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徐向前
“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山山俯首迎忠骨；长江水、嘉陵水、黄河水、滹沱水，水水扬波拜英灵。”这句话是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将帅专题展里，关于徐向前戎马生涯的真实写照。作为徐向前革命生涯的重要“见证者”，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和太行山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也凝聚了徐向前的一片深情。
大别山是徐向前初显军事才能的“训练场”和孕育他与战友、伉俪的革命情谊的见证地，也是众多忠诚革命者被错杀的殉难地
大别山位于湖北省、河南省、安徽省三省交界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诞生在这里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它的建立、发展、壮大和演变伴随着徐向前的军事生涯，谱写了一页页悲壮而辉煌的篇章。
1929年6月，徐向前被中央军委派往鄂东北工作。就任后不久，他就率部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罗李”“鄂豫”“徐夏”3次“会剿”。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6月，蒋介石又统一组织了针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3次“围剿”。身为红四军参谋长的徐向前与军长旷继勋合作，接连挫败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次“围剿”。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湖北省黄安县（今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他从此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军事统帅。第三次反“围剿”打响后，徐向前成功运用“围点打援”“分割包抄”等战术，发起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和潢光战役，歼敌6万余人。至此，红军发展到4.5万人，地方武装、赤卫队发展到20万人以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随着带兵经验的不断积累，徐向前创造性地提出一些建军思想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初步形成了一套军事理论。
徐向前对大别山有种特殊的感情，除了因为在大别山坚持革命斗争外，还源于他在这里初识了革命战友李先念和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程训宣（第一任妻子朱香婵于1924年病逝）。
李先念，湖北黄安人，是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由于在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河西走廊的共同战斗经历，意气相投的李先念和徐向前结下了终身的友谊。晚年病重的徐向前把遗嘱交托给李先念。李先念也始终视徐向前为自己的老上级和老领导，他曾表示：“我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向前，一个是陈云。向前教会我打仗，陈云教会我搞经济。”
1929年，徐向前与聪明好学、大胆泼辣的黄安姑娘程训宣结为伉俪。不幸的是，在鄂豫皖苏区的大“肃反”中，程训宣被张国焘下令杀害。徐向前与程训宣的战地姻缘萌发于大别山，也长眠于大别山。
张国焘，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从在大别山相识算起，徐向前与他们认识并共事了6年之久。由于在军事指挥、领导方式和处事手法上存在不同看法，徐向前经常义愤难平，尤其对张国焘主导的“白雀园大肃反”心存芥蒂。白雀园镇位于大别山北麓，1931年，张国焘在这里主持了骇人听闻的“白雀园大肃反”。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和战友许继慎、周维炯、戴克敏等，皆死于这次“肃反”。“‘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心痛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回顾这段历史时，徐向前强调要吸取教训，不能重蹈覆辙。
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仍然心系老区人民。当得知红安七里坪的一些群众生活困难时，他感觉愧对老区人民。1982年，徐向前看了陈兰和邓六金关于江西、大别山等老革命根据地的调研报告后，了解到革命老区有些地方很贫困、老红军生活无着落的情况后，专门向中央写了《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不久，国务院成立了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办公室，统一部署帮助老区人民的脱贫工作。1986年，在北京还召开了开发大别山区的动员大会。
徐向前密切联系群众，在以大巴山为依托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使红四方面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大巴山屏隔川、陕两省，控扼汉水下游和长江中游，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由于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重兵“围剿”的险恶环境下，克服万难，成功入川，建立起以大巴山为依托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川陕革命根据地。
发动和依靠群众，将军队深深植根于群众的土壤中，是徐向前一贯坚持的思想。红军入川前，由于四川军阀的反动宣传，群众对红军有畏惧和回避心理。瓦石铺起火后，包括徐向前在内的红军指战员纷纷帮忙救火，并把从大火中抢救出的财物交还给老百姓，赢得群众好感。此后，红军还帮助群众戒大烟、打击和瓦解土匪队伍，逐渐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经过土地分配，广大农民革命热情高涨，纷纷支援红军。
1933年2月，川陕地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召开，正式成立了省工农民主政府和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赤卫队、儿童团、宣传队、洗衣队、运输队等也纷纷建立。广大群众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在扩充红军、运送物资、搜集情报等方面为川陕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徐向前曾动情地说：“川陕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仆后继，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贡献了他们所能贡献的一切力量。红四方面军的生存、发展、壮大与川陕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是分不开的。”
为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红军克服兵力少、弹药短缺的不足，因地制宜，采取诱敌深入、收紧阵地的策略，粉碎了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发起的“三路围攻”。经过大练兵，徐向前又指挥红四方面军发起仪南、营渠、宣达3次战役，使红四方面军发展为5个军共计8万余人，根据地扩大到4.2万多平方公里，覆盖约500万人口。1933年10月，以刘湘为首的川军发起“六路围攻”，面临处于优势地位及采取堡垒主义新战法的敌人，徐向前率兵从外线进攻转入内线防御，按照积极防御、重点突破的战略方针，广泛发动群众，通过四期收紧阵地、两次大规模反击、万源决战防御和总反攻，最终毙伤俘敌8万余人，开创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果最辉煌”的新纪录。
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战胜重重困难，在川北立脚，在于形成了被徐向前概括为“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经过“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的血与火的考验，该战斗作风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军队的政治建设方面，红四方面军先后召开木门会议和毛裕镇会议，解决了部队整编问题，总结了政治工作经验，并通过军事训练、理论学习和政治教育，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此外，随着大批妇女投入革命，在徐向前和川陕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红军的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在四川省通江县诞生。对于这支队伍，徐向前曾这样评价：她们“在川陕时期、长征途中以及西路军的艰苦岁月里，顽强战斗、英勇不屈，在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上，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不管在规模上、战斗力上还是各项建设上都实现了重大的飞跃。
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徐向前痛心不已。晚年时在关于西路军的平反问题上作出积极回应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北部，自古就是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和战略要地。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一支饱经风雪却斗志不减的部队，在敌人的凶残追击下，艰难地行进在这条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的狭长通道里，它就是西路军。西路军主要由原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第九军和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组成，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任务是进军新疆以获得苏联的军事物资援助。
不同于以往依托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斗争的情况，河西走廊一带缺乏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加上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变化、战略方针多变、自然环境恶劣、指挥失误等原因，西路军在古浪、高台、倪家营子等地遭受马家军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最后，仅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420余人抵达新疆。兵败祁连山是徐向前军事生涯中最大的挫折，也是徐向前一生中的惨痛回忆，但西路军精神是不能抹杀的，“这些来自鄂豫皖边、川陕边和宁都暴动的英雄儿女，赤胆忠心，顽强不屈，目标只有一个：为了胜利，为了明天。任何饥饿、严寒、风暴、伤病、死亡的阴影，都吓不倒他们。他们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红军队伍，不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猛士”。
军事上的失败和痛失战友交织在一起，像一把利剑刺入徐向前的胸口，使其“愧悔交加，余痛在心”。西路军将士共21800余人，牺牲近21000人，其中，牺牲军级干部14人，师级干部50人，团级干部94人。董振堂，原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在中央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中有出色表现。1937年1月，红五军（红五军团改称）在高台遭受马家军的围攻后誓死抵抗，但大部阵亡，军长董振堂的头颅被马家军砍下。西路军突围至梨园口和康隆寺地区时，在与敌人的厮杀中，第九军政委陈海松、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均殉难。陈海松年仅16岁时便跟随徐向前参加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因屡建战功，20岁时被提升为红九军政委。郑义斋被誉为“红色理财专家”，在川陕苏区的经济建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发展而来的妇女抗日先锋团也属于西路军的一支力量，在西征的最后关头，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该团在政委吴富莲和团长王泉媛的带领下，于茫茫戈壁滩上孤军奋战、浴血拼杀，付出了更为惨重的牺牲。
传统的观点认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执行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一些档案资料的被发现，在朱玉教授等人的努力下，为西路军正名的问题开始引起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的重视。1983年初，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强调西路军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任务的。徐向前看到该《说明》后，表示很安慰。同年，曾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工作过的王定国重访甘肃后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恢复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的老红军身份，改善他们的待遇。徐向前、李先念等许多原西路军领导人均在该报告上签字表示支持。
抗日战争时期，徐向前根据中央指示赴山西开展统战工作，参与创建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天冷日不光，太行峰苍茫。太行山北起北京西山，南至晋豫边境的黄河沿岸，纵贯北京、河北、山西、河南4个省市，因地势险峻，历来被视为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出生于山西的徐向前来说，太行山不仅具有军事上的意义，而且代表了故乡的情怀。1937年9月，徐向前回到阔别12年的家乡山西五台永安村，看到熟悉的山川草木和亲切的乡亲父老，悲喜交加，感慨良多。
七七事变后，日军为了迅速占领华北，准备首先抢占山西这个战略要地。在民族危急时刻，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陕北的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徐向前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为了让国共两党更好地协同作战，中央委派徐向前协助周恩来赴山西开展同阎锡山的谈判。忻州，山西省省辖市，东倚太行山。1937年9月7日，周恩来和徐向前赶赴位于忻州市代县的太和岭口，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事宜。对于阎锡山的“联共”态度和“守土抗战”主张，徐向前给予了肯定，但对于阎锡山只注重“阵地防御战”，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且部分上层人士患有“恐日症”等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不过总体而言，太和岭口谈判开创了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局面。谈判成功后不久，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便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军队并取得首胜，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1000余人，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然而，在日军的步步进逼下，国民党全线败退，太原沦陷。太原的沦陷标志着华北地区开始进入由共产党领导的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时期。为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开辟晋东南根据地，另一方面则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武装力量。在刘伯承、邓小平和徐向前的领导下，第一二九师利用太行山脉的有利地势牵制和打击敌人，先后取得了凤凰山战斗、长生口伏击战、神头岭战斗、反六路围攻、响堂铺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战役的胜利，累计歼敌近7000人。至此，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从鄂豫皖时期开始，徐向前就积累了不少避强击弱的战斗经验，在和日军作战的过程中，他又总结出“小打而不能大打、活打而不能死打、快打而不能慢打、稳打而不能蛮打”的作战原则和方法，其军事思想得以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
从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参加反“会剿”斗争，到转战川陕、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再到征战河西走廊，最后到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徐向前的战斗经历和国家的命运、党的任务紧紧联系在一起。1990年6月29日，李先念到医院看望病重的徐向前，徐向前叮嘱他说：“我的遗嘱有三条，一是不搞向遗体告别仪式；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和太行山不仅磨炼出身经百战、带兵有方的“布衣元帅”徐向前，而且埋葬了太多为党和国家牺牲的战友和人民。尤其是那支创自大别山、转战川西北、血染河西走廊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更是在徐向前心里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来源|党史文苑 作者|刘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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