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灿明：从“军统特务”到起义人员到“反革命”
趁记忆还在，82岁的刘坤碧开始撰写回忆录。简短的文字，大半和她的爱人有关———王灿明，抗战期间从军，先后在中美合作所、中华民国国防部气象站、中央航空公司(央航)电台培训与任职，1949年在昆明参与中共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者联盟”工作，同年参加两航(中航、央航)起义。64年前的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时，中航、央航总部已迁往香港。进入2月，中共地下党开始筹划两航起义事宜。从策划到最后收尾，两航起义整整跨越了一整年的时间，1950年2月，中共在香港对两航的护产斗争取得胜利，距今已是63年光景。因两航起义，对内战的结束具有重要意义，故包括王灿明在内的起义人员受到了优待。王灿明、刘坤碧夫妇摄于新中国成立前
两航起义人员证明1955年的判决书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的噩梦开始了。最终的劫难是以1955年的司法判决形式呈现的，他头上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入监、劳改、被批斗和申诉，成为他此后十余年的日常生活。在1988年去世前，他获得了平反，却发现自己罹患了晚期肝硬化。他只活了62岁。刘坤碧还留有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有些羞涩的大家闺秀模样，那是王灿明用自己购买的相机所抢拍的。彼时，他们分属两个乡间士绅的家庭，尚未结合到一起。在央航享受高薪的王灿明还有最后一段意气风发的岁月，即将度过。他们将共同面对即将袭来的暴风骤雨。经常抱着孩子为地下党作掩护
在昆明读书时，刘坤碧结了婚。那是1948年初。结婚前，她参加过学生运动，喊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口号，混杂在人群中游行，向执政的国民党政府示威。她刚刚17岁，对政治懵懵懂懂，“我不晓得有中共地下党在领导运动。”对新婚丈夫王灿明，她也所知不多。虽然从小就被父母确定婚事，但碍于男女授受不亲的旧观念，实际接触很少。她只知道王灿明参军抗日，直到他从国防部调动到昆明央航电台，两人才多了联系。在昆明，刘坤碧很快有了孩子。这是她幸福生活的尾声。王灿明是昆明央航电台报务员，而电台台长刘荣德是地下党员。“刘荣德发展王灿明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叫‘新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新联’。他们业余时间经常在刘荣德的家里，或在工余时间抄收新华社消息供地下党使用，有时还有人来我家里找他谈话。我经常抱着孩子为他们作掩护。”刘坤碧记得，刘荣德曾从仓库偷出两台发报机给地下党使用，还输送过一名报务员参加中共领导的边纵工作。她并不知晓丈夫与地下党开始联系的准确时间，虽然感觉到他们有时在密谋什么，但自己并无兴趣打探太多。时代的风云汹涌，卷起千堆雪，处于西南一隅的刘坤碧也感受到了国统区山雨欲来的氛围。丈夫王灿明决定参加两航起义。“起义时，形势非常紧张，因为昆明还在国民党统治下。两航的香港飞机飞到了北京投共，昆明开始响应。当时接到通知：发两个半月的工资，等待解放。”刘坤碧说。刘坤碧此时腹中又怀了孩子。王灿明把她送回老家云南省石屏县，然后返回昆明。刘坤碧回到石屏没几天，就听闻了昆明解放的消息，“没想到解放这么快。”父亲划分为“恶霸地主”被枪毙王灿明个人很快接到民航局的通知，让他去上班。但他的父亲，则被划分为“恶霸地主”，枪毙了。“那时杀人是很简单的事。”父亲的被镇压，一开始并没有影响到王灿明。作为起义技术人员，他受到重用。“刚解放时，两航地下党的名字已公开，灿明被吸收为候补党员，在输训队学习结束后，被安排在航空公司搞人事工作，工资相当高，每月190元。他相信共产党。”这一阶段还可称为蜜月期。包括接下来的抗美援朝。作为家属，刘坤碧也被组织起来，每天早上学习两个小时，读报，学习时事，动员捐款。“大家都很踊跃，每人工资扣掉10元捐赠，一直到停战。我把我的结婚戒指也捐献，支援抗美援朝。政府还给了我一张收据。”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形势的转变，最初是以裁员方式呈现的。1952年底，王灿明离开昆明民航局，调到二零三厂(昆明机床厂前身)。“那时，只要当过国民党兵的就都不被信任了。民航局调走30多人，灿明是其中工资最高的一个。到机床厂后，工人开始当干部，他翻到底下了。”刘坤碧说，王灿明的工资开始下降，由190元降为50元。
他真正的灾难在三年后才开始。肃反运动来了。刘坤碧记得当时流行的大标语：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不幸的是，王灿明此时已被认为是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他的“反革命”历史从1943年开始。那一年，王灿明17岁，在云南大学附中响应国民党“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报名参军抗日。“因为父亲有文化，英语也可以，容易培训，就被分到中美合作所，在那里待了三个月。”王灿明之子王曦对南都记者说。王灿明学的是气象，后来被分到贵阳等地的气象观测站。抗战胜利后，他成为位于上海的国防部气象站中尉气象观测员，一直到1946年离职到央航工作。王灿明参与两航起义时，王曦还在母亲的肚子里。从记事起，父亲就不在身边。母亲骗他说：去外面出差了。事实是，1955年12月21日，王灿明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历史反革命”，“从宽处理”，判处管制三年，发送到玉溪的国营农场劳动改造。判决书上这样写着：“被告于1944年参加国民党之军统特务组织，在匪军委会军令部通讯人员训练班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受过特务训练，毕业后先后在美蒋特务机关贵阳、息烽、上海等地气象站任少尉、中尉气象员，替蒋匪及美帝海空军预报气象，以进行反人民内战。解放后，在昆明机床厂工作中，散布反动言论，谩骂领导等。”家里失去了收入来源，刘坤碧没钱去玉溪探望丈夫，他们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见面。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文章，给了王灿明希望。“我没能力申诉，但灿明一直申诉，后来省里通知机床厂处理此事，他提前一年半恢复了工资。但组织上还是认为处分得正确，不予改正，只是恢复工资。”王灿明从劳改农场回家时，王曦已经7岁，父亲在他心中形象清晰起来。但1943到1946年，在中美合作所和国防部气象站工作的历史，却始终无法向组织说清楚。“王灿明说他在脱离伪国防部后，在央航曾利用工作机会，用电台收集延安的广播，提供给云南地下党。但机床厂不承认。包括参加两航起义，也被说成是政治投机。申诉了好多年，没用。”刘坤碧说。
给中央写信但信被转回保卫科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王灿明被下放到车间挖炉渣。“一直被整，1964年又重新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每晚要去保卫科学习，很晚回来。家里菜刀都被我藏了起来，怕他自杀。他一直上告，给中央———包括毛泽东、林彪写信，但信被转回保卫科，保卫科的人拿着信在手里抖动：你写啊，还不是又回我手里！”刘坤碧回忆。在年纪渐长的王曦刻骨铭心的记忆中，还包括这一时段，父亲晚间常在卧室内用手将床板捶得咚咚响，“大骂政府，要去杀他们。”但在公开场合，王灿明还是要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接受改造的驯服模样。他遗留下的笔记本中，每封申诉信底稿，都是以“敬爱的首长们”这样的话语开头。待到“文革”爆发，王曦可以在张贴的大字报中，看到父亲被指控为“军统大特务”。私下里，他听父亲对母亲说过，1943年在中美合作所时，只见过美国人，没见过关押中共地下党员的监狱，那是后来内战时的事了。他家的大门口，则贴着各色标语纸，有的干脆用笔直接写在墙上：历史反革命分子，抗拒从严，中美合作所大特务，魔窟……“文革”批斗别人时，王灿明也必在台上接受批斗。他的一只耳朵被造反派头头、机床厂保卫科长刘某打得严重失聪，另一只耳朵要大声说话才能听得见。王曦在那个时候，养成弓着腰走路的习惯。“我受歧视，抬不起头来，慢慢养成了驼背的习惯。”后来，他决定离开中国，遂前往缅甸参加了缅共，在枪林弹雨中侥幸存活。“文革”后期，王灿明又开始为自己的案件进行申诉。并不顺利，所以一直到1980年才被平反。而此时，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临终前不久，他还在为被下放到农村的幼子王曙的工作问题而奔走。王灿明去世后，留下了一个小日记本，里面记载了他多次申诉的信件原稿，字字血泪。“我有时看二战犹太人受迫害的电影，内心会想：他们遭遇迫害就那么几年的时间，我们则是几十年，多么漫长！”他的儿子王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