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至于那些已在当地城市安排工作的知青，他们的相对分散性使他们无法诉诸集体行动，但其中一部分人也通过个人活动设法回了城。
只有下放到山西的北京知青，他们中间获得非农工作的人数比例达到不同寻常的50%②「见1985年5月15日《中国青年报》第1版。」。但仍于1985年和1986年在首都组织了小规模的集体行动表达回城愿望。不过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直到90年代初才得以返回北京。③「2000年8月5日作者与一群前知青的交谈。」
夫妻知青也终于获准回城了，但夫妻来自不同城市的知青却面临着新问题。他们不得不在各自的原籍城市两地分居，同时力求找到面临同样问题的夫妻对换户口。最困难的是那些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按规定是不允许他们回城的，政府打算在他们村庄附近的地方给他们找一份非农工作，后来又在附近的城镇给他们安排工作。这引起了离婚、精神病甚至自杀，因为很多知青（大多数是女性）对自己的婚姻追悔莫及。④「事实上，很多女知青如果得不到父母的帮助，为求生存只好嫁给农民。作者2000年8月6日与曾经嫁给内蒙古农民的前北京女知青ZL的交谈；并参见刘小萌，1998：518-519.」
由此可知，除了情况特殊的极少数知青外，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下放的所有知青，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回了城。下乡运动发动和结束的两次高潮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后一个高潮更重要：从1968年底到1970年间，大约有500万知青下乡，而从1978年末到1980年初，大约有600万知青返城。知青通过积极和消极抵抗，终于使这一运动寿终正寝，其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远远超出领导人的初衷。此外，1978年到1980年期间的下放知青的条件虽然大为改善，政府的计划数字也变得较为适中，但下放人数仍远低于这一计划。⑤「1979年计划下放的人数至少是80万人，但实际只有247700人离城，大约为三分之一。」知青会议决定下放工作还要持续“若干年”，但在1980年就突然停止了。这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案例。对于中国的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当然，完全是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才使这种成功成为可能。
在对付1978-1979年的知青集体行动时，当局运用了它的大部分惯常的手段：对示威者按不同类别进行分化；防止串联；批评且常常惩罚示威领袖；强调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等。但这些办法并未完全奏效，行动者得益于某些有利的环境。当时城市社会很大一部分人都饱受下乡运动之苦，因此他们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强大支持。他们有强烈的团结意识和归属感，要求简单明确，对全体知青及其父母都有号召力。最重要的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已经启动，而改革前期的“落实政策”包含着对受害者的补偿。对比文革期间试图回城的知青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别。1966-1967年回城的知青力图对抗的是毛的下乡政策，而在当时，个人的利益和要求是无足轻重的，不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做法被认为“很自私”.再加上当时知青人数很少，大多数人的“阶级出身”又不好，这使他们不易得到别人的同情。最终他们的要求以失败告终。
十年后的政治气氛已大为不同。在1978-1979年的知青行动中形成的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着一种新的社会游戏规则，它或多或少一直延续至今。国家开始承认存在着一个有自身需要和愿望的社会，为了促成较为和谐的社会气氛和实现四化所需要的经济活力，需要对它们给予尊重；抗议者敢于提出他们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是限制在一定范围的，必要时还会做出自我批评。作为交换，当局也会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例如云南的情况。虽然距公民社会的形成尚远，但乌托邦式的社会模式也已风光不再。由于1978年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这些变化，再发动一场1968年那样的下乡运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五、中长期后果
（一）经济后果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在1957-1977年间，中国的可耕地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1978年，农村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13公顷，相比之下，日本是0.7公顷，印度是1公顷，美国是48公顷（见Yeh ，1984：692）。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并不需要外来的普通劳力。虽然知青也许能为开垦荒地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是有限的，因为当时的政策既未考虑经济收益，也没想到生态平衡。在“十年文革”期间，政府投资了46亿元建立垦荒农场，但收入只有14亿，亏损32亿（见田方、林发棠，1986：76-77）。由于优先强调“再教育”的目标，也由于领导层缺少专业人才，这些农场知青付出的大量劳动一无所获，甚至有害。特别是在西北，毁林种田和以农代牧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参见胡焕庸，1985；原华荣，1985）。20世纪70年代末几乎所有知青突然离开农场，除了1979年在南方的春耕期间外，并没有引起大的问题。多年入不敷出的云南国营农场，在1980年赢利4100万元（见顾洪章、胡梦洲，1996：184）。
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这种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农村的发展。
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区造成的损失。①「关于获得非农工作的知青占多大比例，只有少量粗略的统计（见Scharping ，1981：287，329）根据这些统计数字和我的访谈资料，估计这个比例为15%左右。」而且它们为时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样培训当地青年承担这些工作，从长期来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况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知青离开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农村改革，才为农村带来了实质性的改进。
至于“消除三大差别”，惟一可以觉察到的影响是在社会文化方面。
在一个被户口制度严格分离的社会，知青的出现②「1977年，吉林省的三个生产队中就有一个要接收知青（《吉林省志》，1998：84）。尽管吉林是接收下放知青比例较高的省份之一，但这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接触到了城市知青。」使农民对几乎一无所知的城市世界有了更清晰的印象。同理，知青也对农村有了亲身体验，后来成为作家、电影导演或社会科学家的知青，也能够与大众分享他们的下乡经历和反思。但是，促进这两个世界相互理解的效果有限，它并没有使两者之间固有的等级差别发生改变。从某个方面看，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相比，它甚至强化了城乡差别，因为对城市毕业生及其父母来说，获得一份城市工作，不管它是什么工作（体力或脑力），才是最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初很多有关城市社会的研究表明，在下乡运动和对农村的正面宣传进行了近20年后，城市对农村和农业劳动的歧视仍很严重。①「1978年底，政府仍然把“创造一个务农光荣的社会新风尚”作为工作内容（见1978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第4版）。」
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双方的相互了解只能使一个事实变得更加醒目：生活在城市拥有很多特权，如享受食品补贴、福利和文化活动。
在下乡运动期间，城乡之间的客观差距并未降低。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消费比例从1967年的1：2.26上升到1977年的1：2.91（国家统计局，1983：484）。下放知青增加了农村的人口压力，因此只会扩大城乡差距。下乡运动对缩小城乡人口的身份差距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它并没有使户口制度发生改变。相反，这一政策更加突显了拥有城市户口的重要性。毛去世后的经济改革允许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在减少城乡差距方面更加有效，尽管这种差距至今依然很大。
在降低工业化成本和减少失业方面，也没有带来正面的“收获”.1968年出现的就业问题主要是文革引起的，只要严格贯彻阻止农民进城找工作的规章条例，这一问题在几年之内就能得到解决。然而我们看到，在下乡运动期间，城乡之间其实仍然存在人力交换。尽管把知青转移出城，固定员工的数量仍持续增长，而1967年到1977年期间的工业生产率却在下降。
工业投资的利润率从1966到1976年间下降了44.1%（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1987：224；Li，1984）。从长期来看，文革后的下乡运动使城市失业和城市人口增长问题进一步恶化，因为进城取代下乡知青的农村居民数量和返城知青的数量加在了一起。下乡政策的终结和知青返城给城市就业带来了严重问题：1979年就业缺口为2000万。很多青年、新毕业生和已经不太年轻的知青，不得不等待数年才能找到工作。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被迫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如对劳动效率有害的顶替制度。但从长期来看，这也促使他们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如做出有利于轻工业和服务业的调整，恢复私人和集体所有制，改革工作分配制度，它们都加快了向更有活力的经济的转变（见Bonnin，1988）。因此可以说，知青返城比他们离城对城市经济更有利，因为这迫使政府放弃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和就业制度。
即使我们只考虑下乡运动的时期，下乡政策似乎也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任何好处，当然也不会对政府财政有什么好处，它为安置知青而背负着沉重负担，尤其是1973年为改善知青生活条件而进行改革之后（见表5）。
上面这些数据仅仅是直接的政府支出，它主要包括付给知青的“安家费”——虽然这些钱对于解决他们的安家和日常生活问题很可能是杯水车薪，不包括地方政府、农村接收单位和父母所在的城市单位（这些单位1973年后被迫承担了沉重负担）的支出，也不包括维持分管知青机构的所需开支。据某些地方的估算，这些开支与政府的直接开支一样多（顾洪章、胡梦洲，1996：218；刘小萌，1998：842）。这样算来，实际支出大约在150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被迫为孩子提供大量资助的父母的支出。在1968年到1979年下乡运动期间，政府的总支出相当于同期政府预算的1.5%.在运动的末期，改革派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些支出的不合理性。据传，邓小平曾在内部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四个不满意”是指农民、知青、知青父母和政府都不满意，这一说法据说是出自李先念之口（见顾洪章、胡梦洲，1996：158）。
但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场运动造成的长期经济损失，主要还不是金钱意义上的损失，而是那个时期教育水平的整体下降。
（二）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
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至于根据革命品质而不是专业成绩选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实现一个平等社会的目标，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除了在战争或革命时期，以道德作为提拔精英的社会制度难免导致伪善和因循守旧。
这两种现象在下乡运动期间也泛滥成灾，因为离开农村的必要前提是，你必须公开宣布自己打算永远扎根农村，你要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表示支持这场运动的信条。这自然会导致对所有理想主义说辞的普遍怀疑。此外，由于对知青进行奖励的决定权掌握在干部而不是“群众”手里，这种选拔制度必然导致阿谀逢迎和腐败。正如我们所见，下乡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严重道德败坏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在实现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方面，它也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变化。工人阶级子弟因阶级偏见而有所获益，但远不及干部子弟：他们的父母地位优越，能够保证让他们返城并获得好工作。当时只要一涉及干部子弟，世袭制身份继承就会得到加强。与文革之前相比惟一重大的变化是，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大量青年被排除在特权阶层之外。毛的政策未能阻止“新阶级”重新出现，它只是把“坏分子”清除出了这个阶级。
来源: 《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 责任编辑：邵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