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科学崇尚的是真实，容不得半点虚假。但在二战期间，在纳粹德国，一些科学家却以罪恶代替了良知，沦为纳粹人体实验的帮凶，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二战结束了，纳粹得到了清算，但德国科学界却没有深刻反省。直到不久前，德国一著名科学团体才就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向受害者作了道歉，也揭开了二战期间德国的暴行：纳粹人体实验。
最深刻的悔恨、沉痛和羞耻
道歉的地点在一个有许多德国知名科学家和纳粹人体实验幸存者都出席的座谈会上。而座谈会的地址，就是臭名昭著的“死亡医生”约瑟夫·门格尔进行二战德国的暴行：纳粹人体实验的一个实验室原址。青葱的树木下，早已找不到累累的白骨，但这却无法抹去笼罩在每个与会者心头的阴影。主持这个座谈会的，是德国知名的马克斯·普朗克俱乐部。这是一个政府资助的团体，其成员包括全德各界约3000名科学精英，其中很多是德国最知名的学者，也不乏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马克斯·普朗克俱乐部的前身，就是创建于1911年的凯泽·威廉俱乐部，二战 期间，它旗下很多科学家是纳粹人体实验的帮凶，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惨绝人寰的罪行之最。
面对白发苍苍的幸存者和一脸肃穆的科学家们，普朗克俱乐部主席胡贝特·马克尔以沉痛的语气表示，他对德国一些科学家“没有阻止，反而提倡、帮助德国纳粹罪行之最，表示最深刻的悔恨、沉痛和羞耻”。承认过去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承认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但胡贝特以他科学家的良知，拿出了这样的勇气。他在一再向受害者道歉的同时，坦然承认过去德国科学界罪恶之最：当时一些德国顶尖的科学家“与纳粹沆瀣一气，为了个人的医学目的，进行了人体实验活动”。
在稍后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胡贝特表示，当他知道竟然就是这些顶尖的科学家提出了有“一个统治民族”的“罪恶理论”时，他感到无比震惊，“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我觉得实在难以接受……”他说，虽然战后德国对大屠杀作了很多忏悔，但科学界对二战德国纳粹的暴行：人体实验，却一直没有为自己丑陋的过去表示过什么，因此他认为，现在是清除德国科学界耻辱的时候了，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真相告诉未来的人们。
往事不堪回首
斯特凡妮和安妮塔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有幸从二战期间德国的暴行：纳粹人体实验中活着走了出来，但回忆过去，一切都还是那么触目惊心。由于是双胞胎，斯特凡妮姐妹就成了门格尔的实验对象。她们像其他“实验品”一样。门格尔往她们的眼睛里注射化学药剂，以观察她们的眼睛是否会变成和雅利安人一样的蓝色。她们的很多器官被相互移植。门格尔还经常往她们身体里注射各种细菌，比较她们是否会有不同的反应。斯特凡妮姐妹至今还记得那最恐怖的一幕：她们被带到门格尔和其他党卫军面前，赤身站着；门格尔告诉她们，她们将和一对双胞胎男子发生关系，然后怀孕。而作为怀孕的前提条件，她们身上的血被全部替换成另一对双胞胎的。试验的后果是，她们变得极度虚弱，高烧不退。
比大多数人幸运的是，斯特凡妮姐妹最终熬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的那天。但她每时每刻都记得德国纳粹对她犯下的恶行，她认为这是二战纳粹德国的罪行之最。
和斯特凡妮经历同样悲惨的还有很多人，在6月7日的座谈会上，与会的埃娃·莫泽什·科尔女士讲述了自己的可怕经历。埃娃也是犹太人后裔，德国占领罗马尼亚后，她们一家随即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从此她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父母--他们都被送进了纳粹的毒气室。此时，埃娃才10岁，由于是双胞胎，她和妹妹米丽娅姆也成了门格尔的实验对象。埃娃就和其他被纳粹人体实验的孩子关在老鼠肆虐的牢房里，每隔一段时间，她们就被送到门格尔的实验室，在那里被抽血，注射细菌。有一次，埃娃发高烧持续不退，她认为自己就要死了。
“如果我死了，门格尔将会立刻处死米丽娅姆，然后对我们进行解剖。大多数双胞胎就是这样死去的。”埃娃说。
埃娃现在住在美国，她领导着一个搜寻纳粹人体实验的组织。据她统计，纳粹德国时期，共有1500对双胞胎被送到了门格尔的纳粹人体实验室，只有不到200人最后活着走了出来。
坦白承认历史责任，必须清楚表达，但它同时也必须清楚加以分别。回顾一下，二战期间德国的暴行：纳粹人体实验。
读后感：这是一个与过去相会的残酷方式，一个人站在这儿面对曾遭到罪行的受害者。同时，我们心中有一股奉献信念在升腾，我们将竭尽全力、不遗余力地阐述过去的历史，将我们所知道的教导给别人，让这成为永远的警告，让记忆永存，让学习永远。虽然纳粹人体实验的真相并不能使人从罪恶和羞耻中完全解脱出来，但它能让人摆脱沉重和谎言，为未来打开大门，让人们能从过去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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