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理性审视 理性审视底层创作 客观审视,理性批判

  在“赛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百年诞辰国际研讨会”上,史学家詹姆斯·汤姆森(James C.Thomson Jr.)曾在其主题发言中指出:“自13世纪的马可·波罗以来,历史上还没有哪位西方作家像赛珍珠这样,对这样多的人产生过这样的影响。”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赛珍珠自她获奖后,就在中美两国不同的意识形态领域下求生存。但她独特的文化价值观驱使她毕生都在为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而努力。在全球化浪潮下文化激烈碰撞的今天,对赛珍珠文化价值观的深入探索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本文将以赛珍珠文化价值观中的思辨性为着眼点,力图通过跨文化作家文化价值观研究,寻找一种面对异质文化的态度,为当今跨国、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借鉴意义。

  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行为的看法和态度,构成了文化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庄礼伟教授认为,“价值是一个群体或个人明显的或含蓄的期望,它能影响群体或个人的行为选择;人类用来影响其选择那些他想的行为的标准就是价值。价值观就是主体对客体(价值)的看法。”也就是说,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指客体对主体的利害关系、善恶关系、美丑关系,即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因此,文化价值观是人们关于文化的利害、善恶、美丑等问题的总看法和总观点,反映文化对人的意义。
  由于赛珍珠独特的身世、家庭环境以及教育背景,其文化价值观呈现出思辨性的特点。思辨能力,即思考辨析的能力,也就是指一个人能够用辩证的观点来看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解释,就是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有一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习惯。周桂君教授在评价跨文化作家的特点时谈到,他们能做到“肯定与否定并存、赞颂和批判同在,其思想深刻、意识超前,对人类探索具有共通性的普世价值,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具有深远意义。”对于赛珍珠这样一位有着独特文化身份的跨文化作家来说,正由于她具有双重的、而非单一的视角,才使她能够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况发生,能够从独特的角度审视中美两国文化,所以可以更客观地发现两种文化的优点和缺陷,能够肯定其“精华”的一面,也能够对“糟粕”的地方理性批判。
  一、对中国文化的“去粗取精”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以伦理为本位,提倡尊老爱幼、尚礼修睦、家庭和谐。由于赛珍珠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她对儒家文化内涵和精髓既熟悉又认同,也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对这一文化的热爱。她对儒家学说的创始者孔子怀着崇高的敬意,在她心里,“尽管孔夫子是个哲学家,不是牧师,但是他为中国社会以及他的子孙后代创立了一整套的伦理纲常,与宗教、道德的作用相同。恐怕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中国人才会重新认识孔夫子这个最伟大的人物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做出怎样的贡献。”她对传统文化的推崇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家庭体制上。“众所周知,孔子将家庭制度视为一切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并以此作为其哲学根基。家庭制度非常强调夫妻关系,认为这是人类一切关系的基础;他也非常注重子女对父母的孝顺,注重每年的祭祖坟、敬祖宗、设立祖先祠。”早在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即提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这表明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家庭处于社会的核心位置,其他的社会关系也是从家庭模式向外推衍。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在中国传统式家庭里,“有父亲式的引领、母亲式的责任感,并为古老而有名望的大家庭中的每个成员谋福利。”每个人都有浓厚的家庭意识,几代同堂是家族兴旺的表现,这种家庭体制也很好地促进了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赛珍珠很多小说的故事情节都是围绕着描写家庭展开的。在其作品《大地三部曲》中,赛珍珠向西方展示了中国典型的几代同堂的家庭模式。王龙父亲在世时,王龙便有了儿子。父亲去世后,王龙又很快有了孙子。这样人丁兴旺、三世同堂的家庭模式一直贯穿始终。在小说《母亲》中,赛珍珠同样是以三世同堂的家庭场景作为开篇,母亲坐在竹凳上给炉灶添火,婆婆坐在厨房靠火炉不远的一个角落,小孩子们则围绕在身边。等到饭煮好后,母亲先为婆婆盛了一碗,又伺候她找到调羹,随后走出门外温柔地为女儿擦脸。远处,男人劳作一天后,沿着回家的小路边走边唱,迈着轻松的步子。虽然家中清苦,但祖孙三代其乐融融。无论是《母亲》中年老的婆婆,还是《大地》中王龙的父亲和王龙自己,他们的晚年,都得到了赡养和尊重。这贯穿着赛珍珠对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自始自终的敬仰与推崇。她在演讲和自传中把中国的家庭形容成理想中的太平盛世,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懂得礼貌,懂得长幼有序,这是家庭和谐融洽的基础。
  在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赛珍珠也清醒客观地看到了封建制度中的糟粕。把女婴的小白骨埋起来表现了她最初对封建社会中女性悲惨命运的同情。赛珍珠见到朋友张太太、吴太太讲述抛弃女婴时掩面痛哭的场景,也从她们口中得知了很多包办婚姻、纳妾等中国的传统陋习。正因为有这样的童年经历和对中国封建妇女的深层了解,赛珍珠成为一位“为女性写作、写女性问题的充满母性的女性”。她用手中的笔,揭露父权制社会中的陋习,抨击封建传统中劣质的一面。赛珍珠坚持主张:“男女之间没有太大差别,即使有也决不比一个女人与其他女人之间或一个男人与其他男人之间的差别大。”
  《东风·西风》展示了赛珍珠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思想的批判。主人公桂兰的母亲告诉女儿要如何取悦丈夫,导致丈夫想要平等对待她时,她却无所适从。“我和他平等?我不是他的妻子吗?如果他不告诉我该怎么做,谁来告诉我呢?难道他不是我名正言顺的主人吗?”在向母亲请教之后,母亲告诉她,只要能让丈夫高兴,做什么都行。因为“女人只能走一条路,她必须取悦于丈夫”。而这种做法的初衷却与丈夫希望二人平等的想法背道而驰。封建社会的基本秩序即男人统治女人,女人依附、从属于男人,事实上,处在封建礼教中必须遵守三从四德的中国妇女,早已接受了这种“附属”和“失语”的状态,丧失了对“解放自我”或“自由”的理解和定义,以至于只能麻木地接受一切男性要求他们接受的价值标准。她们如一只只圈养在笼中的鸟,忘记了蓝天,也失去了回归蓝天的那双翅膀。在小说《母亲》中,赛珍珠描写了一位勤劳、勇敢、节俭持家、不屈不挠的中国农村女性,被誉为“赛珍珠塑造的最完美的中国女性”。无名无姓的她逆来顺受、易于满足。在遭受丈夫遗弃后,为了孩子们和男人老态龙钟的母亲甘愿忍受痛苦,独自撑起了这个家庭,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与牺牲。丈夫离开之后,她用自己存的钱假装是丈夫所寄,骗过了所有人。丈夫一去不复返,母亲年轻的内心跳动着强烈的情欲。在佃户主管的引诱与挑唆下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在她眼里,这是一生无法自我饶恕的罪责,她甚至将女儿和小儿子的死看作神明对她的苛责和惩罚。赛珍珠写母亲的悲惨遭遇,体现出对封建制度下底层妇女的深切同情。母亲声声叩问:“世界上哪有女人是完美的?谁又能没有罪过呢?为什么我就要受这么多磨难?”赛珍珠也借此声泪俱下地控诉抨击了造成母亲悲剧结局的社会根源,提出对男权统治的质疑。   赛珍珠在看待中国文化时,高度赞扬了封建家庭体制中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家庭和睦的精华,也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中国旧时妇女缠足、受到不平等待遇和溺杀女婴等陋习以及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矛头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由此可见,她始终以其思辨性的文化价值观清晰地分析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之处。
  二、对美国文化的“去伪存真”
  由于美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特殊的历史因素,美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强调个人价值,追求个人利益;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独立;受宗教即基督教影响颇深。著名学者袁明在《美国文化与社会十五讲》提到美国文化的特色时,谈到美国民主的核心:“契约原则”,追求自由、平等的起源:“权力制衡和言论自由原则”以及强烈的宗教意识。
  在对《东风·西风》中桂兰的哥哥的塑造上,我们可以看出赛珍珠对哥哥追求婚姻自由、个人主义显著等美国特色的赞美。他为了与美国姑娘玛丽结婚,向封建传统的家庭观念发起挑战,不顾父母和家庭的反对,并在父母逼迫他与李家小姐成婚之时,毅然与家庭断绝关系。这一做法体现出他对爱与自由的追寻,正好契合了美国追求个人独立性的精神。在对婚姻和爱情的见解上,美国人不问出身门第,注重“两情相悦”,是为自己而活。而中国人择偶还要从“父母之命”,听“媒妁之言”,是为父母而活、为家族而活,独独不是为自己。可见赛珍珠在这一点上对美国的择偶方式和婚姻观念颇为赞赏。而小说中桂兰的丈夫,也是一位代表着西方先进文化的人物。她以西方科学、民主、平等为信仰,唾弃封建愚昧与无知迷信,并与之斗争。由于赛珍珠把缠足视为残忍的象征,所以他借小说中“丈夫”之口,毫不含糊地抨击缠足这种摧残妇女的社会制度。在丈夫第一次劝桂兰放足的时候,桂兰惊讶地发现,丈夫非但不欣赏让所有中国封建女性引以为傲的“三寸金莲”,甚至深恶痛绝,认为是对人自然、健康之美的摧残。在桂兰决心放脚之后,丈夫温柔地帮助她,在桂兰经历放足之痛时,丈夫和她一起忍受,并鼓励她:“你想想,这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其他人——是对旧的害人的传统习惯的抗议。”正是在他的帮助下,妻子桂兰才能真正脱胎换骨,认识到夫妻二人平等的精神沟通的重要性。桂兰对丈夫思想观念的积极接受,使其摆脱了几千年封建传统对中国女性的束缚。这体现了赛珍珠对美国文化在婚姻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的肯定,也是对丈夫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优质一面的赞赏。“由于她既是一个局内人,对中国社会有着亲身了解,同时又是一个‘局外人’,保持着相当强烈的文化清醒,因此她的观点更为客观、全面一些。”赛珍珠对中美两种文化具有一种置身于外的超越性,因此能够一直站在另一个高度对二者冷静审视,客观分析。
  美国思想界权威诺瓦克(Michael N0vakl曾说过,在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系统中,文化系统是以基督教文化精神为核心的。基督教已经深入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烙印在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赛珍珠在中国的41年里,军阀混战、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基督教曾席卷半个中国。基督教中的罗马天主教、东正教以及新教都先后来到中国进行大规模的传教运动。在中国的长期生活,使赛珍珠亲眼目睹了大多数传教士表现出来的专横态度和目空一切的傲慢,同时深刻感受到中国普遍存在的对西方宗教的怀疑。而外国教会和中国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也在她身边不断发生,这些促使赛珍珠开始思索在华传教士的问题。
  首先,在赛珍珠眼里,传教士来华的主要原因,只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精神上的需求,而不是由于他们爱这里的人。赛珍珠的母亲凯丽经历过的信仰失败,使得赛珍珠对宗教的某些消极作用了解更透彻。她看到宗教正成为束缚人性的枷锁,即使动机是高尚的,但由于某些苛刻的律条和烦琐的礼仪,宗教在实施中难免走向极端。就连传教士本人,皈依基督的内心体验也可能会造成一种内心折磨,这种折磨极度压制人性,是非常不健康的。赛珍珠认为,很多在华传教士内心狭窄,容不下其他的神,这些恰恰不符合基督教的博爱本质。她指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不符合中国实际,这种传播运动本身和东方文化有着天生的隔阂,两种文化无法彼此理解。而传教士们坚信只有基督教是正确的,宣称那些拒绝相信的人将被打入地狱。在赛珍珠眼里。很多有名望有地位的正统传教士苛刻尖酸,愚钝粗俗,不怜悯那些本可以拯救的灵魂,不屑于外族的文明,这令她内心极为羞愧。她认为,基督教每一次布道都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侮辱,“所有这些言行中的厚颜无耻至今仍令我的灵魂抽搐。”赛珍珠不是反对基督教博爱与仁慈的精神,而是对基督教对中国宗教文化傲慢无理、指手画脚的态度表示批评。赛珍珠认为,很多传教士自以为是地认为基督教是高于一切宗教的统领者,从而在不了解中国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如肩负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强制性地把基督教压在中国人民身上是非常不妥的。对于生于传教士家庭的赛珍珠,这种对传教士的辩证批判,非常难能可贵,在华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赛珍珠身为基督徒,能理性地看待在华传教士的问题,采用扬弃的态度,表现了她“己所甚欲,亦勿施于人”的高尚情怀。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赛珍珠对东、西方文化的理性批判。她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体制、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和主体性,也揭示了中国封建思想落后的一面;她肯定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同时也能凭着自己的良知审视和反思其弊端,指出在华传教士的错误。赛珍珠曾在《我的中国世界》中谈到,她自己总是不自觉地探索人的另一面,好人未必全好,坏人未必全坏,赛珍珠认为她自己这种能力来源于自身的天性以及经历。对于她来说,这能够使人在生活中获得无尽的机会和乐趣。这似乎是赛珍珠文化价值观中思辨性的来源。
  处在单一文化之下的个体必然会有一些局限性,很容易从单一角度出发看问题。而赛珍珠文化价值观的超越性在于,她常常能够站在两种文化之外,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冷静注视着二者的优点和不足,并对中西文化持有公正的立场和清晰的认识。正因为赛珍珠文化价值观中的思辨性,使其能够在异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不会以偏见、无知或自以为是的目光高估或轻视任何一种文化,因此为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提供良好的基础。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孟春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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