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老师,你好!上世纪五十年代你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留学五年,毕业时获得了优秀文凭。毕业回国后,与一些苏联同学依然保持着联系。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你有机会多次出访苏联 / 俄罗斯,其中 1990-1991 年的一次,在苏联逗留了近十个月。可见你对苏联 / 俄罗斯的社会状况是相当了解的,有许多亲闻亲见的第一手观感和资料。所以今天特地想约你谈谈你在不同时期在苏联 / 俄罗斯见到的实际情况,还可以作个比较,看看苏联 / 俄罗斯在这段时间内社会生活的变迁。特别是 1991 年底的苏联解体,可以说是 20 世纪世界历史上出乎人们意料的最大事件,对苏 / 俄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也请你结合自己的见闻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围绕苏联解体问题是今天访谈的主题。
●:好的。不过,个人的见闻毕竟有限。而且除了五十年代留学的五年外,后来几次的出访是断断续续的,时间都不算长。例如,1991 年那次,我是在苏联解体前就回国了。因此,我的回忆只能供大家参考。
■:对一个国家的了解,有许多途径,特别在今天的信息时代。除了报章杂志、电影电视等媒体外,还有互联网的先进手段。但是应该承认,不论什么手段,只有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亲历其境才是最深入、最可靠的途径。这是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因为这可以接触到许许多多的普通百姓。只有更多的了解人民大众的日常真实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才能更深入、实际地了解一个国家。你认为是不是这样?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个人的见闻还只能是观察问题的一个方面,也可能有些价值,但不能夸大了。更何况我在苏联解体前夕就回国了,因此严格说来,我所看到的只能说是苏联解体的若干先兆。当然了解这些先兆对问题的深入剖析也是很有益处的,所以我也愿意尽我所能谈一些看法。
不过,重复一遍,这些只能供大家参考。我觉得,苏联解体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说现在有人就能解释得十分清楚,更不能说有谁在解体前夕就能预见到这个结果。苏联 / 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亲历了苏联解体。1992 年春,也就是苏联刚解体后不久,就有一家美国的出版社约他写一本关于解体的书,他答应了,但他刚开始工作不久就又搁下了。他承认“,因为很多事实当时还不很清楚”,①直到十年(2012 年)后他才完成了这本书。可见,即使亲历的事件也不是很快就能弄清楚和看明白的。因此,我现在能做的只是尽量回忆当时的情况,从现在的角度看,可能发现的正是一些与苏联解体有关的先兆或线索。
■:你说得很对,我们就这样做。不过,我觉得要感受和了解亲历的事件和对这个事件发生的环境的了解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要了解苏联解体首先要对苏联这个国家有比较充分和感性的了解。
我觉得曹老师在这方面的条件很好,因为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苏联留学五年,应该对苏联有相当的了解。可否请你先简单谈谈留苏学习的情况?
●:好的。
■:你当年学的是什么专业?是否是苏联史?与苏联社会的接触多不多?是否注意对社会的了解?
●:我学的专业虽然不是苏联史,而是欧洲近现代史,但是一二年级时我们都上过俄国史和苏联史的课程,而且苏联老师讲欧美史时很注意讲述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当时我们系的很多大课是各专业的学生都要共同上的,如政治经济学、哲学、心理学、亚洲史等等。总之,在苏联大学的历史系学习,对俄国史和苏联史是必须学好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在课外与苏联同学和老师的交往,自然会对苏联社会有一些实际的了解。我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因为我是在北京读的高中,外语学的是俄语,加上出国前留苏预备部的俄语一年培训,因此俄语基础还可以,大约到苏联半年后俄语的进步很快,上课已能听懂了。这样就为扩大接触面、加强了解打下了良好基础。我在大学里和好几位苏联同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较好的两位恰好都是学苏联史的,直到今天我们还保持着联系。我也与几位苏联老师有较多的接触,去过他们的家里。四年级暑期里还与其他中国同学一起参加了苏联同学到哈萨克斯坦的长达两个多月的垦荒劳动。总之,在留学的五年里,虽然与社会的接触不是太多,但是通过与苏联师生的交往,不仅对这个国家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对某些问题还有了更为深入的感触和认识,如普通百姓对一些社会现象的反响。
■:谢谢你介绍了许多当年的情况,那么1990-1991 年你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这次我是由教育部派出的高访学者。苏方很重视,派我到当年的母校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进修,还指定一位资深教授康·康·胡达列依(К.К.
Худалей)作为我的联系教师,带有导师的性质。我拟定的学术活动计划由他过目,并经过历史系近现代史教研室批准。主要是在列宁格勒图书馆查资料,如谢德林公共图书馆,也到高校和研究机构与学者约谈;有约一半时间到莫斯科,去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等处查阅共产国际的档案,到莫斯科大学和苏联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国际工人运动史研究所、国际社会科学信息情报研究所等学术单位与学者交流。在近十个月的时间里,我共访问过 22 位学者,另有 12 个学术机构和大学。
■:现在回到今天访谈的本题。我想先提一个问题,苏联解体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变,但实际上应该是有演变的过程的。我们现在回忆起来,可以看到一点,即在解体前夕苏联社会好像比较乱:各种派系纷呈,彼此争辩不断。至少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而到 1980 年代中期,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即提倡“公开性”、“填补空白点”以后情况就逐渐复杂化,苏共的威信也大大降低。由此可见,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混乱应是苏联最后解体的原因之一。在当时或许还看不清楚,但是现在回忆起来,你是否在当时也看到一些这方面的现象呢?
●:的确是这样。1990 年 8 月,我和教育部派出的这批高访学者,到莫斯科后,先住在苏方安排的教育部招待所,以等待再分到其他城市的高校去。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我就曾坐地铁去莫斯科市中心,想先看看红场。我突然看到在通往红场的一条主要大街上,挂着一条红色的大标语,标语上写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ВсявластьСоветам)。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
■:是呀,我记得在十月革命前的彼得格勒曾出现过“两个政权并存”局面(1917 年 3 月 -7 月),即临时政府与苏维埃对峙时期,当时苏维埃曾提出过这个口号,以求获取全部政权。那么,现在重提这个口号又是何意呢?
●:不是的,当时是另外的背景。这次“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最早是 1988 年 6-7 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重新提出来的,是戈尔巴乔夫提出来的。这是一次对苏联解体起了十分重要作用的代表会议,值得特别重视。
■:那你详细说说吧!●:好的。戈尔巴乔夫是 1985 年 3 月 11 日在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上当选总书记的。他上台以后,就打出“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的旗号。开始的阶段是以“加速战略”为核心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虽然他在改革之初就提出“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口号,并付诸实施,但他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发动群众,为经济改革创造条件。然而,在之后约三年的时间里,“加速战略”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公开性、民主化”运动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苏联社会和苏共的混乱,并且情况越来越严重。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不详细讲了。简单说来,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缺乏深思熟虑,过于冒进和不切实际。如一开始大抓“禁酒”运动就是一例。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时,苏联老姓曾抱有希望。但是结果恰好相反, 老百姓的生活不仅没有得到实际改善反而造成市场供应更加紧张、消费品短缺的严重局面。至于“公开性、民主化”,很快就转到揭露苏联历史上“阴暗面”的运动,从而掀起了一股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苏联一切成果的运动,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那么“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又是怎么回事呢?
●:1988 年 6 月 28 日–7 月 1 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它的主要内容是,设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这就把国家权力重心从党的系统转移到了苏维埃。
■:你对这个问题既然很了解,当时在莫斯科看到这条标语为什么会感到奇怪呢?
●:你想,这个口号是 1988 年 6 月提出的,如果在当时出现很多这样的标语,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可是我到莫斯科见到这条标语是在 1990 年 8月,也就是在提出这条标语的两年多之后,而且我在莫斯科也就看到这一条,到列宁格勒后,我注意了一下,再也没有看到这样的标语。这就有些奇怪了,因为当时苏联的政治形势发展很快,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条标语可能另有所指。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到列宁格勒大学我的进修学校的。心里总是想进一步了解苏联当前的局势究竟如何,是否有些不平静。前面已经说过,到列宁格勒大学后,在导师胡达列依的帮助下,我顺利地开展了学术研究活动、资料搜集工作和进行学术交流,但心中始终没有放弃在莫斯科产生的那个问题。同时也在开展学术活动时注意了解苏联的现状。
■:那你进行了哪些学术活动,请举些例子?而莫斯科标语问题又说明了什么?
●:譬如,在列宁格勒的时候,我去列宁格勒高等学校教师进修学院听过几次课。其中有一堂课是讲列宁的“四月提纲”的。课后我上前去和讲课的切尔尼措夫斯基(Черницовский)教授攀谈。他知道我在收集拉狄克与共产国际这方面的资料时很感兴趣,愿意送我一本书,并给了我他家的电话和地址,约我去他家。我如约去了后,他首先问了我不少有关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面的历史问题,在谈到苏联当前的局势和莫斯科那条标语时,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很乱。就拿讲课和发表文章来说,这本是很严肃的事,但目前有些人却不是这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例如有些自称为学者的人毫无根据地指责列宁这样的历史人物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却拿不出有份量的论据。这些人不是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少人是所谓的政论家(публицист)。
①关于我在莫斯科看到的那条标语,这位教授也作了解释。他的意思是这样: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时,确实是要削弱苏共的权力,但他还没有要完全消除苏共,他的目的是要借鉴西方民主的分权模式。1989 年 5月 25 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戈尔巴乔夫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人民代表大会成为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其常设机构为最高苏维埃。1990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以压倒性多数票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1990 年 7 月,在苏共第二十八届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对他来说,或许削弱苏共权力的目的是达到了,但他没有想到,这也更加造成了政治局面的混乱。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派别林立,反对派的势力增长很快。1989 年 7 月底,约 240 名“激进的民主派”人民代表聚会,组成了以叶利钦、萨哈罗夫等五人为首的“跨地区集团”,社会上各种思潮、形形色色的“非正式组织”不断涌现,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此起彼伏。
面对这样的局面,不仅苏共,就是大权在握的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但是这些与那个口号又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
●:这与当时苏联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表现最突出的是俄罗斯联邦的分裂动向以及反对派力量的壮大。1990 年 5 月 30 日,在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苏维埃选举中,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6 月 8 日,俄罗斯联邦宣布主权独立。而他的盟友加弗里尔·波波夫(Г. Попов)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А. Собучак)也在这次选举中分别当选为莫斯科市和列宁格勒市的苏维埃主席。
他们现在提“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与 1989年时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反对派领导人之一的安德烈·萨哈罗夫(А. Сахаров)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厅门口高举“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标语时,目的已经不同了。当年是为了夺取苏共的权力,现在则是叶利钦等“民主派”要戈尔巴乔夫总统交出政权。两个不同的历史时刻,套用同一个口号,内涵是不同的。当然, 他们之间的斗争绝不止于口号问题,我就不详细谈了。
■:谢谢你说了这么多。不过我还想问问,当时苏联政治上的这种派别斗争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表现呢?你有没有感觉到呢?
●:仔细想想还是应该有的。譬如,我前面提到的对我帮助很大的胡达列依教授就有些来头。我注意到,我所在的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年龄比胡达列依大不少,但是对他的态度却十分客气,一点不像是对自己的属下。这与苏联“官场”的惯例是很不同的。在苏联,个人的地位待遇与职务很有关系。
譬如,中国教育部派去的高访学者,在莫斯科大学登记时,如果在职务栏内填上“教研室主任”,就可分到单间单元宿舍居住,如不是主任或没有填写,就只能分到两人各一小间的小单元合住。那么胡达列依为什么受到这位教研室主任的如此青睐呢?有一天,我和同教研室的两位女教师在历史系一楼相遇,同时看到一张布告,上书:“历史系苏共党员(хх 派) 今天下午 х 时在历史系 х 层 х 教室开会,请准时出席。”那两位女教师相视一笑,说:“又有什么事了!”我好奇地问道:“我们教研室有人参加吗?”她们笑答:“你还不知道吧!就是你的导师呀!”我还不明就里,后来问我五十年代时的同窗好友,当时也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但在俄国史教研室教书的伊拉·奥列金娜(И.Олегина)。她给我解开了谜团。原来现任教研室主任是因为参加了阿富汗战争回国后才当上了主任,在业务上一般,而我的导师一直是叶利钦派,而且是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的好友。
①索布恰克也是列宁格勒大学教授,胡达列依和他的关系很好。可见政治立场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
■:除列宁格勒外,你还去过别的城市吧?
●:是的,常去莫斯科,常去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看共产国际的档案。在那里我曾多次遇到长期研究 共 产 国 际 史 的 苏 联 专 家 弗·菲 尔 索 夫 (Ф.
Фирсов)和希里尼亚(Шириня)。菲尔索夫 1994 年携带不少共产国际的档案去了美国,在那里出版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通信集(1933-1945)》。在当时我与他们的交谈中,他们很少就苏联当前局势发表看法。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与当时严肃的学者的一种态度有关吧。
1991 年 5 月,我应邀参加了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举行的纪念巴黎公社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除苏联学者外,还有法国和中国的学者参加。会议的发言和讨论很热烈。法国著名学者克劳德·维拉尔发了言,我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关于巴黎公社的研究情况和成果,并将我所前所长朱庭光主编的《巴黎公社史》赠送给会议。午餐时,社会科学院与会的教职人员不顾五位外国学者在场公开地议论苏联当前形势。他们一致地反对叶利钦,认为他借苏维埃名义夺权,会把苏联搞得四分五裂。例如,其中有一位举例说,几个月前叶利钦在苏联电视台讲话中向戈尔巴乔夫发起突然袭击,严历指责他实行专制,背叛人民,应该立即下台。这位教授还说,戈尔巴乔夫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软弱。
他虽然怒气冲天,却选择了沉默。社会科学院是苏共中央的高级党校,成立于 1978 年,是负责对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州的高级党校干部培训和教学的指导中心。该院的教员常到各地去讲课。我的一位过去上大学时的同年级同学,是该校某教研室主任。她告诉我,她到过东欧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蒙古讲课。可惜没有去过中国。
■:曹老师,谢谢你介绍了你了解的不少关于当时苏联政局的情况。现在可不可以再讲些关于当时苏联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情况。普通老百姓对经济和生活状况的恶化是最有切身感受的,最敏感的。
老百姓的不满应该也是苏联解体的一种先兆,是不是?
●:是的。我可以根据我当时的了解谈一点。
1990-1991 年,我在苏联的十个月,在列宁格勒时住的是进修教师的宿舍。在莫斯科时住莫斯科大学宿舍,吃饭在教师自助餐厅;在列宁格勒则需要自己买食品做饭,因为餐厅质量太差,卫生条件也不好。
这样我就需要常去超市和自由市场。1990 年 8 月,我刚到列宁格勒时,超市的状况还算可以,一些生活必需品和食品还有供应,只是排队时间较长。排队长的原因,除了食品不够充足外,还由于不少外地人来采购,以及超市工作人员休息时间较长。进入 1991 年后,情况就明显不同了,可以说,一个月比一个月差。超市里的食品种类越来越少,队伍越排越长。老百姓的不满情绪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有意识地找一些苏联同学聊这个问题,特别是与我的老同学奥列金娜和她的丈夫列·希罗科拉德(Л. Широкорад)谈。他是一位经济学教授。结果使我了解到当时的经济状况和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看来,应与苏联的解体有很大的关系。
■:那就请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前面提到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曾经说过:“改革失败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越来越糟的经济形势,这已经不是什么低速增长或停滞的问题,而是国家经济特别混乱和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①他说的很对。他指的改革,既包括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到 1991 年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已经每况愈下。1985 年在苏共中央的四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就提出了经济改革。
但他制定的“加速战略”思想,重点还是重工业,还是拼速度,完全忽略了农业,忽视了经济结构调整、缓解紧张的市场和满足人民的需要。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如他在1986 年 4 月 24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曾说过:“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落后”,“经济状况极其糟糕”,应该把重点放在“消费品生产上”。但他并没有真正做到,说明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你在实际生活中有没有这方面的体验?
●:有的。我是 1990 年 8 月到的苏联,1991 年6 月回国。从我的体验看,1990 年时生活供应已经不好,而 1991 年的情况更糟。从我当时的接触和以后的了解来看,这方面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在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初年,即 1985-1987 年,经济还是有发展的,如按国民收入计,从 1985 年的 5785亿卢布到 1987 年的 6000 亿卢布,有所增长。又如,农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 1981-1985 年是 1.0%,到1986-1987 年已到 4.4%,也有不少增长。
②然而,这只是昙花一现的表面现象。因为改革本身存在许多问题,也带来不少问题,在商品供应方面尤其如此。
如在 1985 年食品短缺总额为 175 亿卢布,到 1987年已增至 210 亿卢布。
1989 年是苏联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的一年。时任苏联政府首脑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在他的“回忆录”
里痛苦地写道:“令我终生难忘的是 1989 年”“正是从这一年起,我不论是作为一名普通公民,还是作为国家总理的一切希望都开始破灭。”
③这里指的正是严重的经济形势。当时的美国驻苏大使小杰克·F.
马特洛克也认为:“1989 年是苏联犯了致命错误的一年。”“经济改革已经止步不前———或者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做过尝试。摇摇欲坠的经济加剧了不满情绪。共产党的控制机制已经受到破坏。”
④这一年的经济负增长已演变成危机。如到 1990 年,苏联国有商店、合作商店和农村集市可提供的商品总额为4800 亿卢布,无法满足的需求达 1000 亿卢布。
进入 1990 年代以后,苏联的经济形势和商品供应情况愈益恶化,尤其在 1991 年。1990 年 12 月25 日,雷日科夫总理因心脏病离职。1991 年 1 月 14日,瓦连金·帕夫洛夫(В. Павлов)被任命为总理。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帕夫洛夫政府提出的《反危机纲领》。这实际上主要是引起广大群众不满的货币改革,被戏称为“帕夫洛夫改革”。这项决定据说是针对高收入群体的,是为了打击影子经济,可是它规定:每人一个月最多从账户上支出 500 卢布的现金,而 50 卢布和 100 卢布票面的纸币禁止流通。
居民必须把手中这两种纸币存入银行,存款期限一律三年。这项决定不仅对苏联居民,而且对外国学生、高访学者同样适用。我清楚地记得,那几天同在列宁格勒大学的来自上海的进修教师紧张地找我要换小额卢布的情景。当然这种措施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苏联老百姓更加不信任储蓄银行。通货膨胀越发严重。
1991 年 4 月,苏联政府未经讨论就决定将所有生活必需品涨价一至两倍。这样,就在居民中实行购物票证办法。我记得,在 3 月底到来的前两天,列宁格勒按本城市法定人口(包括我这样的高访学者)发放食品票证。购食物需要按此票证。这是一张很大的表格,上面印了面包、面粉、沙糖、茶叶、牛肉、香肠、黄油等食品名称。每种食品都有限量,如黄油是 500 克。每种食品都被划了框框,市民买了某种食品,就被售货员剪去相应的框框。一个月的定量表必须在本月内用完,过月作废。后来按票供应的范围逐渐超出了食品。街上出现排长队的现象越来越多。很多人只要看见有队就排进去,也不知道是卖什么东西。记得有一次我上街看到在一商场门前排起了很长的队,我也就排了进去,排了半天才弄明白,这是在出售男士的刮须刀。
■:除了食品,生活上的不便还有别的方面的表现吗?
●:有的。譬如,除了吃的问题,公共交通情况也有恶化。在列宁格勒,我住的教师宿舍在城边,每天要坐公交车去市中心的图书馆或档案馆。我觉得当年在苏联,尤其列宁格勒坐车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在列宁格勒当时的地铁线路很少,主要靠公共汽车。由于车辆减少,在车站上等候的时间越来越长。好不容易来了辆车,也很难挤上去,因为车上的人太多。有一次,和我同在列宁格勒大学访问的一位山东大学的老师好不容易挤上了公共汽车,但因太拥挤只能靠在门边,没想到在第二站就被下车的人流冲下了车,还摔伤骨折了,立刻被送进了医院。打出租车更难,不仅因为数量少,而且很多出租车服务不规范,车内的计价器被拆掉了,司机就可以看人要价,常宰外国人。
还可以谈一个问题。我在苏联拜访了好几位以前的同学,也与一些苏联学者交谈。我都曾问过他们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在苏联战后哪个时期生活最好过?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回答,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我开始有些疑惑:勃列涅夫时期不是“停滞期”
吗?怎么会是最好?有一次我去访问过去的一位老同学索博列夫(Г.Соболев)教授。他在苏联史研究上已颇有成就, 被从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调到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担任教研室主任。
我特地买了 11 枝石竹花去他家。他说“:老同学,你太破费了,买花买 5 至 7 枝就足够了。”在谈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时,他回答说:那个时期日子是好过些,面包、肉类制品市场供应比较好。不过,这可能是向外国大量出售石油、天然气的缘故。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外汇外流过多会影响国力。
■:苏联的解体是从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要求独立开始的。可见解体与苏联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今天回忆起来,在这方面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先兆呢?
●:1990 年访问俄罗斯之前,我对苏联的民族矛盾没有什么感性认识,虽然我在 50 年代留学时也利用假期去过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等加盟共和国,但那时重于游览,没有注意更多问题。这次是带着课题出国,虽然它与苏联民族问题并无直接关系,但由于当时苏联整个局势的变化引人注目,自然也涉及民族问题。
1990 年时,传媒已不断传出波罗的海三国要求脱离苏联的消息。我曾就此问题向我的好友奥列金娜求教。她告诉我,这种情况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远的不说,只说 1989 年 12 月 20 日,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就宣布该党脱离苏共独立。这意味着立陶宛脱离苏联成为独立国家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果然,三个月后,1990 年 3 月 11 日,立陶宛议会通过了《关于恢复立陶宛独立地位的宣言》。紧接着,另两个波罗的海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先后宣告独立。目前事态还在发展。有了这次谈括后,我就更注意波罗的海三国的局势了。到1991 年 1 月 12 日夜,苏联的坦克开进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立陶宛电台播出消息:主权国家遭到侵犯,要求市民支援,当时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国的不少民众在当晚就赶到维尔纽斯。戈尔巴乔夫于次日晨召开联邦委员会,决定“在苏联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立陶宛问题”。实际上,问题得以和平解决。在这些消息传到莫斯科的时候,我曾在地铁车厢内看到标语“不许干涉立陶宛!”、“住手!滚出立陶宛!”、“戈尔巴乔夫是刽子手!”此外,还有带着血迹按下的手印,令人印象深刻。当时,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外,格鲁吉亚等高加索国家也有离心倾向。到 1990年,苏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都已宣布独立,包括俄罗斯在内。1990 年 6 月 12 日,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这样苏联实际上已被架空。
对这种苏联内部民族矛盾的情况,我个人在生活中也有体会。在 1991 年 5 月初,我有机会到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去。这是得益于我另一位过去的同学尼娜·伊沃契金娜(Н.Ивочкина)的帮助,她的儿媳莲娜的娘家在塔林,父母却都是俄罗斯人。她每周都要去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大学讲课,可以顺便带我去塔林。1991 年 5 月中旬,我就这样到了塔林。在那里呆了两天,第一天由莲娜的家人陪同我去参观港口和老城。第二天我就自己出去走走,顺便买些东西。出门前同学的亲家母特地提醒我,购物时不要说俄语,否则会引起对方的不友好态度。她还满怀委屈地说,她的丈夫是工程师,他们两人从年轻时就来到了爱沙尼亚,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贡献了青春,到现在却因为是俄罗斯人,连上街买东西都无故遭到冷遇。我感谢她的提醒,但是在逛自由市场时看到想买的东西就不禁脱口而出,用俄语打听价格。摊主抬头看了我一眼,态度平和地回答:“25卢布。”我觉得对方态度还可以,大概也认不准我是否俄罗斯人,而我想买的手织毛线手套也美观实用,就成交了。结果回到主人家,才知自己上当了,价格比正常的高出了两倍。由这个小例子也可以看出,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些国家的矛盾已经很深了,俄语在这些国家已不受欢迎了。
■:曹老师,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还有一点要简单补充一下,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政策中也提出了“新思维”。在 1987 年 11 月他发表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宣称,外交政策中的“新思维”就是“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
①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还出现了“人权优先于主权”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联不断调整外交政策,导致对西方不断让步,并使苏联国际地位衰落。同时,戈尔巴乔夫不断对东欧各国施加压力,促使它们按照苏联的方式进行改革。简言之,结果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1989-1991 年)②促使东欧八个国家发生剧变。可见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为苏联解体创造了外部的条件。但我今天不准备谈这方面的问题,而要说另一方面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由于苏联长期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虽然苏联对东欧国家也有不少帮助,但是欺压、剥夺的情况也是很明显的,加上 1956 的波匈事件和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这样的武力镇压事件,东欧国家的老百姓对苏联有很多的不满。这点我有亲身的经历。1990 年 11 月,我与另三位国内来的高访学者一起通过国际旅行社结伴到东欧四国 (波兰、东德、捷克、匈牙利)观光。结果在东德之后前往捷克布拉格的火车上,我的皮包不慎被冒充边境检查人员的小偷偷走了,内有我的护照。这样,我到了布拉格之后就不能继续前进了,只能滞留在布拉格等候我国使馆补办护照。我就在布拉格呆了八天,这几天在布拉格的逗留给我留下了两个深刻的印象。这两个印象都明显地说明同一个问题:即捷克人民对苏联的态度。第一是在布拉格俄语不受欢迎。虽然许多捷克人会说俄语,但是他们不愿意说,因此我不得不用我不流利的英语进行必要的交流。第二是“布拉格之春”虽然已经过去了 20 多年,但是捷克人民没有忘记当年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血腥镇压的场景。在布拉格著名的瓦茨拉夫广场,“布拉格之春”中牺牲的烈士们的照片安放在那儿,旁边摆着红腊烛和鲜花。常有人们在那儿瞻仰和志哀。这种环境,这种氛围,看了很令人感动。人民心中的痛是很难磨灭的。
■:曹老师,谢谢你今天讲了许多,就讲到这儿吧!
●:好的,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