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黑镜头包围城市 作者：张新民
数据
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4%。而200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人口为13亿，农村人口8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4%。
<b> ——中新社消息《中国农村人口比重十年降一成》（2002-09-25）</b>
1998年中国乡村劳动力为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当年稳定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0%（约9500万人）。
<b>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b>
1999年跨省流动就业农村劳动力的大省（直辖市）有：四川323万，安徽302万，湖南274万，江西229万，河南215万，重庆177万，广西171万，湖北146万，贵州138万......
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在广东省就业的占总数的％，在浙江省就业的占％，在上海市就业的占％，在北京市就业的占％，在福建省就业的占％，在江苏省就业的占％。
进入这6个省市就业的农民工占跨省流动的农民工的总数的7％。在这些农民工输出大省中，各省跨省流动农民工就业去向的主要特征是：
四川省44％和重庆市48％的跨省流动农民工流向广东，流向福建的比例分别为％和％；
江西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中的59％流向广东，％流向浙江，％流向福建；
安徽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中的％流向江苏，％流向浙江，％流向上海，％流向广东。
湖南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中的％流向广东；
河南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主要流向广东（占％）、北京（占1％）；
贵州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主要流向广东（占％）；
广西的跨省流动农民工的97％流向广东。
进入广东省就业的外省农民工主要来自湖南（占，）、四川和重庆(占)、江西（占1%）、广西（占）、湖北（占％）和贵州（占）。这些省市的农民工占在广东就业的外来农民工的8％。
<b> ——中国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劳动力就业及劳动状况（1999）》</b>
数据里的“稳定转移”，指外出打工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在20世纪最后10年，从数千万迅速上升到1亿左右，其中20%是跨省流动，约2000万左右。这2000万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中有将近一半（统计数字显示为%）涌入广东，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以及沿海的汕头、惠州等大、中城市。
广州火车站，常年人头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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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坳上的中国”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008.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出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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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公车，一种木头做的手推独轮车。车架像大写的A，车轱辘穿在A中间那条横杠上，推车人握住A的两脚，肩膀上担着挂在A脚上的一条肩绳保持平衡，手腿腰肩协调用力，屁股扭得溜圆。车可载物，也载人，据说这就是木牛流马，发明者是诸葛亮。这种原始的车，50年代在四川还很流行，乡镇或者县城街中央的石条路面，可以看见很深的一条沟，那就是鸡公车的车辙。孝泉，川西坝子一个古老的集镇。童谣里说的是，汉子用这种古老的交通工具推着他婆娘（妻子）去赶集。很浪漫的画面。
我第一次出“远门”就坐的是这种车。祖母想带我回她娘家看看。祖母的娘家在50华里外的松林乡，那时候当然没有任何车可坐，只有鸡公车。车轱辘的木拱架上垫两捆谷草就是座位了，小孩靠前，老人靠后。松林是个山乡，进山以后羊肠小道那个颠呀，现在想想也只有鸡公车才可能胜任。坐在车头，看着绵延不断的山丘和坑坑洼洼的小路，我不住地问还有多远还有多远？问得推车汉子都“毛”了，说：“已经走了大半天，快了！”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007.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格局 上层住人，下层住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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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在广东连县苗族聚居的山区，我又看到了那样崎岖的羊肠小道。不过这里羊肠小道的那个崎岖，即便是鸡公车，也无能为力。远处奇峰拔起，山野间乱石峥嵘，牛和人把石头踩得铮亮，就成了路。哞——，拐弯处传来牛叫声，孩子们光着脚，妇女们背着柴火，走在山道上，消失在半山腰的村寨中。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010.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原始的劳作方式在这里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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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一次在苗寨，进出任何一户人家都不用敲门，不用敲门是因为根本就没关门，哪怕家里无人。不闭户，可能被外人说成是民风淳朴，而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屋里实在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可让小偷眼红而伸手。除了睡觉的床和装粮食的木柜子，可以说是家徒四壁。
这里也是广东。
儿时的松林乡和这里的苗乡，时隔三十多年，相距数千公里，却都把一条同样难走的小路留给了我的记忆。粤北的，我拍成了照片；四川的，我只能记住相关的童谣。
穷乡与僻壤是一对双胞胎，不发达，总是和路不好走联在一起。
过后我老是想起有一本曾经很走红的书，书名叫《山坳上的中国》，想找来看看，可是一直没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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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没人敢流动的年代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A001.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left><font size=2> 街道快被挤爆了，人头密密麻麻的望不到尽头。这场非###的集结让城市感受到了农民进城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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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得不，谢祥娃又遭逮回来了！”田边地头都在传，“狗日的捆起吊了半夜都还嘴硬。”
谢祥娃是生产队最壮的全劳力，担挑子、栽秧子、打谷子、拉车子，没有任何人敢跟他做对手。二十七八了还叫他娃，一是他还没有娶婆娘，二是没谁拿他当个人，因为他爹妈都是被管制着的四类份子（地主份子、富农份子、反革命分子、坏份子），他家过去是柏隆镇上有名的大地主。柏隆乡平川沃野，又守着官渠堰（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留下来的都江堰灌溉网络，人称官渠，后来改称人民渠）水头，水稻亩产好的可以超过千斤，是我们县有名的粮仓。但是在我插队的1970年，每10个工分才值5角7分钱，一个全劳力在农忙季节满满干1天能挣10分，平时只能挣8分。平均下来，像谢祥娃这样的壮劳力，一天挣不了5角钱。生产队人多地少，人均不到7分水田，日子过得都很穷。但是在人民公社时代，社员都非常本分，农闲时节也没有人敢跑到外面去打零工。惟独这个谢祥娃，跑了三次，每次都被大队民兵给抓了回来，抓回来当然要捆要打，但是打了没过多久还跑。我想，之所以能把他逮回来，是因为他跑得并不远，一般就跑到邻县。这次跑得最远，跑到了绵阳的一个乡镇，帮一户人家修房子，正在夯土墙的时候被这边去的人逮住了。我想，假如他跑得远一点，比如跑到广东，这边的人就没法抓到他了。不过也很难说，一是他根本没有坐车的钱，也没那个胆量；二是，广东作为反帝反特前线，警惕性更高，万一在前线被逮着了，他娃会栽得更惨。那个时期凡是判刑都要贴布告，很大张的纸上印着很大的字，上面细说犯人的犯罪情节、犯罪性质和宣判结果，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在县城看到一张布告，有两个中技校的学生，19岁，跑到了广东宝安县的深圳火车站被抓获，罪名是想偷渡。叛国罪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服刑7年。
那是一个不能流动的社会。一个没人敢流动的年代。
插队头一年住在贫协主任家，房东姓佘，他有个侄子叫佘闷娃，佘闷娃没事的时候愿意和我摆龙门阵。我四仰八叉躺在篾席子上，透过小土窗看星星，窗外蛙声响成一片。他说：“日他妈卖×，这样活着也算是一辈子？想跳农门的娃儿哪儿止他谢祥娃一个，他娃娃只不过破罐子破摔罢了。走正道，只有参军一条路。但是刘木匠的儿子去了三年，莫球名堂，还不是复员回来。招工？考学校？别说我们了，连你们知青都没门！男的看来是没有希望了，女的还有一点希望，那就是嫁人，嫁得远远的，嫁个好地方，最好是能嫁给城里人。”
若干年后，我回生产队看望父老乡亲，村里果然有两个姑娘远嫁了，嫁去了河南。夫家虽然在农村，但男人在修焦（作）枝（城）铁路，好歹也算家属了。
闷娃悄悄跟我说，别老在人前提这个事，嫁啥呀嫁，那是人贩子贩过去的，但是人家自己愿意。
“不去打工，怎么维持家庭？”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020.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旧祠堂改造的乡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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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农民，董世宏肯定很难体会谢祥娃佘闷娃们的一肚子苦闷。1998年我在江西省的流坑村见到他的时候，他才24岁。也就是说，谢祥娃贼胆大往外跑结果遭抓的那几年，他还没有出生。读高中的时候是1993年，那正是邓小平南巡后，农民外出打工掀起大潮的时期。董世宏坐不住了，觉得这书再读下去也读不到哪儿去，就辍学出去了，“那年我才19岁”。
董世宏兄弟姐妹7个，3个姐姐出嫁了，一个弟弟两个哥哥都在深圳打工，父亲曾经在乡公所做事，平时只有母亲在家。新建不久的房子很宽敞，地上铺着砂砖，在闭塞、贫困的流坑村，看得出来，已经是殷实人家。董世宏穿件西装上衣，一身很洁净，让我进到堂屋坐。他说，以前家里9口人吃饭，才五六亩田，拼死拼活去种，一年的稻谷也卖不了多少钱，只能维持生存。“你不出去打工，怎么维持一个家庭的开销？”
堂屋砂砖上蹲着个小女孩，我问：“是你的孩子？”
“不是，这是我妈帮别人带的。我的小孩才20多天。” 董世宏进去里屋，把他的小儿子抱出来让我看，“老婆坐月子，我才请假回来照顾。再有10天，小孩满一个月。一满月我就赶回广州去。”
姐姐出嫁以后，董世宏家还剩3亩田，兄弟几个出去以后，租给别人种一半，自己老爹种一半。董世宏很干脆地说，村里的年轻人都不想种田，他自己也不想种。如果不出去打工，呆在家里没有钱挣。“那种天一亮你就知道会有什么等着你去干，饭一吃就可以去干，干了就有钱进来，在我们流坑没有这样的事。”
5年打工生涯，董世宏已经习惯了城市里按部就班的劳作。他说他老婆以前也跟他一起在外面打工，两个人一年除掉自己开销，年底差不多能带5000元回家。
流坑村4700多人，到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打工的村民每年都在1000人以上。外出打工已经是这个古老的、纯农业的村庄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我去过流坑村很多次，确实很难看到有年轻人在田里耕作。我说：“你们年年出去打工，恐怕已经很难回到田里去了，留下老人在家种田，到他们都种不动的时候，田里还有人吗？”
董世宏说：“出去打工肯定不是一辈子的事。尽管你现在不愿意种田，但是你也有打不了工的那一天，到时候你还得种。就像现在，村里种田的大部分是年龄大的，没什么文化的，或者家里有负担走不开的。种田尽管不划算，但是没有风险啊，你种几亩田，大米还是有得吃嘛，不会没有人种田的。”
傍着牛腿才得以进入特区
二十多年前我就到过广东。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003.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东门老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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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76年的秋天，从四川到韶关出差，本来一条铁路就从衡阳下来了，可是人年轻，逮着机会就想游山玩水。坐火车坐到桂林不坐了，改乘船，顺漓江而下到梧州，再顺水坐船到广州，上岸就傻了：广州在开广交会，旅馆全满。早上9点从洲头咀上岸就找旅店，一路找到火车站，天色已黄昏，毫无着落，急了，把本来是捎给韶关朋友的一捆黄芪送给了一个广州人。这人喜出望外，托关系走后门把我们给介绍到三元里矿泉别墅，很贵，15元一宿，相当于小半月工资，但是已经没有选择，咬咬牙住下了。这一趟，对广州有了点印象：一是黄芪不再象干柴那样贱了，弄到这儿就变成了好东西，大补，当地人喜欢用来煲汤；二是广州市区并不怎么大，开个交易会就全城爆满，火车站已经是城边，到三元里沿路全是稻田。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在“按既定方针办”，绝没有想到哪天广东人会领先富起来，更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年以后老百姓可以随便流动，流动的人潮直指广东。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004.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在贯穿市区的深南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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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以后，也就是1988年，我从海口辗转到了广州。要去深圳，没有边境证，广州的朋友说，很简单，你买到樟木头的车票，先上车，到了樟木头如果查票，你就躲，一般不查的。那时候火车并不挤，去深圳的火车更是宽松，因为，你如果没有边境证，根本就不卖给你深圳的车票。车门口把得很紧，即便你混进了站台，没有车票也上不了车。我捏着去樟木头的票，坐在座位上，眼睛老盯着过道有没有穿制服的人过来，那心跳得，比火车咣当咣当还响。阿弥托福，车过樟木头，居然平安无事。半年以后宁刚和林登登来深圳，就没这么走运了。在樟木头被赶下车，没辙了，好歹扒进运牛的闷罐车，小伙和小姐傍着牛腿才得以进入特区。
那个时候的特区其实还没有像内地人想像的那样，富得流油。处在探索阶段、忙着躲避世人指责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深圳，各种证件查得很紧，人也比较刻板，不容易通融。记得那年冬天，我在特区报印刷厂盯版，盯完一看表，已经晚上11点半，出门想找车回蛇口，苦等半个钟头，连根去蛇口方向的公交车毛也没等着。一摸身上，没带身份证，完了，知道没证肯定住不了店，抱着侥幸到旁边的特区报招待所，给人说自己是因为工作误了班车，希望看着脸熟，网开一面给个铺，不行，好说歹说也不行。外面寒风呼号，管登记的缩着脖子要回值班室睡觉，末了说了一句：“你可以在这椅子上躺一会，不过别吵了别人。”我道过谢，蜷在过道的木头条椅上，穿堂风嗖嗖地往骨子里钻，只好又起来，练习云中漫步，在过道来回走，不时地看表。终于到了5点钟，出门，站在深南路上，头上残星闪烁，空气无比清新。半小时以后，头班车来了。
若干年以后，我的镜头里全是汹涌南下的农民工，镜头背后的我已经不是旁观者——我的出发地和目的地跟他们没有什么不同。但我知道，他们进入广东，要比我艰辛100倍。
四海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035.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上下班汹涌的自行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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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057.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城里卖小狗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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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深圳，除了一天起来一层楼的国贸大厦，还有两个地方非常引人注目，一个是沙头角，一个是蛇口。前者是因为那里有条中英街，可以买到便宜的小电器、成捆的香皂、长筒丝袜、成箱的方便面，只要带出关口，就可以赚点小钱；后者呢，因为聚集了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以及港资企业，总有新鲜事先从那里搞起来，引发了好多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
初来蛇口，很容易被蛇口海滨的洋味十足所吸引。碧涛苑、南海小筑、鲸山别墅、南海酒店客居着大量的鬼佬，于是，在他们的周围有了游泳池、网球场、健身房、壁球室，使他们在打够了保龄球之后，可以享受按摩床或桑拿浴，或者去“兰桂坊”——兰桂坊是香港中环著名的一条西式酒吧街，但是随着蛇口外籍人士的逐年增多，在南海酒店和鲸山别墅之间，也逐渐形成了这样的酒吧一条街，纯粹的西式做派，后来被称为深圳的“兰桂坊”。这一带的碧海蓝天绿树洋房，也就成了地产商的招牌，售楼广告说这里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当你正兴致勃勃，抬着头，望着家家阳台上盛开的勒杜鹃或紫罗兰，阵阵香风沁人心肺，你差点想感叹的时候，我会突然把你拉到四海，让你去数那横七竖八挂在阳台、“阴”台上的工作服、花衣裤、塑料雨披、毛巾被；当你美滋滋地坐在碧榆路海滨棕榈树下，正看着从朦胧月光下飘然而来的贵男贵女，并被他们身上的法国香水味儿熏得有点晕糊糊的时候，我会把你拉到四海，让你帮那些穿着一套未必合体的廉价时装的打工妹们，去和卖处理香蕉的小贩一分一分地讨价还价；当你捧着一杯“阿华田”，坐在JBLLA的钢管皮背椅上，听着爵士乐鼓点，禁不住有点摇头晃脑的时候，我还想把你拉到四海，在你的屁股底下塞一个7寸高的塑料小板凳或一张旧报纸，让你仰着脖子看每周二、每周五免费的小银幕露天电影......
为什么？
因为蛇口有更多的“人类”居住在四海。
四海宿舍区，位于蛇口工业区东北角。1988年的四海，66幢单身宿舍楼，居住着近200个企业的大约l6000多名打工者，近的来自潮阳、惠州，远的来自江西、湖南，每人在建筑面积为39平方米的水泥房间中，占据着六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空间。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2岁，女多男少。
如果你在任何一天清晨的6点钟，走进四海任何一幢楼的任何一间女工宿舍，你会看到——8张铁架子床上，以各种最解乏的姿式睡着8个打工妹，其中的一位翻了个身，极不情愿地从枕头底下摸出手表，然后，撅着嘴喊了一声：“起床——上工！”没人理她，虽然大家都醒了，但谁也不动弹儿。于是，又有人喊了一声：“起来！要打卡啊！”一想到那六亲不认的打卡机，一想到卡打迟了要罚钱，忽拉一下，8个人全下床了，手脚快的抢占了宿舍里唯一的一个洗脸池，动作慢的则一脚跨进厕所，把牙缸伸向离便池只有一尺八寸高的那个“卫生龙头”……半个多小时后，最后一口早点还哽咽在喉，人，却已经在流水线上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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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030.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流水线上 深圳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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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031.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上千人进餐，所有的人都站着吃，是为了节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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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不需要太高超的技艺，也不需要很高深的文化，但是绝对需要年轻。17岁以上，25岁以下，这是一个女孩子一生中最灿烂的岁月。
流水线几乎是永不停歇的，连上厕所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这不是耸人听闻。1988年2月8日，蛇口当地的报纸就接到一群女工的投诉。
“编辑同志：
我们是陆氏公司的女工，最近公司为我们生产线做了一项新规定，上午和下午的中间休息时间只允许各休息15分钟。休息时间一到，上百人同时冲进洗手间抢位，时间一过，就再也不准去了。女工有很多说不出的难处，难道我们的特殊情况不可以给予考虑吗？我们是工人，不是机器！厂长应当是知道这一点的吧？
陆氏一群女工”
接到陆氏公司一群女工的投诉后，报社记者走访了陆氏公司的杨厂长。
杨厂长告诉记者，这种管理方法是最近开始试行的，而且只限于线路板生产车间。因为线路板生产线工序之间衔接紧密，只要有一个工人离开岗位，整个生产线就受到影响。以前也曾安排过替补工人，但这些人不能适应整条流水线的工艺要求，往往容易出差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决定这样做的。
杨厂长说，车间的洗手间只有18个位置，100多人在同一时间去洗手间，确实有些不便，特别是女工，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因此，这种管理方法是否合适，待试行一段时间后再定夺，工人的意见厂方一定考虑。
蛇口通讯报在发表这条投诉时加了按语：“女工不是机器！”试想，100多人，18个位置，15分钟时间，那是一个多么紧张而又艰难的局面！连厂方负责人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有些不便”。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事实已经证明“确实有些不便”，为何还要“试行一段时间”？
看似轻松的流水线，其实很紧张很艰难，工序之间衔接紧密，任何一个环节，都牵连全局，都直接影响老板的利润，不允许出差错，这就是现代化大生产。可能会有人说，出来打工嘛，上班紧张一点，很正常。但如果让你整天都这么紧张，整月都这么紧张，整年都这么紧张，你还能“正常”起来吗？
——除非你是机器。
在三洋录音机厂的厕所墙壁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涂鸦——
一早起床，两脚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昏倒，七零八落，久持（九十）死着......
我在四海和他们做邻居，很少看到他们在干满8小时以后能按时下班。加班，是他们必须吞下的一只又苦又甜的果子。说甜，是因为可以多挣奖金——港币；说苦，是因为实在太累太累了。“从早上一口气干到中午，紧紧张张吃顿饭，休息不了半小时，又得上工。下午吃罢饭，却下不了班，差不多天天要加班！”一群凯达公司的女工对我说。她们已来此地干了一年多，平均每天都要干12小时左右。她们都很年轻，甚至只是一群大孩子，姑娘们几乎人人都有一个漂亮的小圆镜。我去过几个女工宿舍，看见镜子上都是灰尘——每天在流水线上干十几个小时的人，有多少时间去顾影自怜？
“我最大的愿望是明天早上不要叫醒我！让我睡！睡到中午，睡到下午……”
还说四海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061.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接受城市目光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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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早一晚，荔园路上满满登登全是自行车流。特定时段满路保持一个流向，早晨流向工厂，晚上流向四海。
居住在四海，晚上没有加班的人中间，有1%的人会去参加各种培训班或讲座，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挤进高一个层次的人群；
的人在生病，十分难受地躺在蚊帐里；
5%的人要么看露天电影去了，要么在路边的小店门口围着一台电视机，看别人的城市，看别人的故事；
50%的人在宿舍里洗澡、洗衣服、刷鞋或阅读一本过期的杂志；
其他的人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压马路，围着一幢幢黄色或杂色的楼房无任何目的地转圈儿。
小伙子看到一群好看一点的姑娘，便在后面尾随，既不上前搭讪，也不大声咳嗽以吸引前行者的注意，更不会以轻侮的言行进行调戏(个别不良青年除外)，仅仅是这么跟着，以期待获得一丁点心理满足。姑娘们一觉察有人跟踪，立刻昂首挺胸，如模特儿在舞台上行走，高贵、不屑一顾，但在转弯的时候会偷偷地回眸一望，以了解“观众”的反映。
也有一些姑娘喜欢逛商场，下了班之后，认真地打扮一番，换上一套珍藏的“时装”，沿着路边那些铺头、排档一个柜台一个柜台地看，老看，老不掏钱，老不买任何东西。终于，她们看烦了，便坐在草地上、水泥台阶上看星星，看行人骑车、走路……
蛇口有4个比较固定的水果蔬菜市场——海上世界、水湾头、花果山和四海，其中数四海的这个最低级。花果山菜市场上一年四季有鲜虾卖，还可以看到18元一斤的美国菜花；可新建的四海市场能见到的最高档水产是皖鱼。我认识一个汕头籍的菜贩，已在蛇口摆摊数年，有时出现在水湾头，有时出现在四海。而这种“出现”是极有规律的，卖四毛五一斤的豆芽菜或两毛五一斤的冬瓜时，便就近出现在四海；而卖顶着黄花的鲜黄瓜时，即使刮台风下暴雨也要上水湾头。为什么?一斤好黄瓜一块好几，打工仔买得起吗?
下午5时以后，上早班或倒班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开始陆陆续续地流向四海。你可以看到她们的单车尾架上，夹着三五棵水葱或几叶青菜，她们将此佐以一片“瓦楞面”在电炉上煮熟，偶尔配上一根香肠或一个咸蛋，便是劳累一天之后的晚餐了。我经常看见那些势利的小贩收敛起商业笑容，轻蔑地斥退趋前问价的“三洋妹”或“凯达姐”：“乱拣什么！你不就是买一毛钱葱吗！”多数时候，打工妹们是无勇气对以豪言的，她们捏着计划内于今日支出的几角菜金，怯弱地退走了。
那时候靠南油那边有家东滨商场，是离16000名打工仔打工妹最近的一家豪华商场，但在那里也很少看到他们的影子。自尊而又没钱的他们，不肯为了参观几百港币一套的裙衫去看营业员嘴角轻侮的笑容。
从四海骑单车到兰桂坊，顶多半个小时，可我觉得这一段路真是遥远，路的两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回想起来，当时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其实是没见识，是因为初来乍到。后来见得多了，尤其在深圳二线的铁丝网以外，在珠江三角洲众多三资企业的打工者聚居区，我看到了更大的落差，与之相比较，四海已经是人间天堂。
93家房客(1)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046.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left><font size=2> 污水沟上的吊脚棚屋。房客们租住的棚屋沿着一条污水沟搭建，大多为吊脚楼。20多个男女房客常年在一间棚屋里共度顺夏秋冬，这在现代居住史上是罕见的。
</font></div></div><br>
想起来自己也很难相信，1988年从广州到深圳，如果坐汽车，哪怕很顺利都得半天时间。107国道弯弯曲曲，穿行在蕉林、鱼塘和山丘之间，路很破，也很窄，一不小心就遇到修路、改道，乘客被赶下来步行绕过坑凹路段是常有的事情。车要过东江，还得在新塘等渡船。但是没过10年，珠江三角洲各种高规格公路和高速公路已经纵横交错。路的两边哗啦啦一下冒出大把厂房、商铺、商业住宅，镇与镇之间连成一了片，城与城之间也连成了一片，沿着公路，已经很难看到农田。
沙井镇在深圳西北角，107国道西侧，和东莞交界。沙井镇有个万丰村，和珠江三角洲其它乡村一样，有很多外商、台商、港商在这里投资设厂，同时也就有了很多打工者聚居区。1997年初，我和陈远忠重访107国道沿线，在万丰村采访了打工者居住的棚屋。
以下是当时写下的文字——
俗话讲“关起门来是一家”，指的是原本不是一家的人，相互把对方看作自家人，不见外。深圳的“团结户”正是如此：三两家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共租一屋，同舟共济，和睦相处，虽苦犹甜。
然而，赵云波何素芳夫妻的团结户“府上”，却拥有10家人——5对夫妻、1对姐妹、4对朋友，20个人共用一间10余平方米的棚屋。5张单人木架床叠成上下层，密密箍箍靠墙一圈，中间1平方米空档正好放一张小方桌。上下床两个铺，每铺两人睡觉。倘若20个人正好都同时下床来，棚屋所剩地面是断然容不下40只脚的。
“这种事不会发生。”赵云波说，“有上夜班的，上白班的，人不会同时都在屋里的。”
1997年2月，我们两次去棚屋区，想给这20个人的大家庭拍张全家福，左等右等，始终没能把人等齐。进到左邻右舍探访，情形都差不多：每间屋少则五六张、多则十几张上下铺的木床，每铺住两个人，多为夫妻，也有亲戚、朋友、熟人、老乡搭档共住的。
这个棚屋区在沙井镇万丰村边沿，顺着一条污水沟，一间又一间的棚屋连成了一条街。记者从头数到尾：93间。按平均每间20人计，这93家房客大约1800多人。他们全是从内地来深圳的打工者，其中90%来自四川。
赵云波今年26岁，1992年从四川西充县来万丰，在好几家外资工厂里打过工，是棚屋的老房客。他说厂里有集体宿舍，但是夫妻不能住在一起，朋友老乡也难住在一起，互相没个照应。还有，不准自已做饭。吃食堂，口味和价钱都不行，房费也太贵。
赵云波的妻子在一家玩具厂做工，每月能挣400—500元。他俩的床费每月60元，水电费另计。小两口住棚屋，每月开支大概需要500—600元，如果不失业，一年下来，两口子能攒下5000元左右。赵云波说：“在家乡，人均不到半亩地，没有钱挣。”
棚屋里每张床都挂上塑料布做帘子，男女隐私全在关起的帘子里。“过夫妻生活像做贼似的。没办法，大家都一样，见惯不惊。不过比住厂房好。住厂房你想过夫妻生活是要抓的，抓住就罚款，弄不好，还炒鱿鱼。”
个人隐私，对于棚屋房客们来说，根本就无从谈起。生存，压倒了一切。虽然在隆冬季
节走进棚屋，但我还是在竭力想像：20来位男女房客挤在这样狭窄的空间里，如何熬过南方漫长的酷暑？每间棚屋的对面，都有一个小岗亭形状的、仅能容下一人的小棚屋，大部分都上了锁，那是各家各户的冲凉房，也是厕所，赵云波说到了夏天，“经常要排队”。
93间棚屋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点。杜成东说：“附近还有很多，菜市场下边就有一处”。
赵云波的连襟杜成东和他床对床，去年，24岁的杜成东在南海市某公司干保安，工资收入和食宿条件都不错。因为妻子何素琼在万丰打工，春节前杜成东放弃了南海的工作来到妻子身边，成了棚屋的房客。杜成东从报刊上抄了一大本有关打工者生活的文章和诗歌，他说正在认真考虑要不要返回家乡。
但是绝大多数棚屋房客没有这个打算。他们认为，出来打工，住棚屋，都是自己的选择，
“打缩脚锤”会被人认为没出息。棚屋虽然挤，但是有亲情，有乡音。
城市要综合治理，棚屋迟早会拆除。我问棚屋房客到时候怎么办?赵云波想了想，说：“天无绝人之路。”
以报道摄影的方式记录社会现实和时代变迁，当时各大媒体都很缺这样的稿件，但我一直不愿意发，倒不是担心被当成阴暗面，是担心见报之后，房客们连这样的棚屋也住不上了。稿子让《羊城晚报》拿去之后有些后悔。果然，5月份我再去万丰村的时候，棚屋已经被拆了，以后再也没找着那些房客，我的那些四川老乡。
附：《羊城晚报》编者按语
今天报导的棚屋区，其实在每个大城市都有。北京有浙江村，广州有“垃圾村”。部分城市居民，包括我自已在内，曾经怀着优越感，抱着可怜他们的同情心，保持着一种警觉去看他们：他们是盲流，他们脏乱差，是城市的污染源；他们“村”里杂七杂八，是治安犯罪的渊源；他们没有生活品味，他们不可接近……甚至有同行如同挖到宝一样，惊呼发现了损害城市的一大公害，满怀义愤地呼吁有关都门捣毁......
93家房客(2)
现在，随着摄影记者的眼光，我们可以走近他们。我们发觉：他们艰苦，但不乏拼搏心、上进心乃至希望；他们有人情味，他们有爱，有很好的感情；他们没有城里人自我封闭的怪脾气，居然可以10个平方住10户人家；他们在认认真真地生活......
今天摄影记者发稿时附给编辑一张纸条，上面说：“稿子面世之后，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倘若连这样的居住环境也要失去，我这样的发稿是罪过。我宁愿让这些照片束之高阁……有的城市，过去对于棚户一概是拆，所以我担心被关注者反被关注伤害。”
他这种态度让编者感动。但我们还是编发了，在此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将其简单处理，这是我们发展中特有的现实，是我们从计划转向市场这个转型期特有的现象——城市发展需要这样一批来自乡村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在为城市做贡献，而他们不得不形成了一些“负面”因素，这就是发展的代价。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这个现实。如何面对？我想可以有限度地改善它，包括居住、卫生、管理等方面，这并不难。当然如果有条件，可以像珠海那样建设外来民工新村。总之，简单拆毁，也许我们的城市可以形象光鲜，但我们的心灵却要蒙上一层污垢。
我想，住在什么花园与住在棚屋区，都有一个共同点：住的都是人。
（撰文/颜长江）
招工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090.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面世之后的第一次筛选
</font></div></div><br>
稚气末脱的张桂珍拧着衣角站在太阳底下，大气也不敢出，凝神搜捕着空气中传来的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字。这是“见工”(即招工面试)之后的第一次筛选，有幸被念到名字者，才能进入下一道程序——笔试。
1997年初夏，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第8次到广东东北部的平远县招收流水线女工。在101个报名者中，有84人参加了面试。现在，己经有五分之四的人被宣布出列参加下一轮笔试，剩下的包括张桂珍在内的姑娘们焦急万分，她们己经感觉到自己有可能落选，因为身高。
张桂珍身高米，17岁，初中毕业，家住河头乡田心村。“见工”这天一大早，父亲赖开发就骑自行车驮着她，疾驶20 公里，赶到县城劳动服务公司大门口等待。在第一轮筛选的最后关头，终于听到了张桂珍的名字，父女俩当场高兴得跳了起来。
女儿去“见工”，赖开发比女儿着急——家里4口人，3亩水田1亩旱地，水田年收成约4000斤稻谷，能卖2000元；旱地种西瓜、花生，年收成约l000多元。除去种子化肥农药等投人，全家人年均收入不到700元。这个人均收人在全国范围讲，不算低；但在广东，在平远，在田心村，张桂珍家确实算低收入。问题还不止于此，现在的农业耕作已和过去大不一样。插秧不用了，采用抛秧；除草不用手脚薅秧了，用除草剂；手工打谷不用了，有电动脱粒。四五亩地，赖开发夫妇耕作已绰绰有余，农闲赖开发还有空到镇里城里打零工。赖开发有个儿子，一年前已去深圳龙岗打工，虽然没往家寄钱，但至少减去了家里的一份开销。女儿长大了，赖开发说希望她也像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出去打工，不然，呆在家里干啥?
张桂珍顺利通过招工考试，一家人很高兴。但是，招工单位三洋公司人事部的汪洋心里却不安逸，甚至有点失落。他和县劳服公司驻深圳工作站的李显钦谈起了11年前，那是1986年3月,三洋公司第一次到平远招工，也是平远县第一次接待外资企业招工。三洋计划招80人，竟有1千多人报名，“真是随便挑啊”！那次县里还开欢送会，县长亲自为入选者披红戴花。打那以后，平远县劳动局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重点为沿海发达城市有组织地成批输送劳务工。11年来，共输出劳务工1万多人次，基本上缓解了平远县的劳动就业压力。劳动服务公司还在深圳设立了工作站，派专职干部常驻，处理平远劳工在深圳的各种问题。这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深得用工单位的青睐。象三洋公司这样有着三四千用工需求的、管理比较规范的大型外资企业，自然就不会贪图省事在工厂周围临时招雇散工，而把招工目标直接对准象平远县这样的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地区，年复一年，顺水成渠。
平远县和江西、福建交界，全县总人口约23万。农民人均耕地一亩以上，不存在温饱问题。每年新产生的16—22岁的剩余劳动力只有4000多个，符合招工条件的所占比例有限，除去零散外出打工的，劳动服务公司每年只能有组织输出约l000个劳动力。县劳动服务公司经理曾曙光说，连年有组织往外输送劳务工的结果，使得“见工”者之间的相互竞争趋于平缓。这次三洋招工，汪洋的底牌是希望招80人，但参加面试的才84人，挑选余地不大。老汪只好暗自打了5折，争取招40人，不足部分再去湖南怀化地区招。
结果不出老汪所料：面试筛下14人，笔试筛下12人，在县里初步体检又下去8人，最后登上长途大巴抵达深圳的只有48人。这48人在蛇口再次经过体检，最终穿上工衣坐在流水线上的只剩37人。这37位穿上工衣的平远姑娘还不能完全被看做三洋的员工，汪洋说：还有3个月的试用期。
张桂珍是最终穿上了工衣的姑娘之一。为了这一天，她父亲赖开发算了一笔帐：报名费、体检费、未婚证费、职业介绍费、往来车费、进厂第一个月的伙食费，加起来一共要花销600多元。赖开发东拼西凑也没能凑够这笔钱，最后把单车做抵押，借了邻居100元才够数。临行前，赖开发请小学教师代写了一张字条：帮我给女儿安排个好点的工作。
进厂10天之后，我去她们宿舍拍照，问张桂珍：“工作好吗？”张说：“好个鬼。”她被分配到电镀工厂，“臭死了，那个味道，一天下来，脑壳里头昏得要命”。
两年之后见到张桂珍，剪了个男孩子一样的短头，已经完全看不到当初被招工时候的影子了。她说她已经跳槽了，跳到了一家大型超市做售货员。又过了半年，听人说，她已经回了平远县老家。
那次被招入三洋工厂的37名女工中，坚持在流水线上超过3年的，不到十分之一。
山城棒棒军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07.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棒棒”们说：“谁说我们是流氓？我们是干的是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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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08.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棒棒”们的前辈——穿街走巷的弹棉花人
</font></div></div><br>
在重庆，无论你走到哪儿，你的视线里永远有这么一群人——筋骨强健，撸袖挽裤，手持一根3尺棒棒，棒上挂一束麻绳。他们的目光充满期待，期待和人对视，以及对视之后的回应。你无论有什么重物——大至钢材、家具，小至行李、挎包，只需当街一声吆喝“棒棒儿——”，立马就会围来上一群，争先恐后要帮你拿、帮你抬、帮你背、帮你扛，不管是上高坡、下陡坎，指哪儿到哪儿。
重庆人管他们叫棒棒军。
称他们为“军”，一点不夸张。在重庆，凭一身筋骨一根棒棒一束麻绳吃饭的“棒棒儿”，1995年至少在10万人以上。他们主要来自重庆四周的郊县农村，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川东北偏远山区的县份，比如宣汉、渠县、广安。
1995年，在菜园坝，潼南县檬子乡丁坝村的丁东平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让我看。其实这是一张复印件，原件是不敢随便揣在口袋里的，怕丢。丁东平32岁，1991年就来重庆“下力”了。开始是走街串巷替人弹棉絮——将又老又旧又板的棉胎拆开，弹得又松又软，再编织成新的棉胎——这种几百年流传下来的节俭妙方过去为城里人省下了铜板，但近几年不灵了，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愿意舍旧买新而不再想翻新补旧。弹棉絮这行当，在大一点的城市里挣不了钱了，用一根棒棒卖力气却有了大市场。重庆由于其独特的山地环境，很多地方车子去不了，尤其是短距离搬运，上坡下坎穿街走巷几乎全靠人力。早些年，经济不活跃，“棒棒”市场没有规模。近几年，做生意的多了，物也流动，人也流动，需要棒棒干的搬运活一下子遍及山城的每一个角落，为大量涌进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新开了一方天地。“棒棒”成了军，成为山城重庆的一大景观。
丁东平和他的6个潼南老乡租赁了菜园坝火车站靠长江边的一间窝棚，月租每人30元。棒棒们每天早上6点钟左右出门寻活，晚上10点以后回来睡上一觉，第二天再继续。那天晚上，我和他们一起在窝棚里喝“烧咣子”（一种廉价白酒），一起端着斗碗吃干饭，我问：
“那你们白天出去，吃饭啷个办？”
“看‘业务’喽。‘业务’多，就在路边吃盒饭；‘业务’少，回来自己烧饭吃。节约点，每天5元钱就能饱肚子。如果要吃肉，得6元以上。”
“一天能挣好多钱喃？”
“看运气，运气好，二、三十元，运气不好，就得吃本钱。”
绝大多数棒棒并非一年到头都在城里干，大春小春农忙时节，他们都要回家种田的。在城里当棒棒儿，干最重的活过最俭省的日子，为的就是回家的时候能攒下几百元钱。
“攒钱修房子?”
“哪里的话!在这挣的钱，只够屋里头油盐酱醋，和缴那些莫名其妙的苛捐杂税!”
在窝棚、路边、车站、码头，和棒棒儿们混在一堆，他们会说，你啷个想起拍这些嘛，干棒棒儿，很苦，也没出息，别人瞧不起；但是做生意，我们没得本钱；做其它的，我们又没得技术，我们有的，就是力气。山区嘿穷，祖祖辈辈种田，也没种出个富裕来。现今政策活点儿了，可以进城找钱了，但是除了干棒棒儿卖力气，我们还能干啥喃？
丁东平说：“比起广东的那些打工仔，我们还占一点儿起首，就是自由——不舒服了就歇，实在不想干了，就回家。反正离家没得好远，不象那些去广东的，出去一趟回来一趟，都嘿艰难。”
荡悠在高楼之间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09.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荡悠在高楼之间的洗墙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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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16.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双脚落地，才知道“踏实”的滋味有多好。
</font></div></div><br>
深圳高楼林立，人所共知；深圳的高楼一幢比一幢漂亮，也是人所共知。但是，这些摩天大楼需要定期洗脸擦面，才能保持光鲜亮丽这挡子事，知者不多；那些被称做“蜘蛛人”的洗墙工，荡悠在摩天高楼之间的滋味，更是鲜为人知。
登山，脚踩在山体上，山再高，心里多少也还踏实。给摩天高楼洗脸，却是四肢悬空，一百多斤身家性命全部拴在一根春都火腿肠粗细的麻绳上。不要说使用刷子、刮刀、清洁剂、钢丝网洗刷玻璃幕墙了，光是从几十层高的楼顶上往下溜一遭，一百条汉子里也难找到两三个应声者来。据说有不信邪的，上去了，也下来了，裤裆却湿了一大片。
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干过起重工，受过高空作业训练。1997年重阳节过后，拍摄洗墙工，在地面上总没找到感觉。后来和他们一样，也一根麻绳系在腰间往下溜，他们荡悠着洗墙，我荡悠着拍照，从26层拍到地面，他们觉得有点意外。过后在大厦的天台上，有个叫钟家财的洗墙工问我：“你怎么不怕？”我说：“你怎么不怕？”这位来自湖南桑植县芙蓉桥乡的小伙子说：“头一天凭着一股劲上去还没想到害怕，第二天怕了，怕得很，不想干了。”为啥又干下来了呢？“找不到别的事情干啊。另外呢，虽然是在别人的城市洗墙，但是能找到家乡那份感觉。因为一起上高空洗墙的伙伴大多是桑植人，老乡在一起，好像就多了一份安全感。”
初中毕业的钟家财22岁，18岁那年闯深圳，做过手饰盒厂的工人，干过装修，当过保安，但是每次都没干多长时间又被迫换单位。“他们解雇你不说明什么原因的”，阿钟伤感地说。漂泊无定，才真正使阿钟感到不安全。他两度返回家乡种田，但始终摆脱不了深圳的诱惑。1997年5月再来深圳，加入了爱地王清洁公司的洗墙队伍，十几个高空伙伴中，湖南老乡占一大半。
深圳注册的各类清洁公司有一百多家，能够搞高楼外墙清洗的公司大约20多家。阿钟所在的爱地王清洁公司，洗过赫赫有名的深圳第一高楼地王大厦玻璃幕墙，在同业中颇有些名气。公司技术员阿龙告诉我，一般来说，装有大面积玻璃幕墙的高层新建筑在投入使用之前，都要清洗幕墙；一些著名摩天楼和酒店，每年还要定期清洗。清洗高楼幕墙这一行业，从无到有，到激烈竞争，发展很快。
阿钟入行4个月，已经干过6幢大厦的外墙清洗，最高的34层。由于清洗时间的限定，每接下一幢新楼，洗墙工都如同上战场，吃住都在楼顶，分秒必争。阿钟说，情况正常的话，每天平均1人能洗300平方米玻璃幕墙，不过得干10个小时。
钟家财和他的高空伙子们14人合住三房一厅，房租平摊下来每月每人100多元。阿钟说，如果不闲着，他每个月的洗墙收入大约在1500到2000元之间。收入虽然不高，但过去那种经常失业的恐惧却少了许多，因为没多少人愿意往挂在摩天高楼墙壁上的绳索上挤。阿钟很庆幸自己被“逼”上绳索，并且已经如履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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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挣钱，供儿子念书”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17.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谢壁英、谢玉苹母女
</font></div></div><br>
认识谢碧英的时候，她48岁。11年前从福建仙游农村来三洋公司打工时，她的女儿谢玉苹才9岁，留在仙游老家没带出来。1998年，女儿也进了三洋，做丝印工，和母亲同住一个6人集体宿舍。上下铺，女儿睡上铺，母亲睡下铺。
下班的时候，我到四海宿舍找了谢碧英两次，都不在。同宿舍的女工说，阿姨以厂为家，几乎每天加班，要想在宿舍找她，只能在晚上八点以后。
谢碧英在三洋的塑胶厂做清洁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她要比别的工种早到岗晚歇息?辛苦吗？谢碧英淡淡一笑：“再辛苦，也没做农辛苦。”
做农30多年，给了谢碧英硬朗身板。“来三洋十多年，我从没休过一天病假。”
清洁工谢碧英，1992年度曾被评为三洋公司一级的优秀员工。
谢的丈夫南昌交通学校毕业，1979年蛇口刚开发，就随供职单位交通部四航局来了蛇口，名副其实的拓荒牛了。但是谢碧英夫妇在蛇口没户口，也谈不上买房。
谢碧英说：“我们打工挣钱，供儿子念书。”
谢碧英有两个大学生儿子，老大毕业于福建农学院，现在南屏林学院执教；老二1994年同济大学毕业，正在上海交大读研究生。
辛劳的母亲，养育了争气的儿子。对于女儿，谢碧英说：“人各有志，我让她来深圳，是希望她见世面，受锻炼。”
女儿谢玉苹刚来三洋半年，对这个崭新的世界还不甚了解。但很显然，她比很多来自贫困地区的姐妹们要幸运。
<b> %插入资料：事件与信件</b>
1993年11月19日，深圳市葵冲镇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81名打工妹在大火中罹难，40余人受伤。
劫难过后，有调查单位在废墟中找到一部分遇难者的信件。109封信件中有10封提到寄钱的事，其中4封信是受两姐妹资助上大学的哥哥写的，时间跨度1年，从1992年5月1日至1993年6月29日。调查者根据信件推测，这两位罹难的姐妹是四川人。当时家里5口人，父母50多岁了，在家种着5个人的田，还养猪，二老都不识字。1989年哥哥到甘肃上大学，最初由家里务农的收入和借债支付他的学费开支。到1991年，两姐妹出来打工，“为父母分担忧愁、责任”。她们大概一人每月寄回150元，一半给哥哥，一半给父母用来还债。哥哥很体谅妹妹的钱来之不易，写信说到“一个月不用寄150元，自己的生活费100元就够了，只是实习的一个月需要300元”。最后一封信（1993年6月29日），哥哥说他已经分配到重庆，“从现在开始起，你们就不要给我汇款了，我已经有了工作，能挣钱养活我自己了”。“你们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作为哥哥的我，又怎么会忘掉这一切呢？又怎么会忘掉这一切呢？”哥哥分配工作后仅仅4个月，那场惨烈的大火就永远结束了两个妹妹的打工生涯。
家在何方(1)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20.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left><font size=2> 农民外出打工，和城里人相比，出门、反家大多在春节前后。农民工买票、乘车都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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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21.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吊在车门外也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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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2月10日，农历腊月二十六。要回家团年，如果再买不到火车票，就回不去了。
但是，大量的打工者最后还是没有买到火车票。
只好坐大巴。
早在前几年，湖南的一些汽车运输公司就看到了火车运力不足带来的商机。1995年春节，湖南怀化汽车运输公司组织18辆大巴来蛇口，接送返乡过年的湘籍打工者近千人。
1996年2月10日，四海宿舍区的马路上停了8辆湘运公司的大巴，晚上9：00启程，线路：蛇口—广州—桂林—三江—怀化。2月12日下午2：00抵达怀化，340余名打工妹和60多名打工仔在车上度过了两个夜晚和将近两个白天，历时41小时。途中除了上厕所，仅有3次停车吃饭。
我是从驾驶仓门挤进车厢的。座位早就没有了，过道的加座也没有了。隆冬季节，要在车上过夜，都穿得厚。还有行李。大件的码在车顶，已经码得很高；小件的全塞在车厢里面，全车满满登登。我盘腿圈在发动机盖子上，和副驾驶员一起挤着对付。当然也一样买全价票，280元一张。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24.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只要能坐上车，哪管它车窗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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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门口堆满了行李，有一个眉目清秀的姑娘也没有座位，就一直站在那里，两手把着隔栏。天快亮了，我发现她还这么站着，就招呼她过来，要让她坐。但是她不肯换我来站，天很冷，只好一起挤，这样，发动机盖子就挤了3个人。这姑娘姓向，叫向利群。她说，她本来没打算回家过年，想一个人静静呆在宿舍读点书。但是当看到姐妹们都在收抬行装时，思乡之情就再也按奈不住了，临到开车前，终于还是挤上了大巴。向利群的家在黔阳县翻坡村，我一听地名，感觉那是个山区，就说：“去你们家过年，可以吗？”她说她家离怀化还有一个多钟头的汽车路，要过河，还要走十几里不通汽车的山路，你敢吗？我说这次跟着你们采访，想走的正是山路。
车抵怀化，90%的乘客都要换车继续赶路才能到家，短则几公里几十公里，长则一二百公里。向利群说，幸亏我要去她家采访，不然，她得一个人再赶汽车才能到黔阳县。3年前她从翻坡村出来的时候刚满21岁，在外面特别想家。她不停地安慰我，说那段不通车的山路其实没多远，她上小学每天要走的山路都比这远，上中学每天走得更远。高中毕业之后，亲戚帮她在洪江县城里找了一家小商店做会计，如果一直在山村种田，或许就不会遇上三洋招工。大概因为是高中生，长得也漂亮，在流水线上干了一年多之后，被提升到进出口部做报关员。和海关打过一年多交道的翻坡村妹子，看上去已经是城里的白领丽人。
翻坡村，和通汽车的黔阳县城隔一条大江好几座山坡，不通电话，消息只靠人捎口信。从深圳到怀化的这趟大巴是春运“临担车”，没有确切的时间表，为了不错过班车，她父亲竟提早了20个钟头赶到县汽车站门口等着接她，从头天晚上等到第二天下午。然后，把女儿的行李和我的行李全部挑在肩上，等渡船过沅江，再翻山越岭，健步如飞。
48岁的向声安膝下有3个女儿，老二在家务农，老三还在念书。向声安很为自己的大女儿在深圳干得不错而自豪，不然公司怎么会把她从流水线调去做报关员呢？向家房前屋后都是果树，堂屋里屯了大半屋柑枯。晚饭后，我发现堂屋里多了个大木盆，柑橘堆旁边还多了一木桶热水。老向出去把两头厢房门拉上，说：“乡下没有专门洗澡的地方，你就在这里对付吧。”晚上和老向合挤在一张窄木床上听他拉家常。他说去年卖柑桔、养猪、种水稻合起来收入也差不多10000元，但是买种籽、化肥、农药也花去他6000多元。他家在翻坡村，算不上富也算不上穷，中等，因为“家里都是女仔，没有壮劳力”。我知道，老向实际上在抱怨女儿没给家里带回一个好夫婿。
满24上25的妹子，在城里属于年轻，在乡里已经是大龄。
当初和向利群一起到三洋，去年辞工回到了家乡的段承梅说：“出去打工，年龄小还行，年龄大了怎么办？女孩子总是要结婚的呀，在工厂，可能吗？”
据资料显示，1996年在深圳的外来打工者有140万，男女比例2﹕10。这次400多大巴乘客中，只有60多名男性，其余340多人全是清一色的湘妹子。三点一线的打工生活，使她们除了车间饭堂宿舍之外，很难有别的空间。向利群说：“我周围有三分之一的打工姐妹都到了这年龄，以后怎么办？连想也不敢多想。”
家在何方(2)
段承梅回乡后被一所民办中学聘为教师，已经有了男朋友。我问向利群，你还能回到这里来吗？ 她说：“我不想回来。这两天你也看见了，其实我在这个家里，已经是个客人。千里迢迢回来几天，是因为过节，特别想家，想亲人，在深圳，我没有亲人。”
已经跳出流水线的向利群，比起其他打工妹，是多了一线希望，她希望有一天在深圳能有自己的小家，所以才想“静下来读点书度过春节”。但是在那一年的春节，她没能让自己静下来。3年以后我在培训中心的电梯口碰见她，以为她在读夜大，她说没有，想跳槽，来这里打听会计培训班的事。
5年以后碰到向利群，她已经29岁，跳了几次槽，婚姻还没有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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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佬朱国干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42.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left><font size=2> 早晨七点左右，是晚、白班交接时间，的嫂们趁这个时候清洁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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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41.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出租屋阳台——的嫂们的望夫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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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初，朱国干32岁，这位在湘运公司开“东风”卡车的湖南汉子做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重要决定：到深圳开的士。
当时，深圳在册的出租车(的士)已经有6000多辆，竞争激烈但前景看好，很多客运公司都在加大投资扩充营运。在同乡推荐下，朱国干加入了深圳老牌客运公司“安达”的行列。朱国干有好多同乡在深圳开车，“光每年参加县车辆监理所在深圳年审的攸县籍司机，包括大中巴、货车、的士司机，就有5000多人”。朱国干说：“我住的这个石厦新村，95%以上的住户是的士佬，都是湖南老乡。”
石厦新村靠近深圳河入海口，远离市区。1995以前，还没有专线中巴，交通很不方便。开出租车的不怕交通不便，只怕房租贵。石厦新村因为交通不便，所以房租相对便宜，自然成为的士佬租房的首选，石厦新村成了“的士村”。朱国干家同另外两位开的士的老乡，合租了一套68平方米的三房一厅，月租1500元，由三家的士佬按寝室面积分摊。
深圳的出租车行业实行承包制，的士司机除了人品可靠技术合格之外，首期要交纳相当数额的风险金和车租。朱国干开的这辆“捷达”，是签的5年合同，首期交了10万元。此外，每月得正常交车租、养路费、保险费，加起来合计10200元。这意味着无论节假日、刮台风下暴雨，无论车轱辘转不转动，每天每个的士司机必须为公司创造340元以上的价值，多出部分才是自己所得。
每天早上七点左右，是的士村最热闹的时刻。跑夜班的车回来了，“的嫂”们忙着擦车洗车，好让白班车干干净净出门，容易拉到客人。经济压力使得的士24小时闲不着，白班夜班各跑12小时是的士司机最普遍的作息。朱国干的夜班搭档是他哥哥，一间15平方米的寝室放两张床，兄弟俩轮番歇息。两年下来，朱国干刚刚还完那笔首期交纳的借款。
在城里跑车，任何事故和违章都意味着经济上的付出，的士佬们大多爱车如命。1995年7月一个黑夜，三名歹徒在横岗镇郊野持枪抢劫朱国干的“捷达”，他不顾生死，奋起与歹徒搏斗，头部中弹仍然大声呼喊，引起了过路公安巡逻车的注意，歹徒落荒而逃，朱国干一对仨，居然保住了汽车。事情过去一年多，媒体不知道。后来我去采访朱国干，是缘于他载客口碑好，多次捡到乘客的现金、贵重物品完璧归赵。1996年10月，在石厦新村他租住的那间合住屋里，朱国干拿出医院留给他的X光片，给我看他额头上被子弹打穿的洞，我才觉得这个来自湖南的乡下人确实了得。在的士村拍了两天照片，这位的士佬觉得这样费劲地拍照，是传媒想好好表扬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问：“表扬不表扬都无所谓，其实我心里最想的，是上面能不能给我解决一个户口？”当时我没法回答，我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笑了，说：“在深圳开车，没户口心里不塌实，这事本来不该问你的，但是我又更不好意思去问别人。不过，开车嘛，就是替人服务，服务当然要真心诚意才好。”1996年，深圳的士已快超过l万辆，朱国干和他老婆已经两个春节没回湖南老家。他的“捷达”凭着真诚服务，在长河般的车流中赢得了越来越好的口碑。
1996年，朱国干被评为深圳市十佳的士司机。他驾驶的“捷达”被授予“全国青年文明号”。
1997年，朱国干的户口解决了。
2000年，朱国干当上了全国劳模。
2003年，安达公司新上了一批红旗轿车。我问朱国干：“你还开捷达？”他说：“我没开车了，调到了办公室，做管理。”
伤心家事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47.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在一个工地边上，一位男子不顾众人围观，死死抱住一女子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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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50.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丈夫被保安扭住，妻子得以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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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53.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被铐住的男子嚎啕大哭，声嘶力竭喊他妻子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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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深圳，会碰上各式各样的外乡人，会看到、听到他们的故事。有些故事，会触动你，让你禁不住想要刨根问底，弄清楚来龙去脉；但是，有些故事，却让你不忍心去问，因为那故事太伤心、太惨，哪怕你只看见了一些片段。
有一卷底片就属于这种片段，拍下那一串撕裂人心的镜头，是因为职业惯性，但心里并不好受。画面乍一看去会被认为是街头经常发生的治安故事，但我知道，这是一桩外乡人家里的事，是伤心家事。在深圳，数以百万计的外乡人，为自己，也为深圳这座城市，付出了太多太多……
那是1995年11月初的一天，当时岗厦村还处于深圳市区的边缘，有很多建筑工地。在一个工地边上，一位男子不顾众人围观，死死抱住一女子不放，女子泪流满面。旁边一位中年妇女给我讲，他们是两口子，在四川老家有一个3岁的小孩，因娘家看管不慎不幸触电死亡，这位丈夫就把怨气发泄在老婆身上，曾经狠狠打她。我碰上的场面，正是孩子母亲买好机票要赶回四川，丈夫死活不让她走的当口。
“你放不放？你不放我就叫保安把你铐起来！”一位穿西服的长者大声呵斥那男子，这长者是那男子单位的头儿。
丈夫被保安扭住，妻子得以脱身，急急忙忙上了一辆人货车，车上装着她的行李。
被铐住的男子嚎啕大哭，声嘶力竭喊他妻子回来，妻子没有回头。朝着飞驶远去的车影，丈夫痛不欲生。
整个过程充满了难以言传的苦楚，一切都刻在这对夫妻的脸上。要想获得一张具有视觉张力的“好照片”，只要走上前去就有可能得到，但是我做不到。我只是远远的、偷偷地按动快门记录下这一幕。
走在大街上，太阳鲜亮。大街上涌动着来自异乡的人潮，他们为自己的出路而来，更多的人是为自己后代的出路而来。这对夫妻出来了，却没办法把孩子带在身边，留在家里托亲戚照管，死了，是个意外。但那丈夫的呼号却久久飘荡在城市上空：“我们出来，究竟是为了啥啊！”
有一些农民是带着孩子出来的，孩子需要上学。
他们去哪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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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里的乡村学校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55.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民工聚居区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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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下旬的一天，一个名叫闵觅的女孩，孤单单地站在蔡家田一间教室门外向里张望。8岁的闵觅，去年就该上1年级了，但是家里钱不够，只能让她弟弟先上学。她没地方去，每天便来这里看她弟弟念书。不过她说，下学期她就能上学了。
闵觅的父母是江西省南昌县麻丘乡人。麻丘全乡总人口32000千多，有10000多人在外务工经商，其中8000多人集中在武汉三镇。和一般农民工不同的是，麻丘人通常是携家带口进城，长期租住民房，跑生意做买卖。在武汉市，麻丘人大多居住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的上牯牛洲和蔡家田，这一带当时是城市的边缘。早在20世纪80年代，上牯牛洲和蔡家田住进了跑买卖的麻丘乡民，同时他们的孩子也来到了这里。白天，大人出门之后，孩子们便在街面和小巷里游荡，一年比一年多。这些孩子的父母收入微薄，户口也不在城市，他们读不上书。
在这些孩子的老家麻丘乡，乡中心小学广安分校的校长孙大蝉心里很着急：乡校学生越来越少，少到了一年级居然招不够新生。
孩子跟家长离乡了，上学怎么办？孙大蝉和他的同事们非常清楚，乡下孩子要想在城里上学，难如上青天。如果再不想办法，这些孩子将成为新一代文盲。
孙大蝉想：能不能跟踪到武汉办班?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56.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教室外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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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61.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一截废钢管代替了上课铃，校长孙大蝉已经敲了两年的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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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此时，19岁就闯武汉的麻丘乡民孙春旺也在跟乡里建议：把乡校办到武汉来。1992年是孙春旺在武汉的第11个年头，已经当老板了，但是财大气不粗，他只念过小学，知道没文化是个什么滋味。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也跟着没文化。
跟踪办学的设想得到了麻丘乡民的支持，也得到南昌市教委的支持。
1993年暑假，孙大蝉带领三位乡村教师来到武汉，奔走于江汉和江岸两区的有关部门，进出于上牯牛洲和蔡家田的同乡门槛。1993年9月，麻丘乡中心小学驻武汉教学班开学了，39个麻丘乡民的孩子走进了简陋的一年级教室。到1996年，这所都市里的乡村小学已经有了三个年级八个教学班，296名学生，分散在上牯牛洲和蔡家田的8间民房里上课。上牯牛洲和蔡家田相距3公里，9位来自麻丘乡中心小学的教师 (包括孙校长)，穿梭于两地之间，或步行或骑单车，风雨无阻。
办学需要钱，但又不能太多增加学生家庭的负担。麻丘乡的农民子女在这所学校上学，每个学生每学期全部费用250元，主要用于学杂费和教室租金，以及少量的教师生活补贴。教师工资由麻丘乡中心小学发放，试卷、考核也由麻丘乡学校统一安排。每学期，南昌市教委两次派来人来武汉核查，以保证教学质量，但教具添置和改善教学环境。麻丘乡则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孙大蝉说，无论怎样艰难，他也要把这种跟踪办学办到5年级。5年级以后，学生的生活可以自理，应该可以回麻丘上初中了。
尽管有相当一部分麻丘乡人闯荡武汉已经十几二十年，在武汉生儿育女尝试立足扎根，但他们非常清楚，至少在他们这一代，是很难真正进入城市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闵觅和其他跟随父母到武汉谋生的孩子一样，对城市生活已经习惯，今后能否回到乡下，很难预料，但是起码有指望读上书了，尽管8岁以后才上一年级。
同一片蓝天下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63.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left><font size=2> 力丫小学四年级22班学生代发光站在校门口，上衣口袋露出了他的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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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65.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left><font size=2> 周六下午，孩子们翻山越岭返回家中。第二天下午，背上下周要吃的米，再返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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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1994年，中国有近2亿文盲，全世界每4个文盲中，就有1个是中国人，文盲总量仅次于印度。就近10年，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每年至少有100万名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
当一些时髦的贵族学校敞开大门，以数万乃至十数万巨额储蓄金接收一名学生的时候，许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却因为缴不起每学期30元的书本费而被拒之于知识殿堂的大门外。
当除夕之夜，沿海发达城市的一名孩子怀揣着数千元压岁钱轻轻飘入到剑桥、哈佛留学的灿烂梦境的时候，山区的一名同龄孩子却在清点着明天要背到集市上去卖的一筐山货，那筐里装着他的希望和梦想。
……这是在同一片蓝天下发生的故事。
1980年代末，中国（大陆）有551个贫困县，有8500万人年平均收入不到268元人民币，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贫困地区的孩子们缺少的不是灵巧和聪明，而是每年60元人民币的书本费和一间可以安放课桌的普通教室。
1989年10月，“希望工程”在中国开始行动。这是一项募集民间资金。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使所有儿童都享有受教育权利的公益事业。4年来，有近55万名失学儿童被“希望工程”救助而重返校园。
但是面对失学儿童每年递增100万这沙漠一样的数字，“希望工程”是否杯水车薪？这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问题在于，有相当多的人没有参与到这个功德无量的事业中来，其中，90%的工商企业都未来得及对“希望工程”给予微薄的捐助。尽管每6个中国人中有1个是文盲，但是，只要每6个中国人中有1个人伸出援助之手，那么，中国将不再有新的文盲。
因此，每一个衣食无忧的中国人都可以播下一颗希望的种籽。
我上班的单位旁边有一所育才学校，在深圳，育才学校算是条件优裕的学校，省重点。1994年4月，学校几位青年教师发起“1+1助学行动”募捐倡议，很快得到学校和社区支持，用1个多月的时间，在蛇口这个面积不到1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足5万的小小社区，募集到人民币30余万元、港币3万多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捐款出自这个社区里的外资、合资企业和港、台商人。
力丫小学是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艾尼山乡一所最边缘、最贫困的村公所完小。力丫村公所下辖39个自然村，方圆20多公里内的适龄儿童都集中在力丫小学就读，最远的学生离学校13公里。力丫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77.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left><font size=2> 代发光们已经明白，读书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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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民主促进会云南省委牵线，育才学校和力丫小学结成了姻缘。募捐组委会将募得的30余万元人民币和33750元港币全部捐赠给力丫小学，帮助这所山乡小学改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并资助双柏县境内的失学儿童。5月26日，组委会将力丫小学的校长和两名学生代表接到深圳，参加育才师生为希望工程义演募捐活动。在深圳的几天里，力丫山乡的这两个孩子觉得“就像在做梦”，他们做梦也想像不到，在同一片蓝天、同一个时代、同样年龄的孩子之间，生活会有如此悬殊。临到要离开时，那位叫小菊的女同学大哭着扑在育才老校长乔树德的怀里：“我不回去，我不想回去——”
小菊回去了，拼命读书，1998年读完了初中。1996年我再次去爱尼山乡时看见她，她说，如果没有深圳这一趟，她连小学都不可能读完。但是她最终没能考上高中。1999年，中国民主促进会云南省委的一位热心大姐资助她到昆明读职业培训班，以后在昆明的一家餐馆做了服务员。
振兴小学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78.jpg" border=1><br><br>
<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卖纸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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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不买花，就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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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无忧”，又有深圳常住户口的蛇口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次次把目光投向全国偏远地区，用民间募捐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建起了十数所希望小学，善莫大焉。然而，就在蛇口，却有不少学龄儿童徘徊在校门之外，他们大多是流动人口的子女。
紧挨着育才学校有一个消防队，消防队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两个篮球架，路过那里，可以看见消防队员们在篮球架下投篮，或者训练。但是谁也没注意到，不知什么时候，进入这个小院的消防队后门挂上了一块牌子，上书：振兴小学。
蛇口的鬼佬公司最早注意到了这所向穷人子弟敞开大门的学校。
2000年4月12日，柏灵顿石油（中国）有限公司美方首席代表卡尔·夏夫和中方首席代表刘光国等一行四人来到振兴小学，向振兴小学捐赠了6台电脑。
原来，刘光国有晨练的习惯，每天去体育场，都要路过消防中队。他看见了进出于小院的孩子们，并知道了这是一所专门招收流动人口子女的民办学校。学校很小，租赁了消防中队办公楼的二、四、五楼用做教室，操场就是那个小院子，教职员工总共才14个人，学校7个班级，210名学生在这里就读。刘光国被感动了。
“任何一个国家的孩子都是国家的希望，每个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卡尔·夏夫在捐赠仪式上讲话没有讲稿，但很动感情，“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如果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我不会有今天。”
比起其他外来人口子弟学校，简陋的振兴小学已经很幸运。在深圳，有过很多棚屋学校，因为不具备办学资质和校舍安全，大多中途夭折。振兴小学的创办者说，她们倾家办学，纯属偶然。
振兴小学的两位女校长，一位姓谷，一位姓潘。老师们不称她们校长，而叫她们潘大姐谷大姐。 潘大姐早年毕业于北师大艺术教育系，丈夫是军人，1982年随丈夫调来深圳，驻莲塘。1998年，潘大姐在部队驻地办过一所面向流动人口子女的“八一”小学，因为当时部队有很多家属在内地当过老师，办学校的初衷是想解决随军家属的就业问题，没想到竟有几百个孩子前来报名。“八一”小学红火了一阵子，但因为办学场所不符合有关规定，解散了。可是假期一到，潘大姐家的电话就响个不停，电话来自那些被分散到附近公立学校读书的原“八一”小学孩子的家长们，他们告诉潘大姐，因为缴不起高额的借读费、赞助费，孩子再度失学。潘大姐再一次下了决心：这学校，还得办下去!
潘大姐几乎跑遍了深圳，从莲塘到罗湖，从罗湖到南山，寻找合适的办学场所，最后找到了蛇口。2000年初，潘大姐动员几位朋友，凑了几十万元，租房子、买桌椅、聘老师，在蛇口撑起了振兴小学。可是一年下来，振兴小学亏得一塌糊涂，当初的几位合伙投资人宣布退出，振兴小学顿时陷入财务危机。正在这时，谷大姐参与进来了，出于对老朋友的支持，谷大姐倾囊而出。刚开始只是作为一个投资者，偶尔到学校看看，后来见潘校长终日忙得团团转，她也跟着豁出去了。谷大姐早年毕业于华西医大，在政府机关工作过，就把对外联络、校医、财务、政教处主任一肩挑了起来，还兼上思想品德和生理卫生课。
谷校长住在福田，潘校长家在莲塘，赶公交车，每天要花一两个钟头的时间。她们每天赶早班车来，又差不多赶最后一班车回家。
“看见那些该读书的孩子帮父母守水果摊，我心里就疼，哪个父母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多读几天书啊！”潘校长说她这辈子最想做成的就是这一件事，“希望能让每一个公立学校不能接收的孩子都在我们这儿读书，不管他们有钱没钱，成绩好坏或是残疾智障，受没受过教育。”
在振兴小学上学的孩子，家境一般都很差，根本就缴不起高昂的借读费、赞助费、建校费，有的家庭连生计都成问题，家长在报名的时候，说着说着直掉眼泪。一年级二班有个小孩，期末考试前几天突然不来了，原来他家的铺子属违章建筑被拆除，一家人断了生计。还有一个学生，父母失业，仅靠哥哥摆地摊维持生活，学校留他读了两个学期，没收他一分钱。最后他哥哥的地摊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六一”前夕，全家离开了深圳。振兴小学教务处梁主任说：“离开学校那天，这学生哭啊，哭得很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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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股潮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201.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升了？还是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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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94.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left><font size=2> 为了不被挤出队列，男男女女前胸后背紧贴着、死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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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代末开始，中国人久违了的股票开始制造新一代富翁。老百姓对股票的认识从陌生到疯狂只花了短短两三年时间。“原始股”让人一夜暴富的迷幻，引领了更多人去做一个同样的梦：买股票，发大财！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人民银行、工商管理局、公安局、监察局发布了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凭身份证认购，每一张身份证一张抽签表，每人一次最多买10张表，然后将在适当时候，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为百分之十，每张中签表可认购本次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1000股。
在这之前，消息灵通人士已经暗中开始了身份证搜集大战。一连数天深圳的电话线路大塞车，占线的都是内地长途。邮局的特快专递和包裹，多是一捆一捆的身份证。公告发布当天，全市300个发售点就开始有人占位。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寻梦者急奔深圳，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根本就买不到了。来往于两地间的大小巴士，票价比平时猛涨几倍，也丝毫未能阻止蜂拥而至的人潮。
公告预告8月10日上午开始发售抽签表。8日一大早，各个发售点已经排起椅子板凳大长龙，到了晚上，长龙又加入了凉席、折叠床，虽然蚊虫肆虐，但熬夜排队的人们却斗志昂扬。9日，整个深圳满街满巷都是人潮，人们手里都攥着大把的身份证和钞票，到处都在排队，人人都指望抢到一个发财的机会。经过整日曝晒，人潮反而越聚越多、越来越密，每个发售点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傍晚雷雨淋头，湿气蒸腾，阵地依然固若金汤，据不完全统计，发售抽签表前夕，排队的人潮超过了100万。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200.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股潮之后由疯狂走向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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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警方倾巢出动，在人山人海中维持秩序。因警力不足，边检部队、武警部队出动增援，混乱局面得到了一定控制。但是，少数执法人员和工商、证券从业人员利欲熏心，在一些发售点公然徇私舞弊，刚开始发售不到半小时即宣布售罄，使大量忍辱受苦日夜排队的民众美梦成空，导致了8月10日傍晚在深南大道，一些人上街游行请愿要求见市长，并与公安干警发生冲突。多辆警用及民用车辆被砸坏烧毁，警方不得已动用了高压水枪及催泪弹。后来查实，在全市300个发售点中，有95个点受到群众举报，到12月l0日，自查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5399张。
“8·10”事件成了深圳股市当年最大的利空消息，早先普遍认为新股抽签表发售势必牵动人气的乐观估计被事实击得粉碎。股灾过后，行情显示屏上尽是卖盘，股价下跌，又一轮熊市降临了。
很少有外来农民工进入早期的股市，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多余的钱用来买股票。但在那次疯狂抢购的人潮中，却处处都能看到外来农民工的身影。他们有的是被老板用汽车直接从工地上拉来排队的，有的是受雇佣为城里人排队的，有的是帮着亲戚朋友排队的。
我曾经住过多年的四海宿舍，楼下有一对夫妻，年纪都在三十开外，膝下有一子一女。很长一段时间没看见那妻子上班，原因大概是又大了肚子，在家做全职主妇，既照顾着两个现成的孩子，也照顾着一大群鸡，因为他们住一楼。丈夫上班之后，妻子就拿出直径达一米的大脚盆洗衣服，一洗一大盆，洗完之后，房前几棵小树之间便挂满了万国旗。然后，疲惫地捶打着自己的腰，再拿那脚盆出来，在里面放一块菜板，开始剁鸡食。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196.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我排了两天两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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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股灾前的几天，他家来了几十个民工老乡。起初，妻子用洗衣服的大脚盆装饭，用一只同样大小的新脚盆装菜，请民工在屋外面吃饭，树荫下蹲满了人。据妻子讲，她家准备了500个身份证来认购新股。临近8月10日，气氛越来越紧张，民工们再也不回四海吃饭了，而是由丈夫开一辆无牌的人货车，把妻子做好的饭菜用大脚盆装上，运到各新股抽签表发售点去。
10日那天晚上，深圳又是一场暴雨。几十个民工满身疲惫地回到四海，蹲在树荫下，又吃了一顿饭，散去了。至于是否买到股票抽签表，买到多少张，我没有去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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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养猪牛
除了股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南方沿海城市打工的农民们还目睹了另外一个神话，那就是房地产热。其中，广西的北海神话最经典。
<b> 关于北海房地产热的背景资料</b>
1984年，北海被国家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但此后8年，北海经济发展水平一直排在14个城市之末。1992年，北海市凭借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采取“土地成片批租、成片开发”的发展战略，实行“低门槛”政策，掀起了空前的开发建设热潮。全国数以千计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各类公司蜂拥而入北海，1992—1993年共有6000多家房地产公司进入北海，占全国总数的1/3以上，“北海热”一时席卷全国。在短短一两年时间内，北海市建立了近20个开发区，批出土地80多平方公里。批租土地过量和当时房地产市场不规范，派生了哄炒地皮歪风，致使楼宇供求关系失调，北海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98年10月，我在北海银滩海边碰见了讲一口“椒盐”普通话的曾繁书。这位46岁的四川农民，1992年来北海打工，看着海边大片大片的别墅群如何建起来，又如何闲置荒芜到现在。老曾在银滩帮人养殖花甲螺，长年住在海滨别墅里，阔硕的落地窗因为没有经过装修，水泥已经在剥落，跳过窗台就是银色的沙滩。老曾穿条裤头，戴顶毡帽，招呼我跟他到海边，捞他养殖的花甲螺。那天中午，堆尖一大铁锅炒花甲，无比鲜嫩。
时隔五、六年，北海大工地的喧闹消失了。银滩安安静静，安静得象个大大的渔村。异样的是，宽阔的银滩大道两边，欧陆别墅群一片连一片，绵延十几里。登高望去，陶瓦屋顶黄橙橙一片，尖、斜、圆、方，千奇百怪，在绿树、海滩的映衬下，甚是壮观。
走进被称为国家海洋度假中心的海泰花园，除几位保安外，我没有看到一位度假的别墅主人。这座占地62公顷、投资逾6亿的度假村拥有大型豪华别墅294栋，每栋建筑面积少则五六百平方米，多则上千平方米，独立别墅室内游泳池、车库、花园一应俱全。除了靠银滩大道路边几栋看似经过装修的紧锁大门之外，大部分别墅任人出入，门口野草齐胸，室内遗屎满地，好多室内装修伊始即停，堆放着废弃的水泥沙石。偶尔可以看到用建筑废料拦起的掩体，里面住着仨俩民工，他们说，在这里已经住了好些年了。
有着豪华外表而且大面积的“高尚住宅”，在1998年仲秋，却人迹罕至，甚至连其配套设施也无用武之地。海泰花园旁边有个邮电所，看样子早先曾经派上过用场，如今也是铁将军把门，门口贴了纸条：“ 9月20日起停止营业。”附近还有好几处大型游乐场，主体建筑刚成雏形，大片空地用围栏圈着，长满杂草。我沿着草径往里走，在一处未建的跑马场附近，居然出现了牛群。我尾随着牛群进入豪宅区，发现豪宅里不光养牛，还养猪、养鸭、养鸡、养海产品。其中养鸡的最多，两三天之内看到十几户，每户都养几百只以上，说是朋友的房，空着也是空着，物尽其用，而且养鸡可以在二层以上进行。有两位养鸡的年轻后生说，北海产糖，他们原来是在榨糖厂工作，糖厂在地产热的时候被人买了，当然不是买来榨糖而是为地皮增值，哪想到地皮没有增值，厂却废了，职工全部失业。年纪轻轻，总不能成天无所事事，没办法他们只好养鸡，赚点儿生活费，反正这里有大把空着的别墅可以用来做鸡圈。
在银滩诸多花园别墅群中，我终于寻访到一处像样的售楼处，管理人员说：“白金花园是有人居住的，因为内外装修完好，手续齐备。别墅每栋大约300平方米，每平方米售价3400元，您有心买，价钱还可以商量。您到别处买，产权官司会够你呛。”
到了晚上，银滩安静得让人毛骨悚然。穿过一片又一片黑森森的尖顶水泥怪物群，我没敢想花多少钱以在这美丽如画的海滨拥有一套别墅的问题。我在想，这些摆在海滩上的建筑物，可都是钱呵！这些成亿成亿被“套牢”的钱，不管来自何方，就这样白白地一摆好几年，而且还得继续白白地摆下去，是不是太造孽?
海泰花园旁边那个中途停建的游乐场，抵押给了贷款方北海市工商银行。在圈起来的围墙里，我碰到了正在种西瓜的原住农民。他们种的是由工商行下属的地产公司投资开出的150亩地。地产公司的人说，市里多次下文，要求利用闲置土地扶耕还农。
一度因为房地产而大红大紫，同样因为房地产而深陷困境的北海市，正在谨慎地、悄悄地走出阴影。
曾繁书说，住着别墅养花甲螺，并不好受，因为世面老这样冷淡，花甲也不好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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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让我输个精光”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218.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left><font size=2> 流向城市的农民们绝大多数没能真正进入城市。他们离开了农村，但是依然同土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走进了城市，但是不为城里人认同；他们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加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却又仍然保持着农民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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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5点多钟，董家兴两口子就起床了。7点钟不到，董家兴已经从龙湖廊桥上的农贸市场买回了当天要用的蔬菜。他说如果去晚一点，稍微好点的蔬菜就没有了。
董家兴的“迎宾饭店”主要以炒菜、水酒、饭食为主，没有专门的客房。1999年我去流坑村的时候，村头已经有了两三家提供住宿的旅店，但都是安了好几张床位的大房间。董家兴希望我在他那里住下，每晚只收我5元床费，图的是方便和我聊天。
董家兴三十多岁，炒起菜来干净利落，但味道实在是太简单。1997年以前，他和老婆都在厦门打工，有了点积蓄的时候，开过一个小饭店。曾经一天做过几百份快餐盒饭，买他盒饭的几乎全是打工者。董家兴说，那时候他“做得很顺”。他本人在一家台湾公司，由于比较精干而且勤奋，老板就让他帮着做一些管理方面的事情，每月给他的基本工资都有1200元，老婆也在一个公司做，每月也能挣六、七百。虽然每天都要干12小时以上，每个月放一天假都不容易，很累，但他说老板对他很信任，不但管进货出货，甚至连招工这样的差事都让他负责，招工他就尽招他的老乡。那一段日子是董家兴打工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两口子本来干得好好的，用攒下的钱开了快餐店，每份快餐买两块五到三块钱，开张一个月，就尽赚2000多块。董家兴刚刚开始尝到自己当老板的甜头，有人就来劝他了，劝他去广州做快餐，说广州的快餐能卖五块到六块。
董家兴听进去了，把厦门的快餐店转让给了别人，带上老婆，带上在厦门几年的积蓄，去了广州。去了之后才知道，他那点积蓄根本不可能在广州打开局面。那位所谓的朋友实际上是做传销的，要发展下线，必须拉朋友、拉老乡甚至拉亲戚骨肉下水——“亲骗亲，故骗故，进来的人，全套住”——董家兴说，在厦门成天加班加点，对外面的事情根本不清楚，哪里知道什么叫传销啊！所以呢，就进去听他们上课，还真觉得挺像一回事。很多人都称自己赚了，甚至听说有人两个月就赚了好几十万，很快就做到什么总裁位置上了。董家兴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投入，刚刚干了一个月，政府就全面禁止搞传销，董家兴一万多块打工挣来的血汗钱，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我一下子全完了，血本无归，好惨啊。”
输得精光的董家兴，只好回到江西乐安县的流坑村老家。1998年的流坑村已经开始利用传统资源发展旅游，董家兴在外面打工多年，见过世面，受过磨难，很快缓过劲来，租赁村里护林员董小年的120平方米老屋，开起了这个迎宾饭店。董家兴有和城里人打交道的经历，还有在台湾老板那里学到的成本核算经验，加上勤奋和能吃苦，饭店很快就做大了。2000年我去流坑，他已经把对面二层楼的小旅店拿了过来，中午在二楼请我喝米酒，吃石蛙，结帐的时候高矮不让我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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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北光小区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248.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偷自行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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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236.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门洞下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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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冬天，忙完了《流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想回老家看看。没有任何具体的事情要办，仅仅是想回去看看。川西坝子浓雾弥漫，回家两天，总觉得还有啥没看到，第三天便下乡去了当年插队的红花村。30年了，景物依旧，没有任何大的变化。当年的房东，一条很精明的汉子，一直守着土地，从来没有出去打工。虽然当着村里的头儿，但我看他的家，看不出30年了有什么积蓄。让我羡慕的倒是，中午在他堂屋里吃饭，看到他饭量依然是三大碗，酒量依然是烧酒半斤以上，要知道，老哥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他说：“房子还是那些房子，田还是那些田，你看不出有啥变化。但是你知道吗，我10年前就不敢把鸭子赶到田里和沟里去放养了，一放就死，农药和工业废水让畜生害怕，人也害怕。不过你放心，今天招待你吃的，是我专门留了一块地种的米和菜，没有打农药，没有施化肥，自己吃。卖的，都打药。这么些年，都奔发达去了，换来的是，这水，这地，完了，越来越不好种了。”
红花村还处于官渠堰水头上游，我想，下游应该比这里更糟。（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目前有30%的水资源遭到污染，3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上千亿元。）
一位穿皮夹克打领带的人进来，问：“还认识我吗？”佘闷娃！老了，我们都老了。闷娃说：“我在城里买了房，在北光小区。”
北光小区，德阳市郊一个比较早的工薪族商品房住宅区，我父母买的房就在那个小区。
当年那个在村里郁闷得骂娘的农民佘闷娃，如今和他的妻子、孩子，也一样住在那个小区，做着自己的小生意。不用说，在北光小区，在其他无数个住宅区，在中国无数个城市里，从村里来的闷娃们还有很多很多。
闷娃说，前两年想把户口迁到城里去，但价钱太高，现在松了，我又不想迁了——迁进去，乡下的土地就得交出去，划不来。
我能体会到闷娃说起已经可以取得城市户口时的那种自豪，那意味着身份的转变。但是他叔说，那一张纸，能当饭吃？
我想到了这么些年拍下的照片。从1990年开始拍摄四海打工妹打工仔到现在，数以亿计的人，离开户口所在地，流动在中国的土地上，寻找、选择自己的新生活和机会。可是走到天涯走到海角，也走不出一纸户口，户口粉碎了无数人的梦。不光农民，所有流动着的人，都在诅咒：“狗日的户口！”户口与人的流动的对峙，到了20世纪末，终于发生了变化，尽管这变化姗姗来迟，尽管各地管户口改革的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农民在没有真正变为城里人之前，还不能割断和土地的这根脐带。
深圳百村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260.jpg" border=1><br><br>
<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文化衫上印着：“打工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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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252.jpg" border=1><br><br>
<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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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当时在全国极有影响力的专业摄影杂志《现代摄影》想做一件很“土”的事儿——联络一些摄影家拍摄深圳都市里的村庄，编辑出版《深圳百村》画册。
深圳建市以前是一个边陲小镇，隶属宝安县管辖，宝安县治早先设在南头，1952年才迁到深圳镇的蔡屋围。1979年，在原宝安县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圳市，当时深圳市（含宝安县）的常住人口是31万人，暂住人口也只有2000人。建市之前的深圳镇，是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落后农村。
短短10年，沧海巨变。1990年，深圳常住人口达到69万，暂住人口激增到133万。而真正的深圳“土著”（铁丝网围起来的经济特区范围内）只有4万多人。
<div align=center><img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245.jpg" border=1><br><br>
<div align=left><font size=2> 门口两名穿得很少的女子跳动着招徕观众。已是深夜，卖票的男人还戴着墨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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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深圳市搞了第一次“农转非”。当年即把特区范围内68个行政村、173个自然村和沙河华侨农场的万农民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行政村转成了居委会。
深圳特区从此没有了农村，没有了农民。《现代摄影》杂志主编李媚带领一群摄影师、作家、记者进入南山区，打算从南山开始，一个村一个村地做行将消失的深圳农村影像全纪录。我参加了那一次拍摄，走过一村又一村，一户又一户，很尽职地拍摄，但是镜头下的影象，已经和常人对于乡村的经典想像相去十万八千里。
老实说，深圳的原住农民早就比“城里人”滋润多了。
十几年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使深圳的土地变得很金贵，土地象征着财富，谁有土地谁发达。从1979年开始，到1986年前后，深圳的农民就已经洗脚离田。每个村都办企业，依托天时、地利，村办企业每年都有可观的收入供村民分红分利。公共基础设施也非常城市化，“村”里小楼如雨后春笋，争相冒出，密密麻麻，屋主自己住一套，租出去好几套。原住民的户口反倒比城市户口值钱得多，因为那是村里分红的凭证。曾经有笑话说，如果你得罪了村干部，就罚你当城里人，叫你“农转非”。没料到，1992年“农转非”真得来了。
政府给村民做了大量的动员劝说，完成了这次有形的城市化转变。农村变成了城市，村民变成了市民，也有了居委会，但教育、医疗、养老等均没有纳入城市化管理，还是过去的那种物业经济和生活方式。村里的福利制度事实上把人捆绑在一起，村民股份不能流动，村民也没法流动。内外有别，外来人口不管学历多高，都只能是打工仔。即使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村里工作的外来人，也不能享受村里分红。居委会没有完全与村里的股份公司脱钩，实际上是股份公司下面的一个社会发展部。股份公司要摆脱地缘股、血缘股、家族股，让股份真正流动起来，变成政企分开的经济组织和市场主体，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还有一段距离。
深圳的第一次“农转非”是超前的，但留下了很多“城中村”。第二个十年又过去了，“城中村”中抢建自建的小楼在不断地“崛起”，据有关部门统计，在特区内竟有30万栋。深圳的目标是建设国际化城市，众多的“城中村”显然使这个目标感到尴尬。“城中村”成了深圳的顽疾和毒瘤。
2003年 10月，深圳开始第二次“农转非”。准备花一年多的时间，将宝安、龙岗两区现有的27万农村人口，也是深圳最后的27万农民，全部"洗脚上田"，完成从"村里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换。这一次，深圳将尽力避免重蹈11年前的覆辙。
深圳农民的富裕，是因为有了深圳。但是“城中村”却不独存在于深圳，珠三角地区和沿海发达城市，都有，程度不同而已。
但是，在农民工的出发地——欠发达地区，情况却是相反。
“农转非”何以人气不旺
<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A008.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城市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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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center><img src="http://pic.aIhUaU.com/201510/20/0262.jpg" border=1 alt="读书频道_新浪网"><br><br><div align=center><font size=2>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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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报道摘引</b>
新华社郑州１月５日电（记者 李钧德）农业大省河南近年来加快了城市化步伐。1999年，他们取消了“农转非”许可证制度，在全省15个市的县镇开展了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工作；去年，又全面推开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其中包括取消“农转非”指标管理和居住时间限制，允许转户人员保留宅基地和责任田等优惠政策等。但是，这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来自公安机关的统计资料表明，在1999年的15个试点镇中，申请“农转非”的农户只占国家计划指标的三分之一。辉县孟庄镇、长葛市后河镇等大部分试点镇，申报“农转非”指标的多则几十人，少则只有几人；沁阳市西向镇、郾城县召陵镇，则没有一个人申报。去年小城镇户籍改革在全省全面推开后，全省非农业人口增加53万人，其中农转非48万人，增速和往年基本持平。
小城镇为啥缺少吸引力？调查中记者发现，大部分小城镇没有自己的主导产业，有的只是简单地在过去的集贸中心建设小城镇。在许多地方，往往将小城镇建设等同于盖房子、修路子、建场子（市场），因此造成市场建起来了、房子盖起来了，但人气却旺不起来。平舆县东和店镇，是河南省政府确定的115个重点镇之一，这里地处106国道沿线，交通方便。和店村７组的李国共告诉记者，他们村人均只有４分耕地，又没有其他的挣钱门路，便利用自家的空房，开了个小旅社。但因为外来人口很少，一张床位一晚上两块钱都没有人住。因为没有收入，前两年镇里搞小城镇建设，扒掉了他们家沿106国道的两间门面房，让盖两层以上的楼房，结果到现在房子还没有盖起来。
由于乡镇企业不发达，被占去了耕地的农民大都靠做小生意挣钱养家。据当地知情人介绍，光一个东和店镇，逢集日卖小百货的就有一、二百家，卖烟酒的小门市的也有好几十家。像这样的小城镇，要城镇户口又有何用！“农转非”对农民吸引力不大，也就势所必然了。用一位农民的话说，我们进城就是要挣钱，挣不到钱，城市户口又该咋着？又不顶吃又不顶喝！
像东和店这样没有像样主导产业的小城镇，在河南并不鲜见。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截止到去年底，河南全省共有建制镇844个，除县市所在地外，其他建制镇共有697个，平均每个建制镇镇区面积仅有平方公里，非农业人口只有万人。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根本途径。但由于种种原因，乡镇企业发展环境并不宽松，部分小城镇成为乱收费的重灾区，直接影响了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
据国家计委的一项调查，在新乡市，面向乡镇企业的税外收费多达600余种。去年，该市面向乡镇企业的各种收费金额高达３亿元。与其入库税金相当，占乡镇企业总利润的。
据平舆县东和店镇纪检书记朱心正介绍，由于小城镇经济相对活跃，来自县直有关职能部门的各种收费也比较多，粗粗一算，就有烟草、盐业、动检、植检、运管、公安、技监、工商、土地等###个部门。他们有的设有固定的点，有的干脆流动收费，开个车、拿着旗、穿着制服，几个人往路上一站，就开始罚款。早晨从县城开车过来，罚几百块钱，中午一吃一喝，下午天不黑又开车回去了。他们都是县里管理的部门，镇里对此也无可奈何。
河南省一位知情人士认为，发展环境不宽松，是造成乡镇企业普遍缺少活力的主要原因。乡镇企业的欠发达，又使小城镇辐射带动能力不足，其应有的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也难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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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b> 城市化</b>
全世界的平均城市化水平约为47%，发达国家和地区为75%，发展中国家在38%左右。2001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31%，已经进入从30%到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期。
<b> 城镇</b>
城镇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全国工业总产出的50%、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85%、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集中在城市。
1978年到2000年，我国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63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20312个，市镇总人口由亿人增加到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提高到。
<b> 农转非</b>
2001年10月1日之前，全国所有的镇和县级市市区，取消了“农转非”指标；在两万多个小城镇拥有固定住所和合法收入的外来人口均可办理小城镇户口。
<b> 耕地流失</b>
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2395万亩耕地，按人均耕地不足亩计算，至少有3400万农民因征地失去或减少了土地。按现在的经济发展进度，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达到5450万亩以上，失地和部分失地农民将超过7800万人。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由于找不到工作或失去工作，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阶层。
<b> 土地征用补偿</b>
《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至10倍，安置费为4至6倍。
为了加快城市发展，各级政府不约而同地把眼睛盯向土地，各地补偿标准由于征地用途、耕地年均产值、计算倍数等不一样而相差悬殊，另外一方面，补偿标准制定过低，绝大多数农民不满意。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估算，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利用低价征地高价出让，从农民手中拿走的资金约为2万亿元。
<b> “农村包围城市”</b>
1990年到2000年，十年一瞬。
“民工潮”年复一年。农民在不断地流向城镇，流向中等城市，流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乡村变成了城市，田野变成了高楼。“农村包围城市”，在21世纪出现了相反的格局：城市向农村侵袭。为了国家工业化的梦想，农民曾经交出土地上的收获；当城市化梦想来临的时候，农民交出的则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
户籍制度松动了，城市的大门打开了。农业大国的城市化时代，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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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镜头包围城市全文阅读 作者：张新民 《黑镜头包围城市》由www.niubb.net搜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黑镜头包围城市全文阅读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