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有所成,就要用之于世,游说诸侯是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一种独特方式。孔孟热心救世,也加入到游说者的队伍当中,然而当时各诸侯崇尚霸道,不愿意接受孔孟的仁义之道。苏秦张仪等人“长于权变”,懂得如何“揣摩”君主心理,“皆游说诸侯以显名”。苏秦师事鬼谷子,游说成功后将其游说经验总结成书,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鬼谷子》。
鬼谷子与纵横家
春秋战国时期游说成风
游说诸侯难在知心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逐渐失去权力和威信,“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诸侯国为争夺霸主地位,纷纷招揽才智之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当时的人才流动空前活跃,知识分子靠游说君主参与政治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
然而,游说君主难度极大,不仅要有资金、人脉做依托,还要选对目标,了解游说对象的各方面情况,尤其是心理状况,如稍有闪失便前功尽弃。正如韩非子在《说难》中所说的:“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游说的艰难不是难在以我所知去说服对方;也不是难在能否以善辩的口才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也不是难在能否以纵横捭阖的气势把道理说透彻。所难的是要清楚地了解被游说者的心思,使自己的游说适合他的心意)。”
以孔子的圣明,游说各国诸侯,结果是大失所望,无功而返。孟子游说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随后他又到了梁国,梁惠王也不听取他那一套理论,认为他的思想大而无当,于事无补。孔孟之所以游说失败,是他们的仁义学说“不合时宜”,无法引起各国君主的兴趣。司马迁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即使是最终获得成功的游说者,也曾经历过多次失败。如商鞅游说秦孝公时,第一次用五帝之道游说,秦孝公边听边打瞌睡,一点也听不进去;第二次用三王之道游说,秦孝公的表现比上次略好一点,但还是不能让他满意;第三次用春秋五霸之道游说,秦孝公对他的言论有所肯定,但还没有充分听取;直到第四次以强国之术游说,秦孝公才完全满意,“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苏秦初出道时,选择秦惠王作为游说对象,结果碰了一鼻子灰,“黑貉之裘弊,黄金百金尽”,回到家乡时“形容枯槁,面目犁黑”,家人对他不理不睬,“妻不下紝,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
一次见面就征服诸侯
虞卿驺衍备受礼遇
当然,游说成功的人也不少。
《史记》记载,虞卿穿着草鞋打着雨伞去见赵孝成王。头一次见面,赵王就赐给他黄金百镒,白璧一对;第二次见面,赵王竟封他做赵国的上卿,虞卿的游说本领可谓高超。
齐国人驺衍精通阴阳五行学说,撰写了《终始》、《大圣》等文章共十多万字,他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历朝历代都是按照金木水火土“五德”的推移变化而发展演变的,不同的时代只有按照与它相应的“德”来治理国家才能治好。这种学说在诸侯国很受欢迎。所以驺衍游说各国均获得成功。当他去梁国时,梁惠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执宾主之礼”。后来他又去赵国,平原君侧着身子给他引路,还用袖子给他掸坐席。当他到燕国时,燕昭王请求做他的学生,并专门建造了一座碣石宫给他住,并亲自到那里接受他的教导。同样是名闻天下的大学者,驺衍游说诸侯所受的礼遇与孔子“菜色陈蔡”以及孟子“困于齐梁”简直有天壤之别。
魏国人范雎游说诸侯的经历很有传奇色彩,最初他想游说魏王,但因家贫缺乏资金,只好先在魏国的中大夫须贾手下做事。有一次他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听说他能言善辩,便派人赐给他十斤黄金和牛酒等物,范雎辞谢不敢接受。须贾知道后,认为范雎把魏国的秘密泄露给齐国,回国后告诉魏国的相国魏齐,魏齐大怒,命人痛打范雎,打断了他的肋骨,打掉他的牙齿。范雎装死,他们就把他扔在厕所,宾客喝醉了,轮流往范雎身上撒尿。后来范雎在魏国人郑安平和秦国使者王稽的帮助下逃往秦国。由于他精通游说之术,没过多久就取得了秦王的信任,被拜为客卿,几年后,又当上了秦国的相国。
范雎为人爱憎分明,“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他给郑安平和王稽高官厚禄,在须贾出使秦国期间当众让他出丑,对各国使者公开说要魏齐的人头,使魏齐狼狈逃窜,自刎而亡。在范雎的权力如日中天时,燕国人蔡泽在游说了大大小小许多诸侯均不如意后来秦国,他劝范雎功成身退,以免重蹈商鞅、吴起、文种的覆辙,范雎接受他的意见并把他推荐给秦王,蔡泽后来也被秦王拜为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