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名人传记》2010年第10期
董卿:央视综艺频道的“当家花旦”
2010年9月,央视综艺频道全新改版亮相,新增加的节目中,以《我要上春晚》最为引人瞩目。《我要上春晚》是一档大型跨界互动综艺节目,旨在向全球范围内热爱春晚的各类演艺明星,以及身怀绝技的百姓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在网络投票中人气高的节目将有机会走上春晚舞台。《我要上春晚》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央视综艺频道的著名主持人、春晚的常客——董卿。
董卿又一次迎来了机遇与挑战。
走上荧屏
1973年11月17日,董卿出生在国际大都市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父亲在新闻单位工作,母亲是一位教师。
由于父母有很多年在浙江的萧山、湖州工作,儿时的董卿最初就留在上海跟爷爷、奶奶一道生活。像所有的少年儿童一样,在幼儿园里,小董卿活泼好动,且爱好文艺,唱歌、跳舞一学就会,常常得到老师奖励的“小红花”。
董卿七岁那年,父母将她接到身边,让她上了小学。思想比较传统的父亲,最初是想将女儿培养成一个规规矩矩做学问的人,希望她课余时间坐在家里多看书写字,学会扫地、洗衣、做饭等这些家务活儿,所以,他一度对女儿的唱啊跳呀并不赞赏。
尽管董卿当时心里对父母的一些做法有不同意见,但在父母的教导下,她先后阅读了不少的文学名著。这对她提高文化素养颇有益处。 对于文艺的爱好,董卿始终没有忘。她虽然不在父母面前“公开表演”,但还是参加了学校的一些文艺表演活动。大出父母意外的是,初中毕业后,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报考了浙江艺术学校(现为浙江艺术职业技术学院)表演系。
进入浙江艺术学校,经过几年苦学后,董卿毕业了。毕业前她曾在《哈姆雷特》中扮演过母后的角色。毕业后,她被分配在浙江话剧团当演员,但团里很少有戏演。1994年,新成立的浙江有线电视台招聘文艺类节目主持人,董卿陪一位朋友前去应聘,由于书读得多,肚里装的知识也多,加上学过表演专业,两者相得益彰,结果她成为浙江有线电
视台的一位节目主持人,正式走上荧屏,主持《快乐大篷车》和《人世风情》,随后,她又兼任节目的制片人。
从“丑小鸭”到“白天鹅”
在浙江有线电视台工作了一年多时间,父母告诉她一个消息:当时上海电视台要改革,准备办东方电视台,面向全国招聘节目主持人。得知此消息,董卿即寄去一个自己主持节目的录像带参加应聘。结果半年后她接到了上海东方电视台的录取通知,有幸在报名应聘的七八百人中成为两名被录取者之一。就这样,她离开了她的“第二故乡”浙江,又回到了上海。
来上海后,董卿才知道这里藏龙卧虎,里面有不少资格很老、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主持人。她这个电视新人,犹如一只“丑小鸭”,只能当个“跑龙套”的角色,做一些演员联络、舞台催场、内外跑腿等辅助性的剧务工作,与她心中的理想相距甚远。随后,董卿抓住机会先后主持了《海风伴我行》、《视听满天星》、《新上海游记》、《亲亲百家人》、《上海大剧院》等节目,进行了一些专业锻炼。
董卿有爱读书的好习惯,她想,自己要有所作为,就必须继续深造。于是,她努力复习功课,考取上海戏剧学院电视专业“充电”。1998年,大学本科毕业后,她进入上海东方电视台文艺部,并受聘主持《相约星期六》,她以清新的形象和自然的风格,走进了千家万户,该节目收视率一路攀高。
2000年2月,董卿受命主持上海东方电视台《2000年跨越上海——悉尼》双向传送音乐会。她平时在家里经常收听中外经典音乐,懂得大量音乐知识,加上英语说得很流利,这些优势使她在主持这场音乐会时得到最好的发挥,受到了上海和悉尼两地观众的赞赏,并获得了全国文艺“星光奖”音乐节目一等奖。
由于董卿成功主持了《相约星期六》、《流金岁月》、《东方戏剧》等节目和《纪念上海解放五十周年文艺晚会》、《上海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文艺晚会》、《上海市2000年新春音乐会》、《上海市2001年新年音乐会》等几十场综艺大型晚会,得到了广大观众和文艺界同行的好评。2001年1月,她被授予“第三届上海十大文化新人”和“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等荣誉称号。同年12月,她又荣获了全国“金话筒”奖。2002年1月,上海时尚人物龙虎榜“电视主持人风光无限奖”又颁给了她??这位曾经的“丑小鸭”,经过八年拼搏,最终变成了一只“白天鹅”,向着人生和事业的更高目标飞翔了。
成为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的“当家花旦”
2002年5月,一个新的机遇又向董卿招手:中央电视台《魅力12》节目组负责人表示了请她加盟的意向。这对在上海东方电视台事业正如日中天的她来说,是一次艰难的抉择。
工作上,当时董卿在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主持工作基础已经十分稳固,生活上,她也有了大房子和小轿车,衣食住行都非常便利。要到北京
去,一切工作都必须从零开始,生活上既没有车子,而且还可能要租房子住??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是一次新的考验和挑战。权衡再三,事业心很强的董卿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带上简单的行李前往北京复兴门外的中央电视台,开始了新的征程。
正如董卿先前所预料的那样,刚到北京的她人生地不熟,连剪头发、买衣服都不知去哪儿;住在不大的出租房里,连个像样的衣柜也没有,上海带去的几套高档主持服装也没地方挂,只能躺在皮箱里。有时候她心里会产生一种“流浪电视人”的感觉,甚至有“打道回沪”的想法,但很快,工作和事业占据了她的内心世界,生活上的这点儿苦也就不算什么了。既来之,则安之,她决心要在北京干出一番事业来。 如果说上海东方电视台是个大林子,那么央视这个林子可比“东视”要大多了,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最优秀的节目主持人,甚至还有从国外来的优秀节目主持人。他们当中,有些还是新中国电视播音、主持事业的开创者。说实话,就董卿的外表而言,应该说还不错,但在众多如花似玉、能说会道的女主持人之间,她的相貌并不是最漂亮的。各方面无形的竞争时刻都在进行,要在央视立足并干出一番事业当然并非易事。
面对挑战的董卿没有退缩,她尽量先做好自己再做好节目。每一期节目摄制前,她都主动查阅大量背景资料,做到心中有数;对每一段主持词她都首先吃透精神,并融入自己的理解,再“念念有词”地将其背熟,做到上场时挥洒自如;将自己的最好形象呈现给广大观众,这是她的追求之一,为了买到一件合适的主持服或是一个发夹、一件饰品、
一双皮鞋,董卿会在事前挤时间跑到西单商场或东单的王府井去购买,直到买到最满意的为止。即便是有时心里有很烦心的事情,可她一走到摄像机前或登上舞台,呈现给观众的永远是一脸舒展的笑容。就这样,她逐步成为让编导、摄像放心和让观众欢迎的主持人。
从2005年开始,董卿每一年都参加被全国观众誉为“年夜盛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工作,特别是在2009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她配合台湾青年魔术师刘谦表演了一套小魔术,让刘谦这位曾在台湾街头卖过艺的小魔术师一夜成名,并在随后的祖国内地巡回演出中赚到了不菲的收入和人气。
2010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作为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的著名主持人,她又和同事们为大家主持奉献了一份“年夜大餐”。 正是凭着自己的敬业精神和多年的主持工作经验,凭着知性、率真、大方、亲切的主持风格,近年来,董卿还出色主持了2005年《中央电视台MTV音乐盛典》、2006年《公安部春节晚会》、2007年《新年新诗会》、《北京圆梦——2008北京迎奥运文艺晚会》、《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2009春节大联欢》等一百多台各种大型文艺晚会和演出活动(其中还回杭州主持过第二届国际动漫节开幕式),受到了广大观众的青睐,成为央视综艺频道的“当家花旦”。■ (责任编辑/穆安庆)
周福明:为毛泽东理发十七年
周福明,江苏人,1935年生。1953年到1959年在杭州时美理发店工作。1959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过生日,他被派给主席理发,随后调到主席身边工作。1976年分配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办公室。退休后,继续担任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管理工作。
眼前的周福明,虽说已届古稀之年,却腰板直挺,声音洪亮。笔者每次见他,几乎都会想起这
样一则成语:心直口快。这不,笔者刚一提出要采访他,他张口就答道:“没问题,谁让咱俩是老乡哩!”
有“外宾”突然要理发
1959年12月26日,毛泽东六十六岁生日。
这一天,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要理发,这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不巧的是,专门在杭州负责为毛泽东理发的小钱师傅生病发了烧。怎么办?
于是,为毛泽东找理发师傅顿时成了当地党政部门特别是保卫系统需要火速办理的头等大事。
“理一次发最多需要多长时间?半个小时够不够?”
时近中午,打前站找到时美理发店的杭州市上城区区委赵书记,用相当谨慎的口气问店里年方二十四岁的理发师傅周福明。这年,周福明代表杭州市理发行业在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表彰大会上,被光荣地评为市理发行业的“青年标兵”。就是说,他思想进步,技术过硬,执行为毛泽东理发的任务符合要求。
当周福明满有信心地作出“估计没有问题”的回答后,赵书记这才领他来到店领导办公室。他一进门就看到两个人。经赵书记介绍方知二人来自浙江省公安厅。
“小周师傅,有个任务,杭州饭店有位‘外宾’要理发,组织上决定让你去,请你马上带好工具跟我们一起走。”其中一个名叫王文和的科长开口说明来意。
哪个饭店没有理发室,还要让我带工具去?周福明来不及细想,赶紧收拾工具,也就是推子、梳子和刮胡刀,用个挎包装了进去。随之,一辆吉普车将周福民接到省公安厅接待五处。没多久,又到了汪庄。
汪庄,坐落在西湖之畔的林荫深处。这里原是一位名气很大的汪姓茶商的寓所,故名汪庄。后来成为浙江省委接待处。
吱——门终于开了!又是两人走了进来。年稍长者是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年轻者是他的秘书。
“我陪首长来,是想请你为他理个发。”年轻者客气地对周福明说。
“可以可以。”周福明爽快地答应下来。
周福明临阵不乱,镇定自若,一丝不苟地完成了任务。
哪料想,王芳前脚刚走,后脚就陆续来了三位,都要理发。除了省公安厅的伍一处长外,还有个自称李卫士长的。从来没和干部打过交道、弄不清楚这“长”那“长”的周福明,就更不晓得这“卫士长”是干什么的了。对于另一个自称“侯波”的女同志,他同样不晓得她就是我国著名的女摄影家。不过,有一点儿却引起了他的警觉:在给这四人理发时,他们异口同声聊的都是同样的问题,什么“给生人理发紧张不紧张”啊,什么“理一次发需要多长时间”啊,再就是“半小时内能理完吗”。
噢——他们这是通过理发试探我!试探我做什么呢?他心中的疑团更重了。
晚上10点多钟,一辆轿车载着周福明沿着杭州夕照山与南屏山之间曲折而平坦的大道急速行驶。
到南屏游泳馆,下了车,迎上来跟周福明说话的正是刚理过发的李卫士长:“我是毛主席的卫士长,今天请你来是要给毛主席理发。”周福明一听,什么什么,给毛主席理发?他一下子就蒙了,连跟李卫士长打招呼都顾不上了。
“小周师傅,给毛主席理发有个要求,就是时间上要快一些。”
周福明抑制住心头的激动,向李卫士长点点头。
“千万不要太紧张,该怎么理就怎么理,跟平常一样。”李卫士长一边带着他走进游泳馆,
一边叮嘱道。
不一会儿,身材魁梧的毛泽东走了进来。
“毛主席,您好!”他好不容易才从嗓子眼里冒出一句问候。
“你就是给我理发的周师傅?”毛主席微笑着端详着周福明。
周福明连忙点头说:“毛主席,您就叫我小周吧。”
“哎,是师傅嘛!”
按照毛主席的吩咐,这次不洗头,就理发。他已经坐到椅子上,顺手打开那本线装的《二十四史》分册看了起来。就是说,老人家已经做好了理发前的准备工作,就看周福明的手艺如何了。
他凝视着毛主席聚精会神一动不动在看书的背影,心中清楚这是自己从事理发以来最紧张、难度最大的一次。
当时虽是杭州一年之中最寒冷的日子,可周福明由于心情紧张,加上游泳池里的热气一蒸,不觉额头上渗出粒粒汗珠。他干脆脱下棉衣,只剩下一件衬衣。毛主席似乎觉察出了什么,放下手中的书,和周福明拉起了家常。
理罢发,毛主席不由自主地将嘴巴鼓了起来。不用说,他是主动配合周福明给他刮胡子。 周福明连忙说:“毛主席,不用鼓嘴巴,就像平常一样自然放松,我会用两个手指撑好了才刮。”
毛主席听罢,微微点头,满意地笑了笑。
俗话说,艺高人胆大。周福明凭借自己高超的技艺和一丝不苟的作风,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干净利落地为毛主席理了发、修了面。
打这天起,周福明就被留在了浙江省委接待处,住进了汪庄。这意味着他后大半生的命运将随之改变。
“他紧张,我也跟着紧张”
中央警卫局曾从北京饭店挑选过一个年轻的理发师为毛主席服务。大概是因为毛泽东所处的地位和威望,这位年轻的理发师一听说要为毛主席理发就特别兴奋和激动。其实,你兴奋也好,激动也罢,不足为怪,要命的是,他握着刮胡刀的那只手竟然不停地颤抖,而且浑身冒汗。毛泽东也是人,而且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看到紧张的人和发抖的刀,心中是啥滋味?于是,毛泽东再也不好让那个理发师为其理发了。
那么,周福明凭什么就能够让毛主席一眼看中或者说“一见钟情”呢?又为什么能够一干就是十七年,直到毛主席辞世?
周福明的回答颇有见地:“理发谁都会,只是各有高招。先说为毛主席理发,我这人跟毛主席有缘,真的。你想想,要做他老人家的理发师可不易呀。头一个,家庭出身和成员、本人历史没有问题。第二,个人思想要进步,我那时年岁不大,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了。这第三点,是理发技术要好,我是理发店的标兵。这三条,我都符合。碰巧毛主席1959年生日那天住在杭州,原来的理发师发烧了,组织上这才推荐了我。”
“毛主席的头发难理吗?好理也难理。毛主席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基本的发型是不能改的。他的头发还有个特点,右边多左边少,理发就要给左右理均匀了,再用热毛巾压一下就好了。给一般人理,你还能让他的头侧一下仰一下什么的,给毛主席理,谁敢让他转头。他老人家又高大,胡子又多,得抬着胳膊刮,也不好让他躺下来刮,特别是主席痣上的胡子最难刮。所以难点在这里。我这人理发,习惯体谅别人,对主席更是没的说了。他理发时爱看书,我能在他不动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他老人家不知不觉中把发理得很好。像前面说的,刮胡子的时候,主席吹气把腮吹得鼓鼓的,我说主席不用鼓气也不用紧张,他听了后放松了,刮得主席很满意。我粗略地
统计过,十七年,我给毛主席理发约有一千八百次,没有一次出现差池。你说说,他老人家不用我,用谁?”
曾有好奇者说,作为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领袖,所使用的理发装备应该极其考究,至少也堪称精良,严格消毒。周福明听罢,连声叹息,扯着大嗓门感叹道:“和他老人家生活上从不讲究一样,为他理发的工具也从不讲究。至今,仍保存在中南海丰泽园里的那只陈旧得褪了色的理发工具箱就可以说明一切。”
周福明说,毛泽东理发十分随便。他没有专用的配置着明亮大镜子的理发室,也没有舒适、安稳的理发专用椅,他喜欢在“打游击”中一分钟不耽误就把发理了。在他的卧室里、书房中、饭厅间理过发;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春耦斋等公共场所的休息室理过发;在外出巡视中的住所里也理过发。
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如果有什么消闲,那就是看书。他理发也不例外,不仅看书看资料,而且特投入,看到有趣处,不仅会情不自禁地咯咯地笑,还会笑得前俯后仰哩!
这可难坏了理发师。周福明既不能指手画脚说“毛主席,请您不要动”,也不能摆动毛泽东的头,咋办呢?
周福明不愧是行家里手。他一丝不苟,随机应变,根据毛泽东看书姿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理发的角度,做到了游刃有余,毫发不伤。正如毛泽东所赞扬的那样:“你办你的公,我办我的公,我们互不干扰。”
周福明不仅有精湛的技艺,还颇具艺术家的眼光。十七年间,他将毛泽东的发型设计、保持得天衣无缝,尽善尽美。
尽管毛泽东的发型20世纪40年代后改成了背头式样,细心的周福明还是发现美中不足之处。毛泽东两鬓的头发留得太少,显得有点秃,发型也比较呆板,欠自然。他反复琢磨,决心稍加修整,把两鬓的头发留出适当的长度,让看起来虽说是刚刚理完发,但要像理过四五天似的。毛泽东一看,不仅是发型显得很自然,连脸型也丰满了,十分高兴地夸奖周福明“不愧是理发出:
身!”要他将这种发型保持下去。
周福明还发现,毛主席右边的头发比左边的长得浓密,剪发时稍不留意就会不对称。他凭着多年的经验,对毛泽东两鬓的头发应该各去多少,做到胸有成竹,做到几剪子下去保证精确无误,万无一失。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毛主席理发不用电吹风机,那标准的发型是怎么固定的呢?开始,周福明是用洗头来为毛泽东固定发型。20世纪70年代后,毛主席年老体弱,洗头时窝着身子挺困难。周福明就先用热毛巾敷,然后用篦子篦的土办法解决了发型固定问题。效果一点儿也不差。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一星期要理发两次;70年代后一星期只理一次。十七年来,周福明为毛泽东理发的次数粗略计算不少于一千八百次,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周福明是毛主席一眼就瞧上的理发师,是为毛主席理发时间最长、次数最多、也是理到最后的理发师。
毛泽东借助看电影转移注意力
20世纪70年代后,毛泽东往昔的“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风采,已开始被衰老、苍白所代替。但是,他头脑清醒,反应敏捷,谈话中仍不失往日的幽默和风趣。
毛泽东健康状况的变化,对卫士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周福明的工作量大大加重。虽说张玉凤于1971年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承担了部分服务工作,但他们并没有感到有什么轻松。周福明还要担任外勤,甚至要学会放电影。任务重,思想压力更大。
到了1974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肺心病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缺氧,常常使他喘不过气来,基本上不能离开吸氧气。就在这时,他又患上老年性白内障,看书很吃力。这对毛
主席来说,犹如雪上加霜,苦不堪言。他只能“听书”或看大字本的书。
为了减轻疾病带来的折磨和痛苦,毛泽东要借助看电影转移注意力。开始,他一天能断断续续地看完一部电影,后来能看两部。
毛泽东看电影大都在夜间。他为了不麻烦更多的人,就让周福明和管家吴连登学放电影。好在吴连登在中央警卫局服务处工作时接触过放电影,好歹能把图像放出来。
记得第一次放电影是在武汉。毛泽东一时记不清影片《鸡毛信》,提出要看“羊尾巴拴着一封信”的电影。周福明和吴连登不敢笑,连忙去运放映机,去取了片子,简单地学习了一下操作方式就放了起来。
不料,由于紧张,一会儿重影,一会儿错格,弄得他俩手忙脚乱,逗得毛泽东笑着说:“怎么变成了两层人?”
周福明和吴连登把个电影《鸡毛信》放了个断断续续,很可能毛泽东连这鸡毛信是怎么送出去的都没搞清楚。
毛泽东看电影与工作一样,很认真,非常投入。这天夜间,周福明和吴连登给毛泽东放映根据革命样板戏拍摄的电影《红灯记》,戴着手铐、脚镣的李玉和搀扶着李奶奶迈向刑场的悲壮情景,强烈震撼着毛泽东。这位伟人竟情不自禁,难过得哭了,自言自语地说:“敌人又要杀害我们的同志了。”
毛泽东吸氧是从1972年开始的。他每次外出,周福明都得带上一个小氧气箱。到了1974年,毛泽东因病情加重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吸氧,连会见外宾前都要吸上一阵。有时缺氧严重、又要会见外宾时,既要保证毛泽东吸氧,又不能让外宾发现,这可难坏了周福明。大概也是急中生智吧,他将氧气管分别放在毛主席座位两边的茶几上,用书报盖上。这样,多少就能吸上一些氧气了。
但是,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再说,一根氧气管子在卧室和书房等地拖来拖去,麻烦事小,万一将主席绊倒那可了不得。还有,氧气瓶离他老人家那么近,安全吗?如何对输氧进行改进呢? 周福明和保健医生专门去北京医院将周福明提出的“中心输氧”的设想,请专业人员论证。接着,又在他们的指导下,将氧气输入一个容器内,然后通过八根输氧管把氧气送到卧室、书房??这样一来便方便、快捷、安全多了,妥善地解决了毛泽东的吸氧问题。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把我弄到这里来了?”
多灾多难的1976年的钟声敲响了,那段日子,毛泽东越来越苍老、憔悴,体质每况愈下。长年累月地躺卧在床上办公、看书,尤其是晚年活动量的减少,导致其身上的肌肉开始萎缩,膝关节难以伸直。在无人搀扶的情况下,别说走路,站立起来都相当困难。那段日子,他说话也越来越费劲,仅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词语。
后来,毛主席危在旦夕,终日卧床不能进食,鼻子里同时插着两根管,一是输氧,一是鼻饲。治疗是痛苦的。可他从未皱过眉头,更未呻吟过一声,反而用幽默的言谈来宽解医务人员的紧张和担忧的心情。他总是说:我没有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难怪医务人员姜泗长感慨地说:“我行医四十年,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作斗争中,有谁像主席那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精神。”
更加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已经垂危的毛主席仍然没有停止过工作,就是到他老人家去世的前一天,心中还在牵挂着国家和世界大事。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9月8日,毛主席精神状况稍好一点儿时,向守候在身旁的医务人员说着什么。哪知,医务人员听了好大一会儿愣是没有听清楚他老人家说的是什么,连忙跑到值班室找周福明。 周福明将耳朵凑近毛主席,想从他老人家那微弱的含混不清的声音中,弄明白他要说什么。可是,怎么也听不清楚。咋办呢?他急中生智,从床边抓起笔和纸,把笔塞到毛主席手中。
毛主席艰难地握着铅笔,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在周福明凑过来的纸上画了三个道,就再也动不了了。
这三个道道能说明啥呢?周福明好为难。
这时候,毛主席握着铅笔的手又慢慢地抬起来,非常吃力地在木床头上点了三下。 周福明眼前顿时一亮,主席要说的话和“三木”有关!
“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资料?”周福明压制住心头的激动,轻声地问。 毛主席默默地点点头。
三木就是三木武夫,时任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参与大选。毛主席在关注着日本局势。
他老人家仍一如既往与书为伴,他在最后的日子里看的书主要是大字本的《二十四史》和《鲁迅全集》,还有各种字帖。
1976年7月28日深夜,周福明正在值班室里值班。忽然听到大厅门窗上的玻璃“哗啦哗啦”乱响。“地震了!”他和在场的人霍地一下围到毛主席身边。屋里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小周,快!主席的头。”有护士喊道。
周福明跳身扑上去,弓下身双臂护住毛主席的头部,以防床顶上的落地灯被震倒砸着毛主席他老人家。
消息很快传来: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余震仍在继续!
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当即作出决定:请毛主席转移到游泳池南边的“二○二”。那里安全得多。
警卫中队的战士们用担架把毛主席抬到了“二○二”。当时,他老人家服下安眠药睡着了,根本不知道自己搬了家。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把我弄到这儿来了?”毛主席一觉醒来,觉得眼前的天花板变了模样,忙问道。待他弄明白情况后仍然要求回游泳池那边。
华国锋劝说他老人家:“这是经政治局常委定的,考虑到主席的安全。”
可毛主席还是要回去。
华国锋只好回答道:“等地震平静下来,主席的身体好些就回去。”
唐山的地震逐渐趋于平静。这期间,凡是有关唐山地震情况的汇报,毛主席都不顾病情,亲自过目。这场地震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他老人家为此不止一次地落泪。8月4日,毛主席派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赶赴灾区,传达他老人家对灾区人民的关切、慰问之情。
可毛主席他再也没有能够回到他原来的住处,永远离开了他执意要回去居住的游泳池。
为毛泽东最后一次理发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
尽管,周福明清楚近一段时间毛主席一直处于弥留之际,但是,他仍然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痛哭失声,悲痛欲绝。
周福明郑重地向领导恳求:为主席理最后一次发,修最后一次面。
他在提出这一要求的同时,就默默地打开理发工具箱做准备。为主席理发十七年,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如此沉重。
9月10日凌晨3点多钟,汪东兴通知周福明,他的请求得到批准。
算起来,毛主席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理发了,凌乱的头发是靠细心的医务人员用手术剪子一点点地剪的。
周福明凝视着躺在床上的毛主席,迟疑了。十七年来,何曾见过主席睡得这么香甜?这么踏
实?毛主席这一生太劳累、太疲倦了,他怎能忍心打扰呢?
“我办我的公,你办你的公,我们互不干扰。”毛主席亲切的话语又仿佛在他的耳边响起。“主席,您安心地睡吧,我决不会打扰您。”他暗暗地保证道。
他手中的推子在毛主席的头上缓缓地移动??
三十多年过去了,周福明仍感觉毛主席并未远去。■
(责任编辑/穆安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