，总之是要朝好的美的方向发展。有朝一日全国人民一提起北京北京人来了，个个全翘大拇哥；什么时候哥儿几个姐儿几个一到外地，人家一听是北京人全惊喜万分不似亲人胜似亲人……那咱什么滋味？ 老北京人的特点。 前面说了，北京的人口结构相当特殊。特点之一就是当初是满族人最集中，至少是满族的精英最集中的地方。 千百年来，政权的更迭不新鲜，可远古时代不说，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统治，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两次，一次是元的灭宋，一次是清的灭明。而这两次都与北京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北京是他们的政权所在地，是都城。 元大都时间上离我们太远了，而满族人则统治了二百年。就在几十年前，他们还作为异族的统治者，被我们热血沸腾的祖辈父辈所痛恨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曾是辛亥革命的最响亮的口号，激励、鼓舞并伴随着革命的成功吗？一个民族当然是不会消亡，但至少是在北京，满族与汉族早已融合。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应当知道的是，也同样是几十年前，北京满汉两族在习俗上还是有相当的区别的。有些的不同，比如婚丧嫁取、服饰称谓等，区别还是有一些的。而这些区别的消失，从根本上来说，其实并不是什么"消失"，而是一种同化。谁同化了谁？或者说谁给谁同化了？答案当然是清楚明了的：相互的同化。 必须要注意的是，目前仍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相对集中的满族人，尽管他们保持、保存了满族的一切文化、习俗，可他们并不是那些曾在全国的大城市里执掌权利的八旗贵族们"撤退"之后的一支。他们是富足的，但不曾骄奢淫逸；他们是骁勇的，但不曾凶悍残暴；他们是勤劳的，但不曾衰败落魄。因而这里所说的"旗人"文化特征或这种特征的融合或消亡，单指的是都市中当年的统治者和后来的被压迫者，与东北地区历来生于斯长于斯并没有参与征服与被推翻的满族人不是一回事。于是，多少有些大言不惭，多少有些不客气：满族人--精确一点儿地说满贵族的文化特征--无论精华与糟粕的体现，大部分是在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身上的。 说到满族，首先联想起的似乎就是"入侵"。当年"鞑虏"在汉奸的协助、"邀请"之下长驱直入，铁蹄踏遍大江南北，奴役压迫了中华各族；然后联想起来的恐怕就是"腐败"与"无能"，因为中国近代的一切屈辱、落后几乎都与大清统治有关。在这里，必须要说的一点就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至少有一些人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阶级"的观点，于是所谓的"鞑虏"驱除了，中国并没有由此走向繁荣富强，相反而是更加孱弱几近亡国。满族，作为一个征服者与统治者，从民族的角度出发究竟有那些特征呢？这恐怕不是我们这里要深入讨论的问题，而且我相信读者已经感到有些厌烦了。可是有两件事，我们还得一提，因为这两件事想起来有些意思，也与后面要说的有一些关系。 有意思的事儿，一是他们的来，还有就是他们的"走"--在北京。 还不要说有多少历史知识，只要看过电视剧的就知道当年满汉是经过浴血奋战最后才分出胜负的。战事之惨烈，也正因为有了民族的性质而空前。连清太祖也在宁远受重伤，而后来的"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就更不用说了。可多少有些奇怪的是，当初的清兵进入北京--大明社稷之所在，中华民族的首都，根本就没有遭遇真正的抵抗！ 不仅没有真正的抵抗，大明的官僚阉党一帮败类，竟然胁迫文武百官"出城拜迎"，甚至要百姓"沿街焚香叩头"。北京的百姓是不是真的沿街焚香叩头了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至今为此而愤然：怎么就没有来个全市暴动，就算全城人都殉了难也值了！ 在北京所以没有发生激烈的抵抗，与清王朝的当时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一方面，声称他们的进北京，是为着"明故君仗义出师"；大肆进行"抚定燕都，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等欺骗性宣传；另一方面又下令为庄烈帝服丧三日并加以厚葬，并许诺不强迫不改变汉人服制，不强制剃发等，欺骗愚弄市民。后又假手金之俊等人以汉人的立场提出虚假的"十从十不从"，即在文化、服制、习俗方面的所谓"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言语文字不从"。 现在再看"十从十不从"是何等的虚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亡国之民哪还有什么尊严？紧接着对北京的清洗进行得坚决而彻底，迁徙自满与歧视变本加厉。然而，无论当初北京的老百姓们忍受了多少欺辱，也无论后来在感受到了愚弄后有多激愤，可种族间的仇杀、民族仇恨的表现等，在北京并不十分突出却是事实。也许，血淋淋的屠杀，惨绝人寰的浩劫等场面在清兵入北京时没有出现，于是作为一个"特例"，从一开始的时候，民族矛盾相对与其他地方的表现形式就有所不同。 第二个奇怪的事情就是：辛亥革命志士在南方的大声疾呼在北京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甚至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起义也没有发生；而在大清的覆亡之时，北京人于共和政府对"清室"的优待，甚至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愤怒。相反，张勋的"辫子军"来的时候却受到了相当多的人的欢迎。 这两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第一，满族人固然强悍的，但同样是聪明的；作为当时的侵略者，是狡猾与阴险；但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也有它能吸收、接纳融合其他文化、文明的优点。尽管后来的历史学者在诠释这一现象时，说满族入关后对汉文化的宽容完全是一种无奈，但大清王朝鼎盛时期中华文明的昌盛却一定是满汉文化交融的结果。第二，经过两百多年之后，满汉两族之间的融合，至少在北京已成事实，民族间的怨恨早已烟消云散不说，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了。 日前有的人撰文说北京人都是"杂种"，虽然听着刺耳，也不排除种族的偏见，但多少也有些道理。从这个角度出发，至少"老北京人"就文化特点来说，正是满汉的混血。此其中，究竟是哪一族占主导的探讨，不仅没有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徒劳无益的。但是，当我们着手分析北京人的特点的时候，又不可能完全回避满族这个有着特殊遭遇的民族的一些特点。 有的史学家把清入关前的社会划为奴隶社会，且不管这种界定是否正确，但有一个事实是不容抹杀的，那就是满族在入关前的发展状况比之于汉族是要落后很多的，即使在军事实力上也并不占上风。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统治一个相对先进的民族，并且统治者的人数上还处于劣势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我们不可能对此做深入的探讨，但有几点是肯定的，那至少就有猜忌、警惕、自卑与自傲和自赏。清王朝的文字狱是中国历朝历代最严重的；甚至到了王朝的危急时刻，满贵族对挽救了大清江山的以汉族为主的部队仍是有所顾忌的；即便到了王朝末期，整个贵族阶层都已没落，经商或靠卖力气、耍手艺吃饭仍被视为一种耻辱。  书包网 www.aIhUaU.com
后来的贵族
不少人一提"旗人"就是养尊处优提笼架鸟游手好闲，实际上，这种情况可能出现过，但已经离我们很远，甚至在我们的父辈甚至祖辈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变了。即使是在"钱粮"仍旧发放的时候，就算"旗兵"每月照样"关饷"的时候，"贵族"从整体上说就已经相当地贫穷了。老舍先生写了一篇《正红旗下》，里面描写的"我的大姐的婆婆"是个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儿子是个骁骑校，按说也算有点儿地位的，至少不能算最底层的了。然而这并不妨碍"她老人家"到处赊欠和频繁出入当铺，当然也不妨碍她为了排场十冬腊月买两条"碧绿的、尖上还带着一点黄花的黄瓜，摆在关公面前；到春夏之交，要买些用小蒲包装着的，头一批成熟的十三陵大樱桃，陈列在供桌上"。 而"我的父亲是堂堂正正的旗兵负着保卫皇城的重任，每月不过才领三两银子，里面还每每搀着两小块假的"。这点儿银子对维持一家的生活实在很难，所以每当领到了，"我母亲"就一定"先核计着还多少债"，并且盘算着如何去面对那些"油盐店的山东人和钱铺子里的山西人"，因为连他们也"对旗籍主顾越来越不客气了。" 老舍先生讲述的事情大约发生在"戊戌变法"前后，而那个时候，"旗人"就有的已经开始学一些小手艺了。比如说那个"我大舅的儿子二哥福海"，一个"三品亮蓝顶子的参领的儿子的惊人之笔"，就是个"拜过师的油漆匠"。而他，也就已经沦落为"半个旗人"了。 如果说"戊戌变法"时广大的旗民的生活还能勉强对付，有的还能适当地讲些排场的话，那么辛亥革命之后，没有了"钱粮"的旗民的生活就更加困苦了。1926年，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发表了一篇《北京拉车的苦工》的文章，以社会学者的眼光调查了解了北京拉洋车这一行业的状况，并对从业人员进行了分析。他的调查统计结果，在今天我们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当时北京拉车的苦工竟占当时全城市民的7％，"换言之，每十四个人，每九个男子，或每六个十六至五十岁的男人中间就有一个车夫。"根据他的推算，北京城里19％的居民是靠着洋车夫的行业过活的。 他调查后证实，以籍贯论，北京城的这些车夫本地的占最多，约有53％，还不算北京周边郊的，这些人也占31％。而这些人当中，"旗人"出身的最多！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不过十几年时间，而李景汉先生发表文章是在1926年，也就是说距辛亥革命不过十来年，而当时"旗人"的拉车恐怕也有一段儿时间了。如此说来，也就是二十年不到的时间，北京城里满族人的生活条件、生存状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假如说十几二十年前当个油漆匠还遭人歧视，那么现在能够拉车恐怕就已经相当幸运了。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像老舍先生笔下的那些在"戊戌变法"时惊惶失措，暗忖"给每人一百亩地"都要饿死，怕"把大拇脚指头锄掉了"的老牌儿公子哥儿们，他们的境况又该如何呢？ 生活条件生存状态的急剧变化会给往日的贵族们的心理上带来些什么呢？这虽然仍不是我们重点要研究的，但有几点还是确定的，那就是怨天尤人和自暴自弃。也许，也许还有一点儿激愤，有一点儿狭促，有一点儿羞愧。如此说来，那典型小市民的气人有笑人无、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屑，同时贫贱中的傲，窘迫中的豁达，挣扎中的闲适等等与此有没有关系呢？还有，对功名利禄的淡漠，对急功近利的轻蔑，对"暴发户"的不耻以及毫无来由的优越感等等，是不是多多少少与此有关呢？ 如果我们仔细地回忆一下儿，当年在我们小的时候，穷街陋巷之中，黢黑潮湿的小南屋里，也许就会看见打鼓儿的都不要的破掸瓶、帽筒，裂纹的花瓶儿，或者快要散了架的条案，也许还有紫檀的插屏、翡翠的烟嘴；还有张嘴就骂人的谁的奶奶，或说话特"损"的谁的舅舅。然而一旦你受了欺负或者有求于他们了，那"奶奶"一定拄着棍儿去替你"拔幢"（撑腰之意），而平素永远扬眉吐气的"舅舅"，甚至能低三下四地去求你的老师，说你的旷课是让他给勾走逮蛐蛐儿去了。 据我的父母回忆，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家有个老妈子就是个旗人。当初我们家也就属"小康"，并不很富裕，所以那个陈姓的老太太很勤快，很为我们家节省，多少年之后还是挺受怀念的。然而就是如此一个没文化的老妇人，竟有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儿，就是"有前清必有后清！" 过去我们家有个邻居，也是旗人，比我父母大一辈我叫他李爷爷。打从我记事开始，就知道他每天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坐着。他不养鸟不玩儿鸽子不讲究吃喝，极和蔼，极平静，对我来说极慈祥，然而就是不干任何一件事，完全彻底地不干。他和他的老伴儿的惟一的生活来源就是他女儿每月给的一点儿不多的钱，因此连到胡同口儿买一分钱韭菜花儿、一分钱辣椒糊、一分钱酱豆腐的讲究都谈不上，甚至喝豆汁儿就着切得极细的咸菜丝这一典型的习惯也没有。那时候夏天家家在院子里吃饭，但他从来不；那时候街坊之间多多少少有些来往，他也从不与任何人来往。可是听街坊说，他原来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儿，曾经什么都爱好过，甚至还会做诗！最后他默默地死了，整个大院甚至没有任何人表示过哀伤。 完全地蔑视一切"俗套"同时谨守着繁文缛节，长期的潦倒落魄与经常性的踌躇满志，一贯地尖酸刻薄和历来的和善宽厚；相互矛盾，水火不容的品质、性格的和谐统一。哎，这就是老北京的"旗人"--永远的"贵族"和永远的"贱族"。 老北京当然不是满族一家人的天地，北京的汉、回、蒙族人至少在大清的后半段儿人口上是占多数的。然而，几百年来，汉人的血液里早已混杂了"旗人"的血。多少年来汉族人或者是给满族人当差，或者给他们服务，尽管骨子里仍然总有那么一股酸劲儿，可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在模仿着，效法着他们的"大气"和豁达与潇洒。"旗人"的派头儿、排场、超脱还有某种意义上的"俗"；八角鼓与梅花时调，西皮流水与奉天大鼓，纺绸长衫、紫貂坎肩与改良旗袍、粗布汗溻儿，五柳鱼大闸蟹，绍兴花雕与烧子盖儿，炸鹿尾儿，老米熬豆汁儿，一切的一切，早已搅成一团混合在一起；有的就连称谓也跟着变了，什么"爹"、"姑爸爸"等以及种种的礼数规矩等等。 这种混合一方面有追求时髦的一面，也有满汉通婚后难再分彼此的一面。当然，民国前后逐渐发达起来的一些汉族人，有许多是看不起"穷旗人"的。可是在他们的趾高气扬之中，又总有那么一种"气短"的感觉，于是在他们的堂屋的墙上，就一定挂几幅字画；说起画眉跟靛颏来，也一定不能不精通；提起过去，则必是跟哪个贝勒格格有过瓜葛。同时，还一定谨尊着某些的规矩，照顾着许多的面子，张扬中不失本分，通达中不忘勤勉。 所以，当着社会发生巨变的时候，安分守己和"随大溜儿"就成了这些人一成不变的哲学。而保守、不思进取，不擅变通则是特点。因此，无论"八大堂"还是"八大祥"，也无论是大戏园子还是大饭庄，在他们金碧辉煌的招牌和宽阔幽深的店堂里，总有那么一股子霉味儿。 应该说，在旧北京，整个城市就有一股的霉味儿。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那时候外来人怎么看北京
旧时代的文人墨客对北京的描述、回忆很多，然而调子，整体上说是灰色的。 写过 《边城》的沈从文，在1946年用他特有的敏感略带哀伤地给我们描画了北平，对北平的所谓"文化中心"的知识和文物"能不能激发中国年青人的生命热忱，或一种感印、思索，引起他对祖国过去和未来一点深刻的爱？能不能由于爱，此后即活得更勇敢些，坚实些，也合理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看到："人倒很多，汽车，三轮车，洋车，自行车上面都有人。街道宽阔而清洁，车辆上的人都似乎不必担心相互碰撞。可是许多人一眼看去都差不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吃的胖胖的特种人物，包含伟人和羊肉馆掌柜，神气间即有相通处。俨然已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种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情形中，脸上各部官能因不曾好好运用，都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神情。另外一种，即是油滑，市侩乡宦官僚侦探特有的装作憨厚和谦虚的油滑……" 是的，沈先生的观察是细微和精准的，暮气沉沉的北京，还有暮气沉沉，有着"退化"表情的北京人！ 朱自清先生在抗战胜利后有一篇《回来杂记》，谈了一点儿对北平的印象，整篇文章充满了失望与惆怅。萧条、陈腐、古旧，慢吞吞的车，毫无生气的文化甚至还有"新手"劫匪，殴打着车夫并骂着要"×你有民主思想的妈"的巡警等。先生感叹着"北平是有点晃荡了"。 另一个作家叫彭芳草的，更早在1928年就叹道："我总觉得这里是灰色的；这里的人们也都奄奄待毙，没有一丝丝的生气。古老的都城早应该坍了吧？ "古的，老的充满了一城，就是所谓新的也是被暮气熏过了的，于是乎无往而不是灰色。" 还有一个著名作家，就是笔名"芦焚"的师陀，写了一篇《什刹海与小市民》，笔触就相当尖锐了："我认为小市民是人类中最堕落的一种，尤其是道地的所谓北京人，跟着政局的污流，渐渐趋于没落一途。他们日里在垃圾堆上玩玩百灵，麦雀，押当吃饺子，打牌喝老酒，夜间听听戏，听听戏！世界就在听戏与吃酒之间翻身，在他们是毫不相干的。据说人类的一切恶行皆由于外界的激迫，问题太大，暂且搁开，但一任世界打滚的态度，是多少近乎竹林七贤的……" 这位先生把"道地的北京人"划为小市民一类，并说到什刹海"喝茶"的基本上都是小市民，固然有失偏颇；然而，把终日里浑浑噩噩国家前途人类命运全不放在心上的小市民讽为"竹林七贤"，倒也别致新颖。不过平心而论，他说的还是有一些道理的。 在旧北京，尤其是民国到解放前一段儿，北平在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而闲适慵散的日子也过不下去了的时候，尤其是在民国政权在南京设立再经过日本的多年统治之后，"阔人已骑黄鹤去，此地空余文化城"（鲁迅语），百业凋敝世风日下，古城的确是在腐败发霉，而被这霉气熏蒸的北京人，有许许多多的变成了"小市民"也就不足为奇了。 驱散霉味儿的是解放军入城嘹亮的军号，是天安门的礼炮！ 当北京的市民头一次看到"颈上挂着加拿大冲锋枪"的解放军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的人的心里，新奇与忐忑是要多于欢欣鼓舞的。也许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将会有多大的变化。  
第一批"新北京人"极其特点
新中国建立，北平重又变成了北京。对北京这座古城来说，是决定性的。在此前，国内外早就流传：南京是中国的政治首都，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首都，而北京则是文化首都。而现在，一切全是"瞎掰"了，北京堂堂正正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了！ 前面说过了，新中国建国之后，不能说全部，但至少大部分中国的人才精英就全来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究竟来了多少人？没有精确的统计，但也简单，回顾一下儿你周围的人，看看有多少是"纯正"的"老北京"就明白了，当然这还不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 我没有进行过科学的统计，只有一个粗略的估计，根据对我自己的、街坊邻居同学同事等熟悉的家庭调查，结果就是在改革开放前，"老北京"已经不占多数了。至于建国初期来了多少人，现在恐怕连估计也困难。 在新中国建国后一段时间里，精英们都包括哪些人呢，以什么人为主体呢？答案很清楚，就是干部，主要是部队干部。我们知道，新中国政府的基础，就是人民军队。在那个年代，工农干部还没有来得及培养，所以从战争转向建设，人才、干部的来源必然也只能是部队，至少主要是来源于部队。即便是以后了，如果你问某个领导干部的出身，假如他说自己没打过仗，那一定很少见。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整个北京是让解放军接管了大概是不会错的。军代表，后来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领导--部长、处长、科长，厂长、书记等等。 部队干部有什么特点呢？政治上坚定可靠，工作作风上雷厉风行，生活作风上俭朴勤快是没错的。在这些人当中，自然也不排除有个别的政治上不大可靠，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上有各种缺陷的，但就总体而言，素质是相当高的。从个人的精神面貌和为人处世上说，这些人也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就是比较地坦诚、热情而较少权谋与圆滑，不世故，不轻佻也不浮华，比较地笃实与勤勉。他们乐观、积极，干劲十足，同时还充满着信心。 战争经历，军事化的生活，造就了一大批的革命干部，他们有理由也有能力扫清旧世界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解放人民领导人民在废墟上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如果我们现在用"意气风发"来形容这些解放者们，一定很恰当。因为在当时，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引领着潮流的，他们是年轻的共和国真正的主人。当然，从理论上讲人民才是社会的主人，但这些解放着、教育着、领导着人民的先进分子，自己本身也就是人民，只不过与"普通老百姓"有一定区别罢了。而"不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不正是需要经常告诫自己的吗？ 像一股清风，吹散了笼罩在古城上的阴霾，给北京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同时，改变了或改变着整个北京的一切：人际关系，时尚习俗--尊卑、服饰、称谓、精神面貌等。一方面，他们在宣传在号召在教导在发布命令，另一方面也在身体力行，有意无意地影响着、吸引着世代居住于此的普通老百姓；而所有的普通老百姓，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一个由戒备到好奇再到钦佩然后是崇敬的过程。 行将倒闭的工厂重焕生机，即将破产的业主看到了希望，贫民窟得到改造，车夫也受到尊敬……所有这一切，赢得了人民的欢呼，也赢得了信任与拥戴。如果说在经历了艰苦卓绝成全了千秋功业之后心里有那么一点儿自豪，有那么一丝满足感，那不仅是很自然的，甚至是很合理的；而没有，则是不正常的。 于是，在建国以后一段时间里，北京--也许包括全国的大城市但典型的是北京--人的阶层就形成了两大板块，即引领着潮流风尚的干部阶层和追随、模仿同时多少有些失落感的非干部阶层。在所谓"非干部阶层"里面当然还包括一些其他不属于"小市民"的人群，这我们在后面再讨论。 也许，现在我们就已经看出些端倪了，某些造就了"北京人"的条件似乎已经具备了，那就是"霸气"与经过改良了的市民习气的结合；优越感与失落感并存。然而，这还远远不够，如果以为"北京人"如此简单就形成了，未免太小瞧我们了--我们既没有这么简单也没有这么浅薄，真正的"化合"甚至还没有开始呢。  
新旧两代文化人
北京是文化古城，历来是文人学者麇集的地方。历代封建王朝实行的科举选士制度，官僚制度，以及后来的首都地位，自然而然就使北京成了文人最集中的地方。 中国，尤其是旧时代的中国知识阶层的传统思想、操守等特点，许多人已经做了深入的研究，这里就不再多说了。我们要适当讨论一点儿的，一是北京这个城市的文化特征；二是"新文化人"的形成及特点。 比较而言，上海自民国以来一直受到中国文化精英们的青睐。什么原因？就因为上海历来比较地开放，空气从来也没有北京那样的凝重、压抑和沉闷。上海一度是中国真正的文化中心，中国现代的大部分文学家，都是在上海而不是在北京发展起来的。在这一点上，北京有它的优势，但总体上还是处于劣势的。 鲁迅先生对京、沪两地的区别有过精辟的论述，"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物，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 鲁迅先生分析的，自然是两地文化的根源，而借用的"清流、浊流"之分，恰好形象地勾勒出了两地文化根源上的区别。说得远一点儿，北京早先是既不"清"也不"浊"的，中国历史上文化辉煌的年代，本来没北京什么事儿。唐是以长安为文化中心的，宋的时候中原及江南又取代了长安，明的迁都完全是政治上的考虑，多少带有偶然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北京从纯粹的文化的角度，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地方。在清以前，可能与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关系，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大多在江南，形成了多点繁荣的局面；即便是在清代，文人墨客大部分仍出在南方，而北京的名士学子除了做官与编纂之外，抒发性情吟哦风月的不是没有，但终没有形成气候，因此上鲁迅先生的"从官得食、赖以糊口"之说，的确一针见血。 再者，有的学者认为，大清一代的学术特征，是以古典学派的"朴"学代表的。即在学问上下"笨工夫"，倾向考察考据，提倡追本溯源，于是"无论经学、史学、诸子学、校勘学、小学、地理、金石、辨伪、辑轶各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成绩。"（刘大杰语）就拿鲁迅先生来说，也是从校勘《嵇康集》开始，走的是晚清一代学者的老路。这种文化学术上的特点，当然与清王朝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有直接的关系，从而也影响、制约了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为后来的"变"做了准备。而北京，这种"学风"尤其明显，即便是在"五四"之后，终究也没有成为"新文化"的中心。 上世纪20～30年代以来，上海文化的活跃与北京文化的沉闷，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新、旧文化的消长；同时，有意思的是，以北京为代表的"旧派"不仅没有完全地没落消亡，后经脱胎换骨，居然重新又发扬光大起来，重新确立了自己文化中心的地位。这一方面当然要归功为北京首都地位的再次确立，而另方面还说明了北京文化底蕴的深厚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 由此，北京的文化学术就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特征、氛围，即沉实厚重、博大精深，正统正宗，中庸平和，但缺乏创新精神并带有浓重的"皇家"味道。 相对应的北京的"文化人"，自然也就有了自己的特征。相对地保守，相对被动地接受新思潮、新观念；经常地以正统自居，对某些无论是否有用是否正确的"实用主义"的自觉不自觉的抵制与轻蔑，对功利目的不耻等等。因此，在有些时候，当有些人颂扬北京的文化气氛的浓重，夸奖北京、北京人有文化、有修养、有学问的时候，其中恐怕多少掺一些讥讽；而北京"文化人"之末流，肚子里没什么又放不下架子，于是成了人家恣意取笑的"穷酸"和"假道学"就更好理解了。 解放以来，北京的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各文化机关，个学校学院开始了大规模的建立、扩充、加强。全国的文化精英，陆续进京；各高等学府的学生陆续毕业。几乎可以说，凡能来或毕业留在首都的，就都是有两下子的--没两下子的既来不了也留不下。 新的学风、新的教育、新的知识，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环境，使北京的教育界青春焕发；而浓重的学术气氛，大量的卓有成就的教授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与传统，又使求学的人受到熏陶，于是，一批又一批朝气蓬勃同时具有最优秀文化素养的年青人被培养出来了。建国后文革前这十七年的时间中，北京的各高等学府究竟培养出了多少人才我不知道，但知道的是，目前我国整个的知识文化界，正是这样的人在支撑着的，他们是中坚是骨干，是继承者也是开拓者。就这个意义上讲，当然不仅局限于北京，从整体上说这些精英应该是我们国家的最宝贵的财富；是中华文明的，当代中国文化科学技术无可比拟的继承者与传播者，是整个民族精华之所在。而北京，首先作为文化中心，则是人才最集中的地方--至少在大部分时间如此。 北京历来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他们也经历过磨难和不被理解；这些历经磨难"大堆"的人，会给北京"带来"或者"平添"些什么呢？北京的"非知识阶层"，对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北京的平民阶层，历来有崇尚知识、知识分子的传统。据书上记载（这话现在很时髦，为省事借来用），旧时代北京人可以看不起暴发户的招摇，可对漂泊来的穷书生一向恭敬；解放前北京所有的买卖，店铺、旅舍、房东、饭馆对外地的大学生从来是最客气的，文革后小市民们虽然对"臭老九"的落魄多少有些幸灾乐祸的情绪，可骨子里更多的是尊敬而不是反感；也许，京都子民对"学而优则仕"的道理知道得太清楚了，都有些势利；然而长期的耳闻目染和熏陶，北京的平民对"文化人"敬重与模仿在不自觉中成了习惯，有的时候自己也"一不留神"沾了他们的仙气儿。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小小的总结（一）
前面，我们对北京人的构成来源有了一点回顾，对特定的人群的精神状态的来历也粗粗地说了一点儿。那么现在就有可能适当地做一点归纳总结了，也就是说可以对这些人整体上的精神风貌有个比较细致的描绘了。 考察或谈论一个城市的特点，它的风格及人文，必是要一个时间的范围。而这时间段如何截取却颇费周章。太早了，断层太大，说明不了问题；过近，则有些渊源脉络就脋不清楚。笔者反复权衡，以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年龄为参考对象。当今最能体现北京人特点的是哪些人呢？太年轻的和太年迈的肯定不是，比如那些手机经常换，网友最亲近，昨儿还在探讨谢霆锋左脚第四跟脚趾的长度今儿除了安载旭看谁都别扭了的最酷一族，北京上海广州或者随便哪个城市分别不是太大。太老的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无论怎么表现都代表不了什么也很少再能影响什么了。比方说任何一个外地人在北京遇到一个八十几岁的老者，老者再谦和也会给当成"古董"，也不会从他身上"看到了北京人的成熟儒雅与恬淡"。 由此，笔者以为比较理想的时间范围似应为20世纪50年代中、后至70年代中、后期。现在最能代表北京风貌的人，正好是在这时期或风华正茂或刚刚长成或已经有些懂事；而北京的人口结构在此期间又是相对稳定的阶段。 如果我们就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北京来说，居民的构成大致就是这么几块儿：世代居住在北京的老住户；解放后进京的新住户（以干部为主）；逐渐多起来的毕业的学生和比他们稍早或同时在北京落户的知识分子。从层次上分，那就有"新贵"、"旧贵"--"旧贵"里包括"平民"、还有又贵又贱的大、中、小知识文化阶层。 经历了辉煌富足与落魄贫穷，大起大落的旗人以及那些与旗人水乳茭融了的汉族贫民，是最广大的"小"市民阶层。这些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正如刘心武先生表述的，无论职业收入修养等都处于相对的"底层"。但他们对传统有着惊人的继承能力，"记性"也特别的好。这些人与其他城市的小市民的区别在于既本分踏实同时又有很大成分的郁闷与不平；尽管往日的辉煌早已成为模糊的影子了，就算安贫知命早已成为人生信条了，可是总还是有那么一丝地轻蔑--并不针对谁，也并不针对某件事。这些人把"脸面"看得比命还重要，经常表现得大大咧咧全没当回事儿--大杂院里光着膀子端着海碗喝豆汁，孩子打架了大人跟着掺和动不动开骂，穿"出国"的鞋，打一分钱的醋，买两根黄瓜偏让人饶把香菜--全没一点儿不好意思；可婚丧嫁娶过生日办满月中秋过年，"礼儿上"不仅没得挑，补丁衣裳熨熨场面上还挺是那么回事儿；说话办事透着那么圆满，做派透着那么大气；面有菜色的一群对"精致"的菜肴不大动刀叉，饥肠似乎对一毛五一两的茶叶末更感兴趣；然而即便是大碗的炖肉端上来，不仅没有任何人会"发出尖叫"，更没有谁的眼睛会"放光"，必要的时候也许会委婉地指出，"色儿"是不略微有点儿重了？ 半头砖支着红木贴皮儿的立柜，"六面樟"的箱子底儿是发了霉的大褂儿，瓷冰箱挂的锡早已卖了钱，荷花缸里种着土豆儿，瘸了腿儿的香炉里养着指甲草或"死不了"--破落、贫寒；满宫满调地哼着"二黄"的三轮车夫原先是红极一时的"名票"，街道工厂白头发会计也许是内务府的权贵；回民食堂的伙计可能某大饭庄的股东，委托店的店员更没准是皇族。北洋政府的大员在看自行车，盐业银行的高级职员在捡破烂儿，五族共和时的议员在居委会发耗子药，民国财政部的司长正扫街。旧的与新的"遗民"，还有他们的老成持重的儿子，不声不响的女儿，瞄着别人的脸，永远迟钝着，并敏感着；永远地恭敬、顺从，但永远也没人知道他们的内心--这是在解放后"沦为"小市民的一群，数量不很多，但影响还是有的。 除了最早的贫民和最新的贫民，再有就是逐渐没落的原来的"中产阶级"。小职员（旧政府机关机构的、国营私营公司的）为主，包括小买卖业主--羊肉床子猪肉杠的老板，大店堂的二掌柜，原来兴盛现在败落消失的各行业中的优秀者--戏班的班主，二房东，牙行的掮客，工厂的"高管"等等。要知道北京历来是行政、消费型城市，因此这类人较其他城市就更多。解放后分期分批地改了行或换了主人，收入普遍有所降低但有固定的职业收入也还过得去。当然，这些人细分的话还是挺有区别的，其中文化上，兴趣上，情致上是有高有低有粗有细的，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大于区别：不高不低，没有太大起落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态决定了他们是相对平和的一群，同时也是相对平庸的一群。他们在市民阶层处于中间地位，这些人在机关单位在工厂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但多少具备的一技之长或基本素质又不至于混得太惨；他们有限度地受尊敬，可一旦忘乎所以就可能倒霉；并不忍气吞声但必须谨小慎微，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于是，他们也就不想再有什么作为，没有奢望也从来不失望，没有理想也不需要理想。在情感和生活习惯上，他们更接近于"新遗民"，有的时候私下里也有些不平，偶尔也"忆旧"，但又不愿把自己归为"穷人"一路，因此对"老遗民"们的无所顾忌是远远躲着的，同时又哂笑着工农出身的干部们的"粗鲁"与"笨拙"，但轻易不表现出来。 在气质上与小市民有本质区别的就是干部阶层。  
小小的总结（二）
我们都知道，干部历来分级，随大军入城接管的，是一层，这里面也包括陆续调动、提升的干部。这些人一般至少在行政十七级以上，在中央各机关部委固然属"一般工作人员"，但到外埠起码是个"县太爷"了。 这里虽然说的是"十七级往上"，可是又不包括太高级别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不是因为别的，因为"领导人"们数量相对地少又深居简出，对社会风尚的影响有限。 其实，我们过去习惯上称之为"干部"的，正是指的这样层次级别的；像某个工厂的小干事，办事员一类，也脱产，行政上也二十几级，可他的儿子如果也称自己是"干部子弟"，是要叫人笑掉大牙的。 这一层面上的人，是真正的"新贵"。正因为北京是首都是中央一切机构所在地，庞大的机构里和所有重要、相对重要的部门里，甚至大部分中等规模的机关厂矿中，就有大量的干部--数量多。在当初，政治压倒一切，行政手段是惟一手段的时代，干部决定着一切--权利大。与其他城市有明显区别的是，在北京，干部，包括下面要说的"准干部"，甚至可以组成一个阶级！在当初，北京从行政上身份上说只有两种人，不是干部就是工人，而北京的工业从来比不上其他的大城市，真正的产业工人更少，所以这些"国家干部"在北京也"成堆"。 "成堆"的结果就是这些人早已成为普通人或混同于普通人，不很起眼，也并不招摇。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人才能够真正地影响了北京的一切。 这些人最大的特征就是自信。 首先来说骨子里的自信是装不出来的，而纯粹的趾高气扬或小人得志，这最让人难以接受尤其容易遭"遗民"白眼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恰恰又基本没有。在一个被"占领"的城市，这种现象应该说少见，可是并不奇怪：他们用自己的热情、坦诚和谦虚，还有勤奋和俭朴征服了北京的市民。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政府的干部，是受尊敬的。 于是，他们的服饰，气质，行动做派都成了模仿的对象；南腔北调的口音，从来也没有引起哪怕是一丁儿点儿的歧视，相反，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是不带一点儿口音，简直就不像干部了。这些人对政治的敏感，对小节的某种忽视，有话直说的脾气，甚至看人的眼神说话的口吻等等，都被人接受并悄悄地影响着人们，无形中，北京的风气、风尚发生了变化，整个北京似乎都自信起来了。 我家的一个亲戚60年代初从外地回北京，他是解放前夕走的，知道回来后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首先是感觉前门楼子高了，肃穆了；再就是人整个变了，甚至亲戚朋友都变了。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人都好像是干部了，说话都那么有政策水平，都那么眼光远大同时又掌握分寸，甚至连上点岁数的都变得没那么多虚礼儿而一张嘴"最近工作还好吧"，不知道的还以为领导接见呢，他说。使他惊异不已的还有，他到从小玩儿惯了的胡同口小铺儿买烟，过去的油盐店老掌柜跟他谈起了公私合营的必要性及国家政策个人得失等等，"水平绝对不比我们那儿的县长低！" 后来部队复员、转业，陆续从工人中选拔，知识青年中任用，于是相对级别较低的干部数量也很大。这些人政治上一般比较地可靠，同样有朝气，同样信心十足；如果说与前面提到的干部有区别，主要是在气质上。也许是修养的程度不同，可能更多一点儿"自我感觉良好"而"底气"相对不足，似乎缺了点儿气定神闲与从容不迫。当然，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或许还有些"傲"，而这种所谓的傲更多地也许是一部分"群众"的感觉而已。 遗憾的是什么事情都有变化，美中不足仿佛是普遍规律。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担忧至少部分地不幸而言中，"以功臣自居"的情绪滋生了，有些人开始贪图享受了，更有的人开始习惯于"做官当老爷"了。不能排除，有些的级别比较高的干部，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些"资产阶级"的作风习气，有的专横跋扈起来，有的傲慢脱离群众，还有的高特殊化，俨然"老爷"了。 前面说过了，文革来了之后一切来了个颠倒，造反派不论青红皂白，"当权派"全"靠边儿站"了。然而尽管"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都是人民勤务员"永远挂在嘴边儿，新的官僚产生了。回想一下儿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的"广大干部"是什么形象？"领导"与"群众"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动不动就发脾气整人，一句话就能置人于死地的"军代表"、"军宣队"；以"大老粗"自居，对什么都看不惯可永远怕被人小视了的"工宣队师傅"；总给人以"小人得志"感觉的造反上来的"新贵"；这些人手握"尚方宝剑"，比起过去的"黑线专政"时期的"走资派"更令人恐惧，同时也有更多的霸气、俗气。因而可以说，"新官僚"们，某种意义上，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旧贵"的专横与高高在上，却缺少起码的修养，败坏着毒化着社会风气。 更高一层的我们还是不多谈，只要想想江青的跋扈张春桥的阴毒姚文元的恶狠狠王洪文的自鸣得意，那个时期的高官是怎么回事就差不多了。上行下效，谬种流传；如果说解放后一段时期市民阶层--牵强一点儿整个北京都受着革命干部的革命精神的支配，从而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气象的话，那么"文革"时期，北京人的精神面貌甚至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有某种程度的扭曲。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城市的精神风貌，总是以居住在这里的"上层人士"的风尚为主体的。因而在那个特殊时期，北京庞大臃肿的机构和各机关单位里的大大小小的"头头儿"，他们的影响力是决不可低估的。 这里找补几句题外话：干部队伍的建设是异常艰难的工程，中央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同时反腐败也是既紧迫同时又很难解决的世界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官倒儿"的一度盛行，是以北京为始的，而"几个字几个公章"的批文奇观也以北京为甚；于是，某些外地人异常敏感，也十分容易产生反感的北京人的"官气十足"、"霸道情结"、"神气活现态度"以及"莫名其妙的骄傲"等的毛病，一方面是"八旗遗风"，但更多地可能是"新八旗"遗风。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小小的总结（三）
几度起落的知识阶层，他们为北京贡献了什么呢？ 首先，因为北京的政治地位，北京的知识层是"政治化"程度最高的。文革前十七年频繁的"运动"，文革十年中政治形势的云谲波诡，造成了知识分子状态上的尴尬。学非所用，言不由衷的现象尽管仅十年的时间，但十年对一个人来说毕竟不是很短暂，如果要养成某种习惯恐怕也够了。 再者，既然一切的政治运动都由北京发起并进行得最为彻底，北京文化人的"思想改造后遗症"，尤其地严重。其症状一半就是谨慎、敏感--对自身"安全"上的；迟钝、木讷--对一切有关个人发展、利益上的。 在一个相对动荡，相对不理想的社会状态下，知识分子们最容易产生的情绪，或者说人生态度为人处世最经常的选择是什么呢？ 我有一个叔伯姐夫，北京大学学化学的高才生，文革前毕业，文革中由工程师变成了工人。在"派仗"激烈的时候，经常在家"赋闲"。那时候我们家的几个人经常凑在一起"打百分"（那时候我们一个大家族全住一个院子里），而我最愿意的就是跟我这个姐夫"一头儿"，因为他水平既高却并不指责我"臭"。美中不足的是他经常莫名其妙地不玩儿，有的时候我们大胜了，他反而并不怎么高兴。于是有一次我就问他还拿架子是怎么的？他的回答当时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玩扑克太浪费时间了！ 时间，难道没事儿可干的时候也有时间可浪费？后来改革开放了，我的不少邻居熟人都"发了"，而我这姐夫却对"休闲"开始重视起来了。我不止一次问过他，如此多的发财机会，尤其他现在既有地位又有头脑还有那么多已经是董事长了的同学、朋友，干什么不跟着"下海"呢？他微笑着的样子我至今感觉不舒服："钱太多了人就会变俗。" 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他说的有几成是心里话，有多少是感情用事的遁词，但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对财富不感兴趣。可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不光书上，仅我认识熟悉的人里边，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就有不少人对钱持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疏远态度。不管这态度是可笑的还是值得称颂的，但他们的的确确地清高。 无论这清高有多少实际价值，也无论这种清高是愚蠢还是高尚，更不论现在这种清高还存在多少，今后会不会彻底消失，真实的是，知识分子的清高不仅影响了北京的许多人，甚至可以说限制、制约了很多人，使我们与其他的地方相比，有些方面落后了。 前面说了，北京人由于某种历史的原因，从来尊重甚至多少有些崇拜"读书人"。这一点，原因不难解释：数百年的政治中心地位，科举取士的制度，使北京形成了崇尚知识的风气；同时，读书出身的官员、幕僚、文士相对地集中，又引导、影响了整座城市，成就了文化的繁荣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化氛围，这是一方面；一段时间政治上的黑暗（比如文革时期），又强化了轻视功利的倾向，渐渐地整个城市似乎也跟着"清高"起来。 顾忌多，禁忌大，要面子，讲格调，尚风雅，这本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共同特点。然而北京过分浓重的政治氛围，更多的"官场"情结，就迫使文化人同时产生了某种"超脱"与"依附"并存的境界。因而一方面很有些自负，经常以"正宗"、"御用"为荣，同时怯懦、保守并有些媚；另一方面又很孤傲，完全轻视任何的实用功利，崇尚学术，不屑随波逐流，所以"君子固穷"。而这两方面发展引申之末流，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愚蠢与轻狂。也许在一些"北京人"--有些准"文化人" 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些影子。 北京有相对其他地方比较特殊的小市民，有数量更多的官儿，有精神势力强大的知识阶层；同时这里工人少，商业相对落后，商人地位低贱。小市民、官员干部以及大小文化人再经历了地位的动荡之后发生了"化合"。如果我们仍是以前面说的20世纪60～70年代甚至更晚一点儿包括80年代上半段儿为例，那么在北京就能非常容易地看到那些有些"市民"味儿的官，带着官味儿的"市民"，兼具官味民味儿的知识分子；儒雅并轻狂着的"公仆"，有品位并顾影自怜着的"俗人"。 这些的"北京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皇城"里幸福地生活着，很少注意也没有必要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在忽然发生的变化中，当外地人大量涌入并且有些残酷地"践踏"了"捣毁"了一切高贵、闲适、儒雅，当他们的直截了当急功近利获得成功并铸就了辉煌的时候，北京人傻了。 本来就已经够"窝火"的了，忽然又有人说北京人既蠢笨又懒惰，还"狂"还"贫"；生意、职位给人抢了，忍受说着"鸟语"的大款的白眼儿，躲着怕着人多势众的"民工"，却忽然让人指着鼻子："你们歧视外地人！" 北京人……哎，什么也别说了，不如买块豆腐撞死得了！  
皇城情结与首善之区的尊贵
北京，作为一座城市，当然有它的地方特点。全国乃至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城市，正像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样子不同的禀赋不同的特点；而任何一个人，尽管他总有各种不同于他人的优点缺点，总有他存在的价值和原因。但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正如同有的人就比较地受人尊敬，有的人就不很受欢迎的道理一样，城市之间也有比较。 把一座城市比做一个人从而分出优劣，固然是一种荒唐，是应该受到批判的谬误；可遗憾的是，正如有些坏毛病我们总是改不了，正如冠冕堂皇的道理我们懂可却经常信奉我们自己的不很光明正大的哲学一样，每个城市的居民，总是在把"属于"自己的与"属于"别人的城市在进行着比较，经常就会更喜爱某个，同时偶尔地也会对某个产生反感。还是不管这种情绪情结有多狭隘可笑，既然在有些地方我们还不能 "免俗"，既然骨子里总有着那么一股劲儿，既然事实上我们本来就存在着"偏见"，那就不如索性说出来。正确的，客观的当然更好，彼此握手言欢皆大欢喜；而有些妄自尊大，则不妨姑妄听之，因为这本身就是难以说得清楚的事儿。再者，有些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就算有些道理讲得通，有些客观事实是明摆着的，仍然没用；上海人跟北京人说上海哪儿哪儿好，北京人对上海人说北京哪儿哪儿棒，就算彼此都礼貌地微笑点头，心里边儿恐怕还是免不了哂笑。 作为一个既蠢且笨还懒并狂又贫的狭隘的北京人，我要说的是，北京，是全国全世界最好最美最伟大的城市，北京人是全国全世界最好的人！当然，这本身用不着由我来宣布；可是当着我心爱的城市，我熟悉的街坊邻居、我的北京同胞，现在面临着困惑甚至有点儿丧气的时候，就算这样的呐喊显得有些滑稽，我仍然还是非喊不可，不喊难受。 而北京之所以如此地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悠久的，也许个别时期凄凉但更大程度是辉煌的历史。我相信大多数城市里的人，不仅是在为自己的现在而骄傲，很多时候是在为自己城市的过去而自豪；有些时候，"怀旧"并不是一种病态情绪，正如我们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骄傲自豪一样，这种缅怀不仅是正当的，还是某种必须。所以，金陵的乌衣巷永远地引人遐思，长安的华清池永远地古老幽远，天津卫的小洋楼，大上海的十里洋场甚至弄堂亭子间都永远地有味，永远地隽永悠长…… 北京，旧时代的北京是令人怀念的。 尽管有些东西早已消失并消失得有道理；尽管有些东西今天看来是没有什么价值并且是没有必要提倡或恢复的；尽管有些东西本不属于我们，而且也今后不会再属于我们；尽管这种怀念有些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北京的特殊，北京的"乡土味儿"，比较其他城市区别是很大的。同样是古都，西安的格调与北京截然不同；同样是大都市，上海的风貌与北京差别极大；同样地处河北又是近邻，天津的风格与北京相去甚远。西安的文化底蕴很深，然而皇都的大气似乎早已荡然无存，而怀旧的气氛反而更浓，有些地方甚至有些偏激；但也较少虚妄，人也显得更淳朴。上海具备了一个现代大都市的一切，可以说该继承的全继承了，不该继承的全抛弃了(东方电视塔的辉煌使人忘记了江对面古老而有名的海关大楼)。而20世纪30年代"小资"情绪的挖掘只不过是一种点缀，是一种淡淡的惆怅而其中并没有锥心的痛；因而上海就永远是朝气蓬勃的，也永远是崭新的，不像北京总有那么一股说不出来的失落感。 天津则是一贯地理直气壮，从来是骄傲的和自豪的同时也经常叹息；天津人从来不媚俗，因而自己也从不疏远"俗"，总有股林希式的底气十足，但偶尔也会有些愤愤不平；地处河北总还保留了些豪侠之气，但终归是老牌儿大城市又沾些狡黠。 皇城情结与首善之区的尊贵，既是北京的资本也同时也是种包袱。北京人，哪怕是最没品位最底层的人，也经常性地，几乎毫无来由地，甚至随时随地就能忽然地怀起古来。就拿最近的恢复菖蒲河，真的给北京增添了多少美？怕不一定。但是凡老北京的居民，就一定举双手赞成。就几天前我陪一个外地的朋友逛完了天安门，特意带他到南池子口去看了看新恢复的菖蒲河。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原来这儿是什么样，可是到了之后不由得就感觉亲切；我的朋友则很有些失望的样子，踌躇再三终于说，河面是不是有些窄？ 真的，不是他说我根本也没有注意这河是宽是窄，只有梦中依稀相识，如今久别重逢的感觉；假如太宽了反而不美。御河似乎本来就不该汹涌澎湃而本来也应是静静地，只要河面上能映出青青御柳和朱红的宫墙就足够了。 后门大街更窄一点儿才更好，鼓楼钟楼上的琉璃瓦的斑驳，故宫太和殿前地面的凸凹，老榆树绿阴下四合院的破败，甚至胡同深处硕果仅存的老太太的一两声儿咒骂，都是美的；之所以美，之所以感觉美，恐怕是因为新的东西太多的缘故。 我小的时候家住东城的北兵马司胡同，20世纪60年代初去过一次和平里，记得当时在楼群里有些到了国外的感觉；心里曾想什么时候我也住在这儿？将来我长大了也在什么"部"里当个管点儿事儿的干部，首先就搬来！ 前三门刚建好的时候特意来观光，仰头看都有些犯晕，一打听原来这儿一户平民百姓都没有，没点来历根本住不上。后来看《参考消息》贬低这工程说千篇一律，简直是新城墙，很有些愤愤地。 没有摩天大厦，没有迷你裙，没有生猛海鲜，没有"宝马"，就不会怀恋四合院的幽深，旗袍的典雅，老北京传统菜肴风味的隽永与八抬大轿的排场与洋车的便捷。而一座城市，无论多古老多辉煌，总在新陈代谢的进程之中；而风格的保留，更大程度上是在人们的心里。所谓的"荡然无存"，有的时候是一种必然，但也有的时候是一种遗憾。笔者所以在这里稍微地说一点儿老北京的生活，无非是想对自己的观点做一点儿注解，那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北京有许多独特的，完全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东西；另外，现在这些东西基本不存在了。不值得惋惜也没什么好遗憾的，可是它毕竟是历史，而有些历史是我们不该完全忘记的。 有关老北京生活的东西，有不少人写了。笔者为了避免重复，试图从一些有别于他人的角度来说，更加注重的不是事情的罗列而是精神方面的探讨，当然这是十分费力不讨好的，因此有些地方就一定要请读者多包涵。  
老北京人穿戴有大讲究（一）
北京有句俗话，叫做"二八月，乱穿衣"。这是按旧历说，要是换成阳历，差不多就是指三月末、四月或九月、十月初，天气似冷非冷或乍暖还寒且多有变化，于是人们着装的随意性就大。大街上也许能看到老人已经穿上毛坎肩了而小伙子还半截袖呢，是所谓"乱穿衣"。然而这是现在，而在过去，所谓的"乱"就比今天有了更多更深的含义，因为在那个时代，根据季节的变化而选择不同的衣装，不仅是一种自然更是一种必然--约定俗成的规矩不可更改，某种逾越很可能遭到嘲笑甚至鄙视。 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在他的《胡侃北京的土著艺术》一文中有个小小的记述，"刚进北京不久，我得了几元稿费，买了件纺绸衬衫，平日舍不得穿。正好在伏天时，有位老北京朋友过生日，我正儿八经把衬衫熨平了穿去贺寿，坐下之后，见大家都穿夏布小褂，我正为自己的绸衫得意，他母亲过来了，笑嘻嘻地冲我说：'呦，大侄子，你们革命干部可真艰苦哇，都数三伏了，纺绸还没下身哪。嘴里省一口，也该买件夏布褂子，年轻轻的别叫人笑话……'他儿子就说：'快歇着您的吧，现在哪还这么多讲究哇。'两人说得我莫名其妙，过后打听别人才知道，北京人在入夏的时候才穿串绸（即纺绸），只要日子过得去，一数伏就该换下来，有钱可以穿罗穿纱，没钱穿夏布也算应节气，再穿纺绸就成老憨了。" 邓友梅先生也许太过敏感了，或者说的是个例外？ 其实，他遇见的那个老太太正是北京极普通并且还是不怎么讲究的人。 还是拿入夏以后的穿衣来说，我们先看看"北京通"金受申先生是怎么说的："老北京除'二八月乱穿衣'外，对四季的穿衣都有一定谱儿。入夏之始，以纺绸大褂为最宜，如天气稍寒，亦可穿杭州木机春绸，如下半年有闰月，即穿软夹袍亦无不可（近年哔叽等毛织品兴起，软夹袍已逐渐被淘汰）。纺绸即北京所谓的'老串绸'。早年购买老串绸曾以斤两计，和以尺寸计价相同，表示货物地道，沉着不假。穿纺绸在中年以上，大半全是宝蓝色，灰色较少，湖色只二十上下青年可穿。中年如欲穿浅色，也只是本色牙白色。很少有胡须满腮，穿一件湖色纺绸褂满街晃的。过了这个时期，应接穿罗褂，五丝罗、七丝罗、九丝罗、十三罗、直罗，全是接纺绸的罗衫，此时穿纺绸褂，已为勉强。 "至三伏天应穿夏布褂，浏阳圆丝细夏布，熨的板平，穿在身上实是清凉。此时穿罗又为勉强了。若仍穿纺绸就百不一见了。在罗和夏布之间，因上朝袍褂穿纱，所以也有纱衫。如实纱、亮地纱、官纱、香云纱等纱类。其中香云纱系丝织软衫，可以直贯纺绸、罗两期，但在夏布期，却算将就。 "夏布又有'沙塘月色'夏布为老年人衣料。'月白色'夏布为妇女及四十以上人衣料。又有'门布'、'葛布'为夏布原料……为中下阶级过夏衣料，做长衫短褂，均无不可。" 看过了金受申先生的记述，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是证实了邓友梅的叙述，而他在三伏天的"仍穿纺绸"，的确是"百不一见"，在老北京人眼里简直有些"大逆不道"了。第二，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不仅衣装要应季，某些颜色、样式等也都有"一定谱儿"，某些衣料还因价值的区别，适合于不同的阶层。 在当时的人看来，三伏穿罗已为"勉强"，夏布期穿香云纱"却算将就"，如此细微的"不合时宜"都会引起注意，某些时候甚至招来讪笑，看来老北京的穿衣确实不可大意。那年月如果真的看见了一位满腮胡须"穿一件湖色纺绸衫满街晃的"，相信一定会引起众人侧目，估计跟现在有个老太太穿了条超短裙"满街晃"一样，是让"广大群众"都为之难为情的。 "宝蓝"与"湖色"这样对我们来说相对陌生的颜色概念，"牙白"与"月白"在今天已很少有人分得清的区别等等，当时可是有另外的重要意义，它可能代表着一定的年龄、修养、品味、阶层；同时在所有这些说起来细微但实际上极受重视的"规矩"，则代表着北京特有的地方特色与城市文明，不管它是不是"合理"，至少在当时是十分流行的，有些地方还是必须遵守的。说到这儿了，我不由就想起了英国文学家司各特在《艾凡赫》里的一句话，原话记不清了，大意是：如果有谁故意不遵守甚至破坏上流社会的某些清规戒律还是可以原谅的话，那对这些细小的"规矩"的懵然不知则一定会遭到嘲笑--不可原谅。 在这里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金受申先生不经意中提到的一点，那就是"因上朝"的穿纱。后面我们就要谈到，老北京的服装习惯或风格或规矩，一定是与官服的规矩与演变有重要关系的。 金受申先生写《老北京的生活》大约是在20世纪的30～40年代。差不多与此同时或稍早，还有个叫崇彝的先生，写了一部叫做《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的笔记体杂札。作者是道光、咸丰年间大学士柏褅的嫡孙，世家出身又是官场中人，其记叙很有历史价值。其中谈到道、咸以来北京官僚阶层的着装，比金受申先生又详细了些，因篇幅所限，这里仅摘其中的一小段，不妨看看当时的王公大臣们穿衣戴帽方面的"注意事项"。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老北京人穿戴有大讲究（二）
"衣冠定制，寒暑更换，皆有次序。由隆冬貂衣起，凡黑风毛袍褂，如玄狐、海龙等，皆在期内应穿。由此换白风毛，如狐皮、猞猁、倭刀之类，再换羊灰鼠，再换灰鼠，再换银鼠，再换寒羊皮，皮衣至此而止。再换则棉者、夹者、单者。纱衣始于实地纱、芝麻地纱、亮纱、蓝葛纱、黄葛纱，时至三伏矣。穿葛纱，冠用万丝帽，是以细生葛组成者，色深黄；其余纱衣，冠以白罗纬帽。单衣之期，或用纬帽，或用暖帽，以视天气之冷暖。夹衣则用黑绒冠，棉衣则用黑呢冠，珠毛、银鼠期用纵线冠，灰鼠、羊灰为中毛，冠用江獭皮，穿大毛衣服，冠用染貂，或染银鼠，至貂冠而止。若海龙尾冠岁珍贵，不入正式也。" 皮裘分"珠毛"、"中毛"、"大毛"，什么"毛"的配什么帽子，错了不免"老憨"；纱衣的质料还有如此多的讲究，次序也丝毫马虎不得，与其搭配的帽子还是不能错。他老人家还没说其他比如鞋、袜以及各种饰物等，相信也一定会有各种不同的"定制"、"正式"，也是丝毫不能乱来的。崇彝说的固然是贵族世家，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当时的朝臣缙绅一族，服装不仅讲究华贵，更重要的是要符合"规矩"，同时是非常注意"潮流"的。 于是我们知道，至少在道光、咸丰以来，北京的贵族是很讲品味的，已经不仅仅追求奢华，对服装的质地材料也不仅仅要求昂贵而更注重内在的品质品味，并且对各种衣物间的搭配也是十分有研究的了。这里要说的，首先是这些的"讲究"虽然有一些骄奢淫逸的味道，但是也许是某种"文化"，我们姑且称之为"腐朽堕落"文化吧，而这种文化比较于彻底地简陋和完全地"不讲究"、"瞎穿"，什么东西昂贵、稀少，什么就时髦来，某种意义上恐怕还是一种进步；然后就是，无论哪朝哪代，无论中国外国，贵族的风尚就一定影响平民。这不消多说，但要注意的是，至少在北京，大清贵族曾有一个整体没落的过程；再有，对诸如服饰等生活细节的注重，饮食起居服装服饰精致化的过程，正是精神境界演变的反映；一个城市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服装往往能代表着一部分的精神风貌。就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来说，某些的特点--建筑、服装、风尚等，正好这一地区或城市整体精神风貌生存状态的一种反射。那么北京作为"帝都"，高官显贵聚集的地方，在服装时尚上，崇尚的是既豪华又精致，既讲究排场同时也注重品味大概是不会错的了。 前面金受申先生和崇彝都有意无意中提到了"定制"，难道当初在着装上除了"时尚"之外还有些什么强制性的规矩？实际上，在当初这所谓的"规矩"不仅有，有的地方甚至很烦琐，而且还在不断地变。也可以说，封建王朝的各种各样的"规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也成全着一切--人的思想、观念、好恶、审美等等，当然也包括服装，甚至有些的"时装"正是由此而来的。 北京也曾是大明朝的国都。明朝在人们印象中似乎一直是比较宽松的，没有种族压迫也没有强制性的"剃发、易服"，最多是后来有几个"锦衣卫"捣乱。而即便是在明朝的时候，政府与国民的服装是有一定的要求和规定的。打开《明史·舆服志》，上面的规定、禁忌原来也是详尽而严格的，比如上到皇帝、官员，下到读书人、平民、农夫等的衣冠各有规定，什么身份什么打扮，界限分明不可逾越。而一旦属于"政府工作人员"了，着装上的规定就越发地严格起来，细致到文官袖子多长，袖口宽几寸，衣襟离地几寸，武官、平民的袖长、口宽、衣服的长短等都有明确规定，逾制就是违法，是要受到追究的。明朝离我们太远了些，不说也罢，但我们要知道，那时候规矩还是有的。 到了清代，"剃发"与"易衣冠"是通过颁布法令强制推行的。而大清在服装上的各种规定，同样是严格细致的。首先是官服，无论式样、用料、装饰等都有严格限制，如文官补服前后绣的图案，由一品至九品，依次为鹤、锦鸡、孔雀、雁、白鹇、鹭鸶、髙*?、鹌鹑、练雀；武官的一至九品则为麒麟、狮、豹、虎、熊、彪、犀牛、海马(六品和七品都用彪)。那年月等级森严，倘使哪个九品官儿瞅着白鹤好看，让媳妇给自己的朝服上也绣一只穿了出去，说不定要掉脑袋的。而我小时候咳嗽，家里给几毛钱到药铺让自己去买"鹭鸶咳丸"，背了好几遍到了柜台前死活也想不起"鹭鸶"两个字了，原因就在于我爸爸没当过六品官。 根据《清史稿》，包括帽子、顶带、朝珠，服装原料的质地、颜色、式样等，都有严格细致的规定和限制，比如像有资格在"上书房行走"的翰林们戴的雨帽用红色，其他低等官员就只能用青色；官椅上的坐褥，亲王郡王才可享受貂皮，再往下就是獾、貉与羊了，甚至青羊、黑羊都有区别，不该用的用了就是僭越。 政权不断巩固，物产不断丰富，朝廷的规定也逐渐放宽，奢糜之风也逐渐蔓延，同时有些禁忌也就形同虚设。因此，北京官僚阶层的骄奢淫逸也好，追求时尚讲究品味的高雅逐渐远离俗敝简陋也好，是一个过程。比如在穿的方面，一开始的规定多少带有限制奢侈提倡俭朴的意思，比如《清史稿》上说顺治年间规定禁用貂、狐皮，夏天不准穿亮纱。可是后来这些限制就给打破了。《清世宗实录》上就记载，雍正二年的时候鉴于"越分僭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朝廷就重申禁令，对某些不符合规定的皮毛、颜色加以限制，威胁要"加以治罪"。而禁令中不准用的"玄狐"，我们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里分明看到正很流行。所以，一方面有严格细致的要求、规定、禁忌，人为地制定了高、低、贵、贱，形成了等级，使人们有了追求的标准也树立了榜样；另一方面这些清规戒律在不断变化，不断被打破，从而又产生了新的标准和规矩。朝廷与民间，官僚与平民相互影响，于是既强调"规矩"又追求时尚的服装风格就这样产生了。  书包网 www.aIhUaU.com
老北京人穿戴有大讲究（三）
当我们讨论大清年间的服饰文化的时候，似乎总有一种"遥远"的感觉。难道当今的北京，还能看到、感觉到当年的服装风尚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现在不仅认不出《清世宗实录》上说的"香色"，也分不太清楚"月白"、"牙白"间的区别了；我们也早已不知道什么是"凤眼*4尖"什么为"真银鼠"什么叫"青狐嗉"了，也不知道"组绣"、"缂丝"、"七丝罗"有何不同了，那么我们回顾当初的服饰风尚还有什么意义吗？ 意义就在于我们的心。 某一种文化现象可以消失，正如一朵花总要凋谢一样。然而，历史是不会"消失"的，正如大唐盛世长安的恢弘，六朝豪华金陵乌衣巷的深邃一样，北京的传统文化并不曾消失，因为它们早已融入了北京人的血液之中。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可以出现断层，但只要人还在，历史就永远不会中断。继承，有的时候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而且经常是察觉不到的。,可是一旦深入地追查了，就会发现一些本来不大好理解的现象原来是有原因的，一些甚至有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原来是有来历的。有两件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事儿，曾引起了我的一点儿震动。 有一次在一家大商厦，我因为工作关系不得不在我最不愿呆的女装部呆了好几个小时，百无聊赖中就和一位某外国品牌的经销经理聊了一会儿。一件大概是丝质的带个小风帽的上装，其颜色式样我这个外行看着完全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标价却昂贵得吓人。于是我就问那年轻的女经理，实际价格差不多也就一少半儿吧？不料女经理微微一笑，说我们的东西从来不打折，从来不打，也永远不会打。可是问题是卖得出去吗？女经理说还行。 也许是她的气质比较地高雅，所以有些发窘的我才故意追问，还行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两三个月半年的，也许出手那么一件儿两件的？当然了，我意思是天下这么大冤大头总还是有的嘛。可能她真的没听出这弦外之音，只是轻声道卖的还好，甚至比在上海广州卖得都好。立刻，我心情就好起来，"冤大头"这事儿就彻底忘了，于是也真诚起来：北京毕竟还是有识货的对吧？ 女经理似乎有些若有所思了，而且声音更轻了：在X国这样的衣服实际使用时间也许只有一两天……- 也不知道是不是怕打断了她的缥缈，我也轻声起来：您去过X国？ 她又一笑，摇摇头说这是我们X国老板告诉她的。上海人大都比较实际，真正有品味的，还是北京多一些…… 假如我再年轻二十岁或者我也是个女的，真说不定要拥抱她一下儿！尽管事后多少还有些失落……差不多相当于我俩月的工资，就为了穿两天？ 不止一个外地朋友对我说过，北京人的着装相对地保守，但却相当有品味，不俗。我不知道我们这些既没见过"蓝葛纱"也分不出"京庄*4尖"与"云南*4尖"区别的男女们，究竟从我们的祖宗那里都继承了些什么，然而"品味"这东西是怎么来的呢？ 在这里一定要指出的是，我这里绝对没有北京人比其他什么地方的人有品味的意思。因为首先"品味"这东西本来就是虚无缥缈的；再者每个不同的地方总有自己的风格特点，根本也无从说起孰高孰低谁雅谁俗。比如说邓友梅先生提到的那个北京老太太很可能就俗得可以；当初为了比阔为了炫耀一天换一身衣裳的公子哥儿也不见得雅到哪儿去。但是，历史的积淀造成的某种情致，某种审美，某种格调还是有的。 还有一件事就更细微似乎就更说明不了什么了，就是前不久，在央视还是BTV上？忘了，反正是一个明星采访节目中，我看见一位当红大歌星穿了一双内连升的圆口鞋，而且还没穿袜子！当然了，随便哪个名人穿了一件有些"当地风味"的衣裳根本不代表他对这地方的文化就有多热爱、认同，外国元首穿了"唐装"也不见得就看得起中国文化；然而如果仔细地咂摸一下儿，敏感一点儿的人从这里面还真的能品出点儿东西来。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某个圈子里的人，会有意无意地形成某种"共识"，一开始也许根本无心要"引领"什么，自己本身也没有太注意要"强调"什么，可这说精神也好说品味也好说境界也罢一旦形成了，往往就会变成一种"势力"，或一种类似磁场一样的东西，也许就产生某种吸引或排斥；这东西算不上潮流，也永远不会影响太多的人也形成不了什么"风尚"，因为它只存在于相对少数的一群之中。有的时候这东西是某种标榜，有的时候可能是某种逆动，有的时候还可能是某种嘲弄或另类的玩世不恭，很难准确地界定它的含义或者本身就没有什么含义，但懂它的，自有某种心理上的优越。 北京真的就有那么一群，故意坚持着喝花茶的"陋习"，有些场合有意识地来两句俗得可以的北京土话，家有豪华轿车动不动还骑车，越是隆重的场面穿戴越随便，敢说不爱吃粤菜，法国大餐、XO全懂，却不讳言爱喝豆汁儿；英语法语纯熟，美国德国住过，听得懂"古典"也不讨厌麦当娜，酒吧里一坐研讨会一开，二郎腿一翘赫然一双小圆口布鞋，经常是"我不太懂"挺谦虚的，可偶尔哪个大名人来了，也许还就真不认识。 我说的那个大歌星是外地来京并获得了一定成功的。我不是歌迷，正因为他唱的我比较爱听，所以碰上有他的演唱节目就多看两眼。近年来，我发现此人很有些"发展"，走的不是捏着嗓子"好高兴好开心"一路，于是他的圆口鞋和不穿袜子上电视，至少我是懂的--说不上来都懂什么，但他一定是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北京的"超脱"，北京的"大气"，北京的"不拘一格"，"惟大英雄能本色"；而所有这些，没有心里的"气定神闲"是做不到的，在他刚来北京的时候，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说，北京古老的风格品味，尽管经过岁月与时代巨变的冲刷看上去荡然无存了，北京特有的服饰和对穿的讲究与"学问"也已经失传，但是并没有彻底消失，至少在一部分人的精神上还是存在的。而这"一部分人"，时不时还会"冒"出来，并在不同的群体、层次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些"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的命运如何就是后话了，我们先不提。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老北京人穿戴有大讲究（四）
与全国各地一样，北京人在穿的方面经历了两次大变革，一次当然就是辛亥革命；还有一次就是全国解放。 辛亥革命，应该说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因为它有推翻异族统治光复中华的性质；同时还是对当初"留发不留头"的一种反动。然而，在服饰上，北京的变化却不是以革命的形式出现的。数百年形成的习惯，满汉文明的融合，使革命在服装上打了折扣，没了辫子的人们依旧长袍马褂，而西服革履或中山装尽管很风行，但并没有取代传统服装。 穿长衫的习惯，在男装来说应该持续到上个世纪50年代，而女装则更晚一些，60年代北京的中、老年妇女仍有相当部分在穿--改良了的旗袍--大褂。民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长衫与西装（中山装也算改良了的西装）并存，而长衫的变化主要是质料和样式。我们看老舍先生在另一部作品中的描述："藏青哔叽袍，花驼绒里，青素缎坎肩，襟前有个小袋，插着金夹子自来水笔……袍子里面不穿小褂，而是一件西装衬衫……" 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个"科员"，财政所的科员，地位……与现在很难比较，在当时基本可以说属于中上层。而中上阶层，从来就是引领潮流时尚的。在这里，我们借助于老舍先生敏锐的观察精准的描写，大致感受到了那个时代服装潮流的演变--传统与现代的逐渐结合；而不变的是对"高雅"的追求。 真正的革命是在解放以后。长衫大褂迅速地消失了，西装也日趋式微，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也基本消失了，取代了一切的是中山装和军便服。这一变化，是全国性的，我们在这里就不要多说了。北京在这一迅速的变化中有什么特点吗？ 特点之一就是变化得更加地彻底。北京作为首都，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应该也必然是新风尚的发源地的。在不断深入的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的主导下，服装很自然地就成了最受关注的对象。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应该记得，当时（20世纪60年代以来），整个北京都异常地严肃与朴素起来；相对外地有些城市，北京更加地整齐划一--当南方某些城市还有个别的人穿着"洋装"，北方的农村还保留着一些"古装"的时候，敏感得多的北京人早已是"蓝制服"的一统天下了。 特点之二，就是没有忘记必要的"庄重"。北京人干部多，参加政治活动的时间也多，必要的严肃场面也多；而所有这些，都拒绝任何的不严肃、随意、邋遢和漫不经心的，而表现，大概除了脸上的表情就属着装了。说起来恐怕有些可笑，那些院落里树阴凉底下光着膀子的老爷们儿，哪怕去开个街道召集的会呢，也许会衣冠齐整起来；拉车的掏粪的焊洋铁壶炸油饼儿的，参加个政治活动，有时候庄重得连领勾都勾好。说起来，这也是某种习惯，比如在比这更早的过去，为了脸面，有多少人因为"没有像样的衣裳"而耽误了宴会或场面。 可以说，从"文革"后到开放改革后，北京人在着装上与全国相比，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在这一点上，甚至可以说全国都没有太多的不同。然而，细微的区别还是有的，可遗憾的是这种细微大部分是在感觉上，而某些感觉是难以表达的。有两个小小的"现象"，虽不见得能说明什么，但咂摸一下儿也有一些意思。 在文革开始后一段时间，大概就是1966年下半年，北京忽然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流行"，就是在黄色的"将呢"（将军穿的呢料军装）外罩一件蓝色的军便服。传达出什么样的信息呢？恐怕就是显赫的出身--隐藏着，一种谦逊，外加某种程度的无奈--高干子弟红卫兵的失宠。再引申开来，不外就是没落贵族有分寸的张扬和不甘，不愿混同于一般，但一定要有掩饰和遮挡。 大约是在70年代中段儿，"文革"的狂热早已消退，某种"回潮"来临的时候，又有了一个小小的流行。这一次主要是在我们女同胞的身上--半新的布面料的外衣下面，有意无意露出几公分里面的衣服。而里面的衣服，或绸或缎或暗红或亮蓝总之是质料高贵做工考究的。很含蓄也很谨慎--我有，我懂或者我也讲究，但是…… 这实际上是一种反动，一种高压后感觉稍有松动后的骚动，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回归；是某种留恋的表现，是怯懦的抗议，同时还是暗示；是对高雅高贵对往日的追忆，更是对那早已失去甚至早已厌恶但仍有些留恋的美的无声的呼唤。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人们骨子里的那么一股劲儿，想要根除有多难呐！ 两者的末流就有些可笑了，蓝制服里面是黄色的假军装；布外罩里面是另种颜色的布衣服或者是被面改的小棉袄--俗不可耐。 在今天，我们难道再看不到这种俗不可耐的模仿了吗？ 然而，那圆口千层底儿的布鞋，是不是又是对某种俗和虚妄的一种反动呢？ 说了许多不属于"老北京的穿"的题外话，敬请原谅。可是笔者还有一个感觉不能不说，那就是正如当年北京改造了不可一世的八旗贵族一样，法国、意大利名牌时装当然会被接受，也不会不流行，但古老的传统文化文明不会消失，古都的居民几百年的文化积淀不可小视，也许近两年中式服装的复活正是某种信号。  
老北京人什么都吃过（一）
老北京，有自己的"菜系"吗？没有；有此地独有他处所无的特产吗？没有；旧时代最著名的酒楼饭庄甚至连掌柜带掌勺的都很少北京人。 而这，正是北京"吃"的特点。 上海人，一提"沪上本邦菜"就眉飞色舞，清远而精致，一道炒萝卜干儿就远胜全套"满汉全席"；广东人历来财大气粗，翅子鲍鱼一向拿手，近来"生猛海鲜"征服全国，"吃在广东"嘛；川菜更是名满天下，眼下无论哪座城市，甚至无论什么档次的餐馆没川菜的几乎就不存在，不仅改良了全国人民的口味，更掀起一股火锅热，"雄起"的可以；苏杭就不必说了，大家闺秀一般，并不张扬可自有一番情致，张季鹰的秋思连绵，千古萦绕，近年"宋嫂"虽老风韵犹存，真行家是懂得欣赏的；湖南的红辣椒又是一种风情，比之于四川别具特色，近年又推出"毛氏系列"，果然风行一时；"九头鸟"则独辟蹊径；江西人则扬长避短；东北则强调野生；云南则突出异族；就是陕西也有个"泡馍"；兰州尚有个"拉面"；顶不济河南还有个越嚼越香的"筒子鸡"。轮到北京人吹牛的时候情况就有些不妙，绞尽脑汁想了半天，最附盛名的烤鸭原来已改南方的"湖鸭"，"填鸭"早已淘汰不说，就算北京人自己也很少吃了，太腻！ "东来顺"的羊肉首先就不是北京而是内蒙古的，何况调料锅底儿也全改良，早就面目全非了；搜肠刮肚最后也许能想出个"正宗"来的，八成儿就是"麻豆腐"了，可惜此菜只能口说而不可品尝--北京人请八方食圣吃炒麻豆腐？丢脸是小事儿，弄不好挨一顿臭揍就不值当了。 北京人也会吃？ 北京人也懂得吃？ 其实，如果说各地的独具特色别有风味的精馔美食珍味佳肴，像条条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那么北京就一定是容纳百川的海。 旧时代，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商贾云集，名流荟萃。在老北京，掌勺的是各地的名厨，全国各地最有特点的菜肴，献宝般地汇集到北京来；各地的山珍海味，进贡到这里，经过挑剔地品尝，好的，精品的，真有特点的，留下了，改良了，发展了，形成了新的特点，最终成就了北京人的"口味"。 食在北京。 传统的说法是，北京是山东菜的一统天下；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所谓的"山东馆"固然很多，但像"八大堂"等的，历史都在百年上下了，真正意义上的"山东风味"已经没有，只不过掌柜与掌勺的是山东人而已。所以一般说来，北京的"吃"应该是南北荟萃东西混杂，就算最普遍的"山东馆"也早已不是山东"土造"，完全北京化了。对此邓友梅先生的论述极其精辟，他就认为北京的所谓"山东菜"实际早已不是真正的山东菜了，"萃花楼"的"京酱肉丝"与济南"酱炒肉丝"也根本不是一个味儿，甚至连那山东馆儿的掌柜的，久居北京，人都有些变味儿。他指出："作为中国的首都，已经六百多年，居民即来自各省各地，是全国精神文化交流汇集之所，日久天长，没发展的东西渐渐被淘汰，有根基的留下来，在这个大熔炉里熔化、综合、分解、改造成另一个模样，就成了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了。"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城南的当年号称"京城四大居"之首的"广合居"。这家本是山东馆，地处宣武门外北半截儿胡同，门脸既不大名气也没有，后来所以红极一时正是因为有名人经常光顾，而其拿手菜也正是经名人指点后来新创的。比如像传为曾国藩所创的"曾鱼"，潘祖荫之"潘鱼"，吴闰生所制之"吴鱼片"，以及江树紁之"江豆腐"、"五柳鱼"等，早已江南风味了。 北京的"菜系"，从大的方面说，最早的区分应该是满、汉之分，有人考证在明朝的时候北京就以山东口味菜最为流行，而满人入京后风气一变，曾出现过满、汉双雄并立的局面。然而到了清末民初，据金受申先生讲，纯粹满洲风味的饭庄已经不多见了，除"砂锅居"硕果仅存其他就大多没有了。满族的饮馔精华当然不会消失，一部分在"满汉全席"的菜谱中，一部分落到了饽饽铺（点心铺），更多的，其实早已在"八大堂"、"八大楼"落了户。清末北京城几乎所有知名的大饭庄酒楼，东家都是满贵族；百多年来的交融，满汉两族在吃的口味上已基本没有了区别，因此正如两族文化上的界限区别一样，到后来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以地域来区分，北京可以说兼容并蓄百花齐放。山东或者说改良了的山东--京派山东风味为主，其他全国各地的风味代表菜，北京几乎全有。仅以清末民初一段时间为限，广东的如"恩承居"、"东亚楼" 、"谭家菜"，福建的闽菜馆如"忠信堂"，河南的如"厚德福"、"蓉园"，山西的如"晋阳春"、"都一处"，四川的如"峨嵋酒家"，贵州的如"东西黔阳"，湖南的如"马凯"等等，不一而足，而苏浙一带就更不要说了，细分的话尚有"淮扬"、"沪宁"之别，如"玉华台"就为淮扬，"五芳斋"则为上海；梁实秋先生做《雅斋谈吃》，说到"五十年前北平西长安街一连有十几家大大小小的淮扬馆子，取名都叫什么'春'"。 先生说的正是民国以后长安街上的淮扬苏宁馆，"庆林春"、"方壶春"、"大陆春"、"东亚春"、"新陆春"、"鹿鸣春"、"四如春"、"淮阳春"、"同春园"等。老年间上海、广州、杭州、重庆等大都市是不是也如北京一样，也是八方名厨荟萃四海风味俱全？余生也晚，不敢妄下结论；但70年代也颇转悠过几处，杭州是面食全无，大上海餐馆是不少，可慢说各地风味，"本邦"都是凑合事儿，西餐也不供应黄油，印象中简直是"阳春面"的一统天下…… 此外，经营西餐的所谓"番菜馆"在老北京也很有市场。据周家望先生考证，北京最早的西餐应该是西直门外"万牲园"里的"畅观楼"，厨师为外国人，想来是比较"正宗"的西餐（详见《老北京的吃喝》）。后来西餐馆渐多，叫得上名来的就不下十余处。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老北京人什么都吃过（二）
因此，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源远流长，推陈出新正是北京几百年来演变发展的真实写照。没有狭隘的地域偏见，见多识广来者不拒；既挑剔讲究却不拘泥，既崇尚正宗又不拒绝"异味"，保守兼具开明--达官显贵喝豆汁儿没觉着丢人，落魄的公子什么高级的饭庄都敢赊。既是粗俗的食客又为文雅的老饕--一方面吃要应时，上菜要有次序，搭配讲究得当，盘盏要精致环境要有情趣；另一方面小店大酒缸甚至挑子满不论，西太后也叫人宫外边买过烧羊肉，王公大臣经常光顾小酒店--全无禁忌。无论山南海北，无论国内国外，只要好吃，只要"是味儿"，照吃不误，这就是北京的"菜系"，北京"吃主儿"的风格，也正是北京人关于吃的信条与哲学。 关于老北京人 "吃的文化"的形成，"京城"这一独特地位， 当然是最主要的条件之一。宫廷御膳，王府饮食，直接影响着居民百姓饮食习惯甚至观念，因而如果想要多少了解一下儿老北京在吃的方面的特征，就不能不对引领吃的风尚的上流社会的饮食特点有些了解；因为古今中外概没能外的真理是：低等级的永远效仿高等级，富的永远崇拜贵的，无论饮食、服装、玩乐、情趣无一例外。 我们知道，原本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他们的社会相对中原来说是不发达的。因此在入关以后乃至统一全国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满族人，包括贵族阶层，在饮食上并不很讲究，甚至也可以说不懂得讲究。满洲既然地处偏僻，物产相对中原、江南来说也谈不上丰富，一般地说，除了满洲一带的野生动植物外，满族人没有给北京的"吃"带来太多的东西。但是，既然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贵族就是贵族，他们的饮食习惯就必然受到保护并加以发扬光大。如果我们看一看虽说不是出于皇家档案的正式记载，但被公认为权威资料的"满汉全席"的菜谱，也许就会发现，那里面的所谓"山八珍"、"草八珍"等里面，有许多是满洲一带的土特产而中原人原本是不知道的。 同时，在清初的时候，皇室继承了明朝的"御厨"，而明代的御厨大都为山东人，因而可以说最早的宫廷御膳，应该就是山东加东北的风味大概不会错了。"马背上的人"一旦贵为统治者，当然要适当地讲究一些，可是我们知道大清的历代皇帝都是提倡"节俭"的，据清宫的饮食档案记载，乾隆皇帝一顿"御膳"不过十几样菜，而且不爱吃鱼翅。奢侈，是后来了。 《清人社会生活》中披露，"顺治初年，北京人宴客，豪华场面只用一两银子，若叫戏班演戏，再花六两。一般请客用一壶酒，炒一盘豆腐，一盘鸡蛋就可以了"（《清人社会生活》沈阳出版社）。当初战乱之后社会生活水准的普遍低下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与才刚入主北京的八旗贵族的相对地朴素有一定关系。但是，与任何一代王朝的演变一致，大清的贵族们既然有了条件，为什么不好好地享受呢？"但使闾阎无冻馁，未妨风俗习豪华"（《清诗铎》）。我们知道，到了康、乾盛世，民间的侈糜之风就已经很盛了。"到乾隆时，一个小小的宴请，也要用掉几两银子。及至同治光绪时，一席饭得用几十两银子和数百两的堂会费"（《清人社会生活》）。 前面说过了，清王朝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王朝又有所不同，至少在京城，政府豢养了一大堆有职无事的贵族，如果说在王朝统治的前半部分这些人还能做到平时养尊处优，一旦有事真能出生入死的话，到了大清的后一阶段，"旗兵"简直就成了游手好闲的代名词了。既然有"铁杆庄稼"又没太多的事儿可做，那除了吃、穿、玩还能干什么呢？另方面，随着政权的稳定，社会的发展，财富的积累，皇族本身也越来越骄奢淫逸，上行下效，皇帝太后，王公贝勒既然做出了榜样，于是上至大臣下到旗兵，群起效仿竞相攀比，越吃越精越好越不嫌好。到了慈禧时代，这种奢侈发展到了极致。 我们知道，慈禧大权在握的时候，有她自己的"西膳房"，其规模级别甚至超过了御膳房。这西膳房能做出4000多样的菜品400余种点心。慈禧进膳，每餐仅野味就多达十数种：鹿脯、鹿胎、山鸡、熊掌、芦雁、天鹅、地*9、哈司蚂（雪地蟾）等，光捧食盒传膳的小太监就有几百个。据内廷女官德龄回忆，在夏季，慈禧每天就要用350个西瓜，用来榨汁儿或雕花消暑解热；光绪年间她一次北巡奉天，"置备了一列十六节的御用火车，其中竟有四节车厢被充做临时膳房。临时膳房内共备有50座炉灶，上手厨师50人，下手厨师50人，生火*550人，备正菜100种，点心、干果、水果、糖食等100种，此外，车上还配有一班专门负责刷家伙洗碗的苏拉。"（详见《老北京的吃喝》作者周家望） 极度的奢侈挥霍，一方面加速了帝国的崩溃，更重要的是影响了社会风气，造成了清王朝后期整个社会弥漫一种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情绪。这种情绪，从宫廷士大夫到下层官吏甚至平民百姓，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当普遍的。通过历史典籍和后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了解到，在清末，北京城内的政治空气是沉闷的，但酒肆歌楼却笙歌不断，热闹非凡，说畸形繁华怕不为过。而民国以后，掌权者虽然变了，但军阀政府的新贵崛起，各地名士闻人又蜂拥而来。就饮食业来说，旧的一批倒闭歇业了，新的又开张了，所谓"长安十二春"就是例子，因此北京"吃的繁荣"大概至少持续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定都南京。  
老北京人什么都吃过（三）
宫廷及贵族的风尚、习气影响虽然很大，但还不足以构成全部；科举制度造就官僚们，是北京饮食特点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科举取士不分地域，可以说，当时全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到北京来。而留在北京的大部分属于"清流"，这些文士而官僚的人，至少要部分地"融入"主流社会，才可立足，才可发展，因此这些本来就很有"品味"的新贵，就一定也必然注重起"吃"来。这种情况可能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某种社会风气：一个官员的是否"成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他会不会吃。 安徽的大学士，浙江的中堂，广东的翰林，福建的提督，河南的太仆，四川的侍郎，全国各地的士大夫们定居到了北京，与那些满族王公贵胄往来征逐，沆瀣一气；府宴朝会觥筹交错，酒肆歌楼，呼朋引类。于是，各地的新奇菜肴珍馐美味才可能在京师大行其道，逐渐推广开来。北京的各地方风味的酒楼饭庄的兴旺发达，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能懂得、欣赏他们的食客；而这些食客中，当然有一部分是来品尝自己家乡风味的来京做官的外埠人，但大部分应该是那些习惯了这些滋味的本地人。外来人教会了本地人，改造了本地人的口味儿；本地人又促进了这些地方风味的发展，因此说北京的口味的"杂"，是有历史的。 构成老北京"吃的文明"特征的第三个因素就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局势和相对其他城市更多的小康之家的平民百姓。 这里说的"小康之家的平民百姓"，特指那些不是旗籍的汉族平民百姓。我们知道，北京数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因而也就必然是个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典型的消费型城市的居民的特点之一，就是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比较地多。旧北京时代何谓"第三产业"呢？那就多了，与现在不同的是不仅指纯服务性职业，还应该包括各级衙门里各级小官吏，各种机关里的各种职员，大大小小的掌柜的，外加帮闲、拉纤等的，总之是服务于官僚阶层的，不很富有但也绝谈不上贫穷的一群。他们的职业既不属于贵族也不是官，又不同于纯体力劳动者，所以我称为"第三产业"。而他们的人的阶层属性，套用现在的词，似乎也可以称之为"中产阶级"。 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收入相对稳定，生活相对不很拮据，因而也就不很"大公无私、最富革命的彻底性"，因而也就比较容易地"沾染资产阶级的习气"，因而也就十分容易模仿那些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旧时代老北京，省吃俭用拼命攒钱以图发财的，一定是些外地人；而北京的这些小康之家的平民百姓，在吃的方面，应该说有一定的水平。他们或多或少地受了那些政治、经济地位都比他们高的人们的影响，也见过一定的世面，因而这些人一般是比较懂得吃的。另外，由于职业特点，在清末民初之际，他们他们不像旗人那样经历了快速的贫困化，于是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北京"吃的水平"。 这一类人，我不敢断言北京与其他城市比是最多的，但一定是相当多的，同时他们为之服务的，羡慕、模仿的人，又是最高等级的。这些人的生活态度应该是比较奇特的，就是既不屑太过节俭又不善于算计；既没有紧迫感又不是十分地潇洒。表现在吃的方面，那就是既不像阔绰的旗人那样排场，又不会像落魄的旗人那样什么都敢赊，但是，也绝不会太"亏了自己的嘴"。同时，也正是这些人，并没有太多的规矩或讲究，并不太过拘泥而敢于相信自己的口味。所以也可以说，正是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催化了北京饮食风味的多样化的进程。 在一段时期内，老北京的众多中间等级的餐馆，正迎合了这些人需要。 这里说的"中间等级"是个比较含混的概念，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不同的饭庄、饭馆的界限在变化。我们知道，在老北京，餐饮这一行业历来是分等级的，太远的已经说不太清楚了，晚清的时候，庄、馆之间尚且界限分明，两者是不能混淆的。 当初的所谓"饭庄"，与我们现在的饭庄应该不完全是一个概念。首先来说，服务的对象是很有限的，一般仅限于"贵族、官僚、豪绅、富商。北京居民称它们为专伺候大宅门的"（见尹闰生《饭庄》）。也正因为服务的对象如此，于是饭庄的经营形式与档次就与一般饭馆有明显的区别。比如分"冷庄子"、"热饭庄"。冷庄子甚至只有个常设的办事机构，并没有自己的厨师伙工，遇有大宅门举办宴席临时雇用人，有的连桌椅板凳都现租；热庄子则经常充当王府巨宅的"外厨房"，菜肴可以根据主顾的要求而拆改变更；同时只要是称得上饭庄的，大都庭院宽阔曲折幽深，大厅则金碧辉煌，气度不凡，杯盏盘碗名窑烧制成桌成套；雅间则隐蔽安静陈设典雅，硬木家具名人字画，一应俱全。更有戏台，婚庆等热闹场面能演戏助兴。甚至可以"抽鸦片烟，叫姑娘有的地方也方便得很"（详见金受申《庄馆》）。 此外，在菜肴的制作风格、风味上也与一般饭馆有一定区别。所谓"庄馆肴馔，各自不同，不能混淆"。例如当初"北京通"金受申先生就撰文指出，"烩乌鱼钱"便是庄肴，"烩割雏儿"便是馆肴，两者滋味差不多，外行人就不一定分得清楚。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老北京人什么都吃过（四）
当初所有的大饭庄的字号都冠以"XX堂"，著名的有 "庆和堂" 、"会贤堂"、"隆丰堂"、"福寿堂"、"聚寿堂"、"聚贤堂"、"同兴堂"、"富庆堂"、"天福堂"、"惠丰堂"、"燕寿堂"、"天寿堂"、"燕春堂"等。而这些的"堂"，也正因其档次服务对象等特点，曾兴隆一时，红遍京师；同时还是因为这一特点，最终纷纷歇业倒闭。据金受申先生讲，有些大饭庄就相当"专业"。比如地处东皇城根的"隆丰堂"，专以伺候附近地区的王公贵族为主；白米斜街的"庆和堂"，专做内务府司官买卖；方砖厂胡同的"德丰堂"，专以北城提督及绅商为主顾；烟袋斜街的"庆云堂，"则以世家为对象。清末民国以后，原先的豪门巨富没落了，各饭庄失去了倚靠主顾，买卖越发地不景气逐渐被淘汰也就是必然的了。 饭庄之后引领北京餐饮潮流的是各饭馆。老北京虽然一向不乏公卿巨富，但豪绅阔佬毕竟还是少数，当年的"中产阶级"才是后来逐渐崛起的风味饭馆的最大的主顾。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几大楼"，当初不过是中等规模有的甚至是小规模的买卖，只是在各大饭庄被冷落之后才逐渐兴旺发达起来的。应该注意到的是，自清末民初以来，王权旁落贵族凋零平民崛起是个大的趋势，而北京的饮食业的兴衰演变，正符合这一政治潮流，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基本以平民为主要对象的饭馆，特点就是风格多样口味各异，一般来说是各有各的绝活儿；同时，依然谨遵着传统，不少地方依然保留着传统工艺，创新是有限的。这特点正迎合了中产阶级的既想品尝不同口味又留恋旧的高雅的追求，同时还符合他们的要适当排场可花费又不要太大的要求。政治地位、经济条件、品位素质等等因素，决定了老北京大部分居民的饮食习惯和口味；也就决定了老北京餐饮的不受地域、档次限制，各种风味风格五花八门彼此并存又相互竞争的局面。 这种局面，我们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呢？ 简直太有意思了，开放改革以来全国各地的"饮食革命"，百多年前在北京居然早已实现了！试想一下儿，在人们还穿着长袍马褂，见面彼此还请安作揖的时代，我们的祖辈父辈就已经在西长安街的"忠信堂"享受着地道的闽菜清炒虾仁，在大栅栏的"厚德福"品尝着正宗的豫菜"瓦块鱼"、"铁锅蛋"了；在西单商场的"峨嵋酒家"辣得满头大汗，在前门陕西巷"恩承居"欣赏着蚝油的鲜美、"叉烧"的别致，在玉华台吃"水晶虾饼"、淮阳"狮子头"，在"东兴楼"品"乌鱼钱"，花费既不很大，一般中等收入的也吃得起；而全国各地各派各系一切美味佳肴应有尽有，再加上清真的、素食的，再加上二荤铺大酒缸小饭馆，北京人口福不浅！ 所以可以说，老北京人对吃，整体上不仅讲究而且历来精通，有相当的鉴赏能力，对各地的精馔美食甚至地方风味也并不陌生。只不过在解放以后，也正是因为受政治空气的影响，尤其是"文革"###时期对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批判，一度有过某种意义上的"中断"而已。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老北京人在吃的方面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还可以认为是传统悠久。近年来"吃"忽然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有些人士有些地区争相标榜着各自乡土的"吃文化"的悠久、辉煌、源远流长，笔者以为这风气也好研究也好，意思似乎不大。而之所以在这里谈了如此多的"老北京的吃"，主要原因当然还是不能免俗，远没达到"六根清静"的境界；还有就是因为目前许多的北京人，经常是妄自菲薄，以为北京除了烤鸭、豆汁儿、烧羊肉之外就没别的了，也是一种遗憾。 还有就是，如果拿现在"各领风骚一两年"的五花八门的时髦菜与老北京原有的各地风味比较的话，笔者以为前者的"文化性"可能还不如后者。我们经常看到某种菜肴风行一时然后忽然就销声匿迹，或者某餐馆的招牌更换频繁，不管这现象有多"正常"，但反映或体现得更多地可能是商家的某种浮躁甚至哗众取宠急功近利与食客的随波逐流盲目跟风，这里面真正的"味道"是没有的。 地域特征的形成，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某地域的人对另一地域的了解接受也同样有一个过程，真正地略知一二可能要经过仔细地品味咂摸才能得到。比如笔者就不只一次听过，我习惯川菜的辣而讨厌他们的麻，或者粤菜的翅盅不够咸等，都是不得要领的。而为了迎合大众口味一味地改良，把原来的特色弄得面目全非，或者为了出奇制胜来个绝对地"正宗"，都是不可取的。也正因如此，北京才正在失去自己的特色--多了几分浮夸少了几分醇厚，更崇尚新奇而丢失了隽永。 真正北京土生土长又基本限于北京人享受的"特产"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北京的各色小吃，当然还包括种类繁多制作精细的满汉糕点。 北京的小吃与糕点极具地方特色，其中有些品种是本地绝无仅有的，而现在又大部分失传了，所以这里有必要稍微一提。目的无非有二，一是想说明北京独有的这些"小东西"，并不是现在仿制的这般粗糙拙劣；二是想提醒一下儿，有些早已看不到的东西，它们的消失固然是有道理的，但绝对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有什么不好。  
老北京人什么都吃过（五）
老北京的小吃花样太多，而现在的忆旧的文章里说的也太多，这里当然不能一一赘述。就现在尚能吃到的来说，品种恐怕也不下十几种，然而这中间有多少保留了当初的风味就很难说了。前不久我陪一个广西客户外出办事，中午饿了想凑合吃一点儿，下午还要工作，正好那家大商厦附带个快餐厅，于是我俩就踱了进去。客人说正好，正想尝尝你们北京很有名的地方小吃呢。逡巡四顾这地方果然什么都有，杭州的小笼包子、广东的虾饺儿、鱼丸，四川的担担面、陕西的泡馍、兰州的拉面一应俱全，本准备要半斤饺子对付了，可客人却一定要再看看有没有正宗北京风味的，拗不过，最后还是要了两盘爆肚两碗卤煮。 打从那河南小伙子把肚儿从电饭锅往外一捞，我的心就揪起来了，第二盘忙吩咐嫩点儿。那小伙子胸有成竹说，放心吧，口感一定好，吃了一盘还要第二盘。 客人蘸了作料一大口，抬头居然说"好！" 满腹狐疑的我赶紧也尝尝，果然爽脆异常简直不用怎么嚼，几乎是入口即化了。不出卖主所料，客人又找补了一盘儿。 卤煮做的也特好，相当地"清淡"，绝没有应该的那种肥腻浑厚的感觉，里面的饼没怎么泡也是入口即化，且少了完全不必要的肺头、猪心猪舌头，炸豆腐很多，肠子则完全杜绝了有些发涩的小肠，而一律大肠了。 吃罢，客人拿小得可怜的餐巾纸抹了抹嘴，说很不错，下次有机会想尝尝你们的豆汁。 我心里一点不慌了，真的四下看了看有没有卖豆汁儿的，就算有，就算他下回真的要尝也没什么，大不了豆浆里兑点橙汁儿再挤点儿臭豆腐汤儿也就罢了。 小时候大人带着上隆福寺吃点灌肠，后门吃点爆肚不算什么，开放改革之后听说琉璃厂新恢复了而且还是当年的老师傅，母亲忙叫我陪她去，还约了几个街坊。到了只见一驼了背的白胡子老爷子，手都哆嗦了，好在动作还麻利。不过我还是以为爆得略老。据说这一汆一捞最要工夫，因为肚的部位不同，所需的时间也不同，嫩了则不熟老了则嚼不动，没十年以上的经验是很难掌握的。 梁实秋先生做回忆文章称他当年从外留学回北京，最想吃的就是爆肚。下了火车不回家先到煤市街致美斋一口气来三个爆肚，直吃的"牙根清酸"。梁老前辈可惜已经仙逝，倘若仍健在重回北京，即便一口气儿来五盘怕也不会"牙根微酸"了，因为善于经营头脑灵活的"新北京人"已经用"高科技"手段把羊肚炮制过了，汆三十秒与煮俩钟头口感都一样好了。 经过特殊处理的羊肚儿，现代化了的卤煮小肠儿；还有赵飞燕式的烤鸭，能防高血压的酱菜等等都没什么，想想看，吃白肉都可以蘸蚝油了，松鼠鳜鱼上都浇番茄酱了，那么一切的"进步"就全可理解了。 我们公司门口有一家"老北平炸酱面"馆，近来有人一进门全体服务员的齐声暴喝"来了您呐"的规矩已然改了，大半是因为添了许多女服务员的缘故。前一段儿是有些不习惯，光小伙子喊就算南腔北调也还罢了，一加上黄莺出谷般的女声怎么听着就起鸡皮疙瘩--总联想起老年间的陕西巷、王寡妇斜街来。这饭馆既然号称"老北平"，"炸灌肠"一道菜是少不了的，我在此吃固然不点，一般都吃"火爆腰花"、"孜然羊肉"一类"非老北平"菜。有一回跟哥儿几个正喝着呢，忽然邻桌儿一老者大喊服务员，叫过来之后老爷子大怒，说这也叫炸灌肠？狗都嚼不动！ 跑堂儿的湖北小伙子给说得面红耳赤，掌勺儿的四川师傅叫出来后也看着发愣，我因为跟他们老板熟的缘故，过去夹了一片儿尝尝，果然硬脆跟炸虾片儿一样，是彻底地炸透炸酥了的，不过灌肠既然不是虾片儿，于是就有些类似锅巴了。老爷子大概吃惯了传统大铛汤油烙的那种的了，再加牙口不济，发怒也有道理。 经我斡旋，给换了一盘"摊黄菜"了事。 豌豆黄也好，豆腐脑也好，羊头肉也好，驴打滚儿也好，蜜饯果脯也好甚至酸梅汤，也难怪现在连孩子们都不爱吃，一律地面目全非粗制滥造了。超市货架子上豌豆黄，早点摊儿上的豆腐脑，哪有桂花味口蘑味儿？不是甜的要死就是咸得要命。有一回好不容易碰上了白水羊头，也给了一小包作料，回家一蘸原来是新疆孜然。售货机上卖的酸梅汤，正宗信远斋的什么味儿说不好了，可与小时候地安门卖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我以为，无论何种吃的，哪怕最简单最便宜的小吃，原料工艺都还在其次，最重要的应该是制作人的心境。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玄，具体的道理我自己也讲不清楚，可实际情况一定如此。我总觉得--有些痴人说梦了--社会整体如果变了的话，与整个社会紧密相连的空气、情绪、情调、心境甚至口味都会跟着变。那么老北京小吃繁荣的时代又该是什么样的空气、情绪、情调、心境呢？那时候口味又如何呢？ 宽松、闲适、恬淡，精致、古旧、简朴，于是口味也就敏感而中庸，清远而不失醇厚，要求也就精致而不求烦琐，讲究而不故弄玄虚。 那年月简单到市井小摊挑挑儿的，既要货真价实还注重工艺风味。许多小贩或小铺面，辛苦是一方面，敬业是一方面，可从来没有惦记着一摊变俩儿摊，小吃店开连锁变美食城，最后进入哪儿的500强，因而心思就全在风格风味的保存以及工艺如何更精湛上；而吃主，更加地轻松而品得出味儿，些许细小的区别都逃不过他敏感的舌头，最简单的吃食也注重品质特点，挑剔而容易满足。  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老北京人什么都吃过（六）
老北京的糕点也许没有老北京的小吃那样有名，但在一定时期也曾有过辉煌。 老北京糕点的主要特点就是它的"异族风味"--先是元朝蒙古人留下的他们的传统风味，再后是清兵入关后流行的"满洲饽饽"，后来满蒙已经混淆发展为"满汉和璧"，因而在旧时代，北京有名的大糕点铺的招牌，必定是用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以示其兼容并蓄的正宗地位。有人考证说老北京的"满洲饽饽"早在满人入关前就已经在北京流行，而在明代的时候"南味糕点"在北京也形成了一定气候，如果这些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北京的糕点也应该与它的"菜系"一样，是"南北碰撞"、"东西融合"后的产物，是丰富多彩的，也是"不伦不类"的。当年苏州街头广州市面上海马路上是不是也如此，现在很难考证了，但游牧民族喜食奶制品的习惯深深地影响了北京人绝对是有把握的。 满族饽饽经常使用奶油，有些冠以奶皮的名号，比如奶皮花糕、奶皮月饼等，这是与中原南方糕点风味上最显著的不同；另外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糕点的功能与用途。 清代北京城内糕点制造业有一个阶段称为"糖饼行"，在道光28年所立的《马神庙糖饼行行规碑》中说，满洲饽饽乃是"国家供享、神祈、祭祀、宗庙及内廷殿试、外藩*1宴，又如佛前供素，乃旗民僧道所必用。喜*1桌张，凡冠婚丧祭而不可无，其用亦大矣。" 由此看来问题严重了，小小的糕点意义重大，关系国家、政府以及家庭祭奠、供奉、宴会等诸多庄严的仪式，吃的功能似乎反倒退为其次了。这情景现在看起来的确有些荒唐甚至不可理解，可是当初却是很严肃很虔诚的。 功能上的变异产生的结果有二，其一就是有些的向形式化发展，比如叫"蜜供"的，分红白两种，近年来似乎已经绝迹；当初因为追求壮观要层层叠起，所以就制作得坚硬结实，最后几乎不能吃了。梁实秋先生回忆说小时候丧事过后曾分到过一些，火炉边儿烤着吃的。此外现在偶尔能见的所谓"自来红"、"自来白"等月饼，口感不大好吧？原来过去也是中秋节先祭祀后吃的，当初又没有南京冠生园吃不了第二年再用的创意，如若用的是现在水果馅儿的广式月饼，供桌上摆两天就长毛儿发霉了岂不可惜？ 结果之二就是借题发挥。既然糕点掺进了政治的色彩，事关国家的脸面对祖宗的态度对佛爷的恭敬程度，那么用料不可不精，制作亦不可不精--精益求精。我们的老祖宗，历来擅长借题发挥的，比如到什么节气吃什么东西，说是应时，不过借口；比如吃"神余"--祭祀后的白煮猪肉发展到多达64个烧碟儿的白肉席，也是这个意思。糕点的制作沿袭此道，既然名正言顺，于是花样翻新务求精致新巧，并追求口味的多样化。在这一点上，绝无保守可言更没什么禁忌，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既好吃还要好看。 据记载当时北京城有名的大字号如"永兴斋"，能制作的各色糕点不下千种，除日常门市外还供应宫廷、各王府以及各大寺庙。选料严格异常挑剔，"重箩细面"除指定的字号外其他地方铺面的一律不要；其他如糖、油等甚至木炭都有固定的供应商，有些原料更由内务府直接提供。梁实秋先生在《雅舍谈吃》里无比怀恋的旧京名点"萨其玛"、"缸捞"、"花糕"等，实际是当初点心铺普遍制作的。如"永兴斋"就有"芙蓉奶油萨其玛"、"七宝缸炉"、"卧果花糕"等。现在有些名号仍存，可无论工艺口味早已与当年大相径庭，梁先生讲话，"名存实亡，全不对劲"了。 时代变了，口味也跟着变了。当今假如哪家点心公司真的犯了"痰气"，"依照古方"及传统工艺，也用专用的面、精选的糖、特定的油制作了并用西山的炭烤出来了，买主是不是能欣赏还是个问题呢。所以，笔者以为，老北京人的多忆旧怀古，总觉得现在许多东西"是那庙不是那神儿了"，更多留恋追思的恐怕是当年那么一种情致、情绪、情怀；同时，现在有些北京人的一些情致、情绪、情怀，或许与旧时代有那么一些关联。 有句俗话叫"三辈子学吃，五辈子学穿"，虽然不免虚妄浮夸，但可能多少还是有些道理的。从另一方面说，被旧文化浸润滋养了许多代的老北京们，无论社会的变化有多大，总还是保留着一些旧有的，传统的东西。也许，在不经意中，会表现出来。当然，如果我们今天一定要分析清楚哪些是继承来的，都继承了些什么，哪些是受了什么或哪方面的影响等等，基本上说已经不大可能了，但潜移默化了"三辈子五辈子"的东西，不会那么容易就消失则是肯定的。这也正是笔者*6里*6嗦回顾了这么半天老北京吃、穿的原因。不是津津乐道，不是--消逝了的东西有些可能值得留恋，有些就不值得留恋；即便是值得留恋的，也决不可以成为虚假荣耀的理由或资本，而"从前阔"的心理是最可怜的。但是如果有人能通过一些回顾对北京以及北京人的现在多了一分理解或体谅，则是笔者祈望的，但很可能还是妄想。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居住与环境的影响（一）
"……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知道这是谁说的吗？ 汪曾祺。 胡同、四合院如何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汪曾祺先生并没有说得太清楚。但他说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 北京城真正的特点在于雄伟的宫殿，宽阔的道路，整齐的街巷，还要加上城墙内外的无限风光--知道这是谁说的吗？ 我。 笔者以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如此古老宏伟的宫殿，有如此宽阔壮观的道路，有如此齐整典雅的街巷的城市的，只有北京。 一个城市的建筑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个城市的精神风貌，居住在此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大概不会有什么疑问。 宏大、雄伟、壮观、华丽、古朴……无论怎么形容，文字上的东西永远也描绘不了北京的特征风貌：她的雄浑旖旎多彩多姿，她的庄重典雅亦真亦幻，她舒缓而充满激情，她青春同时略带苍凉，她引人遐思发思古之悠情，她催人振奋生憧憬之冲动。护城河的青青御柳，占尽人间春色；钟鼓楼的绿瓦斑驳，写尽世事沧桑。古旧的胡同，说不完轶事典故；庭院深深，道不尽人间悲欢。如果说有哪座城市还能连接过去与未来，如果说还有哪个首都永远地古老而年轻，如果说还有哪个地方还能让全世界的感到敬畏、神圣、神秘同时又亲切、熟悉、惬意，那就是北京。 北京，作为一个国家的都城，从地域风貌，从建筑规模、式样来讲，不是什么"一流的"，也不是什么"之一"，而是名正言顺的第一。 还要知道的是，旧时代老北京固然建筑齐整屋舍俨然，但并不一味地古旧而颇多野趣。莲叶田田荷风阵阵，波光粼粼杨柳依依，一抹泥墙竹篱菜畦，小桥流水酒旗飘摇。什刹海、后海一带真有江南韵味；而樯橹云集游船穿梭，笙歌如潮，红男绿女，二闸风光又胜似西湖。天高地阔，古道白扬，鸢飞唳天，驼铃声声，安定门外别具塞外风情；而丘壑纵横，水草丰茂，狐兔成群黄羊出没，南苑一带兼具草原风貌。至于西山蓊蔚郁郁葱葱，东郊平展麦浪一片，卢沟晓月，蓟门烟树，居庸叠翠，玉泉趵突，真是风情百种，气象万千，难以尽述。 因此，一提老北京就一定想到四合院大小胡同，未免有以偏代全之嫌。应该说，老北京人的视野还是相当开阔的，并非完全是蜗居在小胡同大杂院中的一群。在旧时代，北京人的爱好郊游早已是一种习惯，诸如妙峰进香、蓟门登高，南郊跑马放鹰，东郊踏青赏荷，逛野茶馆访旧禅院等，很普遍。 在谈论老北京的"住"的开始所以要*6嗦这几句，无非是想提醒一下儿，胡同与四合院固然是北京人的"住"，但绝不是全部；在考察"住"对人们思想的影响的时候，视点似乎可以放得广一些，把一些次要的因素也考虑进来。 我们知道，北京作为一个都城，是人们有计划地"建立"起来的。 北京城是古老而又年轻的，作为一座城市，她相当古老，远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候叫"蓟"，可并不是京东蓟县的那个蓟。不过，后来的"蓟城"、"燕京"、"幽州"、"涿郡"、"南京"等，大致这一片儿是没有错儿的，但精确的位置现在已经很难说得清了。公元1148年金海陵王调集100多万人修建金中都，1153年正式迁都，定名中都。不过即便此时，中都作为一个城市与现在北京的位置仍有不小的出入。比如说地名尚存的会城门，据考证说是金中都北城墙最西边的城门，那么就说明这座城的整体位置要比明清时代的北京偏向西南了。 金中都后被战火所毁变成一片废墟，而元大都的修建，则是在这座繁荣的城市被毁大约50年之后了。 公元1276（一说1283）元大都建成，位置与今天的北京基本一致。元大都既然是在废墟上新建的城市，而且从一开始就以国都的身份出现的，于是就有规划齐整设计周详的特点。此外，由于位置与明、清两代基本一致，今天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演变而来，大概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皇城、宫殿、禁苑等位置合理，三个主要市场50个坊的布局也是事先规划好的，其他如街巷道路，详尽到大街有多宽，胡同有多窄，整齐划一。从而，北京城最初的格局，棋盘式的街道方正的院落，应该说是元朝时期奠定的。 明的灭元，对北京城整体上说破坏不大，只不过因为风水、城防等的考虑，对元朝的皇城宫殿进行了拆除，城墙也有所改动，但总体上说变化不是很大。而清的灭明，前面说过了北京城内不曾发生过战争，在宫殿街巷道路等市政方面，清政府基本沿袭了明制，即便有所修缮也是局部的，因而整体格局基本保留了。因此，对北京城建筑的认识，应该从对元、明、清三个朝代，尤其是元与清两朝的统治精神入手，因为北京城可以说是元建立的，而清离我们最近。 元大都建成的时间，是在蒙古铁骑横扫欧洲之后，与攻陷临安彻底灭宋差不多同时。其时，高丽（朝鲜）、大理、吐蕃（西藏）、整个东、中欧甚至大半个南欧已经被征服或掠夺，大元的疆域横跨欧亚大陆，可谓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正是全盛时期。军事上的全面胜利，疆域的空前扩大，各种族各国家的臣服，"一代天骄"俨然已是世界的君主了；而这种君临天下的精神，在他们修建的"大都"上的体现，必然就是规模的宏大与气势的威严。同时，由于整个民族强烈的军事色彩，在其建筑上表现出来的整齐划一的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我们知道，正是受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元朝的统治实行极端的民族歧视政策，等级观念异常强烈，因而在城市的修建、规划、布局上也就有诸多强制的色彩。有人认为50坊的设立就与蒙古军营的传统有关，胡同的概念也与游牧民族以水为居的演变特点相连。当然，流传更广也更被接受的说法是刘秉忠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来设计大都的，甚至有传说是照着神话里的三头六臂的哪吒的样子来设计的。无论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但其中掺进了民族色彩与神话色彩是肯定的；同时，大元君主并吞八荒包宇海内的霸气与强烈的尊卑观念在大都的建设上有所体现也是肯定的。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居住与环境的影响（二）
满族在入关前，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同样是个相对落后的民族，因而也就比汉民族有更强烈的宗族等级观念。即便贵为天子，理论上仍是镶黄旗下的一名士兵，宗人府档案上的记录与其他人的"在某某佐领下"略有不同，改成了"某某上"而已。在建筑上，这种等级观念表现的尤其突出。清初（顺治五年）颁布过住宅法规，严格规定了各不同等级的人住宅的规格。 这种规定异常地详尽、严格，包括亲王的府邸，贵族的宅院，百姓的民居，都有限制和规定。比如不同等级的亲王享受不同等级的待遇，和硕亲王府的柱子上可绘五彩五爪龙，而多罗郡王府的柱子上就只能绘四爪龙了等。诸如台阶、房基的高度，油漆的颜色，装饰的图案等等，都有限制，一旦逾越必受追究。 于是，皇权的至高无上，街巷的整齐划一，住宅的等级森严，应该是老北京建筑的最显著的特点。 这一特点会给北京的居民们带来些什么感觉，使他们的思想、观念、情绪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老北京市民的顺民心态，对"规矩"的敬畏，相对保守等的特点，应该说与老北京的皇城特征必然有联系；同时，某种外人看来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的产生，也还有关系。 气势磅礴的大殿，巍峨的宫墙，使靠近它的人产生巨大的压力。即便在今天，当我们走进像故宫、天坛、太庙或站在天安门下边的时候，总会感到被震慑，有种无形的东西高高地凌驾在上，并感觉自己异常地渺小，甚至无助与可怜。经常地，我们在自欺欺人地叹服、在感慨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其实真正使我们感觉震撼或使我们慑服的是蕴涵在这些建筑中的那些精神。试想当初那些满脑子天授神权的人们，在仰望它们又会是种什么感觉？ 神，当然是人们制造出来的；而人反过来又对它无限地崇拜和畏惧。北京人修建了世界上最壮观的建筑，最大规模的皇城、宫殿、神庙，于是也最虔诚地对它们顶礼膜拜。所有这些建筑，早已被神圣化了，它们代表的是天意、皇权、正统、道德、历史、祖宗等所有神圣、绝对、无可非议的东西，是完全不可冒犯的，同时也是全身心崇拜，打骨子里敬仰的。 正如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净化了巴黎人的心灵一样，北京的皇城、宫殿、神庙等一切庄严肃穆的建筑，使北京人变得更加有教养更加温良恭俭让也更驯服、循规蹈矩。当然，造就了北京人一切特征的绝不只这些，但是某个特定的环境会使人产生特定心理却是一定的；我们行走在喧闹的市场时与置身于博物馆中时感觉很不一样，甚至举止都会不同是肯定的。 我们知道在旧时代，相当多的地方，平民靠近是要屏息静气的；同时我们还知道当初戏楼一类娱乐场所是不允许在内城出现的。 政治性、宗教性，庄严肃穆的建筑越多，人们也就越具有政治性也越虔诚，至少显得如此，或至少"装"的如此。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在这方面是首屈一指的。 长时期的浸润，使人们在精神方面产生的东西也许可以称为素养。 在旧时代，北京人的素养整体上说就是恭顺，是安分守己，是循规蹈矩甚至是逆来顺受。这是优点还是缺点，是福是祸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但北京人心理上的某些特征，成就了北京人，也使他们遭受了某些鄙视是事实。正如刚才我们说的在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特定心理会有不同一样，有些东西，不是完全用道理能说得清楚的；在面临抉择的时刻，北京人经常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怯懦，惶惑或者麻木、迟钝，很难说北京人就比其他地方的人缺少什么，也许更多地该考虑北京人比别人多了些什么。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鲁迅语），抗战时期政府当局以"文化城"的借口把北平"让"给了日本人，当然不是赤手空拳的北平人的错误，可是在整个战争时期，北平人表现得似乎过于"超然"了？然而深深懂得北京人的老舍就早已为我们揭示了北平人的心理，那就是从来没有把任何敢于公然冒犯北京的外来人放在眼里。《四世同堂》里的祁老爷子不就说么，大门用破缸一顶，准备好粮食跟咸菜，不出三个月就一定天下太平。北京人的自信，来自对北京城绝对的有把握，即便高大的城墙失去了作用，侵略者进了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北京城永远不会丧失对它居民的保护作用。在北京人眼里，北京城是神圣的，天既然是塌不下来，北京就永远没事儿。无论何方妖孽，折腾吧，这儿可不是别的地方，任你再张狂也耐何北京不得。 因此，崇敬与慑服之外，更有几多依仗，说严重一点也许可以说是有恃无恐；同时，只要遇到外来人，所有的崇敬惶惑气短谨小慎微立刻就变成了自豪。所以，有些情绪虽然不明内情的人看着可笑，但仔细想来自有他的道理。这种自我化情绪其实并非北京独有，甚至可以说北京人在这方面的表现，有些是远不如其他地方人的。大半许多些名气的城市、地方的人，对自己家乡的某些建筑都有这种情结。我头一次去哈尔滨的时候，接我们的主人在机场去市区的路上停下来，请我们去吃"杀猪菜"。席间我无意中道听说哈尔滨有些"老毛子"的建筑极有特点，结果"血肠"吃了没一半就迫不及待上了路，进了城车子绕了一大圈儿。 早年去过安徽歙县的人一定对那"太子太保"牌楼印象深刻。70年代"古民居"还没给"开发"出来，砖雕也还没上电视的时候我去过，一条小街没什么可逛的，牌楼下买了块儿"黄山松烟"回"练江饭店"随口一问，想不到关于这牌楼，主人指手画脚地说了得有半个钟头，及至知道我是北京人之后似乎更有种亲切了，原来北京他去过，很有些古迹可看……不过，接下来又似乎为我有些遗憾似的，至于像这样的牌楼嘛…… 上海的外滩南京的中山陵西安的华清池杭州的灵隐寺…… 十里洋场……往日辉煌……旖旎的旧梦……沉寂的梵音…… 一座城，往往筑就了居住在其中的人的灵魂；而城郭可以倾圮，殿堂可以坍塌，宗庙可以焚毁，但巍峨却久久矗立，在给它震撼过的心灵中。所以，高大威严的城墙城门早不存在了，王府侯门成了幼儿园学校，甚至故宫也成了筒子河环绕的一个小小的游览点儿，但他们还是给北京人留下了一些东西。 桎梏有些是无形的。  
四合院是有等级的
等级，有些时候用建筑上的语言来形容，比如什么叫"门第"？ 有个电视剧，名字叫《大宅门》；"大宅门"指的就是高官巨贾世家望族。在老北京城，除了皇宫最显眼的就是遍布的大宅门。 也许，老北京城内随处可见的深宅大院比紫禁城还能代表北京；与大宅门相连的，则是一座又一座典雅的四合院、三合院，或者可以说"小宅门"。以紫禁城为中心，背后王府豪宅分布左右，大小四合院则簇拥着，于是等级，就已经在了，已经清清楚楚了。对这一点，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没什么意识，而局外人则看得很清楚--比如典型的上海人王安忆说："北京的四合院是有等级的，是家长制的。它偏正分明，主次有别。它正襟危坐慎言笃行。它也是叫人肃然起敬的。它是那种正宗传人的样子，理所当然，不由分说。当你走在两面高墙下的街巷，会有压力之感，那巷道也是有权利的。"（《两个大都市》） 所以说，北京的等级，北京人的等级观念，并不需要谁来告诉，打生下来一懂事儿就已经有了。一条胡同，谁家是广亮门，谁家是如意门、随墙门，哪个院子里有假山池塘，有垂花门，有月亮门； 院子里是西府海棠是丁香还是枣树；屋顶上是筒瓦是片瓦，花池子里种的什么花儿，廊沿下挂的什么鸟儿，贵贱雅俗一目了然。如果说宫殿皇城造就了老北京的"顺民心态"的话，那么安分守己懂规矩讲出身的心理，至少有一部分来源于等级分明的街巷民宅。 "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就是典型的老北京民居中的典型风景。当然，这里所谓的"典型"指的是当时的中产阶层，既非巨富也不包括赤贫；而北京的代表性建筑--四合院，正是这些人的住宅。四合院这一建筑形式，应该说不是北京特有，但在北京最普遍则是没有争议的。有人考证说北京的四合院起源于元代，是北方游牧民族所创；还有人说它是明代北京的典型建筑，这些我们都不去管它，而近代的北京所以接受这种建筑形式，必然有道理。那么四合院本身有什么特点满足了需要，又迎合了人们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第一个特点前面其实已经说过了，必然就是等级。一个又一个四合院之间存在着等级，而一院之中，更有等级。这种等级观念，在四合院中被强调了--自然而然地，心平气和地强调了。家族中的老幼尊卑，当然要有区别，没有区别就乱了套了，长幼有序，上下有别在家族中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四合院、三合院，或者分前、中、后院，至少有"正房"、"厢房"、"耳房"。一个典型的三代同堂的人家，"老爷子"、"老太太"，必然住中院（如果有）正房（北房），二代的如长子则住或外院正房或西厢房，第三代如姑奶奶或后院或东屋。正房之中，又分上、下首，正房的左手，也就是北屋的东侧是为上首，西边则为下首。如果男主人有两房太太，则大太太必然上首。当然也有例外，有的改良后的带有西洋风格的四合院，即一条甬道两边各有小院的，则大太太、姨太太分居，大少爷、二少爷不同院了，不过这种样式比较少。四合院，北房为正，东西为厢，南面为倒座一般不住人，或书房或仆人住或堆杂物或当煤屋子。于是，老幼、尊卑、上下，井然有序。 在这里，尊卑、上下既是清清楚楚的，同时又是和谐自然的；当然这是相对陈旧的，古老的。如果现在的人有条件住四合院，那一定最好是一对夫妻住一个院，如果做不到宁愿住单元楼。家族，家庭，一大家子，在那个时代永远是密不可分的；既不要分，又要有别，那除了四合院还有更适合的吗？不知道有没有普遍性，反正笔者早年感觉，相对北京人来说，有些南方人，家族、家庭观念比较淡薄；有的对上下、尊卑看得比较轻。当然这是好现象或者说是一种进步，但与居住形式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呢？  
四合院又是相对封闭的
四合院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相对地封闭。 北京，长时期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造就了养育了成就了最大规模的政客、文人、商贾和殷实的小康平民，这些"主流派"在生活上表现出来的风格或精神，就是相对地追求闲适。宦海沉浮，官场上的云谲波诡；科场的胜败，仕途的奔波，幕、馆的得失；生意场上的风风雨雨等等，紧张之余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就特别地注重安逸与静谧。同时，礼教的重压，当差的辛苦等造成的性格上的某种扭曲又一定要求得到些补偿或抒解，于是相对封闭、僻静、严谨的四合院就提供了一切条件。街门一关，自成一统，所有的喧嚣、麻烦甚至屈辱通通不在话下了。 我们知道，比较"像样儿"的四合院至少有"三进"，进门有影壁，每个院落之间必有门或过厅，垂花门、花瓶门、月亮门，层层相隔；而这些门实际早已失去了门的主要功能，一般只起遮挡作用而并非为了防盗或防护了。深院重重，为的就是要营造出一种安谧宁静，使"家"更为隐蔽和安全，也更适合遮掩隐私更适合"偃仰啸歌"。同时，"内外有别"，影壁、墙、门还起到维护伦理的作用。 这样的建筑形式本身就是相对封闭的，体现了主人一定的心理特征。 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封闭"又是相对的。 四合院的封闭，不是真正的封闭，这一点想想国外的城堡，带防御工事的庄园或山西的"大院"就清楚了。它没有那么紧张，也根本谈不上坚固，更无所谓以邻为壑，因为北京的气氛历来是宽松平和的。这种既宽松又平和同时又相对封闭保守的气氛，正是典型的老北京人的性格特征。长幼尊卑时刻不忘，行为做派永远中规中矩，不糊涂但永远地含蓄，有时也激烈甚至尖刻但多数时间讲面子--应该说北京人的居住与这些性格特点多多少少总有些关系。 封闭就必然导致保守，保守最直接的结果一定就是落后。而一旦落后，落后于时代，苍凉、落魄、偏激就是必然了。民国以后四合院一步步地走向衰败，胡同也变得越来越破旧不堪，"大杂院"越来越多，于是面目全非的四合院就逐渐成了北京的主要建筑，于是四合院的第三个特点就产生了：不伦不类，扭曲变形。  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四合院的衰败
其实，北京四合院的变迁，应该也必然是整个北京城变迁的一个缩影；因此也可以说，北京城，从单纯建筑风格建筑特点来说，打从清末，就已经开始变得越发地特点不突出，越发地破败起来了。从根本上说，原因还是落后。 我们翻翻陈独秀、沈从文、朱光潜、蹇先艾、梁实秋等人20世纪20～30年代写北平的文章，就已经能感受到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失望了。暮气沉沉的，不仅是住在这儿的人，还有整座城市的衰败，包括街巷的破败。朱光潜特意写了一篇《后门大街》，说它"偏僻，阴暗，湫隘，局促"，是"龌龊"而且"虽不是贫民窟，一切却是十足平民化"的了。他说的"后门大街"，就是地安门大街。而地安门大街，在当初可不一般，地处北城紧靠皇宫，南邻禁苑北接鼓楼，西临风光如画的什刹海，东挨屋舍俨然的富人区蜈蚣街，中轴线上，内城中央，两边商号饭庄林立，该是北京城有名的繁华整齐的大街。而后门大街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 说到"蜈蚣街"，就是东城的"南锣鼓巷"，是典型的北京街道。地处皇城北边偏东，一条宽宽的街巷横贯南北，两边胡同条条相对，左边胡同西口通后门大街，右边胡同东口达安定门内大街，胡同宽窄基本一致，里边大宅院鳞次栉比，中、小四合院整齐有序，既属北城又离皇宫不远，当初是八旗中等级最高的镶黄旗的属地，所以是老北京比较典型的"富人区"。以南锣鼓巷为例，帽儿胡同有大学士文煜的豪宅，规模宏大，后圆恩寺胡同有庆亲王二儿子的府邸，中西合璧；炒豆儿胡同有吏部尚书花沙纳的公馆，北兵马司有大学士灵桂的花园；内务府明善住勤老胡同，广厦百间；大理寺卿贵贤居前圆恩寺，厅堂华丽。文煜的豪宅后归民国大总统冯国彰，再后为朝鲜大使馆；后圆恩寺的府邸后为蒋介石的北平行辕，再后为亚非友好协会办公地。然而，也就是这条赫赫有名的街巷，早在五十年前就已经破败不堪了，原来的精舍暖阁给改得不成样子，雕花的黄檀隔扇给烧了火，侯门变成了大杂院，花园改建成了仓库。除了个别几家后改为首长住宅之外，其他全成了大杂院。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尤其地震之后，原来的房屋或塌或修或改建，整条街巷除了基本格局几乎完全变模样了。 大杂院的兴起一般地说是在民国以后。一个王朝的灭亡，必然带来一大群人的迅速没落。原来的房产主或卖或租，原本整齐精致的四合院就逐渐变成了大杂院。与四合院相对应的胡同，变化虽然不是很大，但整座城市的格局的变化却是巨大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打从清末开始，大杂院逐渐成了北京人居住的主要地方。从大的方面来说，从清末到抗战结束这一段时间应该是整个北京迅速没落的时期，政权的更迭，战乱，日本人的掠夺式统治，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等，都是北京衰败的原因。从小的方面说，市民阶层生活水准的普遍降低，大批精英的出走，贵族的平民化等，是造成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当然，齐整的精致的宅院也还是有的，但却越来越少，到了40～50年代，独门独院在一条胡同中已经占少数了。 为什么四合院也好，城市的整体风格也好，会给人以不伦不类扭曲变形的感觉呢？很简单，因为四合院本身不是干这个用的；换句话说，就是这一建筑形式，已不适合于时代，已经成为不适合于人或历史选择的居住方式了。垂花门好不好？过厅、影壁好不好？抄手游廊好不好？假山池塘好不好？但对于居住拥挤、湫隘的大杂院居民来说，这些东西不仅不美，而且碍事、占地儿。于是，拆。推广开来，城墙、城门、牌楼等，修又没意义，不修又危险且妨碍交通，那不如索性--拆。  书包网 www.aIhUaU.com
大杂院里的"俗"
最显著的莫过于"俗"。 俗，在词义上固然是贬义，但这里说的俗也决不就是"庸俗"。更多地，可能既是一种无奈，又是一种知足；既有某种程度的不安、局促，还有更大程度的满足、认命甚至惬意。也许，这里缺少奋进与抗争，但不缺的却是乐天知命，当然也还有某种程度上的得过且过。汪曾祺先生写《胡同文化》，说"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笔者的一些朋友就很不理解，笔者就回答他们，如果有谁真正观察过那些在大杂院里烦着、熬着、骂着同时又快乐着的人们，大概就懂得了什么叫"忍"了。"忍"这个词儿在北京话里往往有某种特殊的含义，常带凑合、权且的意思，而并非是真正地在忍受；有的时候，更有某种调侃的成分，比如说："我就跟这儿忍了"，或"您跟这儿忍着呐？"等，实际有某种安于现状的意思蕴涵其中。 现在不少迁入了新居的人经常对大杂院里的人际关系，街坊亲情，和睦气氛津津乐道，回忆中几多温馨几多怀恋。相信这些都是真情流露，因为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过的人是体味不到这感觉的。邻里之间相互帮助扶持，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北京俗话"远亲不如近邻"，虽说不一定指的是如此近的"近邻"，但后来演变，人们早已就认为近邻就是一个院的街坊了。 北京人口头语，说我们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老街坊"，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人或这家是完全可信赖的，绝对不能对不起的。因此，大杂院这一本来不和谐、不合理的居住形式，又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人与人的无保留地接触，接着是无保留地融洽。在这里经常起平衡、裁判作用的，正是所谓"公论"或"公理"。一个品行优良的人必然受到尊敬；同时，完全不懂"礼"的，品行恶劣的，也必然有所收敛，否则很难立足。那么，市民阶层的无城府、急人难，与现在人的冷漠形成反差，跟大杂院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当然，大杂院的缺点同样是明显的。 绝大多数的北京"土著居民"，从清末到改革开放前就住在大杂院、简易楼、筒子楼、排房当中。即便我们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在此之前北京居民住大杂院的也不在少数。经济上的不宽裕，政治上的没地位，必然导致精神境界的滑坡。于是，"俗"的本来含义在这里就多了起来。这些人性格、精神面貌上总的特点就是平庸，缺少激情，对新事物大道理从不轻信。究其根源，最终还是地位的低下；而这种低下又不同于农民的淳朴和工人的单纯，因为他们是早先的贵族。改革开放前这些大杂院里的居民，只要不是第一代进城的农民，有许多都可能讲起过去的辉煌，甚至有不少人会告诉你哪儿哪儿是我们家的旧宅。 俗的最低级的表现就是狭隘、狭促、不宽容，并带几分狂与妄了；可能还有某种市侩、尖酸刻薄、圆滑狡诈、贫嘴呱舌等等。应该承认，在贫民阶层，这样的人是存在的。这些品质，当然也与他们的生活质量，受教育程度有关，于是也一定与他们的居住条件、环境有关。 拥挤、恶劣的环境，没有隐私，缺少活动空间，相互妨碍干扰；卫生条件差，缺少公共设施，再加上繁重的劳动，紧张的政治空气，人们的心情可以想像。假如再看看衙门里尸位素餐的官僚与俗不可耐的新贵，或者新社会时瞅着住在宽敞的大机关宿舍楼的"高级人士"，再比比有些光讲大道理，但并不干多少实事儿的干部，尖酸刻薄一些恐怕不难理解。不过，素质低也许还是所有城市的贫民阶层的"通病"，而北京城内正由于解放带来的新气象以及不断流入的大量新鲜居民，使这部分不良人士的习气素质有了相当的改善。邻里间可能时常会发生冲突，而又能经常地相互体谅，终使他们形成了宽容大度的胸襟和大杂院中融洽的气氛。回想20世纪50～60年代北京淳厚的民风，追忆一下老北京的厚道、宽容与热情，也许就能明白，单就风气、风尚来说，北京从来无愧于"首善之区"的名声。 总而言之，老北京城方正、齐整的街巷，威严辉煌的宫殿，安详肃穆的庙宇，典雅精致的四合院以及独具特色的大杂院，风格各异的公园，还有城市周边气象万千的美景，造就了北京人。北京人的谦虚、恭顺、平和，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的顺民心态，循规蹈矩的品行，注重等级，轻易不敢逾越的习性，还有"忍"的特征"俗"的表现等，很可能都与北京人的特定的居住特征有关。建筑与人的关系，应该与环境与人的关系一样，是门很深奥的学问；具体北京的建筑特征在哪些方面又是如何影响了北京人的，笔者学问不够，一时很说不清楚，但感觉还是有一些的。相信总会有高人出来诠释这一切，给读者一个满意的结论。  
戏剧对北京人的影响
老北京"玩儿家"多。 老北京人，整体上说文化素质比较高。文化素质的形成必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不断熏陶、培养的结果，而某些文化活动，娱乐活动是其中重要的条件。那么老北京人最普遍最热衷于的文化娱乐活动是什么呢？ 当然首推"听戏"。 "一口京腔，两句二黄，三餐佳馔，四季衣裳"嘛，在旧时代，不懂得欣赏京戏不会哼两句"西皮"、"二黄"的，简直就不是北京人。在那个时代，戏剧对一般人的重要性，远非现在的人能想像得到的，甚至谁执政都在其次，只要今儿有谭鑫培、梅兰芳，吃的次点儿穿的差些简直无所谓了--真有些类似当今的美国，谁当总统无所谓只要格林斯潘当美联储主席就成。 谁都知道，苏州有评弹，上海有沪剧、昆曲，广东有粤剧，陕西有秦腔，山西有山西梆子，东北有二人转，河南有豫剧。北京呢？当然就是京剧了。其实，京剧这叫法本身就不科学，现在意义上的所谓"京剧"，从来也不是纯粹北京的地方剧种，惟一说得过去的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在北京相当流行而已。"京剧"这名称产生的时间也很晚，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尚且没有这种叫法，一般称为"皮簧"，而延安时期则叫"评剧"。所以近代北京人一般只说"看戏"、"听戏"而并不特意提"京"字，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意义上的"京剧"产生得比较晚，比起全国的其他地方剧种来太年青了；而且本身地方特点不明显。因此，在我们下面的讨论过程中，也应该只说戏而忽略"京"，以免产生混乱，造成"京剧"历来就是"北京特产"并一向"统治"北京的错觉。 前不久有过大规模庆祝徽班进京200周年的活动，把京剧艺术提升到了"国粹"的高度。这至少说明两点，一，徽班进京之前无所谓"京剧"，二，京剧艺术早已超越地方概念，已经是我们国家或民族的代表性艺术了。北京的戏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博采众长兼容并蓄。 这有些类似于北京的"吃"，它分阶段，分层次，然而在其形成过程中，又完全没有任何的地方狭隘，在融入的同时又加以改良、改造，使本来的东西面目全非可精华尚在；在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冠以"京"字的品种--无论风格、品位、水平等都有所创新或提高。 元、明两代，北京的戏剧就已非常繁荣发达，其时剧作家辈出，剧院戏园林立观众众多，因篇幅所限，这里只好割爱，全不说了。就从清朝说起，当初的北京人的看戏也是异常普遍，热情高涨的，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特火爆的。当今学者余钊先生著《北京旧事》，提到清初北京城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儿，叫"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这里面的"收拾起"、"不提防"原来分别是当年流行的两出剧里的两句唱词。（李玉《千钟录·惨睹》中的第一句"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洪升《长生殿·弹词》的第一句"不提防余年值乱离"。）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翻洪升的《长生殿》，一定会被作品的绮丽、哀婉所倾倒。曲词之典雅清丽，格调之高，远非后来一般戏目剧本能比；而如此文人化的唱词竟能达到家喻户晓人人会唱的地步，北京观众普遍的欣赏水平可见一斑！再如孔尚任的《桃花扇》，情节设计场面安排巧夺天工，曲词更是字字珠玑，每一段一阕单提出来都是一篇绝唱，而当初竟然不是以文章诗词发表，而是真正"演"了出来，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想像。应该说，以孔尚任为代表的明末清初的剧作家的水平，在我国戏剧史上是至高无上的。同时，那个时代演员、观众水平之高也是惊人的。 然而，这些杰出的戏剧，与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京剧"可以说没有太多的关系。当时，无论唱腔、伴奏、化妆，都不是现在所谓的京剧模式。我们知道，一出好戏所以能受欢迎，很大程度在于它的唱腔。在明末清初相当一段时间里，北京戏剧的腔调是"昆腔"，即"昆山腔"与"弋阳腔"。当然，像《桃花扇》这样的剧目，当初究竟是以什么样的腔调唱出来的，具体是什么味儿，与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西皮"、"二黄"有多少区别等，已经无从知道了。但既然当初老百姓欢迎，王公大臣也能欣赏，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说是用流行的腔调来演唱的不会错了。根据当代学者冯尔康等人在《清人社会生活》中所引，"康熙时期，'近今且变弋阳腔为四平腔、京腔、卫腔，甚至……为梆子腔、乱弹腔、巫娘腔、唢呐、*6*6腔矣'"。 余钊先生的论断是，南方的三大声腔即"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的流入北京并发展成昆曲，是在明朝。而后弋阳腔取代昆腔，弋阳腔中又蜕变出京腔，后来秦腔又一度流行，乾隆末年徽班进京，徽戏逐渐向"皮黄戏"过度，最后现在意义上的京戏也就产生了。 冯尔康等在《清人社会生活》中的论点与余钊基本相同而小有区别，他们认为是弋阳腔取代了昆腔，而后"四川的魏长生把秦腔（即梆子腔）带到北京……取代了弋阳腔。到了嘉庆年间，苏州的昆曲、河北的高腔、山东的柳子戏、山陕的梆子腔几大声腔的代表剧种流行北京，有所谓'南昆、北弋、东柳、西梆'的说法。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起陆续到京演唱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逐渐发展起来，直到同、光年间还在北京演出。此间，四班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以徽调的二黄和汉调的西皮为基础，不断向其他戏曲声腔学习，道光以后形成京剧，进入中国古典戏曲的全盛时期。"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到的，一是我们的祖先够幸福的，全国有代表性的戏曲腔调全欣赏过；也够伟大的，去粗取精有取有舍，吸收与扬弃并存，全没任何地方偏见。第二，道、咸以来京剧才逐渐完善成型，尽管是基本是徽腔、汉调为主，但一定融合了早在北京流行的其他腔调。同时也只有在北京这个各种风格地方戏剧此消彼长竞相繁荣的地方，后来演变为国粹的京剧才可能产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集大成者。古往今来，雅俗共赏，既源远流长又时尚新巧，也只有这样的艺术才真能称得上瑰宝、国粹。 由此，京剧的博大精深，艺术上的完美，可以说是集众家之所长，完全超越了"北京"这一狭隘的地域概念；从而，北京人对戏剧的欣赏，也就完全不再是对某种具有地方特征的剧种的欣赏、偏爱，而是对中华文明的追求与挚爱了。  
北京戏剧的特点
北京戏剧的另一个特点也相当显著，就是格调高，注重题材的选择，善于借古讽今，经常有"寓教于乐"的味道。 固然，大清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里，对民间戏剧的流行、繁荣是持警惕态度的；不断颁布法令，禁止在内城开设戏园，甚至一度禁止旗人欣赏、学唱、留恋其间。根据有关资料（《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台规》），康熙十年、乾隆二十七年、乾隆二十九年、乾隆三十九年、嘉庆四年、咸丰二年等，就多次发布饬令或严辞警告，一再强调"京师内城永行禁止开设戏馆"，"前门外戏园……八旗当差人等前往游宴者……一经拿获官员查处，兵丁责革。""嗣后无论城内外戏园，概不许旗人潜往游戏。" 这些诏令现在看起来是强制、专横、无理的，同时还是矛盾的：因为我们知道当初无论皇宫大内，朝廷、王府等并不禁戏。非但不禁，甚至宫中府中许多戏楼戏台，民间艺人也曾进宫献艺且屡受奖赏。那么，一方面严令禁止或限制，一方面又大张旗鼓地建戏楼赏名角，难道不是矛盾而且荒唐的吗？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戏剧，这一雅俗共赏深得人们喜爱的艺术，对于大清政府来说，是一柄双刃剑。聪明机警或狡猾阴险的统治者，早已意识到，这一艺术形式也好舆论工具也好，运用得好，就能起到"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反之就会产生"毒化空气"、颠覆政权的可怕后果。 咸丰二年有道"上谕"非常有意思，如果我们仔细地体味，也许就能明白其中的奥妙，或者说能多少懂一点儿"今上"的苦心："……歌舞升平，岁时宴集，原为例所不禁。惟相沿日久，竟尚奢华，或演夜唱，或列女座，燕会饮馔，日侈一日，殊非崇俭黜奢之道。至所演各剧，原为劝善惩恶，俾知观感。若靡曼之音，斗狠之技，长奸诲盗，流弊滋多，于风俗人心更有关系。着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使先期刊示晓谕，届时认真查办。如仍蹈前项弊端，即将开设园庄之人严拿惩办。" 我们不妨用今天的话给"翻译"一遍，可能就更加明白了：如果说歌颂大好形势，或过年过节庆祝一下儿倒也罢了，一味地奢侈浮华，再弄些妇女参与其间，就有悖于提倡艰苦朴素作风了；至于表演方面，尽些格调低下的靡靡之音，要不渲染暴力、宣扬阴谋诱导犯罪，则必然给社会风气带来极坏的影响，且对人们的精神健康造成破坏。 清王朝的统治者是该死还是尚有可取之处我们不去评价，但当时相当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是肯定的；也不管他们的这种措施也好引导也好，最终目的是什么，可防微杜渐的用心是异常清楚的。"崇俭黜奢"可能是空话或谎言，对"风俗人心"的关心却一定是真切的。因为这关系到社稷的安危。 有些的限制可能并没有起作用，但有些可能就起作用了。民国以来，诸多的限制不存在了，外城的戏园子又是什么一种景象呢？20世纪30年代吴祖光先生写过一篇《广和楼的捧角家》，所描绘的情景简直有些可怕了。地方拥挤房屋破旧，设施简陋乌烟瘴气，门口卖小吃的紧挨着尿池子，"臭气蒸腾"；里面"楼上地板上净是大窟窿"，时不时上演黄色剧目，演员的猥亵表演"绘声绘色"。青年学生、小报记者、遗老阔少、流氓大亨、风流名士混迹其中，为捧角争风经常冲突不断，至有当场对骂外出斗殴的。女座开放以后，更有一帮女学生也来凑热闹捧角，有了她们的参加，"戏子的猥亵表演似乎稍微收束些，但其实一般女学生正爱看这路的表演"。也难怪比这稍早的时候有"概不许旗人潜往游戏"的禁令，这种地方简直成了藏污纳垢的涩情场所了。 因此，清政府的对戏剧的限制或提倡，真正注重的在于内容而绝非形式。早在清初，就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名字叫"南府"。南府是在废除了明"教坊司"的基础上建立的，既是管理、研究、审查机关，同时也是正规的排演场和专业学校。清·吴长元撰《宸垣识略》称："南花园，今改名南府，为梨园子弟所居，称'南府学生'，出入关防甚严。" 南府后来改称"升平署"，职能一直没有太大变化，一直持续到清廷灭亡。 南府或升平署固然负责"审定乐章，撰进曲本"并组织演出，但内廷的大部头的"连台本戏"，则是由钦命词臣亲自编纂的。因为有些剧目，一是要在大型的国家庆典、节日或皇族的婚礼、寿辰等庆祝活动中演出的；再者也关系到引导风气，要起到表率作用，有给民间树立榜样、范本的意思。这多少有些类似"文革"时期的"样板戏"，由国家高官亲自牵头、把关，再经过最高领导审查鉴定，最后成为"标准化"模式，成为大型活动、接待外宾的首选，并对其他戏剧的编导起示范、指导作用。 如此地郑重其事，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也正是基于政治目的，清廷的所谓"四大本戏"，从题材上看，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劝善金科》、《升平宝筏》、《鼎峙春秋》、《忠义璇图》，取材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劝善金科》说木连救母，宣扬孝道，我们知道在各封建王朝中清王朝对"孝道"是宣扬最力的；《升平宝筏》演绎《西游记》故事，有崇尚佛教、斜不压正，登渡升平的寓意；《鼎峙春秋》则为三国典故，一方面有天下归一的含意，对"削藩"及平定地方割据寻找历史根据，另方面推崇"忠义"，尤其大力的褒扬关公，更是在宣传"忠"、"义"的道德伦理；《忠义璇图》则描写《水浒》传奇及宋徽、钦宗历史故事，众英雄当然最后以"招安"为结局。 "样板戏"既已定下了调子，那么可以说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戏剧就都是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了。除了所谓的"连台本戏"，其他戏剧一般都取材历史，内容不外劝善警恶、因果报应等。北京既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其禁"靡曼之音，斗狠之技，长奸诲盗"等不法、不健康内容的措施也必然最严厉。因此，即便后来内城开设戏园已经睁只眼闭只眼了，可无论剧目戏文稍有冒犯，轻则遭禁、获罪，重的则要掉脑袋了。 注重戏剧的政治内容及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是清廷的一贯方针，也是北京戏剧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一方面造成了北京戏剧的"官方"、"正统"味道，使诸多剧目内容相对陈旧、缺乏新意；而另一方面，成就了其相对的"醇厚"与"典雅"，比较一些地方戏剧，更少一些"有伤风化"的庸俗、涩情成分也是事实。 当年京师外城最早也最大的戏园"广和楼"，戏台前的大柱子上就有一副对联，上联为："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汇千古忠孝节义，重重演出，漫道逢场作戏"；下联是："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离合悲欢，细细看来，管叫拍案惊奇"。这副对联相传为咸丰年间进士陆润庠所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戏楼的社会功能与一般百姓看戏的情趣、态度。在旧时代，戏曲的社会功能的确不可小视；即便今天，这种现象仍十分普遍，尽管有时叫人哭笑不得：有些人士不是看了"戏说"的电视连续剧，就煞有介事地讲起"历史"了吗？而当初，在文化相对不普及，百姓文化程度相对不高的情况下，诸多小百姓的历史知识就是通过戏剧、评书等大众的娱乐形式中得到的，而有些伦理道德，传统观念，也正是这样给"灌输"进去的。 除了朝廷的引导，老北京的人文特点也是戏剧风格、品位形成发展的因素。 我们知道北京历来名士云集，文士荟萃，这些全国各地来的学者、官员有相当的欣赏、鉴赏水平。我们还知道，在旧北京会馆林立，而会馆经常成为自成一格的小范围的文化中心；会馆同时还经常是演戏的一个重要场所。因此，众多的文人学者的参与，也使老北京的戏剧无论从剧本创作还是唱腔设计舞台效果等，都达到相当的高度。 此外，从传统上说，打从元、明以来，全国优秀的剧作家就一向聚集北京，北京独特的地理、政治、经济、人文环境给这些创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创作空间；因为从经典理论的"戏剧四要素"上看，北京有当时全国最出色的剧场，有明代遗留下来的、清政府训练出来的人数众多的演员，同时还有最大量的，极有欣赏水平并完全没有任何地方偏见的观众，因此剧作家的云集北京，各地文人的在此能够完全没有障碍地欣赏戏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诸多条件相互影响，相得益彰，最终使老北京的戏剧比之全国其他各方流传、保留的地方戏更繁荣，格调也更高。 以后来几乎演变为北京"专利"的京剧为例，它也许没有昆曲、评弹的纤秀、精致，但场面更阔大，气势也更恢弘，题材也更丰富；比评剧、梆子戏等北方地方剧目，又有唱腔富丽堂皇，唱词更文雅的特点。而庄重中不乏诙谐，风趣中并不很放肆的风格，优美异常但容易上口，变化多变可有迹可循的腔调，更使这一品种让不同阶层的人能各得其所，达到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地步，且发展为各地观众全能接受、喜爱并经久不衰，比之其他地方剧种来，可谓百年独步，只此一家。 老北京戏剧的庄重、典雅风格，必然影响了当地的居民；同时，相对格调高雅的观众又促使戏剧朝比较更高的方向发展。所以，在考察老北京的文化特征，老北京人休闲娱乐方面的特点时，就不能不注意京剧的重大影响力。  
惊人的普及程度
老北京戏剧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普及。 普及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就是戏园、戏楼多。 1993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专著《京都古戏楼》，作者为周华斌。周先生历时五年多，"结合文件检索，踏勘京城内外，在文化、文物部门的协助下，掌握了大量原始资料，其中包括一百几十处古戏楼及演剧场所。" 一百几十处！细心的读者可以数一数，目前的北京包括远郊区县共有多少家影院、剧场；如果按当时的人口比例，旧时代北京人"听戏"的普及程度该一个是什么概念。当然，周先生考证过的古戏楼有些是在不同年代存在过，但即便如此，数量也还是惊人的。 任何流行的时尚，其开创发端必有其人；开一代风气的，又必然为上流社会的高层人士。在旧时代，北京戏剧的繁荣当然与特定的皇城地位有关，远的不说，有清以来，正是皇室、贵族的热衷才有民间的普及；同时，也正是因为普及，才能形成规模、潮流，于是名角辈出，艺术愈发精湛，也更能被权贵欣赏、百姓欢迎。 冯习三先生著《北京老戏园子》，把皇宫戏楼列在第一，原因就在于皇宫禁苑内戏楼特多的缘故。 大清朝廷，自有自己的戏班子，有"内学"、"外学"之分，内学人员全为太监，当初专为大内演戏。到了后期内外之分已不很严格，"太后老佛爷"招民间艺人入宫表演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当初娱乐活动的种类有限，相对文明、有品位够档次的休闲形式更不多，于是观看戏剧之成为首选就顺理成章；再加上有了"教化"的借口，于是皇宫内大演特演就是名正言顺的了。 仅故宫内，保存完好的戏楼就有四处，即宁寿宫院内的"畅音阁"、重华宫院内的"漱芳斋"、 宁寿宫倦勤斋的"倦勤斋"；现已不存有案可稽的尚有四处，即"景祺阁戏台"、"寿安宫戏台"、"怡情书史戏台"和"丽景轩戏台"。紫禁城内地方并不大，而戏台竟然有这么多，皇帝太后们对戏剧的喜爱程度可见一斑。此外，给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内竟有戏楼十处之多，颐和园、中、南海处、北海也有八、九处，若再加上承德，可以说无论勤政休息，无论春夏秋冬，随时随地就能看戏。 有人考证，皇宫内廷的一部"整本大戏"多分十本，每本24出，每天只能演一本；那么一出戏演完就需要十天。假如说今天庄妃寿辰，明天淑妃庆诞，后儿皇子满月，大后儿公主完婚，戏台少了还真不够使的。皇上太后办公累了或消夏避暑或生辰寿宴，兴之所至点那么几出，原也不算什么。更有传说当初慈禧太后本人就是戏迷，常招戏班进宫不说还曾着戏装照过相。 普及的另一个表现形式就是不分高低贵贱，人人喜欢个个会唱。上至皇帝太后，下到贩夫走卒，对戏剧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就是自徽班进京至清末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京剧逐渐形成、成熟以来，京剧或京剧演员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知道，历朝历代，对梨园界从来就是歧视的；这些"伶"、"优"是相当卑贱的，唐、宋、元、明各朝莫不如此。"教坊"从来是国家的演出机构，但也一直是带有强制性质豢养、奴役优伶的场所，而置身其中的人，一般是没有自由身份的。 根据记载，明代的时候成祖篡位登基，对忠于建文帝的臣子嫉恨异常，曾将逆臣的家属女眷"尽发教坊"，实际上就是奴隶的身份了。被遣送到教坊司的女子景况凄惨，备受凌辱，至有"……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都有身孕……"的记录。再者，当时的教坊司岁名义上是"掌乐舞承应"，但后来逐渐演变几乎与妓院等同了。当然，民间的优伶并不完全等同官营的教坊，但因为所从事的职业类似，地位相当低下是肯定的。 清代情况有所改善，雍正时期曾有过将明遗留的"乐户"放良，并取消"教坊"改和声署等措施，但梨园业仍是受歧视的。比如政府在分派差役、徭役的时候，经常把梨园业的"良人"与贱民"乐户"等同起来；乾隆时期规定，"出籍"的乐户只有经过四代，并且本、支亲属都是清白之身的，才可以参加科举。 而这种情况，到了清朝的后期却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里记载了一件"趣事"，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道光末年权倾一时的"穆相"穆彰阿，有个嫡派曾孙叫德臖如，是个戏迷且为"名票"。这位出身显赫的贵公子把他的女儿嫁给了京剧名角儿谭鑫培的儿子谭小培--倒也没什么太奇怪的，然而他却有个条件，就是这谭小培必须学戏。其时小培已经入了"同文馆"（当时国立外国语学院，非一般人可入）学德文，本没有子承父业的打算，而且谭鑫培也不愿意让儿子学戏。拗不过这位老丈人，小培只好重新学戏。 这件事至少说明，在那个时候（清末），梨园名角的地位就算不高，但已经不是很卑贱了；而演戏，也不再是什么低等的职业了。 此外，大量有一定身份、品味、地位的"票友"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梨园也地位的变化。皇族血统的溥侗（侗五爷），贝勒载涛，甚至著名电影演员石挥、上官云珠，大导演姚克等都曾上台演过京剧。因此民国以来直到20世纪30～40年代，梨园人物的社会地位可以说发生了彻底性的改观了。 梨园业地位的提高，一方面吸引了更广泛的人，不仅欣赏而且变成了参与，使戏剧的水平得到改观；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戏剧的大众化进程，使京剧在北京变成了一种全民性的健康的娱乐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京剧不再是"玩艺儿"，不再是纯消遣性的娱乐，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享受了。 于是，京剧艺术，它的所有特点，直接影响、造就了老北京人；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它的诸多特点，诸如雍容华贵、典雅醇厚、激昂悠远、含蓄深沉，甚至它的"土"，它的"俗"，也是老北京人精神、素质的某些反映呢？  
北京人爱玩儿
老北京的休闲娱乐当然不止光是"听戏"，也还有其他许多；刚刚笔者大概把老北京的戏剧说得过于的好了，相信读者已经在摇头了，所以现在立刻就该承认，老北京人还有许多一点儿也不很"高雅"的玩意儿。 值得一提，也比较能反映老北京人一定情趣的是养鸽子玩儿鸟儿。 相对于其他地方来，北京比较特殊的消遣还很多，但这里就不多说了，因为一是前人此方面的著述甚多，再多说有重复之嫌；再者这也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有些东西范围也太窄。比如早年贵公子的走马放鹰，一度在内城流行的"子弟书"以及各种奢侈的收藏等，尽管很高雅也很有情趣，但毕竟没有太多的代表性；还有像赏花、养鱼、玩虫儿、逛窑子、捧角儿等，尽管有一定普遍性但并非老北京所独有，也一并不提了。 关于养鸽子玩鸟，前人的述说也很多，很详尽。此中"学问"极深，真要条分缕析地谈清楚非写一部专著不可，因此也不多说了。值得注意，也有些意思的是，老北京人--包括一些并非很有钱有闲的小市民，为什么会对这样的玩意儿如此痴迷，有的甚至到了狂热的份儿上了呢？ 我们知道，无论鸽子还是鸟儿，它们间的品级差别极大；然而这极大的差别有许多是外行根本无法知道的，还有些差别甚至连行家都难以用语言、道理说得清楚，有时候只能靠感觉--所谓可意会不可言传。发展到极至，比如一只再常见不过的"点子"，它的真正的好有时候就不光靠模样、血统能形容出来了，有些特征诸如神态、气质等都是极其重要，同时很不容易分辨的。同样一只百灵，哨起来可能前九后四十三套丝毫不乱，可中间的细微分别还是有的，而某些极难察觉的分别，就使此一只与彼一只有了品级上的大差别；比如学老式水壶水烧开了之后壶盖儿发出的"壶哨"声，真正的内行把这声音分为三种，连对此道深有研究的专家金受申先生当年都有些糊涂了。 伺候这些小生灵很费时费事，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不费钱，但是即便倾注了全部的精力，也很难说就能玩儿出个所以然。但仍有许多的人乐此不疲甚至全神贯注，问题在于其中的大部分人并不一定想或者说奢望玩出个所以然来，差一些的鸽子，哨得不怎么好甚至有些"毛病"的百灵、靛颏，仍视为宝贝，时刻放心不下。而最有意思的也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玩意儿比起其他玩意儿来又有不同，就是完全地没有"价值"也根本不能"保值"。一个烟壶，一辆汽车，能长久保存或至少有一定实用价值；一幅古画，一张邮票，收藏些日子没准能赚钱，而玩鸽子养鸟就大不一样了，生命周期相对地短，然而兴趣却是无限的。 在老北京，玩鸽子养鸟远比收藏要普遍得多。 笔者早年给人带着去挖过蝴蝶的蛹，走得筋疲力尽挖得头昏脑涨，据人家说使其羽化也很不容易，温度、时间都难掌握。大约过春节的时候给请去欣赏，其家也简陋并无鲜花点缀，墙角儿干枝儿上落着几只不大也不漂亮的白色小蝴蝶，大概为省煤屋子里温度低的缘故，碰一碰才略一飞，赞叹之余颇有些上当、不值得感觉。 近四十年后偶然回忆起，忽有所感。 穷街陋巷大杂院中，漏尿盆儿里栽几棵"死不了儿"，拉板车蹬三轮儿的，怀里掏出个碧绿的蝈蝈儿，与隆冬腊月华屋中的牡丹，钟鸣鼎食之家的案头清供，原没有什么区别，都不过是一种情致而已。 老北京人啊，他们的情致今天又怎能说得清呢？  
最后的贵族（一）
清末，北京广大的满族百姓从整体上说就已经比较地困苦了，而民国以来，旗人大部分是名义的特权被取消，旗人的政治地位，生活状态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谁都知道的；但这是个趋势，也是一个过程，大清帝国旧有的世家显贵并没有全部、彻底地陷入贫困。末代克勤郡王晏森拉洋车已属例外；"那五"固然典型，但也绝非所有的世家子弟一律是败家子儿。迅速赤贫化的占多大比例，现在当然无法统计，而没落，在有些家庭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而这种相对地缓慢，有的时候也许更痛苦。 我认识一个叫大庆的，他姓什么住在哪儿我当然知道，可是不能说。因为他老人家现在可能健在，而他的族人就更不用说，大半已是"兰桂齐芳"了，所以不说也罢。 我认识他大约是在四十年前，他是我们家的邻居，也是我母亲的同事。那时候我母亲在一家极小的街道缝纫工厂上班，那年月街道工厂什么样子，相信现在略微上点儿岁数的人都知道，几个老太太及半大老太太（那时候人显老，四十左右的人就已经半大老太太了），先是找间屋子凑一块儿到正规工厂去取活儿一起干，称"组"，后来人多了慢慢才为"厂"。正因为这种不正规性，我才得以经常"光顾"她们厂。有些时候，比如幼儿园时期的头疼脑热小学时代的寒暑两假，一个人放在家有些不放心，于是就天天跟着母亲上下班儿，简直"长"在那儿了。这个大庆，就是母亲"单位"的惟一一名男职工。 一个孩子，好奇、好动在那种地方又百无聊赖，于是天天跟在大庆后边儿就是必然了，甚至我的一些"技能"，比如"*1煤茧儿"的手艺就是跟他学的……当然学的还有许多，不止这一项。 大庆那个时候估计有三十来岁，可当时他挺显老的，印象中好像得有四十多了的样子，而他也是我在那儿惟一可以不表示出太尊敬的人。比如说那儿的人，不是"张婶"就是"李大妈"要不就是什么奶奶，跟她们说话是不能"上脸"的，也不能刨根问底儿，也不能"你、你"的，动不动这些人还代行家长职权，弄不好就"说"你几句，同样不可反驳--跟妈梗一下儿脖子还可原谅，跟大妈大婶"棱棱眼儿"则必挨揍无疑。然而对大庆就可以不说"您"，也可以刨根问底儿，梗脖子、棱棱眼儿全不在话下，甚至必要的时候还可耍赖，偶尔捅了"漏子"还有过推脱责任的行为。 用现在的规范用语，当时大庆的职称应该算"辅助工"，即不是正规的一线工人，属后勤、"二线"一类性质。具体的职责--有些不太好说，比如冬天升火、叫煤、看火、劈劈柴、坐水、和煤末子*1煤茧儿；夏天做汽水儿熬绿豆汤、买仁丹、十滴水、打苍蝇喷敌敌涕；平常也打扫卫生、帮着取活儿送活儿，外带跑腿儿，包括胡同口合作社来豆腐了，帮着先占个队什么的，都是他负责的范围。然而，所有这些职责，他没有一样能真正履行好的。 升炉子费时太长，经常是光冒烟不着； 灌暖壶的水有时不开；叫的煤球有时太湿太碎；做汽水不是柠檬酸放多了就是忘了搁糖精；扫地糊弄局，要不就把能卖的布毛儿给倒了垃圾；排着半截儿队兴许就找不着人了，一问边儿上人，原来跟着谁家鸽子"往南追下去"了。 于是，大庆在"厂里"就不很受尊敬，但也决没挨太多的批评；有时候事情办得忒有些不漂亮了，顶多，真上了岁数的老太太也就冲他嚷那么一两嗓子，绝没有任何人对他进行过任何"训诫"。 地位独特的原因估计有三：一是他不完全属于这个厂子的人，他是公社（街道办事处）派来的临时工。至于当时行政上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上峰在此事上有什么深远的考虑，因年代久远以难以考证了，但他既然不完全属于这儿，也许就有些"客情儿"？第二，此人大部分的疏漏、经常性的散漫、偶尔发生的错误等，几乎全部可以断定不是"成心"，但也绝对可以肯定他也没有完全"上心"，也就是说并不是太笨。所以，既然他不坏不奸也谈不上多懒多笨，再加上他受到批评、提醒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满不在乎，偶尔还会些惭愧，于是所有的人也就生出谅解、宽容来了。第三，既然都是老街坊，有些面子还是要讲的，特别是对他。说起来他们家也算不上什么，只不过临近几条胡同相当多的人都租住过他们家的房子，相当多的人都跟他们家有些渊源：或是在他们家的买卖里学过徒，或是给他们家看过房，拉过车；老一点儿的，还可能在他们府上当过差，是管事、清客、听差、花把式、厨子、书童，还可能间接地与他们家发生过关系，比如给他们家搭过棚演过戏送过货或者骗过他们的钱。具体的官职品级这里还是不说为好，但内务旗籍，豪门世家是没错的。  
最后的贵族（二）
书上说苍白是贵族们特有的脸色，风流倜傥是公子哥儿的典型做派，而大庆的脸却不苍白而有些发黄，做派也没看出潇洒风流，倒总显得笨手笨脚。他无论穿什么衣服都不显利落，可永远是那么干干净净；神色从来平和谦祥，举止一向不紧不慢，声音一贯不高不低，见了谁都客客气气但没一点儿低三下四。他为什么三十好几了还没个正式工作且为什么尚未娶妻等等，似乎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为此着急，而他自己，则更表现出某种莫名其妙的超脱，仿佛全不在意。大事尚且如此，那么诸如铁壶里的水没全开就往暖瓶里灌，买东西总算不清账还不认识秤等等，就更无所谓了。 "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这是我在背后听到的对他最尖刻的议论，可事实是不是如此，到现在还是没弄明白。不过，他的样子，尤其是冬天在屋檐下揣着手眯着眼哼着《二进宫》时的样子，确是有些傻，有些迟钝、颟顸；后来我长大了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里面的暮气沉重无所作为的昏庸大臣们，脑子里总会浮现出大庆的影像。 他与厂子里的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既不带饭中午也不回家吃，而永远是到胡同口的"回民食堂"去买火烧。有时候母亲活儿忙顾不上管我，就给两毛钱叫我跟大庆一起去吃炒饼。而每次去他都买了火烧站在我身边看着我吃，吃完了回厂子他再吃他的火烧，而且从来没看他吃过什么菜。他没有家小拖累，据说他们家那时候还有不少房租可收，为什么如此艰苦朴素？听说他爱听戏还爱看电影，可就算如此他一个月近三十块的工资也足够用的了，现在想来，仍是不明白。 他给我糊过风筝，不过不是在母亲班上，而是在他们家，礼拜天休息的时候--工厂管得再松也不敢公然地玩儿。他极怕麻烦，总想糊个"屁帘儿"糊弄我了事，可在我一再恳求甚至哀求之余也给糊过"沙燕"，不过光预备东西我就等了一个礼拜，印象中好像还请了谁帮着画来的，大庆的原则是要做就得是那么回事儿，要不不叫人笑话？可是再高级点儿的，哪怕"八角儿"呢，就再不答应了。他一个人住两间屋，西屋。屋里都有什么全不记得了，但总的印象一是暗，再是空，然后就是有股霉味儿；他身上似乎也经常带这种味儿。 他还给我逮过蛐蛐儿。那时候天一微凉毛豆角儿一下来哪有不养蛐蛐儿的？街坊四邻的同学同伴甚至院里叔叔辈儿的也不少参与，而我因为没有哥哥小舅儿老叔儿一类，家里又轻易不放我跟其他"大孩子"一起出城，因此常为此苦恼，就算有那么一两只也是人家不要了的，缺须短尾儿不爱"开牙"的，要不就是只剩一只"大夯"（大腿）的。有一天我在我们胡同口碰上了他，老远就冲我招手，神色有些怪异地让我往他兜儿里掏，原来是几个纸卷儿，里面是蛐蛐！回家往罐儿里一放，全须全尾儿个儿还挺大。事后追问是哪儿逮来的，原来是土城。是特意为我逮的？他摇摇头，露出一丝嘲弄的笑。于是我就不明白了，后来一直也没明白，如果是真是给我特意去逮的，干什么还这样儿嘲笑呢？如果不是，怎么这么巧让我碰上了，而且我知道他本身不养，我们胡同也没有跟他好的其他孩子了。 有了蛐蛐，罐儿就成了问题，为此我在母亲班儿上跟她发生了冲突，结果当然是以我的义愤填膺而告终--坚决不给买，再闹就不客气了。大庆第二天要不就是第三天给我带来了一个，还一再嘱咐不让跟我妈说是他给的，拿个报纸裹着。不过非常令我失望的是，他给我的不是那种挂着晶亮酱油色儿釉的罐儿，而是又大又沉的砖头一类质地的大圆罐儿--既不好看，带着跟人去斗也不方便。很久很久以后了，无意中翻看金受申写的书，才知道原来真正讲究的原来正是这种"澄浆细罐"，以大庆的家世，真正"赵子玉的"也说不定…… 文革的时候大庆家给抄了，红卫兵叫来卡车拉的，他爸爸给打得吐了血，他本人属"狗崽子"也给"剃了头"。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忙着在学校参加运动，忙着给我们老师贴大字报，踢打"地主婆儿"往"历史反革命"脸上吐唾沫，基本不上我母亲厂子了。20世纪70年代我们全家给"发配"外地，若干年我回来，大街上远远地还见过大庆，已经有些佝偻了，气色似乎也不太好。也许是大了几岁的缘故，再也没有大声喊"大庆！"的勇气了。 后来我搬家到南城，就再没见过他，如果健在，他老人家也该八十多了吧？ 现在回忆起大庆，总的感觉就是，他实际上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如果从这一点出发，那么他的有些奇怪就很好解释了。因为他本来和我，还有我特别熟悉的人就不是同一类人，差别太大了。他的儿时，少年时代是怎么度过的呢？他曾有过什么样的希望，内心也曾有过痛苦吗？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再有答案。正如一直沉默着的古老北京的城墙、街道、四合院，消失了，但却绝对存在过；有过辉煌。 因为时代变了。  
"皇家董事长"（一）
据说金老师是皇族。 皇族的意思就是"金枝玉叶"，就是跟原先的皇上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也同时就意味着，是该受"保护"，该被"挖掘"，该给"追捧"的一种相对"稀有"的，比较"热门儿"的，非常有"利用价值"，有"新闻卖点"的人。 根据上述"规则"或条件，此人的真实身份就有些可疑了，因为他既没被保护、挖掘、追捧，更没三天两头儿上电视、小报。此外另有三大疑点：一是他既不姓爱新觉罗也不姓溥而姓金；二是从来没有任何一本回忆录里提到过他，他自己也没写过诸如《我的……》一类；三是无论哪个新开的饭庄、绸布店、臭豆腐制造公司等都没有他的题字。 当然并非自我标榜，我对关于他是皇族的传闻早就有所怀疑，那还是文革后期，远没有开放改革，一切都还没炒起来的时候。我有一次上他们家，那时候正上中学刚看过《我的前半生》算是对清史有了"相当了解"了，就问他："您父亲是'载'什么啊？" "宰猪。"他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师母一口饭喷出来，正在回忆中搜索着谁是"载珠"的我才恍然大悟，于是也就跟着傻笑起来。 我之所以称他为"老师"，并不是赶什么时髦，因为他本来就是我的老师，尽管没直接教过我。那时候他在我们那所中学任教，有些滑稽的是他教的是竟然是英语。之所以说滑稽，首先就是他这人的形象与英语有些不符：黑棉袄，有的时候外边套罩儿，有的时候不套，不套的时候就是因为外罩儿"洗了"。 夏天则一件"的确良"衬衫也没有，连府绸的都没有，总是蓝褂子，而蓝褂子也是式样古老。脚底下冬天是骆驼弯毛窝，夏天是黑塑料凉鞋，毛窝恨不能穿到立夏，而凉鞋穿到快安烟筒了还没下脚呢，且不穿袜子；长相也一点儿不像知识分子，圆头圆脑中正平和的倒有些像古老年代的买卖人；最明显的就是行为举止不像，基本上可以说没风度。经常习惯性地揣手，不是西方人的揣裤兜儿，而是老农式的两手对揣，难怪文革中有一回"中央首长"来校视察，我们学校革委会主任瞪他呢：缩头揣手的，谁给你们气受了是怎么的？一点儿"革命师生员工"朝气蓬勃的样子都没有！ 他的英语水平--一般，据他自己说，多少有些"二把刀"，既没留过洋也不是"同文馆"的科班儿。好在那时候英语课本来就可有可无，教几句"郎，来富缠绵毛"是绝对有富裕的；而《半夜鸡叫》的课文朗诵得不抑扬顿挫，与其他老师相比，模仿"周扒皮"的"Get up! Lazybones"也一点儿不声情并茂同样是受一些同学轻视的。 他既不教我们班的课又大部分时间在我们的"农村分校"里呆着，所以我们俩之间本没有接触的机会，逐渐熟悉甚至后来的成为师生加朋友的关系，起因就是"批林批孔"。 那一阵子全国掀起批林批孔的热潮，学校里更是热闹异常，成立了各种的"专业组"，有做诗的，有画画的，有演节目的。叛徒林彪、孔老二一时成了风云人物，发文章编顺口溜出板报画漫画，口诛笔伐嘲讽挖苦丑化唾骂奚落，总之是无所不用其极。我擅长"做诗"，他擅长"做画"，"文艺组"与"美术组"并肩战斗，于是就"诗配画"了。 我历来喜欢诗歌，诗风属豪放浅显一派，"孔林本一家，坚决打倒之"等直追杨万里，气死新乐府的名句也曾传诵一时。然而平心而论，金老师的画比之于我的"诗"，恐怕还是略逊那么一筹半筹的；因为我的诗尽管有些不加雕琢太过浑然天成的"微暇"，但决没人敢笑：本来要的是气愤，是大实话--气极了可不就有些语无伦次了吗？所以很正常，谁笑谁就是立场、态度上出了问题。而金老师的画就不同了，贴出来之后，常有人指指点点、忍俊不禁，甚至还有公开撇嘴的。 原因就是金老师的画风与这项活动本身有些不配套。 金老师当初学的既不是泼墨大写意也不是工笔花鸟，而是--说来有些气短--美人儿。我不知道专门在扇面儿上画美人儿是不是我国传统画法中的"一朵奇葩"，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同为一种古老的流派，但知道他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公开展示过他的杰作，也没画过送人。也许是在运动前哪个相对要好的同事知道他的这一特长，无意或有意给透露出来了，于是工宣队一声令下，画。那个时候，在政治运动上，本不需要领导再三动员的，只要轻轻一颔首或略使个眼色，"下边儿"就要"立刻动起来"且要表现得雷厉风行、诚惶诚恐的。 你可以不画，完全可以不画；是，是怕画不好，不是不积极也不是有抵触情绪，然而，"有些人就是恨不起来嘛！啊？" 于是壁报上孔老二的阴险、林彪的狰狞就总带那么一点儿说不出的味儿，也不是柔媚，也不是娴静，更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性感"，绝不是！然而总给人以哪儿有些不对头的感觉。尽管金老师每次做画之前总要酝酿半天情绪，直到仇恨满腔不得不发的时候才下笔--仍然无济于事，效果一向不理想。说到此，这也是给我们留下一个教训，就是今后凡画美人出身的，最好别改画野心家、阴谋家，因为中国几千年毕竟只出了一个既能画钟馗也能画美人儿的范曾，轻易改变画风有时候得不偿失。 接触得多了自然就熟了，一方面我对他的文学修养佩服异常，另方面又叹服他幽默深沉，偶尔写一些东西常拿给他看，说是请教，现在想来的话恐怕多少沾点儿炫耀；然而他一方面是循循善诱，另一方面又不时地拿我开点儿涮，经常在"拜读"过我的大作之后说些相当"突然"的话，使惊诧、惭愧、欣喜、陶醉、愤怒等情绪交替出现，哭笑不得。于是我对他尽管还是恭敬，但偶尔也报复性地跟他开些小玩笑，在于是师生之外就兼些朋友关系了。 那年月人与人之间关系比现在单纯得多，再加上我年纪轻，本来什么也不考虑，毕业许多年了，什么时候想起了，就上他家坐会儿。赶上饭了，就吃；人家给介绍个对象，拿不定主意了也跟我师母说。可是想不起来，也没准儿半年不露，过年过节也没有礼节性拜访一说。 看过《我爱我家》，记得"宇宙公司"那段儿吗？大街小巷忽然间冒出许多的公司，原来陌生的名词比如盘条、电解铜忽然时髦了，原来谁也不要的"破烂儿"忽然值大钱了，大概就是那阵子，金老师下海了。 说是下海，其实属于半下不下的状态，即工作关系还在原单位，不过不教课也不天天来学校了，而是帮着学校的校办工厂跑销售，另外还忙和点儿自己的"事业"。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皇家董事长"（二）
金老师的下海是有其历史背景的，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法制法规秩序规范等一切还谈不到，许多事情靠传统途径是办不了的。比如学校小工厂从原料到生产到销售，既困难重重又希望大大，就看你有没有本事了：有本事跟哪家神通广大的"太子级"公司挂上钩，产品畅销全世界也说不定。哪级的头儿再有过"指示"，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再睁只眼闭只眼，可不就等着往麻袋里搂钱呗。可如果没"路子"，谁看你不顺眼都踹你一脚或哪儿都扒你一层皮，再好的生意也得完蛋。而金老师所以给委以重任，就是因为他的那个"皇族"传闻。不管真的假的，反正他的不少亲戚朋友改革开放后都发达起来了是真的，甚至还有些"海外"的，那时候一提"侨胞"，区长都得点头哈腰的。于是，搞关系拉业务找指标跑销售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到了金老师的肩上。 领导重视群众信任，还有什么说的，当仁不让？然而金老师却是一百八十个不愿意，说自己不会、不愿也根本不行，一再推脱，等听到所以如此安排有提高教学质量的考虑的风声后，又有些愤愤然地"勉为其难"了。具体成就不得而知，反正没两年我们学校那工厂就寿终正寝了。为什么倒闭，谁的失误或有没有"内在的深刻的"原因，此中玄妙一直是个悬案；而金老师于此是否有什么"干系"，也很难说，反正一段时间里，向来温文尔雅的他开始学会了骂人却是事实。 大事业一败涂地，可小事业却有了眉目。 几个"老友"，拉着金老师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公司"。公司具体的名字这里就不提了，免得一些现在已经成了"世界级人物"的人物面子上不好看；而金老师因"德高望重"自然荣任了董事长。"文化公司"眼光深邃视野开阔，凡文物搜集鉴赏，名人字画"流传"，轶事旧闻考证等都有所涉猎，钩沉勘谬剔误抉奇，三天两头挖掘出"大师"，接长不短儿就成就一件"盛事"，一时间也小有名气。 可遗憾的是，当开始有些"收益"了，金老师也跟人家"翻了"。到最后不仅董事长不当了，大部分的"朋友"也就此划地绝交。究其原因，要让我说真不怨人家，现在想起来，他们当初的有些做法比起现在来可以说够"仁义"的，既不太违法，也不怎么伤天害理，捧红了的"宫廷老画家"毕竟还知道大清的最后一个皇帝是"宣统"，卖到英国的那个"宣德炉"毕竟是假的，要价也不太黑；发表的文章固然有些故弄玄虚，可比当今的无中生有还是高尚一些；编辑的书里也还不包括"《插图本古代秘戏大全》"。 后来金老师就提前退了，记得那时候每月拿三百来元。 理论上讲，金老师是饿不着的。因为不断有人来找他，他可以去当"理事"、"名誉会长"、"顾问"、"成员"，可以发表文章，写回忆录，至不济也还能画几幅美人儿，好歹也能买个百十来块，真的。不止一家出版社向他约过稿，也没少有人到他这求过画，几年前还有日本一个什么民间组织给他发过邀请，让他去"交流"。然而所有这一切，他全拒绝了。 虽然每月的退休金不多，可他也并不缺钱。文革后陆续退赔了一些，亲友馈赠过一些，几个在国外定居了的儿女支援一些，多阔不敢说，经济上相当宽裕是肯定的。然而一是没换幢好房子，而是没买车，三是轻易不上饭馆吃饭；仍住在后海那已经很破败的小院里，出门还是自行车，差不多天天跟老伴儿上早市买菜。就拿吃上说，除了来客人，附近几个没什么档次的饭馆都不怎么光顾，偶尔去家有些名气的，比如当初"大三元"新开张去尝过一回，回来之后直摇头，倒不是因为别的，说那儿"太贵"。我不止一次提过，什么时候您带我吃回"仿膳"，而每回他都有些欣然，可总问："你请客啊？" 到最后我一咬牙说请了，他老人家装模作样地摇摇头，又说了："满汉全席吃不全没劲……" 我再没坚持，因为我知道，就算我豁出去了，他一定会说，你花得起那钱我还搭不起那工夫呢。再说我也真的花不起那钱，万一…… 最令人惊异的这个彻底土生土长的人竟然不爱喝豆汁儿。不仅不爱喝豆汁儿，对"信远斋"的酸梅汤，"月盛斋"的烧羊肉，"天福号"的肘子，砂锅居的"烧子盖儿"等全都兴趣不大，回忆起来一点也不眉飞色舞；对京剧就算比较喜欢却一点儿也不狂热，画眉、百灵不会养，家里也没有玉的鼻烟壶，象牙口的葫芦，澄浆的蛐蛐罐，也没有成"堂"的鸽子哨跟鸟食罐。对这样的人，上海人也许会给予最高的评价："你真的不像是北京人。" 平日里趾高气扬，眼高手低；侃起政治来神乎其神，说起玩意儿来头头是道；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屑，发财不反对，风险绝不担；说吃是美食家，说玩儿是专家，爱提过去，祖上小起码是翰林至不济也"在旗"……这就是典型的北京人？如果一定要这么说，那金老师也就不是典型的北京人。 金老师当初在文革中强权面前是显得有些鼠媚，在开放改革一来的时候也有过不安生，然而最后归为平静，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我以为，在这个人身上，也许能看见，品味到，咂摸出真正意义上的北京人来。一个成熟、健全、现代的北京人，也许不一定狂妄，不一定偏激，不一定有多怀旧、失落，但也决不肤浅。而老一点儿的北京人，身世也好，老北京这座城市也好，它的历史氛围、古老传统、如画的风景、整齐的街巷，甚至天空中的鸽哨，空气中的劈柴味儿，寂静中的叫卖声等等，所赋予所造就的，更多的可能是一种说不出的恬静；是一种相对儒雅，相对安分，相对笨拙的人格特征，是一种相对保守，相对世俗，相对怯懦的社会观念，是一种相对慵散，相对恬淡，相对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而其中最典型也最有特点的，可能正是某种矜持。 矜持的上端，也就是比矜持更"高级"些的，也许就是气定神闲或者说胸有成竹或者说大马金刀，因为完全的我行我素是要有一定条件做后盾的，百万富翁无论是进杂货铺或珠宝店都会给人以震慑，使人产生恭敬；"贞观之治"或者"康乾盛世"的时候就绝没有逡巡也没有故作姿态。而矜持的末流就是偏激甚至虚妄了，就是逡巡，故作姿态，怕人轻视也不甘寂寞，换句话说就是有点儿"小家子气"了。 有些时候，矜持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时候甚至是不自觉的，有些时候不是不敢，而是不会，不懂，不屑，而不完全是有多高尚。说到此笔者不由得想起了旧时代北京一度流行的一种交通工具--趟子驴。这种经过训练的驴走固定的线路，骑他的乘客到了目的地就走了，而驴则自己原路返回，绝无走失开小差；而乘客一旦突发奇想，驱使它偏离路线比如上哪儿绕个弯儿一类，则坚决不听，挨打都不从。 把人与比驴当然是荒唐的，但有些时候拒绝一些无关紧要的"变通"，猛一看似乎愚蠢，但细咂摸就有些意思了，"迷失"可能也正是这么来的。我也见过一些善于变通的人，但我知道他们活的可能并不很轻松。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与一个完全的君子可能都不会发生迷失，内心可能也从来平静；但如果让他们进行某些变通，情况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一头"觉悟"了的随机应变了的趟子驴，是福还是祸呢？当然，这又是题外话了。 相对矜持的北京人现在还有吗？ 在一座又一座四合院，抄手游廊垂花门，一棵又一棵老榆树海棠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消失了的时候，透过新疆羊肉串美国玉米花儿的迷雾，避开南腔北调的吆喝，躲开抢包儿的发小广告的，在新建的公寓或残留的大杂院，在下岗人的堆儿里，在公司的忍气吞声的一群中，讲堂上那口干舌燥的，国企里那诚惶诚恐的，还有……这些人还活着，只不过有些打蔫儿了而已。 前不久我又去了趟金老师家，告诉他我也想写一点儿关于北京人的东西，并拐弯抹角地想探听些他的看法。金老师闭了会儿眼睛，然后瞅着他们家的墙："没什么意思，俗。" "那什么有意思怎么就不俗了呢？"我问。 金老师不怀好意地笑了，吩咐师母：今儿咱们吃炸酱面。 吃完了炸酱面从他们家出来，也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了鲁迅《奔月》里的一句话，"又是乌鸦肉炸酱面"。 望着后海海面上的一轮月，陡然诗兴大发，不料才吟了半句，忽然身后有人骂"龟孙子"，急回头一辆面包车擦身而过--原来走的有些不靠边儿了。所以顺便提醒各位：现在开面包车的十有###不是北京人，遇到他们千万不可装横，他们历来不吃这一套。  
失败的业务员（一）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的时候认识一个北京的女孩子，一个无论容貌、气质、能力都相当出色的女孩子。 她的名字当然不能透露，那暂时就称她为M吧。她是学市场营销的专科生，毕业后似乎在哪家公司干过一段时间文秘。我们公司员工的来源不外两种，一种就是有人介绍或推荐来的，这类人一般都是在广告行业干过一段时间且已证明是比较适合干的。再有就是应聘来的。而应聘来的又分两类，一类是从其他广告公司跳槽而来的，一类就是学校毕业不久或其他行业转业而来的。凡属于第二类的第二种，公司在面试录取之后就会对其有一段时间的考察，一来是看其是否适合这行业，二来是看看这个人究竟更适合哪个部门。 M小姐很快地通过了考察，给分配到我们部做了业务员。 熟悉广告业的人都知道，广告公司的业务员历来有两种，一种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里面的兵：很容易地就进来，经过让人兴奋的培训，斗志昂扬地就参加战斗了。基本不受时间的限制，也没有严格的任务指标，却有令人鼓舞的高额提成，还有相对满意的底薪等。然而等到你的亲戚朋友同学邻居开发得差不多了，连续两、三个月没有任何业绩了，一般就会主动请辞，然后又有新人补充进来。别的公司我不太清楚，我们公司是绝对仁慈与宽厚的，至少我没有看见部门经理硬性地辞退过谁，而挽留却是经常的。 再有一种就是经过一段儿广种薄收的努力，或者业绩突出，或者表现出某些与众不同的素质，于是就会调入某一部门。此时尽管还是业务员，但主要任务已经不完全是单纯到外边拉客户了，或是与那些别人"开发"来的，达成初步意向的客户继续接触，最后把生意敲定；或是到设计、策划、制作等其他部门。总之就是不用每天拿着报纸无休止地打电话了，也不用再揣着名片儿到处去"生磕"了。从第一种升到第二种，周期一般在半年以上；比例大概不到十分之一。 M小姐来公司不到两个月就到了我们这儿，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她形象气质俱佳。比较的漂亮，但并不娇艳，不属于使人产生联想的那种美；会笑，有时候也有些甜味儿，但很自然，显然没有经过训练，不带有某种意味深长或含蓄羞涩。中等身材，似乎稍嫌丰满了一点儿，但也因此具备了今后的时髦--减肥的条件。着装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学生的稚气，还没有上升到白领丽人的典雅，但考虑到年龄因素，似乎更容易令人产生好感；最关键的，就是她的神态和目光：听的时候相当专注，看的时候异常澄澈，绝无掩饰犹疑；而说的时候，并不很急切但绝对热情，同时也不乏诚恳；此外，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聪慧。 要知道，一个真正训练有素的业务人员最关键的就是神态，且不说夸夸其谈或木呐晦涩、分寸掌握不好经常是会前功尽弃的。哪怕一丝的狡诈，轻微的得意或稍许的轻蔑，精明的客户--那些厂家宣传部市场部的老狐狸们立刻就能捕捉到甚至感受到，不信任感立刻就会产生。而一个人经过训练、磨练固然可以改变或使自己的形象尽善尽美，但诚实和智慧形象的形成往往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我以为M是极适合于我们这儿的工作的，也不能不佩服我们部门经理眼光之敏锐、老到。 很快地，M就与我们打成了一片。我们这个部门，算上我一共有三男五女：男的一个浙江、一个广西的Z小伙子；五个女同胞，一个上海两个四川还有一个湖北加上M，而这里边只有我一个半大老头儿，他们全都是青春靓丽的一族。 一开始，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后来，我们也仍然没有什么不融洽，然而一年以后，M走了。 不是因为找到了更好的职位，也不是因为这里有多不适合于她，而是因为呆不下去了。 我作为她的老大哥又同是本地人，对她的遭遇不能说没有同情，对她的离去当然也感觉惋惜，但我知道，我帮不了她。 对她离去或不成功的原因，我没有也不必要有什么分析总结，但因为要写这关于北京人的话题，仔细回味了一下子儿，果然有些东西是值得咂摸的。 中午饭我们经常在一起吃。楼下就能订盒饭，而那时候的快餐远没有现在这样的物美价廉花样翻新，经常是连续好几顿都过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白米饭加土豆牛肉，于是遇到时间稍微富裕，就常到外面的小餐馆去吃。而M来了之后，去的次数就更多一些。无论是各自买凑到一起吃还是一个人买，她都表现得比较地慷慨，有的时候对那个广西的小伙子跟四川的女孩儿还挺照顾--他们老家的生活境况不很好，在北京又要租房，平常是很节俭的。实话说，我对她的这举动是报赞赏态度的，一个人如果在生活的细小事情上不很斤斤计较，对有些朋友同事表现出适当的体谅或给予某些帮助，无疑是好的；同时我也感觉到，M一定在北京的大杂院一类的环境中生活过，因为她做得很自然，也比较得体。 然而时间长了，事情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观察到，有些时候，比如说某次M兴致特好或"请"了我们一些丰盛一点儿的菜的时候，我们中的有些人就露出多少有些异样的表情来。平心而论，M并没有太过张扬，也并不居高临下，只是有些时候她高兴了，热情了，慷慨了的时候，没有太注意别人的感觉。  
失败的业务员（二）
这是严重的缺点吗？当然不是，在完全没有利害的考虑，没有任何介蒂相处已久的老街坊中，这很自然也很正常--过去邻居之间互相帮忙甚至谁家做点儿好吃的给其他几家尝尝等也很平常。可在这里就有些不同，应该注意的是，如果你对某人表现出照顾了，那么其他的人是否也应该学习效仿呢？某种意义上的慷慨或热情，也许在不经意中已经造成对别人的伤害了，至少在感情、感觉上。我观察到，我们的另一个四川女孩就对M的对她同乡的"拉拢"十分敏感；那上海女孩和浙江小伙儿对动不动端上一盘十几块钱的菜也有些反感，尽管没有明显的表示，尽管他们有时还要更贵一点儿的。 即便是经常受到照顾的，恐怕心里也并不十分惬意；因为永远不要忘记大师古龙的教诲：请客的人永远比被请的人心情舒畅得多。而我们为什么经常要做一些花了钱却买来别人不愉快的事儿呢？ 吃饭，实际是很小的事；然而如果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注意，其他的一些小事上也表现出某种其实并不存在的"优势"，善良或者热情就会变成对方猜忌的原因。退一步说，至少在有些时候会给人带来某种说不上什么滋味的不快。 M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对"地域观念"的彻底的懵然。 其表现首先就是对所有外地人的"一视同仁"，她永远记不住谁是什么地方的人，虽然没有一丝北京人特有的骄傲，但也从来没有表示过对任何地方的兴趣或尊重；其次就是对某种带有"地方色彩的优势"，完全不会利用。再有就是对所有带有地域色彩的戒备、反感等完全没有感觉。 在一个各省市人杂处的环境中，自觉不自觉的，地方的差异是存在的；有自豪，有谨慎，可能还有某种程度上的自卑。过多地强调固然不美，但有些时候，甚至相互攻击嘲笑也比完全的漠视来得好一些。你上下打量一番后说，"怪不得，原来是武二郎故乡来的。"--山东汉子一定立刻对你发生好感；对一个湖南人有意无意地透露你一向崇拜革命伟人，对方可能请你一顿；而李白出生在甘肃，青海的塔尔寺举世无双，宁夏的葡萄酒世界第一--西北人一定对你大加青睐。可即便你大骂苏州的梅雨，上海冬天的没暖气，西宁的苦寒，重庆的酷热，都没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比起你分不清他们是什么地方来的，也不想知道这些"外地人"有什么区别要好。法国人分不出也不想区分谁是日本人谁是中国人，日本人愤愤不平而中国人也不见得痛快。 有些北京人以为忽视狭隘的地方观念是一种美德，以从不歧视外地人为善举，岂不知这正是愚蠢，傲慢其实已在其中了。问题在于你也许根本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资本。这里说一句题外话：永远要记住的是，四川是四川人的，广东是广东人的，而北京却一定是全国人民的；北京的辉煌是中华民族创造的集萃，而北京的一些陋习却一定不是。 在北京，一个公司的企划主管可能是湖北人，也可能是湖南人；一个厂家的老板可能是河南人，也可能是河北人；而他或她也许就如鱼得水，也许就感到有些压抑。我们的部门经理在派人前往的时候，一定调查清楚对方是什么地方人，尽管现在情况早有改变，但"同乡"有些时候还是有那么点儿用的。 M，在对付"北京人"方面绝无优势，她根本不懂得及时地叹气，也不会对"同乡"表示出哪怕一点儿同情或体谅，即便对方是在"外地人"的包围排挤之中呢。有几次派她去联络客户，对方是北京籍的而且也已经达成初步意向了，可结果却令人失望。当然，其中有些因素是无法预料、克服的，然而不善于利用"老乡"的感觉却一定是因素之一。当时我作为平面广告的文字创意和方案策划没少跟他们去跑去谈，有一次一个厂家宣传企划经理跟我们的广西小伙子越说越近，最后两人一块儿吃晚饭去了--生意当然做成了，他们是老乡嘛！再加上一点儿"长安居，大不易"的共同的感受，异地人的冷漠歧视，客在他乡的孤寂，生活生意的艰难…… 而有那么一两次，北京的老板、主管明明已经发牢骚了，已经对外地人的日渐猖獗表示反感了，甚至明确地流露出对"广佬儿"、"浙皮子"的忿怒了，M就是不接这碴儿，结果可想而知。 此外，对于"同乡"之间的凝聚力视而不见本身就是失误，而一旦对此产生置疑，以为这是一种庸俗或陋习加以抨击，则是危险的了。这种事情很难说，有些时候就类似于在试图离间人家夫妻、手足。在工作中，M对所谓"同乡"间的相互袒护、维护等就不止一次表示出某种程度上的反感；同时也曾有意无意间对地域间的接近或疏远表现出不解甚至郁闷。比如M就曾对我们的四川朋友说过，以后再遇见从老家来的人，尽可说普通话而不必一定说家乡话，因为那代表不了什么；还不止一次地指出过温州的家族、同乡式的经营创业模式早已过时，是应该摒弃的。而所有这些轻蔑，全都来源于她对"同乡观念"的无知。 由此就产生一个挺有意思的结果，那就是公认的M小姐的"团队观念"的缺乏。有关地方、谁是哪儿什么人造成的遗憾就不说了，M的另一方面的不足也是逐渐显露出来的：就是对个人、集体利益、他人利益概念上的含混不清。 她缺乏这样一种素质，就是不懂得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该坚持什么，放弃什么；也可以说就是不知道什么情况下该表现得豁达、糊涂一些，而什么时候却一定要坚持、斤斤计较。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失败的业务员（三）
比如谈成了或谈不成一件生意，回来汇报总结的时候当然要实事求是；可是要求每个人做到绝对的客观又是很难，有时候根本不可能的。当面的纠正也好，在别人阐述后自己的更正性、反驳性的发言等都是正常的，也是必须的。因为这关系到领导对你的印象，更是对自己相对客观的评价。所谓的竞争，所谓的"适者生存"，所谓的"最大限度发挥"等，在很大方面正是在这里体现的。 有一次我跟M和另一个业务员成功地拿下了一个不小的生意，关键时候M的一些努力确实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事后的汇报中另一个人却故意忽略这一点，大谈他的作用。这正常吗，合理吗？答案应该是清楚明了的：完全地正常、合理。当时我看得出M是忍了又忍，最后终于没有太给对方"不留面子"；事后却一直耿耿于怀。不管对方是不是在有意抹杀M的功劳，甚至可以不去探讨这样做是否有悖于道德标准，但坚持与澄清本身并不存在什么"体谅"也无关所谓"面子"。在这一点上，不少人进行过研究，认为在国外，许多中国人比之于外国人就有此类"毛病"。 当然这与一个人的性格、智力等素质上的原因关系密切，但也不排除某种地域性的特征。比较地讲"面子"，有时候大的方面漫不经心而小的地方却斤斤计较，这是M的特点；有时候也是相当部分北京人的特点。有些时候直接地追求、维护个人的利益，正面指出或针锋相对回击挑战等，M经常表现"掰不开面子"，总希望对方能"懂事儿一些"；而一旦对方就"不懂事儿"了，自己又不能做到完全地豁达大度，从而影响了与同事之间的关系。 深入一点儿地探讨就不难发现，这里面其实并不存在多少地域性的差异，而关键的原因是每一个人在生存条件、环境特征、受教育的内容等方面的差异。比如整体上说北京人不一定比河北人软弱多少；湖北人也绝对不比湖南人狡诈，因为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背景，也有不同的经历，把什么地方的人归结为某一类，其实是荒谬的，绝对是狭隘与无知。然而遗憾的是就真有"本店不招河南人"的事情发生；一些歧视某一地区人的人在私下里又一定能讲出许多的"理由"来。什么原因？某种地区、地域性的特征可能是存在的，至少在相当部分人的心里是存在的。 别的地方的人文特征我们不去讨论也没有资格讨论，北京人普遍的"劣根性"是什么呢？正是上面我们在M身上看到的，就是生存、竞争等基本素质的普遍缺乏，观念上……说得邪乎点儿就是"缺根弦儿"。具体怎么造成的说起来太费事费时了，总的来说，一向相对宽松的氛围，一向相对封闭、安全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北京人普遍地"善良"，普遍地笨拙和不机敏。如同一个给娇惯坏了的孩子，你能说他们可恨吗？我想可能更多的是可怜吧。然而，可怜与可恨之间本没有太清楚的界限，现今可怜很容易就能演变为可恨，尤其是当可怜的人对自己的缺陷懵然不知却在怨天尤人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们表现出狭隘的偏激或自鸣得意的时候…… 有的人说恶劣的生存环境甚至自然环境容易造就出冷酷、坚韧的性格--这说法是否正确有待商榷。四川人普遍地能吃苦耐劳吗？东北人都骁勇山东人都豪爽西北人都剽悍江南都柔弱沿海都头脑灵活吗？当然不一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北京人在全国人眼睛里，既不胸怀宽阔也不能吃苦耐劳，也说不上骁勇、豪爽、剽悍、柔弱，头脑更谈不上灵活。同时，倒也不很粗鲁不很狡诈不很抠门儿不很精明不很……总之没有太鲜明的特点。这种相对的"含糊"是福还是祸呢？ 说不清楚。 对于M的离去，我当然有些怅然，可并不怎么替她担心，因为我知道，她还有许多机会。也许正因为她本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才比较轻易就放弃了这份说起来还不错的工作的。于是这也说明了一点，也是所有"本地人"的优势同时是陷阱的东西--不太担心，从而也不太懂得珍惜。 M离去之前曾对我说过一句话，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至今我记忆犹新。那天她了结了公司里的一切，临走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就我一个人"留守"，于是我们俩到楼下常去的小饭馆吃了顿"最后的晚餐"。她心绪固然有些不佳，而我又不好太过表示遗憾--显得有些假，于是就装出轻松地预祝她以后的好运。一边呷着啤酒，看着外边辉煌的灯光和马路上川流的人和车，沉默了好久的M忽然有些伤感地说：我有一种身在异乡的感觉。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这种感觉时时在我心头出现。 其实我知道，上海也好广州也好，其他比较开放，变化比较大的地方的人恐怕都会有这种感觉，差异只不过是否强烈而已。传统的，旧有的，已经习惯了的一切，包括生存环境、人际关系等等，都在变，而且变得又快又剧烈，于是越是上了些年纪的人，这种感觉也就越强烈。问题就在于能不能适应。而说到适应能力，总的来说北京人恐怕比其他地方的人要差一些。因为我们经常能看到，尽管是在自己的家乡都有许多北京人感觉很不适应。 越不适应就越感觉不得心应手，越不得心应手也就越不适应--这也许就是一部分北京人的恶性循环。而在相当部分的"外地人"眼里，这些北京人就显得有些"不正常"，就有些狂妄、庸俗、令人生厌。 还好，新一代的北京人正在适应这新的时代；然而老一点儿的却正在叹息。有一次我跟我的儿子路过原来的"晋阳饭庄"，新扩展后的马路使那棵老藤更加显眼了。我就指着说，这就是写了《阅微草堂笔记》，也是你看的电视剧里纪大烟袋的故居。我儿子有些不耐烦地：你都说过两次了。 他们不在意一些东西的消失，也没有太多的留恋。当然理论上说这是好的，可总有一些人担心，孩子们一旦只爱吃"麦当劳"，将来所有的城市都一个模样了可怎么办？笔者不知道这样的忧虑是不是有意义，也不知道北京电视台那个操京片子的元元能坚持多久；一旦外地的白领和民工占绝大多数了，会不会给人轰下去。 都说国际性的大都市与地方特色本不矛盾，所谓只有民族的、地方的才是世界的；可实际上矛盾不仅存在，有的时候还相当激烈。而地方色彩、地方传统、地方观念等等，消失的最快也最彻底的，一定还是北京。于是，变得最不伦不类的，也还是北京人。  书包网 www.aIhUaU.com
北京大款的兴衰（一）
甚至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提出来之前，北京就已经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这些人就是当初的"倒儿爷"。 追本溯源，最初"倒儿爷"这称谓并不尊贵，甚至多少有些轻视的成分。当初流行的顺口溜叫做"穷佛爷，富倒儿爷，不穷不富是蹭儿爷"，就指得就是北京的一些"下等"的罪犯。佛爷就是指偷，尤其是指扒手，因随时可能"折"进去，有点儿钱就"暴搓"，真"砸了点儿窑"（有些积蓄）也轻易不敢外露，所以就永远的穷。而那个时候的所谓倒儿爷，地位类似"佛爷"，也是利用非法手段，只不过不偷而是倒买倒卖，学名叫"投机倒把"。也进"局子"蹲班房，因从事这项业务的一般都有农村背景，属"破坏统购统销"一类，所以历来被人轻视。而这些人既然地位低下，所倒的东西不外农副产品一类。稍后一点儿，乡镇企业的前身--县办工厂、社办企业逐渐发展的时候，这些人也倒些紧俏的原料一类，比如那时候我就认识一个很有名气的倒儿爷，专与北京各大工厂的设备科长"套瓷"，高价收买合金刀头，最后好像给判了几年。这些大都具有小农意识的人，有钱舍不得花，一律攒着，所以就"富"。 北京真正的"倒儿爷"实际上与最初的"准倒儿爷"性质上没有多大区别，仍属倒买倒卖，区别不过是人不同，倒的东西不同而已。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先觉悟了"的人，也学这土倒儿爷的样子，干起倒买倒卖的事情，不过他们倒卖的不再是米面布匹鸡蛋，而是钢材、汽车和进出口物资。而这些人，他爸爸或叔叔或姐夫大舅子或姨夫，都是些有权力的人物。这些人就属于"巨倒儿"或"官倒儿"，其中有些固然后来有"栽"了的，但相信大部分都改邪归正从事正当合法的生意了，当然也一定小有积蓄了。 所以有些自豪的是，北京，正是这些倒儿爷的发祥地。 北京高官多，"衙内"也多；而高官几乎都清正廉洁，可因为工作太忙，给工作事业弄得心力交瘁，所以往往就顾不上管束子女了。而"衙内"们又良莠不齐，中间不乏"意志薄弱者"，经不起坏人引诱，偶尔利用老子的权力谋点儿私利也是有的。不过平心而论，这样的人终归是极少数，在高干子弟中所占比例恐怕连1％也没有，可正因为北京的高干太多了，再加上中央有关领导干部子女的约束政策尚未出台，所以一时影响却不小。影响不小的结果和表现就是一些"中干"子弟、"低干子弟"也纷纷效仿，于是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都不是太硬的时候，出现过一段儿小小的混乱，所谓"全民皆商"的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 得天独厚，是北京倒爷的最大特点。计划经济时代中央级各部委都在北京，随便个处级甚至科级干部，手里多多少少都有些权力；而倒儿爷的最大机会又正在于"流通"领域，尤其乡镇企业兴起之初，信息不畅，原材料紧缺，地方差价高的时候。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北京"生产"了比其他地方更多一些的倒儿爷，而且其中不少发了财，就很正常了。 这些人都利用了哪些关系，对给谁的形象抹了黑等等再深入探讨未免有失忠厚，笔者以为应当关注的，倒是这些人后来的演变；因为在这些人身上，也许能看出一些"北京特点"来。 我认识熟悉一个倒儿爷，他是一个"中倒儿"，他走的是谁的路子，靠的是谁等等我们还是不提，总之他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发起来"的人之一，在大家都还在为几吨钢筋、铝锭打了五百多回电话，上家有四十下家有一百零几的时候，他就已经成功地卖了七八辆高级轿车了。 他的发财史略过，因为"两手都硬"了以后，北京的倒儿爷早已绝迹，这些人有了新的头衔，就是"大款"。大款必然要做生意，必然要投资，于是就一定有成功和失败。他也做生意，涉及的范围不太广，不过服装、餐饮、金融投资、信息咨询等区区几项。 服装，东四有家店，建国门有家门脸儿，动物园一带有俩摊儿，商场里还有几个柜台。在"伊里兰"羽绒服、麻跟儿凉鞋火过之后，我朋友的服装生意着实兴旺过一时期，那时候光服装一项每月进个几千块钱不费吹灰之力。 冷清衰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当一个电话东北的哥们儿就给运来几千米弹力呢，广州兄弟送来几十套西服，北京的关系给进几百件羽绒服的时代过去以后，赚钱，就慢慢变得不那么轻而易举了。款式、价格变化越来越快，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而批量则越来越小，最简单的，一批货经常是到了还没开始卖就已经过时了。更简单的，就算从青岛直接从厂家拿到了最便宜的"双星"鞋，可周围商户那些假冒的，既真假难辨价钱又便宜许多，最终真货也只能当假货卖，连本钱都保不住。 解决的办法当然就是在进货上下工夫，但在亲自跑过几次产地之后仍是无济于事。广东的服装商、温州的鞋业老板们的经营方式别具特色，他们的快和准没人能比，经常是你在产地拿到了最新的样式，可回来之后还是晚了一步。做过服装生意的人都知道，有些时候他们连生产地点都没有一定，某种销得好的品种甚至在当地加工，成本高都在所不惜。  
北京大款的兴衰（二）
此外，这些人的分工既极细可又完全不墨守成规，家族、地区观念又特强，周期相对长的品种你永远不可能拿到最好的价儿，而寿命短的不通过他们的渠道自己经营往往又不合算。比所有这一切更严重的是这些人从来不拒绝微利，而一旦成了规模，不在他们"序列"里的人就连微利也很难拿得到了。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服装生意，渐渐就由有钱肯卖力气就能挣钱，演变成了一项非常专业，风险与收益都极高的，需要大智慧方能立足的行当了。当然，如果你只是这一系统或链条中的一环且资金雄厚，赚些小钱也不是没可能；但如果不甘心于此，想单打独斗支撑局面，简直根本就不可能了。 最后的出路就是把门脸、柜台出租，把原来滚滚的财源拱手让出。原因就是你不专业，没有人家的分工、规模，也没有能力捕捉那转瞬即逝的商机，同时种种原因你也没有精力和勇气去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承担那些突如其来的风险。在一场寒流就能使一个人发了财，一个暖冬就能让一批厂家倒闭的年代，做服装生意简直就成了股市里炒股的，弄不好就赔得精光。 如果谁以为北京的大款们能平静地接受这一现实那就太幼稚了，我的这朋友可以说是用尽了全部的心思，也曾认真地反思过，检讨过，进而努力过，挣扎过，可并不能改变多少。现在想起来，当初的许多郁闷也好拳打脚踢也好当然有些可笑，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人们可能看不清楚所谓的大趋势；而演变的过程，在许多地方表现出许多的偶然来，必然则隐藏着。记得有一次他从外地进货回来，看着几个星期的奔忙换来的是滞销积压，我哥们儿真的有些傻了。哥儿几个坐一起聊，分析来研究去，就是找不着自己失误在哪儿。实事求是地说，许多外地人眼睛里的"北京大爷"并非都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公子哥，他们决不缺乏勇气和实干精神，有的甚至非常勤奋。但是，大的社会环境与这些人整体的素质决定了他们在竞争性社会中的相对劣势。 就拿服装生意来说，这本来并不是他们所熟悉的；他们熟悉的是通过关系，换句不太好听的话就是通过某种由情义、面子掩盖着的权利的使用来达到皆大欢喜的获利。仅从这一点上，就已经与那些全凭赤手空拳赚取蝇头小利的"土八路"有太大差别了；而一旦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某些权力左右不了局面了，自身的优劣就见分晓了。很久前我在京东农村插队的时候，房东院子里有一棵桃树，每到桃熟了的时候房东的儿子就驮着仅有的一筐桃，骑几个小时的车到东直门去卖，既要躲躲藏藏又必须讨价还价；所以，如果说做小买卖，无论如何我是比不上他的。 而大买卖一般地说是从小买卖发展起来的，经验还有教训也只能从失败的磨练中才能得到。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假如说我的朋友从此就一门心思干服装了，一切从头学起做起，义无反顾不计得失全力以赴了，也不一定就会失败，这里成功的例子还是很多的。当前北京的下岗职工也有不少重获辉煌的；也有不少北京人凭本事闯出一片天的。可问题就出在当时还有其他的事情可干，比如说卖服装不行了还可以开饭馆。 说起来惭愧，这朋友的饭馆，我也曾给帮过一点儿忙。 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写过一部《倚天屠龙记》，《后记》里说要想当一个统治者，就必须具备"忍"的素质。他所说的"忍"，有两层意思，一是残忍的忍，二是忍耐的忍；我以为，现在开饭馆儿的也一定要具备此种素质。难道说开饭馆能跟政治家相提并论？笔者的感觉是，也许比政治家还难！ 此中玄妙有些不便多说，说多了不免得罪朋友。就拿最浅显的事儿说起，几天前报纸、电视台披露，北京有几家颇有名气的餐馆给查出来"收藏"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是干什么用的谁都知道，用得好，东西鲜亮口感好是没错的。现在给查出来是知道了，人人喊打了，过去大部分人不知道有此一说呢？现在那些没给查出来的呢？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要是当了餐馆老板，真要想"收藏"点儿什么，他们肯定查不出来。 不过对于餐饮业，社会历来存在某些偏见。比如曾流传过一些的"传说"，有的时候真叫人哭笑不得：哪哪儿的汤料里有大烟壳、大烟籽儿；谁家的烤肉用的是耗子肉等。笔者多少给人帮过两天忙，知道就算谁家真给查出用大烟壳儿了，也一定是有意透露出去就为哗众取宠，让那些不明真相的假行家真老憨上当的。真的要叫食客"上瘾"，大烟壳得成麻袋装，风险单说，花得起这钱吗？说到耗子肉代替羊肉就更可笑了，不信可以打赌，市面上你给我买去，要是有比羊肉便宜的耗子肉，有多少我要多少！ 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干这行，完全的讲"良心"，一点儿没有"取巧"怕不容易；另一方面，必须面对无端的猜疑和公开的质问，同时做到绝对的忍气吞声。所谓的取巧其实并非完全是昧着良心的欺骗，比如说叫我们所有的餐馆都效仿"肯德鸡"，炸好的鸡多长时间没卖出去一律垃圾桶的干活怕很难。有些原料，不很新鲜了但绝对不坏，一般是要用的；操作间里有只苍蝇，肉筒里爬进只蟑螂等，举着到卫生局报案？同时，对那些指着一盘豆腐说你们这儿比对半儿利还高的人，也必须得装出点儿傻笑来。碰到有些吃白食的，吃"生米儿"的或者"冒充"的工商、公安、防疫、卫生、市容等大爷，也一定要曲意迎逢。当然现在这样的餐馆、这样的人是没有了，可当初呢？  
北京大款的兴衰（三）
当初有些海鲜馆，给你捞出来活蹦乱跳的鳜鱼张牙舞爪的龙虾并不当面摔死，一进操作间就换了；还有些"官员"并非真出于公心而找你茬儿，伺候不好说不定叫你关张，可钱花到了什么都好说。凡这些，就要求经理要有一些的"本事"。而在行业自律不很严，法制法规不很健全的时候，要想发财，没点儿"绝招"恐怕不行。 还是老话，有些绝招儿不好多说，但不是秘密的招儿使不使呢？就拿我朋友说，一直用得很好的服务员，换还是不换呢？大厨的工资，拖欠点儿还是不拖欠呢？新招的小工，"试用期"多长算合适呢？ 结账的时候"黑"钱，客人那儿多收柜上少交--一般是老资格的服务员；厨子间私下串通，忽然间"另谋高就"了，弄得你临时抓瞎不说还带走了你的招牌菜--谁让你没有防范措施呢？新招的小工领了工资就无影无踪了，连你冰箱里的五斤熟食外加一箱饮料--他本来也没真想跟你这儿干。 此外，看到领班坑了食客给你增加了利润，你是让他立刻滚蛋呢还是奖励他呢？瞧见一帮老朋友来了你是躲起来还是迎上去呢？碰见找事儿的，你是带俩人揍他一顿呢还是装糊涂呢？赶上不合理的处罚，你是据理力争呢还是表示心悦诚服呢？ 现在分析起来，我的这位朋友就是缺乏"忍"的素质。 记得有一次，一个平常特招客人喜欢的四川小姑娘与一个客人吵了起来，她完全没有不对的地方，且受了委屈挨了骂，事后一个劲儿地哭。我跟我朋友当然要安慰她，可领班在表现出更大程度上的义愤填膺之后却私下建议把她开了。这建议当然没给采纳。然而后来当"顾客至上论"流行开来后，回想起来，那久经沙场的领班原来是有道理的：杀一儆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经营理念上。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传统意义上的"理"是不能讲的，谁讲谁就倒霉。 说北京的老板普遍地不够"忍"当然是胡说八道，可北京人普遍地没经历过风雨则可能有些道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本来就是正当的；在法律框架内的不择手段同样也是正当的。而这里说的"手段"，当然包括一些外行眼里非常看不上、看不惯的东西，有些恐怕还是可恨的东西，比如拖欠工资等。 此外，变化得太快的市场，激烈的竞争又要求手段要不断翻新，专业化程度也要越来越高。由此，相当部分北京的餐饮业人士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究其根源其实相当简单，就是有了钱开饭馆的，总不如开饭馆才有了钱的。一个服务员、红案出身的经理一定比少爷出身的要有经验；一个出身卑微千辛万苦有了几个血汗钱的，也一定比富家子弟更会利用自己的财富。 由于政治、经济、地理等的原因，北京最先富起来的一些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有自己的特点，抛开干部子弟不谈，即便是靠街头卖煎饼、"八两秤"买水果发了家的低档次人物，相对于大部分靠打工、种田、做小生意而发达起来的乡镇农民来，劣势仍然是显著的。最低限度也缺少吃苦耐劳的精神与资本积累的狂热。因此可以说，从整体上考察，北京人似乎不大适合于做生意。 五年前的夏天，我的朋友把他的最后一家店租了出去。 在一起聊天，为什么有许多事情可干而没干，为什么有些事我们干不好，是我们经常的话题。静下心来想一想，不能不承认，有些机会的确没有把握住，缺少的不是思想而是素质。从大的方面看，北京城的历史、传统、氛围造就了北京人，使这里的居民比其他地方的人多了些什么又要了些什么；从小的方面看呢，市场化也好，全球化也好，北京总是落后一步的，至少比特区、沿海地区要晚而一向更谨慎更保守，因此仅从"经商"上说，比人家，我们总是处在"初级阶段"。 不进则退。 我不敢说北京目前有这样一个"阶层"，但数量不少是绝对的：还没有惨到吃不上饭的地步，然而却什么也不想干；不是真不想干，也非视金钱如粪土，而是拉不下脸或知道自己干不了。无事可做心里又总是不平衡，"沉舟侧畔千帆过"，于是偶尔有些牢骚就很自然了；于是遇到些人就翻白眼也很自然了。 而这些人，正是我的外地朋友所说的"典型的北京大爷"。 前不久，我和我朋友到一家原来属于他的饭馆去喝酒，落座之后四下看了看，今非昔比了，装修也豪华了，食客也多，看起来经营得不错，比几年前盘出去时是大不一样了。我朋友就问服务员，"你们这儿看起来还挺火啊？" 小姑娘一张嘴四川口音："还可以。" "你们老板哪儿的？" "不知道，我来的时间不长，还没见过老板呢。" --显然是胡说，这小丫头儿也决不会是才来不久，我断定。 想起当初的冷清，看看一拨儿又一拨儿拥进来的人，我朋友有些不耐烦地："都什么人上你们这儿吃来啊？" 小姑娘当然不明所以，眼珠转了转："哪儿的客人都有……" 其实用问吗？看得出来，多一半是北京人。 "北京人怎么样？"我笑问。 "北京人好。" "怎么个好法儿？" "北京人都有钱，也都大方。" "是够大方的，要不钱怎么都让那帮王八蛋赚走了呢！"我朋友忽然愤怒了。 我正要安抚小姑娘，不料她先开口了，笑得还是那么自然："大哥说得对，你们北京人就是爱花钱不爱赚钱，可是你们会赚大钱，要不怎么到我们这里来呢？" 我俩相视而笑，之后果然挺"大方"地点了几个菜。大呼小叫的食客和穿梭般的服务员，看着这火爆场面，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北京经受的考验与变化
历史在前进，人类社会在发展，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各种族、地区、国家间的差别正在缩小，这大概不会产生多少争议。不管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意义有多重大，不管19世纪西方列强敲开中国大门的手段有多卑鄙，世界各种文明间的碰撞、交融、相互影响促进了人类的进步恐怕是事实。 中华文明无疑是伟大而辉煌的，然而我们引以为荣的中华文明具体的体现在哪儿呢？当然，我们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我们的语言、文字、社会制度、思维方式、建筑、艺术等等等等，难道不是吗？当然是，这正是我们区别于其他不同民族、国家的标志。不过，稍微地环顾一下儿，我们可能会有些吃惊，原来我们早已被改变了。 且不说我们正把自己的头发染成了令人心醉的金黄或浅褐，听听我们自己说的话，看看我们写的字吧！别以为只有眼前的电脑、手机还有汽车是"舶来品"，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小到一双袜子、擦屁股的纸，数一数还有多少是我们自己原来有的，不是"他们"发明的？每一个人只消低一下头就全清楚了，皮鞋、洋袜、西裤、衬衫、外衣，甚至"唐装"都可能是用"他们"的方式印染的；再四下看看家里的所有电器、所有用品，是的，它们可能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但最初的"版本"是谁的呢？ 所以，世界不同的文明间的关系，它们的交汇、融合、碰撞，有些时候是相互的渗透，而有些则是一种征服。 从第一匹洋布运抵之后，从我们头回看到汽车、电灯、铁路时候起，这一进程早已开始了；直到今天，我们不借助于"他们"的先进技术就难以生存，不借助于他们的语言就难以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不借助于"他们"的思维方式就变成十足的"傻瓜"，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是的，我们可以自豪地提起我们的"四大发明"，提起我们的足球比他们早了好几个世纪，没有中国人就没有美国今天的繁荣，他们的航天飞机也上不了天，可我们还是不得不气短地承认，他们教给我们的，恐怕比我们教给他们的要多得多。 上面说的这些与我们要讨论的有关"北京"的话题有关系吗？也许有一点儿，那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原本就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其实早已在进行了；而"先进"的对于"落后"的征服，有些时候是温和的渗透，是一种循序渐进；而有些时候就如山洪暴发，类似于"日本人栽白薯--满不论秧子"，让你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一切全不一样了。再有就是面对同样的冲击，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就相对平静甚至欢欣鼓舞，而有些人就感觉十分不适应或者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抵制，原因就在于不同人群素质上的差别。 北京，作为一个古老的都城，东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华夏民族的精神圣地，在历史潮流中经受的冲击、考验，也许比其他城市都更大一些。因为至少近几百年来，北京这座城市多少带有上述的特点，即华夏乃至东方文明的首都。而北京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等具代表性的特点、特征所发生的变化，也许早已超越了地域的局限，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所以当我们即便是简单地分析考察北京和北京人在全球化商品化进程中的表现的时候，也就同时对整个中国人做了一些关照。比如后面要说到的政治的淡化文化的贬值等等，其实就已经不仅在于哪座城市发生而是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了。当然，既然我们说的是北京人，侧重点还是在北京。 商品经济是"开放搞活"的一个必然结果，商品大潮的冲击必然导致一些东西的丧失、消亡，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什么样的冲击，这话题太大了，不是笔者能看得清的；而北京，北京都经历了什么，同样也是难以尽述的。在这里，也许只有一些直观的感受，因此笔者只能就一些直观的感受发表一些见解，试着说一些北京人的惶惑与尴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或许多少有些帮助？ 冲击应该分为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而精神与所谓的物质，本来就是难以区分的，即便是哲学范畴尚且如此，两者经常是互为因果，动不动就"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了"。所以在谈到这两方面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发生混乱。怎么办？办法就是我凑合说，您凑合听，好在这也不是什么"科学论证"，无非信口开河，错了也就错了，批判就是了。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政治情结的淡化
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对不住，笔者也说不清楚究竟什么是政治，因为谁敢说北京人都"很政治"？于是我们就不得不躲开"什么是政治"这问题，而直接说北京人一向比较关心、注重政治--这大概就容易被接受了。 为什么？ 因为北京历来就特政治。 "政"得彻底，"治"得到家。政治空气浓重，政治人物集中，政治运动的发源地，###的交叉点，高层外事活动频繁……等等等等，细一琢磨有点儿可笑，北京的一切似乎都跟政治有关。老年间大茶馆儿里墙上贴着"莫谈国事"，贴的本身就说明问题；"文革"时街道老太太拿苍蝇拍子打苍蝇，原来正在搞"爱国卫生运动"，是在完成一项"政治任务"；尼克松来了全市扫雪是政治，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的人做诗更是政治。闭上眼睛一咂摸，提到北京外地人能想起什么，烤鸭？周总理拿它招待过多少外国元首，当然是"政治菜"；而胡同、四合院，则又必然与当时的京城地位、政治制度、皇权意识有关；至不济到了酸臭的豆汁儿，民俗学者考证起来，原来跟当初旗人"特供"的老米有关，由此又联系起满族、历史、宫廷，还是和政治有关。 尤其是"文革"时期，政治就像一个"金箍儿"套在每一个北京人头上，有时候还不用观音菩萨念"紧箍咒"，自己就给自己念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年开放之初，南方沿海地区都臭了街的许多东西，一到北京立刻引起警惕，《大西洋海底来的人》是北京的观众最先提出质疑的；《我爱我家》北京则坚决"抵制"--因为有讽刺老干部的嫌疑。 北京人的政治情结，归结起来有两方面，一是"爱"，一是"怕"。爱是爱得你死我活，怕是怕得心惊胆战。究其原因，实际是比较简单的，首先就是北京这地方，"搞政治"的人多。 干部多，政治觉悟也就必然高，相应地与他们有联系的人也就跟着"觉悟高"，相互传染，于是对政治的敏感度、"热衷度"就比其他地方高不止一级。 而政治，打从有了这东西，就一直是相当神圣，还多少有些神秘的。而一旦自己"搞"上了，带来多少实惠单说，光心理上的享受就是无限的。"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这句当初鲁迅先生嘲讽当时"左"得可以，后来一度成为炙手可热的大人物的"文化人"的这句话，真的是入木三分。而这些人的余孽，一向大有人在。说一件不是笑话的笑话，前不久我们公司负责"多种经营"的一个小领导，在一个外国重要客人来华期间视察了出租库房的防火、治安景况，认为没什么纰漏了，回顾侍立一边的看库房的人说："注点儿意啊，总理正开记者招待会呢？" 听者固然唯唯诺诺，可等领导走了他问我："总理开记者招待会跟我一个破看库房有什么关系？" 本想对他晓以大义来的，咽了两口唾沫，后来一想又算了。 平心而论，我们见过的这样的人少吗？ 我们自己有过这样的情结吗？ 平心而论，关心政治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中的有些人，出于责任感、正义性等高尚的情结而产生的某些焦虑、忧患意识等更不是什么"恶习"。前面说的所谓"政治情结"比如吓唬人并吓唬自己等当然是属"末流"的，对于真正有觉悟，政治素质比较高的人来说，政治其实就是他们人生的全部，至少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他们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许多与政治信仰有关。而一切的奉献或努力，离开了这一基础，有时候就显得荒唐而可怜了。可问题在于，第一，出发点的正确不一定代表观点、观念的正确；第二，即便想法、看法是正确的，能不能被接受又是一回事；第三，有些事关尊严、理想的东西，轻易是不可动摇的--即便时代变化思想更新所要求的改变有些是必须的。 实际的情况是，不少人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政治"忽然给抛到一边了。当然，我们现在明白了"发展是硬道理"，也明白了如果"姓资姓社"的争论仍在继续，我们绝对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别说小康，重回"东亚病夫"的可能都有。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改革开放之初思想领域、经济范畴发生过一些混乱。 在"两手都不硬"的时候，不法之徒大发横财，国家经济遭到破坏，假货流行，浮夸成风，通货膨胀严重等现象的确是有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而这一切，它的产生、流行或者说其根源，一般的看法是"外来"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这儿原来没这些东西。而北京，这个历来以"正统"自居的城市，比别人生出更多的惶惑进而感到更大程度上的失落，也就是必然的了。 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如果把北京人分为两大类，即"小人"和"君子"、"蠢材"和"智者"的话，那么这两种人就都感到自己失去了一些东西。政治的淡化，使这两种人都产生了无依无靠的感觉，都有些不舒服。 何谓"失意"什么叫气短？老话说的"宰相门前五品官"，一旦这"五品官"失去了依靠，什么也不是了，就有可能产生一种叫"羞愧"的情绪。就不再那么理直气壮，不再那么趾高气扬，腰也挺不直了肚子也腆不起来了，说话声儿也细了，瞧见人，瞧见那些原来视若草芥的人，要不就避之惟恐不及，要不就表现出虚假的恭敬，而骨子里，一半是畏惧一半则是轻蔑。 自己不屑去干也不想让子女去干那些"卑微"的工作；一方面对趋势附炎深恶痛绝，视金钱如粪土，一方面又不能真的淡泊名利，经常感到失落，时不时也"勉为其难"地"从权"做些违心的尝试；对"大事"仍是不能忘怀，热情依旧，而方式不得不有所改变，最次一等的演变成了"掌故大师"、"政治名人字典"，这就是北京一部分人的所谓"政治情结"。 另外一部分，无论自己还是别人，都感觉思想有些"僵化"，经常有许多事儿"看不懂"或看不惯。假如这些人都是"老革命"也还罢了，最令人不安的是更有些中年甚至青年人也有这种情结或素质。他们没有"海归派"的藐视一切的气概，又缺乏广东商人、浙江农民的直截了当，在牵扯到有关政治、政策等事情的时候经常使用双重标准，于是就给某些不明所以的人以笨而且势利眼的感觉。在许多场合，笔者不止一次地听到一些外地朋友这样评价"北京人"：要是当官你可能是好材料，可惜……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值得警醒的是北京人的有些不很好的东西甚至也影响了当官。 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熏染浸润，使北京人具备了极高的"政治素质"，一旦情况发生了剧变，多少有些不适应没什么好奇怪的；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有些已经形成了所谓"素养"的东西，既然一时很难摆脱，也就用不着刻意去"改正"。反过来说，我倒认为北京人的政治素质高，是全国人民应该学习的，因为政治素质还决定着其他素质的状态。北京人无论是外出旅游还是外出办事，在公共场合中显示出来的道德素质，的确是不错的，是被人称道的。有一次我到上海旅游，因从景点儿回来早了些，就跟"大巴"司机聊了几句。那司机很平静很自然地说，你们北京游客素质不错。受宠若惊的我忙问何以见得，那司机回过头看了眼车厢：拉你们北京团，回去之后我基本不用扫地。 不过，多一点儿自我表现意识，当有些人对我们撇嘴的时候有些准备，总归还是好事。再者，一部分人的一些特征不代表全部，一个人的某些方面素质更不说明这个人的整体。私下里说，我们不是也经常说人家上海人特傲且抠儿，东北人是老憨广东人特滑浙江人特尖吗？其实上海人、东北人、广东人、浙江人真的如此吗？法国人嘲笑一个人的笨，说怎么跟比利时人似的，这也许并不是对另一个民族的侮辱。好在全国还没有形成看到特"政治"的人就说怎么跟北京人似的，而北京人如果意识到自己的一些特点，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多一点实际，少一些虚夸，也许就更完美了。  
文化的贬值（一）
文化贬值的现象是全国性的，而北京人所以感触最深，原因就是北京历来就是一座"文化城"。 记得上一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曾流行过一个说法，即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上海是经济中心，而北京则是文化中心。那时候，是北京历史上最暗淡的时期，民国政府定都南京，上海已成为经济中心，文化也异常繁荣，北平一时真是失魂落魄，就连"文化"也露出窘态了。时过境迁，现在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没有争议，而文化中心的地位就多少有些含糊了，尽管在名义上还是。 "文化"一向包含两层含义，一种是狭义的，传统上就是单指科教文艺等；广义上说就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现今这广义的范围有所扩大，比如动不动就说"食文化"、"厕所文化"、"性文化"等。 历史上的北京，无论狭义广义，都是文化中心；精华荟萃财富集中，北京的地位至高无上。而所以有"文化城"、"文化中心"之说，则又是单指狭义的文化内涵，即北京历史悠久，集中了全国的科教文艺英才，有浓重的学术空气，有优秀的文化传统，还有大量的高素质的民众。"中心"并非一成不变，大唐时期的长安，北宋时的东京，南宋时的临安等，就都是。此外，有时候中心不止一个，比如某时期以地域为名的学派的兴起等，虽然那时候尚没有"中心"这词儿，可以某地域、地区为核心的文化现象是有的，诸如"岭南文化"、"沪宁文化圈"、"江西学派"、"桐城派"等。虽然这里包含着一些文化的广义成分，但一定时期一些地点会形成多个"文化中心"是肯定的，而狭义与广义经常是混杂在一起的。 于是，北京所遭遇的"文化贬值"，必然也包括狭义与广义两方面。 历史形成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北京一向是"文化人"最集中的地方。全国最有学问的人和最有前途的人，就一定在，或者来北京。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在这里才真正的能有所作为。当初我们没有粒子加速器，高能物理学家就无法施展拳脚，只好到欧美寻求发展；名演员不在"春节联欢会"一炮打响就不能红遍全国，道理是一样的。这就是北京狭义文化的良性循环和优势所在。 文化现象应该说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现象，与政治、经济现象是有一定区别的；区别之一，就是它具有更大程度上连续性，"积淀"的要求更高，人的因素也更重要，而且还有某种特定的氛围要求。有意思的是，它有的时候就像是一株花草，需要养分，同时更有赖于气候；同时，它经常又没有明显的实际功用。这些特征就意味着，培育很难，而造成伤害又很容易。 文化需要物质基础，文化需要相对宽松的氛围或者说环境，这大概没什么可争论的，然而换一种说法恐怕就不那么好听了：文化是要有钱还有闲的；同时，尽管不很直接，但"功能"还是要的，至少是能想像得到的。文化与物质生产间的紧密关系，就算不属于政治家哲学家的鲁迅也看得异常清楚，他在《门外文谈》里讲得很清楚，读者闲下来不妨拿来一读，相信他的观点比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更容易接受。可是文化一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它就会相对独立起来了，实际的功能作用也就越来越不容易显现；而一旦"距离"拉得大了，就会跟远离了均线的股价一样，会给"拉"回来。 当然，这样的解释是牵强的，可为了避免烦琐起见，我们姑且这么说，也算是对文化贬值现象的某种辩护吧。比如一个学者，穷一生经历治学，在"小学"上颇有建树，研究《尔雅》出了惊人成果；一个研究生，导师给的课题是有关阮籍后半生文风变化的，这些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增长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小时候家里有部《联绵字典》，前面有张作者跟他手稿的照片，好家伙文稿堆得比他人还高！相信现在即便是研究中文的专家，怕也轻易不会去翻那字典，还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会想到：假如中国没有人写出这本书，怕也不会给我们国家、学术研究造成太大的损失吧？ 略微推广一些，中小学生背那些古文干什么呢？再进一步，学电脑不从DOS开始行不行？学英语，难道不是为了实用吗，日常会话之外学点商务英语科技英语固然是有用的，弄到莎士比亚不就有病了吗？人家英国人自己都读不懂都不读了，咱们跟着瞎掺和什么呢？于是，凡"有用"的，就"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凡能带来实惠的，有直接功利目的的，就放在前面。什么叫"市场化"呀？不是有个例子吗，一个人去应聘，对方问会不会电脑操作，求职者估计他招的是文秘，谅也不会有什么新鲜的，就不会说会，然后回家突击了两周打字，结果复试果然合格。假如是个笨蛋，或者老老实实说不会或者从DOS学起，到时候不连黄瓜菜都凉了？  
文化的贬值（二）
有些事情是明摆着的，争论也没有用。俄罗斯人"休克"的时候，罗蒙诺索夫、普希金救不了他们；中国的叱咤风云的农民企业家或留洋的博士后们，也可能不懂庄子跟莎士比亚，办公室墙上的毕加索、梵高和书柜里硬皮烫金的《资治通鉴》也只是摆样子的，然而他们为我们的繁荣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再退一百步，一个目不识丁造假厂老板也许能解决十个人的就业，而一个古典文学系的教授能解决几个？出一本书能花光系里一年的经费，让你半年缓不过劲儿来！ 文化，尤其那些"不实用"的，赚不来钱的文化，贬值就贬值吧，叹息是没用的。我们的祖先倒是"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来的，结果怎么样呢，不是让我们这些子孙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好在这里不是讨论这问题的地方，话说到此完全可以打住了，文化贬值的必然性和伟大意义相信也清楚了。 不过笔者想捎带脚儿提醒一句的是，有些东西，比如说什么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历史文化等等的，也许是没有什么直接的使用的价值，但可能正是我们全部魂魄之所在。前辈先哲们留给我们的，除了秦砖汉瓦即将倾圮的宫殿之外还有更重要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民族的全部精神文明。在浩瀚的历史尘封的典籍里，甚至在那百无一用的《联绵字典》里，也许隐藏着一种灵魂，一种精神，它起着某种维系作用，甚至可能是我们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当然，咱们这儿还是不抬杠，假如谁一直在为自己的祖先或历史感到耻辱，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割断自己与历史的一切联系，找一个认为相对优秀的人种进行交配，然后一代一代地稀释下去，最后成为"纯种的雅利安人"也说不定。 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文化贬值后北京的文化状况一点儿也不过分。不记得哪个名人说过的，要想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化状况，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这个国家的青年人在读什么书。看看北京的大学什么专业最热门，书店里什么书卖得最火，电视台哪个节目最受欢迎，也许我们就多少明白一点儿了。当然，这现象具有普遍性，那么北京有什么特点没有呢？ 科教方面，我们这里不多说了，因为这关系到有关国家的政策或战略思考，还是留给正规的学者或说话有分量的人士拿到"会上"去讨论为妙。而文艺相对安全，我们不妨以文艺为例，简单地、感受性地一说。 一个阶段以来，北京文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呈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 说莫名其妙，是因为有些的现象也好反应也好，很难找出或说得清来由；说激动，是因为无论是爱还是恨，都异常地激烈，有时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简单地举例，当初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编辑部的故事》等席卷全城，而这种反传统的东西何以得到如此程度的认同呢？还有像邓友梅、陈建功的成功等，难道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对"京味"情有独钟了吗？而稍后，为什么又开始对王朔进行了如此规模的口诛笔伐，而对余秋雨并不浅薄的散文产生了这么强烈的反感呢？ 王朔，无疑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他是不是"京城俗文化"的鼻祖当然现在还有争论，但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京文学风格特征是确定的。可是直到现在，为什么北京文学界的许多人仍是对他不认同呢？王朔作品的机智、俏皮、辛辣等，平心而论在有些方面继承了老舍的风格，有些地方犹有过之，尽管可能少了些沧桑感而所谓"厚度"不够。然而文学界对此却根本不予重视，相反，却冠之以"痞子"，动辄"小妾心理"，不免有失公允。可同时，"王朔现象"对传统的、经典文学的"封杀"，又是十分令人不解的。王朔的对鲁迅、金庸、张艺谋的攻击毫无疑问有"炒作"的成分--可以理解也属正常；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传统的反动可以是批判性的，但不一定就意味着轻视和嘲讽--因而也就是不正常的。至少大规模地形成"跟着哄"，把历史的、民族的许多精华成分贬得一钱不值是不正常的。 余秋雨的历史、文化、人文地理题材的散文是优秀的，尽管他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学者或"专业"作家。同样，他的遭遇也有些令人哭笑不得：一方面作品畅销，另一方面饱受贬斥，为许多人所不齿；更有些人甚至把他当成"文革余孽"、沽名钓誉的骗子。且不管他的观点、行文有多少可以商榷的地方，起码这情绪就是不正常的。而北京，这个对传统文化一向情有独钟的地方，对这样的历史、文化题材，这些既优美又不不失厚重的文章却采取敌视的态度，的确令人费解。 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扭曲，或变态。 抛开其他城市不谈，仅就北京而言，从对王朔、余秋雨两个人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人"在心态上恐怕是出了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或心态，一旦表现在审美的取舍，文化思潮走向上，形成了某种潮流或文化现象，对北京人整体上的影响就是巨大的了；同样，显露出来的现象也就令人不安了。 不伦不类，是北京文艺的特征--无论书刊还是影视。  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北京人正在失去自我（一）
北京正在丧失文化中心的地位。 想学陈忠实、贾平凹？没有西北的浑厚苍凉；想学张爱玲、王安忆，又缺少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的伤感；王朔太痞，冯小刚太贫，结果只好弄个《梦断紫禁城》起哄，到《大宅门》里去寻找精神寄托。于是历史全成了"戏说"，大宅门也全靠大牌明星撑着，全没了情致韵味--要说看看情节也还过得去，但说表现老北京人的精神风貌，那纯是吹。不过，这还算是"高雅"的呢。自暴性史，细说给弓虽.暴时感受的；天才少年，中学没念完就成了文坛巨擘了的；要不就是东施效颦，冒充"小资"的自怜自艾假纯情的，或者邯郸学步，效仿王朔的"真流氓"满嘴"脏话"的；要不弄几个明星插科打诨装傻充愣，要不成了名人立刻出书、拍写真集，一时间到是挺"繁荣"热闹的，但似乎少了些隽永，多了些肤浅。 当然，现今的文艺，可能已经不具备"教育人民"的功能了，而一切个人行为，只要不违法，也理应受到尊重。所以笔者在这里并不想指责褒贬哪一个具体的人，只要市场认同，多样化本是值得庆幸的事情；更何况"有爱孙猴儿的就有爱八戒的"，任何存在总有它的道理。笔者想说的是，文艺过分的商业化，可能不是一件太好的事。 也可能正是因为北京人历来不善于做生意的缘故，商业化了的文艺才显得如此不伦不类。先欧美后港台的所谓"肥皂剧"，本来自有它的特定观众；黑幕小说、涩情文学、休闲娱乐与严肃主题的"纯文学"本来也可以并行不悖，但应该"各是各的味儿"。《大话西游》怎么样？影后巩利在与周星驰小有合作后谈到他的风格时老老实实承认对此有了新的认识，并不是一个"俗"能概括的；笔者赞赏巩利的坦诚，也欣赏周星驰的专业。但难以接受的是严肃文艺的通俗化、庸俗化；通俗文艺、庸俗文艺的高雅化。"借鉴"是可取的，"移植"则是拙劣的；商业目的下虚假的包装尤其令人生厌。正比如一种商品，如果说这东西能增加性生活时的快感，也就罢了；可非要说它还能净化灵魂，那纯粹就是"装孙子"了。 "近朱者赤"，北京的市场成就了北京的文艺，反过来，北京的文艺又培育了市场。文化贬值导致的种种畸形其实已经在北京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 故都子民身上那份含蓄、儒雅、恭谦、豁达、恬淡少了些，多了几分焦躁和肤浅；甚至有些原本不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傲慢、自大等也换成了窘迫加激愤，自卑加狭促--还不如原来呢。时代在前进是肯定的，我们的生活比过去惬意多了也是事实，但如果回想一下儿，北京的特有的沉静的文化氛围，浓重的学术空气，市民身上的书卷气，比过去是不是淡了许多呢？原来北京有多少图书馆？别的地方我不知道，至少我们单位原来规模不小的图书馆现在没有了，巴尔扎克和林黛玉就着伴儿去了造纸厂；午休的时候图书馆去晚了没地方了的现象不存在了，哥儿几个吃完了侃明星的脸蛋比谁更丰满成了时髦，这也是某种进步？ 广义上的文化贬值来得更直观一些。 衣食住行，一切全变了。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节目，内容是披露云南省的一个小镇拆古宅建新街的事。几座明清时期的旧民宅，最后惊动了省级领导，结果似乎是保留了。记得杭州也有类似的报道，然而让笔者十分不解的是，北京城的古宅拆得比他们多多了，可除了太有名的什么"故居"有个别人士无力的几声呐喊之外，并没有太大惊小怪。也许这就是所谓物以稀为贵的道理，他们那儿本来就没什么，所以什么破烂都当宝贝，就跟美国似的，二百年的建筑就成了古迹。而北京，随便哪个宅子也有几百年历史，拆了这儿还有那儿，总不至于全拆光了吧。 再有就是前面说过了的，一旦房屋实在年久失修了，大杂院又挤又脏，保留又没太大价值，照原样重建又得不偿失且没钱，老百姓没什么可留恋的，那就拆吧，总比房塌了砸死人强。在这一点上，说历史的前进也好，说岁月的无情也罢，是无奈也好，说不得已而为之也罢，总之这座古老的城市正失去它原有的风貌是肯定的。前不久有人写了文章，一反流行的调子，说某国的客人几年没来北京了，再来并没有惊叹北京日新月异的改观，而是有些气急败坏了：它原有的魅力不再了。 我们不管别人的感受，也不去讨论北京应该保留什么，保留多少，怎么保留，但我们知道，所谓"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与古旧的北京城的确是一对矛盾；也不管这矛盾今后怎么解决，至少今天可以认为，北京已经变了。 一座城市，它所以区别于其他的城市，除了它的建筑之外，还有些什么呢？当然首先就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一个城市的居民，他们的风俗习惯，语言特征精神风貌等等，构成了相对的独特，使它成为北京、上海、重庆，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几年来，北京的独特之处，换句话说与其他城市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它已经成为中国的纽约了。在全国所有的城市中，只有一座城市与他类似，就是深圳。 我有一个外甥，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在那儿定居结婚，算来也不少年了。有一次他回北京我们俩喝酒聊天，我就感慨，这些年在外乡不容易，还是回北京好吧？不料他老人家全不买账，睁圆了眼睛说真的，除了天气，我一点儿也没觉得北京跟深圳有什么不一样。在我的一番痛斥之后他认真想了想，最后不得不承认，那儿的广东人可能比北京多一些；然后补充，这只是感觉而已，绝对数字还不一定。 我"感觉"了一下儿，每天大街上见到的人是北京人多一些呢还是外地人多一些呢？我也有些惶惑了，遗憾的是可能外地人更多。不信就看以试试，除了少数几片老居民区，北京人在北京人数上已经不占优势了。 在一些新兴产业里，北京人简直成了稀有动物； 在马路上，一旦发生纠纷，受到围攻的一定是北京人。这与过去相比，无疑是个颠倒。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一系列的变化，服装、饮食、生活习惯甚至思想观念人际关系等等，而这些变化是深刻的，有些地方带有根本的性质。北京有不少招牌上写着"老北京"或"老北平"的中、低档餐馆，而里面十有###没有"糟溜鱼片"也没有"溜三样"，而百分之百有"酸菜鱼"跟"火爆腰花"。  
北京人正在失去自我（二）
以南方各省市为主的大量的白领、精英逐渐身居要津，他们影响着改变着北京人的思想习惯。他们看问题往往更简洁也更直观，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北京人原有的"繁文缛节"，和拐弯抹角儿；他们更注重实效，更直截了当，顾忌更少，在对待名与利的态度上比较放得开；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往往更理智也更少些虚与委蛇，当然也更少了一点人情世故。于是，原本北京人多少有些不以为然的东西，渐渐在不自觉中自己也就具有了。比如说"不懂得客套"，"不讲面子"，"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等等。假如我们稍微想一想，也许就会发现，一是这些素质也好习惯也好，可能不单纯和哪一个省市的"文化"有关，而是来源于一个更广的范围，甚至可能与发达地区、发达国家人的素质、看问题的习惯有关；二是到北京来闯天下的外地人中，毕竟是以年青人为主，而年青人的某些特点可能本身就是更少保守的。 "被影响"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而开始这一过程的首要条件就是那些能够施加影响的人必须足够强大。回想一下开放搞活以前的北京，虽然数量不多但比起其他城市来也还是有许多外地人进京的，而北京人却从不把这些或张皇失措或自惭形秽的外地人放在眼里。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那些穿着土气的乡镇企业家，鬼鬼祟祟换鸡蛋卖花生米的，挑挑儿卖馄饨甚至做衣服收破烂儿的，这些人影响不了谁。不仅不受什么影响，北京人还歧视他们，而这种歧视，根由不外乎城乡差别。 在其他大城市，这种现象从来就有，程度比北京只深不浅。而其他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后所遇到的变化，尽管有些也是巨大的，但绝不如北京这样彻底。上海南京路上也是南腔北调，广州生意场上同样五湖四海，重庆的公司里也流行普通话，但本地的声音给彻底淹没，本地人变得谨慎而张皇了的，全国除了旅游旺季的北戴河等少数几个旅游城市，北京恐怕绝无仅有。 改革开放后的北京，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当然也有很多的机遇，吸引着全国的精英。尤其最近几年，"全国"已经不能概括了，来北京寻求发展、淘金、甚至享受生活的，全世界哪里的人都有。尽管这一次的"人口大迁移"没有解放初期的那次那么整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同样带有根本的性质。不同之处就在于那一次基本上可以说是政治性的，而这一次则基本上是经济性的。而如果说那一次来的人从素质上看相对单一的话，那么这一次就复杂多了。前面说过了，进京"赶考"的政治家以及他们的同事、下属，从南京来的"留用"人员，还有怀里揣着组织部公文的"调干"以及大量的青年学生，这些人是先导。而这一次则多是被经济利益所驱动的"买卖人"。 生意人当然也分层次，卖鸡蛋的与跨国公司的经理总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到目前为止，从整体上说，所谓的冲击或"占领"，应该还是"商业性"的。因为无论是打工仔还是公司高管，他们基本可以说主要还是以获取经济上的最大收益为目的的。这种大同小异的性质，也就决定了，古老的北京城，相对不"开化"的北京人面对的是一群原来他们并不怎么认可、甚至有些反感的人。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我们就可以得出一点结论，那就是从广义的文化出发，北京文化的所谓贬值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周边的环境在变，比如居住环境、饮食习惯等；二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大逆转，北京不是旅游城市，可外来人口加上流动人口至少在公共场合已经多于本地人口，而在有些部门、领域，这种现象尤其严重；第三，无论改变了北京面貌的外来人的成分有多复杂，他们之间的差别有多大，但总体上说，都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 既然"市场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全球性的潮流，既然北京的长远发展目标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结合上面已经相当明显的现象，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第一，"贬值"是必然的；第二，"贬值"是合理的；第三，"贬值"必须是以牺牲一部分文化财产为代价的。 旅游景点修索道是一种进步呢，还是一种急功近利的丑行呢？破败的庙宇改成游人如织的旅游点，杂乱无章的喧嚣的集市改成现代化的商业街，脏乱差的大杂院改成清洁美丽的"小区"等等，究竟是善举呢还是蠢举呢？如果我们是比较勉强地承认这多少是一种进步的话，那也就必须明白，我们得到的一切，都是付过代价了的。 作为一个北京人，一个对自己的城市无限热爱的居民，笔者在对改革开放后家乡发生的一切感到欣慰的同时，必然也有着深深的遗憾。这种混杂着些惆怅、失落的淡淡的哀伤是正常的情绪吗？其实我们自己心里明白，留恋、怀念的东西并不一定有多好；而逝去了的，也不见得都令人惋惜或悲伤。我们经常想起的可能是大杂院里的温馨，邻里间的和谐而不是那些方面；我们怀恋更多的旧时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也好彼此的无城府也好，慷慨也好，不计利益也好，等等，其实不过是那个时代的特点。时代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更新了，某些"好"的东西的消失既是必然也是合理的。 话虽是这么说，笔者在这里还是忍不住要说一点儿的是，在汹涌的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北京，或者说北京人"牺牲"的东西，可能比其他地方的多一些。惶惑、无奈等情绪，可能比其他地方的人重一些。当然，这种自我开释性的辩白也好争论也罢，后面想更多说一点儿，这里就不多*6嗦了，但有一个例子，其中蕴涵着的某种"对比"可能有些意思。 我认识一个朋友，是个小姑娘，她是从河北遵化县一个山村来的大学生。怎么认识的以及她如何成为我的"忘年交"的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成了朋友，不很平等的朋友--无论哪方面我都比她"多一些"的朋友。有一回我带她出去玩，也不知道怎么就转到了前门，于是我就带她去看了看"老北京民俗"的展览。 "你应该对北京的历史有一些了解，尤其是你这个年龄段的。"我平静而严肃地对她说，尽量让她感觉不出我的自私。没想到她看得很认真，不时地还问问我。我指着旧时代的吉祥戏院和精美四合院的照片对她说："看吧，这都是我小时候的样子。" 我看到了她眼睛里的感慨！ 等转到民间生活用品、玩具等的时候我就问她，"怎么样，过去的北京？" 她抬头看着我，轻轻地："我上初中的时候曾来过一回，是县里组织优秀学生代表来的，就去了天安门、纪念堂和景山，真想不到老的北京原来是这个样子。变化真大……"她笑了笑，又道："我不是党员，也……还是感谢您给我上了堂政治课，老北京人过去真有点儿水深火热……" "我让你这儿忆苦思甜来啦？"我的声音可能略高了一点儿，引起了旁人的侧目。于是拉着她就出来了…… 我引以为骄傲的，要向人炫耀的，怎么在她眼里竟是这般？ 后来的交谈中我知道了她们那里都建了新房。她的家乡我没有去过，可类似的山庄却熟悉，巷口的石磨、青石板的井台，轳辘，紫色的石墙，山坡上错落有致的庄稼院，还有院墙里春天雪白的梨花散发着清香的花椒树，秋天满枝的红柿子…… 排房加自来水，或俗不可耐的两层"洋楼"，上面是高高的电视天线；北方农村特有的恬静、闲散已经不在了。乡镇企业的浓烟废水污染了天空、河流；更为重要的，可能还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一部分生活习惯。然而，我的这位朋友对此并没有丝毫的不安、局促或遗憾，这里面除了年龄的因素，更多地可能是她所能感觉到的失去要少一些，原来的"拥有"也不很丰富的原因。在她的记忆中"饿"成分更多一点，美的成分少一些，因而一旦"获得"远远大于失去了，失落感也许就相对淡薄了。 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北京人得到了许多，同时也失去了很多；无论是不是"值得"，至少北京人的有些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新北京人的诞生
这里说的"新北京人"，自然包括北京原有的居民，当然也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在北京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定居"了的人。至于是不是彻底地"定居"了，以及来到北京多长时间了才算是等，这里几乎无法界定。因为现代社会一切的"周期"都变短了，比如有些的公司，三五年的资历就算老的了；有些当初进京闯荡的人，一旦找到了自我，有了相对稳定的职业，哪怕也只有三五年呢，也可以认为是"老北京"了。而过去，没二三十年工龄算不上"老"，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也不敢妄称自己是老北京。 新北京风貌正在逐渐形成，新北京人也正在产生，然而我们还是不能摆脱俗套，在考察北京新风貌，北京人新特点的时候，无法回避一个相对敏感，说起来也有些尴尬的话题，那就是：是谁在引领着风尚。 街头摆摊儿做小买卖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的老板、建筑工地的工人、服务性行业的从业人员等等，这一人数上占很大比例的群体，可以不被认为是新北京人。要注意的是这里没有丝毫的歧视成分，经济地位的低下不代表人的素质的低下，所谓的"层次"的划分，也决不应该完全以收入、生存条件来做标准；但是，尽管不愿承认，可"等级"是存在的。而"高等级"的被"低等级"的羡慕、效仿，"低等级"的经过奋斗之后升格为"高等级"了之后，有意识地改变原来的一些习惯、爱好等，这也一定是事实。现在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里，怕有一半儿原来并不精通此道；农村姑娘发了财当然也该进美容院，道理就这么简单。 所以，简单地说，是那些在北京取得相对成功，同时也不再感觉自己是"外乡人"，已经没有太多不习惯、不适应了的白领阶层，与那些有相对稳定职业，收入也还不错的"老北京"人，组成了新北京人。而相对流动性大，处于"底部"阶层的外地人，比如被流行用语称为"民工"的，则不属于此类。 新的文化时尚，新的优越感，正在产生。 目光远大，抱负不凡；踌躇满志，而又具备些"小资"情致，是这些人最大的特点。 我们姑且不去评价这些特点与老北京的风格有多大程度的不同，与老北京特有的含蓄、深沉有多么格格不入，但这毫无疑问是所谓的"主基调"；也许和北京城整个的发展、演变合拍？ "外地的"，"海归"的，"外国"的精英们，与北京原有的"成功人士"一起，在吸纳、融合、继承了北京原有的无形的精神遗产文化氛围的过程中，正"打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北京。这些引领着时尚、潮流的人，没有太多的顾忌，也少些狭隘的地方观念，自然而然地接受一切新的东西，决不留恋任何传统也不会有什么惶惑不安，他们把沉重的历史包袱留给了他人，而自己则气定神闲。他们不会在意粤菜是不是正宗，谁的故居得没得到保护；他们可以欣赏京剧，但也欣赏"摇滚"，同时不反对京剧用提琴伴奏、河北梆子演古希腊神话。这不是泛泛的举例，就在前不久，一个著名的戏剧家就真的选择河北梆子表现西方经典剧目了，而且真的成功了。 实际上，正是新的政治、经济形势造就了新的北京。历史上人文、风俗的变迁，永远是跟政治、经济的变化发展密不可分的。北京新的特有的政治、经济变革造就了新北京人；而政治、经济变革在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些时候就革命。但无论渐进还是革命，这一过程从来都没有太多的人情味。它的内在规律决定了这里面不考虑谁接受得了接受不了，所谓"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吧。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人、摧残某种文化为代价的；而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进程，也必然会破坏一些传统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强调历史的前进不可阻挡，在为新北京诞生的欢呼鼓掌的同时，也一定要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有得就一定有失；辉煌的背后，可能也有眼泪。 到如今，曲折的街巷，幽深的庭院，"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已经成为历史了，就在不多几年前北京人熟悉的人情世故、邻里关系甚至某些生活习俗、观念等都成为古董了。这样的变化，可以说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此其中的得与失，所蕴涵的哲学上的思考，恐怕要在几十年之后才可略微看得清楚，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只能罗列一些现象；再说北京仍是在变，明天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又有谁预料得到呢？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由"京骂"说起
一般说来，北京人较少地方观念，这与北京复杂多样的人口构成有关。 笔者不止一次听人谈起，倘若同在异乡，北京人与其他地方的人比，是最不"抱团儿"的；对于所谓的"同乡"，也相对冷淡。地方、地域观念的强烈或淡薄是好是不好我们姑且不论，但北京人的这一特点，与其他地方人的区别，大概有些类似我们中国人与其他一些国家人的区别：在国外，中国人也相对不抱团儿，也有相当部分的人擅长"窝里斗"。 问题是，至少在一部分北京人当中，这种情况有些变化。 前不久北京报刊上发起了如何治理"京骂"的讨论，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建议，五花八门的办法、绝招儿也试过不少，然而足球场上，依旧"傻×"震天。平日绅士淑女一到了球场上，也不怎么就全变了，说同仇敌忾也还罢了，可骂起"傻×"赞起"牛×"来怎么就那么自然熟练，全没一点难为情？这一点上，北京的地方观念表现得可一点儿不"淡薄"。 也许从"京骂"中我们能悟出点儿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喊别的，非喊这两句？ 笔者不是专业球迷，但足球也还是看过几场的，知道这"京骂"的历史并不很长，也就是近十来年的事儿。过去，场上也是情绪激昂，也吼也骂，但成千上万人齐声大喊"傻×"的现象却没有。这又是为什么？ 也许这里面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我们对对手的轻蔑，有我们自己的特点；二是关于"地方观念"，近年来我们有了一些"觉醒"。 其实，北京人在相对"豁达"的外表下面，历来掩藏着傲慢、窘迫或心虚。 人家大老远来了，本着虚心的态度来跟我们学习，切磋的，作为"东道主"，就算他态度有些问题，就算他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咱要也跟他一般见识，那就"小家子气"了是不是？再说他们也不容易，本来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别回头再吓着孩子。宽容、有涵养、能适当体谅对方，不是咱北京人一贯的美德吗？ --这是一种心态。 他妈凭你们也敢在北京耀武扬威？这儿是什么地方，是你们撒野的地方吗？谁胜谁负还在其次，看不惯的是你们这态度，容忍不了的是你们这反客为主的恶行！哦，没人管你们了是不是，拿哥儿几个当小菜碟儿了？今儿就让你知道知道，也就跟这儿，换个地方……换个地方还不知道谁是孙子呢。 --这又是一种心态。 平心而论，无论哪种心态都不怎么样。而且，"京骂"从伦理上讲，是严重伤害人格的，是一种很危险的挑衅性语言，极易引起对方的反感，在千万人聚集的公共场合，极易引发对峙，甚至殴斗。所以，"京骂"必须戒掉! 让北京人彻底抛弃地域观念，不仅是不现实的，简直是一种荒谬。北京特有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风土人情等等，不敢说是最好的，最高的，却一定是北京人最热爱的。同时，对一切具有传统性内容的东西的冒犯或对于它们消亡，感到愤怒以至哀伤也是正常的；不管反应是采用何种方式（有悖于道德标准或违法的除外）。 所以，在这里笔者首先要说的就是，北京人有权利自豪，也有权利骄傲--名正言顺。这里要强调一点的是，有些东西，可能并非全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无关于"全国各地、各民族"什么。比如说皇宫、长城那自然非北京人所独有；可什刹海、天桥、厂甸呢？四川人可以为他们的"麻辣"自豪，广东也尽可吹他们的"生猛"，而北京传统饮食的丰富多彩精美绝伦其实一点比他们不差。 数百年来，北京人用自己全部的生命，造就了北京独有的色彩斑斓的地域文化，正是我们骄傲的资本。而我们自己，对这些文化，又真的了解多少呢？ 自豪与骄傲，不是来源于虚妄，而是来源于对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了解。 笔者以为，梁实秋老先生写老北平的吃喝，当然不是为了炫耀；也不全是一种怅然的忆旧、"怀古"。更多地可能是一种回味，是一种对历史甚至对自身的审视，同时也就是对自身的探询与品味，甚至可以上升到对北京人文历史研究的高度。谁敢说这样的审视、品评、咂摸没有现实的功用？谁敢说现今我们对北京历史的探询没有价值？在这一点上，也许对全聚德的烧鸭子、月盛斋的烧羊肉，内联皗的鞋、张一元的茶叶的追记就全有了意义。同时，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追忆"的高度，而不引起思考，北京过去的一切辉煌恐怕就会变成某种负担。 了解历史，有助于诠释现实；了解自己，有利于明天。应该知道，我们大部分的自豪、骄傲，就是建立在我们对自己文化、历史的热爱上的。古老北京的历史、文化，是我们的财富，任何的妄自菲薄、数典忘祖都是产生自卑的根源；而肤浅的吹嘘，哗众取宠的招摇等等，不等于我们有知识，也不代表我们真正地懂得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过去。在这一点上，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是，我们不要把对老北京的回忆庸俗化。说吸取教训可能许多人难以接受，但必要地反思是应该的。所以当我们在对昨天的辉煌无比神往的同时，也应该注意把心适当地静下来，看看我们身上有些什么"毛病"以及这毛病的来源，然后再尝试着去克服。 还要记住的是，东单、西四、鼓楼前的繁华，天桥的热闹，与安定门外粪坑的恶臭，龙须沟的贫困一样是我们的历史；我们有着比别人优越的地方，也有不如人家的地方。江南的山清水秀，东北的广袤辽阔，西北的浑厚苍凉等等，也必然在那里人的身上留有印记，在这里恐怕只有不同而并无真正的优劣。 对北京，对自身的了解；对别人，对有别于我们的其他地方人的了解等等，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方法，甚至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含义。比如我对"老西儿"的了解就是从小时候胡同口油烟店的老掌柜那儿开始的，稍大一点儿就知道他们"普遍地抠儿"，"老西儿发财--不拘数儿"这北京的歇后语谁不知道？言外之意，是不是也多少有些歧视的成分--商人的贪婪呢？前不久读了余秋雨的《抱愧山西》，原来山西曾有过如此的辉煌。那么山西人是不是也应该有某种程度上优越感呢？ 其实本来就有。 那么假如我们北京人，只知道山西有煤和刀削面和老粗军阀阎锡山的北京人，碰到一个自豪得可以的山西人会有什么感觉呢？其实山西不仅有煤和刀削面，阎老西儿也一点儿不"粗"。但不了解就必然产生误会。对别人不了解容易产生误会，对自己恐怕就更是了。 了解别人可能相对简单一些，了解自己就尤其不简单。  
幽默与风趣不能走向低俗
前面说过的，一些北京人给人有油腔滑调、华而不实的感觉；还有一些人给人以爱"臭贫"的印象。尽管这里面可能掺杂进了一些误解和因地理、语言习惯的差异而产生的歧义，但无论如何这绝不是我们的"优点"。 有些东西，比如习惯、态度、表达方式等等，我们需要注意、改进的地方不是很少，而是很多。 一般来说，北京人某些庄重些的场合做得、表现得还不错；可有些时候，比如相对随便的场合，尤其自我感觉特别好的时候，就容易"露出马脚"。有些的冒犯，有些挑衅性的态度、语言，常是在无意之中表示出来的。 "北京式的幽默"，运用得好，没准显得风趣，而运用不好，真挨顿暴捶也说不定；调侃与俏皮，在有些场合就能调节气氛，而有些场合就容易引起别人的不快甚至警惕。 "装什么孙子啊？"朋友、知己间来这么一句没什么，可凡对外地人，即便已是朋友、知己了，也切忌使用，因为他们很可能不理解其中的亲切内涵。如果到过京东平谷的人都知道，那地方民风淳厚语言风趣，在过去有句"骂人"的话常挂在嘴边儿，就是"婊子养的"。只有在那里居住过一段时间才能明白，这句够恶毒的话里面原来并不包含任何的敌意，有时候甚至是一句完全善意的口头语了。有些类似于北京话的"这小子嗨！" 笔者就不止一次听到过父母对子女使用过这句话，而相对熟悉的人之间如此笑骂更普遍。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一习惯性的使用一定不要广泛开展，最好出了县就停止使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推广一点儿，王朔、冯小刚式的幽默，葛优嘴里说出来是一个味儿，一般人说出来也许就另一个味儿。尤其是当对方本来就有些戒备，有些敏感，有些猜疑的时候，我们一句随意性很强的"贫"，很可能就伤了人。 此外，在有些公共场合，比如发生了某些误会、遗憾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习惯于说些"没用的话"。虽然目的经常是既给自己找个台阶又给对方一个"面儿"，缓和一下气氛也为接下来的交流开个头儿，但并不是都能产生理想的效果。比如两辆车发生点儿"摩擦"，如果事儿不大，处理好了两句话就彼此"拜拜"了，所谓"话到了"；可话说得不好，也许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能发展成流血冲突。北京人，还不要说与外地人，就是本地人之间因"不会说话"引起的纠纷也很多。这里面是不是说明我们在语言的使用上，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呢？ 有人强行超车或对面抢行猛拐，俩车僵住了都摇下了玻璃或下了车，话该怎么说？ "哥们儿这车开的够猛的啊！" 对方通情达理，面露惭愧了，当然好--您这是"夸"他呢，当然也有些批评。可也许对方就勃然大怒了。 "哥们儿昨儿刚拿的本子吧？" 对方即便真的是昨儿刚拿的本子，心里也一定对你恨之入骨。 "往火葬场赶呐？" 这纯就是找打架了。 不如全不用，就认认真真地指出对方什么地方不对。 在大部分情况下，理亏的一方可能更容易接受愤怒而不是嘲讽、挤兑。 更简单的方法就是二话不说，过去就一大嘴巴，对方先让你镇住了，什么都好办了。--可万一对方练过"八卦掌"或"空手道"，就另当别论了。 平心而论，北京人遇到这种事儿是选择哪一种的多呢？笔者以为，冷静、客观地指出对方错误同时也检讨自己的怕不多，经常是在交涉过程中夹带些"零碎儿"。 应该说，这是我们自己不曾注意到的一种习惯。 有些习惯，在一定范围能行得通；有些习惯，在一定时期是可以被接受的。北京现在可以说是新移民城市了，当今社会与过去、甚至与十几年前也根本没法儿比了。那么，我们的某些习惯，包括语言习惯是不是也得跟着变呢？老北京的确有不少被自己津津乐道的风趣、幽默，但时代变了，有些的风趣、幽默也就显得落后了。当今，人际关系变了，且不说变好了还是变不好了，但比起旧时代，很可能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了。在相对宽松、闲适，没有太多的紧张、忙碌、激烈冲突的氛围下形成的一些态度、语言习惯，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失去了生命力。文化之间的差异、变迁，要求我们做出相应的改变。 不改变，有些的幽默、风趣就显得低俗了。 笔者在不止一个地方看到过这样的议论，即有俩儿"北京大爷"，总是在个不大的酒馆里喝着"二锅头""神侃"，什么匈牙利的生意，中东的局势等等，那么的大言不惭又那么的可怜。举这例子的人毫不掩藏对他们的鄙视--典型的"北京侃爷"！ 有把握地说，倒退一百年，这两位仁兄可能就够"雅"的。  
北京人"好面子"的利与弊
前面说到M小姐的时候提过一些，北京人的所谓"好面子"，"留面儿"等习惯也好素质也好，固然有它好的一面，但也有不利的一面。 适当地替别人考虑，多一些体谅，难道不是一种美德吗？说话留有余地，凡事谦让三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不是从小儿大人们给我们的谆谆教诲吗？从另方面说，这毕竟是身处首善之区的人们的一种修养，是这里浓重的文化氛围和六朝国都的政治教化自然而然地养成的，绝不是装出来的。 但社会、观念变了，潮流变了，我们的习惯也必须跟着调整。不变，就吃亏。 有一回我在马路边儿上买糖葫芦，那小伙子大声吆喝"一块钱两串儿！"，按说是够便宜的了。我正掏钱呢，来了俩美少女，半开玩笑就问：一块钱三串怎么样？小伙子毅然决然地摇了摇头。 我就窃为小伙子遗憾，简直有点儿不解风情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为了佳人一笑多给串糖葫芦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他当不了唐明皇，一直在这儿卖糖葫芦呢！ --当然这是玩笑，可要知道，有许多北京人就真的善于当唐明皇而不善于卖糖葫芦。 商品社会是冷酷的，竞争也是冷酷的。小的方面我们不去说，从大一点儿的方面，凡牵扯到利益上的问题，"面子"，没有立足之地。 有人评价现代的上海人，说他们（当然不是全部）比较地斤斤计较，比较地谨慎，擅长算计，可一旦作出承诺，就一定履行诺言。跟他们打交道做生意，一开始可能不大习惯，但也少了许多事后的麻烦。 上海人的这些特点我们是不是似曾相识？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看到的一些介绍发达国家、地区的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素质？ 甚至到了日常生活的小事，如果抛开了一些不必要的"面子"，麻烦是少了还是多了呢？ 摆排场而造成浪费是因为"面子"；丑话不说在头里最后形成"扯皮"是因为"面子"；许多的朋友反目是因为"面子"；甚至竞争失败也经常就因为"面子"。 正所谓"死要面子活受罪"。 北京人的要面子、留面子等，还是跟旧时代特定的环境有关，也与特定的地方人文习俗有关。北京从来就不是一个典型的商业社会，而所谓的"官场"，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就是要"顾全大局"、"充分留有余地"--一句话，要"给足了面子"。最好是谁也不得罪，心平气和地事情就办了，然后皆大欢喜。 这种"陋习"潜移默化，早已"深入人心"，使相当部分的北京人养成了习惯，习惯成自然。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还以为自己挺高尚呢，在别人眼里这正是蠢、笨的表现。因为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我们不仅使自己受到损失，还对别人造成伤害。有些时候我们给人家留了面子，人家不仅不领情，还要冷笑两声。这一点也不说明对方不好，不高尚；相反，说明的是我们不懂得"规则"。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国家的一些涉外企业跟国外客商做生意，有不少是吃了亏的：既然是友好国家，有些丑话还是不说在前头；对方的有些缺点、不足，心领神会也就是了，点到为止也就罢了，干什么非要使对方难堪呢？结果又如何呢，吃了哑巴亏，买了教训。  
也不必太郁闷
在商品社会激烈竞争下败下阵来的北京人是应该感到惭愧呢还是感到郁闷呢？举例说马路边儿上卖羊肉串儿和工地上和泥剁钢筋，北京人很可能干不过外地农民。而所以感到的郁闷大于惭愧甚至没有惭愧，主要原因还是在观念上。这里面原因很多，城乡差别可能是，经济状况、个人经历等等都可能是起因、理由，这些还可能与地域的不同有直接的关系，但不可混淆的是，所有因地域差别而产生的不同结果，都与地域文化的高低没有任何关系；更与一个人的高低贵贱没有关系。仅就这一点上，只有适合不适合，而一旦产生郁闷、不平，就是十足的荒谬。 中国人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种地、做小买卖，他们说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还引起了社会治安的恶化。简单地看，这绝对带有种族的偏见，但深入考察，又会发现他们说的可能有一部分是事实。外地人没抢北京人的饭碗吗？外地的不法分子没给北京带来社会治安问题吗？过去怎么没那么多丢自行车的？ 这就是笔者想要提醒北京人注意的第二个方面。 从大的方面说，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有区别是正常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有的相当发达有的就相对简陋也是正常的。但是，从原则上说，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没有好坏之分。不同的文化发生冲突是正常的，而由此引起仇恨、偏见、敌视等等，就一定是不正常的了，正如基督教文明不应该敌视###教文明，佛教不应该仇视基督教的道理一样。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中国人是勤劳智慧的，而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在俄罗斯的某些行为，并不能代表中国。如果我们痛恨别人对我们的歧视，生怕他们对我们产生误解，就至少说明我们承认因文化、习俗等差异会引起误解。 至于谁抢了谁的饭碗之说，相信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座城市，应该不是仅属于居住在这里面的人的。尤其在现代社会里，地区间的差别在缩小，而人为的限制也正在被取消。就一个国家来说，无论什么人，只要不是采取非法的手段，是拥有在哪里居住在什么地方工作的选择权的。 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采取过一些限制公民自由流动的政策，现在说来的话，那些政策法规有它存在的道理。然而社会发展了，有些条框不利于经济发展了，所以被打破就是必然的了。这里面，当然不排除政治的原因，但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从就业上说，地区之间本来就不应该设置人为的障碍，公平竞争、择优录用本来也是公平合理的；至于外来人口会给当地造成就业压力的现象，也就是必然的了。这种必然其实早就出现了，甚至在改革开放前就早已有了，只不过不普遍也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而已。不是辩解，某些城市对本地居民的某些政策上优惠，也是有的--这在后面一节再讨论--而许多发达地区、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比如对待移民等的限制，恐怕更为严重。 如果从流动人口所占的比例上看，抛开某些旅游城市季节性因素等，在全国北京历来是首屈一指的。尤其近年来政策越发趋向合理、公平，对外来人口的限制越来越少，北京也越来越成为各地淘金者的乐园。大量的外地人的涌入，必然给北京原来就已经相当紧张的生存条件带来压力；一些文化素质较低，道德观念薄弱的人的到来，使环境--包括精神、物质两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也是事实。喧嚣取代了宁静；本来已近绝迹的种种不文明现象又多了起来；安全感降低，特定范围的犯罪率升高等等。如果有谁说北京人对此视而不见或表现出欢欣，那是在骂人呢。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应该如何面对
首先应该明白的是，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人口的无序流动，大城市的不断膨胀等等，不只北京，也不仅中国，全世界的决策人都在为此苦恼。近年来更有人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对城市化进程提出了警告。而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越是城乡、地区差别大的国家，这种情况就越严重。在我们的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甚至一些中等城市也有这种现象，而北京不过比较突出罢了。过去我们可以用行政手段加以干预，但事实证明现在这办法行不通了。怎么办？经济的均衡发展，各地区、地域之间差距的缩小，以及人口的负增长，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等，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 其次，对良好的传统要敢于坚持。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该认识到，我们到其他地方去旅行也好，选择在某个地方居住也好，并不是我们对那个地方的恩惠；那么别人到我们这里来呢？恐怕就更不是我们对人家的宽容。这里面本身就不存在谁应该怎么样的问题。当然，要想使一个地方完全消灭"排外"的情绪很难，值得庆幸的是笔者发现在这方面北京甚至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第二方面就是有些本来拥有的权利是不应该轻易放弃的。我们已经能够"容忍"许多了，而有些难以容忍的呢？答案就是不能容忍的就坚决不容忍！什么是不能容忍的呢？不外乎种种不文明行为，不道德行为，不法行为。大道理上看得清，看得开，小事情上坚持原则，也许有些个别的人、个别的现象就不会过于"猖獗"。 在这里，笔者想提醒的是，现今相当多的北京人表现得不很理想。用一句并不贴切的话形容，就是有些北京人已经"伤了元气了"，以至于有些本该理直气壮的时候也畏首畏尾了。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有些出于利益上的考虑的某种"苟且"甚至"勾结"，不过相信有政府的支持，北京人的某些"元气"会逐渐恢复的。社会风气，生存环境等的形成、改善有赖于主流阶层的"共识"与默契。有报道说某个城市中，一些外来的民工竟然到居民楼的饮水箱里去洗澡，拦都拦不住。笔者以为那些能容忍饮用水被污染了的居民在很大程度上是"活该"。 再有，北京的居民，尤其是所谓的"老北京"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在对外地人的认识上存在某种偏见。正如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对中国、中国人的偏见一样，用静止，一成不变的眼光看人，难免造成误解。至少在开放改革初期的某个阶段，我们产生过一种错觉：海外来的全是富翁，河南来的大部分是要饭的。稍后一点儿，至少流行过四川人都能吃苦，广东人都会做生意，湖北都是"九头鸟"，上海人都精明等说法。还记得旧时代的那段儿顺口溜吗？ "山东的响马四川的贼，杀人放火在东北，小偷小摸属安徽。" 不知道当初是不是"事出有因"，但现在全是"放屁"无疑了。不过，相信有"安徽出小保姆"的印象的还是大有人在。某种误解、某种以偏代全的印象一旦上升到"理论"，就有些恐怖了。 笔者不止一次地遭遇过这种针对北京人的"恐怖"。早年在青海省某个偏僻的小镇，那地方买东西不讲究排队，全拥在柜台边举着钱嚷，售货员有权利"择优录取"。一开始北京人备受青睐，可能因为新去又是"首都毛主席身边来的"原由，哪怕是挤在后面呢，售货员也优先照顾。可是后来情况急转直下，经常是北京人明明站到了前面等了半天了，他仍视而不见。大以后了，有些售货员成了朋友了才明白其中原委：北京人一样儿只买一小点儿，而且特别挑剔；有时候明明得到照顾了还要提意见，给脸色看。那地方民风粗犷，尤其我们的藏族同胞一向豪爽，常常掏出钱数也不数，蛋糕一下儿来三斤，什么桃酥碎不碎，杂伴儿糖里"奶油的"多还是"水果的"多全不在意。北京人的"难伺候"的形象就是这么形成的，后来发展到其他地方，也曾出现过歧视北京人的现象。 北京人就真的都难伺候吗？ 两年前我跟几个朋友到一家杭州菜馆吃饭，点了一道"蒸双臭"，一直笑容可掬急着给我们推荐她们特色菜的小姐忽然摇了摇头："这菜不好吃。" "不好吃你们干吗有？"朋友奇怪道。 小姐眼珠儿一转："可能……菜单上忘记去掉了吧？" 其实这菜我吃过，特点就是一个臭，尤其是那种菜苔的味，是一股说不出来的臭。不过尝过两次之后就觉得有些意思，跟赣菜中的"臭鱼"、湖南馆儿的"辣巴豆儿"有些类似。于是我就问："小姐说的怕不是实话吧？把你们老板叫来，我倒要问问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有些菜就不卖！" 小姐立刻慌了："不是……我是怕你们吃不惯……北京人，北京人吃不惯我们的家乡菜，要骂的……" 没见过世面可脾气不小，大酒楼摆谱小餐厅挑刺儿，闹出笑话来还爱骂人。这就是北京食客的共同特点？当我把这意思说给小姐的时候，小姐忙不迭地否认，可看得出来她没说实话。 吃的挺舒服，那一盘也基本没剩下，临走小姐对我说："大哥你下次还来……" 看得出来，这回不是虚假的客套。 据我所知，一部分外省市人对北京人是有一些成见的，正如一部分北京人对于某些外省市人。而这种"根深蒂固"，在大部分时候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或至少不很真实。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古老的不一定都腐朽
笔者想提醒我们北京同乡的第三点，有些不大好说。 原因一是不太符合潮流，二是还容易使人产生误会，弄不好给人自欺欺人的印象。好在都是自家人，所谓"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真说错了，您权当放屁。 前面说了，北京人，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北京"，他们有意无意地继承了大清"盛世"时旗人的某些特点：生活优裕，地位高贵，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同时受士人阶层传统观念的长期熏染，一般对"下九流"不屑一顾，虽不说"视金钱如粪土"吧，但对一切的"蝇营狗苟"一向轻视，动不动就"君子固穷"是没错的。我们且不去分析这里面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有多少是真假掺一块儿的，这种态度也好，人生观处世哲学也好，并不真实也不很"健康"，至少可以说有一些"消极"的成分。从大的方面说，可能带有某种"阶级的烙印"，有些时候恐怕就与时代的脚步不那么合拍；从小的地方说，则有"自恃清高"之嫌，且有些"不求进取"、"得过且过"的味道。 对这样的东西，"批判"所起的效果不大，多少年的"改造"也没有彻底绝迹；而商品大潮一来，情况则彻底改观了。不信就扒拉着脑袋数数，现今还有多少人在"自恃清高"，还有多少"故都子民"还保留着传统观念，还在我行我素还在自得其乐？所以，有些东西，有意识地去"铲除"可能不行，可真的听其自然了，还真没准儿就"自行消亡"了。 在这一点上，全国的情况与北京应该说没有太多的不同，而北京，既然是"中毒"最深的地方，所以有些的"改变"可能更明显一点儿，矛盾显得更突出一些而已。经济利益，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全力以赴地追求，有什么不对吗？只要不违法，你筋疲力尽了，鞠躬尽瘁了，甚至死而后已了，那是要受到赞颂的，就算为的是"个人"。过去有点儿"志向"的中学生爱把保尔的那段儿话抄在小本儿上，而现在相信大部分的人已经把"发财"当成座右铭了。保尔为"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奋斗了而没留下遗憾--是崇高的；今人为了生活过的舒服一些不遗余力也尽量不留下遗憾--同样也是崇高的。所以，现实最能教育人，改造人。当一旦意识到了为改变眼前的生存状态的奋斗不是一种罪恶，在法律之内的拼命挣钱是一种美德之后，一切就全变了。 矫枉必须过正吗？ 在这一问题上，笔者之所以总是感觉有些心虚，一说到此难免暧昧、尴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取舍标准；有些问题，本来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弄不好就会引起混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北京城里的一些"名人故居"是该保留呢还是拆呢？一些特著名的保留，那些不特著名的呢？"特著名"的与"不特著名"的标准是什么呢？而有些保留下来的，残破的院子，有多少人会前来凭吊、缅怀呢？而即便保留了，也有它的实际价值了，那么与周围的环境是否协调呢？会不会给交通、市容造成什么影响呢？再有，当许多老百姓连"经济适用房"都抢不上，许多的"名人故居"的保留，会不会产生"活人不如死人"的错误想法呢？ 恬淡、豁达，不那么急功近利、不那么唯利是图，很可能是一种美德。 然而，当"美德"与一些陈旧的观念、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信条跟崭新的价值观等等混杂到了一起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微妙起来；暧昧、尴尬也就同时出现了，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的混乱也就产生了。 笔者不揣浅陋，窃以为近来被我们鄙薄抛弃的一些东西，可能还有些可取之处。比如有些的"清高"，有些的"疏狂"，有些的"狷介"；有些的"不屑"，有些的"不耻"，有些的"全没放在眼里"，可能是抵御某种神经"错乱"的良药。中医的治"虚火上升"要用"凉药"，而一切"凉药"用不好都是危险的；但用得好，真能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 再举个可能不算恰当的例子，前不久我们发现，教育，原来也是一种产业，也有拉动"内需"的作用，于是我们就真的把--至少把一部分的教育商品化了。这思路不能说不好，举措不能说不对，但所谓"难免泥沙俱下"之后弊端立刻就显现了：你给我多少钱我教你多少东西--市场原则等价交换公平合理，谁能说我不对？接下来呢，"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在有些人中变成了纯粹的商业行为，于是"收费补习班"就越来越多，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只要是课外补习，一律收费。那么怎么保证杜绝课上我留一手课外我捞大钱的行为呢？也许有些人就会大喊冤枉，说你怎么把人民教师的素质看得这么低？这岂不是"两头儿堵"吗？一方面把知识的传播变成市场行为，一方面又淡化它的市场特点，虚伪地提倡"高尚"，不是矛盾的？ 话题可能扯得有些远了，现在我们回来。笔者这里想说的是，如果你感到困惑，那不妨尝试一下儿某种的"回归"。 北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糟粕肯定是有的；但有价值的，也许更多。 这种"回归"不是挂起"老北平"的招牌卖川菜，不是在某些场合来几句北京土话；更不是炫耀"从前阔"或给因不努力而产生的潦倒解心宽。而是更多地回味一下儿我们所受的"传统教育"，适当控制一下焦躁的情绪，把"原先"北京人特有的平和、恬淡、文雅的特征适当"捡"起那么一些；不妨"傲"一点儿，"狂"一番，"蠢"一些，换句话说，就是试试"找回自我"。 笔者曾经说过，假如你是一个典型的强盗或一个真正的君子，那么你就不会有什么不安、惶惑。而如果你不是呢？ 任何因感觉自己是北京人而产生了某种郁闷、不平、失落的人，在心理上或多或少可能都有某些"障碍"，消除这些"障碍"的方法之一，就是适当服用一些撤火的"凉药"。那些被我们所不齿的"安分守己"、"顺民心态"、"保守"；那些"不屑一顾"、那些"礼儿"，"面儿"等等，固然有它不好的一面，可没准儿有好的一面。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这是谁也挡不住的；旧的东西在不断消亡，新的东西在不断产生，也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在这一进程中，并不是所有新的东西都是好的，旧的东西就一定都是不好的。 旧时代的有些醇厚就令人怀恋，新时代的某些肤浅就使人厌恶。我们可能并不留恋刀耕火种--如果认为那太笨了的话；可我们对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许多东西也不见得多欣赏。四合院固然有它的很多缺陷，然而水泥大楼就一定比它美很多吗？ 所谓观念，永远是一个处在变化过程中的，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坏之分的东西。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许多东西，包括那些的"观念"，可能在某一阶段是很"不合时宜"的，但也许再经历一段儿时间，就会发现原来它还是有价值的。 古老的北京城的一些特点应该"保留"，但恢复某段儿城墙可能并不是当务之急。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有褒有贬
近年来，笔者看到了一些其他省市的人对北京、北京人的一些评价，有的固然很欢欣鼓舞，有的就很丧气。开篇时说了，对有些说法，笔者是感到异常愤怒的。而之所以想在这里与一些朋友进行交流，主要原因是笔者发现，有些的夸，有些的骂，可能并不很准确；但同时有些就很中肯。 大马路上碰到歹徒持刀抢劫，转身想溜给人揪住说你是胆小鬼！那没什么可说的，只有惭愧。然而有人说你一定是在找家伙跟他们拼命，欣然是欣然了，终不免惶惑；可有人要是一口咬定你是歹徒的同伙呢？那也必然喊冤。 有篇署名谭京的文章叫《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写得很有意思，作者显然不是"老北京"，是以境外华人的视角来谈北京进而联系到中国和民族自信心的。作者说他认识几个生活在美国的华籍教授，"常回大陆，再回到美利坚，说起大陆服务态度之坏，就摇头叹息道：再也不回去了。隔了半年，又见他打点行装。问起来，他却说：骂人的京片子也是很好听的呀！他们还说：骂人的小姐虽然粗鲁，人却不坏，既诚实又正直，不会看人下菜碟，专拍有钱人的马屁--这倒不是谬奖。 "如今北京多了很多合资饭店，里面的小姐不骂人了，但结果是，这几位教授却不来了。我估计是听说这里满街的鸟语，觉着回来没意思。他们不来也不要紧，但我们总该留点儿东西，好让别人仰慕啊！" 不管这文章的观点是不是完全的正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说的，至少有一部分是事实。我们自己回想一下儿，20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我们北京人是怎么说话的，我们骨子里是不是比现在少了些"媚"？大庭广众也好，高级场合也罢，一口的京片子从来也没感觉"陋"，有时候甚至有些"自鸣得意"。再有，文章说80年代初，北京小姐就是洛克菲勒冒犯到她也照骂不误："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在我这儿起腻，惹急了我，真他妈的拿大嘴巴子贴你！" 现在这种"气概"还有吗？我想即便还有，也属比较"傻"的了。无论影视小说，现代的、不傻的"小姐"，一般就应该是善于"随机应变"的了，真要是碰上洛克菲勒起腻--还别洛克菲勒，就是洛克菲勒手底下的"碎催"，不也巴不得的吗？一旦这样的行为或人品或观念给影视、小说抬到"聪明"、"现代"、"可取"、"值得同情"进而"值得赞颂"的高度，整个风气就发生了变化。 不过我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境外大歌星奚秀兰唱过"十七八的姑娘不要金银财宝"；现在想来那姑娘大概有病。 惭愧啊惭愧，笔者要说的是：谭先生吆，不好意西(思)啦，我们这里一切都变得啦，普通话已经说不好啦，更不要提北京话啦。 假如真是"海外赤子"，"国语"说不好也还罢了；假如真是留洋多年，回来后感觉有些不习惯也算正常。然而从小捡煤核儿或老家儿是蹬三轮儿的，卖水果发了家，上"新、马、泰"挨过宰，现在动不动也对大陆撇嘴，一张嘴也"港台"，一困惑也耸肩摊手，真应了那句糙话儿了：什么他妈玩艺儿啊！ 谭先生想的"辙"多少有点儿"出圈儿"，说电台请歌星做节目，播音室里预备几个乒乓球拍子，再装孙子就"啪！" 乒乓球拍子不行就换擀面杖，他估计用不到狼牙棒这"病"就能治好。 笔者没这么激进，不过惭愧之余也很无奈，因为静心想想，"文化侵略"很可能不像其他侵略那样容易抵抗。北京历来不明显，而上海人在某种场合，尤其是在外地，不是经常炫耀性地大声讲上海话吗？当然这里绝没有贬低上海人的意思--北京人在炫耀自己的优越时比上海人有过而无不及，不过方式不同。但这说明：只有感觉优越，才会炫耀；而一旦自惭形秽，上海话也好北京话也好，就会悄悄收起来，代之以港味儿、台音儿或英语，只要显得高贵、高雅。而所以要自惭形秽，最终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比人家"穷"。 什么叫穷？ 北京、上海不敢说，云南的一个小镇不是拆了明、清旧民宅而盖仿古商业街吗？到时候人家外国人一来，一看，瞧，咱哥们儿这儿建得怎么样？至少不显得那么贫穷落后了吧，至少有点儿现代气息了吧，至少我们跟上时代的脚步了吧？ 经济发展了，不见得就能"脱贫"；我们可能比过去更"寒酸"了，因为我们精神上越来越"穷"了。 别的地方不敢说，至少北京的许多人正越来越"穷"。这一点上，谭京先生骂得对，骂得痛快！  
仍有可取之处
如果说北京人身上尚存一些"优点"，那恐怕一是很少，二是很难讲得出口。 因为今非昔比，当北京人整体上处于沉沦之中的时候，说自己还有一些可取之处，未免显得虚幻；同时有自欺欺人的嫌疑。比如说外地人普遍认同的"大爷"情结；不很普遍认同的崇尚权威、遵守法纪的特点；基本不认同的热情好客，重义轻利；完全不认同的儒雅、幽默等等，不管我们是不是有这些特点，总之我们是不敢承认，不能承认的。 这种不敢或不能的态度，有些类似于一个被呵斥惯了的小伙计忽然有一天给老板夸奖：坦然自若肯定不妥，登着鼻子要上脸呀？一口否认更不行，给脸不要是怎么的？最好的态度就是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样子，带那么一点儿受宠若惊，更多一点儿的则是惭愧、自责，当然一定还不要忘记感激涕零，更重要的还要有自警的表示。于是无论老板的夸奖是鞭策、勉励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委婉的批评就都没关系了。 所以，当笔者读到一篇《俺说你们北京人》的文章时，心里就十二分的不安。我们且看这位"叮咚"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要为'北京人'唱赞歌，因为它身上具备了外地人所不具备的独特气质--一种真正的贵族气质。 "曾有人对广州、上海、深圳、北京、南京等大城市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调查发现在诸大城市中，自我感觉最良好的是上海人，而对自己批评最严厉的却是北京人。" 这真是说我们北京人的？笔者简直有些不敢相信。好在文章作者有进一步的解释： "只有真正的北京人才能对自己真心地说出这样的话：'别太把自己当人"--这是王朔的一句名言，它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北京人的心态。 "谁能像北京人如此这般地洒脱--这就是北京人的大气，是北京人的高贵之处，可爱之处。 "阿Q很不自信，所以特别怕人揭其伤疤。而北京人的大气却使他们对自己比起对别人而言，有更多的不满。我喜欢的就是北京人的这种独特的气质，我喜欢这种自信，我为自己现在是个北京人而骄傲，我喜欢这种一览众山小的豪情。 "北京人的大气之下好像深藏着傲慢，但这种傲慢不会伤害到外地人。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傲慢，它根深蒂固，枝叶繁茂，却并不被北京人自己所察觉。这似乎是处于本能的傲慢，其实就是一种境界。 "也许正是这种境界，使北京人自觉得有扶弱除强的义务，使得北京人对外地人、对穷人、对一切不如自己的人格外宽容、格外大度、格外友好。" 很多很多年了，久违了，这种感觉--受宠若惊。模模糊糊记得小时候帮着家长做了件家务活或是扫了扫院子一类的，居然有人说我品质好--就是这种感觉。 不过，对这位"现在是个北京人"的先生的夸奖，笔者除了表示感激之外，还有几句话要说。 首先，他引用的王朔的名言--别太把自己当人，固然是北京人的一种心态。但这种态度中蕴涵的自嘲、幽默的成分，却不是所有人能读懂的--不仅大部分的外地人，也包括相当部分的北京人。而这种调侃式的，这种带有自怜自爱情绪的自我贬低，一旦泛滥或略有变异，味道立刻就变了；甚至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也许就会粘上了"市侩"味儿，也许就流于"庸俗"甚至某种意义上的尖刻、不忿，或者某种意义上的"痞"。我想王朔的被误解，与此可能有大关系。 而相当部分的北京人，既不具备王朔的素质，又没有真正值得骄傲的资本，却偏偏要模仿破落世家子或怀才不遇的英雄，有时候还真就"别太把自己当人"了，因而也就真的叫人讨厌了，至少是"敬而远之"了。所以，在听了叮咚先生的夸奖后，我们北京人一定要"深刻领会"其中的"精神实质"，切不可就手舞足蹈，可找着知道咱哥们儿的了，可碰上知己了，于是就更加地"别太把自己当人"了。 其次，叮先生说北京人的某种意义上的傲慢是一种"无意识"，是某种"境界"，"根深蒂固，枝叶繁茂"的确是一言中的--"于我心有戚戚焉"。而这种境界所产生、所引申出来的其他一些东西，先生没有细说，只举了扶弱除强的例子。 身处京畿，消息灵通，见多识广，环境相对优越，再经过几百年的熏陶，北京人的确沾了些"仙气儿"。《西游记》里如来、观音身边的动物一旦"下凡"就变得神通广大，连孙悟空都奈何不得就是例子。其实叮先生对北京人这一特点的赞扬，笔者以为大部分还在于对北京人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赞扬，而决不包括其他。也许是无意，先生提到了北京人"对一切不如自己的人，格外地……"，那对那些比自己强的人呢？ 北京人的最不能容忍上海人，有没有某种说不出的情绪呢？ 也正因为这，所以笔者以为叮先生对我们的夸奖，一定带有感情的成分。因为他真的理解我们，喜欢我们，对北京的文化传统人文现象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才会说出这感晴色彩比较浓烈的话来。对不如自己的人的宽容、大度、友好固然是一种美德，但真正的高品位是对比自己强的人也同样对待。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总是人，北京人也和全国各地的人一样，缺点是免不了的--对所有比自己强的人比较不能容忍，也不那么宽容、友好。在这方面，北京人的表现，可能比其他一些地方尤其不理想。 再次，笔者发现，这位叮咚先生可能比较敏感，观察事物相当细微；笔者还揣度此公很可能不那么"糊涂"，略微有那么一点儿"狭促"，那么一点儿"尖刻"--小说家式的尖锐与不宽容。不是拍马屁，狄更斯、契诃夫、果戈理，鲁迅、老舍、王朔这些人都有这毛病--愤世嫉俗的毛病。比如叮先生说："北京人有钱时，就会多一点凝重和慷慨，没有暴发户那种刻意做出的骄横和嚣张；没钱时又是那样的从容和洒脱，不像贫民那样的鄙琐和自惭。" 话说到这里就有些微妙了。且不管有钱而不骄横、嚣张；没钱而不鄙琐、自惭是不是多好，北京人真有这特点吗？ 笔者以为，这里真的是有些"谬赞"了。 "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世家出身，文化素养高，没那么多的肤浅而多几分含蓄，历来看不起暴发户等等，这也许是某种难以言传的精神境界，可能与"三辈子学吃，五辈子学穿"有相同之处。但是，说北京人有这样的特点，笔者则不敢苟同。 原因有三：一是这种境界（还是不管它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是不分地域的；二是北京人中颇有一些人正与此相反；三是即便退一步，北京人的这种境界正在消失。 就此打住。再多说就有悖于笔者与外省市朋友交流的初衷了。因为笔者相信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总有某种对自己的"偏爱"；而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一旦与地域、地方联系在一起，又变得不再是狭隘和虚妄了。所以，尽管叮先生如此说了，我们就权当讽刺，不妨反着听。  
关于新北京人
我们换一个话题，当然还是叮先生提起的，就是关于"新北京"人。 "我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能在北京主流社会扎下根的外地人，无论其来自何方，最后总会在他身上多出一份在他出生地所没有的高贵--丑小鸭变成了天鹅，他真正成为了一个北京人了而且他会因此而骄傲--为什么不骄傲呢？也的的确确值得骄傲。 一个未在北京长期生活过的外地人是猜不透这奥妙的，因为他们有一个极其狭隘可笑的地域观念，他们不明白名字叫"北京"的这座城市与郑州、南京或其他什么城市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们最愿意挖苦那些并非生在北京而自认是"北京人"的人。 在这里，叮先生给全国人民，当然也包括北京人上了一堂严肃的课，不知道别人感觉如何，至少笔者是感觉肃然的。也许，笔者前面絮絮叨叨说了好半天，不如叮先生这几句话来得有分量！ 知道北京与郑州、南京或其他什么城市有什么不同吗？ 我相信几乎所有的北京人，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再进一步，几乎所有的北京人当听到对北京的赞颂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就飘飘然了？北京与其他所有的城市的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它早已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地理、地域概念了，而是某种象征--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的。而"北京人"，也决不特指那些历来生活在这里或出生在这里的人。笔者曾经说过：其他地方的好，一定是那地方人的；而北京的好，决不属于北京人，而属于全国甚至世界。但同时，北京的一些"坏"，则一定属于北京人。 那些"任何一个能在北京主流社会扎下根的外地人"，难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北京人吗？他们难道不是新北京的重要组成部分，难道没有引领北京的新风尚吗？而他们，难道不是北京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吗？ 大哉北京！ 美哉北京！ 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如果没有"新北京人"，没有那些蒙古、满洲的"鞑子"，没有全国各地来的"精英"，没有开放改革后涌入的世界范围的"新人"，今天的北京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叮先生，谢过了。 所有外地来京的，包括最卑微的民工，谢过了！你们带来了喧嚣，但也给北京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你们可能也带来了混乱甚至肮脏，但更多的是带来了清洁与舒适。愿你们和叮先生一样，摒弃狭隘的地方观念，为自己成为一个北京人而自豪！ 永远应该记住的是，这里不是什么"异乡"，因为你们从来就是这里的主人！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关于歧视外地人（一）
有位叫郑年怀的先生写了篇文章，题目为《北京凭什么歧视外地人》。笔者开篇提到的"十八无"，既"无耻、无赖、无教、无聊……"正是这位先生所到之所言。不管郑先生有多激愤，但看得出来，他本人是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对国家的政策法规也比较有研究，同时他所列举的，也全部是事实。 我们先看看他都为了些什么如此激动，以至于"想痛哭一场"呢？ "先说就业难。我国劳动法第三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选择职业的权利。'第十二条'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不同而受歧视。'" "北京的老中青职能部门每年都颁发《本市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务工人员的行业、工种》，外来人口在京允许从事的行业被限定在尸体处理、粪便处理、建筑行业、化工行业这些苦、脏、累、有毒、危险的几个行业工种方面。1999年度北京市36个行业限用外地工的细目表中，限用工种包括商店营业员、汽车驾驶员、库房管理员、旅店服务员等这些多数外地人都能胜任的工作。并且，有关部门一拨接一拨地加大对外地劳力腾岗、清退的力度…… "很多人都知道，青年毛泽东曾在北京务过工。如果依照这类限制工种的规定，可以肯定，当年'盲目流入北京'（报刊常用语）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湖南籍农民'毛泽东，将无法拥有这个就业资格。就是上了这个'岗'，迟早也会被清退。" 地方性的法规与国家的###是不是有冲突的地方；地方法规在制定、执行的过程中有没有失误、不妥甚至被歪曲的可能等等，都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但这也许不妨碍我们把郑年怀先生提出的问题说清楚：笔者以为最好还是就事论事，让事实说话。 北京，或者说北京的管理层中的一部分人有没有歧视外地人的现象？政策条文我们不去谈，事实上绝对有，个别的地方还很严重。这合不合"法"我们不去谈，但有些地方绝对是不合情理的。从根本上说，一个外地农民与一个北京的下岗职工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之间从享受的权利来说应该没有区别。你下了岗生活困难，没有得到关照，容易形成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我种地解决不了温饱--就算能解决温饱而我向往更好一点儿的生活，难道我就不该得到关照，我就不会形成不稳定因素吗？同样都是人，惟一的区别不过是籍贯、户口所在地不同而已，为什么你就应当也必然地享受某些"优惠"而我就一定要受限制呢？ 在这一点上，郑先生的愤怒有道理，至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这些年还好多了呢，就在开放改革之前，还别说就业，即便你来北京转一圈儿，没有过得硬的理由都甭想--没有够级别的介绍信，连火车票都不卖给你！相信外地有亲戚朋友的北京人一定有印象，那时候家里来了人，不赶紧去报临时户口，街道"小脚侦缉队"就盯上了，弄不好真就"带有关部门审查"了。还别说真正的"外地人"，京郊的农民怎么样？商品粮吃不上，就连"储存菜"都没资格吃。什么原因？我在京郊插过队，太知道原因了--我们那儿种大白菜的成本比城里"储存菜"的价格高得多，国家收购了之后赔本再卖给市民，这叫"财政补贴"，国家为此每年好几百个亿呢！ 即便今天，有些的限制恐怕还是存在，户口制度尚且没有完全取消，外地人在北京可能在"绝对权利"上与北京人可能还不完全"平等"。 不过我们更该关注的是当前普遍的现实。 可以这么说，现在一个外地的农民，无论他有没有"一技之长"，只要他愿意，只要市场需要，不管什么地方他都能去，什么工种他都能干。没有太高技术、学历的农民尚且如此，素质比他们高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行业限制、工种限制，其实早已留为一纸空文。在北京的外来人口中，真的走地方劳务输出正规渠道的有多少？没有办暂住证的又有多少？笔者有个朋友在公安部门工作，碰到北京有重大政治活动的时候总要先忙一阵，我就曾问过他，你们把街头那些的"乞丐"、"盲流""收走"之后怎么办了？回答说按惯例是遣送回乡，但他们从来比我们回来的快--其实没办法。 对没有任何职业的人尚且没办法，对有正当职业的呢？就算想限制，真限制得了吗？目前对外来打工者，北京更关注的似乎是他们的合法权利，用人单位该付给的最低工资，上不上保险，工作有没有危险等等，至于他们能不能来，来了之后都允许干什么，有关职能部门也许不是不愿意过问，但可能真的是顾不过来了。  
关于歧视外地人（二）
目前就一个大学生来说，只要有需要，换句话说只要有公司、单位用，甚至户口也不再是大问题了；再拿郑先生文中所举的那些工种为例，营业员、司机、话务员、服务员等等，目前就北京来说，是外地人居多呢，还是本地人居多呢？北京目前从事商业活动，零售批发的营业员、业主、货运司机、话务员、餐馆服务员等，基本不再有北京人。而用人单位所以偏爱这些外地人，原因异常简单：要求低，事儿少。 这种现象甚至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一是他们是不是影响了北京人的就业；二是这些人的生存质量有没有保障。当然，还有一个不该是问题的问题，就是在这些相对"自由"的人群中，会不会滋生犯罪。一旦犯罪，有关当局是不是能采取有效的手段加以制裁；而所谓的防患于未然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句空话。 有一种现象很普遍但绝对说不上正常：就是每到春节临近公安部门就会提醒市民，注意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虽然极个别但绝对数量却不极少）的外地来京打工者，会在回家之前来个"顺手牵羊"，甚至有不顺手也牵羊的。对一个城市来说，这同样是不正常的，但到目前为止，有效的办法实际没有。 在这里，笔者想与郑先生"额外"探讨的是，某些歧视性的限制取消了或名存实亡了，好处当然是大大的，可会不会也产生一些弊端呢？人非圣贤，北京人就目前来讲素质当然有待提高，于是当他们感觉自身受到一定威胁的时候，尤其是当威胁来自于那些原本他们不大看得起的人群的时候，他们的一些激愤虽然不可取，但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呢？ 郑先生提到的第二点就是"消费购物歧视"。 郑先生所举的例子包括购房、日常消费、交纳杂费、入学等诸多方面。应该说，现在这些"不平等待遇"有些已经取消了。比如购房；有些仍存在，比如入学。 笔者的态度是，已经取消的，应该；尚且存在的，早晚要取消--只要是带歧视性质的。 就拿入学来说，郑先生的愤怒与不解不仅是正常的，而且也是有理有据的。一方面担心外地来京人员、暂住人员子女的教育得不到保证，从而降低人口素质；一方面有强行收取不合理费用，抬高这些孩子的入学门槛--这不仅不符合《教育法》，甚至也有悖常理。值得欣慰的是照片上那"大眼睛小姑娘"已经上了大学；可令人担忧的是成千上万在各城市里打工一族的子女却正在失学。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只有一个字--钱。 什么赞助费、借读费，不过巧立名目而已；无论政府或教育当局有没有规定或这些规定符合不符合国家法律，找各种借口实际在为自己"创收"归根到底是一种个人行为，总之是不好的，错误的，该取消的。不过在这里笔者劝郑先生不要太过激愤，因为必须明白的是，既然我们看出这是经济利益所驱动的丑行，那么第一，比这更令人气愤的事情还很多，要真生气早给气死了；第二，正义永远会战胜丑恶，任何不合理任何不公正，总不会长久，因为这个世界在前进。 此外，也许我们的目光或考虑问题的角度要放得更长远更开阔一些。有些东西，国家也好政府也好，可能有它更深层的考虑，这其中可能还有一些政治因素。某种形式上的"地方保护"，也许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取消的，有些甚至有待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正如大城市的无限膨胀并非我们所愿意看到，可这一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却不是任何行政干涉所能奏效而必须有待于经济的发展一样，农民的进城寻找出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必然；同时，他们的受一定程度上的受歧视，可能也是一种必然，无论有多不合理。经济越来越发展，社会也就越来越公正--虽然不一定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但一定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看清了这一点，相信我们的政府--其实也就是相信我们自己，也许郁闷就会少一些。 再有就是，"公平"永远是相对的。就目前我们知道的，一些城市，对高学历的外来人就有一定的优惠；对某些有特殊专长的，紧缺的人才，就有诱人的待遇。这其实也正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某种"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恐怕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许多发达国家，这种不平等有些时候可能比我们还要严重，听说有些国家甚至在生育政策上也对高智商倾斜；有些人权状态"最佳"，福利制度最"完善"的国家可能同时也是移民政策最严格的。这样的倾向或趋势是不是正确，在伦理上是不是讲得通我们不去管也管不了，但认识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是重要的。  
有些指责未免偏激（一）
郑先生把北京人给骂了个狗血喷头，笔者却以为此公颇有些可爱，因为他说的是事实，讲的也直爽，愤怒得有道理。另外一个先生叫王易的，也发表了对北京的批评，可笔者就很有些不以为然了。因为在他的文章中，能够感觉出一些不正常的情绪，甚至可以说是病态的情绪。前面说过了，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心态，无论是讽刺挖苦甚至破口大骂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有一点，那就是多少要讲一些道理，哪怕是歪理都行。我们且看看这位王易先生都说了什么： "先说交通，北京的城市比一般中小城市大得多，一出门就要乘车，我是最烦乘公共汽车的了，以前在乌鲁木齐乘车，不但拥挤，而且很不干净。尤其让人讨厌的就是私人小公共汽车，收钱的不停地吆喝，像拍卖一样，实在让人讨厌。好在乌鲁木齐市中心地方也不是很大，总可以转过来，最多乘一两次车就够了，可是在北京要去一个地方，动不动就要转三四次车。天呐！不如杀了我。" 很不幸，非常不幸。北京比乌鲁木齐是大了一点，所以害得我们这位王先生感觉生不如死。是的，有的时候"大"也是一种罪恶。 王先生首先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有点儿"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最烦"公交车，因为"不干净"，而小公共汽车的吆喝声又不悦耳动听且不高雅，那怎么办呢？笔者以为不如改自己开车--可也不妥，因为北京近来经常"塞车"；实在不行就只好盼着王先生赶紧努力，一旦够一定级别了，前面弄辆警车给开道，感觉没准儿就会好一些。 可惜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光是那些站名就把我搞糊涂了，北京的地名极俗，极难听：小黄庄、北太平庄、八里庄、魏公村，还人妖胡同呢！" 看起来的话，事情有些不忒好办了。 首先来说究竟什么样的地名不俗，能比较合王先生的口味就颇费斟酌。"庄"、"村"肯定是不行了，推广开来，诸如"坟"、"店"、"庙"、"窝"、"沟"一类则肯定不用说，不知"里"、"桥"、"路"怎么样，能不能对付。"人妖胡同"委实没有，不过原先道有个"无量大人胡同"来的，或许王先生以为尚可？ 再者说的话，地名这东西，改起来挺费事儿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北京许多地名都改了，什么"反修路"、"反帝路"、"大跃进路"等，可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又全改回来了。王先生既然感觉难以忍受，当然可以上书中央建议再来一次大改名，可上边批不批，下边儿草民同意不同意就难说了。不知王先生仙乡何处，那一带地名估计极雅，还望不吝赐教一二，真要是中央首肯百姓欣然，又缓解了先生的郁闷岂不皆大欢喜？ "城内不管什么时候乘车，都是满满一车人，前胸贴后背，我在中关村人民大学站乘车，车次也挺多，可我怎么觉得人更多，从来没有人少的时候。人挨人，人挤人。有一次一个女孩的乳防就硬生生地顶在我后背上，不是我看到的，而是我感觉到的。你瞧瞧，这都成什么样子了！" 对此笔者没有太多的话说，说多了恐怕王先生不爱听。 王先生对北京的反感当然不局限于出行的不便，还包括消费和市容环境。 "我在知春里，刚开始买东西没有经验，净往双安商场、当代商城跑，发现里面的东西根本不是为我们预备的，一块表几万块钱，一套西装几千块钱，干脆直接抢好了。" 笔者去过"双安"、"当代"，尽管没在那儿买过几万块钱的表也没买过几千块钱的西装，但也没有产生过被"抢"的感觉。在这里恕笔者直言，王先生的这种看见高档商品就有被抢的感觉，从心理上说可能不很正常。有些东西可能不是我们所能得到的，从王先生的行文中笔者推断他也可能经济上并不十分富裕；但不羡慕、不屑一顾都正常，感觉无端的不平或气愤就一定不正常。高档商品、非生活必需品，陈列它的摆它的去呗，买得起就买，买不起可以欣赏，不愿欣赏就不看；而一旦看着就来气，那就不值当了，犯得上吗？回头再气出个好歹的来，按老北京的话真是"哪儿焊哪儿啊？" "北京人说起来也可怜，上班通勤时间一两个小时是正常的，每天有四五个小时花费在路上，为的仅仅是住在北京，遭的是哪份罪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北京拿高工资的往往还不是北京人！不信随便在哪个高技术企业打听一下，有多少北京本地人在里面，就是在里面也十有###是打工的。瞧瞧报纸上的房地产广告，我敢说北京的青年人除非从地底下刨出两个北京人头盖骨，否则今生不要指望买上自己的楼房了，更别说买车了。能够赖在父母家已经很不错了！天天上楼下楼乘电梯，物业公司的各种催费通知单让人触目惊心，这个费那个费，我庆幸自己不是北京人！也庆幸不是北京的永久居民！" 王先生这就有点儿"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了。北京人上下班路上花多少时间，为的是不是仅仅"住在北京"以及"遭的哪儿份罪"，不劳您老人家担忧！至于北京人是不是都成了"碎催"，买不买得起楼房，买不买得起车，是不是赖在父母家等等，就更不劳您操心了。人呐，操心的事情太多，尤其是为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恐怕于身体不利。笔者估计王先生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事儿太过放在心上了，所以说出话来就有点儿颠三倒四。 北京的青年人没挖出头盖骨而买房买车的也还是有几个；北京人对"催费通知单"不感觉触目惊心的怕也不少；高科技公司里，北京的"白领"同样也有那么一个半个的。王先生，您可能太把北京看扁了。您老那儿高科技的企业里都是本地人？那的青年人都买了楼房和汽车？您感觉庆幸，庆幸自己不是北京人也庆幸自己不是永久性居民？那您自己庆幸吧。不过，笔者以为倘若北京人到了外地，可能也有感觉庆幸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本不足为奇，可感觉"不如杀了我"的，怕不多。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有些指责未免偏激（二）
"我再也不想呼吸一口北京污浊的空气了，再也不想和一大群男女老少前胸贴后背了，再也不想行走在北京脏乱的街道和胡同里了。 "北京，拜拜！" 笔者要说的是，慢走，不送。 欢迎王先生再来。也许，再过几年，北京会变得更加地美好，但愿那个时候您能感觉好一些！ 每一个地方，每一座城市的人，相对与其他地方的人，总会有一点区别，总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对这些区别或特点的比较深入些的讨论前面进行过了，而有些属于"印象"一类的东西，笔者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再有一点儿解释。因为凡是来北京不久的外地朋友，可能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对北京进行一番整体性的，深入的研究，有许多结论性的东西凭的只是一些感觉；可是，有时候"第一印象"太重要了，而"感觉"往往不一定真实。 就环境状况而言，从现象上看，北京人现在的确懒了，但以前却是比较地讲究清洁和秩序的。后来正是由于城门大开，每天以几百万外来人口的流动量拥挤在它的大街小巷内，每个人同样都有衣食住行的活动，都要吃喝拉撒，使得这座城市不堪重负，使得起初还愿意维持城市体面，到后来实在无可奈何的北京人只好望乱兴叹了!仔细想一想，这到底怪谁呢!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有些表达能力很强，也善于分析总结的人，出发点可能是非常好的，所说的事情和举的例子也绝对真实，但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片面性。这所谓的片面中，很可能就是把原本不完全属于北京的东西归结为北京。 有篇《极度冷漠的北京人》的文章，立意、结论无懈可击，所说的事情也切中要害，作者的担忧更不是杞人忧天，读来真的发人深省。然而，作为一篇针砭时弊的评论或引人思考呐喊、呼吁无疑是篇好文章，可放在地域文化的范围，就很值得商榷了。 "春节前夕寒流袭击大地的日子北京发生了一起老人病倒众人围观却无人相助的事情。'心里很难受'、'太冷漠了'……这件事在知情的市民和学者心中引起不小的波澜。 "文明学学者、《中国文明》一书的作者北野说：'这是人嫉妒冷漠的问题。虽然周围人很多，受难者却如同身在沙漠。这也是与我们极为渴望的现代文明社会极不适应的。如果每个人所知道的就是用最快捷的手法捞钱，那么这个现代化的社会最终是建不起来的，每个人都会成为现代化的绊脚石。' "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杨德华说：'中国虽然取得很大成就，但有一个很大不足，就是人的内心的现代化和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的建立还未成型。'" 学者们说得很好，很尖锐也很深刻。 这件事发生在北京，无论如何是北京人的耻辱。 但笔者在这里想说的是，这种令每一个有责任感、善良的人感觉耻辱和愤怒的事情，的确是在北京发生了，可不一定只会在北京发生。 真正熟悉北京的人，相信对北京人历来普遍具备的热情、急人难、相互扶持的特点有所感受；同时也一定能感受得到这一带有些传统意味的美德正在消失。而所谓冷漠，不仅不是北京人的"专利"，这种素质在北京人身上甚至还可能是比较稀薄的。 当然，文章作者也并没有说这种事只会在北京发生，但文章的题目的确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如果这件事给某些发达国家的主流媒体报道，说中国如何如何，相信一部分中国人也会感觉不愉快，因为就"冷漠"而言，我们可能比他们严重不了多少。所以，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社会的阴暗面，一旦轻率地与地区、地域加以联系，有意无意地就会产生某种"误导"。 近年来，北京人的传统美德（如果原来有的话）有些可能已经丧失，至少相当一部分人变得"所知道的就是用最快捷的手法捞钱"了，但"极度冷漠"却决不普遍！因此，笔者以为，在谈论地方特色，讨论一个地方的人的特点、特征的地方，说"极度冷漠的北京人"，至少有误导之嫌，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不负责。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笔者想告诉读者尤其是外地读者的是，北京人决不极度冷漠！ 大马路上抓住一个小偷儿，一听口音或者是河南人，于是有人摇头叹息：唉，河南人啊…… 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他就一定是一个十足的混蛋！ 地域之间的偏见，历来是一个相对敏感又十分无奈的事情。偏见的产生，尽管荒诞但总有原因；北京人的地方偏见一向很严重，而其他地方人对北京人的偏见，也不一定值得提倡。要想消除狭隘铲除偏见，惟一的办法就是相互间更多地有一些了解；了解得越多，越深入，偏见就越少最后消失。而哗众取宠人云亦云甚至不负责的鼓噪、煽动，都是加重偏见的行为，都是可耻的。 因此，无论现今比较时髦的关于地方特点，地域人文的探讨多有意义，但有一个原则必须遵守，那就是客观、全面而必须杜绝感情性的轻率；尤其是不负责的评价。社会在进步，上到国家最高决策人下到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批评的也没错，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不负责地对某种文明、某个地区的人进行随意性很强的评论。这个道理，相信每一个正派、有一定道德规范文化修养的人都懂得也遵循的。而打着"讨论"、"研究"的旗号而进行的一些纯商业化的"炒做"，一旦违背的道德原则，对文化造成了伤害，就必须要重视，必须杜绝。  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说千道万，你仍是最具魅力的城市（一）
北京和北京人的确有许多地方惹人讨厌，原因就是北京和北京人尚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北京也一定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外省市的人蜂拥而来了。前面，我们从大的方面，相对抽象地讨论了一些北京城和北京人的特点，尽管浅显但笔者相信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可是对许多来京不久的北京人来说，他们可能来不及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兴趣比较深入地体味北京，日常生活中他们会遭遇很多的不愉快，碰到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人或事，这就很容易使他们烦恼；有些时候，来旅游的或暂时来工作的，可能是带着遗憾离去的。还有一些，可能本来是带着许多美好的憧憬而来的，但一段时间之后也许就很失望，产生许多困惑。 笔者没有能力使他们消除这些遗憾或困惑，正如笔者没有能力改变任何一个北京人或北京的任何一种缺憾一样。然而作为一个"东道主"，尽管自己也觉得有些不自量力，但还是忍不住给外地的朋友说些解心宽的话或一些解释，因为相信与笔者有同样心情的北京人一定很多：心存歉疚可还有些委屈。总会产生一种想把那些要离去的人拉回来的冲动，道歉也好辩白也好哪怕您给我俩嘴巴呢，千万别误会……实在不行您一定再来，我们……我们北京不都这样……我们还有好些好的您没瞧见呢，您听我说…… 有个署名"阿克"的写了一篇《故宫，你不该如此霸气》的文章，列数了神武门工作人员的种种愚蠢与霸道。是事实吗？绝对。 一个叫朱必克的小姑娘喊出了"我对你好失望，你让我好失望！" 她在《北京，你让我心痛》的文章里，叙述了在王府井东安夜市吃小吃时发生的"故事"：被欺负惯了外地游客的流氓打了，报警之后却给总想息事宁人的警察糊弄，最后窝窝囊囊地离开了北京，回家还不敢对父母讲。 北京的社会治安状况有一些问题是事实；北京的警察整体上素质很高，但一段时间内对一些以"外地人"为主的团伙感到棘手也是事实。所以她喊"你们太无能，太不解人情，是你们助长了流氓的仗势欺人！"固然有些小孩子的偏激，但所受到的伤害和感觉到的不公正却是绝对的。 类似的例子太多了，北京的"大公交"、"小公共"，餐厅、旅馆，职介、婚介，北京的交通、卫生、建筑、制度等等，都有很多需要改进、改善的地方。所有这些，都会给外地来京的人造成诸多的不快，都很容易给人留下恶劣的印象。 不能不承认，许多的不良状态不良行为并非北京所"独有"，但有些却真的带有某些"北京特色"；北京的有些犯罪，的确是针对外地人的。比如前不久媒体揭露的"黑中介"，正是把那些人生地不熟又急于求职的外地人当作欺骗、讹诈对象的。所有这些，我们该怎么向那些对北京一向抱有好感的外地人解释？ 笔者的"解释"可能很没有说服力。 首先，北京的情况正在改善。 笔者注意到，被外地来京人员所批评、痛恨的现象，有些正在减少，有些已经消失；这是急于想告诉外地朋友的。商业、服务业的许多"不正之风"改善得尤其显著：许多歧视性规定已经取消，那城内"宰你没商量"的"小巴"也已取缔；针对外地人的犯罪已经引起重视，治安状况也已有很大改善；交通设施正在完善过程中，大规模的城市综合治理也已初见成效，环境，尤其是外地人最敏感的城乡结合部的卫生也有很大改观。"脏、乱、差"这一扩充型城市、发展中城市、转型型城市的典型特征正在消失。一句话，北京正在逐渐成熟。 外地人，尤其是曾经在过去来过北京的外地人总爱进行比较，无论是北京的城市环境还是这里的人。有些的失望，正是从对比中来的。20世纪50～60年代北京的宁静、肃穆一旦被喧嚣、浮躁所代替，遗憾与失望就是一种必然。而必须意识到的是，北京也和全国所有的城市一样，在近十几年来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阵痛，它真的曾满目伤痕，真的有些"不伦不类"了，有些的"古老"真的是再也找不到了：包括那些曾经感觉亲切的东西。然而"不破不立"，"旧"的消亡必然意味着"新"的产生，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所谓"文明的冲突"、"文化的冲突"引起混乱是必然，但产生出"崭新的文明"、"崭新的文化"更是必然。 所谓的崭新，正是逐渐完善的城市功能与逐渐成熟的北京人。 而相对完善的城市与相对成熟的市民，给客人的可能是更多的新鲜感而绝不是郁闷。 如果用周期来说，远的不提，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十年，北京的"破"可能大于"立"；如果我们以20世纪80年代为起点，考察一下北京乃至全国的变化，也许就会发现，可能正是二十来年之后，有些东西才真正地建立起来、完善起来。相对而言，北京的"起步"可能比一些沿海城市晚一些，那么许多人提到的广州如何如何，珠海如何如何，上海如何如何等，现在北京不正也如何如何了吗？ 有些的丑恶，可能是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被消灭的。如此说来的话，那么笔者祈求的，就是忘记那些不快吧，北京正变得越来越美好！ 其次，如果我们从稍为深一些的层面上考察，就会发现北京的文化也正趋向成熟。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北京"排外"的空气正变得越来越稀薄。新的人，新的观念，造就了北京的新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对北京的冲击，确实使北京人一度陷入困惑。但深厚的文化底蕴，使这里的人有能力完成自我更新，重新"找到自我"。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北京原有居民思想的改变，再就是外来新鲜血液加入后的产生的"化合作用"。 一方面，北京正变得越来越平民化，越来越适合居住生活；另一方面，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困惑、迷乱之后，所谓的"气定神闲"已初露端倪了。其表现，就是一方面使来到这里的人感觉更方便，更舒适；另一方面，是这座城市越发地焕发了文化都城的活力，更自信，也更亲切友好了。 在这里我们不妨拿北京与深圳做一个比较，深圳可能比北京更不具备"地方色彩"，更开放，更前卫。有些地方可能使来到这里的人感觉更方便，更不容易产生"异乡"的感觉。而北京呢，也许会给来到这里的人施加某种压力，使人们更多感受到的不是它的豪华、现代，而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深邃，整个国家的庄严，全部历史的凝重。同时，它又不过分地严肃：大学区与高科技园区毗邻，商业街与开发区并存，总之现代化之外文化的氛围更浓一些。 在这一大的环境或进程中，过去的一些弊端也好，陈年的渣滓、毛病也罢，很难立足。也正因为如此，笔者希望的是所有来北京的外地人，如果你遭遇到了某些不快，可以尝试着多看一看，稍微地耐心一点，把普遍存在的人的弱点与某种地域概念加以区分，也许心情就会好一些。 再次，地域之间的差异，包括人文的地理的，存在，应该是一件好事。问题在于观察和感受的角度和你自己的心境。  书包网 www.aIhUaU.com
说千道万，你仍是最具魅力的城市（二）
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与其他地方不同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不不好的；但也有些是说不上好坏的。比如你心境不好，真的可能就觉得连北京的地名都俗；可如果你心境好，江南的梅雨可能就不那么讨厌。 笔者到南方最感难受的就是那里的潮湿，可那里的许多人浑然不觉；而一向不大懂得南方人为什么总是抱怨北京的"灰尘多"。但浑然不觉可能并不是一种愚蠢。地理上的差异可能演变为新奇，也可能变为苦恼；人文上的差异就更是了：北京出租车司机可能特讨厌特庸俗，但也可能挺滑稽，挺可爱。有些气质上的差异，历史造成的特征等，本来就没有是与非的标准，那么有些的不舒服感觉是不是也可以变成"有保留的欣赏"呢？ 上海作家王安忆在她的《两个大都市》有一段精彩的对比很有意思："北京是感性的，倘若要去一个地方，不是凭地址路名，而是要以环境特征指示的：过了街口，朝北走，再过一个巷口，巷口有棵树，等等的。这富有人情味，也有点诗情画意，使你觉得，这街，这巷，与你都有些渊源关系似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凭亲闻历见认路的，他们也特别感性，他们感受和记忆的能力特别强，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但是，如果要他们带你去一个新地方，麻烦可就来了，他们拉着你一路一问地找过去，还要走些岔道。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则有着概括推理的能力，他们凭着一纸路名，便可送你到要去的地方。他们认路的方法很简单，先问横马路，再弄清直马路，两路相交成一个坐标。这是数学化的头脑，挺管用。" 由此她引申出："北京是智慧的，上海却是凭公式计算的。因此北京是深奥难懂，要有灵感和学问的；上海则简单易解，可以以理类推。北京是美，上海是管用……" 北京人，还不要说王安忆的代表作，光看看她的两篇小文《两个大都市》和《"上海味"和"北京味"》就能基本懂得两地之间文化的差异，从而一定少了许多虚妄；而一旦再加上余秋雨的《上海人》，说完全消除两地之间的成见、偏见可能不行，但基本消除是有希望的。我们当然没有王安忆、余秋雨的水平，没有他们那样宽阔的视野、敏感的体味能力，但他们的态度却一定要学的。 多一点文化，也许就少一点狭隘；多一点宽厚，也许就少一些不愉快。当然我们可能就多不了文化也没那么宽厚，那多一些"麻木"少一些"联想"也行。 比如笔者前面举过四川的小姐反感北京的小公共车售票员一事，文化习惯上的不同，语言表达上的不同真的可能容易造成误解。而那小姐一旦不那么敏感，至少可以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前面提到的女孩的在北京的受委屈，当然值得同情也为之气愤，可笔者还是想告诉她，她遭遇的不幸与北京可能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时真的有些焦急地想辩解，北京那样的人不多，他们也决代表不了谁。 今天的北京所以有如此的吸引力，当然有原因；与其他的城市相比，必然有他独有的特点。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北京，从感性上说，自然不外首都、文化中心、繁华大城市、挣钱比较容易的地方等。所以才使海内外的英才趋之若鹜，到这里来一展宏图；五湖四海的生意人蜂拥而至，到这里来发财；穷乡僻壤的农民到这里来淘金，挣些辛苦钱。 然而仔细考察也许会发现，北京与许多城市比较，优势并不很明显：说现代化，可能不如大上海；论新锐生机，恐怕逊于广州、深圳；居住的舒适很可能比不上珠海、青岛，平民化、物价更不如天津；九省通衢的武汉地理位置一定比北京优越，西部新首都重庆的发展机遇可能更大于北京；西安比北京更古老，大连比北京更干净…… 好在已经有人对这一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并已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了。马振邦先生撰文指出了选择北京有五大理由，即：空间大，环境优，包容性强，文化底蕴深，语言障碍小。他在《生活在北京的5大理由》一文中举了不少人的例子，分门别类地加以分析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理论性、权威性。 空间大。马振邦先生举的地产商周伟峰的例子，但是相信凡是到北京来创业的有志者之士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北京有更多的发展机遇，不光是房地产业。北京能给人们提供的最广阔的空间，就在科技、文化方面，甚至可以说是脑力劳动，知本家的天堂。无数国家级的、世界级的科研机构在北京，几乎所有跨国公司在北京都有他们的代理机构、研发中心；商业的、金融的、文化的公司总部设在北京，中国的"硅谷"还在北京；此外尚有国家的行政机关、职能部门等，也在变革之中不断地吐故纳新，迎接甚至渴望着新锐们的到来。 紧接着，甚至与空间大密不可分的就是环境优。这里对有用的人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而且门槛特低，气氛也更宽松。这里可能比其他纯商业化类型的城市更少一些紧张，没有太多的剑拔弩张，也更带些轻松。马先生说这里有两绝：六必居的酱菜和中关村的IT业--很形象也很传神。是的，北京是充满生机与竞争的，但同时它还给你提供一份精致与闲适，它能使生活既紧张又颇多情趣。所以说北京既抽象又感性，正是这个道理。 包容性强，体现在北京文化的东西碰撞南北融合后的博大与深厚上。少见多怪在这里没什么市场，争妍斗艳才是主基调。正如北京的餐饮，东辣西酸南甜北咸兼容并蓄，甚至一家餐馆里也是生猛海鲜与炸酱面俱备。无论你来自何方，文化背景有多独特，马先生讲话，哪怕藏文化呢，在这里照样能找到知音，照样能招摇过市而决不会引起嘲笑。 与包容性紧密相连的，就是文化底蕴的深厚。"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的社会文明程度显然要比别的地方高出许多，这种文明程度表现为市民的知识结构、受教育程度、综合素质、社会秩序化程度等等。特别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使得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生活在北京的5大理由》作者马振邦） 我们知道，产业投资必然要考虑成本，而许多国外的大厂商把他们的生产基地选择在中国，劳动力成本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一切文化、知识类型的生产要考虑的则一定是某地的人的知识结构与整体素质。知识的繁荣一定提高当地的知识水平，而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则必然促进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两者互为因果，相得益彰。 基本没有语言障碍，是北京的另一个优势。 一般地说，北京应该是普通话的"故乡"。改革开放以来，北京所谓的"土话"已近绝迹，这虽然使一些老北京人黯然神伤，但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所有人的交流。马振邦先生说他自己当初所以先选择了上海而后又改北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语言方面的。 有意思的是，粤语，这一本来相对于北方人来说"鸟语"一般难懂的语言，现在基本普及了。有一段时间，甚至不是广东人拼命学普通话，而是全国人民拼命想听得懂粤语。然而情况正在或已经发生变化了，香港人现在正拼命地学习普通话，除了政治上的原因，更多地在于经济、发展上的考虑。笔者接触过几个利用暑期来北京进修普通话的港人，他们说他们所以如此努力，除了一些当地的引导性因素外，更多地是想在今后个人有更大的发展；不一定非是到大陆发展，因为当今的社会地域的限制正越来越少，而普通话，不光大陆，甚至正在成为世界性的语言。 笔者可能有些自我陶醉，北京话稍加改进就能成为标准的普通话。真要抬杠的话咱就试试，一个北京人训练那么几天、几星期绝对胜任播音员；你找个"老广"来试试！ 总而言之，北京的优势是明显的，北京的魅力是无限的。 还是老话，北京，并非北京人的北京，北京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如果你是北京人，无论是"老北京"还是"新北京"，就在骄傲自豪的同时，多一分警惕吧，别给北京丢脸。 如果你是外地人，那尽量地感受它的博大精深与美丽吧，可同时也还需意识到，它永远不会是尽善尽美的，正如一个人，有缺点的不一定不可爱。 而深入一些的了解，宽厚一些的体味，正是消除偏见最好的方法。 笔者夸了北京这么半天，解释了这么半天，可能有太多的地方情结了？那不奇怪，因为，我是北京人！
北京人什么样？全文阅读 作者：刘晓春 《北京人什么样？》由www.aIhUaU.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北京人什么样？全文阅读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