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年前读着名军阀冯玉祥自传《我的生活》（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年），手不释卷。姑勿论其内容是否可靠，其描述之生动、故事之曲折离奇，对军阀歷史有兴趣的朋友不可不读。
书中提到自民国成立后，冯玉祥参与剿灭起源于河南一带的「白狼起义」。白朗是当时的绿林悍匪，靠四处流窜半打半抢跟政府对抗。一般说法是，白狼是白朗这名字以讹传讹得来的，但唐德刚于《袁氏当国》（远流出版社，2002年）亦指出，白狼可能是来自「八郎」（杨家将有七郎，白狼则是某家的八郎）。无论白狼或白朗，事实是冯玉祥因为剿灭白狼有功，得到当地村民所拥戴。
固匪重民生 流匪爱私利
白狼是悍匪，冯玉祥是军阀，本质上分别不大。悍匪间中打家劫舍，军阀也要靠苛捐重税支持，好不了多少。为何村民会如此拥戴冯玉祥，却闻白狼而色变？
提出这有趣问题的学者不是史家，也不是政治学者，而是经济学家奥逊（Mancur Olson，1932-1998，其名读音如man-sa）。奥逊在政治经济学上曾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成名作是1965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今天我要介绍的不是奥逊这本成名作，而是其晚年的理论【註】。话说奥逊读到一本有关冯玉祥的英文传记，看到剿灭白狼一事，心生疑惑，不明白为何村民对两种恶霸的观感有如此大的分别。
为何村民对两种恶霸的观感有重大分别？受冯玉祥剿灭白狼一事得到啓发，奥逊的晚年都为解答问题用功。为解答问题，奥逊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为「固匪」（stationary bandit），另一为「流匪」（roving bandit）。固匪者，就如刚才提到的冯玉祥，独霸一方，有权力向村民徵税，亦有动机去赶走入侵者；流匪者，就如刚才提到的白狼，间或以暴力到处向村民抢资源，抢掠过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待下次有需要时再来抢掠。两者向村民抢掠资源的本质一样，但前者佔着一固定的地盘作为抢掠的对象，后者却是流窜式的四处抢掠。
奥逊假设两种恶霸行事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私利，但两者的掠夺行为却有重大分别。流匪的掠夺像蝗虫一样，所到之处均被抢掠一空；被抢掠的村落或许会恢復过来，但村民由于担忧不知流匪何时再来光顾，因此村民不会作太过长远的投资，以免下次再给一把火烧掉。流匪关心的只是村落有没有东西可抢，懒理村落的发展如何。
「包容利益」行为变爱民
相反，同样自私的固匪考虑的就不一样了。面对手无寸铁的村民，固匪大可把村民的所有抢个干净，抽百分之一百的税。不过，固匪这样做没有好处：若见东西就抢，村民只会消极对抗，尽量减少生产，整条村落只会落得一穷二白，固匪也就抽无可抽，和村民一同捱穷。
固匪为了私利，不会抽百分之一百的税，而是降低税率，以鼓励生产及投资。例如，把苛捐重税由百分之九十五降至九十，村民所享用到的增加了一倍，村民会因此增加生产和交易，固匪收到的税项要比在高税率时多。此外，固匪更有动机自掏腰包，给村落进行基建投资，修一下桥、建一下路，以令村民多加努力，固匪的收入就更为可观。还有，保障村民的安全，抵抗外来的侵袭，也成了这位自私的固匪的份内事。
固匪的所作所为全由私心而起，但其私心却引导出勤政爱民的行为，奥逊称之为「包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由私心而起，希望别人好令自己也好，把别人的福祉都考虑进去，是为包容也。流匪对村民没有包容利益，行为于是不一样。
除了冯玉祥，奥逊亦以罪犯作例子，解释流匪和固匪的分别。小偷在某城市行动，打家劫舍当然是抢得就抢，不会留下余地。相反，若果小偷成了某城市的黑社会头子，就不会抢得就抢了：收取有限的保护费，保障市民免受其他恶势力侵扰，好让市民安心做生意，百业兴旺，这位黑社会头子的收入将更可观。同一个自私的恶霸，在不同的局限下其行为亦随之而截然不同。
註：奥逊有关此问题的着作甚多，比较浅白的是其死后出版的《权力与繁荣》（Power and Prosperity）（由Basic Books于2000年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