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导语：
这个春夏之交医患关系极不平静，哈医大实习医生被杀、北京人民医院医生受伤、乌鲁木齐一家医院医生遭殴打，一系列恶性事件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早已在风口浪尖上的中国医患矛盾再次陷入“水生火热”。“血色”医患，我们都难辞其咎。 [详细]
这个春天医患关系极不平静，哈医大实习医生被杀、北京人民医院医生受伤、乌鲁木齐一家医院医生遭殴打，一系列恶性事件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早已在风口浪尖上的中国医患矛盾再次陷入“水生火热”。
4月30日，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明确将依法严厉打击侵害医务人员、患者人身安全和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5月初，卫生部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协调公安机关在二级以上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设立警务室。
这些措施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一方面，恶性事件冲击着社会公众心理，逼迫医疗卫生部门不断升级防御措施，另一方面，人防物防甚至将医院“碉堡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医患失和酿成惨剧并非缺乏警察保护和高压政策所致，只要医患之间对立情绪存在，不信任关系继续，医患冲突事件还是会不断发生。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医患矛盾更非一日之功，这当中，医生、患者、媒体、政府都应该成为矛盾的“解铃人”。
对于医方来说，应该心怀对生命的敬畏，而不是揣着如何不被患者讹的心态，在降低道德风险信任风险的同时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让患者充分了解自己即将面临的病情、诊断、治疗以及可能出现的潜在结果和风险……
对于患者和广大公众来说，应该摆正医生的位置，理解和包容医疗工作者，学会换位思考，遇到医疗纠纷要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解决，摆脱“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错误思想……
对于媒体来说，医患纠纷矛盾的报道十分敏感，本该就事论事引发理性思考，不能将事件作为噱头煽风点火，更不能情绪化处理态度摇摆……
对于政府来说，“堵”不如“疏”，制度不健全是根源，医疗卫生财政投入、全民医保、医患纠纷预防及解决渠道等等问题，加大改革力度的责任不容回避……
患者：满腔苦水
看病，省力省钱不容易
3天跑俩医院，做了多项检查、买了一堆药，孙艳华发现，看病真费钱、费精力，成本真高啊！据卫生部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综合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达到159.5元，比2000年的统计数据几乎翻了一番，其中，检查治疗费是2000年的近3倍。... [ 详细 ]
近日，上海华东医院26位医生、专家来到江桥镇为村民义诊，受到热烈欢迎，被十里八乡的村民层层包围。当日，华东医院和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下约定，专家们将经常下乡为民服务，当地村民不去市区大医院也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张海峰摄
在家门口就能医好病，这是老百姓的心愿。但是在大多数农村和社区医院，却普遍存在看不上病、看不好病的状况，百姓只能往大城市的大医院跑。而大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繁杂而昂贵，往往超过患者的基本需求，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现象长期持续。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优先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什么是基本医疗服务？如何优先满足基本医疗需求，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医好病？记者进行了采访。
①全国患者都往北京大医院跑——
医疗服务“倒三角”，越是基层越专科，越是上级医院越综合。基层医疗机构留不住病人，实践经验就少，医术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患者就更不信任基层，形成恶性循环
3月底，59岁的山西大同人李秀明在儿子的陪伴下，又到北京看病了。他们先到医院旁边的旅馆订了一间房，120元/天。条件不是太好，但是有房间住李秀明觉得很满足，她知道跑大医院看病的人太多了，旅馆房间很紧俏。
这回看的是白内障。因为有14年的糖尿病史，北京大医院的医生建议，先控制好血糖水平再进行手术。李秀明只好回到旅馆，开始监测血糖，可总也控制不好。到了第十二天，终于降低到4.8，符合手术条件了。
4月6日，李秀明进行了门诊手术，花了5900多元，加上旅馆、吃饭的费用，共花了将近两万元。“当然有点贵，但是这里的技术好嘛。”李秀明家住县城，据她介绍，他们当地人都愿意到北京看病，原因是不放心县里医院的水平，对市医院、省医院也不太放心，“最相信北京，再说路程也不远。”大同到北京有350多公里，按照现行的医保制度，异地看病只能报销很小一部分。李秀明说，那也只能认了，还是到北京治疗放心点。
李秀明的一位病友来自吉林延边，也是在孩子陪同下到北京做白内障手术。这位病友说，自己在延边的一家医院被误诊了，花两万元做了手术，眼睛却一直没好，到北京检查后被确诊为白内障。一听这话，李秀明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基层医疗机构真不能让人放心。
来自河北香河的史阿姨也持这种看法。她说，即便只是感冒也要去北京看，尽管花钱不少——感冒也得两三百元，但史阿姨觉得值。她说：“北京医院的水平比当地不是好一些，而是好好些！让人心里踏实。”
从全国来看，我国的优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80%以上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优质医疗资源又都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里。卫生资源配置总量不适应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城乡之间的基本医疗服务差距巨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提供了一组数字：从设施上看，全国仍有近10%的行政村没有卫生室，全社会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为3.31张，而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仅为1.06张；从医师数量上看，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拥有3.2个执业医师，而在村卫生室仅为0.12；在城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超过95%是非营利性的，但在农村卫生室中，只有67%是非营利性的。
基层医疗机构留不住病人，医护人员实践经验就少，医术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患者就更不信任基层，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目前，我国不同层次医疗机构之间缺乏连续性和协调性，还没有形成首诊、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制度安排，医疗服务模式表现出‘倒三角’，越到基层越专科，越到上级医院越综合。你可以看到，每天在大医院看病的人比超市还多。”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说。
②大小检查做个遍，药品开了一大堆——
信息不对称、落后的支付方式、医生自我保护等是造成过度医疗服务的根源，也背离了基本医疗服务的宗旨，亟待改革
3月底，在北京通州务工的孙艳华小便时发现尿里有一点血丝。因为是河北承德人，她在北京看病没法报销，得自己掏钱。23岁的孙艳华觉得自己还年轻，加上没有别的症状，决定等到放假再去看病。
4月2日，孙艳华来到附近一家二级医院看病，医生开了尿常规、妇科、肛门等三项检查，查了半天，最后给她开了一些妇科药让她回家了。回到家，孙艳华后悔拿了这么多药：“我看的是泌尿系统的问题，医生却给我开妇科药，这能管用么？！”
孙艳华不放心，第二天她又去了一家三甲医院，大夫让她做了一个泌尿系统的尿液检查项目。
4月7日上午，孙艳华赶到医院，取了检查结果，上面写着“形态正常”。拿给肾内科大夫看，大夫要她换成泌尿科的号。在泌尿科，大夫还没听她说两句话，看了一眼检查结果，就给她开了一张120元的彩超单子。
交完费后，做检查的大夫告诉她，得等到下午2点半才能轮到她。这时的孙艳华有点泄气了：“为什么大夫不跟我说一说究竟什么原因导致的？难道我只能去最权威的协和医院才能查到结果吗？总是一上来就开一堆检查单，也不问问我的感受。”对这一点，其实孙艳华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从医院大楼下来，已经11点多了。孙艳华想起为防止检查空腹血，自己还没吃早餐，赶紧跑到大楼后面买点吃的，准备下午的“战斗”。
3天跑俩医院，做了多项检查、买了一堆药，孙艳华发现，看病真费钱、费精力，成本真高啊！据卫生部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综合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达到159.5元，比2000年的统计数据几乎翻了一番，其中，检查治疗费是2000年的近3倍。
对此，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杨利霞认为，目前医疗卫生机构在利益的驱动下，比着扩张规模，设备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竞赛内容。例如，短短10年间，很多大医院就淘汰了16排CT乃至64排CT，代之以全球最先进的320排CT。这些高精尖设备往往过度使用，其成本都加在患者身上。
北京市朝阳区50多岁的蔡桂芹因为有医保，似乎不怕“过度”服务。前不久，蔡桂芹感觉腰部疼痛，去一家三甲医院看病，医生二话没说，先让她拍了片子，片子出来后，一口气开了4种药，共600多元，并告诉她只是半个月的量。尽管蔡桂芹自己只需花90多元，但“大处方”浪费的是公共医疗资源。
本是因为不放心基层医疗机构的水平，跑到大医院看病，可是大医院却不区分患者的需求，不论大病小病，能涉及的检查项目都得查一遍。患者不得不感慨：想少花钱真是太难了！
大医院怎么就不能好好就病医病、减少检查呢？饶克勤解释，这是因为老百姓和医生之间信息不对称，决策者不是患者而是医生。医生开出的检查和药品患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他说：“医生的收入若与做多少检查、开多少药品挂钩，不可能避免诱导需求，形成过度医疗。同时，按项目付费和药品加成，是国际上较为落后的支付方式，亟须改革。”此外，在医疗纠纷中，举证倒置的有罪推定原则，也使得一些医生不得不给患者多开检查来保护自己。凡此种种，使得患者的负担越来越重。
从卫生部公布的统计报告上记者发现，虽然在近几年的卫生总费用中，老百姓个人卫生支出的占比在逐年下降，但是绝对数仍在上升，如2007年为5098.7亿元，2009年为6570.8亿元。
③给“小病”、“大病”设个坎儿——
加强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建设，培养基层全科医生，把“小病”解决在基层，才能有效缓解优质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减少过度医疗服务给百姓和社会造成的经济负担
谁不想在家门口就看好病？谁想跑老远去看病，还得折腾半天？
一个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首要的是体现均等性，满足人们最普遍最基本的需求。这种基本需求应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也就是说基层医疗机构就能提供相应的基本医疗服务。如果确需到治疗疑难重症的大医院就诊，可经由规范的转诊途径到大医院按需看病。然而，现实却是多数人都往大医院跑，中间缺了一个区分“大病”、“小病”的坎儿。少了这个坎儿，医疗服务结构的上层显得过于臃肿，甚至不堪承受。
李秀明和孙艳华的无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缺陷，它没能很好地满足人们最普遍的基本的看病需求。
为何会变成这样？饶克勤从基本医疗服务的特点分析。他说，基本医疗服务强调的是可及性，是指适宜人才（如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使用适宜技术、基本药物开展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服务。这里的“基本”是一个经济学、动态的过程，内涵随着疾病结构、经济发展的水平而改变。
他说，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赤脚医生只有“老三件”（听诊器、血压计、温度计）和一个药箱，卫生室常用药物不足30种，但应对常见的感冒、拉肚子等传染性、感染性疾病已经足够。现在，我国城市社区、农村常见病和多发病已经转变成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抑郁症等慢性疾病，这些疾病大多需要终身治疗。但现实是，基层医疗机构人才、技术手段不能适应这种疾病的快速变化，满足不了群众的需求，只能往大医院跑。
对此，青海省乌兰县蒙医院副院长菊红花颇为认同。她说：“目前我们乡镇卫生院、县医院已经满足不了大部分居民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需求，设备、药物都跟不上，很多人都跑到西宁市去看病。”
优先满足人们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必须给“小病”、“大病”设个坎儿，区分病种病因，分门别类对症下药。这个坎儿的设计要靠制度来完善，让基层变得强大，使城乡医疗服务水平趋于一致，体现公平。
基层医疗机构怎样变强大？饶克勤认为，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能力建设，特别是县级医院的能力建设尤为重要。同时，建立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的转诊制度、相互协作关系。开展远程医疗，基层把询问、检查的结果直接传到上级医院，上级医院帮助诊断和提出治疗方案，让大病不出省、小病不出县，把患者留在基层。
“目前大医院看小病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实际上是资源浪费。患者小病大看，花费了更多的钱，导致看病贵和更多不满意。”饶克勤说。
饶克勤指出，加大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力度的关键是培养合格的基层医生，基层医生要有能力分辨“大病”、“小病”，并把“小病”解决在基层，把“大病”分流到大医院。要像培养大医院住院医师一样，培养基层全科医生，合格后创造条件让他们愿意服务基层的社区医疗机构、乡村诊所。同时，上级医院要主动与基层的医院保持良好的协作，起到“守门人”的作用，这样才能实现“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医改目标。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关于加强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积极稳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内容，强调城乡一体化、均等化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城乡群众基本医疗需求，缓解优质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减少过度医疗服务给百姓和社会造成的经济负担。
节衣缩食求医无门终走极端：“信闹不信法”
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我国内地共发生9831起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打伤医务人员5519人，医院财产损失超过两亿元。2006年1至6月，广东省各级医疗机构因医疗纠纷引发的患方“暴力索赔”事件共200件，平均每月33件。... [ 详细 ]
河南省新密市大隗镇农民张广因妻子产后大出血在新密市第一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张广及其亲属在医院门口挂横幅、摆花圈、烧纸、放鞭炮，围堵医院大门，索要70万元赔偿。
据《法制日报》报道，2012年4月，张广及其亲属共4人被视为医闹，当地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对4人判刑。
报道还称，2011年，河南省共发生各类医疗纠纷2000多起，赔付金额8000多万元。河南省各级公安机关处置医患纠纷1113起，破获涉医刑事案件85起，查处涉医治安案件182起，查处职业医闹案件1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58名。
在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医疗律师刘晔看来，医患之间有纠纷很正常，但医患纠纷由产生到恶化，暴露了调处机制的低效能。
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医疗纠纷的解决途径有三种:由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由卫生行政机构协调解决，由人民法院审判解决。现在，广东、江苏等地区还出现一种方式：人民调解机制。
医患纠纷走向恶化的表现，轻则“医闹”，患方以不正当手段，在医院堵门，到处拉挂横幅，甚至围堵医务人员，限制其人身自由，重则对医务人员进行谩骂和殴打，对医院进行打砸破坏。甚至刺杀医生，导致血案频频发生。
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我国内地共发生9831起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打伤医务人员5519人，医院财产损失超过两亿元。2006年1至6月，广东省各级医疗机构因医疗纠纷引发的患方“暴力索赔”事件共200件，平均每月33件。有医学界专业交流网站统计，2011年，光媒体报道的全国砍杀医务人员恶性事件就有10起。
广州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王云说，今年以来，她所在医院就发生了三四起较大的医闹，“骨科的一次手术，病人没救过来，家属就叫了很多人围住科室又打又闹”。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李和说，他们医院今年以来就有3起医闹，其中一次是江西赣州的职业医闹搞出来的。“从治疗上来说，我们并没有明显过错，但社会普遍对医生有仇视情绪，‘医闹们’就是借这种情绪找医院麻烦的”。
对于医闹的处理手法，李和说，医闹就是给领导施加压力，领导要面子，家属要票子，所以就经常私了。虽然有多种处理方式，但大家还是喜欢走息事宁人的路子。
王云也说，患方一般都觉得一闹就会有钱，不愿意采取其他方式解决，“我们医院以前发生过一起医闹，院长报警后，警察也建议拿钱私了，我们也没办法”。
为什么患方经常弃其他处理方式不顾而宁愿采取医闹手段？刘晔认为，重要原因在于其他方式不被患方信任。
他说，就以医疗诉讼中的核心程序—医疗技术鉴定为例。2010年《侵权责任法》生效后，国家统一了医疗损害与其他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但这部法律没有对医疗诉讼中最核心的程序——医疗技术鉴定程序作出规定。关于鉴定机构的选择，目前仍存在双轨制，各个地方的法院都自行其是。浙江、上海、江苏等地的法院优先委托本地医学会，也有部分地区的法院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委托医学会以外的机构。无论是医学会还是医学会以外的司法鉴定机构，都可能面临不被患方或医方信任的结果。比如医学会，表面上是公正的，专家都是抽签产生，似乎没有问题。但医学会事实上与卫生行政系统存在利益关系，很多医学会专家也都是当地医生，跟出事医院关系紧密，委托本地医学会，很难得到患者信任。至于医学会以外的鉴定机构，其鉴定专家多由鉴定机构指定，为了市场生存，会顾及公正，但难保不被操纵。
刘晔认为，医学会的鉴定机构不应由卫生局主管，医学会以外的鉴定机构也不应由司法局主管。如果法院需要这些机构的鉴定结论作为证据，那么所有这些鉴定机构及鉴定人都应纳入法院鉴定人名册，由法院指导如何鉴定，并对法院负责。法院也应建立鉴定人退出机制，对不公正、不科学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坚决清理。
王云说，她也知道很多患者都认为医学会和医院“就是亲爹和儿子的关系”。
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教授曾披露，在2003年到2005年间，广州地区的医疗事故纠纷中，354宗申请的医疗事故鉴定最终只有39宗被鉴定为医疗事故，所占比例只有11.02%。
著名医疗器械打假人陈晓兰说，确实有些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鉴定书上只有医学会的公章，参加鉴定的专家不签字，也不写鉴定意见，法院审判也不出庭接受质询”。
广州军区联勤部原研究员阎惠中肯定了上述现象的存在，认为这使得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大打折扣。
李和也认为，很多患者认为医院跟法院有关系，走法律程序肯定对自己不利，但事实上医疗诉讼医院的败诉率很高。“医院也不相信法院，我们曾有个病人，医院没责任，但法院还是要无过错赔偿，让我们也很寒心”。
医生：一把辛酸
“下辈子坚决不做医生”
我给你看病，你的病恢复的快，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你的病恢复的慢，你认为我是庸医，是刻意留你在医院里，好多赚点钱。给你治好了，你认为是应该的，毫不领情；一旦病治不好，医生立刻就成了杀人凶手，轻则被告上法庭，重则遭打杀报复。... [ 详细 ]
近日，关于同仁医院徐文教授被砍事件广为流传，摘录一些评论片段：
……企图用全世界最少的医疗投入保障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利用无良媒体将之与愚昧平民的矛盾转嫁。我们过着最苦的大学生活，毕业后领着全世界医生中最低的收入，还要被得了绝症的患者砍了泄愤，砍死了都还要听一群人民高呼大快人心，这到底是怎样一个畸形的社会？！
徐文老师被砍，网民纷纷表示砍得好，医生都该砍；昨日夜班，全院抢救一个颈椎骨折送来时已无心跳呼吸的车祸病人，历时9个小时，患者死亡，家属表示要让主持抢救的医生偿命，扯烂了他已经浸满鲜血和汗水白大褂，作为他辛苦奋战9个小时的回报。终于明白，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了，医生是医不好中国人的。
今天打车回学校，出租车司机在得知我是学口腔的之后，先是大骂医院黑医生没良心，接着对徐文医生被砍事件表示砍的好，再说如果他自己得了绝症花几万块钱被医生治死了他也会砍医生的（注意：绝症和治死），最后在我下车的时候竟然跟我说“以后找你看牙你可得给我个成本价。”
医疗费用医保超标医保局要扣全科室医生的奖金，众医护无语，每天至少十分之一危重病人在床，新收患者各种尿毒症心衰癫痫脑梗胃穿孔脾破裂肝肿瘤，总不能不管病人病情一味来追求医保金额达标。但全力抢救、医治病人的下场就是患者多花了医保的钱，某某部门要回头找医生钱。日夜操劳担风险把病人从死神手里拉回来，某某部门却很生气。
如果你的朋友长时间没有和你联系，一种情况是他死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学医；如果你的女性朋友在36岁还没有结婚，一种情况是她喜欢女人，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她学医。
我，80后，医务工作者。 我们经历了高中般的大学生活，当其他专业的大学生们在上网、逛街、化妆、看电影、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整日泡在自习室里，用5年（本科）或8年（硕士）的青春和一摞摞成百上千页的书作伴，终于毕业了，有了一份工作，一份既让你们羡慕，又被你们唾弃的工作。这是一份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牲口使，还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我给你看病，你的病恢复的快，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你的病恢复的慢，你认为我是庸医，是刻意留你在医院里，好多赚点钱。给你治好了，你认为是应该的，毫不领情；一旦病治不好，医生立刻就成了杀人凶手，轻则被告上法庭，重则遭打杀报复。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过程，况且有些病的确是目前医学上解决不了的难题，你以为医生是神仙，无所不能、包治百病、药到病除、起死回生啊，对不起，我是人，不是神仙。
我给你做全面的检查，你说我是过度检查，牟取暴利，你向媒体极力控诉我的恶行；我给你省钱，尽量少做检查，当某个病没检查出来时，你又告我，说我玩忽职守，不负责任。那么，请问，你到底想让我怎样呢?
你家属急需手术，需要你签字同意，你却害怕承担手术的风险，迟迟不肯签，最后你家属死了，然后你对着媒体的镜头无比愤怒的斥责医生，然后媒体也是一脸正义的质问着为什么医生不能把病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为什么非要因为一个签字而耽误了一条生命。那么好吧，作为医生，我们换种做法，我们不管你签不签字，马上先进行手术，但是如果手术失败了呢？我知道，你肯定又会对着媒体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说我们医生没经过你的同意就擅自进行手术，把你的亲人给害死了。然后你可能还会叫了一大帮亲戚朋友甚至请专业医闹到医院拉横幅、摆花圈、砸桌子、打医生。我倒想问问你，我们医生怎么做你们才满意呢？我也想问问媒体，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在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不分是非的伪装成一个正义者！
你急需要输血，血液储备却不足，有血型相符的人说要输血给你，我们拒绝了，因为法律有规定医院不能自行采血。从外单位调用血液时耽误了病情，然后你告我们。而如果我们答应了现场抽取血液立即为你输，到时感染了肝炎、梅毒、艾滋等等，这责任你又该推给我们了。难道不是吗？
我夜班时不时在病房里溜达，你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累的打个盹你就把我的照片传到网上，接着控诉整个医疗作风是如何败坏。在外科，常常是做手术忙一整个白天，然后接着上夜班，写病历抢救病号折腾一夜，凌晨打个盹第二天又照样上班。要不你也试试这样连续几十个小时的工作，你要是不打个哈欠、闭个眼，我就去死。其实，这是很多医生工作的写照，你以为他这样加班就有很多钱拿啊，那你也来做医生好了，试试看钱会不会多的堆成山。有多少大夫这样忙碌了十多年，却连房贷都还不完。你以为媒体曝光一次红包事件，就表示所有的医生每天有收不完的红包啊。
你半夜拉铃叫护士，护士来的迟了你就骂骂咧咧，护士是你花钱买下了专门给你服务的么？一个病区几十个病人，她每个人花五分钟，一圈下来要多少时间？她一整个晚上都在病房里来回奔波，她又不是百米冠军，能你的铃一响她就立马到跟前吗？曾看到过挺着大肚子的护士被病人来回使唤着，我问你，你愿意你怀孕的妻子这样辛苦吗？但是护士没有办法，这是她的工作，她的责任，你们有感谢过她的劳动吗？我们能体谅你作为患者的心情，也请你体谅下医务工作者的辛苦好吗?
你们会认为做医生怎么怎么好，多么多么赚钱。其实医生拿的工资远远低于很多岗位，可是他们要上夜班，要面对病人的辱骂甚至殴打，他们没有国庆，没有五一，没有周末，没有寒暑假，除夕可能还在病房里啃干面包，好容易休息一天也要去病房看看，处理好了病号再走。如果你们那么恨医生，那么我们集体辞职，你们自己当医生试试，亲身体验一下究竟有多好。
你们嫌医药费贵，可是这个药费又不是医生说了算，它都是省里统一规定的啊，你们又凭什么来指责医生，说我们拿回扣？！请别再说药品成本很便宜，卖给你们那么贵，是我们医生拿了回扣；砖头也很便宜，房价却那么贵，难道是建筑工人拿了回扣？
曾有不少人质疑我们为什么要查肝炎系列，梅毒，艾滋等等，因为你们动不动就要投诉我们，向媒体控诉我们，所以我们怕了，我们不得不保护自己，所以你住院时我们必须先查这些。不然如果你住院前就已经有肝炎、梅毒或艾滋，而你自己不知道，我们也不做化验检查，那你出院后发现了这些病，到时候可就说不清楚了。你说是在我们医院被感染的，我们没有事先的化验结果，就只能被害的赔了钱又丢饭碗。
如果有下辈子，我们坚决不做医生。我们做着神圣的职业，却被你们一遍遍唾弃成魔鬼。我们做的好，你们视而不见忽略不计，我们有过失，你们就用放大镜看我们，肆意夸张大肆渲染。我们也是娘生父母养，凭什么要受这气？！我们也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要照顾，却干着辛苦的工作，拿着微薄的收入，还要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生怕一不小心就被辱骂、投诉、殴打、砍杀，正所谓“赚着卖白菜的钱，顶着卖白粉的罪” ……
借用一下曹老先生的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说从医好，谁解其中味看后有同感的请转发更多的群！
近年“杀医案”盘点
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09年底，医患冲突案例呈递增态势，其中2009年发生冲突事件达15例。而2000年至今的12年间，全国公开揭露的被患者杀害的医生多达14 人，而伤者人数更无法统计。... [ 详细 ]
医学界专业网站丁香园所做的《中国大陆恶性医患冲突10年案例简编》中，从公共媒体报道中挑选了100个案例进行分析，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09年底，医患冲突案例呈递增态势，其中2009年发生冲突事件达15例。而2000年至今的12年间，全国公开揭露的被患者杀害的医生多达14 人，而伤者人数更无法统计。
1、2012年4月13日上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医师邢志敏在门诊室遇刺
4月13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北大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大夫邢志敏正在看门诊，此时，进来一个戴着口罩的人，突然走到邢大夫面前，迅速从包里拿出刀，向她的右肩与颈部相连处猛刺。邢志敏颈内动静脉损伤，颈内静脉几乎被横断。
2、2012年3月23日下午，哈医大一院实习医生遇刺身亡，另有三名医生受伤
当天16时30分左右，一名男子突然闯入风湿免疫科医生办公室，抡起手中的刀，疯狂砍向正在埋头工作的医务人员和实习学生，大家躲避不及，实习学生王浩颈部鲜血喷涌，最终不治。
3、2012年2月14日上午，河北柏乡县人民医院耳鼻喉主任常孟枝被砍身亡，另有两名医生和一位患者受伤
事发时常孟枝正在看病，一名男子持刀砍向她，另其手臂被砍断，头颈部多处被砍中，在屋内看病的患者也被砍倒。
4、2011年11月3日中午，广东潮州男科医院负责人宋某被砍身亡
当天中午12时左右，外来务工人员黄某持刀在男科医院当场砍伤医院负责人宋某致其当场死亡，另外，医生邹某和工作人员柯某受伤。
5、2011年9月15日下午，北京同仁堂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海归博士徐文被砍伤
9月15日15时许，北京书画家王宝洺携带菜刀至北京同仁医院门诊楼四层耳鼻喉科，持刀连续砍击徐文头部、四肢等部位，并在徐文倒地之后，仍持刀继续追砍，共计砍击徐文头部6刀、四肢部10刀。徐文肌腱断裂，颅骨、尺骨、胫骨骨折。
6、2011年8月16日下午，广东东莞长安医院两名医生被砍，一死一伤
当天下午3时许，一名男病人持不锈钢菜刀冲进东莞长安镇长安医院肝病科，趁医生写病历砍向两名医生头部。
7、2011年7月24日上午，陕西安康市中心医院，一名姓谢的医生被砍27刀
事发时，谢医生正在病房内给病人换药，行凶者持刀进去后直接就砍，据诊断，谢医生一共被砍27刀，其中头部17刀，颈部、背部也有多处刀伤。
8、2011年1月31日上午，上海新华医院10名医护人员被刺伤
当天上午10：30，患者刘永华家属约20人，直接冲入新华医院院心胸外科病区，攻击办公室的心胸外科副主任，连续2刀捅向该医生的左前胸，致其当场重伤倒地，在制止犯罪行为中，有10名医护人员先后受伤，其中6位医生伤情严重住院治疗，伤情最重者左前胸伤口深达4厘米，离心脏仅1.5厘米，造成血气胸，险些致命。
9、2010年11月19日上午，南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续广军被捅身亡
当天上午八点半，正在为病人看病的续广军在医生办公室内被申姓持刀男子刺伤，最终因利器刺戳背部导致心肺破裂，引起失血性休克继发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
10、2010年6月11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肿瘤中心一名副主任医生被杀
次日，一名女护士被连捅数刀严重受伤。
11、2009年6月，六起医闹事件血溅白衣，医生遭遇“黑色六月”
6月1日，河南省武陟县一产妇在县妇幼保健院正常生产时，因产中发生羊水栓塞，不幸身亡。6月2日一早，亡者家属纠集了五六十人围攻保健院达数小时。几个大汉驾着院长强行让其披麻戴孝，在亡者灵前磕头哭丧，并实施暴力毒打，最后院长被打得倒地不起，蜷缩在水泥地上。
6月8日，浙江临海市白水洋国土分局局长之女金怡彤，在杭州市第一医院门诊公共场所自行坠楼。虽经全力抢救，但终因患者伤势过重，未能挽回生命。
6月9日下午，其父金某率一百余人赶到医院，堵在科室门口围攻打砸，造成医院6人受伤。
6月11日，武汉江夏区疾控中心一名护士上班时，被一名男子在接种室内持刀割喉而死。
6月16日，北大第一医院某医生因拒绝为病人开虚假证明，被病人家属连刺五刀，身陷血泊。
6月21日，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一位“肾积水并尿毒症”的重症患者因呼吸功能衰竭、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21日凌晨3时，家属拒绝迁移死者尸体，将泌尿外科全科室封闭，泌尿外科的值班医生、手术医生和所有在院病人，都被关在病房，爆发严重医闹冲突。
6月26日，一名7岁男孩在医院不治身亡，其父母怀疑是医院治疗不力，纠集近百人围堵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媒体：火上浇油？
医患关系恶化 媒体有无责任？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医生李和也认为，有些媒体不专业乱报道，“如重庆有媒体曾报道六旬老人做骨科手术要查梅毒，这本来是正常的，但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进行报道”。... [ 详细 ]
2009年11月3日，南京一名婴儿徐宝宝因高烧、眼眶部肿胀等症状被父母送至南京市儿童医院住院治疗。深夜，徐宝宝病情恶化后，其母亲多次向值班医生反映病情，但由于医生忙于打游戏等原因，未及时作出治疗，婴儿随后夭折。
徐宝宝事件最终以玩游戏当事医生被开除，医院院长书记分别受处分而告终。这起事件，确实表明某些医务人员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酿成恶果，导致患者家属以及社会公众对部分医务人员丧失信心。
徐宝宝事件的处理，源于网络舆论和媒体的报道。此前，卫生部门对此事进行通报时，否认存在值班医生玩游戏的行为，也否认徐宝宝的母亲跪求治疗而不治的行为，但在媒体的介入下，该事件迅速公开化、公共化，在这种舆论压力下最终真相大白。
然而，近年来，媒体对于医患冲突的报道，却引发了更多的矛盾心态。在5月8日清华大学“医路何方”的讲座中，王晨光教授认为，社会舆论把对医生的负面评价夸大了。
他说，实际上，北京几家大医院到法院诉讼的医疗纠纷已经从过去的每年三十几起降到了现在的每年十几起，“但舆论对医生总有负面印象”。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医生李和也认为，有些媒体不专业乱报道，“如重庆有媒体曾报道六旬老人做骨科手术要查梅毒，这本来是正常的，但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进行报道”。
媒体人朱煦也在清华大学“医路何方”的讲座上认为，作为媒体，集中和部分客观地去传播医患关系极端案件会导致恶的效应，如“8毛钱治10万元病”，事实上是放大了医患冲突。媒体津津乐道这类事件，不断渲染和放大传播，不仅没有回答更深层次问题，还会加重公众对医生的不信任。
广州军区联勤部原研究员阎惠中也谈到部分媒体很难避免一个问题，就是为了传播的效果，容易夸大事实。有些媒体在报道恶性事件的时候，过于关注杀人者如何凶残，偏向于渲染事实，而忽视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缺乏思考。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朱煦所称的“八毛门”事件。2011年9月5日，深圳新闻网刊登了题目为《医院要动十几万元的手术，最终8毛钱治愈》的文章，称牙医陈刚出生6天的儿子肚子有点鼓，被深圳市儿童医院诊断为先天性巨肠症，建议做手术，手术费用可能超过10万元。但陈刚觉得蹊跷，拒绝了手术，带幼儿到广州市儿童医院就诊，结果仅花了8毛钱就治好了孩子的病。此事被陈刚怀疑是深圳市儿童医院医生为收入而给病人过度检查，甚至建议做费用昂贵的手术。
此事件被广泛报道后，成了抨击医方最强有力的资料之一。然而，就在舆论纷纷谴责医院时，该婴儿却突然病情恶化，不得不再度入院，医院诊断的确是患有先天性巨结肠，最终在武汉同济医院的治疗费用是两万余元。为此，陈刚通过媒体发出公开道歉信，表达了对深圳儿童医院的深深歉意。
“八毛门”事件也引发了媒体的反思，有传媒研究者撰写论文认为，记者缺乏专业水准和独立判断能力，由于受到对医方刻板印象的影响，没有了解相关医学知识和深入调查、广泛求证及先入为主地作出判断，进行报道，使得受众被误导。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对医方的不信任情绪，强化了社会对医方的负面刻板印象。
广州某三甲医院医生王云说，确实，很多记者毕竟在这个方面不专业，“写出来的东西似乎充满正义，但我们看上去就觉得好笑。”
李和谈到，媒体也要做些工作，告诉大家对生命和死亡应有正确的态度，医生能做的事情有时候很有限。他认为媒体不能纵容医闹的风气。
不过，在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医疗律师刘晔看来，出了医疗问题，当然不能回避媒体，因为这样矛盾只会越积越多。“但媒体也要提高专业素养，尊重事实，立场公正，不懂的问题要请教相关专业人员。长期报道医疗纠纷的媒体，我认为要配备两类人员，医生顾问和法律顾问”。
阎惠中也认同非医学专门媒体在报道类似事件时要多向医疗系统专家请教。“医患纠纷的报道不同于一般事件，记者应更加专业，不偏不倚，审慎地报道医患纠纷，避免误导受众，激化矛盾。” （文中王云和李和应要求为化名）
政府：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和谐医患：重建比严打重要
事实也表明，绝大多数的病人和医生之间，还是能够相互理解并和谐相处的。但即使99%满意，余下1%的不满与缺憾也是致命的。况且，当下，层出不穷的医患纠纷与矛盾，使满意度数字还远没有99%这么高，因此，各种想象不到的危险还大量存在，并威胁着医生和患者的安全。... [ 详细 ]
5月1日，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明确表示，公安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维护医疗机构治安秩序工作，依法严厉打击侵害医务人员、患者人身安全和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
包括在医疗机构焚烧纸钱、摆设灵堂、摆放花圈、违规停尸、聚众滋事以及侮辱、威胁、恐吓、故意伤害医务人员或者非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的行为，将受到严厉打击。
就像涉及医患关系的所有新闻那样，两部委的通告甫一发出，立即引来两种完全对立的反响。支持者认为，国家有关部委终于对医闹之类严重打扰医院秩序和威胁医生安全的行为有了鲜明的态度，这对加强医院的安保，保护其他患者的就诊环境和维护医生的人身安全和职业尊严，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样的通告，虽然有点晚了，但终于还是来了，它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反对方则认为，两部委的规定，多半都是针对百姓，以后医院将更加自说自话，没人敢去理论了，不然直接按滋事处理，这对处于弱势的患者一方是不公平的。在网上，持这一派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本次通告出台的背景，是针对全国各地接连发生医生被袭击的恶性事件，虽然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意味，但其中明确提出的“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理由、手段扰乱医疗机构的正常诊疗秩序”，可以说迄今为止最明确也最具操作性地表明了对“非正规渠道和正规手段投诉”的态度。而这一条，也是许多人担心的。因为在当下的投诉和权利维护的制度设计中，患者的自我保护能力和出现事故之后的反制措施，实在太弱太弱。而一直被诟病“儿子出事爸爸鉴定”的医疗事故鉴定机制，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某些医生缺少医德的行为，也确实还没有达到禁绝的地步。这也是人们疑虑和担心两部委的规定是只针对患者不针对医生和医院的原因。在他们看来，很多时候，出现医闹和纠纷的是果，而某些医院或医生的不妥当做法是因。
其实，医生和患者，在与疾病斗争的战壕中，本是同一个阵线的战友。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二者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甚至出现同室操戈的悲剧场面。这种局面的形成，非一朝一夕，而解决它，也更是个繁杂而浩大的工程。这既需要国家从政策层面解决人们因医疗供应不足而引发的种种焦虑，并将医生和患者由利益对立方重新变回战友；也需要医生提高医德和医术，以安慰和缓解病人的成见和不信任感；更需要患者体谅医生的辛劳与医学的种种不确定性，并充分理解和信任对方。只有做到这几条，才能使医患的关系回到和谐的状态。以医生为敌的社会，与以患者为囊中物的社会，同样都是病态的。
事实也表明，绝大多数的病人和医生之间，还是能够相互理解并和谐相处的。但即使99%满意，余下1%的不满与缺憾也是致命的。况且，当下，层出不穷的医患纠纷与矛盾，使满意度数字还远没有99%这么高，因此，各种想象不到的危险还大量存在，并威胁着医生和患者的安全。因此，用严厉的手段去应对可能发生的一些意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那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而真正的和谐，不是“严打”出来的，而是由内而外生发出的。因此，在加强管制的同时，还应该健全并畅通患者们表达意见的渠道和解决问题的手段，让矛盾有个正常的宣泄口和减压阀，重建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建立长期和谐的医患关系。
思考：“血色”医患终须合力解决
医患不是个别问题，是系统的社会问题
一种社会改革，如果能使社会财富生产大大增加，分配公平公正，社会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和谐，那么这是一个成功的改革。如果目光仅仅针对着某一方面，其余的各种关系却停止不前甚至倒退，那么很难说改革是成功的。... [ 详细 ]
今天又有一个医生被杀了，但是这是否是今天全国唯一的一起医务人员被伤事件，我很怀疑；事情大了，有人关注，如果事情不大呢？改理你死活啊？短短二月之内，连续三起恶性伤人事件，更为悲凉的，是其中网名的跟帖评论，对于伤害医生的行为依然是一片的叫好之声。作为医生，我们从事的究竟一个有什么罪恶的职业啊！？
当今中国的医患矛盾，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问题，也许在全世界甚至是全人类的历史上从没有遭遇过的。而再轻描淡写的将其定性为“个别问题”，我们只能认为是某些人的无能和有意的谎言了。解决矛盾，必须首先要暴露矛盾，分析矛盾；而一味的回避，只会使矛盾加重加剧，谁能预测，下一个受伤害的又是谁？
从近来我们知道的恶性伤医事件和我们日常诊疗活动中的不为人知的医护人员受伤害事情，以及我们自己从日常生活中老百姓的口头评价来看，医患对立的局面，已经远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矛盾了，其对立的剧烈程度几乎成了敌对双方，几乎已经成为“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关系了。“医生收红包，医生收回扣，医生是坏人”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乃至于市井贩夫走卒，都已经认同；而一个社会成形观念的扭转，没有5年10年是不可能完成的，更何况还不一定会有正确的解决方法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日的局面？答案似乎已经寻找了很久了，就是人们目前所认为的“看病难，看病贵，医德低下，医生灰色收入"问题。这看起来似乎已经是一种进步了，至少比原先单单揪住“医德”不放要进步得多了。于是，解决方案也就出来了：新农合、基层医改等措施相继出台。问题似乎就要解决了。然而，基层平民看病似乎更难。
在我看来，目前对于看病难看病贵的分析似乎仍偏于肤浅，因为对于目前问题的分析，从来没有触及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的畸形道德观与人性本能的产生的矛盾（没有将从医者看成是一个群有着自身合法利益的普通个体，而一味的要求医者无私奉献），没有触及人类个体的本能行为习惯（从没有将人看成是一个能动的有利已行为的个体），更没有将其看成是一个历史和社会的大系统里的一个子系统。那么新出的政策，其不利的后果仍将由占人口少数的医护人员承担，而新出的医改方案，如果没有相应的调整与补充，而最终的结果将使看病更难，更可怕的是，将使无人从医，从而使看病更难，甚至摧毁整个医疗系统，那么10年之后，谁来给我们的儿女们看病？
关于目前看病难与贵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国家近年投入减少是根源，并于近年的确加大了医疗的投入，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可缓解看病贵的问题。但是光光这样投入，是否就意味着所有问题的解决？投入的增加，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但是很显然，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医患关系与看病难的问题。
首先，他无法改变目前社会对于医护人员的负面认识。目前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行为受到心理的支配，而社会团体行为则由社会团体心理的支配，社会团体的心理则由社会上的各种信息刺激作用于团体的本能及团体文化而形成。在当前的中国文化与观念之内，医生护士作为“白衣天使”是天经地仪的，人们往往则重于其职业特点而忽视了其白大卦之下的普通人的本质。不幸的是，与其他职业类似，大多数的医疗从业者也都有不同层次的需求，这其他包括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对自我生存环境的追求。同样的，医疗从业者有着人类相同的情绪反应，包括负面的情绪；当压力过大或者受到刺激时，同样会愤怒，同样会伤心，同样会情绪低落并进而影响工作。而在中国文化之中，从来就鲜有“个人权利”这样的认识。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与医疗行业社会现实的反差如果无法得以消除，那么，“医德败坏”观念就不会消除。而媒体的记者，作为非白大卦人员，他们并不会理解医疗从业者所面临的因境，相反的，作为非白大卦群体，他们同样会对医疗从业人员的作为人类的基本行为（如急燥、愤怒等负面情绪）而产生愤怒，并常常作出过分解读且广而告之(事实上，由于其本身是潜在的患者群体，因此其利益本来就是与医生相对的，在医患关系的社会谈判中，他们并没有资格来作“仲裁者”的角色，遗憾的，很多记者都越位了)。这种愤怒，则由目前医疗行业所存在广泛存在腐败行为而得以加强，并由媒体的不专业解读而放大。实际上，这种对于个人权利的忽视的文化存在于中国目前所有的行业之中，也正因为如此，“师德败坏，官德败坏”的观点会大行其道，却从未考虑于每个职业个体都有其善良的一面。这种文化观念的盛行，最后将使每一个职业的人在其职位上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护，最终必然会使这个社会之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活得很累。
其次，并不能减少医疗行业的腐败行为。目前医疗行业广泛存在着“回扣、红包”现象是不争的事实，否认其存在，无异于掩耳盗铃的行为。医疗腐败的产生，有着其特殊性，也有与其他行业的腐败行为相似的地方。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1、医护人员的合法收入过低，与其付出不成正比。这一点，社会大众几乎是不会承认的，但是作为医疗从业，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明显存在的事实，当然，对于这个行业少数的掌握着资源分配的人群而言，这一点并不存在，但对于广大战斗于临床一线的人员而言，想要以合法的收入在某一个地方安家落户，并过上体面的生活，似乎是一个童话故事。2、整个行业缺乏监督，法律没有尊严，监管不力，是中国目前所有行业的通病；中国几乎目前所有的问题，包括“毒胶囊，结石奶粉”，乃至于电视上虚假医疗广告等，其原因实际上只有一个：监管不力，做坏事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其收益；医疗行业中的某些药物的虚高问题，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或者是物价和药监部分的失职，或者是官商勾结而失于监督。而红包回扣满天飞，这其实也是一个主要原因。3、整个行业事实上的垄断，而垄断则必然产生腐败；目前中国的医疗结构，与经济改革前几乎没改变，基本上仍以行政区域的划分来建设少数的一家或者数家医疗机构，不管你医疗水平高低，不管当地人是否愿意，选择范围者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而行业上的垄断则必然产生价格上的垄断，根本不可能会出现优胜劣汰的结果，从而使高药价成为一种必然。4、近年来整个社会道德雪崩式的坠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官员贪腐已经为人所共知，但是如果大家知道作为一个木匠或者油漆匠都可以从木材经销商及油漆经销商那里拿回扣的话，是否会意识到腐败已经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全民式的群体堕落，群体作恶;无怪乎三方面原因：一、人类的自利本能；二、监管缺位，作恶成本过低；三即心理学上的群体作恶的心理分担。
再次，目前的医疗方案，投入多，并不意味着服务总量的增大。相反 ，以目前的执行方案来看，其诊疗服务总量反倒明显下降。这是目前医改最大的问题。作为一个服务业，医疗行业也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问题，如果医改机制能扩大医疗的服务总量而减少无效需求量，那么可能会成功，而如果是减少其服务总量，而使其无效需求量增加，那么必然失败。而医改实际上并非是近10年的事情，有记忆的人其实应该知道，医改已经30了。只不过第一次改革开放后的医改为为人所不知而已，那就是对赤脚医生制度的废弃（或者说事实上的废弃），其次是对于乡镇卫生院的忽视，这种改革，导致了基层医疗行业的人员流失，从而使基层服务量明显缩小，质量明显下降。而目前新医改所采取的具体措施，这似乎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一方面，对于原存的村级诊所和卫生室进行了撤并，另一方面过于强调基层医疗的公共预防功能，忽视诊疗功能的建设。而目前所谓的绩效改革，似乎一夜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基层卫生院医护人员积极性大受打击，加上恶劣的医患关系和极高的医疗风险，基层医院的诊疗功能明显萎缩，病人患病均输送至县城或者市区。从而患者诊疗外费用则明显增加，而人民医院及市区医院则更加拥挤，看病更难。其结果则是：一方面，基层医疗单位的医护人员医技水平更加低下，病人更不愿意去看病；另一方面，县城及更高级的医院诊疗负担更重，使本来就高负荷的医护人员更加疲劳不堪（我目前所在的医院，消化科的专家门诊一人一天是80－100个，而普通门诊有时一人一天要看120个），在这种工作环境下，病人想要得到良好和细致的诊疗，几乎就是天方夜谭。而以上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医患关系的更加紧张。更可怕的后果则是，在这种高强度、高负荷、高风险的工作环境下，如果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和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的话，必然会使从业人员的流失和减少，从而使总服务量更少，而看病难则更加突出。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如果不加以纠正，医改必败。
因此，目前医疗体系困境的形成，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因所致的。解决方案，显然也不可能由一种方法得已根治。而解决矛盾的最重要的目的，则是必须建立一种良性的循环机制，使其具有自身调节的能力；而并非仅仅是仅仅根本公众的诉求，解决表面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人类社会的活动，其实是一个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活动；而促进人类社会生产财富的动力，在于的人利已本能；也可以说，人类的利已本能是促进人类进化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调节的根本动力；然而，另一方面，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利已本能则是产生财富分配差距的动力，也是产生社会不公的动力，产生腐败的动力。人类的利已本能属性，如同原子核能一样，既可作为原子能量，造福于人类，亦可作为原子核弹，毁灭人类，问题的解决在于人类是如何控制，或者说，如何利用利己的本能产生利他行为，并使社会系统得以健康有效的运行，而不是盲目的对于利己本能的遏制。而利他行为，作为人类的本能活动的另一面，作为的伟大美德，并非人类的根本活动动力，只不过是作为对于利己本能过度利己的对抗，其并非是每一时都在起着作用的，如果将利他行为作为设计某些制度的动力，其后果必然是低效率。而我们目前的医疗体系的设计，似乎又走回了原先计划体制的老路，必然产生低效率结果。但是如何既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更多更好的生产出服务总量，又能提供相对廉价的优质的服务品质？我认为答案是在确保医护人员的体利益基础上，引进充分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仅是公立医院之间的竞争，同时也必须包括私立医院）和监管，（这里有个前提，竞争与监管必须公正和透明和清廉）。
因此，解决当前医疗体系的困境，解决当前紧张敌对的医患关系，必须多管齐下。
首先，必须让普通民众明白当前医疗体系的问题真正所在，必非是单纯的“医德问题”。医德是这个体系里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同时存在着其他问题，如文化观念问题（如，医生的价值不如一个理发的价值；医生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有自身的合理需求，医生只是掌握某项技能的特殊人群，其他行为与普通人无异），制度问题、还有尤其是目前的医疗水平问题等。而民众观念的转变，并非是小众化的媒体所能承担的，希望卫生部能与央视等媒体合作，多举办或者定期举办一些医患关系的节目，最好是医患互动的节目，双方上台辩论，而并非是所谓的教育类节目，公众有着自己的判断能力。有辩论，就会有结果。这是解决当前医患关系最紧要的或者也是起效最快的措施，让民众对于当前医疗困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对此产生理解，对于看病难和看病贵并不对产生直接的的作用，但相信民众会对医护人员目前的困境有所理解。
其次，提供多样化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险及社会救助体系，使不同的层次的国民都能有适当的医疗保障和救助。目前政府已经实行了农保政策，这是目前医改最成功的措施之一，也是最为政府所称道的，但这种措施并没有考虑到社会上一些最需要的救助群体，如社会流浪者或者无名氏。这方面，作为一个医生，我了解并不多，但是从日常诊疗是来看，我们的保障制度是有漏洞的。
其三、大力增加有效医疗服务的供给，并引入积极的竞争机制。如同人体的血液循环，如果心脏动力不足或者外周阻力增加，光光提供血液是不足以解决体的供血的。医疗改革对于资金的投入，有时并不一定产生有效的服务供给。从目前实行的医改效果看，这是目前医改最大的硬伤。基层卫生院由于目前的医疗风险和收益的对比，医疗服务已经大大萎缩，病人基本上都往人民医院及上级医院转诊，普通民众看病反倒更难更加不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小河和小湖泊都堵住了，那会是什么局面？毫无疑问，大河大湖暴涨，压力骤增）。因此，必需改目前基层医改作法。相反，应该积极开放多点执业，让有资质有水平的医生去人口集中的地方自由的开业（应该允许医院里的医生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去其他地方执业），并根据相应政策纳入保险报销，增大基层医疗服务的供给量。其次，必须改变一想到“民营资金办医”便是“卖医院”的想法，应该尽可能的少卖甚至不卖医院（卖医院政策并不能增加医疗服务总量，反倒会使民众对医疗市场化产生反感），而应鼓励民营资金自办医院，同时给予和公立医院平等的政策，尽可能的增加病床服务总量，并引入竞争机制（要鼓励民资进入医疗领域，就必须同意他们营利，同时应予民营医院及其之内的医生与公立医院有平等的政策；人为的限制资本营利是非常荒谬的。如果说医疗事关人民健康不能让资本营利，那么有社会上关乎人的吃穿住行的行业，哪一个不重要？如果限制民资进入医疗市场，而政府又投入不足的话，那么服务量又从哪里来？）。再次，必须引进县域之间医院的竞争体制，打破目前按行政区域划分的建设制度。
其四、保障医护人员的权益。这方面，讲有很多人在讲，但是几乎没有人在做。社会上一讲起医患关系过于强调医方的强势地位。却忽视一个事实，既在诊疗活动中，医方处于强势地位，而社会医患的社会关系中，医方却处于一种绝对的弱势地位。因此在诊疗活动中，医方不得不以多检查等各种方法来保护自己，动用自己的强项来保护自己的弱项，这种趋势在“举证责任倒置”这个举世无双的“创举”之后达到了顶峰。这个法规的出台，实际上是出于对整个医疗行业的制度性不信任的体现，不幸的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人都因此偿到了苦头（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因此，如果有诊疗活动中，医方如果都是依照诊疗规范进行而仍然出现了某些不可预料后果，这种后果不应由医护人员负担，而应由保险公司或者民政部门负担。同时，对于有医疗纠纷的案件中，庆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对于某些媒体有意或者无意的扭曲事实的报导，应该积极支持当事医生或者医疗部门诉讼，否则，事情只会越来越糟。这里特别提一下年青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的利益问题，与其他的职业相比，年青医师在校学习时间要比其他行来长，而其未来的职业前景和其他职业相比却相当的黯淡，因此本来就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了，目前实行的规范化培训则是让他们雪上加霜，即从医前几年，如果医院不给予相应的补助，温饱都成了问题，很难想象他们一边给人看病一边却不得不缩衣节食的样子，必然会导致人才的流失。
其五、打击医疗腐败，清洁医疗环境。在整个社会尽墨的环境下，如果希望某一个人因为有着与他们不同的品德而能保持洁身自爱尚有可能，而希望某个行业内所有的人保持着莲花般的品德，显然只是一种妄想，因为就不管是从生物学上来讲还是从社会学上来讲，每一人都是差不多的（哪怕你是上了太空的人），即每个人在其不同的职业外衣下，有着类似的内心和行为。因此，在当前的体制之下，作为资源稀缺、公立、垄断并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一种奇怪的机构，想要完全清除腐败，在我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任务。我所希望的是，希望每一个医疗体系之内的或者之外的，都能共同，都能够在承认医护人员的合理收入的同时，共同打击腐败，但是如果将这个方向指向某个具体的一线医生时，显然是指错了方向。如果说服务总量不足和分配不均所致的看病难和药价偏高的看病贵是恶劣的医患关系的土壤，那么医疗腐败则是种子。然而可悲的是，我们看不到能解决医疗腐败的方法，甚至影子也没有，而目前所采用的所谓“医德教育”以及针对“回扣红包”的措施，都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措施；而对于产生腐败的真正原因：垄断、服务资源不足、官商不分及监管不力却鲜有应对策略。
题后话：人类的基本社会活动，就是一个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活动。不管是暴力的革命，还是激情的改革、还是默默的改良，实际上都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一种社会改革，如果能使社会财富生产大大增加，分配公平公正，社会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和谐，那么这是一个成功的改革。如果目光仅仅针对着某一方面，其余的各种关系却停止不前甚至倒退，那么很难说改革是成功的。
悬壶济世的医者与渴望健康的大众本是“鱼水”相生对抗病魔，但在如今剑拔弩张血色角力中没有一方是胜者，医患矛盾不是个别纠纷、冲突问题，而是转型期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我们渴望和谐的医患关系，医方、媒体、政府各司其职，患者平心理性对待病况，而这需要社会每一分子的共同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