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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张献忠军营灭亡前有公侯“大官”无数，皆因屠杀积功所得。贼军杀人皆有名目：割手足称为“匏奴”，中割背背称为“边地”，枪挑背部称为“雪鳅”，以火围儿 童烤炙称为“贯戏”。由于士兵们以人尸为马槽，放麦豆于血腹中食之，内杂人肝为“精饲料”，所以，他们的军马也凶性十足。贼军不仅四处杀人，把牛犬牲畜也 搜杀一尽，称言不为后人留畜种。
本文摘自：《纵欲的困惑：大明朝的另类史》，作者：梅毅，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讲“变态”，现在的人都会联想到性方面。其实，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嗜杀、自虐、他虐等行为，也是“变态”的一种，是人类原始欲望的一种爆发，是人类动物性潜在留存的暴露。这些变态的人，在他自己的意念中，他不仅认为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且会认定能控制别人的生活。
中国历史上，暴君虐将不少，他们的残虐酷杀，皆有极大的目的性，属于冷静思考下的有计划杀人。但是，诸如明末张献忠这种无目的性的嗜杀狂，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人。
张献忠，这位与李自成同岁的大贼头，长身虎颔，面色金黄，故人称“黄虎”。此人长就一副堂堂相貌。一日不杀人，这位爷就悒悒不乐。在意识形态影响下，“极左”时代文人们均为农民起义“翻案”，指称说那些记载张献忠大肆屠杀的历史记载均是“地主阶级”的胡言乱语，而他最能抓住把柄的，是《明史》中《张献忠》传中那一句：“(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确实，明末全国人口也就一万万多，说张献忠在蜀地杀了“六万万”只能说是文人的“文科”脑子使然。《明史》中的这种荒唐“数字”素材，取自明末清初文人毛奇龄的《后鉴录》。其实，明末四川一地大概有四百万人，张献忠杀了其中近三百万，“摇黄贼”杀掉和吃掉七八十万，其余皆为满清屠戮。后来，满清把自己所杀的近百万人算在张献忠头上，这是惟一的“诬蔑不实”之辞。
总之，不可否认的是，经张献忠之乱，蜀地基本为之一空。
崇祯十六年底，本来已在湖南和江西取得重大进展的张献忠，忽然弃两省之地，大举入川。原因很简单，李自成势力太大，老张觉得自己搞他不过，索性走远一些，以免两虎争食。
四川方面，有一支曾经参加过“荥阳大会”的“摇黄十三家”组织，是一种极其邪恶的由地痞流氓组成的匪盗，这些人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和抱负，只知淫杀抢掠，并对明朝的四川官兵造成极大的消耗。张献忠有这些人在川地内部捣腾，他从容二次入川，越下牢，渡三峡，如入无人之境，克涪州后，直捣重庆。
本来，重庆三面临江，易守难攻。张献忠在城墙根下埋炸药，轰隆一声，坚硬石墙坍塌，贼军一涌而入。
张献忠入城后，先剐杀守城的巡抚陈士奇等人，然后又把明神宗第五子瑞王朱常洛绑至法场。当时，天色晴朗，空中忽响炸雷。瑞王本人是宗室中人品很好的王爷，本性好佛，属于少有民愤那种。张献忠大笑，大叫：“天若再雷，我当释瑞王不杀。”等了稍许，天竟无雷，张献忠亲自上前砍下瑞王头颅，并杀其家属及重庆官吏一万多人。
下午时分，山城电闪雷鸣，白昼如晦。张献忠根本不怕，令士兵架炮射天，不久即转晦为明。此时的张献忠，杀心不算太重，对被俘的三万七千名明军作如下处理：每人砍掉一只胳膊，尽数放走。于是，操武场上，堆满了三万多血淋淋手臂。这些只剩一只胳膊的士兵逃出重庆四窜，成为张献忠的“活广告”。诸城士民骇走，望风狂逃。
重庆被陷，张献忠下一个目标就是成都。成都乃二百七十年大明富藩，可惜蜀王也是个财迷(其为人不错，知书达理，崇祯帝呼为“蜀秀才”)，不肯拿出王府金银犒军。
经过四天对成都的攻城，张献忠入城。蜀王夫妇、当地巡抚、总兵皆投井自杀。巡抚刘之勃被捉住。张献忠把他绑在校场上，由于刘巡抚是陕西人，贼军劝他投降。刘巡抚大骂。张献忠怒，令人慢慢剐他。刘巡按大声说：“宁多剐我一刀，少杀一百姓！”贼军放箭，把刘巡按剐后射死。
成都失陷后，四川大部分州、府、县应声而溃，很快皆为张献忠所占。当时，四川只有遵义(今属贵州)，石柱(秦良玉部)以及黎州未下，其余皆非明地。当时，李自成已败归陕西，他试图派兵来攻，被张献忠打回陕西。至此，两只农民军不仅未再联手，反而公开而坚定地决裂。张献忠小胜后，得寸进尺，又猛攻李自成所据的汉中府，反被“大顺”军击败。但仅仅几十天过后，李自成便弃西安而逃，这样，张献忠的北面就暴露给清军。
张献忠在成都立稳后，建立“大西”国，称帝。他首先娶大学陈演之女(陈演本人在李自成离京时被处决)为皇后，自南门五里外架桥高十数丈，逾城直达蜀王府，遍植彩灯，夜望如长虹亘天，引着宫女彩娥及陈“皇后”入宫。仅仅玩了姑娘十天，张献忠生厌，一刀砍下陈“皇后”脑袋，派人杀尽她在成都的所有亲属，算是与“地主阶级”完全划清了界限。
好玩一样，张献忠还“开科取士”，共收取“进士”一百三十人。一夕之间，忽然变脸，把进士们尽杀之不留。其中，“
状元”张大受，华阳县人，年未三十，身长七尺，弓马娴熟。张献忠见此人仪表丰伟，气宇轩昂，服饰华美，一见大爱，以为奇才，立赐刀马金币十余种。数日之内，张大受每日入宫作陪，有时献诗，有时作文，有时丹青图画，张献忠不停赏赐他，共赐甲第一区，家丁二十人，美女十名。到了第五天早上，张献忠坐朝，传奏官禀报：“新状元入朝谢圣恩”。张献忠忽然变脸，自言自语道：“这驴养的！老子爱他的紧，一见他就满心欢喜。咱老子又有些怕他，万一他日后生异心，岂不害了老子！来人，你们马上把他收拾了！”张献忠最常说的两个词，一个是“打发”，即杀本人；“收拾”，即杀净全家。其手下听命，马上把张大受绑起杀了，先前所赐美女家丁，一个不剩，皆立刻杀头。
当时，川中各地赴试生员还皆未离开，张献忠假称再试，尽诱其人于青羊宫，进一个杀一个，共杀约万人，士子们所携应试用的笔砚，一时间委积如丘。
杀尽文生后，老张佯称开武科。数千武举齐集校场，皆配发一匹劣马乘骑。忽然间，巨炮一响，金鼓齐鸣，贼军乘壁射箭，把武举们当成猎物，一一射死。侥幸未死的，堕于地上，被践踏成泥。
当“大西皇帝”的朝臣更惨。早晨上朝，张献忠打了喷嚏，感觉不爽，立即让兵士把三百多人牵出去杀了。有人劝说，他一笑：“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有时朝会，老张又会牵出数十巨硕的大獒下殿，只要獒犬嗅谁，谁就会立刻被牵出斩首，名为“天杀”。
“大西”建国，全无制度，数十万大军衣食所需，只靠抢劫和搜掠，没有任何赋税政策。但张献忠会铸钱，他下令把从王府和大户抢来的所有精钢及佛像熔毁，铸为“大顺通宝”。其钱肉色鲜亮，光润精致，颜色不减赤金。
对四川人凶，张献忠对川地的两个外国传教士却好得不得了。耶酥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类思、葡萄牙人安文思，由于上献红铜制作的地球仪和日冕等物，张献忠看着新奇，大喜之下，下令把二人尊养起来，日日带在身边当顾问。这二人有幸活着，日后在其日记中留下了不少张献忠残酷杀人的真实“客观”记载(国人一般总是不信自己人的记载，对外国人很相信)。
由于统治残暴，川地郡县人民纷纷反抗。当然，这与大环境很有关系，李自成败亡，南明正权建立，人心所向，皆痛恨张献忠贼寇，各地人民相继而起袭击伪官和贼兵。
大怒之下，张献忠下发“除城尽剿”的命令，派出军队到各地屠戮民众。穷乡僻壤，深崖峻谷，贼军无不搜及，得男人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官，得女手足四百双者也授“把总”，按杀人数目依次升官。有一贼兵手壮，日杀数百人，立擢为都督。所以，张献忠军营灭亡前有公侯“大官”无数，皆因屠杀积功所得。贼军杀人皆有名目：割手足称为“匏奴”，中割背背称为“边地”，枪挑背部称为“雪鳅”，以火围儿童烤炙称为“贯戏”。由于士兵们以人尸为马槽，放麦豆于血腹中食之，内杂人肝为“精饲料”，所以，他们的军马也凶性十足。贼军不仅四处杀人，把牛犬牲畜也搜杀一尽，称言不为后人留畜种。
在蜀王府，张献忠发现端礼门城楼上供祀一个人像，公侯品服，真人皮，内实金玉。他询问蜀宫宦者，才知这是明初大将蓝玉的人皮。当时，朱元璋剥其皮后，全国巡回展示，自云南过蜀，由于当时的蜀王是蓝玉女婿，就把老丈人的人皮留下，暗中供奉起来。
张献忠闻此，灵感大发，顿发剥皮之兴。他平日指令士兵剥人皮无数，掺以石灰，实以稻草，用竹竿标立，在王府前的大街密植两边，累累千百人，遥望犹如送葬纸人。其手人阻劝，说此种景象不吉利。张献忠很“虚心”接受意见，自己就新创“小剥皮”方法，即把活人两背的皮自背沟处分剥，揭至双肩，反披于肩头，手法细腻，鲜血淋漓，但不会伤筋动骨。然后，把这些被剥上身的活人赶出效外，严禁他们的亲人送饭送水，任其躲入古墓荒坟中苟延残喘，慢慢饿痛而死。此外，张献忠凌迟之刑，必割尽五百刀才能死，数不尽人死，依此法杀掌刑兵士。
巧杀之余，群杀之余，只要张献忠有军府衙门的地方，均人掌山积，千里横尸，腐臭盈空。成都城内的人手作为贼军的报功信物，势如假山，万叠千峰，蔚然壮观。明军曾缴获贼军一名“副总兵”的信札，他本自己注记他所砍下的手掌，就有一千七百多，即一人曾杀一千七百余人！由此推之，其他可知。
张献忠粗中有细，心思极其缜密。贼军每剿一城，皆大兵合围四方，至次日早晨方如墙四进，边进边杀，务必一人不留。剿毕，扒草寻穴，细搜数日才能回去复命。如有此城漏网逃脱者在别的州城发现，搜剿此城的领兵官就会遭剥皮之刑。
杀人之外，贼军必尽焚庐舍。未尽残木，也要归拢成堆后烧成灰烬，士兵以矛挑清后盾清楚才敢离开。实在有巨大的石雕殿柱烧不了，就用丝绸等物浸满油裹之数层，举火烧之，最终崩坏才放心。
由于百姓中的小儿幼女不能计功，贼军听弃道帝，或衬马蹄，或抛空后以白刃接之以为笑乐。
张献忠之灭绝人性，无论亲疏。其本性好朋友欢宴，常与陕西老乡痛饮于王府之中，临行厚赠黄金珠宝。酒足饭饱后，陕西籍的友人们欢笑告退。张献忠事先伏壮士于路，把他们尽数斩杀，拿回所赠金银。接着，兵士们把“朋友”们首级盛于锦匣内洗净送回。有时张献忠独饮不乐，喊一声“唤好友来！”士兵们立刻把冰镇的人头摆放于巨大的宴桌上。老张本人持盏酌劝，亲切热情如对活人，并名之为“聚首欢宴”；张贼酷爱斩斫妇人小脚，置于花园叠累成峰。一日，他与爱妾酌饮欣赏，仰视香足堆，叹道：“方缺一足尖，置之会更好看。”其爱妾也有几分酒意，伸出自己三寸金莲，笑言：“此足如何？”张献忠仔细持于手中细观，说“甚好”，信手一刀割下香足抛于足堆之上。其爱妾哭嚎宛转于地，他复加一刀，劈下其秀美之头。其爱妾数十，依次被斩杀，或肢解为乐，或烹之为食，或脔之喂狗。他本人还有一数岁小儿，一晚忽怒，亲手毙之，虎狼之性如此。转至早晨，见小儿尸体横于席间，他又怒左右手下不劝解，立杀数百人。这大贼头最大的特点，是“醉柔而醒暴”，喝醉时常常饶人，一旦清醒就要见血才乐。
1645年秋，张献忠毁弃成都，尽杀城中居民。这一点，连“极左”时代的文献也不得不承认是实情，只是声称他“面对地主阶级疯狂反扑”使“阶级斗争扩大化”，这哪里扩大化，是绝杀化！成都居民数十万被驱于南门，见张献忠骑马而来，都跪地乞命，声称是良民顺民。张献忠狂性大起，纵马挥刀跳入人群中，发疯一样遍杀遍喊：“杀！杀！杀！”贼军刀砍矛捅，血流成河。
从成都临行前，张献忠下令，命令各营杀尽所掠妇女，上缴所有抢掠金银。
由于从各地及蜀中所掠金银太多带不走，张献忠发数千人为工匠，先掘锦江使之改道，然后在河床上凿洞，垫青石成穴，尽埋金宝银块于其中，大概有数千万两之巨。然后，他尽杀工人，让兵士再使锦江回流，财宝就埋在水流之下，名之为“锢金”。
行至顺庆，张献忠忽然下令，尽杀军中四川籍士兵十余万人，仅有都督刘世忠一营闻讯先逃。他自川北遁去，投降清军。
杀完川军后，张献忠嫌所带兵将有家属累赘，他本人以挑选水军为名，喝令全营兵士及家属从他面前经过受检。只要他一声“你！”挑中的人马上被集中。父母被挑者，子女不敢回顾；妻子被挑者，丈夫不敢回顾。最后，共挑出近四万人，押入一木城之中，先用炮轰，毙死大半，然后纵兵斫杀，有数千杀不完者，驱入江中淹死。自己杀自己军队，也是张献忠“首创”。
真实的张献忠：满脑子帝王思想 始终蔑视文化人
核心提示：粗通文墨的张献忠行伍多年，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满脑子称王称帝思想，他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种游民思想和游民文化，对文化人始终抱着蔑视、仇恨、提防、控制和利用的态度，倘若文化人稍不顺从，便要其人头落地。
本文摘自：《书屋》2006年第9期 ，作者：耿法，原题：《张献忠的一桩公案》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一月，张献忠率大西军主力开进四川，第二年八月攻占成都，除少数地区外，四川省绝大部分都已处于大西军管辖之下。张献忠遂正式建立大西政权，他本人初称大西国王，随即又称帝，定年号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蜀王府邸为宫殿。仅仅隔了一年，即大顺二年（1645年），在张献忠一手策划下，成都发生了一桩举世罕见、骇人听闻的屠杀读书人的事件。
这年十一月，张献忠宣布举行“特科”考试，下令各府县生员一律前往成都赴考，违命者以军法论处。于是，各地士子络绎不绝从水路、陆路被送往成都，集中在大悲寺。待各地士子基本到齐后，张献忠突然找借口派重兵包围大悲寺，将全部应试士子统统杀死，死者人数达五千多人。这真是四川读书人亘古未有的一场浩劫。大悲寺一时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笔墨成丘冢，史称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原来，所谓“特科”考试压根儿是个精心策划的骗局。张献忠因大西政权的各地官员不断被四川地方势力捕杀，四川各地反抗大西政权的浪潮越来越猛烈，于是迁怒于四川百姓，尤其迁怒于四川的文化人，认为各地生员是士绅阶层的主体与精英，下决心大规模报复，设下这一计策聚而歼之，一网打尽。整个四川省仅雅安一地由于大西政权驻当地监军郝孟旋事先知悉内情，又心生异志，密谋反水，于是伪造张献忠的诏书曰：“雅系边地，承平时自专心文墨，今羌夷不时窃发，久已弃诗书而事干橹矣。宾兴之典，宜俟异日。”遂将已经启程在途中的雅州生员全部追回，使他们幸免于难。四川其他各地生员几乎被一网打尽。此事件对四川知识文化界是个致命重创，如此对读书人设下应试骗局加以集体血腥屠杀者，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如何看待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历代史籍上都把此事作为张献忠在四川大屠杀的罪状之一，与此事并提的还有该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献忠悍然下令将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军队把居民驱赶到成都南门集体就刑，杀人无数，接着传令各乡镇村民“均可移居成都城内为京都居民”，后来又一把大火将成都焚毁，其状惨绝人寰。解放后一些史家因张献忠是农民起义领袖，对此或讳莫如深，不置一词，或不顾史实，千方百计为张献忠辩护开脱，包括血染大悲寺事件和屠杀成都市民事件在内。辩护的理由主要是：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封建统治者出于阶级仇恨，蓄意夸大其杀人数字，污蔑张献忠“屠蜀”；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初期，并没有大开杀戒，相当重视延揽四川地方人才，开科取士，也正是为了延揽人才，曾经开科两次，应试者颇为踊跃；只是后来由于四川官绅地主大肆叛乱，形势日益严峻，南明弘光朝廷此时又成了四川官绅地主心目中的正统旗帜，严重威胁到大西政权的生死存亡，张献忠才不得不大开杀戒；当然张献忠本人由于历史局限性，“镇反”产生过激行为，杀人面过宽了些，导致大西政权逐渐丧失民心，这也是应当记取的历史教训。看来，这种观点似乎辩证得很，一时充斥于各种历史书籍。那时，谁要论证一下张献忠凶残的历史真实面貌，揭露张献忠设“特科”考试骗局，血腥屠杀读书人的罪恶行径，是要冒站在污蔑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上的政治风险的。
封建统治者对张献忠“屠蜀”确实有夸大其词的一面，如《明史》卷三零九中说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显然是蓄意夸大了，明代后期当时全国人口总数只有六千多万。但是张献忠在四川血腥屠杀民众和知识分子毕竟是史实，决不能因为他是农民起义领袖而回避，或者寻找种种借口以开脱、减轻、淡化其罪责。以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来说，张献忠绝不是偶然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之举。就前两次开科取士而言，早已隐含着血腥味。张献忠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还规定谁家若有父兄胆敢阻挠子弟赴试，必将受到严惩。这种霸王硬上弓式的“开科取士”岂是尊重读书人？岂不吓破老百姓的胆？粗通文墨的张献忠行伍多年，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满脑子称王称帝思想，他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种游民思想和游民文化，对文化人始终抱着蔑视、仇恨、提防、控制和利用的态度，倘若文化人稍不顺从，便要其人头落地。他于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立的一块“圣谕碑”，颇能表明他的真实思想，碑文只有两句话：“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这里的“天”，指的就是他自己，他认为自己代表上天，已将万物恩赐于四川的百姓，而四川的百姓有负于他的大恩大德，实在忘恩负义，他对四川民众百姓是极其失望而怨恨的。他深知，广大生员即读书人是老百姓的头脑，士绅阶层的骨干，是他最难驾驭的人群。一旦形势变得严峻，变得于他不利，他就要对四川百姓大开杀戒，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先除去读书人这一心腹之患。为达此目的，张献忠这个武夫没有任何顾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设下“特科”考试骗局，不惜公然失信于普天下应试士子，一手制造了血洗大悲寺惨案。对这种灭绝人性、灭绝文化的极其野蛮的兽性，必须毫不留情地给予揭露和深刻批判，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
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再次表明了历史上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人物的时代局限性和自身严重的缺陷。具体到张献忠，此人暴戾成性，反复无常，目光短浅，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和政治见识，导致他后来一手制造了数起灭绝人性的大惨案。他当了短命的偏居一隅的四川土皇帝对四川百姓当然是个灾难，但相对来说又实在是件幸事，因为他的权力所限只能危害四川一地；倘若他真的成为中国一代帝王，建立了一个朝代，那么必然是一个祸害全国百姓的暴君，罪恶将大得多，而决不会有什么高瞻远瞩的政治作为，对中国历史进步不会有任何推动作用。他的刑罚极其残酷，包括拿活人剥皮之类。他的义子、心腹孙可望也像他一样多次使用剥皮酷刑对付不听从他的主张的臣民。因此鲁迅先生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张献忠的私人生活更是荒淫无耻，称帝之后仅后妃就多达三百余人，并使用大批太监用于后宫服务，他的腐化程度与李自成后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也同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下令各地恭避御讳，不准人们使用“献”字与“忠”字，甚至连以往历代留传下来的石碑上的“献”和“忠”字都一律要铲掉，以至后人叹息“蜀无完碑”。
由于郭沫若先生《甲申三百年祭》的影响巨大，对李自成大顺政权因骄傲自满、腐化蜕变而招致失败的历史教训，人们谈论得很多，见诸报刊的有关文章也已不少，但对于与李自成齐名的另一位重要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及大西政权则有所忽略，有关研究文章也较少。笔者希望重提张献忠屠戮读书人的这一桩公案，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尤其是下一代。
传教士记张献忠屠川：嫌妇女阻碍行军 一日杀40万
核心提示：献忠出川，深虑各营中妇女众多，有碍行进，敕令次日将妇女引至大营外一律杀之。至于各营妇女，齐集一处，号令一下，乱砍乱杀，叫冤哭喊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积如山，血流成河……计是日所杀妇女之数……有四十万人之多。
本文摘自《细说大明王朝36大悬案》，作者：向飞，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164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入川至成都传教，并在达官显贵中挑选三十人付洗，称为天主教在四川的首批教徒。1642年，葡萄牙人安文思也从杭州入川，协助他传教。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后，他的礼部尚书吴继善向张献忠推荐这两位教士，称其“才德兼优”，可备顾问。张献忠在同这两位洋人交谈时，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洋知识，非常高兴，待以上宾之礼，封他们为“天学国师”，由国库按月发给银两。他们一直待在张献忠身边，亲眼目睹了张献忠的去世。后辗转至京，口述其经历曰《圣教入川记》，此书直到1917年才由上海教会译成中文，为张献忠“血迹斑斑”的“屠杀”提供了极具权威的佐证。
开始，这两位传教士对张献忠不乏赞辞，如“智识宏深，决断过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等等。但到后来，张献忠嗜杀的本性则逐渐暴露出来。
书中记载说，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又，张献忠不喜僧人，屠杀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书中还说，“计其即位之初，在朝之官总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临死时仅得二十五人。皆因张献忠残暴，杀人众多，或令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令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
1645年冬，张献忠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以外，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两位洋教士亲临其境，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安文思司铎这样描述道：
1645年冬11月22日，献忠先暗遣一人捏词诳报，以惑众心。谓某路敌军大队将至，须当操练兵马，以作御敌。次日，大集人马，若将赴战场一般。献忠暗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饬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诡言：“百姓等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云云。众官闻之各自回营，预备明天大屠之事。剿后即当渡河以迎敌军。
次日，大屠杀开始。这两个西方传教士，安司铎被安排在东门的城楼上观看，利司铎被安排在城南的城楼上观看。不久，张献忠便分别在城东和城南的空地上，开始对近二十万无辜的市民进行屠杀。安司铎这样回忆道：“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
这时候，张献忠骑马由南门往东门，二位司铎皆伏地哀求，情词恳切，声泪俱下，请求张献忠不要再杀无辜了，但是，张献忠不予理睬。安司铎在回忆中说：
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
回忆录继续说：
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廪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盖拟由此地出川也。
张献忠离川往陕时，又令全城四面纵火，公所私第，楼台亭阁，一派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诸王所居之宫殿及民间房屋均遭焚毁，转瞬间川中首府已成焦土，人畜化为灰烬。
献忠出川，深虑各营中妇女众多，有碍行进，敕令次日将妇女引至大营外一律杀之。献忠除有正后四名外尚有嫔妃三百人，除留后妃二十人服役诸事外，余二百八十尽皆杀绝。至于各营妇女，齐集一处，号令一下，乱砍乱杀，叫冤哭喊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积如山，血流成河。……计是日所杀妇女之数……有四十万人之多（？）。张献忠杀妇女后，狂喜欲舞，并向百官称贺，谓已脱妇女之扼，身无挂累，前行无阻，定得天下。
两位洋教士还目睹了张献忠之死，为张献忠的结局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西历1647年1月3日，“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献忠闻警，不问详细，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
有记载说：“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府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到顺治十六年（1659），即献贼灭亡的十四年后，才将四川省府迁回成都。”
民间学者郑光路：张献忠把成都杀成了野生动物园
核心提示：同时，郑光路也指出，虽然张献忠任意的草菅人命，但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不能完全归咎于张献忠一人。
本文摘自《天府早报》2010年4月8日09版 作者：杨法礼 徐征 周娜 原题为：民间学者郑光路再抛“张献忠屠川”论据——“张献忠把成都杀成了野生动物园”
虽细雨连绵，但天府广场依旧游人如织。可郑光路却说，在张献忠死后的十几年里，天府广场一带曾经人迹罕至到了虎狼出没，麋鹿乱跑。为了证明张献忠屠四川的学术观点，郑光路昨日再次向记者提供了证据。“这是一段少为人知的历史，也是张献忠屠杀成都人的明证。”
史问：往事并不如烟
1644年到1659年，四川到底发生了什么？
清军屠四川，还是张献忠屠四川？
针对张献忠是否屠四川，学术界有两种观点。
首先是多年来，人们一直深信的：张献忠确实曾屠四川，如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另一种观点是：明末清初时，四川确实出现大规模屠杀行文，但施暴者是清军，而非张献忠。清朝统治阶级为将这一暴行的真相掩盖，篡改历史，将责任推脱到了张献忠头上。
其主要学术论证为：1646年，清军入关第二年，清军宣布张献忠已战死，四川平定。但在张献忠死后13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这相隔的13年中，清军在与谁作战？学者们推论：张献忠余部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搏斗。清军在这13年中将四川人不分兵民地进行了大屠杀。
学者们还通过一份清军1649年的公告佐证这一猜想：“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史乱：新南门挖出枯骨坑天府广场成动物乐园
对以上两种观点，郑光路说，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张献忠杀进四川。同年9月9日攻进成都，建大西国。
后清军逼近成都。“张献忠晓得大势已去，纵火烧成都‘成焦土’。两千年的古城，尽毁张献忠之手。”郑光路表示：“李劼人也说：‘元兵之残毒，也从未能像张献忠这样……一干二净！’我在《“张献忠剿四川”真相》一书中，也用大量真实史料证明了这一点。”
他随后又翻开了曾亲历乱世的沈荀蔚写的《蜀难叙略》，书中说：“时成都城中绝人迹者十五六年，惟见草木充塞，麋鹿纵横。”也就是说，“当时的成都城实际上已变成超级野生动物园，虎狼出没，人迹荒芜”——连以前巍峨无比的蜀王府内(现市中心天府广场一带)也草茂林密。
史料更记载了非常惊人的一幕：清军1659年带领一些陕西移民进入成都，还可以在老皇城中打到野味！
郑光路说：“大西皇帝逃离成都前，又开始了一场中外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大屠杀。张献忠令士兵挖掘许多大坑，活埋百姓……2002年，成都新南门修路时惊现‘万人枯骨坑’，‘随处可见散乱的骷髅、腿骨……凌乱地堆放在工地。’”
“张献忠进入四川3年，给四川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得川西平原减少了近200万人口。”郑光路对张屠四川的理由，认为是他在占据成都后堕落为耽酒好色的“西朝皇帝”，不谋发展，只是不断在自己“国家”内“杀鸡取卵”一样地抢掠、剿杀，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军队的给养。
史证：外国人也曾记载万里桥边血流成河
翻完中国的一些史料后，郑光路又拿出一本《圣教入川记》说，这是根据张献忠身边的“天学国师”、外国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原始记录写成的书，确切记载大屠杀这一天的准确日期，是1645年11月23日(张献忠战死前一年)。书里记录的屠杀如下：
万里桥(现在的南门大桥)一带是最主要的杀人刑场。传教士被带到南门城楼上，亲眼目睹无数百姓被聚集于万里桥边沙岸，“一见张献忠到来，众皆跪伏地下，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
郑光路手指文字激动地说：传教士看到张献忠“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跃入人中，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
史辩：张献忠屠四川绝非造假
郑光路说，近几十年来，有人常把记录张献忠暴行的中国史籍，斥责为“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污蔑”作为给张献忠“辩诬”的理由。其实这类史籍，大都是明朝遗民私人修史，而且基本上都是被清政府严厉查禁的“禁书”。既要“污蔑”，又怎会让这些书成为禁书？而利类思、安文思的原始记录在海外保存近273年，1918年才在中国出版，与中国史籍是惊人的相同。
清军肯定也有屠川行为
同时，郑光路也指出，虽然张献忠任意的草菅人命，但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不能完全归咎于张献忠一人。
但造成四川人烟荒芜的原因，还有此后清军、土匪、南明军队也曾乱杀四川人。而同时，瘟疫、虎患、灾荒都使得被屠杀后的四川人口更加减少。
历史之外的争论
郑光路：继续悬赏10万希望学者出示可信证据
郑光路在天涯论坛和新书《“张献忠围剿四川”真相》中，对诸多张献忠问题的研究专家直接点名批驳，引起广泛争议。
对于争议和点名，郑光路说，作为一个民间学人，知道那么多四川人曾经被杀死，而时到今日，居然还有很多专业学者为张献忠“辩诬”。“不说出来，我良心不安。而且是学术争论，不存在其他意思。”
此外，他还表示希望“张献忠未屠四川”说法的学者们，能拿出“可信史料来证明”，他非常希望看到，并且10万元悬赏继续有效。
郑光路简介
民间学者，作家。已出版长篇文史专著作9本，曾获第五届四川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多部著作被中国863计划图书馆及美国国家图书馆等国外图书馆正式收藏。
今2002年·新南门
修路时惊现“万人枯骨坑”，坑内随处可见散乱的骷髅、腿骨……凌乱地堆放在工地。
昔1645年·老成都南门
万里桥边，张献忠纵马跃入人中，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随令军士急速动刑，无辜百姓男女被杀，血流成渠。
张献忠残暴屠蜀史：迫害妇女甚于侵华日军
张献忠塑像
吴茂华/文
老一辈的四川人，上至士绅阶级下至贩夫走卒之流，对明末清初张献忠屠蜀的史事差不多都耳熟能详。我小时候听当过塾师的外婆讲这段史实，说起当时川人血流漂杵、尸骨蔽野的惨酷情形，虽是讲古，外婆脸上仍神情黯然，唏嘘连连。我听到心惊处，忍不住发问:张献忠何以这样滥杀川人？外婆说，张献忠是老天爷降下的魔王，来扰世害民。又说起那句脍炙人口的张献忠七杀碑名言:天生万物养于人，人无一物回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后来上中学读历史，教科书上讲到张献忠，是和领导农民革命军打天下的李自成相提并论的。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这是农民革命起义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虽有其局限性，但革命造反精神的意义是伟大的。我那时当学生，虽不敢怀疑书本与老师的正确，但心里却禁不住想起了七杀碑上那句刀剑铿锵、杀伐有声的名言。
2004年，张献忠屠川三百六十年后的今天，我翻开《蜀碧》、《蜀警录》、《蜀难叙略》等史书，读到有关记载，满篇血腥扑鼻而来。终于明白所谓农民革命军的“局限性”有多可怕，其残忍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支军队大规模杀人如砍瓜切菜，简直就是古代的“恐怖分子”，且死难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普通百姓。我们川人的祖先黎民，何以遭此蹂躏惨难！三百六十年来，几十万生灵的亡魂且何以安？历史长河，滚滚逝波，而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皆痛史。正史野史，是耶非耶？有识之人自会分辨。
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皇帝即位。他继承的大明政权是一个气数将尽、腐朽衰败的烂摊子。国土北方有皇太极努尔哈赤率领的满族大军虎视眈眈，边患不断；内地则天灾频频，盗匪蜂起，肆虐大半个中国。明朝最后一个朱皇帝面临的局面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势危如累卵。
是年，陕西、山西、河南大旱，连年荒歉使饥民相继为盗，从者十之有七。首先起事的有王小六、姬三儿、王嘉胤、黄虎、一丈青、小红狼、掠地虎、闯王、刘六等，名目甚多。张献忠和李自成初投王嘉胤，后与闯王高迎祥并为一股，攻略陕西、河南一带。1633年，闯王高迎祥与活动在川东北一带的摇天动、黄龙合作，率部由巫山水道入夔府。第一次入川，破大昌、巫山、云阳、巴州。石柱县女土官秦良玉带兵阻击，打散农民军主力。张献忠回窜陕西，集合残部，新募流民据十八寨，已自成气候。
张献忠与李自成同为延安人且同岁，虽都是拉杆子起队伍造反，但绝不同志。其间利害纠缠、合纵连横自是题中之义，属革命队伍中的“内部矛盾”。只是有一次李自成进攻四川，在梓潼被洪承畴打败，几乎全军覆没，“孑身入楚，依献忠，献忠纵杀之。”(《蜀龟鉴》)李自成星夜逃出，才保住性命。但他们二人的造反事业有一点倒是共同的，那便是血腥残酷的扰民害民远远大于“动摇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的作用。后人都说“张献忠剿四川”，实际上李自成也几进几出四川。张、李二人祸蜀，轮番为患，只不过张献忠为害更烈罢了。
崇祯七年(1634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联合各路大小农民军由楚入蜀，陷夔府、剑州，又屠巴州及通江、开县等地。巡抚刘汉儒、总兵张尔奇带领官兵阻击，将其撵回陕西。张、李流窜于陕南一带。1635年，李自成从车厢峡被困逃脱之后，纠结罗汝才、老回回、摇黄等十三家会于荥阳，称“十三家支党”。专在四川巴山、湖北、安徽、江西一带为患。同年，张献忠率一部屠戮安徽凤阳后，至四川泸州，围泸州城，裸妇女数千人置城下，有稍微不从或感到羞愧的都杀掉。
崇祯十年(1637年)，李自成在汉中兵败于洪承畴，与混天星等从陕西凤翔入川。一支队伍由浅滩涉嘉陵江，陷昭化，越潼川，攻下金堂。另一支则攻下剑门、梓潼、绵州、绵竹、温江，焚毁新都，围成都二十日不下。此次出入四川三月，陷州县三十六所。所过之处，腥风血雨，伏尸千里，天地为昏。“有对父淫女而杀者，有缚夫淫妻而杀者，有预少孕妇男女剖验以为戏者，有掷孺子于油锅观其跳跃啼号为乐者，有刳生人腹实以米豆牵群马而饲之者。获逃者必人人加刃而后磔之。”(《蜀龟鉴》)
此时的张献忠正在湖广与四川交界一带肆虐。其间被明将左良玉、阁部杨嗣昌先后追剿，达数年之久。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献忠陷泸州，杀掠盘据数月，再奔安徽界。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张献忠率部攻浮图关。因阁部督师杨嗣昌刚愎自用，轻敌失策，居然在军旅途中同文士饮酒赋诗，进退无据。加上巡抚邵捷春用人软弱不当，使军事要隘失守。张献忠陷重庆，将瑞王、巡抚陈士奇等官员杀尽，再一路攻城略地，从川东杀向川西，于八月初九破成都，纵兵屠城三天。十月十六日，张献忠称帝，改号大顺元年。
从崇祯元年(1628年)，张献忠同李自成延安起事，到张攻陷四川建立大西国政权，再到顺治三年(1646年)兵败亡于西充，以及后来其残部在川东、贵州一带盘桓，寇掠祸害。他们的军队到底杀了多少人？历史上恐怕永远无法准确统计，明史上称有六十多万。只看他们的铁蹄横扫四川前后四五十年，祸遍巴蜀。“举兵不当，被患无穷”(董仲舒《春秋繁露》)，使物力丰饶的天府之国，变为百里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狼奔豕突之地。战乱使百姓弃田舍逃亡，在战祸最烈的十来年间，稼穑不生，颗粒无收，造成人相食。因此川人死于饥馑、瘟疫者又倍于刀兵。这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造成历史的大倒退。据有关专家考证，平定乱局后，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代第一次户籍清理，四川省仅有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崇祯以前，蜀中人口是三百万以上。以后一百来年中，康乾时从湖广移民填四川，正缘此而来。
关于张献忠屠戮川人的具体行径，史书所载已是挂一漏万，即便如此，翻书读来，仍使人有惊心动魄、肝胆摧裂之痛。让我只捡几处其怪异杀人行为说说，看看这位“农民革命领袖”的杀人心理与方式，或可以此而一窥全豹，让我们更了解其人其队伍的性质。
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除了手起刀落大砍大劈一般杀法外，还自创了好几种杀人法，加之于不同对象身上。历来兵燹匪乱，百姓老幼妇孺，最是遭祸酷烈。张献忠的军队每陷一方，对妇女除掳去少数年轻女子充当营妓外，其余的怕累及军心，全部杀掉。后期兵败溃退，粮草匮乏，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剖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此命名为“雪鳅”。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此命名为“贯戏”。
最令人发指的是对付稍有反抗或语言不满的人，捉来将其背部皮肤从脊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赶到郊外，严禁民间藏留给予饭食，多有栖身古墓，月余而气绝。如行刑者使人犯当时气绝，未能遭此活罪，行刑者亦被剥皮。此命名为“小剥皮”。
张献忠出身草莽，粗鄙无文，出于一种猜忌、仇视文化人的本能，他必然大杀读书人。据《蜀碧》记载，他的大西政权在四川各州邑安置官员，用军令催逼周围士子乡绅到城镇，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杀灭。攻陷成都仅二月，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东门外。又召集生员，拿出一面一百平方尺的大旗，令其在上写一满幅“帅”字，且须一笔书成，能者免死。有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浸大缸墨汁三日，直书而成。张献忠仔细看后曰:“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必尔也！”即刻杀死祭旗。张献忠攻陷成都，建立大西国政权，两个月后开科取士。严逼各州县士子前来考试，不来者杀头，并连坐左右邻居十家。他在成都贡院前设长绳离地四尺(约1.3米)，让考试的人依次过绳，凡身高于绳者，全部赶到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万余人，死者留下笔砚堆如山积，张献忠前往观看，拊掌大笑开怀。
使人匪夷所思的是张献忠的自毁自杀行为。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一个幼子经过堂前，张呼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召集妻妾责问她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待到后来，他越是军事失败，越是心情焦虑，而大杀自家兵士。据《蜀难叙略》上说，清军进剿追击，张献忠兵败弃成都逃到西充时，已无百姓可杀，乃自杀其卒，每日一二万人。初杀蜀兵，蜀兵尽，次杀楚兵，楚兵尽，后杀同起事之秦兵。一百三十多万人马，两个多月，斩杀过半，以此减负逃窜。张献忠责其下属杀人不力，骂曰:老子只需劲旅三千，便可横行天下，要这么多人做甚！
张献忠一再称梦中得天启，上帝赐天书命他杀罪人。《蜀难叙略》记载，“逆尝向天诅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又每于随身夹袋中取书册方二三寸许，屏人检阅，然逆初不识字，不知何故。”因此他杀人是负有神圣使命感的，有点像当今以真主名义杀人的恐怖分子，且还要装神弄鬼，谎言欺人。
张献忠还列木为台，命男女共登台上，然后在四面纵火焚烧，一时间惨叫声震天动地，张献忠与属下看着狂笑不已。他为了喂养战马，在杀人剖腹后挖去脏腑，然后用人血浸过的米豆喂马，使马长得十分肥壮。
假如在攻城的时候遇到激烈的抵抗，张献忠就让所掳掠的妇女赤身裸体向城上辱骂。
掳来的妇女，凡是有姿色的都被轮奸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
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淫。因此张献忠的士兵经过的地方，妇女不得不首先迎出来，自己脱衣供他们侮弄，这样才有机会救一家人的性命。
而且张献忠对付妇女还有特别的办法，他设计了一种叫做“骑木驴”的酷刑用来对付不合作的女子:首先将该女子吊起来，使其阴部对准一根直立的木杆，然后割断绳子使该女子坠落下来，木杆遂从女子的阴部穿进，再从口鼻中穿出去。被折磨的女子直到三四天后才死去。民女惊骇之极，只好纷纷主动献身，比娼女还像娼女。
张献忠每攻陷一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们上半身穿着艳装，下半身赤裸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着或煮着吃。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着血大嚼起来。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天，张献忠连陷广济、蕲州、蕲水等地。他进入黄州的时候百姓都逃走了，于是他驱赶妇女铲城，之后将城里的妇女全部杀死填入沟堑。张献忠的军队由鹦鹉洲进至道士，沿路浮尸遮蔽江面，水面上人的脂油厚达几寸，水里的鱼鳖都不能再吃。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接着清军入关，张献忠攻占成都，称大西王，建立大西政权。张献忠到了蜀地后大开杀戒，男子无论老幼一律杀死，或者剥皮后剁碎制成醢酱。妇女们被兵士集体轮奸，轮奸后用刀杀死。张献忠患了疟疾，他就对天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直到他病好以后周围的人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张献忠命令兵士，专砍女子的纤足，每个兵士必须至少进献十双小脚。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专门搜寻女子的纤足，只要遇见女子就地先将脚砍下来。不到半天军营中的小脚已经堆积如山。张献忠命人将收集来的三寸小脚堆成一座山的形状，称为莲峰。他回头一看自己的小妾的脚也很小，就顺便砍下来堆在莲峰顶上，随后再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至于男子则被砍脑袋或割下阳具，也堆在一起在太阳下暴晒。
张献忠性格狡谲嗜杀，一天不杀人就悒悒不乐。他在蜀地开科取士，取中一名姓张的状元。张状元的外表学问都很优秀，容貌长得像美女一样娇艳。张献忠对他非常宠爱，吃饭睡觉形影不离。但是有一天张献忠忽然对左右随从说:“我很爱这个状元，一刻舍不得他离开，还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整天牵肠挂肚。”于是将张状元砍成好几块，用布囊装了挂在床边。接着他又悬榜诡称开科取士，召诱士子前来应考，令人在地上挖掘一个深三四丈的大坑，待这些寒窗十年的读书人来到青羊宫考场后，就被张献忠下令推进土坑活埋。张献忠在中园坑杀成都百姓，明朝投降的各卫籍军九十八万人全部被杀死。他派遣手下四个将军分道屠戮蜀中的各府各县，名为“草杀”。张献忠又创造了生剥皮法，就是在人皮还没有被完全剥下而人已经死去的，刽子手抵死。属下的将卒以杀人数目的多少叙功。若属下表现出不忍心的神情，张献忠就将他们处死。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而被剥皮。
当时川中百姓被屠杀一空，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也可以说明，如民国《温江县志》卷一记载:温江县在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仅存三十二户。经过这一次劫难，可以说如今没有几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当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平民被杀完了，张献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
张献忠为什么要将四川人杀之一空？有个荒诞不羁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四川人过于奢靡淫逸，因而上天降怒，让张献忠杀尽四川平民。当时蜀中妇女的裙子，都是在白罗上用红丝碧线绣成风流的香艳诗句，然后飘若惊魂地在市井间盈盈经过，路上行人都注视着绣裙上的文字。另外蜀中女子流行穿一种高底、厚约三四寸的绣鞋，鞋跟是用檀木雕琢而成，里面藏着香檀雕的花蕾，并放入香末，高底鞋跟下开个小孔，每走一步，足底就会漏出一朵花状的香末。因为张献忠的肆虐，后来的四川女子或许美艳的还有，但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诗意盎然的风流韵致了。
川中自从遭到张献忠的杀戮，城内都杂树成拱，野狗吃起人肉像虎豹那样的凶猛，在路上咬死人，不吃干净就走了。百姓逃到深山中，穿着草编的衣服，遍体都生了毛。顺治三年(1646年)，在四川已经赤地千里之后，张献忠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他焚烧了成都的宫殿庐舍，率众出川北进，又想尽杀川兵。属下的将军刘进忠统率川兵，听到这个消息逃跑了。在盐亭界凤凰坡，张献忠被清兵捕获斩首。当清军到达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二十户人。
清代彭遵泗所写的四卷《蜀碧》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时的所作所为，书前作者自序说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听到的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当时的西洋传教士也有相关的记载。
张献忠的残忍或许让人难以接受，其实这是游民的最真实一面。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指出:游民不同于农民，历代王朝末世乱局中的许多起义者都是游民而绝非农民。而且张献忠与腐朽的明朝政府为敌，缺少切实的目的。他占领一个地方然后再放弃，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并且不停地杀戮，如此才使他的毫无目标的行为具有存在下去的活力。
张献忠劫掠全川的宝藏究竟藏于何处？
核心提示：“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这首古老歌谣，因被认定为破解大西王张献忠藏宝之地的“密咒”，在成都流传了300多年。
1646年，张献忠身亡后，他所聚敛的巨额财宝便不知去向，甚至没人说得清这笔财宝究竟是真有其事，还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但在这数百年间，围绕它的猜测和寻找从未停止过。在传说中，张献忠将劫来的金银财宝藏在成都附近某处，以石牛和石鼓作为暗记。
诸多传说扑朔迷离“江口沉银”最为可信（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环球人物》2010年第34期，作者：张建斌（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原题：《寻找张献忠宝藏三百年》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这首古老歌谣，因被认定为破解大西王张献忠藏宝之地的“密咒”，在成都流传了300多年。
1646年，张献忠身亡后，他所聚敛的巨额财宝便不知去向，甚至没人说得清这笔财宝究竟是真有其事，还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但在这数百年间，围绕它的猜测和寻找从未停止过。在传说中，张献忠将劫来的金银财宝藏在成都附近某处，以石牛和石鼓作为暗记。
2010年11月底，距四川彭山县城仅两三公里的江口采沙场传出消息：有人在附近江中挖出一只重12斤的黄金盘。这个意外的发现，让传说中的张献忠巨额财宝再露端倪。
劫掠全川之财
张献忠生于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延安人。据《明史》记载，他身材魁梧，脸形稍长，面色微黄，留着及胸的长胡子，声若巨雷，人称“黄虎”。他性格桀骜不驯，在延安府当捕快期间，就屡犯军法。1630年（明崇祯三年），恰逢明末乱世，宦官当权，民不聊生，张献忠在家乡米脂追随王嘉胤起事。王死后，他改投高迎祥，和李自成同属一股起义军。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因故分裂，李自成进攻黄河流域，他则率部进攻长江流域。
随着起义力量的壮大，李自成称“闯王”，张献忠则自称“八大王”。张为人极其狡诈，明朝对他软硬兼施，先是许给他高官厚禄，期冀招抚；后又对他多次围剿。每到危急关头，他就诈降，度过危机后则再次反叛。明朝政府根本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当皇帝。
1643年，张献忠攻下武昌后称帝，建立大西政权。清朝文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他将楚王（朱华奎）塞进竹轿，抛入湖中溺死，自己则“尽取王宫中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
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在天府之国，他干了两件让自己留下恶名的事，一是杀人，二是掠财。
据说，张献忠攻陷成都后，部下报粮草不足，他便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最困难的问题——杀人，杀百姓，杀伤兵。成都有一块《七杀碑》，记录的便是他的杀人如麻：“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除杀人外，张献忠更以“劫掠”出名，劫掠对象由皇室官绅发展到普通百姓。清人刘景伯在史书《蜀龟鉴》中记载，张献忠从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处掠取的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拿到钱后还会杀人灭口。其行为之暴虐，可谓空前绝后、毫无天理与人道可言。
同时，他还对抢掠所得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立下规矩：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如此一来，整个四川之财尽归张献忠一人。据史书记载，崇祯皇帝和他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他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富有：24间屋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
有历史学家粗略估算了一下，张献忠至少拥有千万两白银。按明末一两白银折合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300元人民币计算，在那个年代，他拥有相当于现在30亿人民币的财富。
2005年发现的银锭（来源：资料图）
宝藏沉于锦江？
有人说，人生最可悲的事，就是人死了，钱没花完。对敛财有着近于病态狂热的张献忠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会如此短暂。1646年，清朝肃亲王豪格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同年11月，张献忠部被清军包围。张献忠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巨额财宝竟自此和他一同消逝。
这笔宝藏是藏于锦江水底？埋于青城山下？还是隐于芦山县城（隶属于今雅安市）？人们的猜测不一而足，其中最让人们信服的藏宝地，就是锦江江底。
据《明史》记载，张献忠在被迫撤离成都前，干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他让部下在锦江筑堤，抽干江水，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出数丈深的大坑，将劫掠来的财宝全数倾倒其中，再重新决堤放水，将大坑冲平、淹没，以此掩人耳目。后来的史书《明纪》，也一字不易地抄录了这条史料。
《彭山县志》上对张献忠宝藏的下落则另有说法：张献忠撤离成都时，因为旱路已被清军封阻，他只得改道由水路出川，但船队沿锦江刚行至彭山县江口境内，便遭到当地的地主武装杨展部队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张献忠不得已退回成都，许多满载金银的木船则沉没于锦江。更有人说，张献忠的船只是自焚，杨展的幕僚费密在《荒书》（著于清康熙年间）中也记载：“杨展先锋见贼焚舟。”张献忠为何自己烧了船只？这无疑为“江口沉银”之说又添了一层神秘面纱。
民间流传的第三种说法是：张献忠自知兵败，撤离成都前，提前让手下做了许多木筒，将银锭灌藏其中，投入锦江，使其顺水漂流，准备在狭隘处打捞。可惜途中遭到杨展兵马的埋伏，尚未来得及打捞便兵败如山倒，那些木筒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沉于江底。
还有一个传说也流传甚广：张献忠兵败成都时，十几艘大船沿江顺流而下，在彭山境内被清军预先埋设的铁链拦住。押运船只的将士眼看不敌清军围攻，纷纷凿沉船只，登岸而逃。清军早就知道张献忠有大量金银要从成都运走，以为截获了运宝船队，欣喜若狂，可当他们登上那些尚未完全沉没的大船，却发现其上装载着的全是石块。这无疑是张献忠使出的障眼法，真正的财宝早就沉于江底。
无论哪种说法，都指向张献忠将所掠财宝沉于锦江之中，地点就在江口附近。而这，为后人沿江寻宝留下了无尽的空间。
2005年以后的寻宝人（来源：资料图）
300年间寻宝热不断
对于张献忠留下的巨额财富，后人垂涎已久。从清朝到民国，从朝廷、官员、将领到地方军阀、普通百姓，无不对此津津乐道。
传说中，最早得到张献忠宝藏的人，是杨展。查证史书可得知，那场发生在江口的战役确有其事，交战双方便是张献忠与杨展，前者大败，后者胜。基于此，后人猜疑，张献忠江口沉银被杨展所获。根据费密在《荒书》中的记载，杨展起初并不知道沉船中藏着什么，后来，一个渔民将其打捞上来，数万两金银才尽归杨展所有。
另一种说法来自清朝沈荀蔚所著史书《蜀难叙略》。据说，当年张献忠焚舟之时，一位幸存船夫投奔杨展，据实相告，杨展于是针对木筒特点，命部下用长枪在江中打捞，一旦发现木筒，便将其钉住、拖出。杨展是嘉定人（今四川乐山），在整个四川因战乱饥荒严重之时，唯有嘉定富庶稳定，时人在称赞杨展时也说“蜀为赖之”。后人因此推测，杨展正是靠着打捞上来的飞来横财，才做到这一点。
清朝占领四川后自然也不会放过对这笔财富的搜寻。《彭山县志》记载，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冬，一位捕鱼人在锦江中打捞起一把刀鞘，消息传到总督孙士毅耳中，孙立刻派人赶赴江口，经过数日打捞，终于打捞起万两白银及大量珠宝玉器。
到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为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翰林院编修陈泰初旧事重提，呈请寻找这笔财宝，并说曾亲眼看到彭山、眉山等地居民捞到遗弃的银子。捉襟见肘的咸丰皇帝于是命令成都将军裕瑞“悉心访察，设法捞掘，酌量筹办”，最终却一无所获。
时间的流逝并没有消减人们对财富的追寻和渴望。民国时期，一位姓杜的清朝遗老因犯案走投无路，受到曾任四川省府秘书长的杨白鹿接济，在杨家一住就是几年。为报恩，临别前，杜将多年来随身携带的一个檀木匣转赠与杨白鹿，并说，匣内所藏是张献忠埋银的地点图样，由当时参与埋银的一名石匠偷偷绘制，几经辗转流落杜家，希望杨白鹿能“善为运用”。此后多年，杨白鹿一直珍藏木匣，从未向任何人透露。
1937年冬，杨白鹿将此事告诉了当过师长的好友马昆山，两人一拍即合，认为此事大有可为，于是四处奔走，成立了锦江淘金公司，专事打捞宝藏。他们按照原图纸方位丈量、细密探索，推断出埋藏金银的地点就在成都望江楼下游对岸，原石佛寺下面三角地段的交叉点左侧的江边。于是，趁着1938年冬河水较小的良机，锦江淘金公司组织开挖，却没有任何收获。他们不死心，1939年冬又继续挖掘，上百人前前后后忙活了10个多月，竟真挖出一个大石牛和一个大石鼓。“石牛”、“石鼓”都出来了，依照那个广为流传的歌谣，能买下成都府的“万万五”还远吗？杨白鹿等人赶紧买来金属探测仪。不久后的一天，金属探测仪发出了嗡嗡的响声。“找到了！”消息迅速传遍川蜀大地，挖宝事件被传得神乎其神。但历史又一次和人们开了玩笑，工人们费尽心力，却只挖出3大箩筐铜钱。
真相一次次擦肩而过
虽然轰轰烈烈的寻宝事件终以闹剧收场，但此后几十年，仍不断有老百姓从江中打捞出财物。
1990年8月，彭山县江口镇渔民邬长福网得大小银锭各一枚，大的3斤，小的1两；1998年7月，彭山县灵石乡村民张志华在河中淘沙，却淘出一个银鼎……
2005年4月，彭山县的引水工程在江口镇岷江河道内施工时，从地表下3米处挖出一个内有七锭银元的圆木，银锭上刻着“崇祯十八年□日”、“黄冈县银四拾两正”等字样，经四川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其确为崇祯时期所征税银。通过铭文能看出，这批银锭来自湖南沅陵县、湘潭县，湖北京山县、黄冈县等地，与当年张献忠转战之地十分吻合，时间上也是同步的，无疑可以视作“江口沉银”的又一力证。
“江口沉银”究竟是否属实？不少专家学者一直试图进行论证。
1999年4月，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纲在经过多年研究考证后宣称，锦江下确实埋藏着大量金银。王纲称：《明史》、《蜀鉴》、《荒书》、《彭山县志》等正史、野史，都从不同角度介绍了“江口沉银”，近年来不断打捞出的实物更是有力的证据，因此，“整整1000船金银财宝，至今仍沉睡江底！”根据他的说法，彭山县政府联合江口镇政府进行了实地勘测，但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河道淤泥太深，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而对于最近出土的黄金盘，明清史研究专家认为，在江口一带发现黄金盘并不为奇，但要确认其是否为张献忠埋藏，还需对黄金盘进行进一步检测。
300多年来，张献忠“江口沉银”的秘密一次次被挖掘，真相却一次次与我们擦肩而过，或许这一次，它真的能大白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