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震撼中国的不朽影像：黑镜头时间中国 作者：黑镜头编辑部
幸福路·永定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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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文/孙京涛 1994-1996年
事隔十载，幸福路的这种景象在首都建设和治理的炽热浪潮中已经淡出成为晦涩的过去，在今日的整洁和秩序中，我们应该有一种关于他们的清晰记忆。
在北京市永定门火车站西面，有一条名叫幸福路的小街，小街南北大约只有三四百米长，街上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倚着被烟火熏得一团漆黑的砖墙，满是用塑料薄膜、木棍和砖头搭起的窝棚。小街上的人们，大都衣衫褴褛。
小街口上只有一个门牌号：幸福路18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小街北口，靠着右安门东滨河路，那栋六层的红砖楼，是隶属于北京市民政局的“永定门接济站”。从这里往东不远，先农坛体育馆西邻，是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信访接待站。如此的地理环境，使幸福路这条并不起眼的小街，成了全国各地来首都上访告状的人的聚集地。1994年3月4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这条小街，于是，在其后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关注着这条小街以及小街周边地区的上访者。
从古到今，海内海外，信访的存在，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单单是哪个国家的事。在我国古代，为了使民间的冤情能直达最高统治者，便逐渐形成了向王或皇帝直诉的制度。我国周代就有了关于“路鼓”和“肺石”的记载。目前，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都设有人民来信来访接待部门，到80年代初，全国搞信访工作的专兼职干部就达到了约三十万人，其中法院系统有五千五百多人。在今天的北京，信访部门有62个，这足见党和政府对信访工作的高度重视。
大凡在幸福路落脚的上访者，虽然来这儿的理由千差万别，但都觉得自己有天大的冤情。
刚走进幸福路的那天，我见到的第一个上访的人是杨建峰，他说他是河北唐山人，已在北京呆了34年了：“我进京上访时，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刮旋风呢!”他开玩笑说。他的冤情是“被无理劳教”，“简直冤枉死了”。
从山东沂源来的段连玉称，1989年6月2日，与他有宿怨的王善德以打野兔看走了眼为理由，将他14岁的儿子开枪打死。他的诉状上写道，当时王离他的儿子只有十几米远，而且孩子穿的是一件红色的上衣，王的行为纯属蓄意谋杀。案发后，当地法院以误伤罪判王有期徒刑4年，而且7月12日宣判后，7月14日王就以其患有肺结核而保外就医。“这个人就仗着他的亲戚在公安局和法院工作，欺人太甚。因为俺不服上访，他还打伤了俺6岁的女儿，法院判他支付给俺的四千块赔偿费，他一分也不给。还说什么‘你就是告到###那儿，我也不怕’……”
东北人吴永财自称是名转业军人，二十年前，他所在县的县长非要他娶其患有软骨症且痴呆的女儿为妻，吴不肯，便遭到报复。他说他因上访已被强制劳教了3次。
穿着体面的罗洪山是辽宁省瓦房店三台乡太平村人，他的冤案也是笔“陈年老账”：1977年，他被原复县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刑21年，后查清是冤案，但他已在狱中服刑5年，而且已妻离子散。他说，前不久法院判决给他万元的赔偿费，但他的公职却无法恢复，他不服，继续上访，“不讨个公道，决不罢休”。
从山东新泰来的吴文江称，1986年他在辽宁省阜新花了万元钱买了一辆“黄河”牌卡车，没成想原车主以次充好—这本是辆已经报废了的车。在对方往山东送车的途中出了车祸，死亡两人，同车的吴文江也受了重伤。吴想追回已付的钱款，未果。而由于吴买车欠了五六万元的债，妻子与他离了婚。我问他：“那你以后怎么办呢?”他叹了口气，说：“那就得看官司打得怎么样了。官司打不下来，我也没法回去，什么事也干不了—打官司是我惟一的指望，我只能在这里死磕……”
沈阳铁路局通化分局退休工人曹可玉的诉状中诉说了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冤案：1983年，曹的次子受人诬告“持刀弓虽.女干”一个比他大二十多岁的妇女，从此，曹的一家便卷入了一场接一场的冤案中。老伴不堪虐待，自缢身亡，次子蒙冤患病，长子和三子均系牢狱。曹可玉历尽千辛万苦，上访十年，上访的单位包括国务院、人大、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铁道部等十几个接待部门，终获昭雪。但是，“就给我那么一张平反判决书就拉倒了?”老人继续上访，要求赔偿。在诉状中他写道：“这是我最后向国家呼喊，请求政府能安抚我一颗受伤的心，使我及我的一家三代能从此安定下来……”
从河南新郑来的程兴珂是个又瘦又小的中年妇女，她的诉状中陈述的是一桩催人泪下的案子：1989年，她年仅6岁的女儿被恶徒高健民弓虽.女干，然后，高犯又残忍地将孩子掐死，最后又用石块砸碎了孩子的头颅，这个案子发生在高健民因弓虽.女干一8岁幼女未遂、被判刑3年、保外就医期间。在犯罪事实确凿、高犯亦供认不讳的情况下，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重判处高犯“死刑，立即执行”。但是，二审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确认了一审法院审定的犯罪事实后，以“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改判为“死缓”。个中原因，无法言说，女儿的死使程兴珂一家痛不欲生。因为程兴珂已经做了计划生育手术，孩子的父亲觉得生活无望，程兴珂哭瞎了双眼，他们不服终审判决，拄着棍子先后60次到省里上防。1991年，他们变卖了家产（6000元），进京上访，发誓要求中央能依法处以弓虽.女干和杀害幼女犯高健民以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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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路·永定门(2)
<p align=center> “寻找青天”，也许是这些进京上访的人的共同愿望，至少也是他们能在北京逗留的借口，而北京也是他们的问题和冤屈能得以解决的最大希望。许多人都在诉状中写道：
“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
“我坚信共产党富有实事求是，救死扶伤，永放革命人道主义光辉”（原文如此）；
“只有党中央能帮我解决问题，什么时候解决了，我就什么时候回家”。
但是，要想解决问题，又谈何容易！根据1988午6月14日的《法制日报》报道，在基层法院，信访重复率平均为30％，中、高级法院要超过40％，甚至达到70％～80％。据于振安同志说，目前的状况也大致如此。而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庭庭长纪敏估计，在最高人民法院解决问题的，大约在10％左右。这些抽象的数字所带来的具体的结果是：许多人来来去去，反复上访，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有一部分人在北京一待就是半年、甚至超过两年，成为地地道道的上访老户，而他们的问题也越拖越复杂，越来越难以解决。
但即使在这凄楚的上访路上，仍然会发生些令人感动的人间之情。从河南来的姓刘的大嫂在北京邂逅了从辽宁来的张姓上访者，共同的命运使他们的手牵到了一起—在自觉上访无望后，两人买了辆板车，靠收废品度日。我见到他们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儿子。刘大嫂说，她一定要供儿子考上大学，“我们不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才吃官司？才受人欺负?”
74岁的刘增老人因脚踝被车撞伤，躺在幸福路上没法动弹，其他上访者便把他们弄来的食物分给他一些吃。老人在这里支撑了111天后，死了。
这样的生活使很多上访者居无定所，四处游走。有极少数人忍受不了这身心的双重折磨，寻了短见（1995年10月11日，就有一位上访者从接济站的五楼跳下，自杀了），还有一些上访者在问题解决后已是家破人亡，加上流浪惯了，便依然在北京游荡……
不管怎样，在目前，信访制度总的说来是有益的，它毕竟是老百姓与上级政府和法制机关通气的一条途径，信访接待的工作就是要努力保证这条途径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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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人最前面是几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拄着拐杖，在本应上学的年龄里，他们都随着家人踏上了上访之路。可从他们的眼神里还是透露出和同龄人一样的好奇和天真。在靠后的位置有一个举着材料的僧人，本应该无欲无求的出家人看来也有好多话要讲。左面是个身材壮实的汉子，可从他脸上让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扭曲的表情。在后面的墙上的几个看上去很温馨的字“上访之家”，明确地解释了这群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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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炎热的夏季，74岁的刘增因脚踝被撞坏，在幸福路上呆了111天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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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路上到处都是这些露宿街头的上访者，这种情景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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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者的表情非常执着，从他衣服上不一样的扣子可以看出他生活虽然艰难，可并没有使其失去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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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者正在一笔一画地写诉状。据说，在上访前他并不识字。从这双手可以看出他上访时间已经不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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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位上访者的家，在上访路上他们同病相怜产生了感情，靠捡垃圾养活两个孩子，并发誓要供他们考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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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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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解海龙 文字整理/张 杰 1991-1993年
如果说有一个人用照相机推动了一场撼天动地的运动的话，那就是解海龙与他的“希望工程”纪实摄影。
九十年代初，在北京崇文区文化馆工作的解海龙在农村采风时注意到很多孩子想上学而上不了学，促使他产生了要设法拍下这些贫困孩子是如何渴望读书的想法。当时青基会正在准备开展“希望工程”的活动，意在倡导大家“少抽一根烟，少喝一杯酒”，用来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解海龙得知后，便跑到团中央请缨，要为“希望工程”拍片子，如实反映中国农村失学孩子渴望读书的现状。他认为城里人看了他拍的片子不会无动于衷的，只要他们帮一个孩子上学了，他的片子就没白拍。
1991年初，为了用照相机把那些贫困地区的农家孩子因生活困难而不能入学受教育的情况记录下来，解海龙买了地图，东拼西凑，找了一些经费，开始对边远地区进行采访。
解海龙用一两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大别山老区，拍摄了一批感人至深的照片，诸如“大眼睛”小姑娘，“小光头”，流着鼻涕喊“我要上学”的贫困失学孩子的照片，还有姐姐把得到的救助款让给妹妹上学，妹妹哭了的照片，甚至于还有为攒学费而背砖的小女孩的照片等等。那一年，解海龙乘硬座火车、搭拖拉机、驴车等交通工具，马不停蹄专门往大山里走，整整一年的时间跑了12个省，28个县，100多所学校，拍摄了70个胶卷。天热他就往南跑，天冷他就往北跑，专门去体会孩子们的辛苦。费用紧张时，他就住在老乡家里，吃饭总是两个饼子一碗菜汤，有时一天还要走四五十里山路。就这样一路艰辛地拍下去，到1992年4月份他返回北京，终于拿出了整套的东西交给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非常感动，大家都流着泪掏钱，急切地希望以此办个展览，于是就在4月份，首先在北京开了新闻发布会，请了五十家新闻单位，每个单位给一套照片，一套40张，很快，几乎天天都有解海龙的摄影作品在各种书刊里出现，随之在当时还产生了三个热门话题：一是关注贫困；二是关注教育；第三个就是关注儿童，解海龙的“希望工程摄影纪实展览” 开始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2年10月，解海龙以《希望工程摄影纪实》为题的图片展同时在北京、台湾两地展出。当时北京的展览是中国摄影艺术节中的一部分，国内外名家荟萃。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解海龙的照片却引发了强烈反响，10天之间，数万人蜂拥而来，挤在展板前，流连忘返。许多老人边参观、边擦着眼泪，感慨万分。许多大中小学学生排着队来参观，他们把钱放在地上，一万人为影展签名助威，对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希望工程”真诚的道义支持，解海龙第一次感受到了摄影的巨大力量，也第一次认识到他所从事的事业的意义。
十天之后，影展结束。华北油田将解海龙的影展搬到油田继续举行，随后那里又掀起了结对救助失学儿童的高潮。武汉一家婚纱影楼搞店庆，老板取消了原计划好的宴请活动，用这笔钱搞“希望工程”影展，效果很好。这之后，影展又接着在广州、珠海、青岛、上海、合肥、香港、澳门等地巡展，所到之处，即起轰动。台湾台北、台中、高雄三大城市的巡回展出共展出八十多天，在台湾轰动一时。
展览过后，人们纷纷将捐款寄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不到八个月时间收到善款上亿元。许多人在汇款单上写道：“请把钱转给‘大眼睛的小姑娘’”。有时一天就能收到捐款数万元。捐款源源不断，日益剧增，每年数以亿计，各大城市的主要街道也悬挂了解海龙的照片，北京地铁火车每节车厢贴满了解海龙拍摄的宣传画。看到此情此景，解海龙的心情非常激动，他本想这些照片不会顺利发表，没想到却能及时发表并引发了社会上潜在的巨大慈善力量。这些捐款人大都是普通百姓，他们生活也不富裕，可容不得别人比他们更难。这些都让解海龙深深感动，于是他趁热打铁，开始筹办个人影展，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教育现状，并参与进来。
回顾以往，解海龙曾感慨地说，拍摄条件艰苦并不是他最大的困难，困难的是他所拍摄这一专题，很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当时社会上提倡主旋律，要求摄影家多拍、多表现明亮的一面。可这个专题记录表现的全是土老破旧、老少边穷的教育现状，照片非但不能发表，而且还会惹来麻烦。在这样的压力下，解海龙仍坚定地认为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不能眼见这些孩子在校园外面徘徊，很多孩子哭着要上学，家里没有条件，他们就上山砍柴，或捉些蝎子卖掉，或剪掉指甲、头发换钱，解海龙被完全感动了，无论如何，这件事他也要坚持做下去，惟有把这件事做好，他也就算不枉拿十几年相机了。
在农村拍片时，解海龙经常遇到麻烦，备受冷落，地方领导不愿意解海龙给他们“曝光”，也不认为这些图片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效益。这样一来，进度很慢，车子找不到，解海龙走路便是家常便饭。有一次，解海龙在一所刚下过雨的破旧学校拍照片，但没曾想他被一位年轻教师误解，扭打之中，弄得满身泥水，让他心里很难过。教师们的生活很清苦，每月工资不足几十元（还要为交不起学费的孩子们垫付），可一旦他们见解海龙拍照，心情总是不悦，生怕给社会丢脸，于是便百般阻挠。尽管这样，解海龙仍不改初衷，依旧爬山涉水，风来雨去地四处为失学孩子们奔走拍照，每到一处他就被那些穷苦孩子祈盼上学的眼睛所感染，往往一个心酸的故事没有溶化，又一个心酸的故事便哽在他的心头，开始，解海龙不由自主掏出一些零钱给他们，但他很快发现，那样做根本不解决实际问题，他感到单凭自己的力量远远不够，他必须通过真实的照片来唤醒更多的人来捐资助学，于是他常想，一定要多拍快跑，让他们尽快得到失学救助。
希望工程(2)
1992年底解海龙被调到《中国青年报》任摄影记者，几年里他利用出差之便，在全国二十六个省区的近百个县进行了采访，并跟踪采访了许多他曾拍摄过的主人公，了解了他们的近况，及时进行报道，那时社会上很多人开始做解海龙的后盾，只要他拍到哪个穷孩子、穷学校，他们就帮着他上学就给盖学校。
当时有件事也非常感人，贵州窖子山煤矿有242个犯人寄给青基会1106块钱，他们每个月有五块钱的零花钱，这是每人三块、五块凑出来的钱，他们说看了解海龙的照片非常感动，说：“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人，不希望小弟弟、小妹妹再像我们似的，因为没有文化成为法盲而导致再去犯罪，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都能上学。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们是犯人。”解海龙知道后就专程去看他们，给他们讲希望工程的故事，然后给他们鞠躬说：“你们在这件事上做得非常好，你们是闪光的，我代表山里的孩子给你们鞠躬。你们要在服刑的这段时间里面，多做好事，早些出去，到时候，你们会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为社会做好事的。”当时犯人们听得全哭了。
1993年12月，毛主席诞辰100周年，解海龙去西柏坡采访，突然就收到了一张一千块钱的汇款单，上面也没有什么话，解海龙当时很纳闷，他最近没发表什么作品呀，稿费也不应该这么高呀。后来他收到一封唐山来的信：“我们是《唐山晚报》和《劳动报》的记者，也报道过贫困儿童上学的问题，但是没有你的功劳大。这两天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一个歹徒在抢妇女东西的时候，被我们抓住，扭送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就给我们戴上了大红花，而且每个人给了五百块钱。这个钱，我们不知道怎么用，还是给你，你认为该把这个钱给谁就给谁。”这个钱的含金量让解海龙感到沉甸甸的，拿了这个钱解海龙就到农村转，很快找到了一家，两个孩子都失学了，一个初中、一个小学，父母和奶奶在一年之中都不在了，这笔钱给这家人是救命的，解海龙于是就把钱转给了这家人，这家人跪在那就磕头，解海龙只得说：“你要磕，也别给我磕，你们就往唐山那边的方向磕。”
1994年，解海龙还将拍摄照片获得的稿费捐助了5名青海省的失学儿童，孩子们来信对他说，不知称你是叔叔还是爷爷，也不知你在哪里工作，感谢你对我们关心和帮助。1997年解海龙将拍摄这组专题所使用的一架个人相机拍卖，所得的五万元钱也捐助给了“希望工程”。
解海龙曾说，只要山里孩子都上学了，“希望工程”也就达到目的了，最早我们说的口号就是“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没上学，‘希望工程’的神圣使命就没有完结”。
“希望工程”运动开展以来，为了点燃希望圣火的感人故事，不胜枚举。北大毕业的姜森，自己就有一段悲凉的求学历程，看到了贫困儿童失学的惨况，他说：“我已流了泪，就是不让别人再流同样的泪。”于是他守下誓愿，每年要捐出一个月全部的工资，还有一位在部队的刘飞写信给基金会，指名要捐助给河南解海龙拍摄的那位为让妹妹上学而转让助学金的杨小妹妹。刘飞在信上说：“她是多么可爱，我愿意资助她上完小学、初中……大学，她能考到哪，我一定资助到哪，哪怕要借钱！”的确，“希望工程”不仅救助了失学的孩子们，同时也牵动了千千万万海内外中国人的赤子之心，洗刷澄净了人们的灵魂。
而某种意义上，解海龙拍摄的“大眼睛”便是点燃这场圣火的希望火炬，“大眼睛”女孩本名苏明娟，1983年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一个普通的农家，父母靠打鱼、养蚕、养猪和种田、种板栗为生，一家人过着辛劳拮据、简朴的乡村生活。1991年4月6日，张湾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小明娟抬头望向黑板时，那瞬间的眼神被解海龙的照相机捕捉到了。“跑了十几个村庄，最后在张湾小学课堂上看见了苏明娟，一双特别能代表贫困山区孩子渴望读书的‘大眼睛’摄入我的镜头。”这幅画面为一个手握铅笔头、两只直视前方对求知充满渴望的大眼睛小女孩，在题为《我要上学》的照片发表后，很快被国内各大报纸杂志争相转载，并成为中国希望工程的宣传标志。而为了拍摄“大眼睛”等贫困农村儿童，解海龙曾花了十年时间，行程了两万多公里，奔波了26个省的128个县，其间拍摄了近万张底片，接触了一百多所学校的上万名孩子，对此，解海龙可说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截至2003年年末，希望工程这场规模空前的爱心大行动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22亿多元，资助250多万名农村特困学生上学读书；援建了9508所希望小学和150多所希望网校；为1万所农村小学赠送了“希望书库”和“希望图书室”；为2000余所希望小学配备了“三辰影库”；培训奖励了12000余名希望小学和贫困地区农村小学教师。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评估报告表明：希望工程已成为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民间公益事业。今天，面对这些成绩，解海龙的纪实摄影完全可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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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3)
<p align=center> 在老师的帮助下过河的学生。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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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 4月河南省新县八里畈乡王里河小学的学生，生活十分艰苦，孩子们读书却很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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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甘肃省渭源县聂家山小学，一场暴雨摧毁了教室，孩子们眼睁睁地盼着能有一间再让他们上课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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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 云南省红河县虾喱村垤玛小学，校舍年久失修，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学生们只好露天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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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4月，湖北省宏安县七里坪镇周七家小学，一场春雨过后，教室一片泥泞，可孩子们仍然在这“湖心”小学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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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贵州省水城县花噶乡中心学校，这些孩子离家四五十里，他们寄宿在学校，每天很早起来自己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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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广西融水县安太乡寨怀村小学，贫困地区的教师为贫困土地上的下一代不再失学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戴红英老师的丈夫在中学教书，为了工作，她只好背着孩子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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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河北省滦平县拉海沟乡大店子村的孩子们，烤烤冻僵的小手准备继续上课。
贫困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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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文/于全兴 2001年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采访。我所面对的，是生活在中国西部的贫困母亲。我所记录的，不仅有那些困厄中凄苦的面容和眼泪，更有中国妇女那种坚忍的精神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2001年1月2日，我在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及家庭报社的支持下，只身前往中国西部部分地区，就中国贫困地区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贫困母亲接受“幸福工程”救助情况和生存现状进行采访。
历经一年，从白雪皑皑的高原到奔腾咆哮的江河，从荆棘密布的丛林到荒凉无际的大川，足迹遍布中国西部9个省市，走访了34个贫困县、85个乡镇、106个村寨，采访了301位贫困母亲。以一个摄影记者的亲历，见证了中国西部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我看到，在不发达的西部部分地区，还有许多尚未脱离贫困的母亲。她们承受着我们难以想象的生活重负。她们忍受着饥饿、疾病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她们在抚育生命的同时，自己的生命却变得越来越脆弱。她们的文化素质、健康状况堪忧—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疾病。
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自1995年成立以来，积极为改善中国贫困母亲的生存现状而努力。几年来，在海内外各种组织和各阶层人士的支持下，已经取得了显著的业绩。部分贫困母亲在“幸福工程”的资助下，已经摆脱了贫困和正在摆脱贫困，那一张张欢喜洋溢的笑脸就是最好的佐证。
贫困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是我从贫困母亲的眼睛里，看到的不仅仅有哀怨的眼泪，更有一种对苦难的坚忍以及对幸福的渴望和执著。
每一幅图片背后都有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
每一幅图片背后都有一份母亲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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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吉，67岁，青海玉树州结隆乡杂年村人。全家9口人，1995年年底雪灾发生后，政府救济牛羊，现有40头（只）牛羊，吃粮少量靠政府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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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彩莲，26岁，云南邱北县官寨乡山心村人。全家4口人2亩山坡地，今年收了不到500公斤的苞谷，家无牲畜。经济收入靠编竹箩，每年能挣100块钱。她说，如果谁能帮她一把，养一头母牛，转过年来母牛下了小牛—她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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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松卓玛，24岁，青海玉树州结隆乡杂年村人。家里的牲畜全部死于1995年底的一场雪灾，1996年政府和国际慈善机构先后救济其全家5头牛。现家里已有10头牛，但吃粮还是靠政府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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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盆，27岁，贵州紫云县水塘镇格井村人。全家4口人亩山坡地，全年收苞谷350公斤、红薯100公斤，无牲畜。家里已经7年没有杀过年猪，她说，农闲时她每天上山挖药材，今年卖了40块钱，过年的时候用这些钱买肉给孩子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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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五女，30岁，宁夏西吉县兴平乡王堡村人。全家4口人10亩山旱地，去年收成150公斤荞麦，政府每年救济籽种，无牲畜。丈夫得病卧床在家，不能外出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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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引引，31岁，甘肃陇西县福星乡鹿鹤村人。全家6口人8亩地。去年大旱颗粒无收，丈夫外出打工贴补家用。陇西县地处干旱、半干旱的黄土高原丘陵地区，吃水靠雨水，家穷建不起水窖，她每天要到2里地以外的大山沟中挑水吃，挑一担水需要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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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纯菊，38岁，全家4口人。九年前丈夫耐不住大山里的贫苦生活，抛下一双儿女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覃纯菊背着一百多斤的沙子，一趟趟往返于山上山下，硬是自己背出了一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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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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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文/张新民 1992年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人民银行，工商管理局，公安局，监察局发布了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凭身份证认购，每一张身份证一张抽签表，每人一次最多买10张表。然后将在适当的时候，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为百分之十，每张中签表可认购本次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1000股。
在这之前，消息灵通人士已经暗中开始身份证搜集大战。一连数天深圳的电话线路大塞车，占线的都是内陆长途，邮局的特快专递和包裹，多是一捆一捆的身份证。公告发布当天，全市300个发售点就已经开始有人占位。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寻梦者急奔深圳，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根本就买不到了，来往于两地之间的大小巴士，票价比平时涨了好几倍，也丝毫未能阻止蜂拥而至的人潮。
公告预告的8月10日上午开始发售抽签表。8日一大早，各个发售点已经排起椅子板凳大长龙。到了晚上，长龙又加入了凉席，折叠床，虽然蚊虫肆虐，但熬夜排队的人们却斗志昂扬。9日，整个深圳满街满巷都是人潮，人们手里揣着大把的身份证和钞票，到处在排队，人人都指望抢到一个发财的机会。经过整日暴晒，人潮反而越聚越多，越来越密，每个发售点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傍晚雷雨临头，湿气蒸腾，阵地依然固若金汤。据不完全统计，发售抽签表前夕，排队的人潮超过了100万。
深圳警方倾巢出动，在人山人海中维持秩序。因警力不足，边防部队，武警部队出动增援，混乱局面得到了一定控制。但是，少数执法人员和工商，证券从业人员利欲熏心，在一些发售点公然徇私舞弊，刚开始发售不到半个小时即宣布售罄，使大量忍辱受难日夜排队的民众美梦成空，导致了8月10日傍晚在深南大道，一些人上街游行请愿要求见市长，并与公安干警发生冲突，多辆警用及民用车辆被砸坏烧毁，警方不得已多用高压水枪及催泪弹。后来查实，在全市300个销售点中，有95个点受到群众举报，到12月10日，自查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5399张。
事件成了深圳股市当年最大的利空消息，早先普遍认为新股抽签表发售势必牵动人气的乐观估计被事实击得粉碎。股灾过后，行情显示屏上尽是卖盘，股价下跌，又一轮熊市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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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深圳特区新股认购，抢购股民证的长队秩序极度混乱，众男女只好前胸贴后背，一个紧抱一个，在利益面前放弃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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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程从江西赣来的小伙子在发售前半小时被挤出列，他手上揣着身份证和钱绝望地喊道：“我排了两天两夜的队啊……”
列车边兜售食物的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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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萧云集 温州 2000年
一群温州人在细雨里箪食壶浆，戴着凉帽打着雨伞，正举着精心制作的长竹竿挑着橘子、面包、花生之类的小袋食品卖给列车上来往的旅客，这样的交易场面不仅需要手疾眼快，也需要类似钓鱼一类的稳度、耐心与投食技巧。
可以说，在国内商界一枝独秀的温州人的经商头脑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温州人四处迁徙，把店铺开到世界各地的故事早为人知。在巴黎市区或罗马火车站出口，你能看到成百上千家店铺绵延数十里驻扎着清一色的温州兵团。强烈的赚钱欲望可能是温州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没有一个温州人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兴奋着的发财欲望，不赚钱，毋宁死，这就是他们的生存逻辑。
在金温铁路沿线上小贩利用停车的机会用竹竿挑起食品和乘客交易，这种买卖方式对交易双方的诚信都是一种考验。在利益的驱使下小贩们只能承担这种风险。温州人对利益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靠着这种渴望温州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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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集市买镜子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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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徐晋燕 云南会泽 2000年
画面里的集市，也就是“街子”，可能位于极贫困深远山区的缘故，来赶集的人并不太多，两个裹着花格头巾的女孩正在逛集，其中一个买小镜子的女孩正欣喜地从镜里打量着自己，镜子里她看到了自己美丽的容颜，她既开心又满足，心情也一如远处山梁尽头那一片蓝天白云，那一刻就连她右边不远处那个照看摊位的小孩，也忘了招徕顾客，自顾羡慕地看着她。
云南人把集市叫做“街子”，大到如“三月街”上万人来赶，慢慢演变成民族节，小到连间房子都没有的几十人的草皮街。但无论大小，老百姓总能从街子上得到自己的满足和需要。会泽大海梁子虽是一个极贫困的山区，但买镜子女孩的爱美之心，竟是连这样的穷山也不能埋没的。
云南会泽大海梁子是一个极贫困的山区，在它的集市上一个女孩对着镜子满脸微笑，贫穷并不能掩盖她对美的渴望。
制作假钞的最后一道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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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谢海涛 河南平舆县 2001年
2001年2月9日，在河南平舆县什字路乡王关庙村一民宅内，犯罪分子正在进行制作假钞的最后一道工序：从一个小瓶里倒出点透明的液体，均匀地抹在假币上，然后用电熨斗把假币熨得平平的，咔咔作响。 这些假币大多是从台湾偷运到东南沿海（主要是广东），再偷运到河南的。有些假钞的制作甚至到了连验钞机也无法分辨真伪的地步。
照片上便是民宅内乌烟瘴气的假币制作现场，左边的造假者左右开弓，正在用电熨斗把桌子上的四张假币熨平，因为他“工作”太繁忙，以至于连点颗烟的时间都没有，旁边一个人于是为他匆忙点上。右边的造假者表情平静，嘴里叼着涂抹透明液体的小棍子，右手忙着往一张假币上涂抹透明液体，整体来看，两个造假者配合默契，对假币制作相当娴熟，“假币”，此时如同一根魔棒，把他们对钱的渴望演绎得淋漓尽致。
一间窄小的房子里几个人正从容地制作假币，金钱的欲望使他们忘乎所以铤而走险。
乡村苗人渴求的天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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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徐晋燕 云南昆明 1994年
画面里尽管我们看不到唱诗班全体，但却能看到七八部大小双喇叭录音机被一群苗人虔诚地举抱着，正把唱诗班优美的歌声录下来，左下角几个裹着头巾的孩子显然也受了这种虔诚歌声的感染，神情肃穆而恬然。
云南昆明富民有一个叫小水井的苗族乡，离省城并不远，驱车不过两个多小时，但却风俗迥异，村民们信奉基督教已有不短的历史。尽管时代变迁，很多事已发生变化，但信教的人始终存在着。村中有一个基督教堂，是周围几个村中最大的。教堂里的唱诗班唱出的赞美诗，共分几个声部，悠扬动听，听者无不为之感动。每到礼拜，周边的苗人便会带着自己简陋的录音机蜂拥而来，把唱诗班唱的赞美诗录下来，回去欣赏和学习。遇上圣诞节，这个唱诗班更常被昆明城里最大的教堂请去唱赞美诗。
在教堂的一角，人们拿着各种各样的录音机，仔细地录下唱诗班优美的歌声。从他们的神态和眼睛里可以看出虔诚和渴望。
我们这一代(1)
摄影/文/肖全 1986－1996年
<b> 郭路生(食指)</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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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从芒克那里得到老郭的准确地址时，我心里开始激动甚至感到不安。晚上，我在一家小餐馆与陈少平等人吃饭，陈少平说，老郭的诗曾救了一代人。当时，下乡在白洋淀的那批知青，因各种原因，对生活前途失去了信心，后来，他们读到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坚强地活了下来。
第二天，我从德胜门搭乘一辆出租车行驶了几十公里，来到了北京以外的昌平县。我轻轻地走到一个挂有北京第三福利医院招牌的大门口，时间是1993年8月27日下午两点。
我走进这个蝉声四起的宁静院落，顿感心灵得到了清洁。据说老郭与所有医护人员和病人相处甚好，果然，当我打听老郭时，穿着病号服的病人和白衣护士都热情地为我指路。
我推开二楼的一个玻璃门，地上坐着几个病人(这是我小时候绝对不敢进入的地方，因为大人常用“疯子”来吓唬我)，我定了一下神，问起老郭。坐在地上的病人大声向内通报：老郭，有人看你来了!
我向通道里走去，那里面有十几个病人和医护人员在聊天。老郭正与一位坐在轮椅上的病人对火。当他知道有人来看他时，从几丈远的地方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我的跟前，一只粗大有力的手握住了我，他笑着露出一排缺掉的牙齿。向护士长打过招呼后，他把我领进一个大房间里，把门关上并锁住。这里摆着整齐的条桌，这是他们的食堂。
他拿出一包“春城”让我抽，又给我倒了一碗茶。我简单地讲明了我的来历和目的。他知道并感觉出了这是来自朋友中的一个新的问候者。
我问他，你还写诗吗?他说写得很少。接着我们回到他的房间，他取下手腕上的钥匙，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又回到原处。我翻开这一硬壳本子，这里面有老郭用钢笔写下的近二十首没有发表过的诗。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首《致姑娘》，老郭情不自禁地放声朗诵起来，我拿出录音机，留下了他的诗句。
我真的喜欢极了，他却摇摇头说，没办法，只能这样。
他又说，我不想出去，我出去干什么呢?我是疯子，这里很好!待会儿我请你在外面吃饺子，一人一瓶啤酒，大老远的来看我，不能让你饿着肚子回去。
他几次问我时间，四点钟还不到。他从护士长那里领到二十元钱，并开了一张假条：郭路生外出三小时。他把钱从领口顺肚皮滑下装好，把假条让我拿着，我向护士长保证一定送他回来。
我们出了大门，太阳已斜斜地照在路面，我们走过一座明朝年间就有了的朝宗桥，桥上车辆川流不息，他把我拉到靠里走，说这边车多，你走里面。
撩开门帘，我俩走进了桥头的一家大餐馆，这里没有一个顾客。我们要来两瓶啤酒和两大碗水饺，我给他买了一盒万宝路。老郭燃起一支香烟后问我，你还拍了一些谁。我说，有陈凯歌、崔健、芒克等等。他说，陈凯歌早些年常到我们那去玩。芒克在忙什么呢?我说他刚写完一本小说叫《野事》。他又说，崔健这个人了不起，他竟然有“酒杯里的大海，火柴盒里的云彩”这样的诗句和气派。
当我看见郭路生的背影远远地走在那条长长的小路上时，不禁想起他的感人诗篇：
当我的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b> 顾城和诗人们</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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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四川《星星诗刊》在成都评出中国十佳诗人，北岛、顾城、舒婷等住进了成都花园宾馆，诗人钟鸣、翟永明等前往住地看望客人。那晚只有顾城和谢烨在房里。
顾城，一个极其随和的人，穿着一件毛衣，显得格外有朝气。他说，写诗太难了，写到现在也没什么太像样的诗。他还说，我们一帮人在北京研究过，吃什么样的食物最省钱，写诗几乎不能养活自己。
四川作协的大楼，人流不断，会议室的门被严把着。诗人柏桦因没有收到正式邀请，进不了会场，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了。
北岛来了，他被一群人簇拥着挤进会场，我们只能在过道上观看，几个窗户也被人群堵得满满的，来宾和领导在一幅巨大的红色横幅下正襟危坐。
晚上，成都的新声剧场，里里外外人山人海，叶文福的诗歌《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由著名电台播音员在朗诵。
将军，给你太阳，你嫌太烫。
给你月亮，你嫌太冷。
将军，你究竟要什么?
……台下一片欢呼声，叶文福走上台来，用手臂向黑压压的观众挥动，他高喊一声—我的人民呀!—便昏倒在地。
北岛、顾城、舒婷也一一登台亮相。杨炼等人缺席，于是便放一把空椅子代替了他们出场。
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诗人们被保安人员疏散在后台的一间化装室里，门被反锁，走廊外人声鼎沸。
我们这一代(2)
一小时过去了，人流有增无减，保安人员只得抱着一堆各式笔记本，请诗人们一一签名。两小时又过去了。坐在化妆桌上的顾城面色铁青：我不管，我要出门，我要回去!
他一把拉开了门，气势汹汹地往外闯，诗迷们见顾城出现了，欣喜若狂蜂拥而上，他却用胳膊肘左右开道，杀出了一条“血路”。
临走之前，我给顾城和谢烨在他们的房间拍了不少照片，顾城乐得手舞足蹈。他说，我最喜欢拍照片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位美国老太太给我的。
我们在公园里玩得开心死了。北岛像个小孩，跑几步坐在草地让我拍照，顾城、谢烨在竹林里用枯藤制成花篮戴在脖子上。
顾城看着拉大锯的师傅，目不转睛。他对我说，我特喜欢这些刚锯下来的木屑，我常把它们摊在手心上，我感受到这些都是新的生命！
顾城、北岛等人都领到100块钱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不已，他说，成都人太好了，干脆我在成都办讲座，卖门票，直到剩下一位听众。
顾城回到北京后，给我邮来了他的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
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
给肖全
<b> 崔 健</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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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的中秋节晚上，在成都，诗人万夏、画家田野等一帮人带队，在郊外一个发电厂里玩通宵，男男女女一群人，点着蜡烛跳舞。田野放了《一无所有》，说是崔健给他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崔健这个名字。
后来，崔健真的来成都了，他要做全国巡回演出，为第十一届全运会募捐一百万元。
这天晚上，成都人像过节一样，人们奔走相告。崔健沙哑的歌声响遍了城市的每个角落。
三块巨大的红布高悬在万人体育馆内，一个大型舞台周围密密麻麻地堆满了大音箱，据说有好几吨重。
灯光暗去，音乐渐起，崔健手持一面鲜红的旗帜，从后台英勇地冲向观众。
顿时，全场一片欢呼声，“崔健”、“崔健”的声浪此起彼伏。
崔健将红旗插在身后，问候一声，大家好吗?那动人的乐曲就掀开了。
这是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三月，人们还穿着厚厚的毛衣。我手持相机，沉浸在这一欢乐的时刻里。美国、英国、德国生产的各式大音箱传出的巨大音波，一股股地灌进我的耳朵，厚厚的喇叭纸棚连同我的心脏被震动到最高极限。
画家张晓刚的妻子唐稽站在观众的第一排，她的前面是全副武装的保安和公安战士。不一会儿，她挥动的毛衣不见了，只剩下一件薄薄的短衫，她喊着、唱着，泪流满面。
当《南泥湾》的歌声响起，我再也控制不住眼里的泪水。素不相识的人们手挽着手，排山倒海地摇动着，他们和崔健一起唱着。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在这歌声中，最普通、最麻木的人也被唤醒了。
这种力量，只能在战争年代和足球场上才能感受到。整个体育馆沸腾了。
一些留学生打出标语：崔健俺爱你!
一个女学生冲上台给崔健献上一枝挂笔，幸福地吻了崔健。
崔健看了我的照片，说很喜欢，他最喜欢的是一张小样：一个小学生，盘腿坐在地上，双手捧着脸，瞪大了双眼注视着台上的表演，他的身后是一排严肃的公安战士。
我和崔健、王晓京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我见有一堵旧墙和TV的V字，正好奇妙地组合在一起，便请老崔下车来拍张照片。
崔健想了想，下了车。我操起机器，按了二十一张，老崔不停地改变着身体姿势。一分钟后，我心里有数，一张好照片刚才已经诞生了。
<b> 唐朝乐队</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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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唐朝”的第一面，是在上海音乐学院李苏友的音乐工作室。那天，李苏友招集了上海不少艺术家在一起看片。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看到“唐朝”的MTV，评价各不相同，但我却一见钟情。我对李苏友说，我很喜欢，我一定要认识丁武他们。
早就知道北京有个“新疆村”，温普林和丁武、杨军他们约好去喝一顿。
据说，那年丁武和老杨(杨军)去新疆，四处去找音乐，找朋友，找酒喝，兜里的钱用完了，身上背着两个馕可以吃一天，《太阳》那首歌地道的新疆味就来源于此。
正喝着酒，又来了一个留长发的大高个儿，他斜背一个大挎包，从背后用双手蒙住王勇的眼。他就是“唐朝”最年轻的成员—贝司手张炬。
“哥儿几个走起！”老杨一阵阵地发动攻势，啤酒瓶在空中碰得直响。
那口大炉子里的柴火，也烧得噼噼叭叭，火星一串串地升上天空。
在这条街，你可以看到黄不溜秋的“面的”，也常能看到一些开大“奔驰”来的大款，三教九流无所不有。
那晚，我没回旅店，住在丁武的家。借着酒劲儿，老丁放了一夜的PINK FL0YD，一帮人“飞”得特高。
我们这一代(3)
过了几天，我和他们一块乘上了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唐朝”乐队、“眼镜蛇”女子摇滚乐队和王勇，都应邀去新疆演出。
能歌善舞的新疆人翘首以待，盼望着中国最棒的摇滚乐队的到来。乌鲁木齐惟一的体育馆外，水泄不通，那木制的小门被挤得摇摇晃晃。“眼镜蛇”和王勇都有精彩的表演。
“唐朝”上场了。
四个“长发大仙”在台上出神入化的表演使整个体育馆沸腾了。丁武嗓音又高又尖又亮；刘义君(老五)的主音吉他，如同走火入魔一般；张炬的贝司握在他的大手里，满脸是汗；赵年的鼓，咚咚咚地直撞你的心。
《太阳》的音乐一起，台下疯狂了。“唐朝”两面红旗漫天飞舞。
我看见一个女中学生在人群里哭了，她一边跟着音乐喊着跳着，一边用她洁白的手臂擦着自己的眼泪。
……
看苍天，蓝蓝独自为你占有，
告诉我是不是真有上帝?
太阳，你在哪里?
太阳，我在这里!
演出结束后，武警战士和保安人员，争先恐后地找乐队签名，激动地与他们合影。这些都一一地被我留在了底片上。
当我们的车离开体育馆，那些学生一直跟着车跑，我身边的丁武、张炬等全都不说话了，他们透过后窗玻璃，看见那些热爱自己音乐的歌迷，慢慢消失在夜幕之中。
这次，我是专程为他们拍照片而来的，可是演出的第二天，他们几乎一夜没睡觉。在去吐鲁番的途中，老丁、张炬等都在车上打盹，我实在不忍心打扰他们睡觉，否则我的活儿已经干完了。
太阳悬在天边，风在茫茫戈壁刮得让人睁不开眼，穿着短袖感觉十分凉爽。
我想，说不定前面会有好的气氛。我两眼不眨地看着两边的窗外。汽车驶过一个大坡，乌鲁木齐的市景突然出现在眼里。我气得简直要疯了：我想要的照片没有拍到。王勇、老五的照片，我设想了一些画面，结果全都没有实现，我心里难过极了。大伙儿都来安慰我，说以后还有机会。
年底，他们在大连“封闭排练”，给我留好房间我也没去成。
我们常常写信，打电话，相互鼓励：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们绝不能垮下。我们一垮，就是垮了一代人，要坚持下去。
<b> 杨丽萍</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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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面对某个我极其熟悉的人，呆呆地坐在桌前，一张新鲜的稿纸静静地等待着。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我仍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和恰如其分的情绪来面对我要描述的这个人。
杨丽萍又让我足足两天停滞不前，我不知道怎样表达。
前几天，我给她打电话，问她那部关于她的舞蹈的电影《太阳鸟》什么时候开机，并表示我一定推掉任何工作，去为她拍图片。
丽萍在电话里说，肖全，可能你再也拍不到我们三年前拍的那些照片了。她的话显然有几分无可奈何。
我说，不一定，这也没什么。我们一直拍下去，等你真正成了老太婆，我也成了老头子了，我们再出一本画册。
好啊! 丽萍笑了。
那天，我在电视里又看到了她，我很高兴，她没有老，还那样美丽，光彩照人。
我在认识杨丽萍之前，看过有关她的很多介绍。我预感到有一天，她会站到我的镜头面前来。
1991年10月，杨丽萍主动来找我了。她是看到我出版不久的《三毛摄影专辑》后知道的我，但我们真正见面，却是第二年的四月。
这是我十分特殊的一天，上午正式办理完辞职手续，下午就乘上了一架波音飞机直奔北京。当飞机离开地面腾空而起时，我告诉自己：新的战斗开始了。
到北京天已经黑了，杨丽萍来机场接我。
她跟我握手，这是我握住的一只极其异样的手。她的舞蹈，她最著名的孔雀的标志，就是这只手表演出来的。
在车上，我们就开始做拍摄计划，这是我做职业摄影师的第一单活儿。
我们去了我想象中的场景：天安门广场、金木桥上、故宫的深墙边以及长城和康西草原。
尤其在慕田峪长城，我似乎找到了杨丽萍舞蹈的隐秘来源。
那天，长城上十分安静，天空蓝蓝的，远处山峦起伏，空气凉爽。杨丽萍一出现在长城上，我就被惊呆了。我感觉她这是正在回家。她脱下那件薄棉衣，只穿一件黑皮短背心，她开始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
接着她又拿出一块大绸布裹在身上，像一位女神。我很快就被她带进了一个无法抗拒的“气场”里。我的一切动作完全是下意识的。我坚信，这是一位美丽的仙女在我面前。
她又让我为她拍一张剪影，她要站到烽火台上去拍。我小心翼翼地把她扶上去，对她万般叮嘱：丽萍，风很大，你千万不要往左边倒!上帝保佑，一想到十几米的高处，一想到过几天她就要去台湾演出……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
我退到远处，冲她一招手，她一抖手中的绸布，顿时一片“白云”横空而出。丽萍大叫一声，两手死死抓住绸布的两只角，这块布比她身体长出几倍来，在风中狂舞，像一匹受惊的野马。丽萍站在高高的烽火台上，弯曲着她那动人的身姿，挥动着那块巨大而洁白的绸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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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4)
天蓝得可怕，太阳明明白白地照着。我双膝跪地，从镜头里仰望着丽萍，我被这一奇景逼得喘不过气来。
当我把丽萍接下来，我俩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我拍拍她的肩，她拍拍我的背，我们谁也没说一句话，可我们都明白，我们做了什么。
我突然想起几天前她对我说过一些话：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你说什么没有经历过呀，再大的事，我们都能顶得住，再讨厌的人我们都可以宽恕他们，面对这些事，这些人，你只需笑笑就过去了，别往心里去，我们的心里，可不要装这些东西，那里面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只有爱和那些令人愉快的东西才能装进去。
上帝保佑，别让杨丽萍老得太快。
<b> 张艺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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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与张艺谋打了一辆出租车回他的家。
我们的车穿过长安街，往南郊方向驶去。张艺谋脱下了那件温暖的军大衣，穿一件黑皮背心，显得十分精神。这是我近半年来第一次与张艺谋独处这么长的时间。这部戏已经结束了，你下面有什么打算?他问我。我有一个计划，我想为我拍过的其中几个人做终身拍摄。张艺谋对此也很感兴趣，他问我想拍哪几个。
崔健、杨丽萍、陈凯歌、姜文和你。他点点头表示认同。
出租车在一片别墅区的花园门口停住了。张艺谋叮嘱我，别透露他的这个秘密住处，他知道我有不少记者朋友。
这是一幢非常宽大舒适而华丽的住宅。不知为什么，我脱了鞋，跟他走进房间，踩在干净冰冷的木地板上，心里便一阵酸楚：张艺谋终于有了自己的“窝”。
张艺谋对我说，我先给我女儿打个电话，你自己倒水喝，想吃东西冰箱里什么都有。
张艺谋的声音从二楼传下来：爸爸实在对不起你，说好了星期六下午给你打电话，可爸爸事情太多，身不由己，我想暑假带你去玩，你要好好听妈妈的话，用功学习……
后来他又让孩子的妈妈替他找《一个和八个》的电影剧照……
第二天一早我去做图片，张艺谋对我讲：肖全，你可要小心底片的保护，我的电影一般都是在七十几个国家发行的，如果你把底片弄丢了，那些发行商没有剧照，全世界都要追杀你!
一周后，我抱着两大箱图片和全部底片回到工作室，张艺谋哼着小调和我做图片分类，他看着这几千幅图片说：瞧，刚开机那阵我还挺年轻，戏拍完了，我怎么老成这样了?说完又笑了，脸上出现一堆褶子。
他把我放大的《摇啊摇》的剧照装在镜框里，我们一起布置工作室。
他从楼上抱来一大筒招贴画，有《秋菊打官司》、《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和巩俐的照片。这些是小姐(指巩俐,编者注)的，保管好，他说。大家心照不宣地忙碌着，要是小姐在家里，这工作室该有多少笑声呀!
1995年2月17日，上海的军用码头，张艺谋在这里拍了一场大戏。这是《摇啊摇》影片中的第一场戏。
大家都知道了，《新民晚报》向全世界发布了张艺谋和巩俐分手的消息。
一些记者像“特务”一样混在人群中，冷不防冲到张艺谋面前采访，制片主任像警卫员一样保护着艺谋，拒绝一切干扰。
戏拍到黄昏，张艺谋已精疲力竭，随着他的一声“停!”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刚刚还在风雨之中的群众演员，把这位穿军大衣的导演团团围住，请他签名，那场面感动了所有的人。制片主任说，让他去吧!也许他会好受一点!
黄浦江水，滔滔地流向远方，夜幕开始降临。
练杂技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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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文/李楠 1995年
清晨5:30，一群6-15岁的孩子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两年前，这33名学员通过严格的考试，再交纳5000余元的学费、伙食费，便进入了聊城少儿杂技培训基地，自费学习杂技。山东聊城是全国闻名的杂技之乡，从这里走出去的杂技演员遍及全国各地，许多人在国际、国内的竞技赛场上捧杯夺冠。在这里，人们热爱杂技，杂技也为祖辈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提供了一条“出人头地”的路子。这群全部来自农村的学员的父母抱着同样的渴望送子女走进了这所学校。
然而学杂技却是件极其艰辛的事情。每天，这群孩子要在老师的严格指导下训练10个小时—“拿顶”、“跟头”、“形体”、“压腿”、“开胯”、“节目训练”……一天下来，精疲力竭，许多孩子早上醒来才知道自己尿了床。数10位老师也都企盼着自己的学生能有出息，所以对他们要求极其严格，学员的动作做不好，便遭到老师的怒骂，甚至要领教一下教棍。老师成天对孩子们讲：“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杂技是真功夫，不苦练，哪能成器？”
这些孩子也像他们的前辈，渴望走出这块土地，去看看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他们。现在，走出家门对这些孩子们来说已经不再是梦想：11岁的姐姐修艳蕾和10岁的弟弟修泽广合演的节目《钻桶》就进了人民大会堂，并出访了日本；10岁的扈静和9岁的秦文娟也带着自己的节目《软技》出访了泰国；还有的学员去了南非……而整个培训班已经能够排演20多个节目，应付一场演出绰绰有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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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的杨新红和赵娜练习高车踢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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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练习拿大顶，一练就是个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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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给9岁的孙晶晶开胯， 对成功的渴望让这些年幼的孩子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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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游戏也不忘记练基本功。
阿V姑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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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文/赵铁林 1998年
傍晚，海甸岛十庙村前面的海水开始涨潮了，渐渐升起的月光洒在村子里破旧瓦房的屋脊上。一些年轻的女孩走在昏暗的路灯下，其中的一个叫阿V。
1998年的2月24日，阿V姑娘刚满16岁。她和她的男朋友小吴离家出走，3月初流落到海口时已身无分文。阿V姑娘只好用青春赌明天，多少挣了点钱。他们在村子里租了一间小屋，尽管房屋低矮潮湿，还散发着腐朽的气味，但终于不必露宿街头了。
阿V惟一思念的亲人是她的母亲。有点钱的时候，她会和妈妈打个电话，说些让妈妈放心的话。她妈妈在贵阳一家浴池当保管员，月薪才300元。她的不辞而别让妈妈很伤心。妈妈每来信都要说，妈妈是如何地想她，为她的出路担忧，并告诫她女儿家要自尊，要提防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拉她下水……可女儿已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阿V的爸爸是浙江人，在贵阳发了点小财后，姘上别的女人，抛弃了她和她的妈妈。当有人问阿V姑娘，狠心的爸爸抛弃了你妈，为什么连你这么可爱的女儿也不要了呢?阿V很茫然地说：“爸爸领了别的女人回家睡觉，妈妈忍无可忍，只好和他离婚，同时他也不管我了，从未给过我—分钱，妈妈收入少，我也不想增加她的负担。”
阿V姑娘会写字，而且写得不难看。她说她有个堂姐在省歌舞团当舞蹈演员，和她长得挺像，每当提起堂姐。阿V露出自豪的样子。
阿V姑娘和邻里的关系老是处不好，她的住房是—所大房隔成的，她住在把内的一间，其余七间住了一些女人和她们吃“软饭”的男人。这些“白相人”闲极无聊时会对阿V动手动脚或说几句脏话，阿V姑娘忍受不了这种屈辱，当然要跟这些汉子急。阿V姑娘的男友为了息事宁人，不伤及同乡哥儿们义气，会将阿V拉回屋里给上几拳。于是，阿V姑娘身上不免青一块紫一块的。
阿V姑娘也有她治人的法宝。她常常不离口的话是“不喜欢你。不给你饭，饿死你”。她这么一说，小吴也不得不考虑其后果，万—阿V有个好歹，他可真是无饭可吃了。阿V姑娘的口头语慢慢地扩展到她比较喜欢的客人和阿猫、阿狗身上，不管对方是膀大腰圆的壮汉，还是上岁数的老人，她都要噘起小嘴巴说不喜欢你，不给你饭吃，饿死你。
阿V姑娘非常喜欢小动物，不管是自家的还是别人家的，她都要抱过来亲—亲。可惜自家的狗往往养不了几天，日子窘迫时就得卖掉。没有猫和狗的日子非常难过，阿V的情绪会变得十分低落，躺在床上不起来，也不去干活。小吴没有办法，只好卖了狗后再买猫。其实那条狗是谁也不要的杂种狗。
阿V姑娘今年2月24日刚满16岁，她年龄不大，却从事着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她和她的男朋友小吴（吴已经28岁，入狱两次，时达五年）自年初离家出走至今已经两个月了，3月初流落到海口时已是身无分文。在男友的赞同下，她干起了上面所说的那个行当。
有了少许的钱，可以不必露宿街头。他们在海甸岛十庙村租了一间小屋，房屋低矮潮湿，夏天的海口暑热蒸人，再加上有客人到时，哪怕是大白天，也不得不关上门，那股腐臭的气味让人几欲昏倒。
阿V姑娘出落得很标致，大大的眼睛清澈如水，完全不像操持这行的其他女人，她们的眼睛总是闪烁着一种攫取的光芒。
像初升朝阳般的青春阿V度过了生命的鬼门关。今年4月初她已怀孕4个月了，想打胎没有钱，好不容易攒了三百余元（剔除假钞），到村里一间诊所做了人工流产。
她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小吴身上，一个在贵阳市旱冰场上认识的小伙子。她说她只要挣够6000元就回贵阳，给小吴开间杂货店，小吴也信誓旦旦地保证回贵阳再也不让她干这个了，他说他要好好地待她。
傍晚，海又涨了起来，一轮明月将光辉洒在十庙村破烂砖瓦的屋脊上，月亮比路灯都要亮。昏暗的路灯下站着不少姑娘，阿V姑娘有时就在她们的队伍当中……
注：据说，后来阿V和小吴他们回到了六盘水，至于她是不是还是从事原来的职业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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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V在街口的小卖铺等待客人，有时候她在等客人的时候会显得心不在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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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V和小吴起了冲突，在他们经常闲坐的地方扭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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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V兴高采烈地带着“小吴们”到城里下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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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V有一个在歌舞团的表姐，阿V自豪地说起她和表姐长得很像的时候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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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V姑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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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V和路过的老者相互观察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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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阿V没有客人，小吴又不在身边的时候，被同住一条街的年轻人“揩油”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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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V怀孕了，在黑暗简陋的私人诊所堕胎。布帘外的女性就是诊所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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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白色毒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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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文/鲍利辉 2000年
这是我第一次接近这个可怕而又悲惨万分的人群。有时看着他们那扭曲枯槁的身体、迷茫空洞的眼神和已经了无踪影的灵魂，我不禁疑问：他们还属于人的群体和范畴吗？一种摄人魂魄销人骨血的东西将他们带离家庭、亲人和社会，同时将他们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那就是毒品。他们就是吸毒者。
到2001年年底，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达90余万人，而这一数据1991年为万，1995年为52万，1999年为万。现在90多万吸毒人员中滥用海洛因的达74万人。全国业已报告的3万例爱滋病感染者中，经静脉注射毒品感染的占。仅2002年上半年，就破获涉毒案件万起，抓捕犯罪嫌疑人万多名。
在这场自八十年代卷起的毒潮中，毗邻毒名昭著的“金三角”的云南省饱受毒品的侵害。
从1982年至2000年的10多年间，云南省共破获过境贩毒案件7万多起，抓获贩毒嫌疑人数万名，缴获海洛因和鸦片80多吨，以及大量冰毒和各种易制毒化学配剂。2001年，中国缴获了来自“金三角”的海洛因13吨，云南就占吨。
然而，仍有大量毒品流入社会，严重危害公民的身心健康，危害社会治安秩序。于是，中国政府大力开展禁吸戒毒工作，采取强制戒毒与社会帮助教育相结合的综合戒毒治疗康复措施，竭力挽救吸毒人员。对吸毒成瘾者，一律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强制戒毒后又复吸者，就送司法部门管理的劳动教养所，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毒。在中国，强制戒毒和劳动教养戒毒是最主要的戒毒方式。仅1999年1年，共强制戒毒20多万人次，在劳动教养所戒毒人员12万人。各地纷纷建立戒毒所，昆明强制戒毒所就是全国700多个戒毒所中规模最大的一家，据说也是东南亚最大的一家。仅昆明市在1990年至2000年10年间就强制戒毒11175人次，劳动教养3234人。
吸毒者的年龄多数为17至35岁，其中25岁以下的占到60%。83%的吸毒者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吸毒者以男性为主，但女性吸毒者的数量明显上升，其中卖淫女的比例非常突出。吸毒者以个体经营和无业人员为主，包括失业、下岗人员。这些吸毒人员身上，都有着惨痛的吸毒经历。
其实，凡是遭毒魔缠身的人，在清醒时刻，没有一个会不想彻底摆脱毒魔的纠缠，但他们往往缺乏那股足够强大的意志和精神力量。他们有的吸光了全家的所有财产，有的在吸毒后绝望自杀，有的吸毒过量身亡。青春和财富就这样在阴暗里耗尽，生命就这样在春天中夭折。他们有的是想用毒品来解脱现实生活的困苦，哪晓得毒品并非忘川之水，而是地狱之火。
在那淡淡的烟雾中，人的心灵像沙漠一样的干燥和荒芜。那白色的粉末把人逼到一个角落，使得你只有一种选择：放弃。放弃意志、放弃感情、放弃力量、放弃尊严、放弃生命。放弃一切的一切，只为了一小撮白色粉末。一个生命的诞生，本来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而一个吸食毒品的生命，只是对意义和生命本身的放弃。
对吸毒者来说，进入戒毒所，只是漫长而严酷的戒毒生活的一个开端。
吸毒人员入戒毒所时，不论男女老少，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对亲友探视时所送的物品，也要经过仔细检查，防止将毒品和各种替代药品带入所内，那将使本来就不易的戒毒工作功亏一篑。
戒毒过程一般要分4个阶段进行，首先是药物治疗阶段，按戒毒人员毒瘾轻重、身体状况分类管理，在严格监护下按时使用药物治疗，防止因毒瘾发作而导致的自杀、自残、吞食异物或伤害他人的事故发生。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受毒害的程度各异，特别是中毒很深的吸毒者，身体机能已遭到严重破坏，吸毒又使原有的疾病加重，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后果，甚至导致死亡。其次是精神康复阶段，对戒毒人员进行心理咨询服务，讲解毒品的危害和戒毒知识，开展文艺体育活动，参加集体劳动，写家书，互帮互教，学习一些工作技能，如此一来戒断反应轻，脱瘾容易成功。再其次就是行为矫正阶段，针对戒毒人员行为粗劣、散漫，生活无规律等表现，实行统一开饭、统一学习、统一训练、统一活动、统一作息，矫正规范其行为。最后是巩固疗效阶段，在戒毒人员出所后，戒毒所仍然要经常与他们保持联系，派出工作人员对戒毒人员及其家庭和社区进行随访，建立跟踪、监测网络，使其远离毒品、毒友和毒品贩子，这样才能真正巩固疗效。吸毒者在戒毒所的一次戒毒过程，大概需要三个月时间。任何一个环节脱节，就可能导致戒毒失败。
注：文中所引数据，均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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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进入戒毒所的戒毒人员，戒断症状最为强烈，只好将他们集中在一起，便于观察和处理，以免发生自杀、自残或伤害他人的激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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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白色毒魔(2)
一个四川凉山的妇女既吸毒又贩毒，被关入戒毒所后，４岁的儿子无人照顾，只有随她住进戒毒所，那小小的心灵已经承受起难以言说的丑恶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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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失恋的打击之后，张小姐丢下教师工作，离家来到昆明当了坐台小姐，并染上了毒瘾。毒品已经销蚀了她的青春和美丽，空洞的眼睛里只剩下死亡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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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所一律实行准军事化管制，吃饭、行动等等都要统一，还要经常做营养饭食给吸毒人员享用，以帮助他们恢复体力。
最后的麻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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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文/杨延康 1998年
《麻风村》是深圳W小组、远忠、海波、王凡、我一同于1998年便开始合作的选题，目的是想出一本书，种种原因，书至今没能出来。这几张照片虽不能改变那些生活了一辈子悲惨苦难者的命运，但总可以让人们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群边缘人，还有关于他们的故事。四年了，我虽没有常去熟悉的麻风村，但我知道杨教授的足迹已到了湖北、四川，知道唐辛医生驾着美国闻太太捐赠的眼科手术车又走了，知道小岭麻风村的郑老师带着一群村里的孩子为上学隐姓埋名地借宿在小镇上……当时，石岭麻风村患有“地中海贫血症”的彩云姑娘知道我们要离开村里时轻轻地说：“记者帮帮我……”现在她却去世了。
一百个麻风病人有一百个故事。在麻风村里，我们问病人和同去采访的朋友，如果你得了麻风病后怎么办？大家都说：自杀！因为麻风病太可怕了，孤独太可怕了，没有家园，没有亲人。
然而这些真得了麻风病的老人却活了下来，活了几十年，他们有存活的权利，但支撑着他们活下来的理由是什么？
台山，18海里外的大裘岛上，有位姓章的阿婆，在她所居住的宿舍里，我们见到她每天都穿着深灰色的陈旧衣服，在屋子里缓慢地移动，眼睛模糊不清。在这间10个人的女集体宿舍里，她的床的位置在进门的左边的中间，与众不同的是她床头上挂着家人的7张照片，照片和相框已经发黄，发霉。60多年前，她嫁了人，并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她得了麻风病，后来被送到大裘岛治疗。从此她和丈夫儿子两地隔断，但她非常想念她的儿子。当儿子长大，上学之后，她常常和儿子通信，儿子说得最多的是：“妈妈，我好想念你，你什么时候回来？”她每次回信总是教他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慢慢地，儿子长大成人了，有一天，儿子来了最后一封信说：“妈妈，我要娶老婆了，希望你不要再写信来，那个女子如果知道我妈妈得了麻风病，她就不会嫁给我。”我们在章阿婆的柜子里看到了已经风干的血清，我们不好意思问她这是不是在她看这封信时留下的。章阿婆继续介绍说，那天，她借来一杆秤，儿子的来信总共有5斤4两重，她把信紧紧地抱在怀里，如同抱着幼小的儿子，然后把所有的来信都烧了，也许是母性的力量，使她坚强地留下了最后一封信和7张照片。也许，这就是章阿婆和众多麻风病人存活下去的理由。
在半年多的采访中，我和远忠如同着魔似的盼望着周六的到来，那是我们去麻风村的时间。广东有60多所麻风病村，我们反复地去过十几所麻风村。在广东汉达康复协会，我们认识了一生都在为麻风病工作的杨理合教授，眼科医生唐辛，美国的国际护士闻太太，大裘岛的修女及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为麻风病工作的中国医生们。他们是真正的“麻防”卫士，大无畏的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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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现在71岁，左边的妹妹叫冯芳枝，在6岁时得了麻风病。姐姐叫冯芬枝，身体健康。妈妈去世时嘱托姐姐：你妹妹得了这病，你要照顾她。为了妈妈这句话。姐姐终生未嫁，照顾妹妹。三年前姐姐得了严重的胃病，无法再劳动，妹妹芳枝将姐姐接到了麻风村内居住。两人曾经同在一个娘胎里，70多岁了，两人还同睡一张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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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天使般的修女是印度人，大家都称她阮姑娘。她自愿来中国大裘岛麻风村照顾麻风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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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麻风村的一间手术室，被改造成村里孩子的课堂。郑美强老师每天拖着作为假肢的粗木棒来到这里，为不能出去上学的三个孩子授课。他的一条腿因为溃烂而高位截肢，又没有钱安装假肢，但他对学生的功课非常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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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的“流放”即将结束，为小岭麻风村搬迁的汽车马上就要开进山里。一位病人去锄已长满了荒草的道路。
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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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袁冬平 文/陈小波 1989-1994年
有数字表明：目前世界上各种精神病患者达3亿多人，其中重症患者达4000万人，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大陆，则有重症患者1400万人因为病情特别严重而被送进444所精神病院，对于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最后的归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早已将这里遗忘了，或许还有—些人记得精神病院是关疯子的地方，充满了恐惧，但是很少有人能意识到那里面住的是病人，是比其他病人更需要同情和关心的精神病人。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989、1990和1994年的三年时间内，袁冬平作为记者，克服了很多困难，在全国7个省市的十几家精神病院里拍到了这些照片。袁冬平外表谦和，看上去不油滑更不世故。在中国摄影界，他毫无知名度。虽然身为《民族画报》编辑，却似“圈外人”，几无惊人之举。但这种耐得寂寞的个性并没有阻碍他对摄影的思考与行动，反而引导他进入别人未能涉及的更深远的领域。
从1989年到1991年，他操着两台破旧相机用自己的假日和一些出差机会采访了天津、北京、湖南、四川、贵州等地十几所大小精神病院。相机里装的是从电影厂仓库里买来的过期电影胶片，对社会来说，这并不是他个人的偶然行为，这行动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背景。
精神病既有遗传性与素质因素作为培养基，又有生物性或社会心理因素为促进导火索。因此，敏感、内向、脆弱、偏执、孤僻离群、承受有害因素能力差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并成为社会的负担。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根治此病的手段，只能在医疗控制的基础上求助于自我保护和社会保护。
“那是一个不算漂亮，但却非常可爱的女孩，我想所有见到她的人都会由衷地喜欢她。”袁冬平缓缓谈起北京回龙观精神病院的一个病人，“她是中央音乐学院理论系的学生，那年全院只挑选她一个人赴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但只去了十几天就犯病了。她患的是迫害性妄想狂症，总疑心别人企图谋害或加害于自己。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医院的音乐治疗室，她带着耳机，正闭着眼睛听音乐，模样安详极了，看上去和花样年华的女孩子完全没有两样。我提出给她拍照片，她轻声说：我想把头发散开，这样更好看些……”
“我不能忘记的是天津张贵庄精神病院的一个中年妇女。她原是一所大医院的药剂师，犯病后骨盆、胳膊都摔坏了，整日光着身子躺在床上。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对我说：‘我在等死。’那种等待死亡的眼神令我震动。我又一次去她的房间，是午饭时分，见她正在大口吞嚼肥肉，她又对我说：‘我就爱吃肥肉！’我简直无法分辨这是对生命的渴望还是绝望了。”
袁冬平告诉我，人们绝不会想到，精神病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正常人谈一谈”。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北京安定医院采访的经历，病人们得知来了记者，全都拥挤到门口排着队，像小学生一样举着手朝我喊：“记者，先和我谈，先和我谈吧。”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冲到前面：“记者，我会拉二胡，先采访我吧。”当时我笑不出来，心中充满了辛酸。
精神病人被视为社会异物，可他们也想交流，想得到理解与关怀。可在现代社会，尤其在节奏日益加快、生存空间拥挤的中国，许多人因生活的压力，身心不得安顿，自顾不暇，哪里有精力和时间去帮助精神病人?
据卫生部门的统计，目前共有的444所各类精神病院里，病床有万张，正式的精神病医生却只有万人，这意味着每万个病人才有一所医院，每130个病人才能有一张病床，全国平均每10万人才拥有一个精神病医生。
在选择了这个题材拍摄后，袁冬平越拍心里越难受，滋味万千。病人从四五岁到八十多岁，男女老少，形形色色，在他们那或麻木、或凶猛、或痴或躁的目光背后，都藏着一个个令人心疼的故事，人间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地狱。拍摄进行得极其艰难，但袁冬平珍惜这次选择。他为无数生命遗憾，他学会了同情生活中更为不幸的人。
问及袁冬平希望自己的摄影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说：“只希望我的照片能引起人们对精神病院和精神病人以应有的了解和关注。你得了感冒、得了肺病肝病，周围的人会同情你；而你得了精神病，社会却歧视你嘲笑你。住过精神病院，出来后就业、婚姻都受到影响。甚至在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都难以找到情侣。有的病人病情得到控制，可出院后社会没能给他提供良好的环境，他便又会犯病。有的人一生进出精神病院好几次，甚至干脆就在精神病院中了其终生。人们怎么才能公正地对待精神病患者—我们的兄弟姐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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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艾滋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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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姜晓明、周涛 文/姜晓明 2001、2004年
“我们才来了8个人，村里多得很，10户能有8户人家有这种病，都是当年卖血感染的，但上面不让我们对外面讲，把这事封锁得很严，不许任何媒体去采访，前些日子某报记者去采访被他们逮着，还被抽了胶卷，你还是不要去冒险。” 2001年11月8日，在北京佑安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艾滋病患者病房里，一名来自河南省新蔡县东湖村的董姓患者对我说了上述话。11月12日，我乘T79次列车从北京西客站出发，晚17时许抵达驻马店。本以为能和几位患者相遇，却因为车次的不同而未能如愿，他们而是在我之后一天到家。驻马店至新蔡的长途车本该两小时的路程，却因为修路塞车司机不愿意去，而中途转了3次车苦苦耗了3个小时才到达新蔡，此时已是半夜11:30。由于不敢贸然进村，便急切地拨通了那位董姓患者家中的电话，由于该患者尚未到家，电话那边他的家人对我的突然造访显得顾虑重重，通过一番思想工作，患者女儿还是决定到离村口不远的县人民医院接我进村。8点钟患者女儿与我在约定地点相见，她谨小慎微地带我向村子里走去。东胡村位于新蔡县城南端，整个村子是由董庄、王庄、熊庄等七个小村庄组成的，约有人口二千余人。在临近村口不远处，患者女儿小声地对我说：“为防止记者采访，前面那个院子里经常会有县卫生局、防疫站、公安局三方人员蹲守，遇到可疑之人定会盘查，一会儿你千万不要说话，不然你的口音会暴露自己。”还未进村就感到了紧张的气氛。为了不引起当地人的注意，来之前我便做了一番准备：自出发那天起我就没有洗脸，有意将头发弄的很乱，穿着打扮也与当地村民相仿，惟一没底的就是肩上那只破旧的摄影包不知是否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也许是有患者女儿相伴的缘故，我们并未引起那三方蹲守者的注意，较为顺利的通过了村口。然而事情并不就此一顺了之，避开了县上人，背着摄影包的我却被站在路边的村队长发现，他一直注视我们俩进了患者的家门才转身离去。刚才那一幕可吓坏了患者的女儿与她的家人，他们非常紧张不安地对我说：“刚才那人是村队长，一会儿他便会带人过来，我们家都会因此受牵连。你还是到县里躲一下吧，把包放在我家里，天黑你再打一辆人力三轮车进村。”为了不给这家人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为了让采访能继续下去，我只好选择以退为进的办法，将一台小相机和一个记事本揣进怀中，由患者的儿子骑着摩托带着我重新绕道返回县城“避难”。路上患者20多岁的儿子不无惆怅地对我倾诉：“因为父亲有艾滋病，健康的我到现在也找不到对象，前些日子处了一个对象，小姑娘很爱我，却由于我是东胡村的，她的家人不同意我们只好告吹。”整个白天我都在患者儿子的陪伴下在杂乱吵闹的县城里焦虑地等待着天黑的尽快到来，更盼着事情会在天黑时分有所转机。 终于，暮色降临，8时我按村民说的打车进了村子，果然比白天顺利得多，此时寂寥的村子已少有人走动，只是偶尔会听到几声犬吠。当我再次敲开那户董姓患者的家门，那位患者已从北京回到了家。他说下午他已向几位艾滋病村民做了交待，晚上有北京记者来采访，愿意接受采访的站出来，不愿意者请千万别走露风声。老实忠厚的董姓村民便带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前往那几户村民家，也自此时至第二天上午，我才开始了犹如“做贼”般的采访，不敢背包，不敢随便讲话（口音会暴露自己），不能用好奇的眼光看人，也不敢在村子里随便掏出相机，胶卷拍到二十几张便倒回暗盒，以免被他们发现前功尽弃……虽来之前我有心理准备，但困难还是超乎我的想象。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最大的感触是，在村子里采访防人比防病更可怕，我若一旦被县上人发现，将无法继续工作，还会被他们下掉胶卷，那些封锁消息的人是不买任何媒体记者账的。 在对几户艾滋病村民患者的暗访中我得知：河南省新蔡县东湖村，原本是一个祥和安逸的村庄，然而一切都因为当年那场疯狂的卖血热而变得不复存在。 1992至1993年间，县里设立了三个采血站，许多村民蜂拥而至，当时卖一次血的价格为800cc45元钱，有的农民一次就献血800cc，有些村民竟在一周内卖血五至六次，一周挣200多元钱让他们觉得比种庄稼钱来得快，所以他们对卖血乐此不疲，即便经常有村民为卖血过多（频）而晕倒在血站。卖血几近挣钱不要命的地步，把血清提取，把血浆重新注回卖血者身上，当是采血站的一大发明创造，只知道卖血赚钱的农民哪里知道也是自那时起，他们的身体就被罩上了死亡的阴影。在随后的几年里，村子里卖过血的村民先后出现不同程度头晕、呕吐，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等症状，起初村民们以为是感冒发烧，直至这“感冒”夺去许多村民的生命，他们才弄清楚这驱不走的病魔就是无药可治的艾滋病。而且大都是当年卖血种下的祸根。村子里目前在册380多人感染上艾滋病，还有大部分人不敢去做检查，害怕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艾滋病不光给村民带来身体与精神的痛苦，同时这里的一切也都因此病受到严重的影响：靠体力种地的农民将因此病无力劳动而没收入，这里的蔬菜与牲畜因此病无人敢买，农民因此将丧失耕地务农的积极性，这无疑给本就贫穷的他们再雪上加霜；没有感染上艾滋病的村中的年轻人到了婚嫁的年龄却因此病嫁不出去也娶不进来……更为可怕的是一些人带着此病出去打工谋生计，他们不敢说自己是新蔡人，他们很有可能通过其他途径把此病传给别人。 对于此病，无知且无助的村民们已经似乎麻木，面对死亡他们只有隐忍地承受。村子里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错落起伏的坟包随处可见。死亡的阴影终日笼罩着村里的艾滋病患者，病魔随时会击垮或夺走他们的原本坚实的身体和生命。村子里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在逐年上升。
收购废弃的一次性注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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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谢海涛 西安 2000年
照片上一双戴着沾满污渍的橡胶手套的大手正捧着一些使用过的一次性注射器，有些针管还残留有已变黑的药液和未拔除的尖利针头，左下方模糊的背景里还有一整箱这样未经任何消毒、毁形处理的已用过的一次性注射器，它们被二次使用后，潜在的病毒将二次蔓延。
按规定：一次性废弃塑料医疗器具必须先由医院消毒、毁形，再全数卖给指定的回收厂家处理，严禁违法外售给非定点厂家及小商贩。经过处理后的材料可以用做水泥编织袋、塑料鞋底等，但绝对不允许被用做生活用品。然而，为牟取暴利，还是有些医院的工作人员私自截留了一部分废弃医疗器具非法售给小商贩。
建筑工地的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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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谢海涛 西安 2000年
2000年1月14日上午，西安市北郊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建筑工地发生特大伤亡事故，塌方造成民工5人死亡，2人受伤。出事地点在工地上一个深米、面积约1亩的大坑西南角。据事故目击者说，当日上午10时20分左右，###个民工正在坑壁下用大锤整地基，不料轰隆一声，他们全被埋在土里，只有两个人侥幸跑了出来。12时55分，最后一位民工的尸体被挖掘出来。据了解，遇难民工均来自甘肃和陕西外县。
画面右侧一个未逃出塌方的民工在竹架、钢管和泥土的沉重包围下已被死亡轰然定格，救援人群正用铁锹奋力挖掘着塌方现场，泥土下面还有几个民工生死未卜，但一切显然都太晚了。
忧心如焚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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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宋布军 广州 2000年
2000年，在广州，一位粗心的母亲在喂自己四个月大的婴儿吞服药片时，误将药片卡进了孩子的气管里。孩子在手术室内抢救时，这位既担心又悔恨的母亲伏在墙上痛哭不已。
画面被门框一分为二，左侧是正伏在急诊室外墙上哭泣的母亲，右侧门内则是几位举着输液瓶正为孩子进行紧急抢救的医生。一面是自责、内疚的母亲，一面是忙碌、关爱的医生……忧心如焚的母亲，等待奇迹的出现以及身心的煎熬，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的无奈与不如意，一切都好像是上天给人们设定的磨炼和考验。
在中国，生了小宝宝，月子护理的任务往往由家里人担起来，很多人还不习惯把这些活儿交给懂专业护理的“外人”做，有的家庭也的确抽不出闲人。但无论是自己看护，还是花钱请保姆，关键问题是护理者需要掌握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仅就婴儿抚触这门技术来说，专业的“婴儿抚触师”就要经过国家级认证考试。
朔州毒酒害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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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宋布军 山西朔州 1998年
画面上穿着白孝衣、戴着棉帽的死者幼子正跪在地上，手中抱着父亲的遗像，旁边是位穿着孝衣跪在地上搂着男孩大哭的母亲，右边则是几个在冬日暮色里挥锹埋尸的死者亲属，他们的黑背影加重了暮色里送葬场面的悲凉。
1998年春节期间，山西朔州地区发生特大毒酒事件，不法分子用含有大量甲醇的工业酒精，甚至直接用甲醇制造成白酒出售，造成20多人中毒致死、数百人被送进医院抢救。事后，六名造假者被判处死刑。在喝假酒致死的农民梁卓武的葬礼上，他年幼的儿子泪眼呆望着镜头，似乎还没有完全理解死亡的含义—因为“黑心”的假酒，他已永远失去了父爱。
星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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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文/王景春 2001年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孤独症时的情形。今年三月，我无意中看到一本旧杂志，其中关于儿童孤独症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已经做过一组儿童白血病的报道，被病痛折磨着的孩子们常常能触动我心灵中最柔软的地方，没有多想，就去了那个叫“星星雨”的地方。
天下着雨，走进北京近郊的一条小巷，一个大蓝门上写着“星星雨”三个字，进去，上二楼，看见墙上挂着那么多孩子的照片，孩子做的手工艺品，看着教室里和走廊里的孩子们，我看不出这些孩子与别的孩子有任何不同，这里没有我想象中的病床、医生和病人。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对了！真棒！亲亲妈妈！”这个声音在不同的教室里反复地响起，终于使我感到了一点与其他“学校”的不同。
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把相机背在身后，我观察、聆听、坐在他们身边，和母亲们一起聊天，为了让他们能逐渐地接受我。但是，孩子们畏怯和害羞使我无法端起相机，我也害怕引起家长和孩子们的反感。一个小男孩冷不防地扑到我的身上，让我抱他，我抱起他，一个多么漂亮的孩子，来这里的每一个孩子仿佛都被遴选过一样，纯洁、漂亮。可是，当我抱着孩子时，我才发现了他的与众不同，我根本无法捕捉他的目光。事实上，在此后的很多天，我始终无法捕捉这些孩子的目光，不光是我，他们的老师和母亲同样不能。田惠平把他们叫做“星星的孩子”，可能他们的目光真的只能和星星相通。但是，我却分明在母亲们的眼光中读到一种超乎常人的执著与挚爱，那里面有着让人感动的力量。
至今也没有哪个医生能完全准确地给出有关“孤独症”的定义。它被认为是一种发育障碍，患者常常表现为严重的社交障碍和行为失常，并伴有一定程度的多动和智力发育不均衡，难以发展独立生活能力。相信看过电影《雨人》的人一定还记得那个记忆力超常行为却失常的“雨人”，孤独症患者可能一辈子都得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
学校教给母亲们培养孩子认知能力的技巧，但所有这些“技巧”却必须建立在无比的爱心和耐心之下。一个简单的“拿起”或“放下”的动作，可能要经过几百次、甚至几千次的反复教育和鼓励才能做到。她们为孩子学会一个最简单的反应而高兴，她们会主动与别人分享“成功”的喜悦，尽管她们都知道，“成功”对于她们和自己的孩子来说极有可能是一个永远的梦。但为了自己外表上看起来极其正常，甚至医院也查不出任何毛病的孩子，疲惫不堪的家长们只是小心地存着这个梦，不远千里万里地去寻求帮助。她们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全国各地有关“孤独症”的相关组织及它们的活动安排，对那些成功的个案她们都稔熟于心。经她们的介绍，我又逐渐接触到其他一些城市的其他一些孩子与家长。我被告知，全国“孤独症”儿童不下50万人，而能够被诊断出来的恐怕只有极少极少的一部分……
在持续了一年的断断续续的拍摄过程中，家长们常常会问：“什么时候能够见报。”我知道，他们都企盼，“见报”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作为一个摄影师，我常常要面临这样的尴尬，令我羞愧的是，我不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我能给他们的帮助也是极其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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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人家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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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文/任锡海 1967－1998年
我的母亲于20世纪初出生在穷乡僻壤的农家，后来又成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贫苦人家的主妇，“相夫教子”是她一生主要的“事业”，然而就是在这一方面，母亲以其一生的作为显示了她的与众不同。母亲景仰德行、崇文尚艺的许多言行让我终生难以忘怀。我曾想，或许正是她心中这高尚的精神追求支撑着她，让她抗拒了许许多多的磨难，经历了百年坎坷，让她的生命焕发出奇异的光彩。
母亲没有文化，她一天学也没有上过，可是她做出了许多有文化的人也没有想到，甚至做不到的事情。大约在我二三岁时，父亲每天要推着一辆破车到大窑沟铁路桥下那个被大家称为“水门洞子”的地方卖日用品谋生。每天中午母亲做好了饭，在炕上放个小桌，将饭菜摆上，让我们兄弟几个围坐在四周，然后将准备送给父亲的那份用厚布包好，嘱咐我们等她送饭回来后才能吃。在“吃饭”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的当年，眼看着热气腾腾散发着浓香的饭菜摆在面前却不可以动，这对我们是一种考验。母亲总是让在外受苦的父亲先吃上饭以后她再与我们一起吃，这是一种身体力行的“尊重”教育。父亲不是什么达官显贵，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能力的弱者，但他也需要敬重，多少年我家一直保持着这个传统。让子女学习文化，希望他们受到好一些的教育是母亲的愿望。
母亲崇文尚艺、看重精神的追求贯穿其生命的始终，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的最后一句话证实了这一点，1998年10月26日，我们准备送病重的母亲去医院时，园园过来看望奶奶，当我轻声说：“娘，园园来看你了。”母亲紧闭的眼睛忽然一下睁开了，脸上闪现着一片微笑，她对孙子说：“园园上学去吧。”园园离开后，母亲的眼睛重又闭上了，陷入了痛苦的呻吟中。母亲这最后的一笑，让人刻骨铭心，母亲这最后的一句话，让人永记难忘。这是她的一生追求最精练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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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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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文/于全兴 天津 1992年
临终关怀病房的空气无疑是凝重的。伫立窗前，看生命的花开花落，青春不在，往昔不在，难道生命真就如这凋敝的季节？思索凝固在此刻，一切似乎都变得那样沉重，但这种沉重并不意味着过分的悲哀，在这里同样看得到笑脸，听得到笑声。
或许人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却能迸发出超越生命局限的力量。你看那老者笑得多么的从容，面对死神的召唤，那笑容里分明流露出的是一个生命的强者不肯坐以待毙的信心。
他即将前往的是一个极乐世界。人生孤旅，来去之间或许有太多的留连，在他们辗转于病榻，备受痛苦煎熬的时候，那些医护人员像天使一般守护在他们身边。即使药石已无力回天，精神的抚慰依然是伸向他们的天使之手，助他们脱离苦海。
如果我们把临终关怀病房比做他们生命停靠的最后一个站台，那这里决不是一个孤寂的站台。在他们生命最黑暗的时刻，那些被称做天使的人们为他们投来最后的一束阳光，让他们感受着生活最后的温暖，去迎接生命的另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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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儿童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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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文/吴正中 青岛 1997年
在青岛市大麦岛村有一个特殊“家庭”—22个孩子全是弱智儿。
曾当过纺织女工的郭素爱是这个“家”的主人。11年前，面对突然变成弱智儿的3岁孩子，她几乎疼碎了心。在为儿子求医问药的四处奔波中，郭素爱见到许多弱智儿和被折磨得心神疲惫的家长。于是，在有关部门及许多人的帮助下，郭素爱卖掉了首饰并拿出全部积蓄，建起了这个特殊的“家庭”—青岛市南弱智儿童康复站，对22个弱智儿童进行了集中管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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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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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柳军 青海玉树 1996年
这是一张充满人间真爱，非常感人的照片。75岁的藏族老阿妈卓措拉毛头戴毡帽，颧骨高耸，满面皱纹的面孔布满了无尽的岁月沧桑，照片上她正在轻吻着因雪灾而失去父母的孤儿达娃，6岁的达娃显然还没有从失去双亲的灾害惊吓里恢复过来，决意收养他的老阿妈充满人间真情的慈爱眼神和安抚的轻吻让他禁不住失声痛哭。
自1995年10月7日至1996年1月16日，青海省海拔4300米的玉树藏族自治州连降43场大雪，其中较大的降雪过程有四次，积雪达40～120厘米厚，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30～40度，部分县、乡达摄氏零下50度左右，牲畜已经无法食草。这场雪灾使该州6个县48个乡全部受灾，20个重灾乡的62272人受重灾。雪盲患者9082人，牲畜死亡万头（只），藏民在荒野雪域的饥寒交迫中挣扎。
由于降雪面积太大，从西宁到玉树八百多公里路段多处冰封雪埋，海拔5422米的巴颜喀拉山横亘其间，一时难以打通，焦急的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天空，于是空军某部的一架中型运输机飞抵西宁，开始实施向重灾区空投食品和燃料的任务。
连续四天的空投，玉树重灾区的许多藏胞绝处逢生。
地面突击队迅速组建，连续奋战12个昼夜后，一些被救的藏胞被接应了出来。
1月25日，兰州军区派出第一支玉树军分区独立骑兵连援救突击队，该连由汉、藏战士组成，有14人，星夜奔赴结隆、哈秀两个重灾乡，寻找两天前失踪的1141名藏族牧民同胞。
2月2日早上8点，第一批赴灾区运送抗雪救灾物资的车队及解放军驻西宁第四医院救灾医疗小分队，昼夜兼程奔赴玉树军分区寻找失踪的藏族牧民救灾突击队，翻越多座海拔4200～4870米高的雪峰，冒着摄氏零下30～40度的严寒，在严重高山反应、缺氧、体力消耗大的情况下，经过近10个小时的寻找，找到了6户21名失踪的藏族牧民同胞，终于，他们在第三天使一百余户藏胞脱险。
在这场大雪灾中，发生了许多感人的事情，藏胞们在自救的同时，还纷纷救助那些在灾害中失去了亲人的孤儿们，照片中的老阿妈便是典型的一个，尽管她自己也是受灾者，但仍能满怀爱心地去收养孤儿，充分显示了高原民族悲悯圣洁的博大内心。
母亲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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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王景春 广州 1999年
肃穆的教堂里，年轻的母亲董美君正在虔诚地为坐在旁边的女儿祈祷，两岁半的灵灵因为做化疗，头上的头发已全部脱落，她还太小，体味不到母亲平静表面痛苦的内心，只是自顾好奇地盯着教堂的穹顶，那一刻，所有的悲痛仿佛都归附于无言的祈祷，除了求助于医学，或许只有祈祷才能安抚悲伤的母亲。
小灵灵已入院两次了。第一次去医院时，查出灵灵得的是白血病，医生说灵灵体质弱，可能根本承受不了化疗。大人们想，先抱孩子回去吧，带她去玩玩，让她多享受几天。这短暂的“享受”其实只有一个星期。此后就是无休止的化疗、打针、胸穿、手术，无数次地下病危，这些大人们都难以承受的苦痛，灵灵却用她羸弱的身体顽强地挺过来了。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武汉到广州，卖房子卖车已经花去了近40万元。女儿需要换脐血，至少还要20万元，而相配的HLA脐血也非常难寻。
灵灵所就医的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小儿血液科自1986年至今，已收治白血病患儿200余例，这些人中能坚持正规治疗的只占患儿的1/3多一点，还有1/3因为无钱治疗而先后退出了，另有1/3由于经济或别的原因，游移不定，来来去去。
目前，白血病病因不完全明了，几乎难以预防。医生们普遍认为，有几种因素可能导致白血病：一、长期接触放射性元素；二、环境污染；三、病毒性感染。这些因素可能产生综合影响，导致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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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网谈情的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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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洁军 广东东莞 1996年
1996年，广东东莞寮步镇工业区一家工厂的围墙外，一名下了班的打工妹满面欣喜地隔着铁丝围墙与心仪的打工仔传递着“爱的信息”，他的男友抱着胳臂，一副听之任之的模样。显然，外地打工仔和打工妹们的爱情因条件的简陋已成为一种煎熬、一种艰难的对望。
当今的中国，南飞和北漂一族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打工族毕竟都是寻梦者，这就注定在闯荡打工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融入爱情这个老套的故事，原因就在于大多数打工者的生活是不圆满的，他们长期压抑着心理和生理上对爱情的思念和渴望，这份酸楚与无奈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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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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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文/胡武功 1982-2002年
麦客消亡了。
一种古老的生态现象走进了历史的记忆。
又是关中大地的麦收季节，代替传统麦客的是隆隆的机械化联合收割机。传统麦客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演替一跃成为现代机械的主人。驾驶收割机的人告诉记者，现代麦客大多是河北、河南、陕西的新型农民。
在追随历史潮流的过程中，西部麦客及其后代总是慢半拍。
陕西关中是一片数百公里的产麦区，它的西北部属于甘肃、宁夏那干旱的黄土高原和戈壁沙漠。那里被联合国划定为不宜人类居住的地方，那里的农民生活贫困，缺钱少吃。在20世纪前的千百年间，每逢麦收季节，那里的农民就成群结队，或兄弟同行，或夫走妻随，来到产麦区，寻人雇佣，替人割麦，用汗水换取微薄的收入，以补家庭短缺。好客的关中人称他们为“麦客”（季节性流动的割麦人）。作为一种生态现象，麦客在明、清时的中国地方志中就有零星记载。
我最早见到麦客是上世纪50年代，后来 “文革”10年里麦客销声匿迹，直到1982年麦客又重新出现在关中农村。这时，我已是一名摄影师。也就从那时开始，我坚持拍摄这个题材，直到2002年6月。目的是忠实记录麦客现象的演替过程，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曾有过这样一群候鸟般为生存而来回迁徙出卖苦力的劳动群体。
麦客现象是原始农业文明的活化石。起初，他们徒步迁徙，随季节差东退西进，从低纬度到高纬度地区，一路追寻金黄的麦浪，边割边退，直至回到自己家乡。自有了火车、汽车，他们或买票、或扒车，进退关中。他们住的是屋檐、街道、车站。有条件的主人，会把空房让出来供麦客暂住。从贫瘠的黄土高原来到八百里秦川，麦客吃上白面条，自称过年。他们会把馒头省下来，带回去给老人和孩子。虽然麦客都喜欢喝罐罐茶，可他们的茶叶几乎与果树叶没有差别，又浓又苦，说是为了提神解乏，而年轻麦客常常会嘴对水龙头灌个痛快。麦客喜欢听秦腔唱花儿，秦腔是大戏，花儿是家乡的民歌，其中都有自己疲乏精神的归宿。麦客的旅途充满危机，车祸、暴雨、盗贼随时对他们构成威胁。而劳作一天，得不到工钱的事也时有发生—这一切，终于都过去了。
今年6月1日我又来到以往拍麦客的关中平原，几乎见不到麦客的影子。开收割机的新麦客说：“老麦客吃粮问题解决了，挣钱都去了广州深圳，谁还来割麦子！”
话是这样说，对于大部分老麦客而言，急于花钱的地方远远超过对收割机的前期投入。
四川茶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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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文/陈锦 1989年
中国人的“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可见茶是无一人不喝的。从相关资料可知，四川是历史上最早产茶和饮茶的地方。不过，有了茶和饮茶未必就有茶铺，有茶铺还必须具备另一些重要条件。四川自古称“天府之国”，幅员辽阔，物产丰饶，自然经济十分繁荣；尤其是川西平原，气候温暖湿润，得都江堰灌溉之利，旱涝保收，所谓“蜀中熟，天下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四川人人都堪称富有，家家户户都吃不尽用不完。
从茶的原产地、川人的生活习性，到普遍的社会文化心态状况，为四川茶铺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茶铺的出现，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由此决定一座茶铺，就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缩影，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以川人特有的方式，在茶铺中得到最集中、最充分的表现。所以有人说要了解四川的风土民情，首先从四川的茶铺坐起。清末到民国初期，四川茶铺才逐渐形成并有了广泛的发展，数量之多绝非他省可比。《锦城竹枝词》中道：“萧条市井上灯初，取次门停顾客疏；生意数它茶馆好，满堂人听说评书。”难怪有人形容旧成都是“三多”，即闲人多，茶铺多，厕所多。
四川茶铺的茶具是“三件头”，即茶碗、茶盖、茶船，俗称“盖碗茶”。
四川是茶的故乡，历史上名茶辈出，作为贡品献给历代皇帝的几乎是朝朝有所不同。四川茶铺售名茶固多，从茶铺柜台悬挂的粉牌上可以读到：“雅州蒙顶”、“峨眉毛峰”、“蜀都香茗”、“锦城露芽”……但无论走进哪家茶铺，可以没有其他茶但不能没有花茶。按中国传统饮茶标准衡量，花茶的地位并不太高，甚至被有些人视为“俗气”、“无古意”、“有淫思”。但川人就是离不开这种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茉莉花茶。也许是这种茶中见花，花与茶融的茉莉花茶，嗅着有花香，饮着是茶味，更能体现出川人赏玩人生、追求多姿多彩的生活态度吧。
四川茶铺有的打招牌，有的不打招牌。招牌可谓名目繁多，各臻妙趣：如“可园”、“随园”、“晓园”、“悦来园”、“妙高楼”、“吟啸楼”、“枕江楼”、“漱泉”、“达观”、“悠闲”……中国茶文化已经有数千年历史，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正统文化思想始终贯穿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古人将品茶作为一种显示高雅素养，寄托感情，表现自我的艺术活动来刻意追求、创造和欣赏，“雅”就成了传统茶文化追寻的精神实质。饮茶史上曾出现“分茶”、“斗茶”、“功夫茶”等品茶现象。
毫无疑问，四川茶铺作为特定的地方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属于各阶层人士的天地，更多地被“下里巴人”所拥有。从茶铺喧闹嘈杂的氛围到茶客们的不拘形迹，以及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事件，突现出“市井”的含义，体现出了“俗”的文化色彩。这“俗”是世俗之俗，乡土之俗，民风之俗!
针针都扎进了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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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文/王大斌 1992-1993年
针灸是一门令中国人自豪、令世界称奇的医术，是世世代代针灸医生心血的结晶和中国独有的创造。很难设想那尖细光亮的针刺入肌肤的感受，它是那么细，细小得令人疏忽了它的存在，这样一种不辅以任何药物的针具却能治病。
每天，数以万计的患者走入大大小小的针灸诊所，带着某种信服或疑虑接受针灸的治疗。在中国，针灸治疗是极其普遍的，几乎每一所医院都设有中医针灸门诊，而中医院的针灸科还设有针灸病房。
古老的中医素有“国宝”之称，他们以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和让人信服的治疗效果令世人称道，在世界医林占有—席之地，针灸是它独特的治疗形式之一（《黄帝内经》已有记载）。按照中医经络学理论，人体全身气脉贯通，经络遍身，脏腑经络气血输入全身体表的各个部位，形成三百六十多个穴位，每一个穴位都可下针阴阳平衡，治疗相应的病症。而耳朵上的穴位可以囊括全身（耳针疗法便是专门通过耳穴治疗全身疾病），再加上经外奇穴，人体穴位已远远超过360个了。针灸医生熟记经络理论，根据不同病症选取相应的穴位下针，其疗效还要取决于医生的医术—手法与针法，应该说人的多种疾病都可用针灸治疗，只是疗效因人而异、各有不同罢了。
著名针灸专家、辽宁中医学院的教授彭静山是中医大夫，“文革”期间耳朵罹患残疾，听力近乎丧失，无法全面运用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看病，便着意在望诊上下功夫，他博览古医史籍，查找历代名医论述，钻研眼穴，从1970年开始，首创眼针，治疗偏瘫中风，疗效奇特，名声大震，被日本人称为“针圣”，至今彭老已85岁高龄，求诊医病的患者依然络绎不绝。
体味针刺艾灸的滋味虽然不是一件快事，但长期的针疗却成了某些老患者的享受。他们或俯、或卧、或坐，以固定的姿势、静止的体态体味着针灸特有的针感—酸麻胀痛冷热。这种针感强弱不一，因人而异、可通经活络、祛病强身。针灸治疗宜于许多慢性病，对一些病症有奇效，面瘫、风湿、中风等病症都是针灸治疗的拿手好戏。
针灸治疗无痛苦，无副作用。相对的，药物治疗中的耐药性和副作用仍是当今现代医学令人担忧、却又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因此，许多国外的医生和平民已对针灸产生了浓厚兴趣。日本、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已都设有专门的针灸教育机构和针灸协会。现代医学的发展推动针灸进化发展，日本针灸的机械推进代替人工手捻，中国根据经络理论研制的各种理疗仪器，还有电针、激光针、磁银针、气功针等，都丰富发展了针灸治疗的内涵。讲究指法针法的中国针灸自有自己的观点和经验，对日本的机械进针是不以为然的。中国针灸的疗效与手法密切相关，运针过程需要提、插、捻、转等，失去了手法针法，将不能称其为中国针灸。
作为世界最古老的医术之一，针灸的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近年来，中国大陆致力于针灸的研究和推广，做出了一定的努力。80年代，大陆成立了第一所高等针灸专业学院—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各省中医学院也先后设立针灸系，或将原来的针灸专业改为针灸系，加强对针灸人才的培养，现在每年全国有上千名针灸系毕业生走向社会，服务于医院的针灸科和针灸诊所。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先后成立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专门培训外国针灸医生和学生，表现了中国人对针灸的开放姿态。
镜头内的针灸患者，他们不分年龄性别、职业和身份，身患各种疾病却对中医针灸充满了信任，他们深信这是医好他们疾患的最好方法，在许多治疗方法和手段中，他们更喜欢和相信传统的中医针灸，因为针灸所显示的气质神韵具有中国人的心理活动特征。针灸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组成部分，没有了针灸，中国医学乃至中国人的生活便难以完整，它是渗入中国人精神与意识、文化与医学的内在沉积，是特定环境中群体共生的心理反应—针灸的同时，我们可以窥见中国人特有的风貌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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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街头的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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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马宏杰 河南洛阳 1985年
照片上是1985年的河南洛阳街头，一位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的女解放军战士正走在路上，她戴着绿军帽，肩挎着绿军包，胸前掖着白色的口罩绳。在人流如潮的大街上，她的神情显得异常肃穆，其间也不免流露出些许的迷惘与落寞，尽管在那个年代，军人仍是一个令许多人羡慕的群体。
观看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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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萧云集 浙江绍兴 1997年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百姓的穿着、发型早已打破了70年代单调的款式。图上显示的即为浙江绍兴齐贤镇的几个女人在理发店窗外围观烫发的情景，围观者把理发店的窗口都挤满了，每个围观者也都神情各异，或惊奇、或羡慕、或好奇。那时的理发店的店面不大，也很简陋。一个普通的烫发，竟招来七八个人围观。对比之下，现在人们去烫个发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在80年代初那样做却是需要些勇气的，可以说，这张照片在不经意间悄然刻录下了80年代初江浙民风渐变的事实。
县城里的交谊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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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萧云集 浙江苍南 1985年
“文革”结束后，为了增进青年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交谊舞会成为重要的社交方式，录音机里播放得最多的就是《青年圆舞曲》。1985年2月，在建县不久的苍南县，机关青年也开始学着跳起了交谊舞。
事实上，交谊舞在当时已成为许多人在工作之余的一个很重要的寓教于乐的方式，从照片上看，这次交谊舞舞会场地可能是某个机关的会议室。动作生疏的两列青年小心翼翼地数着圆舞曲的节拍，低头迈着步子，中间的一对领舞者显然动作更为舒展娴熟，衣着上也更加讲究、时髦。四周那些围观的人们对舞会现场则表示出了强烈的好奇，轻歌曼舞中，人们看得津津有味……
打扑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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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叶健强 广州 1988年
广州的滨江路很久以来一直就是市民们的户外公共活动空间，工作之余，人们经常会聚集在这里休闲娱乐，这大概也算得上是他们难得的社交活动空间了。照片上这位正在考虑如何发牌的男士，他的耳朵和胳臂上夹满了作为战败记录的木夹子，他虽是这场扑克战斗中的输家，但显然他并未服输。打扑克，缩影了那个年代众多市民一种普及化了的娱乐方式。由于娱乐方式和娱乐场所的相对单调，那个时期的人们没有更多的可以打发休闲时光的方式；于是街头巷尾打扑克及围观打扑克成了那一时期主要的”休闲“方式。
新潮时装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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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叶健强 广州 1990年
生活的色彩和形态大概就如同照片墙上那些贴得满满当当、让人眼花缭乱的画片一样，丰富多彩而又风情万种—1990年，在广州西关华贵路的一间裁缝店里，这位女士正要订做新潮时装。
照片上，裁缝店门上方的招牌上写有“各款时装”的字样，在贴满了各式时装图片的店铺门口，一位裁缝正仔细地给这位戴着袖套的女顾客量尺寸。从这张旧照片上就可看出，90年代初的女性穿戴风格虽尚未成型，但已经开始模仿一些“新潮”的穿着。可以说，那时人们对时装新设计的渴求实际上就是人们对一种全新生活模式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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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童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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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叶健强 广州 1990年
有人说，老人与孩子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这话也许是对的。要不，你不会在广州东山湖公园见到这两位看来已年届七旬的老阿婆像7岁的孩子一样趴在地上玩石子。有趣的是，玩的人自是乐在其中，看的人也照样兴致勃勃。
每一个人都有着童年时光，每个大人似乎也都忘了自己曾是小孩，如同照片上这两位都市老人，放弃成人角色后，她们旁若无人地玩着童年时曾经让她们着迷的小游戏。
她在丛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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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吴正中 青岛 1990年
青岛市中山公园内，樱花盛开，为了让老人能顺利地在盛开的樱花前拍上一张照片，家人们煞费苦心、让老人站在垃圾箱上以便能在樱花丛中露出笑脸。要想不破坏画面、又能让老人站稳，做小辈的只好猫着腰扶住老人的脚。
照相那时对一般家庭来说还是比较奢侈的事情，照相前全家人往往商定好了取景路线和地点，每个人也都穿上最令自己满意的衣服，这样做的目的不外乎就是避免浪费每张底片，并让每张照片都拍摄出最佳的摄影效果。而这张照片从摄影效果上说，老人因花之烂漫而显现的会心微笑的确让人动容，樱花中的笑容也被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开始彰显自我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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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温泉的铁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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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石宝 西安 1988年
陕西西安的骊山北麓，分布着众多的温泉，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华清池。20世纪50年代后，各部门都先后在这里开设了温泉疗养院。图中的陕西省临潼铁路工人疗养院温泉疗养浴池就是其中之一。如今，这些地方大多数已变成对所有人开放的商业场所。
画面上的四五位老人正是在这种铺有瓷片的单人浴池里进行温泉疗养，最左边的老人，显得相当惬意。对他来说，在华清池温泉疗养也许是他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唐朝，华清池是皇家圣地，唐玄宗常携杨贵妃在此沐浴游乐，诗人白居易“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便是指的这里。而如今，华清池每年可接待10万人次的沐浴，连普通百姓也可以来此禁地享受“天子之乐”了。
大板楼里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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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石宝 宝鸡 1989年
大板楼走廊护栏上摆放着两盆花卉，一些人或眺望，或交谈；最上面一层的人们更多的则是在眺望，由于还没有“户型”的概念，大板楼的居住空间大多狭小和不合理，于是走廊成为了公共的活动场所，人们在这里活动、聊天，虽然有时不失尴尬，但也没有现在邻居间的冷漠。
大板楼是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有产物，不用钢筋，少用水泥，几乎全部用砖，运用传统的堆砌技术，建造起了一些三到四层的拱形结构楼房。大板楼里，家家户户的门都设在楼一侧的长廊上，没有私家卫生间，每一层的一二十户人家只能共用一套男女分开的厕所，洗衣、洗菜池也共享。大板楼，是那时市政建设远滞后于人口增长导致的社会现象，并非单纯的住房现象。它不是传统的，也不全是泊来的，而是由于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为解决住房难的问题，不得已自行“凑合”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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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选美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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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安哥 广州 1985年
1985年初，广州市团委为了配合“两个文明”建设和“五讲四美三热爱”，策划了一次选美活动，名为“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场选美比赛。
选美的预赛2月3日晚上7点正式在广州的回民小学里举行，小学门口的红色横幅上写着“美在你身上”。550多位参加预赛的俊男靓女首先进行笔试。题目中包括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以及时事政治、文学和地理的知识，简直有点像高考，有些问题可能连高考也不会碰到，如有一道题是：《蓝色多瑙河》的作者是哪国的？叫什么名字？
预赛入围的有130多人，随后他们在广州少年宫参加初赛，由考官对其依次进行面试，面试是马拉松式的，从上午10点一直进行到晚上10点。
初赛之后，选美的事突然遭到非议，有些老百姓议论说：“选美？选出来做什么呀？嫁给谁呀？当初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不是也搞选美吗？”官司一直打到北京去了。经过主办单位多番努力，总算使这次选美幸免夭折。但正因为有争议，有关方面限制报道，这更使这次选美染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在那个时候，人们对选美并没有什么实际认识。
“羊城青春美大赛”的决赛于元宵节（3月6日）晚上7点半在中国大酒店丽晶殿举行。还不到7点，场内700多个席位已坐满了观众。丽晶殿门口还挤满了没有拿到请柬的来客，他们要求进场观看这个盛会。当晚的评委除主办单位团市委、省电台、省电视台和《羊城晚报》的代表外，还有文学家、舞蹈家、画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其中包括著名散文家秦牧、岑桑等，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也带着家眷前来观看。
选美的事在国外是家常便饭，但新中国是第一次搞，格外引人注目。摄影师安哥在预赛时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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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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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振盛 黑龙江 1968年
照片上显示的是，1968年4月16日，黑龙江省学习毛著积极分子、解放军战士王国祥，他的浑身上下被人戴满了毛主席像章，正一脸真诚地向人讲述着学习毛著的心得与体会。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都被满怀的理想和热情燃烧着，他们相信伟大领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毫不怀疑地无条件接受它。可以说，王国祥用他的青春只干了一件事情：学习毛主席著作，向人讲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与经验。
王国祥的形象其实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形象，它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感觉异常“亲切”，让后来人了解到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激情和疯狂。
“文革”期间批斗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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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振盛 哈尔滨 1966年
“文革”期间，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之风也很快蔓延到了寺庙。各地的寺庙文物被捣毁，和尚尼姑被批斗。哈尔滨极乐寺原是我国北方名寺，但红卫兵们彻底捣毁了这座寺庙，还把和尚们揪到山门外当众批斗，以示与“封建迷信”彻底决裂。
照片中，一群和尚脸上的表情或坦然，或木讷，他们被迫脱下僧衣，换上中山装，集体站在庙门前接受批判，红卫兵还逼迫他们手里扯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的自辱门楣标语。他们身后的庙门也被封条封了，并贴满了“横扫牛鬼蛇神”之类的大字报。
天安门前的“忠字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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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振盛 北京 1966年
1966年10月5日，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参加革命大串连来到“世界革命的中心” —北京，他们自发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在天安门广场表演颂扬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忠字舞”。
照片上两对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正在人群围定的广场空地上表演着，另两组红卫兵为他们的“舞蹈”配唱，旁边一个红卫兵用手风琴伴奏。围观人群里有人扯着红旗，有人高举着领袖像，所有人都看得津津有味，目不转睛。从图片右上侧还可以看到另有一些“忠字舞”表演者正在另一块广场空地上表演着。在造神的年代，“忠字舞”的确是一种符合历史情境的“创举”，同时亦成了全体国民记忆中一个永远抹不去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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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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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振盛 黑龙江 1968年
5岁的康文杰跳的不是小兔子舞，不是蝌蚪找妈妈，不是小青蛙呱呱呱，而是向领袖表达赤胆忠心的“忠字舞”，康文杰还由此被评为“黑龙江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并到处给人表演。画面上就是这样的场面：康文杰举着两个小手，正在给参加会议的军代表们表演“忠字舞”，她稚嫩的童音和动作博得了一片由衷的掌声和笑声。虽然这一切现在看起来有一些荒诞，但在那个年代，这却是无比庄严和美好的记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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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镜头时间中国全文阅读 作者：黑镜头编辑部 《黑镜头时间中国》由www.niubb.net搜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黑镜头时间中国全文阅读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