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任弼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力红九军、三十军、直属机关以及红五军共两万多人奉中革军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简称“西路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的率领下，于10月25日从甘肃靖远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继而想打通国际交通线获取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然而，在河西走廊地区，西路军与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部展开殊死激战，由于各种原因，西路军日渐陷入被动和困难。1937年初，西路军有耗无补，弹尽粮绝，已到了面临全军覆灭的险境，一再向中央提出救援的请求。这样，中共中央也开始全力解决西路军问题，着手组建救援西路军部队（一般称“援西军”），而任弼时则全程参与了组建援西军救援西路军，亲赴援西军驻地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指导开展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斗争和指导援西军完成改编任务、开赴抗战前线等一系列工作任务。
一、全程参与援西军组建工作
西路军危急时刻，党中央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安危极为关怀，尽最大可能，采取了一系列可能采取的措施，展开全方位、多形式的救援行动，设法予以救援。一面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要求南京政府命令“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一面多方托人疏通，谋求与“二马”达成停战让防协议，并考虑过用飞机送款、送弹等措施向西路军提供援助，但均无济于事。2月15日，中央开始酝酿派兵援助方案，首次提出“派兵增援”西路军计划，援西军计划提入议程。21日，中革军委十分急迫地认识到，“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的时刻，开始着手准备出兵援助西路军。为此，中革军委主席团指示红军前线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和周恩来，提出要“派出三分之一力量”“增援西路军”“并准备能在一星期内行动”。由此，任弼时就被中革军委提名，开始了参与组建援西军、直接救援西路军军事行动的重要工作。对于如何救援，任弼时和彭德怀等人在认真分析和研究西路军面临的形势后，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复电中革军委主席团并告周恩来说，西路军目前处于严重关头，野战军现亦处于团结友军、保障和平、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之重要关键。以主力出援，“于军事政治上均不利”，“三分之一出援不易完成任务”。同时，从淳化地域至甘肃张掖，即使途中不加任何阻拦，部队每日行军75至80里，也需时40天。期间万一发生变化，增援无效，进退维谷，如时局有不利之变化时，困难更多。建议采取政治交涉途径解决。“否则，以适当兵力向兰州上游西宁威迫，以求达到接出西路军之目的”。对于救援西路军一事，任弼时和彭德怀未雨绸缪，对救援西路军的部队以及指挥等事宜，他们于22日又致电毛泽东，提出必需救援西路军时，“以何队、何人指挥？请预告，以备充分准备，特别是政治上动员”，并建议最好林育英（即张浩，时为中共白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同志去。毛泽东在考虑了任弼时、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后表示了他自己对局势的看法，并就增援西路军向红军前线指挥员提出了具体的增援计划：“增援西路军尚未作最后决定，但已局势严重，考虑时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其原因正如彭、任所述，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增援军拟以十五军团三十一军（或四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之；以伯承任指挥，张浩同去。”“估计增援军到达靖远（或狄道），西路军严重情况即可减少，到达永登即可解围，彼时西路军即向安西增援，或仍东回，或向甘凉取货物，并改造西路军。”“请你们密作准备，并将意见以密电告我，伯承请即回。”“甚望彭、任极力改造部队。”26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在致电西路军要求“固守五十天”的同时，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和刘伯承，要求“增援军决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充之”，并“立即准备完毕”，等候命令出发。此后，按照中央指示精神，任弼时等人开始了紧张的出兵增援西路军的准备工作。27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增援军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其骑一团组成，前方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要求增援军“主力两个军限三号准备完毕，四号开始出动”。而增援军“出动前应准备事项如任务说明、经费子弹补充充实等”，则由彭德怀、任弼时“负责处理”。而经费、弹药、衣被等给养紧缺，也给援西军能否及时出动造成了巨大障碍。由此，任弼时又担任起了为援西军筹备经费、弹药、衣被等给养的工作。在这期间，中央和任弼时等人就援西军给养筹备有关方面的往来电报达到了8封之多。为了给援西军筹备给养，任弼时按照中央指示，想尽了各种办法，采取裁员节流、紧缩开支、多方调度等措施，东借西挪。而中央甚至到了停发庆阳步校、陕甘宁省委等单位日常支出，停用一、二方面军等前方部队作战所用电台的地步。28日，任弼时和彭德怀电告陈光、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对为援助西路军调集弹药一事进行落实，因“西路军弹药已尽”，故从一军团调步枪弹10000发、机枪弹5000发，前总直属队调步枪弹10000发，二方面军调步枪弹5000发，“补充西路军”。同时，电告红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红三十一军军长萧克、政委郭述申，“望立即准备五天粮食及其他一切工作”，使援西军能够顺利出援。此后，他和彭德怀多次电令援西军部队并报中革军委主席团，对援西军各部的集结和出动进行部署和安排。3月3日，任弼时和彭德怀按照中革军委主席团的指示，代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向援西军各军发出了准备出动的命令，命令：“援西路军准备五日出动，经泾川以北镇原到达青石嘴附近待命。五日前四军应集结口头镇，三十一军集结于大峪镇及其以东地区，待命出动。”3月5日，援西军在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刘晓（后为宋任穷）率领下，从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兼程西进，救援西路军。这样，由任弼时参与的组建援西军，准备救援西路军的前期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右六）和任弼时（右九）等与前来访问的国民党友军在陕西三原县合影
3月10日，援西军各部先后经三不同、肖金镇、屯字镇到达甘肃镇原县。此时，西路军已经兵败，撤入祁连山中。援西军与西路军相距2000余里之遥，远水已不解近渴。而兰州地区的东北军将被国民党中央军接防，援西军自身的行动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牵制。在这样的情况下，3月14日，毛泽东不得不致电刘伯承、张浩和红军将领，指示“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线停止、待命，加紧训练。”随后，中央命令援西军暂驻扎西峰、镇原、固原地域，负责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开展地方工作。
援西军在大力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同时，认真开展了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教育活动。在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思想教育开始时，四方面军有些战士，因不了解真相，思想转不过弯来，因此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刘伯承、张浩等援西军首长和中央派到红四军、三十一军的耿飚、郭述申、谢扶民等领导同志坚持耐心开导、正面教育，不开批斗会，反复宣讲。并依中共中央指示，把张国焘的错误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严格区别开来。对于西路军逃回来的同志，由宋任穷主持的援西军审查委员会迅速审查甄别，作出结论，除个别人之外，都很快恢复了党籍，重新分配了工作。
二、亲赴援西军驻地传达中央精神
在援西军大力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认真开展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教育活动的同时，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同时，会议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并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任弼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为在“五一”前向野战部队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进一步肃清张国焘路线在四方面军中造成的恶劣影响，4月8日，任弼时和彭德怀、杨尚昆研究决定，“十七日，任弼时到（甘肃）宁县宫河镇第一军团司令部，向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援西军、庆阳步校的有关干部传达”。
4月21日，任弼时在宁县宫河镇向第一、第十五军团及步校有关干部传达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后，和左权一起到达镇原参加援西军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任弼时在转战陕北途中
在镇原期间，任弼时先后视察了援西军驻镇原的各部队。25日至28日，任弼时在镇原平泉镇向援西军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要求更深刻、更彻底地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把整军工作引向深入。并组织从河西回来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在会上报告西路军失败的教训，使与会干部更加了解了张国焘错误所造成的恶果，指导援西军开展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斗争，强调矛头只对准张国焘一人，最广泛地团结四方面军官兵，不搞扩大化。其实，早在援西军组建之时，任弼时同志就对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工作极为重视。据曾任援西军红四军政委的王宏坤将军回忆：“还在援西军从三原出发之前，一次任弼时同志到驻口镇的四军军部了解情况，我对他说，对于张国焘的错误，中央如果有决定还是早一点传达好，便于稳定部队情绪。任弼时表示赞成，连声说，我回去向中央讲。我们到达镇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传达下来了，全军指战员热烈拥护。”在镇原，任弼时除了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指导援西军开展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斗争工作之外，还亲自给援西军指战员作报告。在镇原县城东操场上，任弼时给援西军官兵作了报告，对张国焘路线错误进行彻底批判。他重点批判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和军事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批判了他一贯假借“肃反”，排除异己、杀害党和红军大批优秀干部的罪行。任弼时强调，只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其他红四方面军指战员都是受害者和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指战员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指战员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民尊重和纪念的。任弼时的讲话，最广泛地团结了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稳定了军心，提高了战斗力。随后，任弼时还对援西军随营学校进行了工作视察，并到屯字镇红四军驻地慰问了部队，红四军还在屯字镇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中央考察团”的活动。此外，任弼时还请示彭德怀并报告中革军委，同意刘伯承、张浩的要求，已被营救回的西路军将领李聚奎回任三十一军参谋长原职，调唐天际到援西军政治部任宣传部部长。
在这期间，任弼时和刘伯承等援西军首长还迎回了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4月29日，带领侦察分队执行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飚和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等人在小屯遇到了徐向前。第二天，刘伯承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援西军总部。正在镇原的任弼时听到消息后，赶到接待站去看望，欢迎徐向前的归来。任弼时、刘伯承、张浩、刘晓、杨奇清、李达以及司令部的干部，把徐向前紧紧地围起来，焦急地听他介绍西路军的情况。当天晚上，他们同徐向前一直谈到深夜。徐向前向大家介绍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血战情况，当谈到祁连山分兵，几乎全军覆灭时，眼泪在眼眶里闪动，几乎说不出话来。刘伯承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是四方面军的旗帜，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休整休整，咱们一块儿再干!”徐向前在镇原休息了半个多月。5月16日，任弼时同徐向前、杨奇清等人一道乘车到达云阳，见到了彭德怀、左权、叶剑英。
任弼时的这次镇原之行，从根本上解决了援西军在开展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斗争活动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消除了张国焘路线在四方面军中造成的恶劣影响，使援西军广大官兵很快同张国焘的错误划清界限，明确了认识，加强了团结，为以后接受改编奔赴抗日前线英勇作战，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上的准备。
三、指导援西军完成改编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双方摒弃前嫌，开始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也同意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参加抗战。其实，早在7月2日，任弼时和彭德怀、杨尚昆已就讨论部队改编问题致电贺龙、关向应、陈光、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刘伯承、张浩，“如和蒋介石谈判具体条件仍不易商妥时，红军准备在八月一日自动改编”，但是由于援西军情况特殊，他们准备吸收援西军方面的陈再道、王宏坤、萧克、郭述申参加审查改编后的连、营、团正副首长及团政训处主任。16日，毛泽东、朱德就红军改编问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刘伯承、张浩，其中，援西军所属的红二十八军、三十一军及红二十七军、二十九军、三十军5部共5000人，连同地方武装，准备编为第四师，留置后方，保卫苏区根据地。22日至27日，任弼时和朱德、彭德怀主持红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了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后的政治工作等问题。28日，任弼时和朱德、彭德怀电令罗荣桓、邓小平、萧克、宋时轮、宋任穷、贺龙、关向应等并报毛泽东，“部队急待出发”，“拟将一、四方面军集中三原、泾阳区域改编”；“第一、第十五军团及第四军、三十一军，统限于本月三十一日由现驻地出发，于八月八日前到达三原、泾阳地带集中完毕”，“二方面军集中庄里，二十八军暂留原地待命”。洛甫（张闻天）、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当日复电，“同意朱、彭、任意见，一、四方面军，均调三原集中改编”。7月底，援西军在镇原县城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中央军委关于取消援西军番号、开赴陕西三原改编八路军、待命参加抗日战争的命令。这样，援西军也完成了它的“援西”任务。8月7日，就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之方案及防区配置问题，任弼时和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原红四方面军四军、红三十一军及陕北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红十五军团之骑兵第三团，独立师所辖的四个团，共约一万三千余人，改编为第一二九师之三八五、三八六旅”。当日，毛泽东即复电，同意了任、彭关于改编国民革命军之方案及防区配置问题计划。15日，任弼时和彭德怀就红军改编后的第一师（即一一五师）、第二师（即一二〇师）、第三师（即一二九师）的领导问题致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其中，建议由援西军改编的第三师以刘伯承、张浩、傅钟、倪志亮、王宏坤组成军政委员会，以张浩或刘伯承为书记。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的任命。其中，由援西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这样，援西军在任弼时的指导下完成了改编任务。随后，一二九师开赴抗日前线，参加抗战。
▲刘伯承
援西军的组建和出动，是“西安事变”之后中共中央为挽救西路军免遭失败而实施的一次重大军事援救行动。对于援西军这支仅存在半年时间的军队来说，任弼时倾注了自己的心血。总之，任弼时作为援西军的组建者和援西军历史的见证者的历史功绩，我们应该永远铭记！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2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