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来源：《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 2016-01-19 09:01 点击:29次
来源：《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
【破土编者按】切·格瓦拉的形象已经风靡全世界，就连许许多多没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青年都将其视为一片精神高地。但是，如果没有了解切本人的经历和思想，我们很容易落入脸谱化理解他的窠臼。本文为法国记者队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访谈，主要谈了切在古巴革命之后对第三世界和反压迫斗争一如既往的关注，以及切在玻利维亚打游击时被叛徒出卖、不幸牺牲的历史细节。切的肉身虽然已经陨灭，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鼓舞着千万受压迫群众：“如果一个人不相信群众中成百万、成百万、成百万地存在着像切一样的人，那么这一点就没有意义了。如果像他一样的几百万人没有养成这种品德的萌芽或能力，那么以独特方式脱颖而出的人将会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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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巴革命胜利后……
“十月危机”以后，美国侵略的危险过去了。革命继续巩固。切·格瓦拉开始周游世界。好像他对国际上的事、对反帝运动非常感兴趣，不是吗？
他相当注意观察第三世界的形势。他关心国际事务，关心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其他问题。他1965年出访，周游世界，会晤周恩来，会晤尼赫鲁，会晤纳赛尔，还有苏加诺，实际上，他对国际事务和发展中世界问题很感兴趣。
关于中国，我记得切跟好几位中国人士谈过话，接触过周恩来——这我说过了，会见过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思想感兴趣。他没有接触过苏联人。不过，显然他更赞成，或者说，更看好中国。
他甚至访问了南斯拉夫，尽管南斯拉夫实行自治还有诸如此类的问题，说真的，我不太喜欢：一个合作社拥有饭店和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就使它离开了最初的目标。我在古巴看见过几个，有时候它们不是从事农业，而是从事商业和旅游业。
1964年12月他到了联合国，后来到阿尔及利亚，1965年最初几个月还有非洲之旅。
是的。不过那是后来，是一项战略，在他履行使命的最后阶段，那时的他已经作出了去玻利维亚的决定。好哇，怀着了不起的热情，他的目的是在阿根廷为革命做贡献。是去创造条件，因为那时候谁都想消灭我们，我们的回答是改变当时的状况。这是大实话。我们总是坚持这个原则。
有一次您对我说：“他们把封锁国际化了，我们要把游击战国际化。”
先是反对特鲁希略，1959年7月，一群武装起来的多米尼加人从古巴出发去推翻他，这成为第一次支持反对一个独裁政权斗争的运动——那一次是对和我们一起斗争的多米尼加人原有的一个承诺，是个例外。特鲁希略曾经向巴蒂斯塔供应武器，战争结束后，巴蒂斯塔去了那里避难，一些反对我们国家的武装行动也是从那里来的。
至于有类似情况的其他国家，尽管它们没有一个可能对我们有多大好感，但我们的准则是尊重，尊重国际法。但是有明显的差别，有的国家对美国的独立性多一些，有的少一些。当然，最无条件屈从美国的国家立即与古巴断了交，其他国家抵制。巴西抵制了，乌拉圭抵制了，智利抵制了。而委内瑞拉一点没有抵制，因为那里是罗慕洛·贝坦科尔特①，他一会儿是左派，很快就成了充满反动仇恨的家伙。所以说，一些拉美国家在一段时期内与古巴保持了关系，而墨西哥是一直都保持。
美国指责你们到处帮助颠覆。
美国对古巴的要求多种多样，一直在变，每时每刻都增加新要求。
最初，它要求我们必须放弃社会主义。后来，要求我们必须断绝与苏联的贸易和一切形式的关系。在谴责和孤立我们以后，他们一直在提出某种要求。吉隆滩战役以后，“十月危机”以后，每次都提出新要求。接下来是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拉美斗争爆发后，古巴应该停止对这些斗争的任何支持一一我这里是在给您说美国提出的种种要求；后来是安哥拉，安哥拉在1975年受到南非进攻时，全世界都知道发生的事情：必须撤出安哥拉，如果我们撤出安哥拉，同古巴的问题就能解决，他们就这样对我们说……还有诸如此类的事。
后来问题就更多了，因为1974年出现了埃塞俄比亚革命，由于那里造成的局面，1977年我们必须与埃塞俄比亚人合作，由于其他原因也必须合作。我们是个被孤立的国家，美国越是企图孤立我们，我们越是要与世界其他地方联系。
可是有人继续指责你们“输出革命”。
在60年代那个时期，拉丁美洲已经没有人和我们有外交关系——刚才说了，墨西哥除外。那时期我们遵守国际准则。由于学说，由于信念，我们是想革命，是想要革命，但我们尊重国际法。此外。我坚持认为，革命不能输出，因为谁也不能输出使革命成为可能的客观条件。我们一直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而且继续这样认为。
革命胜利后，我在1959年5月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的一个会议。在会上我为拉美提出了一个类似马歇尔计划的东西——就像那个著名的援助欧洲重建的计划，我估算要花费200亿美元。喏，当时我没有现在这样的经验，更谈不上别的。但我确实有些想法：除了一生中读过的所有东西和对问题的思考以外，没有多少国际经验。我对拉美的具体经验也不多。尽管如此，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主动提出了发展问题。您知道拉美那个时期欠多少债？
不知道。
50亿美元。
与现在的8500亿美元债务相比，数目不大。
当时拉美有现在的一半人口，不到2亿5千万人，现在有5亿多人。外债——我不说内债，那也是国家欠阔佬们的债一一是国家必须连同利息偿还给外国的债务。这还不包括资本外流、不平等交换和资本流向货币强劲和经济更稳固的国家，以及布雷顿森林给予美国的特权，就是在世界上印制美元的那个国家的权利。货币的避难所不再是美元了，因为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8月单方面中止用黄金兑换美元，只剩下美元了，那是本半球唯一现存的外汇。所有其他货币都大幅波动，没有一种货币可靠。那时候，拉美国家所有的钱都趋向于外流，流向美国。
我想，您在美洲国家组织上提出的计划被拒绝了。
如果采纳那个计划，这个大陆很多悲剧就避免了。两年后，我跟您说过，肯尼迪重新捡起这个想法，提出一个援助拉美的类似的马歇尔计划，就是争取进步联盟：土地改革、财政改革、建设住房，等等。
这没能阻止他继续敌视古巴。
是的，那时候他们对我们不做任何承诺。我想是有客观情况的，切做的事绝对正确，一点儿分歧也没有。那时候已经谈到美国的干涉政策，真的，约翰，肯尼迪总统是个有才能的人，他的悲剧是继承了侵略古巴的那次吉隆滩入侵，接受并执行了它。他在失败中很勇敢，因为他承担了全部责任，还说出了“胜利有很多位父母，失败是孤儿”那句话。
肯尼迪非常喜欢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把它派到了越南。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士，据说表现很好，但却不负责任和毫无道理地应承了残忍又可耻的越南战争，迈出了最初步骤，还开始派兵增援。一切都从这个开始。而在1954年赢得了一场抗击法国战争的越南人，据他们对我们说，看到古巴革命在吉降滩的胜利，受到了鼓舞，他们总是说古巴的胜利对他们有影响，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心。也许是客气。他们在南方一直保持着战斗体制。
越南也鼓舞了你们。切常说：“要创造两个、三个、很多个越南。”
我完全赞同他的话，我要说，1979年，在他牺牲12年后，在越南战争早已结束时，桑地诺运动通过一种像我们进行的那种斗争，像切的那种斗争，在尼加拉瓜取得了胜利。萨尔瓦多的运动也在以可畏的势头发展, 它是取得经验最多的一场运动。
你们给了萨尔瓦多人相当多的援助，是不是？
提供了我们微不足道的合作。由于1975年战胜了美国，越南人给了我们许多他们在西贡陷落后收取的美国武器。我们用船从非洲南部运过来，把一部分给了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萨尔瓦多人。
你们认为拉美具备了再现另一个像古巴那样的革命经验的条件吗？
请注意，有些主观因素可以改变历史。有时候存在实现革命变革的客观条件，但不具备主观条件。是主观因素造成革命在那个时期确实没有扩展。武装斗争的方法已经得到证实。我跟您说，尼加拉瓜是在切牺牲12年以后才取得胜利的。就是说，在拉美其余地区许多国家，客观条件比古巴的条件还要好。这里的客观条件差得多，但也足以进行一次、两次或三次革命。在拉美其他地方，客观条件好得多。
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还有危地马拉，我们为革命者的团结出了很多力。为分裂的桑地诺主义者，为分裂成不下五个组织的萨尔瓦多人，为同样四分五裂的危地马拉人。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也确实把他们团结起来了。我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我们向中美洲的革命者提供了微不足道的合作。但是，有共同利害关系和对革命运动给予某种形式的合作不意味着输出革命。
支援非洲和玻利维亚革命
但你们帮助切把革命带到了玻利维亚。
是的，我们跟切合作了，我们跟他有共同观点。那时期切是对的。当时斗争也许会扩展，我当真相信这一点。那时期，1968年，巴拿马还没有出现托里霍斯。同样也出现过其他现象，如1970年阿连德在智利取得胜利，开始恢复与古巴的关系。
我们在古巴开展斗争以前，1948年，哥伦比亚已经有了游击队。不过那是另一段更复杂的历史，因为那里，在相当长的时期把游击队看作有点像“七二六运动”在古巴的情形。后来出现了一系列并行因素。这个问题我不想分析，这一直是非常棘手的事。
切对您讲过，对您说过他对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计划是什么吗？这件事您跟他看法一致吗？
他着急。他想做的事很难。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对切说，可以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向他提出，需要时间，不要着急。我们想让其他不太有名的干部迈出最初的几步，为他想做的事创造更好的条件。他知道游击生活是怎么回事，知道需要身体结实，一定的年龄。虽然他能克服局限，也有钢铁般的意志，但他知道，如果再等下去，就不是身体条件的最佳状态了。
关注这些因素的时刻到了，虽然他没有表露出来。他心中有其他重要的考虑：几乎是在革命的最初几年，他派了一个记者在阿根廷北部组织一个游击小组。记者叫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他跟我们在山里待过，后来创建了拉丁新闻社，切跟他非常要好。马塞蒂在那次任务中牺牲了。切还是这样一个人，他派人去执行任务时，总会发生死亡的悲剧，这对他打击很大。每次想起死去的战友他都痛心。这从他在玻利维亚写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时就会读到，比如战友埃利塞奥·雷耶斯，“圣路易斯上尉”的死亡对他打击有多大，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失去了游击队中最好的人，当然，他是游击队的一根顶梁柱。”
切心急，他想去履行其使命时，我对他说：“条件没有准备好。”我不想让他去玻利维亚组织小组，而是想让他等力量组织起来的时候再去。就我们来说，我们经历了游击战争最初阶段全部的光辉业绩。我说：“切是位战略领袖，应该在发展起一支足够牢固和经过考验的力量时再去玻利维亚。”他总是着急，可是还没有最起码的必要条件呀。我不得不说服他: “还没有创造出条件。”因为他是个战略型干部，有政治家的丰富经验和才能，不应该在最初阶段冒险。
我们正在刚果帮助卢蒙巴②的人。此前我们与阿尔及利亚人在他们1961年反击摩洛哥入侵的战争中合作过。切很着急。但是因为非洲和非洲的斗争对他有极大吸引力，我建议他去非洲完成一个重要任务，与此同时在玻利维亚创造开展斗争的起码条件，这场斗争的根本目标是他的祖国阿根廷，因此，以后将是一场更加广阔的斗争。非洲的任务非常重要，因为必须对比属刚果东部反对冲伯③、蒙博托④和欧洲雇佣军的游击队给予支援。
1965年4月，我们确实向那里派了一个很好的别动队，还有切。大约150人，装备精良，经验丰富。在那场非洲革命运动中，什么都得干：经历，做准备，搞训练。是个艰巨任务。切一生的好几个月是在那次活动中度过的。
在他的非洲日记中，切对那支游击队的头头们批评得很厉害。
批评得很厉害，对那些头头和随便什么人。他有那样的特点，严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习惯。他批评别人和自己都很严厉。
对自己严厉？
是的，他对此要求很严，我跟您讲过墨西哥和波波卡特佩特尔火山那儿的事。有时候甚至因为他一时失去镇静的随便一件蠢事，也要批评自己。但也非常诚实，非常尊重人。
1965年4月到非洲时，他遇到很大的困难。历史很奇妙。有段时间白人、南非、罗得西亚和比利时雇佣军，甚至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古巴反革命分子都介入了。非洲军队没有经过充分训练。切想教给他们战斗，讲解可以有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因为在他们取得经验，有了战争素养时，那些刚果人就是令人畏惧的军人。他们没有这种素养，而在得到这种素养后，就变成了非同一般的军人，令人畏惧的军人。埃塞俄比亚人、纳米比亚人、其他人、安哥拉人也都有这个特点，有了战争素养，同样是非同一般的军人。
那时候，刚果东部的那些战士还没有得到这种素养。我们这样告诉切。我们从哈瓦那派了我们的战友分析形势，准备支持他们。如果需要派更多军队，我们也会派，因为我们这里有的是志愿者。但实际上，那场斗争没有前途，没有在那时期开展的条件，我们叫切撤回来。他在刚果待了大约7个月。从那儿去了坦桑尼亚，在达累斯萨拉姆那儿待了一段时间。
这些斗争切都去参加了，当然，可以说是秘密离开古巴的。那时就开始有谣言了，开始说切已经“失踪了”。
国际新闻界说你们之间有严重的政治分歧，决裂了，说你们把他关进了这里的监狱，甚至说把他杀了。
我们默默地忍受着那一大串谣传和谣言。不过他在1965年3月底走时，给我写了一封告别信。
那封信您没有公开？
没有。我把信留在手里，1965年10月3日，在宣布成立新的古巴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仪式上我才公开，因为必须解释那届中央委员会没有切的原因。与此同时，谣言还在传，敌人继续散布猜疑和怀疑，散布谣传说切·格瓦拉因为与我们有分歧被“清洗了”。
一场真正的谣传战。
他是自发地给我写那封信的，我认为他非常坦率：“我后悔没有充分信任你。”那时他谈到了“十月危机”和别的事情。我认为很多人他都不相信，因为他很爱批评人。
有一天他为我写了几句诗。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跟我总是很亲密, 总是非常尊重并且总是服从我的决定。我没有强加于他，我们讨论，我不常下命令。我常说服他该干什么。我很少时候不得不说“你别做这件事”，或禁止他什么。
1966年3月他从非洲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布拉格。情况复杂，事实上他是秘密地去的。因为他写了告别信，因为他自尊心特别强，所以走了以后，脑子里没有想过回古巴。但是，做玻利维亚的事情的干部已经选好了，他们正在做准备。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做解释，谈到他的义务，谈到了理智。
让他回古巴。
是的。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严肃地这样对他说。我劝他回来，我对他说，为了他想做的事，这是最适宜的:“在那里不可能做这件事。你必须回来。”我对他说“你必须回来”，不是命令，是劝他。我对他说他的义务是回来，不要有任何其他考虑，为玻利维亚计划做完准备工作。他秘密地回来了。喏，哪儿也没人认识他。一路上也没人认识。1966年7月回到了这儿。
他化装了？
好家伙，化装得那么巧妙，以致有一次我请了几个领导层的战友，对他们说想让他们认识一位非常有趣的新朋友。我们一起吃午饭，结果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来。您看是不是真的化装了。
他去了比那尔德里奥省一个地方，在一个山区，那儿有一处房子，圣安德烈斯庄园。他在那儿组织力量，跟陪他去的15个人一起准备了几个月。他挑选想要的人。也是在那儿最后几次见了他的妻子和孩子。我常去那儿看他。
要带他们去玻利维亚打游击？
有几个是山里的老游击队员，其他人跟他在刚果战斗过。他跟他们每个人谈话。我和几个战友对他提出一些异议。有些情况下我提醒过他。所有去玻利维亚的人都很出色，其中有埃利塞奥·雷耶斯，“圣路易斯”上尉，他牺牲时切写道：“你那英勇上尉的矮小身材……”；这句话是借用聂鲁达的诗——巴勃罗·聂鲁达的诗他读了很多，一句很美的诗，写在他的玻利维亚日记里。他从心眼里喜欢他。切也是这样的人。
人都是他挑的，我们讨论过这件事。我向他提出了几点建议。一直到他1966年10月走时，我跟他谈过很多话。他走时怀着多大的热情啊！
对于切驻扎游击队的玻利维亚尼亚卡瓦苏地区也讨论得很多吗？您有什么想法？
他去玻利维亚时，这事没有其他选择了，因为在那种形势下，有了他带来的充分信任和有经验的那些人……喏，那情况他了解。德布雷已经去了，作为记者已经帮了一些忙，收集了地图。这任务是我给他的。
是您派雷吉斯·德布雷去的玻利维亚？
我派他收集那块地方的情报和地图。那时候切还不在那里。1966年11月他到了以后，就开始组织人。
他终于组织了一场很好的运动，有了玻利维亚的干部，例如因蒂·佩雷多等——这是我想的事，对此也很清楚。他了解玻利维亚人，了解他们的性情，这话他跟我讲过。由于理所当然的谨慎，最初他们驻扎在一个有农村根据地的区域。在他挑选的一个地方，他一面到处走，一面训练人，随着时间流逝，问题出来了。在他走向不远处一个居民更多的区域时，出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事，这是第三次了——前两次我跟您说过了，切没带药。
在玻利维亚，切没有治他哮喘病的药？
他没药了，这是第三次。他离开驻地到处走，是一次持续很久的长途跋涉，走了几乎40天。然后再次离开走一小段，治哮喘的药落在营地了，而营地被玻利维亚军队占领了。由此出现了严重困难。
被叛徒出卖，英勇牺牲
您怎样解释切的死？
长途跋涉回来时，切已经发现了问题，在玻利维亚共产党领导人马里奥·蒙赫（那儿有他的人）与反对蒙赫的另一条路线的一位名叫莫伊塞斯·格瓦拉的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蒙赫要求指挥权，切很正直，生硬……我想切可能作了更大努力去争取团结，这是我对他说的意见。他的性格使他为人非常坦率，他跟蒙赫进行了一次言辞激烈的争论，蒙赫的很多干部帮助过组建工作，因为因蒂和其他人是这个组里的人。蒙赫要求的事是不可能的：当那支队伍的头，这是令人气愤和不合时宜的野心。
已经出了一些问题，是没有说过或几乎没有说过的事，这事对拉美的革命运动造成了极大损害，那就是亲苏派和亲华派的分裂。在具备客观条件和完全有可能开展切去那里推动的那种斗争的历史时刻，这种状况分裂了整个左派和所有的左派力量。
知道发生这场决裂时我们不得不作了多么大的努力呀！1966年12月，马里奥·蒙赫到这儿来了。后来，党的二号领导豪尔赫·科列也来了。是我邀请的，我给他们解释发生过的事。我们还邀请了胡安·莱钦，一位著名的工人领袖，我跟他在东部地区待了大概三天，劝他帮助切。他答应了。
您邀请莱钦到哈瓦那这儿来的？
是的，因为我对决裂很担心。我想，实际上没有任何理由要求那个指挥权，简单地说，或许是缺少点什么，这么说吧，缺少点精明。因为说实话，如果蒙赫要求指挥权，切可以给他个司令的头衔，他想要的头衔，但没有部队的指挥权。有个野心问题，要求有点荒唐。蒙赫不具备领导那一摊的条件。
切过于生硬？
切的问题是过于正直，我不骗人，他可能讨厌“外交手腕”这个词、“诡计”这个词。
不过，请听好我的话，在我们自己的革命里有这样的事吗？有几次发现人们心中有野心？谁能取代别人？谁有担负特定责任的威望和才能？愚蠢。我们不止一次的交出指挥权，做出让步。如果直着走找不到解决办法，这种特定情况下就需要精明一点。那时期，蒙赫与切的决裂造成了危害。
危害？
危害很大。世上不知道我们为防止危害作了多大努力。
为了调和？
我们容忍的一些事情，您在这里甚至是想象不出来的，大错误。是大错误！有时候是这个人犯的，或是那个人犯的。不管怎样，我们总是批评既成事实，但抱着团结精神。
当然是蒙赫做得不对，我跟您说了，后来，玻利维亚共产党的二把手豪尔赫，科列来了，我劝他说，尽管有党的纪律，但不能把那些人扔下不管。我叫来了莱钦，跟他谈话，劝他支持游击运动。
可是，那次跋涉后一一这次跋涉时间很长，因为他在根据我们在山里得到的经验考察人，训练人一切刚刚从那次出行回来，就发现那里出现了这些问题，几乎立刻就有一股敌军进来了，游击队陷人了军队的埋伏。
他们在某一时刻遭受了背叛⑤。军方已经知道那个区域有一支游击队。是在，这么说吧，战斗提前打响时，我们不愿意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想在初次战斗之前组织一条战线，那时还有可以组织的人。
然而，这会儿政治因素发挥作用了。切在他的日记里都说清了。发生了下面的事：小组分裂了。他一直试图与“华金”和“华金”的小组取得联系。他用了全部时间在寻找，设法与“华金”会合，一路上发生了一系列战斗。怪事，切找了他好几个月，好几个月呀！当从广播中听到那个小组已被消灭的消息时，他还以为是谣言呢。
可是，在某一时刻，世人相信“华金”小组被消灭确实是真的，这事发生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切与因蒂·佩雷多和其他游击队员去往因蒂有联系和影响的一个区域，但他得到了那样的消息。这对他打击很大，我认为那一时刻他做出的反应有点冒失。再说，跟他一起走的几个人状况不好，几乎不能行动，这就耽搁了时间，但还在继续往前走，这时已经有玻利维亚干部了。
如果这个小组到达那个区域，那还算顺利，但在到达一个商店时，他本人在日记中写道：“‘大嘴’电台走在我们前面，大家都在等着我们。”不过还在继续走。中午时分到了一个村子，村里没人。村里没人表明事情奇怪，可能有一股部队。这时候，光天化日之下，他继续前进。因蒂走在前面。这时候，一支部队，一个紧紧盯着他的连队打死了一名玻利维亚游击队员，还有另外几个人，打退了那一小股游击队。切带着病号和为数不多能够打仗的战友到达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即埃尔尤罗峡谷时，他就在那里战斗，抵抗到一颗子弹害得他没了枪的那一刻。
切不是会当俘虏的人，可是一颗子弹把他的枪堵住了，敌人已经很近，打伤了他。他受了伤，又没了武器，就这样抓住了他，带到附近一个村子。第二天，1967年10 月9日中午，狠毒地把他枪决了。切确实从来没有发抖过，恰恰相反，越是遇到险境时，也正是他胆量大增的时候。
“一个人往往会梦见死去的战友”
您认为切会自我牺牲吗？
这么说吧，我宁肯自我牺牲也不做俘虏。他肯定也会这么做的，但问题是他没有选择，他正在战斗，而战斗是他必须做的事。切是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丝毫也不怕死的人。
您是怎么知道切死亡的消息的？
虽然意识到几个月来他正在经历的危险和他面临的极其困难的状况，但我还是觉得他的死是难以置信的事，是一个——我说不清——人们不能很容易适应的既成事实。时光流逝，一个人往往会梦见死去的战友，看见他活着，跟他交谈，然后现实又把我们惊醒了。
对一个人来说，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是那么牢固、那么强大、那么强烈的存在，以致人们不能相信他们已经死去，已经消失。主要是因为他们继续存在于感情和记忆中，我们，不仅是我，而是古巴人民，对他死亡的消息特别悲痛，虽然消息并不意外。
传来一份知情电文，报告了1967年10月8日在尤罗峡谷发生的事情。大多数电文里宣布的都是谎言，但这份电文讲述了一点确实发生的情况，因为那些人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不会编造出符合一支游击队可能被消灭的唯一方式的故事来。我认为，结局是瞬间的事，我看那消息是真实的。
一个有经常解读电文习惯的人，不用丝毫想象，你看到的都是谎言、谎言和谎言。突然间你觉得，不可能编造出可能消灭那个小组的唯一方式的故事来。
现在，有趣的不是仅仅阅读切在日记中写的内容，还要阅读反对他的头头们写的内容。那一小股人经历战斗和取得胜利的次数真了不起。
当经过证实的他的死亡消息传来时，我们非常悲痛——我们当然悲痛。正是因为这个，在那些日子里，我在悼念死者的悲痛中发表了一次演说⑥。我在演说中问道：“我们想让我们的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答道: “我们想让他们像切一样。”这已成为我们先锋队员的一句口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锋队员：我们要像切一样。”
后来日记送到了。世人不知道日记对于了解发生的整个情况，了解他的思想、他的形象、他的刚毅和他的榜样的价值。一个深明廉耻、极有尊严和大公无私的人，这就是切的为人和世界敬仰之所在。一个聪明人，一个富于幻想的人。切不是为了保卫别的利益或别的事业，而是为了保卫拉丁美洲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牺牲的。切不是为了保卫别的事业， 而是为了保卫地球上的穷人和卑贱者的事业而牺牲的。切的事业必将取得胜利，切的事业正在取得胜利。
切的形象遍及全世界。
切是一个榜样。一种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这一时刻，他的思想、他的事业正在取得胜利。后来，1997年6月，找到他的尸体和另外五位战友尸体的那些人的功劳真是天大的功劳！甚至应该感谢玻利维亚人，感谢当局，他们进行了合作，提供了帮助。
找他们的遗体？
那个人，豪尔赫·冈萨雷斯，现在是我们医学系的主任，多大的功劳哇！他们是怎么找到的，这可是奇迹般的。
切留下的伟大教训是什么？
留下了什么？我想，真正最伟大的是精神价值，是觉悟。切象征着最高的人类价值和一个非凡的榜样。他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光环和一个伟大的神话。我非常敬佩他，赞赏他。这种敬佩总是产生很大的亲情。我为什么非常亲近他？这故事我跟您讲过了。
他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很多，是不可磨灭的，所以我说，他是我认识的最高尚、最非凡和最无私的人之一。如果一个人不相信群众中成百万、成百万、成百万地存在着像切一样的人，那么这一点就没有意义了。如果像他一样的几百万人没有养成这种品德的萌芽或能力，那么以独特方式脱颖而出的人将会一事无成。因此，为了人人都能像切一样，我们的革命才这么注重扫除文盲和发展教育。
注释：
①罗慕洛·贝坦科尔特（1908—1980），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社会民主派）领导人， 1945-1948年任总统。1958年重新当选——这次是民主当选，残酷地打击委内瑞拉游击队。1964年被推翻。
②帕特里斯，卢蒙巴（1925—1960），刚果（金）政治领导人，反对比利时争取独立斗争的领袖，1960年6月任总理，1961年被谋杀。
③莫伊兹·冲伯（1919—1969），前比属刚果政治领导人。在加丹加省创建科纳卡特党。 1960年在数个西方强国支持下反对卢蒙巴，指使人选自己为加丹加总统，宣布该富饶地区独立。卢蒙巴要求联合国千预，由于中央悄报局的唆使，被加丹加省军官杀害。冲伯被迫放弃政权，流亡欧洲，一段时间居住西班牙。死在阿尔及利亚。
④蒙博托·塞塞·塞科（1930—1997），独立后任刚果军队首脑，1965年推翻卡萨武布总统，依靠雇佣军支持打击游击队，为该国独裁者，直至1997年被洛朗，德西雷·卡比拉的军队推翻。
⑤西罗.布斯托斯，阿根廷人，豪尔赫，马塞蒂小组唯一幸存者，是切的队伍和应该与游击队会合的阿根廷战士之间的联络员，被抓获并施以严刑，似乎供出了切在哪里及其位置的情报
⑥菲德尔·卡斯特罗1967年10月18日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为切·格瓦拉举行的庄严的守灵仪式上对一再万人发表这次演说。
本文有删减。责任编辑：胡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