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米糕 非主流 通往“洋高考”的各种道路 非主流成长

　　每年四五月份，都是国际学校、国际班的招生季。很多中国孩子在结束初中教育后，面临着人生第一次重要选择——继续留在国内主流教育体系内，上高中、参加高考，抑或是准备高中留学，或进入各种国际班，3年后直接申请国外大学。就后者而言，目前还是一条“非主流”的教育之路，学生们将学习不同的国外课程，参与国外大学申请体系，同时告别高考，也告别了国内的应试教育。

　　今年是北京四中国际班的第三年招生。在第一场咨询会上，容纳250人的礼堂涌进了400多名家长，还有很多家长被挡在门外，于是不得不加开了第二场咨询会。四中校长助理安迎也是国际校区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他在开场白中向家长强调两件事：第一，至少准备好200万元，用于孩子高中到大学的教育投入，而且这笔钱不该影响到家庭生活；第二，千万不要认为这条路会比准备高考轻松，于学生、于家长而言都是如此。

　　中国与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中谈到，近年来国内高考弃考人数的不断升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国留学。2009年我国高考弃考人数达到84万，2010年接近100万，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达21.1%。

　　还有越来越多的孩子直接去国外读中学。2005至2006年度，中国赴美读高中的学生人数只有65人。而2010至2011年度，这个数字已经达到6725人，5年激增了100倍。2011年，有3800多名中国内地学生在英国读中学，其中当年新入学的学生就超过了1800人。“而据我了解，在美国顶级私立高中每个年级都至少有10个中国学生，多的要有20人。”安迎说。

　　过去，中国的年轻人习惯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而现在，家长们愿意把还读高中甚至初中的孩子就送到国外。留学低龄化也成为这波留学热潮的新特点。

　　家长们发现，选择这条“非主流”道路能够回避诸多目前中国教育的困境。不仅学生们可以从枯燥的应试体系中解放出来，遵循天性发展特长，家长也不再被学区、学籍、送礼、异地高考等现实问题的困扰。而所付出的代价，也许只是一线城市半套学区房的成本。对于只有一个孩子的中国中产阶层，这条路看起来更加简单、明确，甚至一劳永逸。

　　收入的增长与国家的开放，为新一代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每个家庭都可以结合自身的状况，为孩子选择成长方式，在国际平台上吸收多元文化。选择的机会，对于这一代父母而言，至少是空前的。这当然值得赞美。

　　但选择本身也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随着国际班、国际学校的发展，就读学生越来越多，国外学校的申请也日趋激烈。尤其进入世界名校的竞争尤为残酷，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在中国招收不超过200人。中国学生不仅要修完中西方课程，拿到较高的成绩，还要参加托福、SAT、雅思等语言考试。同时学生还必须自主完成一系列个性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学习大学的先修课程。如果说高考只是一个战场、一座独木桥，那么国际班的学生则要多线作战，样样精通。

　　另一方面，国外的学习生活对于十几岁的中国学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要用新的语言学习知识，跨越文化障碍，自己解决生活问题，开拓人际交往。孩子的年龄越低，自控能力越差，成材率也越低。归根结底，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个体的成长也没有一定之规。这意味着家长的较高投入，并不能保证实现预期的效果。国外教育体系不是保险箱，也不能解决所有成长的烦恼。

　　更让人纠结的是，“选择”同样意味着“放弃”。告别高考，也告别了重新回到国家主流教育体系的可能性。主流应试教育尽管存在众多缺陷，但目前仍保证了大多数人公平的教育权利，并培养了众多人才。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中，“海归”的竞争力也在下降。

　　和很多人生的重要问题一样，对于教育道路的选择——“主流”抑或“非主流”——并没有完美答案，只有合适与不合适。

　　  “洋高考”：选择以及选择的条件

2013年05月30日 10:43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伟、刘敏

“洋高考”：选择以及选择的条件

摘要：高考之外，中国父母和孩子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上国际班、申请国外大学或者直接去国外读中学。如果说高考应试体系是一条中国主流成长之路；那么这些孩子则进入了一个“非主流”的成长路径。他们将按照西方大学入学要求学习、考试，安排社会实践。选择意味着机会也带来苦恼。无论能力还是观念，他们必须适应一个新的体系。

好运气

睡觉前，媛元想着，明天早上要去买糖吃。第二天上午有一次数学的日常测试，在考前买糖吃是她的习惯。她还有一些神秘的小习惯，比如：考试前不要剪指甲；省同考不能使用字典，但她也会把字典塞在书包里，沉甸甸的才感到心安。她相信这些毫无关系的癖好会给她的考试带来好运气，至少也是好的心理暗示。

今年17岁的媛元，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亚历山大麦肯锡中学读11年级。这是她在加拿大的第二年。两年前她初中毕业后，她便来到了多伦多。对媛元来说，加拿大的学习并不轻松，甚至比国内压力还要大很多。平时成绩占到总成绩的80%权重，而期末考试只占20%。“所以每一天，每一次考试都非常重要。”媛元说。日常考试的形式也非常多样，有随堂测验、单元测验，还有课堂演讲、表演，以及项目考核。所以她必须每天都打起精神，每次考试都全力以赴。

媛元从来没有在国内的公立学校内上过一天课。她3岁上私立双语幼儿园，进入私立小学便开始住校，初中在北京的一所私立中学完成。初二暑假，她参加了一次英国游学团。这20天的旅行改变了她的人生路径。她去了剑桥大学，被安排在当地一户居民家中住宿，有剑桥的老师给她们上课，她发现每一节课都像一次大派对，虽然不一定都听得懂，但气氛非常好。她还参观了很多地方，包括莎士比亚故居，自己坐公交车，迷路的时候遇到热心人带路。

“我原来打算国内读完高中后再出国，但经历了游学团后，我就不想再等了。我想更早地出去，我对外面的世界更感兴趣。”媛元说。回国后，她就向父母提出去国外读高中。初三读完后，她便申请进入了加拿大的中学。

每天早上，父亲开车把媛元送到学校。第一堂课在8点40分开始，中午会有1个小时的休息，下午15点左右下课。每周的一、三、五放学后，媛元还要再坐40分钟的公交车去补习学校上课，直到晚19点结束。这类学校一般被称作“私校”，有为中国学生开设的中文课程，其学分也被承认。一般情况下，中学毕业需要30个学分，中国留学生由于出来的时间较晚，语言障碍也较大，所以他们多在“私校”凑学分。不需要去私校上课的日子，媛元也会到市图书馆自习。

加拿大中学，学习有充分的自由性。学校里有40多门课可以选择，除了数学、英语等必修课外，还有一些以兴趣、职业为内容的课程，甚至包括烹饪、育儿等。媛元选了有学分的三门主课，数学、英语和会计。学会计是为了以后大学读金融做准备。前一年她还选择了一门美容美发和化妆的课程，今年选了吉他课，并且提前选修了12年级的体育课，主要内容是运动康复和营养学。

在加拿大两年，语言依旧是她面临的一道障碍。上课和笔记都没有问题了，但更深层次的沟通却依旧困难。“有时候老师讲课，突然哄堂大笑，我还木呆呆地坐在那里，完全不知道笑点是什么。”媛元说，这也阻碍了她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交友圈子。“我们没有班级的概念，每门课都没有固定的同学，到中午大家就各自吃饭去了。和当地同学我不知道聊什么，他们看的电视和漫画我都没看过。”而她新结识的朋友也主要是来自亚洲的孩子。

千里之外，19岁的孟根屹也面临着语言的挑战。2012年9月，他从深圳的一所国际中学毕业后，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生物专业。“最大的压力来自用英语写长篇大论的专业文章，尤其是生理学和细胞学，每次作业都要求学生把掌握的知识用逻辑严密的语言表达出来。”孟根屹说。别人一份作业写了三页，他才写了一页多。他看一页书，同学已经看了四五页。“我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这让在国内一路凯歌的孟根屹有了强烈的挫折感。在进入剑桥前，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成为前20%的优秀学生，这样可以获得校方的奖励，直接减免部分学费。他甚至希望拿到足够的奖学金，支持他读完硕士和博士。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付出更多。他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开始上课。由于学校食堂不提供早餐，所以每天早上要自己做一个三明治。配料可以直接在商店里买到，他会买烟熏三文鱼、新鲜生菠菜和全麦面包，再配上羊奶或者牛奶。

从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孟根屹都有2个小时100多人的大课。上完大课后是实验课，经常要到十七八点钟才结束。没有实验课的时候，就要到图书馆看书。“老师讲课会涉及很多知识点，要覆盖到这些知识，就必须自己去找书看了。”孟根屹说。中午午餐的时间很短，15～20分钟的时间完成。他要赶在前面去食堂吃饭，如果去晚了就要排队，一旦排队学习时间就不够用了。19点左右晚餐结束后，他要立即完成当天的作业，一般要到晚上23点后才能伸个懒腰，放松一下。

对小孟而言，作为剑桥里的fresh-man（新鲜人），国外教育的新鲜感足以冲淡他的疲劳。孟根屹所在的耶稣学院有十几个生物系的学生。他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只有两三名学生。每周他们都要上4次小课。每次小课是一位任课教师指导这两三名学生，回答疑问、讨论学术。学生有充分的时间提问，老师也可以深入了解每一名学生的状况。“如此细腻的教学，在我们国内的大学恐怕很难做到。”

小孟的梦想是做一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化合出新的物质”。他喜欢和同学们聚在一起讨论各种奇思妙想的发明，这时候便不存在语言沟通的困难，“因为科学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父母的选择

媛元的父亲大邵，两年前陪女儿一起来到加拿大，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现在他后悔没有出来得更早一些。“我觉得上完小学就应该出来读书了，初中三年被浪费了。我曾经问女儿，初中有什么收获？她想了很久后回答我：交了个好朋友吧。”大邵说。

媛元家在河北省石家庄。她的外公是一位著名的中医，来找他看病的人太多，后来就开了一家私立医院，由子女们经营。外公的医术高明，医院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每年春节在医院吃饺子的病人就有两三千人。

幼儿园，大邵选择了附近的一家私立双语幼儿园，有外教老师带着读英语。该上小学时，心仪的学校太远，他们又选择了附近的一家私立小学，每年学费五六千元。小学毕业，上本市的重点中学很难，况且还有几年后高考所牵涉的学籍问题，大邵就想彻底放弃国内高考这条路。正好有亲戚在北京的一所私立中学读中加班，学习国际课程，高中毕业后可申请加拿大的大学。于是他就带女儿进入了这所私立中学，明确了以后出国读大学的方向。每年的学费2万多元，在私立学校中并不高。

大邵也从石家庄搬到了北京，在望京买了房子，开了一家中医按摩院。他对于媛元的未来并没有成龙成凤的目标。“我在医院看到很多生病的孩子，他们连病房都出不去。父母只希望他们能健康地活着。所以对于女儿，我只想她能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感受新鲜的世界。我没有要她考过多少分，但就是不许作弊。”大邵说。

初二参加游学团后，女儿主动向家里提出，高中就想出去读。这获得了父亲的支持。对于家庭而言，钱不是问题。他也有足够的时间。医院的事情交给妻子和亲戚，大邵随后陪女儿出国陪读。在多伦多的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又花了59万加元在郊区买了一栋独立屋，车库可以停3辆车，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做健身房。媛元的学费每年折合人民币约10万元。

尽管女儿在出国问题上具有主导意见，但大邵个人的成长经历也使他更坚定地放弃了国内教育。他在中学的时候就酷爱运动，并且具有良好的天赋，但他并不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和很多学校一样，学习好是唯一的标准。他现在40多岁，仍旧保持着健壮的身材，几乎擅长所有的球类运动，足球、篮球、网球、羽毛球以及高尔夫，每项运动都能很轻松地上手。在国内时，周末他经常开车两三百公里去参加一场比赛。“现在我常常感到遗憾，如果当时学校有教练指导，也许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至少这是我愿意走的路。”大邵说。

学校的教育并没有给他的特长提供发展空间。中学毕业后，大邵参了军。从军队转业后，被分到了一家大型国有银行。家里医院发展起来，他便辞职回家帮忙。“从银行出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也不会干，学校没交给我什么谋生的技能。”大邵说。

在加拿大，大邵的事情就是买菜做饭、接送上下学、晚上和女儿讨论学校的课程。时间长了，他也感受到了中西方两种教育模式的种种不同。最大一次震动，来自女儿的一次英语项目测试。

老师把两三名同学分为一组，学习一篇英语文章，然后小组成员共同上台完成演讲、解说和表演。媛元的组内有一名经常逃课的俄罗斯同学，这让她很苦恼。她想能拿个好成绩，而不希望被别人拖后腿。然而俄罗斯同学不仅没有完成她的任务，还临时打了退堂鼓。媛元去找老师，希望退出测验，或者更换成员。但老师没有同意，要她去说服俄罗斯同学。

回家后，媛元感到很委屈。而大邵则认为老师的要求是正确的。他和女儿谈心：“老师希望考察的不仅是单项能力，也包括团队的组织、协调能力。虽然你们的最后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但老师还是给了你还不错的分数。”“国内的教育更看重结果，学生在意的是分数，而在加拿大老师会更多地考察过程。”大邵说。

孟根屹的母亲胡萍是一名儿童教育专家。儿子上小学三年级，她就辞了职，做了一名陪读妈妈，陪着儿子换了3所学校，也辗转了3座城市。她对儿子培养，是一个现代版孟母三迁的故事。

孟根屹的第一个小学是在昆明一所重点学校。二年级的时候，他的体育没有及格。胡萍去找老师了解情况，却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孩子合格了。体育老师解释说，他们采用的是比赛标准，给学生更高的要求。但胡萍却认为，校方的做法违反了孩子的成长发展规律，“把标准定得这么高，他们会因此而害怕体育产生负面情绪，甚至会影响他们未来对运动的态度”。校方并没有按照胡萍的建议调整，胡萍认为家长的发言权被学校漠视。“学校会说，我们的升学率有多高，但被淘汰的孩子，对每个家庭来说就是100%的损失。”

儿子上三年级的时候，胡萍根据报纸上的一则广告，把儿子转到了成都一所著名的私立小学。她也辞去了大学老师的工作，跟儿子去了成都。胡萍毕业于重庆的一所医科大学，做过儿科医生、医药代表以及医学院老师。但这些都不是她的兴趣所在。在某种层面上，她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传统应试教育的受害者。“很长时期，我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兴趣，或者被压制着。我曾想学翻译，但父母让我学医。我也曾是个很叛逆的人，曾经有一年住在亲戚家，而不愿意回家，甚至没和父母说话。”胡萍说。

她在儿子学校里当了一名校医，后来给孩子们讲授生理卫生课，这时候她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做儿童教育的研究。“我都38岁了，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善于做什么。我不想儿子像我这样浪费生命。”胡萍说。

孟根屹小学毕业后升入了另一所成都著名的中学，因为走出了“哈佛女生刘亦婷”而名声大噪。但胡萍感到，儿子与国内主流应试教育的冲突越来越多。学校要求学生全面发展，而她发现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数学偏才，“他的思维结构从小就是理科的，数学式的”。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来找胡萍，说她儿子的作文很差。当时老师布置了一篇描写高楼的作文，结果小孟全部用数字来描述他想象的一座高楼：总的高度有多少米，共有多少层，每层有几米，间隔有几米，每层的窗户有几米高。每一句都有数字，内容枯燥单调。胡萍向老师解释，这就是儿子智力结构，是一个典型理科思维方式的孩子，从小就不愿听童话故事，而愿意听《十万个为什么》。

最后老师虽然接受了她的说法，但对小孟的作文水平感到忧虑，也为这样的母亲感到不解，认为胡萍对儿子要求不严。

胡萍则认为，在现行教育体系下，她一直努力保护儿子的天赋和个性，免于被标准化所打压。儿子做不好语文的阅读理解，她告诉孩子不要在意标准答案，只要他讲得有道理就好。“既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为什么我们却要求对每篇文章的解释都要有一个统一答案呢？”她不要孩子做暑假作业，而是以旅行日记或者课外实验代替。她认为假期作业会破坏孩子的学习兴趣。

初中毕业时，胡萍和儿子便决定放弃国内高考，直接去国外读大学。她也成为中国教育的尖锐批判者，她说：“中国的老师认为考第一才是有价值的，而且要永远考第一。但学业和幸福有直接关系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要培养能健康生活的人。他们要有自己的梦想，有健全的人格，懂得如何追求幸福，而不是只会考试。”

当时她正好有一个去深圳的工作机会，经过一番考察后，她选择了一所深圳的私立国际中学。打动她的，是这所学校的一份毕业生名单，有的学生进入了牛津和剑桥大学。“我们以前觉能去香港上大学就很知足了，儿子突然发现他通过努力完全是可以去剑桥读书的。”胡萍说。另一个吸引小孟的因素是，在这所学校不用上政治课。

于是，胡萍和儿子又从成都去了深圳，进入了这所每年学费8万元的国际学校。小孟在这里完成了英国高中课程（GCSE）以及A-level课程的学习。凭借优秀的成绩，他成功申请了剑桥大学，而且独自一人去英国完成了面试。在校园里散步时他还遇见了霍金，看到霍金用电脑打字说话感觉很新奇。他回来有些得意的告诉母亲胡萍：“据说能遇见霍金的人，最后都能面试成功。”

经常有家长问胡萍：如果你的儿子学业上不优秀，你怎么想？还是这么宽松的教育理念吗？胡萍说，儿子喜欢烹饪，爱好做西餐，将来当厨师开个餐厅，也觉得很好。“实际上，他现在虽然在剑桥念生物，但是心里还有一个开餐馆的梦想。他还想着将来自己种菜、养牛，开一个米其林餐厅，各国总统都要排队去吃饭。”胡萍说。

低龄留学潮

北京四中校长助理安迎过去把出国读本科的学生叫“捣乱分子”。六七年前，这一群体还多是年级里一些中等或者中等偏下的学生。他们不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于是选择直接出国读大学。“因为高考跟他们的关系不大，上课的时候就自己抱着本托福单词书看，中间还要请假，去香港考SAT。到了高三第二学期，他们的offer都拿到了，只是上学拿最后一学期的考试成绩，可普通学生都在高三冲刺。”安迎说。

起初，“捣乱”的群体只有零星几个人。到了2009年，北京四中出国读大学的人数开始一下子增多，达到了20～30人，而且这部分学生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好学生越来越多。“在四中。成绩在前100名的学生是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的，这里面有人开始选择出国，就意味着能去清华、北大的孩子，不去了。”不得已，北京四中在高三原来12个班级之外，把这群孩子聚在一起，成立了一个13班。自2009年以来，这个班的阵容一直在滚雪球，从20人、50人到70人不断扩大。到了2012年，四中约450人的普通高三年级里，放弃高考的有78人，还有许多未被统计的孩子在高考之后选择了出国。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中谈到，近年来国内高考弃考人数的不断升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国留学。2009年我国高考弃考人数达到84万，2010年接近100万，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达21.1%。

根据2012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11年，在美读本科的新注册留学生为84543人，增长6.5%，2012年为90903人，增长7.52%，虽然读研究生的新注册留学生人数多于本科生，但增长率却低于本科留学生。

还有越来越多的孩子直接去国外读中学。2005至2006年度，中国赴美读高中的学生人数只有65人。而2010至2011年度，这个数字已经达到6725人，5年激增了100倍。2010年，中国出国留学生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学生占19.8%，而2011年中国仅高中生出境学习人数就占中国总留学人数的22.6%。过去，中国的年轻人习惯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现在，更多的人开始从高中甚至初中就选择出国留学。留学低龄化成为这波留学潮的新特点。

于欣欣就是在这股热潮中加入留学中介市场的。在洛杉矶做了十几年物流业后，最近几年她发现街头年轻的中国面孔迅速增多，而她的侄子也是其中之一。3年前，因为侄子成绩不好，于欣欣与家人只用了十几天，就“连推带搡”地把这个刚读高一的男孩从大连弄来了美国。本来以为自己很有先见之明，等孩子到美国她才发现，从高一开始留学，学生无论适应性、考试能力，甚至大学申请上，都已经慢了一步。她意识到中学留学是一片“蓝海”，整个流程“也没那么难”，于是干脆自己转行做起了中介。

如果想绕过高考，直接在美国读本科，目前国内中学生最常选择的有两条路线：出国班与高中留学。于欣欣所在的博洋国际教育机构目标群体是后者。他们在国内设置代理人，招录中学生源进入美国中学。于欣欣负责为他们寻找寄宿家庭或寄宿学校，并作为驻美的管理者，负责照顾这些孩子9～12年级的生活起居。

由于美国的公立中学不接收长期留学生，所以通过这种途径出国的孩子，所持有的F-1留学签证必须在美国的私立高中就读。于欣欣告诉我们，私立学校中走读学校的学费每年1.5万～4万美元不等，寄宿学校则要在4万～5万美元。由于学校床位有限，近年来中国孩子的涌入让寄宿学校的学费还在飞快上涨。算上孩子们每月1500美元上下的生活费，一年下来，每名高中留学生要用掉20万～40万元人民币。完成美国的四年高中，需要100万～160万元人民币，这基本与在美接受本科教育的花销持平。

“前途出国”美国本科部副总监闫晓哲经常在全国各地出差做讲座，她明显感觉到，近年来，全国高中留学的热度在持续升温。其中一线城市发展较早，近年开始减速增长，持续膨胀的是顶尖优秀学生的数量；二线城市中各大省会城市开始了“狂热增长”，成都、重庆是新热，东部沿海、南部沿海最热，东北三省刚刚起步，像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这样的城市，“只要信息到了，反应就非常热烈”。

这名哈佛教育学硕士回国之后就加入了留学顾问这一行当，反复为“名校背景做中介是不是浪费”的问题说No。她很满意于现在的工作状态——出国留学的学生不再是因为“混不出头”，越来越多的学生是为了追求更优质的教育。在她的微博上经常会提到，又有某学生、某某学生拿到了哥伦比亚、耶鲁、斯坦福的offer。

闫晓哲告诉我们，传统的申请服务中介市场也在不断细化，从最开始的文书撰写、申请投递之外，还加入了教育规划、留学导师、兴趣活动策划等等方面。

在传统申请服务之外，跟随着留学热潮不断发酵的还有短期游学团、一年交换项目等。STS国际交换教育基金会的王英凯告诉我们，许多不确定是否要出国的孩子会选择寒暑假的短期游学团，用夏令营的形式去国外度过三四周时间，参与短期英语培训课程、国际学生互动活动和旅行。

欧洲的夏令营收费2.8万元上下，美国则要3.5万～4.2万元。许多参与过夏令营的孩子会确定自己的目标，继续选择申请J-1签证，去美国公立学校参与8.5万～12万元一年的交换生项目，或者直接去美国读高中。王英凯总结，从夏令营、到一年交换、再到四年高中项目，目标国家的范围在不断地收缩，有些中国孩子甚至会选择去马耳他这样的小国家参与夏令营。但到真正读高中，最常选择的还是教育资源最优质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四个国家。

政治因素也在帮助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去国外接受教育。近年来中国孩子的教育签证通过率正在逐步提高。奥巴马一改布什政府的保守政策，持放宽性的留学政策。“美国鼓励签证官多给中国学生发签证，而且年龄越小签证越容易。”于欣欣说，她经手的学生里，除了由于家庭的历史问题，很少有学生被拒签。

2012年2月，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宽签证策略，试行免面谈审理策略。2012年3月，澳大利亚移民局公布了简化学生签证的细则。这项新政降低了签证风险等级，免除了学生签证的担保金。符合相关条件的学生签证申请人，只需提供一份经济担保声明书。声明自己或经济担保人有足够资金来支付申请人在澳期间的学费、生活费和旅行费用等即可，申请人无需提供任何经济担保证明材料。

于欣欣感觉，身边的中国留学中介公司越来越多，如今这波中国潮正在重复之前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的留学热潮。“都是先来大学生，再来中学生。中学生里先做夏令营项目，又渐渐扩展到整个高中留学。”她总结，“日本经济衰败后，留学潮开始减退，现在韩国已经进入了广泛的高中留学阶段。而中国正从夏令营、交换生、高中留学开始重新再走韩国几年前的路径。”

“甘蔗没有两头甜”

安迎把出国班称为“不归路”，从高一入学开始就没有回头的可能了。只能向着国外大学出发，而无可能再参加高考。学习的内容和准备方式都不一样。

申请美国大学需要的五大硬件资格：一是托福、SAT标准化考试成绩；二是学生高中阶段的各学期成绩（GPA）；三是社会活动记录，包括参加竞赛、公益活动、社区服务等等；四是学生的个人自述；五是至少三封推荐信，一封来自升学指导顾问，或者班主任、校长，还有两封来自学术老师。虽然不再一条路走到黑地挤高考的独木桥，但在两年多时间内完成五大指标，其压力决不比高考小。

随着申请人数逐年递增，五个硬件的门槛也在不断提高。五六年前申请学校只需要托福成绩，但近年考取110分以上的高分学生比比皆是，美国高校又添加了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一些有条件的国内出国班在这二者之外，还开设了AP课程，即美国大学先修课程。学生在高中选修部分大学课程，用考试的分数为申请增添筹码。

在北京四中国际部5月份的家长会上，有家长忧心忡忡地提问：大家都开始选修AP课的数理化时，自己孩子还有优势吗？选一个冷门的美国历史会不会更好些？安迎安慰这位家长说，并不是所有地区都能学到AP课程。另外，虽然跟美国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实际上中国孩子学起美国历史这样深入的文科课程，无论是学习还是最后的考试，其实都十分艰涩。

“选修AP的课程数量不起决定作用，不是越多越好，美国大学更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在这场暑假前的家长会上，安迎的语气跟高考班的老师并没有多大区别，“假期要好好学习英语和数学，回来我们要进行分班考试，英语也要坚持阅读训练，”但在内容上还是有所不同，“千万不要把假期变成单纯备考，职业实习、公益活动一定要坚持，每人至少要完成10天的志愿者活动……”提起一位孩子“反倒羡慕国内高考班的同学”的抱怨，安迎的评价是：“大家对高二的艰巨程度还是认识不足。”

闫晓哲认为更难的还有课外活动这一项。申请的人一多，就出现了明显的扎堆儿现象，最常见的有三种：一是为期一到两天的社区活动，学校呼啦啦一下子把孩子们拉到孤儿院、老人院，联谊一天就匆匆结束；第二种是模拟联合国活动，模仿联合国及相关的国际机构，依据其运作方式和议事原则，围绕国际上的热点问题召开会议。作为参与人数最多的语言类活动，三五年前，“模联”还是颇有新意的实践经历，但现在已经贬值成申请的标配。只有参与过“哈佛模联”、“全国模联”，才能脱颖而出。最后一种社会实践便是学生会，很多学生没有什么亮点的经历，所提到的“纪检部部长”，可能只是每天去检查眼保健操。

在这种情况下，闫晓哲会很实际地劝告学生：“别人有的东西你也要有，不能因为'模联’很俗就不做了。但如果不是真心特别喜欢，就不要花太多精力，可以再想想自己喜欢什么，再别出心裁地做一个。”她接触过一些真正个性的兴趣活动，曾经有一个去了美国最好的艺术学院学设计的孩子，高中时就自己经营淘宝网店，售卖自己设计的衣服。闫晓哲在哈佛的一个同学，录取的加分项是她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有6年主持经历。此外，国际学术比赛、全国物理化学一等奖，都是申请中的硬通货。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有“实实在在地持续了很多年、在社会上有一定认知度”的课外生活，学生们只能挖空心思去推陈出新，结果却是衍生出新的俗套——去孤儿院换成救助流浪猫狗；模联是标配，就参加有含金量的国际性辩论赛；学生会人多，就想办法从活动参与者变成核心组织者。游学团已经不再稀少，就变成参加summerschool，即美国大学的官方暑期课程，去哈佛、耶鲁提前拿学分。

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学生的自述文件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女孩在自述里都会写到钢琴九级十级，男生都会说自己喜欢打篮球，申请官都腻歪了。”闫晓哲建议学生把自己刻章、游泳、学习第二外语的经历都列举出来，“有个男孩也写了打篮球，他提到自己身上有很多伤疤，每个伤疤都跟一场比赛有关系，都教会了他一个人生道理。”这个心灵鸡汤的故事最后打动了申请官，并迅速变成了一个新的录取模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生在当下，还不太明白美国大学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孩子。

即使是推荐信上，现在标准也在水涨船高。一般情况下，一封推荐信来自班主任或校长，另两封来自不同的任课教师。如今家长们各显神通，从自己的人脉关系里找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帮忙写。但他们对孩子毫无了解，讲不出除了孩子性格、交往之外真正过硬的案例。闫晓哲不建议大家写这种推荐信。她去年曾帮助一名学生申请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系入学，那名学生连续几个假期都在哈工大的实验室里做物理实验，最后的推荐信出自实验室教授之手，有力地提供了他的实验报告和真正的学术评价。但反过来说，并不是谁都有机会去大学里做实验。“除了特别优秀的孩子，在中高端层次也不能完全避免'拼爹’”，闫晓哲说。

钱是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家长必须要承担未来至少7年（高中加大学）的持续投入，与国内高考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负担每年10万元左右高中的学费，参加标准化考试的费用也是不菲的支出。无论在国内还是美国就读，中国籍的学生们如果申请美国高校，必须有托福和SAT考试成绩。在2012年11月的新一轮上调之后，托福考试每次收费1500元人民币，SAT1国际考生收费为81美元。按照每门考试参加两次计算，学生最低花费4000元人民币。但SAT考试大陆没有考场，考生必须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参加考试。

两门考试背后还有全民参与的辅导班。以北京新东方的定价为例，中学生参加托福辅导，大多选择25人左右的中型班级。参与基础、强化、精讲精练三个教程，每个教程7280元，学完要2万多元。如果选择一对一的VIP课程，每小时价格从550元到900元不等，价格随课时数量递减，最低档次为10小时，9000元，最高可到200小时，十几万元。

闫晓哲所提供的留学申请服务，是国内中介最主要的服务内容。以申请美国高校为例，每所大学的申请费是50～100美元，一个学生要申请10～12所，就要花上1000美元。此外中介机构会收取名校选校费，去100名之外的中低端学校，申请费用在3万元以内。在100名、50名以内的院校收费5万～7万元不等。至于选择最顶端的哈佛、耶鲁等高校，由于需要外籍顾问修改文书、提供面试指导等等，每名学生要花去8万～10万元。

所谓“甘蔗没有两头甜”。本科留学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风光，不仅道路艰辛，甚至连前途也未必光芒万丈。况且人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哪怕一个能考上四中的优秀学生，从初中到高中、从中国课程体系到美国课程体系，也未必能一直优秀下去。也许家长花了30万元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孩子申请不到什么好的大学。此外，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是，出国留学的热度不断升高，没有人能预测到申请人数到3年后会膨胀到什么程度。竞争范围也不再是一省一地，而是全国一起竞争。最后是外交风险——“万一不给中国人办签证了呢？”

危险的夹缝

在经过了四五年的考察和纠结后，张健放弃了让孩子提前出国的想法。他也没有把儿子送进国际学校，而是继续读公立高中，参加国内的高考。

张健毕业于一所师范大学，曾经在中学担任语文老师。儿子小时候，和很多家长一样，他对孩子的兴趣教育做了多种投资和尝试，包括美术、珠心算、游泳、轮滑、少儿英语等。4岁的时候，他带着孩子去学了钢琴。这段经历并不成功，老师不懂方法，家长一厢情愿，孩子硬着头皮，“于是一种以兴趣为基础的学习，再次成为强迫性的任务”。张健得出了一个教训：“不好高骛远，不攀比，尊重孩子实际，尊重孩子心理。”

上小学后，张健发现儿子的性格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儿子以前爱说爱跳，每天下楼都有小伙伴围着听他讲故事，他还站在小区花园的石凳上指挥着小伙伴们玩各种游戏。但到了三四年级，儿子却变得特别沉闷，唯唯诺诺。张健去学校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儿子在学校管理体系中遭遇到了一系列打击。他刚上学不久因为站起来举手回答问题而被罚站，一次因为上课和同学传递作业就被轰出了教室。“在惩罚中，儿子逐渐了解了学校的规矩。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活泼和快乐也消失了，他在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学习机器转化。”张健说。

作为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张健并不认为我国的应试教育一无是处。“绝大多数老师们都很敬业，甚至可以说卖命。所以，从知识点、基本功和思维深度的培养，我们的基础教育是有优势的。”但孩子在学校的变化却让他很痛心，“儿子正在缺失自信，丧失开创勇气，即便上完大学，会不会也是个社会边缘角色？更何况我们的大学教育可能质量上还比不上基础教育”。从那个时候，张健产生了让他离开传统教育体制的想法。

张健的想法是，到高中时，把儿子送到国际或私立学校，学习国外课程，参加一系列的考试，与国外大学的申请要求接轨，然后直接出国读大学。从费用来看，读国际高中每年10万～15万元，大学阶段每年30万元，总体费用应该在200万元之内。这笔钱家里还出得起。

如果参加国内高考，他就要考虑高考移民，把儿子户口办到竞争压力小的省份。“先不说有没有能力办成，但标价是现成的，北京户口40万～60万元，天津买房给蓝印户口，不用托关系，但底线是40万元。而新疆、青海、广西等偏远省份虽然费用不高，但存在一定被举报的风险。”张健说，两相比较，他还是觉得直接去国外上大学性价比更高。

他随后开始考察私立和国际学校。这时候，一个做工程的朋友劝他要慎重考虑。朋友的儿子上的就是国际学校，但缺乏自制力，考试成绩也不理想，尽管如此也申请进入了一所澳大利亚大学。孩子刚出去的时候好像懂了点事，但一年后就向家里要钱买了辆好车，结果还被“劫持”了一次，吓得朋友夫妇马上飞过去处理。随后的学习以失败告终，回来一年后，孩子又闹着出去，结果也就坚持了一年，自己就学不下去了。

自从有了送孩子出国的想法后，张健就一直注意观察、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和适应性。他觉得儿子自信不足，做事缺乏主见，最重要的是容易被环境干扰。而这种状况又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初二下学期的时候，张健才跟儿子提出送他出去读书的事。但没想到遭到了儿子的反对，最主要的理由是他并不喜欢英语课。儿子希望在国内上大学之后再决定是否出国。几番沟通之后，儿子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张健还是决定尊重孩子的选择，重新回到高考的主流路线上来。他不想再像孩子小时候，像学钢琴那样逼着儿子出国。一脚踏空，就很难从头开始了。

北京世青国际学校国际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锰认为，很多家长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非主流”教育的风险。“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在公立学校读不好，转到国际学校或私立学校就能学好，然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便一路坦途了。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李锰说，“而且国际学校一点都不能给孩子减负。比如我们的IB课程，它是141个国家承认的国际课程，其中数理化的难度很大。”

李锰看到很多孩子的结果并不风光，甚至没有那些在国内参加高考的同龄人走得稳健。“我们总是听说哪个孩子又被送出去读中学了，好像挺神气，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读书，根本不适应，又回到中国。公立学校他们回不去了，因为已经没法去竞争高考。可是我们国际学校对孩子英文程度和学习程度要求也高，他们进不来，就好像掉进不同系统的缝隙中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李锰说。

最近收到的两个小学生简历让李锰印象深刻。两个孩子都是外籍身份，小小年纪却已荣誉众多，“不仅多才多艺，全国比赛得过好几个第一，还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各种荣誉看一遍都要花10分钟。我都纳闷，这怎么培养的呀，真是神一样的家长”。但最后，李锰的学校并没有录取他们，主要原因在于英语成绩偏弱。“因为西式教育强调公平，如果一个孩子英文水准低于这个班的普遍水平，老师就得花大量精力去提高他的水平，这对其他孩子是不公平的。所以如果英文水准不够，我们一定不会收。”李锰说，“但从这两个孩子身上，已经可以看出这条道路的竞争状况了。”

另一方面，中国家长喜欢将孩子进入某所大学作为成功的标志，但实际上美国大学宽进严出，并不好混。“美国总体的大学毕业率只有57%（这与很多学生半工半读有一定关系），哈佛本科生的毕业率也只有88%，所以有些中国孩子虽然进了美国名校，但是最后还是读不出来。”李锰说，“这部分孩子是沉默的，不被大众关注。这就越发让那些进入国外名校的孩子们光环闪亮，而更多的家长则备受鼓舞。”

于欣欣发现，在美国，中国孩子跟寄宿家庭的来往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密，大部分中学生还是习惯于掩藏个性，不多说话，吃完饭就回到卧室。长期下来，孩子英语水平并不像家长设想的那样很快提高，双方的沟通也不顺畅。来美国的孩子90%不适应饮食，曾经有一个学生因为吃不下东西，最后患了胃病，住院一个月。当他在病床上讲出原因后，美国房东才恍然大悟，连声道歉，承诺以后改进。

此外，能接受寄宿生的美国家庭一般都是普通的家境，并非像大家想象中的豪车洋房，很多还不如学生在中国的房子宽敞舒适，国内的中产家长抱怨寄宿家庭条件差，但条件优越的美国人又不会赚这点费用。

需要思想独立的还有家长，家长们不懂英文，没法跟学校、寄宿家长沟通，同时又摆脱不了遥控孩子的习惯。“既然让孩子出国，就应该放得出去。”于欣欣说。有的家长因为微信联系不到人，就心急火燎地打电话让她帮忙寻找，结果打了一大圈电话，最后寄宿房东发现孩子就在家里睡觉，是手机忘了充电。

穿新鞋、走新路

2011年，北京四中与美国布里斯中学合作开设了中美高中课程暨AP课程实验班。这个目标直指美国大学的中美课程班，每年学费为10万元。安迎在第一次招生咨询会上向家长们承诺：“招生分数线，不会低于四中普通高中班10分。如果只有一人上线，就给一人开班。”换句话说，四中不会降低生源的素质。进入国际班的学生，同样应该具有冲击北大、清华的实力。

实际的录取结果，与四中分数线基本持平。学生除了要参加中考外，还要参加英语口试，甚至面试。这种变化在于，以前成绩不好的学生才会花钱择校；但现在尖子生也愿意多花钱，为自己选择一条新的成长之路。

安迎并不希望把国际班办成参加“洋高考”的另一种应试教育。“在这里的学生，我们不是为他们准备托福和SAT成绩。我要发现他们的兴趣，建立他们的人生价值。而且他们要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去付出，这些都是他们升入知名大学的条件。哈佛不仅仅要托福和SAT的高分，更要有梦想、有兴趣并为此奋斗的人。”安迎说，他在家长会上强调，“美国大学升学体系的好处在于，其评价体系是多元的，成绩不是唯一标准。即使SAT拿了2400的满分，也有被哈佛、耶鲁拒绝的案例。”

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应试教育与西方教育的重要区别。高考分数今天仍是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尽管在基础教育中，课程改革、兴趣教育、社会实践的努力从未间断。但由于与升学无关，这些教育内容仍不断被边缘化。“中国基础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用一个目标——高考分数——代替了教育的全部过程，而且这还是一个很短期的目标。但是办学校和办培训班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国际学校。”安迎说。

他以前带高三毕业班时，经常听到学生对家长说：“考多少分是我的事，报什么志愿是你们的事。”这样的孩子进了大学后，热爱他的专业吗？从事这样的专业他会幸福吗？有多少人是因为热爱而选择这个职业呢？“我们培养了很多学生，但他们的幸福感却不强。很多孩子不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每次升学都意味着一次失落，去美国大学也有这样的状况。所有对教育的宣传甚至都是功利性的成功学，写的升学目标如何实现——走进哈佛，走进耶鲁——进了之后就结束了。以后呢？生活幸福吗？学习优秀吗？没有人关心了。进去后，就完成了任务。”安迎说。

安迎发现，中国孩子在高中很少有自己的理想，分数是唯一的目标。但是在美国大学，他们希望看到学生自己的想法和发展倾向，看到学生为此的努力和坚持。所以中国学生的“非主流”成才之路，首先要改变的依旧是家长和学生的教育观。换新鞋，才能走新路。

在国际班中，安迎竭力推动孩子们的兴趣发展，以及领导力的培养。“在主校区我们国际班大概有60多个高二学生，四中全校1500多人。学生会里有一半干部都是国际班的学生。四中二三十个学生社团中，也有一半负责人出自这个班。”

而另一方面，中国应试教育与学生管理方法的优点也值得重视，“中国孩子毅力强，能忍耐枯燥，美国大学都爱招中国的研究生，因为中国学生能吃苦，做事专心致志”。

在学生管理上，中国是以班级、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管理模式，西方则强调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个性强的学生往往受到影响，但集体也可以给个人发展有力的支持和推动。所以，优秀班级的学生总是成绩更好，进步更快。

　　走在“非主流教育”道路上的中国孩子面临着双重挑战：既要顺应国际潮流成为“完整的人”，又要和留在国内考场上的孩子一样具备应试上骁勇的竞争力。

　　从冰球开始

　　每个星期的周三傍晚，王乃天都会和母亲一起，从位于城市北边的家里赶到城市东边的一个冰球训练场，进行3个小时的冰球训练。屋外已有初夏的暑气，但屋内却寒气逼人。一个半小时的室内训练需要穿羽绒服，一个半小时的陆地训练穿短袖还大汗淋漓。这样的经历，他们每周要重复3次。王乃天今年13岁，已经在这个运动上表现出了一些天分。他刚刚获得了2013年北京青少年冰球联赛的MVP（最有价值球员）。在和冰球劲旅哈尔滨队的对阵中，他攻入了制胜一球。

　　一个中国少年脱离传统教育路径的故事，可以从冰球讲起。这项运动可能算是教育道路开始出现分岔的一个小小的旁证。首先，它有纯正的西方血统。在加拿大、美国社会里，冰球是一项社会认可度很高的运动，因此也是一门好的社交技能。首体世纪星俱乐部的冰球教练黄涛告诉本刊记者，很多家长让孩子从小打冰球，就是在为将来的留学生涯做准备，让他掌握一门进入新环境的社交工具。

　　冰球是一种极消耗体力的无氧运动，队员上场快速奔跑1分钟之内，脉搏便会达到220次之高，接近一名短跑运动员100米赛跑的运动量。冰球比赛可能是世界换人最频繁的集体项目。一名冰球队员不到1分钟便要快速下场换人。因此，很多为孩子选择这项高强度运动的家长，已经在知识之外，对孩子的素质有了更多的要求。

　　因为冰球是舶来品，最好的比赛、最好的场地、最好的对手和教练都在国外。能进入这项运动的孩子，有更多机会接触世界，也更有需要和条件使用英文。而且冰球训练的花费不菲。一双冰球鞋至少300美元，还有球杆等需要经常更换的易耗品，以及培训费，一年的花费要好几万元。能为孩子的玩负担如此费用的家庭，大多有能力且愿意为孩子的教育付出更多。

　　总之，在中国，冰球运动与放弃传统教育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选择一个纯西式且小众、花费不菲的运动，就代表着父母选择了认同什么样的文化，并且具备多大的能力。小小年纪出国留学成为冰球少年们非常普遍的选择。一位家长对本刊记者说：“看着一起打冰球的孩子一个个出国了，你考虑什么时候送孩子出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王乃天也正走在这条非传统教育的道路上。他参加的这个冰球俱乐部的3位冰球教练都是外国人，两位来自芬兰，一位是在加拿大长大的日本人，两位负责体能训练的教练则来自美国。因此，球队训练时是全英语授课，甚至更衣室里，队员们对话也自然而然地说英文。这似乎是这些生于2000年后的冰球少年们更为自如的一种语言。大部分冰球少年的父母正在尽力让他们成为新一代的国际公民，语言上的蜕变已有成效。

　　王乃天现在就读于一所北京知名的国际学校，这使得他有足够的机会频繁地在中西文化之间穿行。他参加了学校的合唱队，曾经穿着白色的绣一条龙的演出服，在美国辛辛那提合唱节上演唱中国民歌。他书房的陈列柜里，有无数冰球的奖杯、奖章、国际学校的教材、课案、中国的古典文学书本，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厂车模。里面他最喜欢的是一辆布加迪威龙。“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功率为1000马力的车。从零到每小时100公里的时速只需要2.9秒就能达到，最高时速达到406公里。”王乃天对本刊记者说。

　　王乃天的成长起点有着生于2000年后孩子的共同点：熟悉并热爱机械动力，迷恋速度带来的自由感。“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在家里看杂志，看杂志的过程中，我就知道车的原理是什么。我站在路边上看见那个车一闪我就知道，那是什么车，可以看它的轮毂，轮毂是什么样的然后就知道它是什么车了。每个车的尾灯都不一样，尤其是在晚上，可以看它那个尾灯，亮的是什么形状的，然后就可以辨认出它是什么车什么型号。我认车的本事很多就是从杂志里看的，常看然后就把这些车全都记下来了。”王乃天告诉本刊记者。

　　但王乃天的父母有能力，也希望孩子能更与众不同。王乃天8岁的时候就上了卡丁车赛道，并因为在短时间内赛车成绩就排进了卡丁车俱乐部前十，获得了父亲的奖励：一辆属于自己的卡丁车。父母还曾经带他去练习马术，“本来也要送给他一匹马，但他鼻子过敏，后来不得不放弃骑马，他还因此哭了一次”。

　　王乃天的父亲曾在一家国企工作，被派驻到英国、北欧等地。“我看到国外的孩子生活得特别快乐，很阳光。我记得有一次在海边，看到一群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抬着一艘船下海，每个人的笑容都很灿烂。”这个场景留在父亲的心中并感慨至今。他希望自己孩子也能如此健康、快乐。从幼儿园开始，王乃天的父母就坚决地让他脱离了传统教育体系，走国际教育的路子，希望他通过新的教育路径，找到与父亲记忆中外国孩子相似的“健康、快乐”，还要“学有所用”。

　　传统教育之弊

　　王乃天的家在比邻国家森林公园的一个高档小区。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可以是有更多选择的阶层。随着国门的打开，他们看得更多，选择也更多。家里房间的装饰大部分是西式风格。不管在生活上还是精神上，王乃天的父母都接受了西方文化。王乃天的幼儿园和小学前4年都在私立学校就读。“本来上小学可以去一所海淀区的名校，但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去了那个学校。第一天开家长会，老师就对家长们说，进到这所学校，孩子的快乐童年就从今天结束了。”王乃天的父亲对本刊记者说。

　　这是传统教育体系内的一记警钟——孩子们开始进入一个充满着一连串激烈竞争的教育战场。这个战场的激烈程度，仅仅是耳闻就让很多家长望而却步。第一关是在小升初阶段。本来按照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设置，小学和初中阶段不应该有这样功利的优劣淘汰，但由于很多名校为了在高考的竞争中赢在起跑线上，将更多好的生源纳入麾下，它们在小升初阶段就开始严格考试选拔，并辅以各种技能的考试：奥数、语言、体育、音乐……虽然教委有过书包减负、取消奥数等措施，但竞争的门槛存在，选拔的标准就不可能消失，这些禁令形同虚设。5月22日晚上，当王乃天和队友们上完冰上训练课程，应该转入陆地训练时，好几位在传统初中上学的队友提早退席了。“作业太多了。”一位父亲一边帮助孩子提着硕大的冰球用具包，一边摇头叹息着急匆匆往停车的方向走。

　　但王乃天的父母对传统教育不满的地方还不仅止于辛苦。更关键的是，他们认为传统教育是把学生的辛苦浪费在重复记忆并测试对现实并无价值的知识，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没用的事情上。“我希望他能学点有用的东西。”王乃天的父亲说。他现在从事与贸易相关的生意，经常要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伙伴打交道。如何与对方快速沟通，并提纲挈领地阐述清楚自己的意图、优势，并具备在陌生人面前演讲的能力，是他认为现实世界中必备的能力。但中国要求孩子谨言慎行，听从说教，单一思维单一答案的传统教育很难给予孩子这样的能力，甚至连基本的健康都难以给予。

　　5月22日晚，最后有3名孩子留下来参加了陆地训练：先沿着冰场大楼跑5圈，再做50米往返跑，然后是垫上的起卧训练。徐刚（化名）是3个孩子中唯一一个就读传统中学的，也是里面看起来最瘦弱的孩子。但他刚以体育特长生的方式通过了小升初的竞争，进入了北京市一所市重点名校。“原来在学校，一周就两节体育课，一个班三四十个孩子，根本练不了什么。所以现在公立学校孩子的身体素质普遍不行，还出过学生长跑时休克致死的事情，后来连3000米项目都给取消了。”他的父亲对本刊记者说，“冰球队陆上训练的老师来了以后果然有用，这个孩子在体育方面的进步很大。他考体育特长生的时候，因为原来体育成绩不怎么样，我们还不敢报短跑，但后来一测试下来，他50米短跑成绩是7.2秒，专门报名短跑测试的孩子还跑了7.4秒呢。他的跳远也是第一。”

　　对很多男孩子的家长来说，传统教育中体育运动的势衰特别让他们难以接受。许强也是一位冰球少年的家长。他告诉本刊记者，在他们孩子所在的小学，低年纪的孩子甚至没有课间活动，“因为学校的操场就那么大，学生多，活动空间有限。为了怕高年级的孩子撞伤更小的孩子，就不让低年级学生课间活动”。

　　总之，每个决定走西方教育路径的家庭，都能说出一大堆传统教育的弊端：僵化，死气沉沉，对考试功利，对现实无用。因为竞争激烈，连教化仁爱的初心都所剩无几。陆涵阳（化名）就读于天津一所排名前五的学校，但他现在已经请假半年，来到北京培训TOEFL、SSAT等去美国上高中必须要通过的考试。他刚从美国学校面试回来，说起他所看到的中美学校的差距，他感触颇多：“一切都让我震撼。我记得带我们参观学校的是一位上海去的女生。她只有16岁，但待人接物的表现非常成熟。学生们的课堂讨论也很积极。可在天津那所学校，因为我们是借读生，老师更关注本校成绩好的学生，对我们不太理睬。课堂也很沉闷，上课谁回答问题，谁就会被认为是傻子。除非老师点名让几个成绩好的学生回答，一般人绝对不会主动举手。”罗新和妻子是这次带陆涵阳去美国面试的领队，也是孩子们在北京培训机构的创始人。虽然比孩子们更见多识广，但这次美国之行同样震撼了他们。“学校的设备条件非常专业。比如陶艺课，学校有非常专业的设备。还有激光打印机、3D打印机。如果学生需要什么特殊的零件，他可以先用电脑设计，并通过3D打印机做出来。”罗新的妻子对本刊记者说。她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这是中国最好的工艺设计学院，但她认为自己大学的硬件还比不过这所美国的中学，“我感觉自己的大学什么都没有学到”。

　　中国的传统教育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并被越来越多有选择的家庭放弃。即便是在传统学校里就读的孩子，也会在中考或者高考时转向，参加美国的SSAT或者SAT。瑞典STS国际教育基金会中国区副总经理任新毅告诉本刊记者，他们正在做的一个课题是如何将中国公立学校的英语教材，与TOEFL的考试要求结合起来。很多传统学校也接受了学生们中途转向的事实，甚至一些识时务的学校把学生的海外升学率作为学校的一个成绩指标，为学生参加“洋中考”或者“洋高考”大开绿灯。“我知道有一所名校规定，如果学生通过了美国学校的入学考试，但申请时需要公立学校的成绩，可以在日常成绩上加15分。”罗新对本刊记者说。

　　跨越两套体系

　　在罗新的手机上，有一套美国顶级高中——菲利普斯·埃克塞特（Phillips Exeter Academy）对申请入学者的要求：智力上的好奇心和对于学术严谨的欲望。强烈的个性。热爱在多样化的团体中生活。愿意参与对话，也愿意做一个积极的倾听者。欢迎成年人的陪伴。在群体环境中是一个合作性的成员。自控的学习习惯、组织能力、时间管理的技能。热爱阅读和写作。强大的数学能力。学习古典或现代语言。在校内或社区里参与并献身于课外活动。

　　罗新毕业于清华大学，可以算是传统教育体系下的胜利者。但对照美国顶级中学对优秀学生的定义，他认为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下的孩子“几乎一条也不符合”。“反观自省读中学时的我，至少以下素质是需要提升的：强烈的性格，在群体环境中是合作性的成员，组织能力，在校内或社区里参与并献身于课外互动。对一个中学生而言，这些素养比学业更成功、更重要，因为它们关乎你是否是个完整的人。”

　　2009年，罗新和妻子创立了自己的教育机构，给赴美留学的孩子提供SSAT、SAT、TOEFL等短期培训，并提供包括长期语言养成、英美经典文学及时文阅读、批判性思维培养，甚至中英文书法在内的学习。中西教育的偏重各有不同，所有生在中国、又希望走国际教育道路的孩子，都必须跨越两种教育体系之间的种种鸿沟。其中的差别既有知识上的，也有程序上的，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辛苦，并不比在国内传统教育内的竞争轻松。

　　王乃天的父母比较早就坚定地让孩子走国际教育的路。他们曾在中文教育与英文教育之间稍有徘徊，因此孩子小学四年级前就读于一所私立学校，介于传统公立学校与国际学校的中间地带，老师大部分由中国人担当，教学内容也依照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虽然我们规划他将来一定要出国，我们也希望他能多了解一点中文。”但很快一次出国旅游改变了王乃天父母的想法。“我们去加拿大旅游，发现他根本开不了口，不能和人用英文交流。我们想与其两种语言都掌握不好，不如专心学一种语言。”小学四年级后，王乃天转入了一所全英文教学的国际学校，并在校外接受了一段时间的一对一英文培训。语言是王乃天父母讲述起来唯一一次在教育道路上遇到的挫折，也是众多西进道路上的中国孩子最难逾越的障碍。

　　而对更多出发更晚的孩子来说，语言的学习是一个推倒重来的过程，是对以往所受英文教育的全面否定。陆涵阳来到罗新的培训机构时，他经历了近半年的前期准备期。每天早上7点多，他就要起床晨读英语，晨读录音会有老师打分，分析他的发音错误。他在天津那所排名前五的学校内成绩中上，最好的时候进入过前100名。如果要在当地的传统教育体系内往前走，这已经算具备竞争力的成绩。但为了去美国读高中，他必须从音标开始重头学起。罗新给他的课程甚至安排了中英文书法。“现在的孩子经常用电脑，很少手写。他刚来的时候，写的字像蚯蚓爬。但如果想申请国外的好学校，一手漂亮的英文是可以增加印象分的。”除此之外，他每天的时间主要用于英语的时文阅读，分析句子的主谓宾结构。除了下午约两个多小时的运动时间，陆涵阳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于重新接受系统的英文教育。这样的前期准备用了5个多月，然后才开始两个月的考试培训。“每天大量地做题，做卷子。”

　　语言不过是第一座要翻越的高山。是否培养一个完整的人，是罗新和妻子认为中西教育的最大差别，这不仅意味着孩子掌握技能的多少，还有人格、心性的成熟，涉及一整套思维方式的变化。为此，想脱离传统教育的孩子和家庭要付出的还有很多。王乃天所在的国际学校采用IB课程，它着重培养学生的分析、逻辑推理能力，课程难度比较大。是国际文凭组织为高中生设计的预科课程，北美欧洲的许多名校都乐意接受IB学生申请入学。但王乃天所在的国际学校从初中就开始学习这个课程。西方教育作为传统教育的参照物，经常为人称道的是它没有唯一标准答案，给了孩子更多的思考空间，有助孩子的思维活跃和创新。王乃天的作业几乎都是以阐述和证明的方式完成的，最具代表性的是PEEL答题。P指的是Point（观点），E指的是Evidence（证据），L指的是Link（与观点的首尾呼应）。几乎每一道题就是一篇有完整逻辑链的小论文的架构。

　　人文课是另一个国际教育与传统教育区别的地方。人文课程范围很广，一会儿要学习美国印第安人的历史，一会儿又要了解世界城市交通网络的布局。几乎所有的观点都必须原创，而所有的证明资料也必须经过理解后的转述。每次作业后都要求列出引用资料的网站，老师会去网上核实，如果发现抄袭会被取消成绩，王乃天就曾经因此被惩罚过一次。因为作弊和抄袭是所有精英教育的禁区。

　　王乃天的书房柜子里有一个蓝红斜条的木箱，这也是他的一次作业——手工制作一个装CD的箱子。为了制作这个木箱，王乃天准备了一沓厚厚的资料。先是查资料选择箱子的材质、形状，木头的长宽，如何使用钻头、电锯等等，至少做好了3个备案，然后选择出其中一个，并阐述自己的理由。所谓教育出“完整的人”，就是不仅学知识，还要学生活的技能。陆涵阳在培训机构做入学美国的准备时，除了每天英语和考试的培训，还要每周去练习街舞，学习吉他、健身。

　　双重挑战

　　王乃天告诉本刊记者，在所有课程中，他最喜欢的是人文，这让他了解更广阔的世界，也给他很多思考的空间。他最近刚完成的人文作业是以自己喜欢的一位名人，制作一份杂志。王乃天挑选了Ned Kelly。这是传统世界史教育不会触及的人物，一个澳大利亚的绿林英雄式的盗贼。王乃天从学校澳大利亚籍的英语老师那里听说了这个人物，为他以侠犯禁、劫富济贫的故事所打动，便以他为主角制作了自己的这份杂志。“Ned Kelly是一个Folk Hero。他生活在19世纪初，那时候政府是由非常有钱的人组成，很邪恶。农民们的生活很艰苦，Ned Kelly抢富人的钱分给穷人。我喜欢他，因为他勇敢，爱人民，喜欢自己的家庭，对母亲特别好。”

　　王乃天中英文混杂着介绍自己的作品。他把Ned Kelly帮助民众之举形容为“像雷锋一样”。“他和警察在街头打架，并做了一套钢的盔甲，和警察展开枪杀。”他的父母不时在旁边纠正他的表述不当：“雷锋只帮助人民，可不会抢别人的东西。”“和警察之间不能叫打架，应该说对峙。”“不是展开枪杀，是枪战。”

　　“他的中文表达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王乃天的父亲对本刊记者说。这是他们选择国际教育后的一个代价。“我希望他能有时间多读点书。但他的时间太紧了。”王乃天的课程时间表从每天早上排满到下午近16点，中午只有一个多小时吃饭的时间。晚上同样有大量很难有捷径完成的作业。他很少在晚上23点前睡觉，最晚的一次甚至做功课到凌晨3点。课余时间，他的行程又被各种训练项目占满了，除了每周三次的冰球练习，他还会学习网球，有时候打篮球，吹过萨克斯风，每周有一次法语课，一次利用iPad查找学习资料的课程，还要学习机器人制作课程、编写游戏程序。因为父母最终还是希望他能进入西方名校学习，这意味着SSAT（相当于美国中考）的成绩仍然很重要，虽然王乃天才上初一，就已经开始了SSAT的语法课外培训……

　　家长们希望孩子能进入国际教育体系，获得健康和快乐。虽然教育的结果诉求不同，但和主流教育的过程同样艰苦。对中国的孩子们来说，不管走在哪条路上，他们都逃不开族群的竞争。美国拥有全世界最丰富、设备最齐全的教育机构，这让它的高考成为世界范围的竞争平台。美国的大学会倾向选择不同族群中的优秀者。也就是说，国际学生要进入好的美国高校，还是需要面临和同族人的竞争。对中国学生来说，因为中国人的庞大基数，这条路的竞争同样激烈。

　　5月26日，罗新带着机构里4位刚被美国中学录取的学生进城游玩，算是一次放松。但第二天，他又要将他们送进TOFEL的考场。这个考试已经没有直接的功利性目的了，但对他们训练思维能力仍然有用，即便在进入美国中学后，他们依然需要对这类考试勤加练习。罗新的机构在将这些孩子送入美国中学后，还会有相当多的后续服务，比如如何帮助学生在过于丰富的课程中做选择，如何分割时间给选修课和必修课。有很多家长选择孩子在美国的学校放假后，还会继续回到罗新的机构进行培训。对望子成龙的中国家庭而言，国际教育的道路既丰富又芜杂，走在这条路上的中国孩子，既要顺应国际潮流成为“完整的人”，又要和留在国内考场上的孩子一样具备应试上骁勇的竞争力，这是这些走非主流教育道路的家庭和孩子面临的双重挑战。

　　段凌对于记者的采访始终有些谨慎，为孩子教育问题所操的心，让很多家庭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涩和艰辛。择校如一场战役，段凌选择让一双儿女辗转于公立、私立、国际学校和国际班，却逐渐感悟到，什么样的路径都可以到达目的地，只是沿路看到的风景不同而已。

　　理想与碰壁

　　我们一家2005年搬到北京时，大儿子在上小学五年级，小女儿正准备进幼儿园。来北京之前，我们生活在海南，儿子在一所公立小学读书。作为家长，我和老公对于教育问题并不是没有思考，但是当时的资源很少，想法也有些过时，比如阅读，带儿子去过很多次书店，书架上孩子看的书很单一，我们能找到比较好的书就是四大名著简写版了。因为老公工作调动，我开始关注北京的楼盘。在网上查找楼盘信息时，进入了各个楼盘业主论坛，结果发现大家谈的全是择校问题。不仅是小学升中学的家长很紧张孩子能去哪所学校，哪怕是给孩子选择幼儿园，家长们也有一套一套的讲究。但给我带来冲击的不是紧张的择校，是在家长们择校过程中讨论并传达出的西方教育理念。

　　本来我对于搬迁到北京兴趣不大，海南的生活很舒服，生活成本还低。可是查询了不少论坛后，我发现我原来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对孩子的教育理念远远落后于外界。而网络上北京的家长有一种特别的氛围，这种气息虽然陌生，却让我相当兴奋。我感觉北京的资源信息很丰富，平台更大，为了孩子的教育，我们一家义无反顾地搬到了北京。

　　我们在北京买了房子，儿子就近上了一个小学，我准备在他小升初的时候，争取让他进重点。小女儿需要上幼儿园了，我在打听幼儿园的过程中，发掘到各种教育论坛和博客，开始接触西方教育思想。北京的不少家长都有海外工作或留学的经历，他们大大打开了我的视野，带给我前所未有的学习动力。经过仔细比较，女儿被我送进了一所新加坡人办的双语幼儿园。

　　几年后，要给女儿选小学了，我选了一所很小众的私立学校。后来我发现，这里几乎集中了北京市所有另类的家长。这所学校是一个对教育极有热情的高材生创办的，租了一个不大的场所作为校址。学校不以盈利为第一目的，收费比一般私校低，主要是为了实践大家的教育理想。家长们的受教育程度很高，思想特别活跃，对办学的参与程度很深。于是这么一群眼里闪着理想光芒的人聚到了一起，他们希望避开应试教育，以西方教育理念为基础，给孩子们创造一个个性能得到充分尊重和发展的环境，让孩子们在爱中自由成长。

　　学校的办学形式向西方学习，小班授课，老师的办公桌设在教室里。无论是老师的工作氛围，还是老师和孩子之间的交流，都特别温馨和真诚，家长们去了学校感觉很贴心，小孩子也过得非常愉快。

　　但是一个学期下来，家长们发现问题了。这样的学校虽然非常人性化，可是招募到的老师，教育热情高于专业能力。因为学校首先找的是有爱有教育理想的人，这样它的招募范围就变窄了。再加上这所学校待遇不高，也不像公立学校那样稳定，对老师的吸引力有限。所以进到这里当老师的人，往往有理想有爱心，专业水平却很不整齐。比如我的儿子在海南上小学时，学拼音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可我女儿却学得糊里糊涂的。我是那种对孩子盯得不算紧的妈妈，有些家长几乎全程介入教学，一堂一堂地在学校里听课，发现老师教学水平不高，在家长会的时候提了出来。

　　家长们慢慢发现，大家抱着很大期望的私立学校，它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却又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当大家发现这里的教学质量没有我们期望的那么高之后，有能力的家长就自己在家给孩子补课。每个家长的想法也不一样，有些家长认为，借助学校这个宽松的环境，家长可以腾出应试的时间，搜集各种资源，亲自把握孩子成长需要的各个环节。

　　可是对于多数家长来说，送孩子到这里来上学，希望他们自由成长的同时，也希望学校提供一套寓教于乐的学习方法。在这一点上，家长们的想法特别活跃。比如有个孩子的妈妈，她在外企工作，去北欧出差机会很多。每次出差，她都利用空余时间去北欧的学校听课，回来告诉我们，中国的教育落后人家100年了。她说，北欧的小学老师已经在用分组讨论的方法教学，上课学生们看自己感兴趣的读物，然后向老师提问题，老师根据孩子各自的兴趣点来教学。我听了后也特别神往，感觉有点类似于日本儿童读物《窗边的小豆豆》里的教学模式。

　　有一天这所学校的体育老师生病了，刚好让提倡分组讨论的这个妈妈去带一下课。她虽然不懂体育，把孩子带到操场后，她问孩子们希望今天怎么上体育课。孩子们七嘴八舌，这个家长就把孩子按照相近意愿分成几个组，让他们各自做自己感兴趣的活动。这位妈妈跟我们说，这就是分组教学法。北欧的孩子上课并没有固定内容和标准答案，而是在老师的引导下，根据孩子对学习兴趣的不同要求分组讨论，在独立思考中学习。

　　可问题是，越是这样开放式的教学，对老师的要求就越高。老师必须有很广的知识面，灵活的思维方式。而我们应试教育培养的老师，怎么去实现家长们的这些要求呢？这位妈妈跟学校商量，就算你们不能全天都用分组讨论的方法，那能不能在部分副课上实验这样的教学方式。但显然家长的想法远远超出了学校的能力，这件事只能不了了之。

　　慢慢地，一部分家长就有了碰壁的感觉，感受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别。国外的理念在中国的土壤里开出的花儿，不一定就是鲜艳的。公立学校好比肯德基、麦当劳，它的问题在于过于标准化的程序，但至少基本教学不是问题。公立学校的问题是课外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选择的私校，连课内教学都成为问题，那就是连标准程序都没有达到。我女儿在这所学校读完了小学二年级，我们感觉到孩子这样下去，跟公立小学的孩子基本功相差越来越大了，必须给她转学。

　　这时我才感受到，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有一次开家长会的时候，一位家长站起来说：“我们的孩子不是小白鼠，不是用来做教育实验的。”家长们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了，可是实际上无论是搞教育的人，还是家长，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具体到一个新类型学校的成长，或是在引进西方教育过程中，必须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学校、家长和社会都需要积累经验，我们的孩子客观上就成了小白鼠。

　　不会回到体制内

　　私立小学的道路没走通，后来听说这所小学又撑了一两年后，因各种原因解散了。我女儿这拨同学的家长们，也各奔东西。不过我并没有受打击，我觉得女儿在这所学校最大收获是品格教育，学校在她心里播下了一颗爱的种子，让她有了最初的爱的能力，这将使她终生受益。我至今都坚定地认为这比她知识上的进步重要得多。只是做妈妈的都很贪心，要了这个还想要那个。每一种选择一定有利弊，但无论哪种利弊都是一种经历，经历没有对错，经历也使我和孩子共同成长。

　　我原本受北京的家长们影响很大，对于西方教育非常认同，谁知道实施起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而且如果一开始就给孩子选择了另类学校，孩子就很难回到主流教育模式里边了。即便是偶尔感慨还不如回到主流教育里去，但这也只是家长在重重压力之下，想要逃跑到更安全、更熟悉的道路上的一种本能。

　　我考虑到女儿性格不是特别乖巧的那种，如果去公立学校性格会受压抑，所以我和老公商量后，希望她去一个既不像公立学校那么功利，又不像之前那所过于理想化的学校，我们选择了另外一所私立学校。它的课程和公立学校一样，很多老师也来自公立，但是整个管理比公立人性化一些。结果没想到，刚转去这所学校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女儿每天放学后，一上车就痛哭。

　　因为她之前在我精心挑选的幼儿园和小学里，老师对孩子特别温和，而这所学校的老师对孩子要求高，急了也是要骂人的。我女儿完全接受不了，天天跟我吵闹：“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老师又骂我了，我要回去。”我和老公这才意识到，幸亏给她转学了，不然她一直生活在一个温室里，接受不了真实世界没有特别关照她的情感。可能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教育程度高，人和人之间就是特别客气，学校的彬彬有礼和外部大环境是一致的。可是我们这儿还没到这个程度，真实生活中人和人之间没那么客气，女儿必须适应真实社会。

　　就这样闹了一个学期，女儿痛苦，我们家长也承受了很大压力。终于她慢慢适应了，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态度有差异是正常的，也明白了这个世界不会因她的不喜欢而改变。她曾经很抱怨的一个英文老师，脾气比较急，和女儿冲突不少。一次开家长会，这位老师告诉我们，她因为个人原因即将离开学校，说着说着老师自己就哭了起来。我回家后将这个消息告诉女儿，没想到女儿第一反应就是抓起电话，打给这位老师，说老师你怎么可以离开？你哪也不能去！最后家长和孩子们硬是把老师留了下来，这也是我感受到私立学校独特的地方，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情谊特别深刻。

　　那一刻我也突然发现，孩子的成长远没有家长们想象的那样脆弱。女儿哭闹了半年，我也没见她留下什么心理阴影，有什么扭曲。对孩子来说，并不是遇到一点挫折，就会造成很大伤害。回想我们家长，在现实和网络的交流中互相影响，好像潜意识里以公立学校为敌，听到的都是公立学校的弊端。可是我后来发现，身边朋友的孩子们，无论是上公立小学还是公立中学的，学校课余活动也很多，不是所有公立校都是那种一天到晚死念书的。

　　离开主流学校，是想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有过小学一二年级的经历后，我发现西方教育移植到中国有诸多水土不服。回头一看，公立学校的孩子也没有想象中的扭曲，家长们的心里百味杂陈。

　　实际上大多数家庭在为孩子择校的时候，都会考虑经济因素。那种完全不在乎花多少钱的家庭，至少我身边没有。在北京让孩子接受私立或国际学校教育的家庭，经济状况不一定都很好。家长在选择这条路时已经做好了即使卖房，也要让孩子在国际化道路上走下去的准备。

　　经历过不同学校之后，我有些意识到，中国不同教育模式之间的区别，被人为夸大了。现在如果再有人问我择校问题，我会告诉他：幼儿园和小学，让孩子就近入学吧。在我看来，不同学校出来的孩子，并没有太大区别，而家庭对孩子的影响，远远超过学校。

　　摆脱不了的应试教育

　　我对公立学校并不是没有了解，2006年我儿子小学升初中，进了朝阳区的一所重点学校。他没有北京户口，问题反而变得简单，直接交了几万元赞助费就进去了，可能前几年的竞争没有如今这样激烈吧。这所学校是百分之百的应试教育，我儿子初中这三年，几乎没有在夜里零点之前睡觉。每天都是做不完的作业，他放学回家后，吃饭、喝水、拉屎都要汇报一下，因为如果他为这些事情多花了时间，夜里零点之后就又要往后拖一阵，才能完成作业。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发会儿呆的时间都没有。那三年我跟儿子的斗争，就是怎么让他能在零点之前睡觉。

　　我觉得儿子实在太累了，曾经到学校跟老师沟通了一次。老师二话不说，随便叫了身边几位学生过来，粗声问：“你们都是几点睡觉的？”几个孩子都说是晚上21点或22点睡觉，弄得我无话可说。后来我又仔细了解了一下，原来这些孩子课间不休息，中午不休息，全部用来做作业，这样才能夜里早睡一点。实际上孩子们的全部时间都被作业占领了。

　　这三年我儿子的变化也挺大，他小学毕业的时候，还是一个爱好很广泛的孩子，我带他去学书法，他提出来还想学国画，对生活很有热情。初中三年的应试教育下来，我儿子变成了一个整齐的理科男，除了必须完成的事情，他对社会话题、读书看报之类的，半点兴趣也没有了。对未来毫无想法，跟他说什么他也提不起兴趣，失去了好奇心，一切都等着被安排。我儿子初中这三年，我看着他忙碌，却触摸不到他的灵魂。我如果不推动他，他什么事情都不想干。这就是题海战术的魔鬼训练，带给孩子个性的侵蚀吧。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三年家长应该做点什么，让孩子感受到学习之外的乐趣。可是家长即使真想做什么，也插不进手，他所有时间都在写作业，家长能做什么呢？

　　我和老公期望孩子去国外接受本科教育，希望他走出去看世界，希望他的人生有更多体验，希望他的未来有更多选择。也因此，我儿子初中毕业后，我让他去读国际课程。我的亲戚朋友常对我说：你得放手了，问问孩子自己的意见。实际上他每走一步，我也征求他的意见，问题就在于他没什么想法，你告诉我怎么走就怎么走呗。我又开始研究北京学校能提供的国际课程，比如IB课程，国际认可度很高，但是它强调综合能力的培养，对语言要求非常高。A-level课程偏理科，中国学校将它单一化了，对英语要求反而没有那么高。

　　我考虑到儿子英文水平不够高，并且他偏好理科，给他选了A-level课程。开始选的是一所私立学校，管理者和老师全是中国人。学校的管理者认为，教学还是中国人行，中国的学校并不容易请到好的外教，还是应该用中国人的方式来学国际课程。我对这个学校挺认同，可儿子读了一阵我发现问题了，老师们用中文讲授英文课程，儿子的语言问题难以提高。他以后要去国外读大学，在这里并没有解决他的语言问题，而是把矛盾推后了。我儿子这时处在青春叛逆期，不愿意背英文、不愿意考托福或雅思，我们那段时期和他冲突特别大。

　　所以他在这所私立学校读了一年之后，我决定给他转到某所著名公立高中的国际班，基本全是外教上课。可是没想到这两年更让人痛苦。从全中文环境一下过渡到全英文环境，很多孩子难以适应，上课根本听不懂。外教认为学习是个人的事情，管得很少。每个班虽然配一个中国班主任，可是不像公立学校那样考核严格，班主任压力不大。国际班的同学是为了考国外大学走到一起的，平时彼此没什么联系，上完课就回家，也没有任何校园文化。这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想帮孩子，他却正值青春期，反弹特别大。

　　这时候我开始怀念儿子初中时，公立学校那种保姆式的教育了。老师比家长还急，一个班几十号人，老师并不是只关注特定的孩子，而是对每个孩子的一点点进步和退步都不漏过。一次我儿子考数学的时候，有道题目不会做，空着没填交了上去。老师为这点事又让我去学校，陪着一起挨批。因为老师认为，即使儿子算不出答案，至少应该把推理过程写一点，不然太不认真了。每次我去学校，也都能看到别的家长陪着孩子挨批。公立学校的老师工作量真是超乎想象，我一天到晚被老师追着，觉得节奏太紧迫。可是从老师角度来说，一个人管几十个人，那得多强的责任心和抗压能力啊。

　　到了国际班之后，我感觉儿子一下子被甩出了大队伍，没人管了。这些不以高考为目标的孩子，一方面要参加高中会考，拿到高考毕业证书；一方面要拼命适应国际课程，争取被国外大学录取。孩子的压力非常大，可是他们一下子找不到学习国际课程的方法，很多人成绩退步特别大。一次开家长会时，有位家长当场发飙了，她问道：“我初中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为什么变这么差？”她很痛苦，找不到答案。还有一些家长对国际课程完全不了解，认为自己的孩子在公立学校不太行，是不是换一个体制就好些。体制解决不了学习能力的问题，这个体制下不行，换个体制仍然不行。更何况国际课程还有语言的问题。而语言能力，会直接影响学科成绩。关于这一点，很多家长和孩子都是估计不足的。

　　为了让儿子成绩提高，我又急着给他找家教，教他SAT、TOEFL等。一对一的私人家教很贵，通过私人关系找到的是300多元/小时，通过机构找的需要四五百元/小时。儿子还得同时补好几门课，儿子出去补习一次，一两千元就没有了。走这条路的家庭，经济压力越大的，对孩子要求往往越高，家长的情绪也最容易失控。走这条路的孩子，没有退路，只能往前。

　　我感觉到空前的压力，如果跟着中国教育的大部队走，孩子辛苦，大人相对来说会省心很多，因为这个担子是学校和家长一起扛。如果让孩子继续在公立学校读高中，至少这条路会很清晰，现在把孩子从公立体制里拉出来了，如果我们的孩子拿不到国际课程的文凭，又没有高考成绩，是不是把孩子这一生给毁了呢？如果参加高考，起码有书可读。你一本考不上可以考二本，二本考不上去三本，再不行就是大专、中专。可是我们选择了一条非主流的路，孩子不可能再回去。

　　而国际课程有着比较高的淘汰率，比如IB课程，它是国外那些学有余力的孩子去考的，对母语是英语的孩子来说都比较难，何况是我们中国人呢？孩子要想取得国际课程好成绩，仅凭国际班的两年学习很艰难，最后成了“洋应试”，用典型的应试方法去学习国际课程。走非主流道路，家长需要付出的金钱、精力和心理压力，这条道路的艰辛，实际上超过了很多家长最初的预料。

　　既然回不去公立体制，儿子只能背水一战了。那两年我一直逼儿子，他在最后时刻考了雅思，拿到6.5分的成绩，进了多伦多大学。他是那种典型的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传统教育给了他理科扎实的基本功，但也让他失去了对周遭事物的热情。虽然最后的结局不错，考上理想大学，但是我更期望他能通过外面的世界，多看，多体验，多经历，更期望这些经历能激发他内心的热情，使他的人生多一些色彩。

　　女儿仍走国际路线

　　虽然在儿子背水一战的时候，我特别怀念公立学校保姆式的教育，但轮到给小女儿做选择时，我还是把她送进了国际学校。我女儿同学的家长，有不少人是大学老师，他们自己都说国内的本科没法读，水平差。我认为儿子的被动局面，是因为他接触国际课程比较晚，后来只剩下两三年的时间快速提高英语，压力非常大。我希望女儿比较早接触全英文环境，这样她会轻松一些。

　　我原本打算女儿小学毕业后再去国际学校，一打听才发现，这几年国际学校变得特别火爆。家长们认为：最终是要送孩子去国外读本科，可国外本科对英文的要求非常高，过去内地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出国读研究生，研究生阶段的课程专业性强，对英文要求还不是特别高。可是本科是综合类的教育，涉及范围高，对英文要求其实更高。那么为了适应国外大学，最晚初中应该让孩子接受全英文环境。可是小升初进入国际学校越来越难……于是提前到小学。

　　我们不得不提前一年，做出不少努力，才如愿让孩子上了一所不错的国际学校。本来女儿在原来的学校成绩不错，进了这所学校之后发现英语落后了一大截，因为这里的孩子们英文能力都特别强，所以女儿英语得补课。现在想上国际学校的人数剧增，竞争水涨船高，走这条路的竞争激烈程度比公立学校已经毫无区别。

　　现在我女儿进了国际学校的双语班，还没有转到完全的英文班去。看起来女儿如愿进了一个不错的学校，但是我现在一刻都不能懈怠。北京的很多国际学校或是国际班，学校为了保持很高的毕业率，如果学生在毕业前一年的成绩不好，学校会劝学生复读或是离开。这些被淘汰的孩子，只有出国这一条路可走。我曾经也激烈思想斗争过，是让孩子在国内混文凭，还是让她进入看重能力培养的IB课程，答案自然是后者。

　　我曾经很痴迷于教育论坛，觉得上面的家长都是同道。可是我待的时间长了，发现论坛里边基本上是报喜不报忧，有些孩子去了国外读大学，连毕业证也拿不到，可是大家愿意说出来的，都是好的一面。

　　我现在已经尽量不上教育论坛了，有些竞争我不去参与了，不然大家走在一条跑道上，你看到别人已经跑远了，自己能没有压力吗？我越来越感到，孩子们教育方式的竞争，实际上是家长之间的竞争。这个竞争是个无底洞，没有标准，没有底线，可以使家长们变得很疯狂，去钻牛角尖。

　　我无法给自己划定一个界限，我也无法做一个超然于世的妈妈。我只能尽量做到在各种信息到来时不断调整心态。离主流方式越远，家长和孩子的压力越大。虽然我给两个孩子都选择了接受西方教育，可是看那些公立学校的学生，也有很多优秀的孩子，他们当中也有人出国读本科。凭心而论，无论走哪条路，都能达到同样的目标，家长应该根据自身和孩子客观条件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其实选择太多也未见得是好事。北京这么大一个平台，信息量大，资源多，家长往往又容易陷入选择焦虑中，生怕自己一个选择失误，耽误了孩子的前途。

　　“大众化的应试教育，是流水线式的，生产的是'商品’——18岁，有了一份工作，成了。有没有信心把孩子打造成一件'作品’甚至是一件'艺术品’？那就要另辟蹊径，走一条差异化的路。”

　　家庭纽带

　　周晓铭的一天是从马上开始的。每天上午8点，这个8岁半的孩子来到马场，他的小马“汤普森”已经备好鞍在等他了。这是匹棕色的半血马，是爸爸周辉在他7岁时送的生日礼物，小马现在也只有5岁，看上去比其他马矮小一些，正好和周晓铭相配。训练其实很枯燥，强烈的阳光下，胖胖的周晓铭穿戴上头盔、护具，在马上正襟危坐，将近一个小时下来，人和马只是绕着场地一圈又一圈地走。周辉解释，这是骑坐和基本步伐的训练，慢步、轻快步、跑步、袭步交替进行，像这样的基本功训练周晓铭要坚持3年以上。他说，看上去骑马靠手控制缰绳，其实好骑手功力在脚上，所谓“重脚轻缰”。骑坐深的话，更可以不靠手脚，完全以臀部接触告诉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没有长时间的深厚锤炼的话，是不可能的。在德国，很多孩子在四五岁时就开始骑马了，这是不容错过的黄金期，之后花几年时间打好基本功，十几岁就可以出成绩了。

　　一个鞍时后训练结束，马在高温下晒得有点疲惫，周晓铭的衣服也都湿透了，但他还要先去给马冲洗。马下的周晓铭更显矮小，冲洗的姿势也不够专业，不过“汤普森”很享受地仰起头配合他。周晓铭又拿些青草来奖励它，引得旁边的马眼馋不已，嘶鸣起来。几次从“汤普森”屁股后面经过，周晓铭并不绕开，似乎不顾忌马可能向后踢人。周辉说，其实周晓铭训练一年多，从马上摔下来也有十几次了，当然马不是故意的。正是在这种不断地配合中，人和马才建立起互不设防的情感。

　　儿子骑马后的兴奋感也传染了爸爸。周辉是在六七年前开始骑马的，全身心投入其中后，决定让女儿、儿子也开始骑。周辉思考，家庭要给孩子注入什么样的精神血液？对孩子来说，分数固然是一个指标，但其他的，比如有一技之长、活得有尊严、养成独特性格，都有赖于在幼年期受到差异性的教育。由自己骑马的经历开始，他决定将马作为家庭的传承载体。

　　几匹马的名字也是有谱系的。周辉说，因为孩子们同时在练钢琴，马的名字就关联了钢琴技法的几个级别，初级的汤普森，中级的拜耳。像周晓铭现在骑的这匹小马还只能用于初级训练，就叫“汤普森”。周辉的马属中级水平，取名“拜耳”。再高一级的，则以不同性格的著名音乐家命名，比如为女儿参加高级别比赛准备的一匹马，就叫“瓦格纳”。周辉夫妇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如今，他们把马也当成了家庭成员。他们在家里也常常拿马来说事，比如一个障碍再坚持一下就跳过去了，其他事也一样。周辉说，“汤普森”买来时只有3岁，而一匹马的寿命有20多年，可以和儿子相伴成长。他想象，等现在几个月大的小女儿长大一些了，还可以骑这匹哥哥骑过的马。再以后，大女儿有了孩子，这匹马又是个隔代的传承，舅舅、阿姨训练过的马，会照顾下一代。

　　与马相伴的成长

　　与弟弟相比，姐姐周晓梵在马术方面已经算是专业级别了。14岁的周晓梵从小跟爸爸骑了四五年，之后投入专业训练两年多，加入了中国青年马术队，去年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赛世界杯青少年组中拿下冠军，已经处在同年龄段的第一军团了。对她来说，骑马早已经从最初的被动接受，变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一见到周晓梵，就感觉到她超越这个年龄的沉稳。她从学校到马术训练的京城马汇俱乐部要坐车40公里，一路上腰板笔挺，肩膀平直，似乎全身肌肉都保持在紧张状态。说起话来，也几乎没有小女孩的那种情绪波动。周辉说，人在骑马时，要挺胸、展肩，这样重心才能平衡。肌肉长时间地这么被训练，身体不由自主地会保持挺拔。上马前，也要控制情绪，再不高兴也不能表现出来，否则会通过身体语言影响到马的状态。

　　看一个不到100斤的小女孩，去驾驭一个700斤的庞然大物，是一种震撼。周晓梵告诉记者，其实每一次障碍训练都是一次挑战，因为每一道障碍都会有危险，多道障碍危险系数相应加大。天天在上马前问自己：“上不上马？”“上！”然后在每一次下马后对自己说：“我真棒！”自然会增加自信心。她说，跳障碍赛，就是去不断告诉马：“听我的！”跳跃那一瞬间更是不能有一点犹豫，因为马是敏感的动物，你在心里盘算“过还是不过”，马就会感觉到。所以哪怕跳了后果严重，也要明确地要马跳过去，否则以后遇到再小的障碍，马也可能不跳了。马背上没有“也许”、“可能”，跳过了就是跳过了，没跳过就是没跳过，没有什么借口。即使失败了，从马上摔下来，只要还能站起来，就必须要再上马走一圈，告诉自己，也告诉马：“你可以的！”

　　这天周晓梵的训练效果不错，教练夸她节奏感掌握得很好，特别是在跳障碍时把缰绳放给了马，人马配合默契。周晓梵很高兴，多喂了马几根胡萝卜，拍拍它说：“做得好！”她告诉记者，陪她做障碍训练的这匹马叫Bonita，是她最喜欢的马，因为它特别善解人意。最让她感动的是有一次把她摔下来之后，Bonita不像一般的马跑得远远地，怕挨打，它就在一旁静静看着，充满愧疚，其实那次根本不是马的问题。从那之后，Bonita再尝试这个障碍时就更加努力，不让她再摔下来。

　　人在改变马的时候，马也一定会改变人。周晓梵说，马对她的一大改变，是团队意识的形成，因为骑手、马匹、教练、兽医、资金提供者共同组成一个团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要尊重每一方利益，尽到自己那份责任。另外，是她在和人打交道时，会换位思考了。因为马不会说话，每天和马接触时，要不断换位。“马表现得好，去奖励它；马不舒服了，去照顾它；马害怕时，抚慰它，告诉它没什么可怕的。对马这样，对朋友不会吗？”

　　对马的驾驭，也让周晓梵养成主动迎接挑战的习惯。她去年去美国交流，发现美国大学商科很难上，并不是多有技术含量，而是竞争的人多，这让她跃跃欲试。另外，学校并不只看分数，有的学生分数远远超出其他人，但也可能不被录取，因为要看你的综合实力。除了分数，还有规定时间的义工、社会实践等，这些似乎是更重要的考核指标。周晓梵说，从这个角度看，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从父亲周辉的内心里，还希望将骑马作为女儿青春期的一种过渡方式。以前在爸爸和女儿之间，是爸爸对女儿行使主权。现在允许马进入她的心灵，女儿对马行使主权，或许能抵御青春期的叛逆。他还希望女儿以后把骑马作为她的择偶基准，“只是脸蛋漂亮不管用，有钱也不管用，首先不能是个懦夫。我能在马上跳过1.2米，你就要跳过1.3米。马背上没有作假的成分”。

　　父亲的选择

　　爱好专业化——这是周家人的共识，也贯穿在对孩子马术、网球、钢琴的训练中。专业化并不代表苛求和严厉，它代表设计的合理性，循序渐进。比如要学马术，就要开始专业训练，而且要在黄金期训练，这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遵循常规应试教育体系。那就只剩下两种选择，职业运动员培养或者复合教育。周辉觉得，职业运动员的培养道路，且不论成功概率如何，也太孤独了。而且孩子未来还有其他可能性，因此他选择了把运动和学术结合起来的复合教育。

　　马术和网球一样，是两种舶来的新兴运动，主要靠家庭投资培养，且投资不菲。周辉认为，金钱如天上的云，当它降下来的时候，可能一夜之间你就发现有钱了。但它走的时候，也如手中的雨，说蒸发就蒸发了。所以想给孩子留下钱是很难的，主权不在自己手里。那么，能不能留一个代替钱的东西？就给他一技之长吧。而且，现在财富缩水越来越严重，以前拿出100万元来，让孩子学本事，孩子想怎么学就怎么学。而现在从婴幼阶段开始，都是以百元作为商品单位，以千元作为服务单位，以万元作为项目单位。从骑马也能看出来，原来50块钱一个鞍时，现在涨到250块钱，如果今天不把这个钱花出去，把这个技能换到手里，有可能意味着今后要成倍地把这个钱花出去。所以，从理财的角度，投资教育也是让钱保值增值的方式。他觉得，传统应试教育投资也并不少，要买学区房、报各种班、拼进一个理想学校。比较起来，复合教育也并没有多花费多少。

　　周辉高中毕业时正是1990年，北京正在如火如荼地举办亚运会，他们学校学生会也应景地展开一次辩论：“有钱重要，还是有理想重要？”大部分同学赞成有理想重要，他则以爱国华侨向亚运会捐款为例，提出不能“空有报国理想，没有一技之长”，他赢了那场辩论会。老师过来拍了拍他肩膀，“你应该去挣钱了”。他自知成绩平平，也上不了北大、清华，出了学校就加入了下海潮，第一年就成了“万元户”，从此走上快车道。他说，或许也是因为自己没有上大学，一下子到了“动物世界”，才在孩子的教育上也不遵循寻常路径的。

　　大女儿周晓梵五六岁时，周辉夫妻开始了雄心勃勃的计划，睡前给孩子读100本书。读到第27本，他们意识到这些精心挑选的书里其实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告诉你同一件事：什么是教育的真谛，如何一步步到达那里。周辉总结，如果类比商品社会中的产品，教育的结果也可以归为五类：第一类是毒品，无视规则，自私自利；第二类是商品，流水线生产；第三类是作品，赋予了人的特殊情感；第四类是艺术品，把人性的美展现出来；第五类是祭品，献给神的。“大众化的应试教育，是流水线式的，生产的是'商品’——18岁，有了一份工作，成了。但有没有信心把孩子打造成一件'作品’甚至是一件'艺术品’？那就要另辟蹊径，走一条差异化的路。”

　　坚持复合教育，也是因为看到很多应试教育失败的例子。很多年轻人因为压力大，厌学、啃老，这还不算太严重的。周辉身边有很多特别成功的父母，在学术或财富上属于精英阶层，他们就希望他们的孩子也是精英，为孩子确定了上清华、北大的目标。但是有的孩子承载能力没那么强，最后孩子没成功，甚至患上抑郁症、自闭症，这样的人群大比例增多，而且越是在这种家庭，家长带来的反作用力越大。周辉认为，孩子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大概占他一生的1/4，在这段时间保证他的健康快乐更重要，那么剩下的3/4时间他也会有一个阳光的心态，至于能不能成为精英，那是孩子的选择。所以他把孩子当作艺术品来对待，“可能是一个茶壶，也可能是钻石，这才是人间百态。不是那块材料却非要塑造成钻石，你有这种鬼斧神工、点石成金的本领吗？”

　　另一个朋友的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周辉。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在加拿大生活，选择做义工，收入不高。他们家里有三个孩子，还收养了一个孤残儿童，并没有选择让孩子去公立学校上课，就是在家上学。他们的钱包空空如也，但教育也多姿多彩，孩子也很快乐。他们走出来了，也是一条路。

　　如何把童年的快乐在孩子身上延续？拿儿子来说，周辉特别期望他像个男子汉，成为“大哥”或者“英雄”当然更好，但首先是一个身心强大的人，体格健壮，精神独立。也许他会辍学，去航海、去攀山，去完成其他梦想。或者有一天，也和爸爸一样留起胡子，爷俩一起去骑马。对女儿，周辉设想，一个女孩14岁时骑马，这是一段珍贵的少年记忆；24岁和男朋友一起骑马，是浪漫的事；30岁的时候抱着孩子上马背；60岁白发苍苍了，还在马背上漫步。

　　学校，逐渐扩大的复合教育试验田

　　“周先生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那类家长。他主动选择了复合教育，甚至比学校想得更多。他儿子周晓铭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小学生，由他开始，我们今年打算成立一个15人的小学部了。”韦弦国际学校校长麦克（Michael Hu）告诉本刊记者。

　　周晓铭每天的课程表安排得很满：8点到9点一小时马术训练之后，休息半小时，10点到12点训练网球，练两个小时。下午上4小时文化课，以《论语》诵读为特色的国学，与美国教材同步的数学、外语。也就是说，他的一天被切分成两块——训练，文化课。而且，因为在文化课课堂没有同年龄段同学，他享受了一对一待遇。

　　也是因为找到麦克的韦弦国际学校，周辉对儿子的教育实验才得以实施。周辉和麦克是在同一个马场俱乐部的会员，谈起这种把运动和知识相结合的教育模式，两人一拍即合。周辉随后做出一个大胆决定，把已经在常规小学入学的儿子转到这里来。尽管韦弦的学生只有百人，但周辉认同麦克的教育理念，更看中了他的成功先例——麦克的儿子和女儿都在这种模式下长大，而且已被美国名校录取。

　　麦克是华裔西班牙人，曾是西班牙国家网球队队员，十几年前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到中国发展青少年网球教育。那时候他女儿8岁，儿子6岁，却因为语言问题，无法进入传统意义上的学校，他被迫选择在家教育。有了成功“作品”之后，他决定把经验在更大范围内复制，为此创办了一所学校。“我是为了喝一杯牛奶，养了一头奶牛。”麦克告诉本刊记者。

　　开展青少年网球教育时麦克发现，在小学一年级学生中选苗子，80%的孩子都符合基本条件。但是推迟六七年，到了初中一年级再看，这个比例已经迅速降到1%，所以认知教育的黄金期不容错过。麦克说，基础教育包括四方面：心灵教育、运动教育、社会认知、书本知识。书本知识其实是排在末位的，但在中国以往的大国教育思维之下，书本知识唯我独尊，运动教育反而被放到一个次要位置。麦克以网球教育举例，在欧洲，网球不单纯是一项技能，它被看作是足球和象棋的结合，力量加智慧，提升到教育的层面。运动教育之于学术教育的重要性，就像西点军校推崇的观点，“好学生必是好运动员”，因为他们竞技力强、意志力强、续航能力强。他在英国有一个一起读研究生的同学，现在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外科医生。谈到运动对人的塑造时，他告诉麦克说，是网球给了他做医生的强大心理能量。

　　把技能培养和学术教育有机结合，其实也不是一种全新实验，而是涵盖在复合教育范畴中。麦克说，复合教育是在欧美已经实践几十年的教育模式，严格来定义，就是在培养人才上有五大宗旨——多国文化教育背景、多语言能力、特殊技能、社会认知、在危机中处理问题的能力。这就像是常说的一句话，在中国，可能有100个家长，99个家长都告诉孩子说“你要好好读书，以后找个好工作”，只有一个家长说“你要好好地成长，以后照顾那99个人”。后者是很多中产家庭的梦想，但是怎么让孩子有能力照顾那99个人，国内的基础教育中并没有给予这种综合能力，这也是复合教育要解决的。麦克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学校开始了复合教育尝试，比如海淀外国语学校就要和韦弦合作设立一个运动学院。

　　从空间上来看，韦弦国际学校也与传统学校有很大不同。它只有一栋教学楼，其中一层还被艺术教室占据。与之形成对比的是，9块网球场地，1个高尔夫球场。软件上，以网球为例，麦克请来原西班牙国家队的主教练来率队，搭建了包括技术教练、体能教练、心理教练、领队在内的完整体系。周晓铭这天上午的训练，就是5个孩子一组，配两个教练，进行6组不同技能的训练。一个教练执行，孩子轮流和他对打，另一个教练在孩子这边做讲解。麦克说，如何教授也是很有技巧的，比如你想让学生把拍子拉开一点，要说“你做得很好。把拍子拉大一点就更好了”，一定不能让他感觉到被命令。另外，布置一项任务的话，要分解进行，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超过5分钟就会分神了，效率越来越低。

　　周晓铭在这个5人组中，明显个子矮，反应也慢一些。不过，他仍积极去争取每一个球。看台上的周辉看得认真，指出，周晓铭今天的侧滑步又增加了两个，37秒内达到23个了，意味着可能接到更多的球，给12岁孩子制定的标准是37秒29个，他也越来越接近了。

　　为了弥补个性化教学可能给孩子带来的集体认同缺失，周辉在每周六下午都会召集多个有孩子的朋友家庭共度，相当于一种自助会。在中文系教书的朋友，会带孩子们读一个课时的书，写写毛笔字，其他朋友带孩子们弹钢琴、打高尔夫、滑雪，在玩中培养一种团体意识。

　　周辉说，他的两个孩子是教育实验中的“小白鼠”。尽管看到了希望，但他还不能断言成功，能做的就是“站直了，别趴下”。他甚至随时做着两手准备，比如，他和周晓铭原来的公立学校签订了保留学籍一年的合约，一旦后悔，还有退路可走。“最大的不确定性首推孩子。我不能让孩子做一件事，是他坚决不能接受的。孩子要是哪一天真的说，爸爸，骑马不适合我，不想骑了。那么我会问，能不能坚持？不能。会不会后悔？如果还是很坚决，我就得让他做自己的主，我不能做他的主。我不能让他恨我一辈子。既然有这种可能，我们就不想把另一条路给断了。”

　　接轨的若干可能

　　女儿所在的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是全国百所改革校的带头校长，他的教育理念让周辉很认同。他告诉记者，李希贵校长说过，十一学校已经完成了所谓“体制内教育”的所有指标，比如升学率，考清华、北大，都实现了。但他发现，十一学校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为什么不能被国外的名牌大学接收？分数不是一个问题，短板恰恰在那些义工、社会实践、特殊技能，这些才是拒绝中国学生的主要原因。那么，十一学校能不能专门推出一拨能够进入欧美名牌大学的学生？专业技能或社会实践这些传统短板的弥补，是学校无法独立完成的，但如果有的学生要朝这个方向走，学校最起码不形成阻力。要平台，我帮你搭建。要时间，我给你时间。对这些学生，配有单独制定的课程，专门负责的老师。在过程中他发现，成功走出去的学生简历的从头到尾都是一路荣耀，这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实现的，需要从一开始就做开辟另外一条路径，所以针对这类学生的枣林村书院就建立起来了。

　　进入枣林村的一个条件是，在某领域具有突出特长并且极具发展潜质，比如击剑、马术、滑雪、赛车等。这个门槛很高，目前只招收了几十人。另一点是，不以国内高考为目标。周辉也认可，“到清华、北大门口就会发现，从小学阶段就有无数人排着队了。想进去，除非你有隐形的翅膀”。

　　与国外大学接轨的路径，麦克的儿子可以作为一个参照。麦克介绍，韦弦国际学校复合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双优”，他们希望这些孩子在步入大学的时候，专业技能能够达到省级队主力的水平，同时文化学习也应该符合美国名校的进校标准，这样就很有可能被挑选进入NCAA（全美大学生体育运动联盟），也基本上都会进入美国名校校队，专业也让你挑。NCAA因为有一个参赛标准，只要队员一课挂科了，就会停赛一个赛季。这个时候最着急的是大学校长、教练，所以它投入了完善的训练设施和师资队伍，来不遗余力地保护这些球员。麦克的儿子就是个范本，他在波特兰大学任校队队长，学国际会计和世界金融两个专业，连续3年专业课都达到4.0满分，是今年6个美国NCAA最佳学术球员之一。

　　周辉一直告诉女儿，能够实现这样的成功固然好，但那只是一个副产品，不强求。就像大女儿周晓梵从小的各种爱好，钢琴、网球、马术，从她最开始接触，就是玩。周辉并不要求女儿考级，也不指望借此加分，“以时间换分数，当然是赔本生意”。现在周晓梵还坚持每天中午练一小时钢琴，反观以前一起学琴的同学，之前都在拼命考级，可一旦说中考不加分了，都不练了，说不重要了。

　　去年7月，不到18岁的史若辰同时接到了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哥伦比亚三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史若辰最终选择了她心仪已久的哥伦比亚大学。女儿的成长之路，每一步都与高尔夫结下不解之缘。“我们当初让她学高尔夫，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但是现在看起来，它对女儿性格的养成及人生之路的选择都发挥了很大作用，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在越洋电话里，史若辰的父亲史亦强详细讲起了女儿史若辰的故事。

　　高尔夫之缘

　　我们的女儿史若辰是1995年9月出生的。如果说我们做父母的对她的成长有什么期盼的话，我的想法就是不管她将来从事什么职业，我希望她能多开阔眼界，看到世界更多、更精彩的面，有一个丰富的人生。

　　也许是因为女孩儿，她从上学起基本就比较省心。每一个妈妈当然都希望孩子首先把学习搞好，我爱人也不例外。不过她的妈妈还有一个想法比较坚决：体育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所以孩子从小就要抓体育。她的看法是，除了体育锻炼带给孩子体能本身的意义之外，它对孩子的意志和性格的养成也非常有意义。因为体育有竞争性——和别人竞争、和自己竞争；体育也有合作性，很多项目也是锻炼孩子们的互相协调与合作精神。我也赞同这个意见。我倒没想得那么多，就是觉得孩子小时候运动机能好，能学什么就尽量学。

　　女儿学打高尔夫纯粹是个意外。我和我爱人都是业余高尔夫爱好者，我们俩打球也很早。自然而然地，女儿跟着我们开始接触高尔夫。我们看她有兴趣，也索性给她找了个教练。当时大连有位比较有名的日本教练叫关根孝浩，他曾是日本职业巡回赛的选手，在大连专门教孩子打高尔夫。现在学高尔夫的孩子多，但在当时还比较少。这位教练有着日本人特有的认真细致。他采取的是年费制度，孩子可以随时随地过去找他练习。现在很多家长都期望给孩子找“最好的”，其实不一定名气最大就最好。现在想起来，这位启蒙教练我们找得特别好，他不仅帮助女儿打下了很扎实的基本功，更重要的是，还让她知道了什么是诚实、守时、礼貌、坚忍，女儿对日本教练非常崇拜，虽然日语用得不多，她还是主动要求学日语。

　　当时还有几个孩子都跟着这位日本教练学习，他带领了一个小高尔夫球队。因为有伴儿一起学，女儿就显得对高尔夫特别有兴趣，比她以前学游泳和网球的兴趣大了许多。学打高尔夫以后，她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闹，一起练球。他们彼此学习，也暗中较着劲儿，看谁的球技更厉害。

　　女儿接触高尔夫时已经11岁，从年龄上讲并不算早。而且在我们的理念中，学习放在首位，体育毕竟是业余爱好。所以总的来说，她练球的时间比别的孩子少，但是她进步特别快。在教练的鼓励下，我们后来带她参加国内少年组的一些比赛，她的成绩相当不错。除了技术之外，她表现出来的心理素质也比较好，教练也夸她有天分，这让我们也深受鼓舞。

　　做父母的，既然女儿有兴趣，我们当然全力以赴支持她。坦率地说，在国内打球的确开销比较大，除了装备之外，打一场球下来一般要五六百元人民币，花费最大的还是几十万元的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卡。不过打了7年多时间，花费也没有想象那么多，应该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支持女儿打高尔夫，我们也并不是那么庸俗地认为要把她培养成什么“贵族”。恰恰相反，它有时是一项很艰苦的运动。天天在太阳底下晒，她皮肤都长了很多斑点。有时去外地参加比赛，无论是下暴雨刮大风，还是严寒酷暑，比赛照常进行。我们有时候也挺心疼她的，但她好像从来没有抱怨过。可能还是享受到这项运动本身带来的快乐战胜了其他。

　　现在很多人评价我女儿，都说她身上有股子韧劲。在我看来，这跟她从小就参加这些体育活动分不开。体育带给她特别重要的一种精神，那就是坚持。特别像高尔夫，不打到最后一球进洞，永远不能说结束。如果说高尔夫是“贵族运动”，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它的精神是高贵的。

　　更宽广的世界

　　2009年9月，我们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移民，是不是因为对国内的教育体制或者生态环境失望等等，纯粹是为了孩子考虑而移民。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比较消极。我是一名乐观主义者，我是从更积极的意义上去想这件事的。

　　移民，为孩子，或为我们自己，一半对一半吧。正像我刚才提过的，不管贫穷还是富裕，人生的见识很重要。人经历得越多，人生越丰富。我当年是在上海交大读的大学，虽说当年自己也是一名好学生，但到了大学之后发现，跟上海本地的学生相比，自己的眼界还是太小，所以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难免有些缺憾。所以我希望孩子能做一个“世界人”，这样孩子早一点出去读书对她比较好。而她妈妈呢，当年大学毕业就想出国，考试也考了，奖学金也申请到了，但是最后被使馆拒签。再后来和我结婚，放弃了出国梦想。做父母的再开明，多多少少也还是有一些私心，希望孩子能弥补自己当年的缺憾。这几年我做生意，当经济上达到这样的条件时，我和我爱人对出国的想法可谓一拍即合。

　　到了加拿大之后，女儿的高尔夫也没扔下，她继续参加各种高尔夫比赛，在加拿大的青少年高尔夫球手中排名十几位。她还参加青少年巡回赛，成绩越来越好。她在学校适应得也比较快。我们跟她探讨过，她说，在国内，无论是学业还是同学之间的关系，有时感觉比较压抑；到了国外之后，她觉得同学都比较单纯，如果你很优秀，同学们由衷地赞扬你、为你喝彩。她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因为她，她所在的高中破天荒地拿了个高尔夫联赛第四名。学校、老师、同学都热情地赞扬她，她也感觉很有面子，一年比一年更加开朗、自如。

　　在加拿大，成年人打一场高尔夫球平均花费30加币左右，也就合200块人民币。更重要的是，不需要买什么会员卡，这就省了大笔费用。女儿进入私人高尔夫俱乐部，因为她成绩好，俱乐部有时需要她代表出去打比赛，所以反倒一分钱也不收。如果移民到了北美，不利用这个优势就太可惜了，这些资源非常丰富。我们刚到温哥华的时候，女儿在高尔夫球场的竞争对手几乎都是韩国人，感觉韩国人打高尔夫几乎是全民动员，而最近几年感觉从中国出来的选手慢慢多了起来，像关天朗、冯珊珊等等。

　　我们当初让史若辰学打高尔夫，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而仅仅想把它培养成女儿的业余爱好。可是到了加拿大之后发现，这边的学校对体育特别重视，像常青藤学校最原始的意义就是体育联盟。每个大学都有高尔夫球队，大学内部有比赛，高尔夫反倒可以成为她的“体育特长”，为她的未来求学之路增加很多有利的砝码，有些“歪打正着”的意思。

　　移民到了加拿大之后，我们对孩子的教育问题的第一考虑，仍是以学业为主。高尔夫也不能放弃，这对女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高尔夫是个特别耗时间的运动，一上场半天下不来。对孩子的自控能力是一种考验。有时候为了打比赛，还得请假耽误学业，比赛回来就得自己找时间补习。所以时间分配上我们有点担心她能否跟得上。孩子有时也很焦虑，又想在成绩上拿全A，又不想放弃高尔夫。但是让我们欣慰的是，她虽然偶尔有些情绪，但最终自己处理得很好。有了目标，她心甘情愿地付出。

　　孩子有一次半开玩笑说：只有温哥华下雨，我才有自己的时间。我们听了有些不好受。的确，为了高尔夫，她放弃了好多其他女孩子的爱好。只有哪天学校放假了，偏巧这一天又下雨，她才有时间和自己的同学、朋友一起出去看看电影什么的。不过虽然偶尔有小抱怨，她还是会坚持下来。因为她也体味到了付出是有回报的。简单来说，学校里老师、同学的赞扬就是对她这些付出的肯定。

　　不知道是不是常年出去打比赛、经历的事情比较多的原因，女儿比较自立，有主见，不像这个年纪的其他一些女孩子，可能还在父母怀里撒娇、事事依赖父母。比如高中选课程，她坚持要选日语、选世界历史这些课程。我们难免提些反对意见：“日语是不是用的太少了？世界历史是不是太'闷’了？”但她很坚持自己的意见。最终我们也尊重她的选择。有一些大学需要申请者写一些小文章。很多学生都会为了选哪个角度写文章而绞尽脑汁。当时不仅我们，还有留学中介机构给了她各种建议，女儿考虑了几天之后，告诉我们她的决定：她决定写她学高尔夫的那位日本启蒙教练。她在文章里写了她学球的感受，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等等。我们的家庭教育是“中西折中”式的。家里只是提意见，但并不是很强硬。另外，我和我爱人之间关系比较和睦，在教育理念上也比较统一，虽然我具体管得不多，但她的理念我都支持。

　　2009年移民过来之后，我爱人就做了全职太太，到了加拿大3年一直没有回国。因为打高尔夫，重大比赛全部集中在暑假，我因为有生意，在中国和温哥华两头跑。女儿的事情都由她妈妈来全职代理。高尔夫比赛的地点比较远，不像网球和游泳，一般都在城市里面比较近的地方。出去比赛还要涉及订酒店、订机票这些杂事，没有一个全职家长，恐怕也很难应付。甚至参加哪种比赛也要筛选，比如哪种比赛积分多，要上网查各种资料，比较复杂，这些也不能交给孩子来做，因为她还要顾及她的学业。

　　虽然我爱人现在的生活是以孩子为重心，但我们夫妻俩还有一个共识：要教育好孩子，首先要做好自己。要让孩子看到我们过好了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们也不主张为了谁去做牺牲。如果给孩子的压力太大，像押宝似的，把父母的全部期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即便她取得了成绩，看似光鲜，她的人生也不一定幸福。所以她妈妈虽然不工作，但自己的生活也很丰富多彩，她有自己的朋友圈，经常出去和她们约会、打球、吃饭，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停滞。

　　如今，女儿打高尔夫在温哥华华人区小有名气。因为她的影响，现在温哥华一年又多出十几个中国孩子开始学习打高尔夫。

　　为了梦想

　　因为女儿的高尔夫成绩不错，包括教练在内，很多人都动员她走职业道路。我们和女儿讨论过一次，还是暂时不考虑职业球员这条路。我想她如果能读一所好的大学，有一个她喜欢的专业，再和高尔夫球结合起来，人生可能更丰富一些。

　　几年前，我们找机会带她一起到美国去看了几所很有名的大学，比如哈佛、耶鲁、斯坦福、哥伦比亚大学等等，走了一圈之后，她对哥伦比亚大学情有独钟。我们就鼓励她为了目标而努力，她也懂得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目标，吃多少苦也是值得的。

　　我们后来了解到，美国很多大学都有对体育方面有特殊表现的学生提前招生的惯例。他们录取主要看三方面：一是高中成绩全A，二是要有一个英语考虑，第三看体育特长。既然高尔夫可以成为体育特长来申请，我们就不妨有一些针对性的准备，开始参加美国和加拿大认可的比赛。每一次比赛成绩报给教练，教练认可后，再报给招生委员会。

　　女儿心气很高，她只锁定那些常青藤盟校。2011年，女儿十年级暑假时，在参加完比赛后，她把自己的成绩寄给了这些学校的高尔夫教练，除了哈佛大学之外——他们的成绩确实比较高，耶鲁、普林斯顿、达特茅斯、宾夕法尼亚、布朗、哥大这六所大学全都给她回了信，表示她在他们的预选之列。教练可能从几百名申请者中筛选了十几名，再继续保持关注。

　　到了2012年暑假，她又要开始打比赛，这一年的比赛成绩就相当关键。这一年春天，女儿的教练带着她拜访了这几所学校，和每一位高尔夫球队教练有了一到两小时的交流，相当于进行了一次面试。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练确定要来看一场她的比赛。她参加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世界青少年锦标赛”时，这两位教练就从纽约飞到了圣地亚哥，看她的比赛。美国大学对体育的重视和招生的严谨也可见一斑。到了7月底，达特茅斯和布朗大学已明确表示：欢迎你随时加入我们学校。哥伦比亚大学来邮件告诉她：你还有三位竞争者，只能看招生委员会录取谁了。

　　去年7月底，女儿报名参加了加拿大青少年高尔夫锦标赛，这是加拿大最高级别的青少年比赛。比赛地点在阿尔伯特省卡尔加里市，从温哥华要坐一小时的飞机过去。我们到达那里后，女儿想先看一下场地，所以我们降落之后租了一辆车直奔球场。没想到，就在我们去场地的路上，出了严重的车祸——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只看到一辆车直接从对面车道撞过来，砸到我们的车上。后来才知道是对方司机边开车边看手机，撞到了护栏，又翻到我们这个车道上，导致了这起车祸。我们的车当时就冒烟了，孩子妈妈失去了知觉，当时消防车、直升机都出动了……

　　好在没有什么大事，我们回到宾馆静养。女儿和我爱人坐在后排，她身上也受了不少外伤。浑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第二天就要比赛，她能不能准时去参加我们心里都打鼓。比赛一年只有一次，而且这个成绩是大学高尔夫教练特别看重的。女儿一开始也有点犹豫，觉得自己这样的身体条件很难参加比赛。我们虽然觉得惋惜，但也同意了：“实在不行就回去吧！”但她想了一想，第二天一早还是咬牙起来坚持参加比赛，而我们俩根本没爬起来，一直待在宾馆里养着。女儿一连打了4天，成绩也还不错，都是70多杆。

　　到了9月份，女儿向往的哥伦比亚大学最终向她发出最后的确认。

　　回想这15年我们陪儿子走过的历程，最重要的，应该是通过不断的选择，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儿子昨晚跟我们闲聊，说他10岁时定下的五个目标，现已实现了两个。这五个目标是：登珠穆朗玛峰、跑马拉松、听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奏、弹《加利福尼亚旅馆》吉他单曲、考飞行执照。已实现的两个目标是：弹《加利福尼亚旅馆》吉他单曲和听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奏。

　　这是一次我们外出采访七天归来后的谈话。在这七天时间里，15岁的儿子自己骑车上学、回家自己做饭吃、洗衣服，自己管理学习、上网、健身时间，偶尔还会收拾一下房间。其间我们一个朋友来希腊玩，儿子自告奋勇去机场接机，并带着朋友坐公交游览了雅典几个最著名的景点。这基本上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

　　但当儿子跟我们讲到他的这五个目标时，我们感兴趣的同时也略微吃惊：自认为跟儿子沟通无障碍的我们，竟然好几年不知道他如此另类的“人生理想”。

　　在我看来，教育的复杂性就体现在这些细枝末节之处。自孩子出生之日起，他其实就是独立的生命个体，拥有造物主赋予所有智能生命的创造性与自主性。而充当对这一智能个体进行引导和教育的家长和学校，必须在对个体也就是孩子进行细致入微观察的基础上，因势利导，才能将这一智能生命的潜能尽可能地激发出来，并朝利好的方向发展。

　　或许，这也成为以个体为对象的家庭教育与以整体为对象的学校教育必然要产生的差异与矛盾，但我们面临的情况似乎要复杂得多。

　　幼儿园：当头一棒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矛盾，从孩子3岁上幼儿园时就逐渐显示出来。但当时一是初为父母，对中国的幼儿园教育缺乏了解，二是作为生活在北京的双职工、双外地，除了把儿子送幼儿园外，其实我们别无选择。

　　儿子有点早慧，我们从来没有特意教过他认字，但在3岁上幼儿园之前，他已经认识两三千汉字，能读不少书了，有些幼儿园老师不认识的字也拿来问他。比如，有一次，老师不知道“梦魇”的“魇”该怎么发音，问了儿子，又去查了字典，当发现儿子读得准确无误时，事情很快传遍了幼儿园，儿子成了个小“神童”。

　　但这却给他惹来了麻烦。因为整个中国教育体制，就是幼儿园时教小学的内容、小学教中学的内容、中学教大学的内容、大学则什么都不学，因此要求孩子守纪律、听话的幼儿园生活对儿子毫无吸引力，精力旺盛的他开始“捣乱”，包括往老师的水杯里倒花露水之类“出格”的举动，其实儿子只想知道水与花露水混合，到底会发生什么后果。但幼儿园老师可没心思管这个。

　　幼儿园里没有那么多可读的书，而他提得最多的要求，就是要书读。老师被吵得不耐烦了，顺手递给他一张《新华每日电讯》，而他竟然津津有味地读起来。因此，儿子恐怕成了全中国唯一一个朗读《新华每日电讯》的人。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恐怕是送孩子上全托。日托的时候，孩子回到家里，还可以放松下来，和我们有一些交流；全托尽管每周接回家两次，但每周一、周四送他上幼儿园的班车，他都大哭大闹，仿佛是上屠宰场，这对他和我们来说，都是心灵的煎熬。

　　更煎熬的是每次接儿子的时候，老师一成不变的对儿子的负面评价；同时儿子非常敏感，每次老师告状的时候，他那种欲辩不能的表情，让做母亲的我时时有万箭穿心的感觉。

　　2003年“非典”期间，儿子不用去上幼儿园了，他过了一段自由自在的日子。但我们发现，一向动作灵巧的他变得有点笨手笨脚，而且胳膊上还有伤痕。晚上，儿子会咬被脚甚至啃自己的小床。经过进一步了解，我们发现幼儿园的老师体罚孩子。然而我们跟幼儿园交涉的结果，是幼儿园根本不承认有什么错，而是要求儿子走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你们儿子太聪明，我们教不了他”。

　　所以儿子上小学前的最后半年是在一个实验幼儿园度过的。这所幼儿园给他的童年生活画上了一个还算圆满的句号，但总体来说，整个幼儿园的教育，无论对他还是对我们，都留下需要很多年才能弥合的心伤。这为我们后来的所有选择打下了伏笔。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学习和探索

　　费了不少周折，儿子2004年9月高价进了北京最好的小学之一——“第二实验小学”。由于幼儿园时经常被老师说“你这样淘气上不了小学”，儿子对小学生活其实心存畏惧。也因幼儿园的经历，做母亲的我花费更多的时间，与老师进行沟通，尽量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搭起一座能减小鸿沟的桥梁。所以，整个过渡还算顺利，儿子接受能力很强，学习不成问题；周末我则带他和另外几个孩子一起，安排各种主题活动，包括寻访太阳钟，并在学期末时排演了一出小话剧，在学校演出。

　　当然，插曲还是有的。比如有一次，正在上班的我突然接到学校电话，说“你们家儿子打人了”。我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冒雪打车，近两个小时从工作的地方赶到学校。结果发现，被“打”的孩子只不过额头上有一点小白痕。但学校不愿承担任何责任，我亲自打电话给孩子的家长道歉，第二天又买了两大袋糖果，一袋给被打的孩子，一袋给班上同学，以求息事宁人——唉，在国内做家长，尤其是一个调皮男孩的家长，怎一个累字了得。

　　2005年1月，儿子到斯里兰卡探望在那里工作的爸爸。因海啸报道而忙得焦头烂额的爸爸没时间管我们，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享受那里大自然赐予的一切：蕉风椰林、海浪沙滩；悠然自得的大象、探头探脑的松鼠、扭着身子游荡的大蜥蜴……假期接近尾声时，儿子明确表示他不想回北京了。

　　于是我们赶紧带儿子去探访当地口碑较好的英国学校“科伦坡国际学校”。校长桑德斯先生衣冠楚楚地给我们介绍学校的情况，并带领我们参观学校的教室、图书馆、游泳馆等设施，一下就赢得了儿子和我们的好感。

　　接下来是“入学考试”。到现在我们都不明白，连26个英文字母都写不全的儿子怎么顺利进了这所英语学校。有一次放学回家，儿子告诉我：“这个学校真好玩，他们上钱币课。”我仔细研看，原来那是数学教材，人家是通过一个个英国钱币图案来对孩子进行数学启蒙的。

　　对英语一窍不通的儿子在课堂上表现如何可想而知。因此，入学不久，老师就给了儿子一个图画本，他与老师和同学们的交流，基本上是以图画方式进行的：喜欢某个同学，就画一个好看的笑脸；不喜欢，则是一个难看的脸谱。

　　尽管孩子在学校里差不多是“文盲”，但我们从老师那里，再也听不到告状和抱怨。每次接孩子或开家长会，老师总会说“陈非常好，非常聪明”，简直让我怀疑自己生养的不是同一个儿子。

　　有一次，儿子拒绝去上音乐课，三个小朋友来硬拉他。一向倔强的儿子拿起讲台上老师用来示意上下课的铜铃铛，乓乓乓连敲了三个孩子的头。放学接儿子时，班主任向我通报了这件事，但随即说她已处理妥当，要我不要担心。而第二天看到这些孩子，我发现其中一个是女孩，敲破皮的额头上还贴了创可贴。孩子们向我诉说了这件事，我立即表示歉意，这些孩子笑笑说：“OK，陈向我们道歉了。”

　　国际学校放学时间很早，基本上下午15点即结束一天的课程；同时家庭作业很少或没有；留有家庭作业的时候，儿子一般在半个小时内就能搞定。儿子因此有了大量课余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与传统的灌输知识相比，我们更注重培养他对知识的兴趣和探索精神。有一次，他的韩国同学诺利的妈妈问我：“你给陈报了什么补习班？”当听说我们什么班也没给他报时，她有些吃惊，说：“你是个好妈妈，而我是个坏妈妈，因为我给诺利报了很多补习班。”确实，给孩子硬塞更多的知识，可能是望子成龙的亚洲家长们比较普遍的做法。

　　但我们一向注重利用周边环境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对孩子进行教育。在北京和科伦坡，我们都注重利用周边的图书馆。在科伦坡，文化资源相对集中的是当地的英国文化中心。我们举家办了英国文化中心的借书证，定期到那里借书阅读。在我的理念里，培养阅读爱好是本，有了这一根本，其他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果然，儿子在掌握知识的同时，英语水平也突飞猛进。到四五年级时，他的班主任、剑桥大学毕业的杰克逊先生说：“陈的英文阅读和写作水平已经远远高于英国同龄孩子的水平，他的文章可以在英文报刊上发表了。”

　　不仅如此。一次我们去马尔代夫，快要到首都马累机场时，飞机突然调头，广播里说，一个发动机出现故障，需要返回科伦坡。我当时紧张万分，紧握住先生的手，但因怕影响孩子情绪而强作镇定。奇怪的是儿子却始终气定神闲。飞机返回科伦坡后，我问他为什么不害怕，儿子用一串科学数据回答：我们乘坐的飞机是双引擎的空客330，即使其中一个引擎坏了，靠另一个引擎也能飞180分钟，科伦坡和马累之间的飞行时间仅一个小时。而且，即使两个引擎全坏了，这款飞机也能滑行200公里左右，足以平安降落到马累机场。

　　听到儿子这一席话，我脑海浮现的就只那几个字：知识就是力量。对知识的不倦获取与探索，让孩子在小小年纪，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就能战胜恐惧，表现得泰然自若。

　　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都是自然的天堂，因此，我们把这两个国家变成了儿子的自然课堂。我们领着他，尽可能多地认识各种动物和植物，培养他对生命与环境的珍爱。比如，只要有机会去马尔代夫，我们就首先带着他确定所在岛屿的位置、洋流的方向等，然后带着他在环岛的浅海里浮潜一圈，观察各种珊瑚及热带海洋生物——这一圈往往费时一小时甚至两小时，对孩子的体力和意志都是极大的挑战。但由于孩子对这种天然水族馆充满好奇，每次他都能坚持下来。

　　因此，斯里兰卡的几年陶冶了他对自然的热爱和探索精神，幼儿园留下的关于学校教育的阴影也逐渐淡化。临近小学毕业时，我们发现，学校图书馆和当地英国文化中心的英语书快让他读完了，他开始重新调皮起来。离开斯里兰卡，给他更多的挑战，势在必行。

　　在蓝色文明中走向独立

　　经过一番周折，2011年6月，我们来到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在儿子的教育过程中，我的目的其实是比较清楚的：小学前主要是行为教育，而小学阶段主要培养他对知识和自然的兴趣与探索。到希腊时，恰逢儿子13岁，正是反叛期的开始，他的一系列对抗也提醒我，是培养儿子独立生活能力以及独立精神与人格的时候了。

　　与当初在斯里兰卡不同，在希腊的择校问题，主要由我们带他进行大量调查，最后的选择则由他自己决定。在这个过程中，我明确告诉儿子，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做这一工作。将来选择哪所大学，则由他自己调查、自己选择。

　　因此，我们陪他走访一所又一所学校，但基本不干预。他自己用流利的英语，与校长或是其他主管谈自己的经历、想法、对未来的设计，甚至自己喜欢的乐队，也有机会去学校试听。最后，他选择了一所规模不大，但比较注重按个性培养孩子、人情味极其深厚的英国学校。

　　从到雅典开始，我们的影响渐渐居于幕后。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选定目标，我们做辅助的工作，他开始单飞，包括自己熟悉这个城市，自己坐公交、逛卫城，以至于自己乘火车去了上百公里远的科林斯，回来给我们讲了运河的故事，并给我们当导游带我们重游……

　　从十年级开始，学生们开始选择不同的课程。也就是说，同一个班的15名孩子中，上的课并不相同。除英语、数学、化学为必选课外，孩子们要根据自己的兴趣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从物理、生物、地理、历史、音乐、绘画、法语、希腊语等课程中另外再选五门，作为自己的主修课。儿子经过思考，选择了物理、生物、历史、法语和音乐。由于同时主修物理、化学、生物三门科学课的孩子不多，老师们见了他就开玩笑说：“陈，你将来可以当医生了。”

　　虽然儿子就读的是一个英式学校，但其视野远远超过英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范围。例如，其历史课就用了大量篇幅，讨论马克思主义以及俄罗斯革命、中国革命，他也从图书馆借来《共产党宣言》，津津有味地读完，并与我们进行讨论。最近他们的一次英语课堂讨论，则是老师假设一个场景，设想学生们乘坐在热气球上，而由于热气球开始泄露，气球上只能留下一个人，其他人将被扔下去。孩子们把自己假想为各种历史文化名人，轮流发表演讲，阐述自己不该被扔下去的理由，最后由听众投票，决定谁有资格留在热气球上。儿子把自己扮演成希特勒，与哈利·波特、居里夫人等名人分在同一个气球上。儿子演讲的结果，令我们瞠目结舌，因为最后老师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脑子出了问题，因为你们投票让'希特勒’留在了热气球上。”

　　同时，我们逐渐让他在生活上走向独立，包括自己叠衣服、洗袜子，一有条件就教他做厨。此外，还有意识地训练他自己理财，比如，他想买一把吉他，我们会告诉他，没有问题，但钱要自己挣——洗一次碗挣多少钱，清扫一次阳台挣多少钱……等攒得差不多了，我们还可以赞助一点。等他再大一点，对环境也更熟悉之后，我们鼓励他骑车上下学，节省下来的校车费可以在我们监管下自己使用。目前，他已经成了家里的“高智能洗碗工”，晚餐和周末时，洗碗基本上都是他的事情。做咖啡也成了他的拿手好戏，他通过咖啡店和罐装咖啡的价格比较，决定再也不去星巴克烧钱……

　　青春期的到来也伴随着性萌动。对儿子这方面的教育，我们从来都就事论事，跟其他的知识传播一模一样。同时，还敲打他注重对异性的尊重。有一天，他问我们18岁时送他什么礼物，我和先生异口同声回答：避孕套……

　　让我们欣慰的是，虽然我们长期在国外生活，但他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文化，却打心底里喜欢。由于小时候汉语基础较好，虽然他理论上只上过半年小学，但汉语水平并不差。在斯里兰卡时，我们养的一条德国牧羊犬成了他的“弟弟”，他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狗的乐园》，在《北京少年报》上连载；他还把一个学姐写的斯里兰卡总统传记翻译成了中文，目前正在计划出版的过程中……我们回国休假，带他听梅派京剧，看老舍的折子戏，他都极端着迷。这再一次印证了我当初的想法：美好的东西是没有国界的。

　　作为智能主体，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是能用自己的眼光观察世界，能用自己的大脑思考这个世界的存在。造物主给予人类最美妙的两个礼物，一是外部世界，二是人类自身的内心世界。而我认为，教育的目的，无非就是让这一个智能主体能在最大限度上，去认识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世界。人类的所谓成就感以及自身的快乐，基本上与对这两个世界的认知程度成正比。因此，在对儿子的教育过程中，我不在乎他掌握了多少知识，而在乎他对知识的渴求程度；不在乎他对世界认知多少，而在乎他对认知世界方法的掌握……

　　当然，他自己的未来，得靠他自己。作为父母，我们所能做的，是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并尽量丰富他的阅历，开阔他的眼界。在他小时候，我们会替他做出选择。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得学会思考、学会判断，据此做出选择，并最终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父母的使命，教育的使命，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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