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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组织生活
1969年10月，张闻天遭受迫害，被秘密“遣送”到肇庆市军分区隐居，化名张普。“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张闻天觉得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他开始寻找机会，争取改变在肇庆的这种流放生活。
1972年3月，张闻天到广州治牙病。广州军区保卫部长到张闻天住所来，向他传达周恩来要他写一个关于林彪与会理会议的材料。张闻天于3月28日写就交出后，在4月2日给“毛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能胜任的工作”；同时转达刘英的心愿：“希望中央对她的问题也能早日做个结论。”张闻天在信中还诉说了“遣送”肇庆两年半以来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言辞甚为恳切。到6月份，张闻天被告知：中央决定自1972年5月起恢复张闻天、刘英原工资待遇，算是得到一点宽慰。但张闻天内心对自己没有做工作而领工资又深感不安。1973年3月10日，党中央发布《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从邓小平复出，张闻天看到了希望。他很兴奋，与身边的警卫人员谈论时说：“小平同志很精干，肯动脑子，办事果断，实事求是。他出来工作，我们国家就有希望了，周总理也不用那样忙了。”
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一批“文化大革命”中受排斥和打击的老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希望又在张闻天心中活跃起来。9月20日，他同刘英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重复以前的多次请求，希望早日回京，恢复组织生活，做点工作。毛泽东读到信后发话，可以让张闻天、刘英就地参加党的生活和工作。但这个指示不知在哪个环节被卡住了，一直没有传下来。
按照规定，广州军区政治部要向中央办公厅汇报张闻天的情况。1974年1月8日，他们报送了一份材料，反映张闻天在同身边人员谈话时对评法批儒中歌颂秦始皇和批判孔夫子持不同看法。1月19日周恩来看过这份报告后批示，要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落实：“我记得上次传达主席的话说，让张（包括刘英）参加地方党的生活和工作，不知你通知中组部没有？”根据周恩来的这个批示，张闻天、刘英才恢复组织生活，允许在肇庆市委领导下做些调查研究工作，阅读发至县团级的中央文件。1974年2月21日起，张闻天、刘英编入市委办公室党小组，监管的生活总算结束了。这时，他俩的关系转交给了地方，住房、生活、看病、警卫仍由肇庆军分区负责。
到无锡落户
张闻天夫妇恢复组织生活之后，政治上和生活上虽然都有一些改善，但幽居岭南，与外界隔绝，总不是长久之计。想到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所以，他在1974年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再提继续工作问题，只提两点要求：一是希望能回到北京度过晚年，一是希望中央能给予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可是，上面不作任何答复。
1974年7月下旬，经过反复请求，刘英获准赴北京探亲。在北京，刘英去看望了王震。王震非常关心张闻天。他劝刘英鼓动张闻天再向毛泽东打报告。刘英回肇庆后，经过一番商量和考虑，张闻天于10月18日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简要报告现在的思想情况，说明现在只是“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能有机会到各地参观学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这封信经王震转呈，于10月底送达正在长沙的毛泽东案前。毛泽东这时患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听完来信，让身边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张闻天只得提出拟以自己的家乡上海为养老地点。五个月过去了，不见答复。“四人帮”是不能容忍张闻天在他们的领地内安居的。外甥马文彬建议选择离上海较近的苏州或无锡。张闻天乃于1975年4月28日致函中央组织部，正式提出：如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直到6月9日，才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
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一家离开幽居6年的流放地肇庆。8月25日傍晚车抵上海，江苏省委组织部和无锡市委已派人在车站上迎候。随即驱车前往无锡，夜半抵达。9月1日，张闻天一家搬进城里汤巷45号居住。张闻天依旧化名“张普”，对外联系、书写病历就用“45号”作为代号。
在重病中
进入深秋季节，江南阴雨绵绵，天气冷热无常，衰老多病的张闻天适应不了。1975年11月2日，步行外出，较为疲劳，加之饮食不周，下午就突然发病了。胸前区持续性疼痛，4小时不能缓解，晚间住进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绞痛型，生命垂危。这时刘英不在无锡，她赴北京参加“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弟弟刘彬的骨灰安放仪式。有关部门立即发去张闻天病危电报。刘英于11月3日赶回无锡。南京、上海两地的抢救小组也于3日抵锡会诊。经抢救缓解后，11月8日又因感冒引起急性肺水肿。抢救脱险后，经中、西医合作治疗20多天，总算好转过来。
经过这一场波折，无锡市有关方面格外谨慎起来。严冬将临，心脏病患者最怕伤风感冒，于是给张闻天房间安了一个木屑炉取暖。但炉子烟太呛人，只好让他和刘英移居新生路7号招待所，那是无锡市有数的两三处有暖气设备的房子。
1976年1月9日，清晨，广播中传出声声哀乐，张闻天听到周恩来于1月8日与世长辞的噩耗，心痛如绞，默坐良久，潸然泪下。他对医护人员说：“周总理是少有的人才。没有周总理，我们这些老干部早就不知到哪里去了。”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医务人员为使他免受刺激，劝他不要看追悼周总理的电视新闻了，他坚决不肯。张闻天戴起黑纱，同医护人员一起，注视着荧光屏上周总理瘦削清癯的遗容。当看到江青故作高慢不脱帽的丑恶表演时，他气愤至极。
人们悼念周总理的眼泪还没有擦干，“四人帮”又兴风作浪，将1975年冬发动起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向高潮，矛头直指邓小平。张闻天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深为忧虑，愁闷郁结，过了春节，又病了一场。病后有一天，张闻天同住在楼下的一位干部议论当时的形势，忍不住宣泄内心的愤懑。他说：“怎么搞的，国内经济、政治形势才好转一点，又折腾起来了。一会儿说人才难得，一会儿又说右倾翻案，真是莫名其妙！据我看，按‘八大’的路线和精神行事，根本没有错嘛。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那就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了。”他又说：“把许多靠边站的老同志重新安排一下，让他们干点工作，这也算是‘右倾翻案’吗？”
4月7日晚8时，电台广播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张闻天听后，一夜没有安眠。第二天清晨，突发心房纤维性颤动，持续两个半小时，经救治才趋于正常。
自此以后，他的心绞痛和肺水肿不断发作，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吸氧。医生发出病危报告：张普的心脏有随时停止跳动的危险。
张闻天在重病中还一直惦念着他的文稿。有一次，上海亲友前来探视，他把外甥马文奇留下，替他抄写在无锡增补改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还说：“如果能有一个懂政治经济学的文字秘书，我就可以写出更多东西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抄家抄走的在经济所期间所写13篇论文合订本，于1975年9月发还。取回无锡后，张闻天像见了失而复得的宝贝似的，又逐篇校读，病中精神稍好就拿过来读下去。他曾对马文奇说，上面把在经济所时的文章发还了，正在看，看来有些东西还是可以用的。还说：“这些东西以后都要交给你保存，将来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张闻天还一直念叨他那十几本被抄走的“政治经济学笔记本”。跟刘英和马文奇一再提起，说，如果能要回来，可以写出更多的东西。
冰冷的葬仪
1976年7月1日下午7时30分，张闻天的心脏完全停止跳动。
江苏省委当夜急电当时的中央，请示丧事安排问题。7月3日，有关部门向中央提出一个方案，“遗体在无锡火化，并在无锡开个追悼会”，由江苏省委一领导同志主持，无锡市委一领导同志讲话。同时报送了草拟的一份讲话稿，说张闻天“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位老同志。他在南京参加过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这样简到不能再简的仪式，低到不能再低的评价，上面都不同意。
江苏省委一再催询，迟迟没有答复，直到7月8日下午，中央有关部门才电话指示江苏省委：不开追悼会，骨灰盒存放在无锡，《新华日报》发一消息，刘英由江苏安置。在这之前，省委组织部干部曾向中央反映：遗体告别时如送花圈，写张闻天还是写张普？家属说：“人都死了，还保什么密！”答复是继续保密。所以，7月9日下午向遗体告别，“张闻天”这个名字都不许出现。刘英献给几十年风雨同舟的伴侣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
张闻天遗体于7月10日下午火化。骨灰盒被锁在无锡公墓办公室的一个木箱里面。又过了3天，7月13日，才在南京的《新华日报》第三版右下角以“本报讯”的报道方式，登出张闻天逝世的消息。这则消息由北京方面拟定，仅78个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病故。张闻天同志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七十六岁。”首都报纸一概保持缄默。
（摘自《历史转折中的人和事》 文/程中原、夏杏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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