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86年两个“祭祀坑”发现后，出土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以及数千枚海贝，加上后来发现的三星堆古城址，三星堆文化是一个拥有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形成发展
三星堆文化是夏人的一支从长江中游经三峡西迁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土著文化后形成的，同时西迁的还有鄂西川东峡区的土著民族。三星堆文化可以说是以夏文化和鄂西川东峡区土著文化的联盟为主体的考古学文化。通过鄂西地区、三峡地区这样的传播路线进入了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平原，在当地相当发达的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三星堆文化。以后的二里岗期商文化也是通过这样的传播路线与三星堆文化发生联系。三星堆文化面貌构成中，除夏文化因素的主体地位外，来自鄂西川东峡区的文化传统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点特别在陶器文化层面上反映更加突出。
历史地位
确定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位置
中国古代的蜀文化和巴文化，分布地区有别，但却彼此相邻，其文化面貌尽管有差别，却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就是说，早期蜀文化和巴文化虽然各有自身特征，如果和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作比较，其共同性就很突出，可以把二者划在一个大文化圈(区)内。蜀文化和巴文化是这个大文化圈(区)内的两个小文化。三星堆遗址早在1929年就被发现，1934年又进行过发掘，但在考古学中开始出现巴蜀文化之名，却要迟至抗日战争时期。那时，转移到大后方的一些学者，忽然见到许多出自四川的战国前后的巴蜀铜器，有很强的自身特色，就提出了“巴蜀文化”的命题。但当时有关巴蜀遗存的正式发掘，仅前述1934年的一次小规模工作，所以对巴蜀文化的认识，主要是从流散品中所见某些铜器(尤其是铜兵器)上得到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为了配合即将进行的长江三峡水库建设，在长江的西陵峡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一系列早期巴人的遗存，接着又在成都平原发掘了三星堆、十二桥等早期蜀文化的遗存，终于使大家把相当于三代之时的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确认下来。
证明三星堆遗址区是古蜀国故都
三星堆遗址区域的面积，据1980年5月至1981年5月的发掘报告，“不少于四万平方米”，这就不会是一般的村落遗址。所谓三星堆，像是夯土城墙拐角处的残垣。一个古城的西垣、北垣和东垣的夯土残垣。三星堆似是其西南角。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发掘的月亮湾遗址，是在城内的北部。后来发掘的两个祭祀坑，是在南垣外的不远处。据东垣残垣断面所示，城墙的中间是由若干层平铺夯土筑成的主垣，内外两侧又各有斜行夯土支撑中间的主垣。这同郑州商城及黄陂盘龙城的筑城方法非常相似，而在中原地区，这种筑城法最迟至东周时期已经消失。整个遗址区文化层的分布范围，又恰恰在城圈之内。把这种现象结合两个祭祀坑内出土遗物的年代及其高贵规格来分析，这里当是一座古蜀国的王都遗址。
可见早期蜀人土地信仰状况
三星堆祭祀坑的大量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棵大铜树和一个大型铜人立像。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形体高大，形像奇特，更在于其涵义难明，可以引起很多遐想。有学者认为这都是当时土地崇拜的体现物。三星堆祭祀坑中又出了多种形态的铜质人头像，表现出当时蜀人信仰着多种神祗，但上述大型铜树和大型铜人立像无疑最为突出，由此可知在蜀人的多种信仰中，土地崇拜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就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而言，多认为是夏文化或商文化的传播，或其分支。学者们一致认为三星堆文化陶器、封口盉、鬶、觚、高柄豆，铜牌饰、铜铃，玉戈、玉璋等都与夏文化有渊源关系，而且后者是源，前者为受后者影响所致。如果撇开两者可能存在的深层次关系不谈，仅从三星堆文化与夏文化之间表层的文化传播关系来说，夏文化是传播主体，三星堆文化是受体。地理概念上是从中原地区流向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指分布于成都平原的以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二至四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关于“夏文化”的问题，学术界长期争论未决，但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本文暂不论夏文化还是否包含其它考古学文化，所称“夏文化”均指二里头文化。
三星堆文明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它既有自己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又受着中华文明内部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乃至东方文明不同地域的文化或明或隐、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把三星堆文明同通向远方的古蜀商道联系起来解读是有意义的。应该说，三星堆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玉石工艺，就是中原夏商文化与蜀文化交流融会、互补互融的产物。不过，蜀人在文化的互补互融中创造出了自身新的有特色的文化，例如在接受中原的礼器、酒器的铸造技艺之外，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神器造型艺术。
尽管三星堆文明在其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原文明较多的影响，采借了中原青铜器和陶器中的某些形式，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具有明显的自成体系的结构框架，因此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三星堆金面人
青铜立面像
神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