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早起听到“印尼民众祈祷，纪念海啸死难者十周年”的新闻，心有感触：已经十年过去了！
不过，笔者和《羊城晚报》同事在印尼海啸发生之后去灾区采访；2011年3月，日本发生大地震并引发海啸，笔者和羊晚同事再赴灾区，采访了另一场大的自然灾难。两次沿途所见的印象，十分清晰。
印尼海啸资料图
对比两次采访的经历，笔者发现：由于两地社会情况差异，尤其是灾难预警、灾后应对等方面的不同，灾难造成的后果还是有所不同。比较之下，可见发达社会与发展中社会的差异，绝不仅仅是物质上，或政治制度的差别，更体现在社会治理层面，包括教育。
在此声明，笔者不是专家，所见所想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所见所想。如有专家行家对此进行分析，必将更为深刻。
印度洋海啸已过十年，日本地震海啸也已经过了三年多。有些数据基本可以确定。比如两次都是超级地震，印度洋海啸的海底地震震级是9.3级，造成的海啸到达沿岸是最高处浪高30多米；日本近海地震震级是9.0级，造成海啸抵达沿岸时最高处近40米；两次地震都引起地壳板块轻微位移；从遇难人数看，东南亚海啸造成14个国家23万多人丧生，印尼是重灾区，确认有13万多人遇难；日本则海啸造成约1.8万人。
2011年日本海啸资料图
就两次灾区采访经历，笔者感觉印尼和日本在海啸袭击下，死伤人数差距巨大，其实和社会治理水平有相当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灾难的预防。印尼基本上没有什么预防措施，（估计其他同时受灾的国家也没有或很少），而日本的防灾意识却非常强。
在印尼采访时，和生活在难民营里的幸存者谈话可以得知，他们根本没有得到任何预警，都是在海啸袭来时才惊慌逃命。凭着最原始的观察感觉到危险之后，有车的驾车，有摩托的骑摩托，剩下的就靠双腿，都是凭着本能和生活经验在逃命。后来的研究发现，这次地震到海啸登陆，中间差了好几个小时，但没有人预警。
而在日本，尤其是在基本全部被毁的岩手县沿海小城大船渡，笔者在避难所和在此避难的不少中国研修生（赴日半工半读的青年，多在此地的海产品加工厂工作）都说，他们到日本后，公司立即对他们进行防震防灾培训：如果地震发生，该如何跑，往哪里跑；如果海啸来袭，怎么跑，往哪里跑。所以在那次大地震中，地震一发生，他们立即行动，按平时训练的方法，跑到地震避难所，几十分钟后，又有广播通知，有海啸来袭，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再次逃难，按平时训练的方法跑到地市较高的避难所。果然，海啸摧毁这个小城，随后的几天里当地与外界完全隔绝，直到外界慢慢找来。
也有人解释，这是因为日本海啸频繁，印度洋很少有海啸，所以双方做法完全不同。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可以看出政府或社会，愿意在保护人的生命方面花多少成本。实际上，2004年的海啸灾难发生后，印度洋沿岸各国，也都建立了海啸预警系统，并且在2012年的一次地震中运行，发出海啸警报，不过那一次没有海啸发生。这种预警又没发生，其实在日本也多次发生。预测错误不奇怪，而且需要大量成本，但问题是关键时刻，它可以挽救很多生命。
从灾后救援看，印尼当时因为各方面设施不完善可以理解，但组织上似乎也很有问题，即便是各国首脑立即齐聚雅加达、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欧盟委员会主席都到场，但在如何救援、物资协调等方面却常常出现混乱，实际上也耽误了一些救援行动。而当时日本灾后遇到的挑战应该说更大，毕竟还有核泄漏危机等令人恐惧的事情，但在沿途采访（从东京一直到本州岛最北端的青森县）随处可见的是，社会秩序良好，人们依旧非常遵守秩序，并未看到惊慌失措的场面，志愿者和民间机构行动积极。当然，日本政府救灾也存在很多不足，饱受民众和媒体批评。
另外有一点，笔者认为，教育其实也很重要，尤其是对民众生活和生命有实际意义的教育，要从小抓起。后来看媒体报道才知道，在印度洋海啸发生时，海啸形成但在抵达海岸前，不少地区的海滩发生海水大幅度退潮（“海洋消失”）的现象。这是大海啸来临的前兆，印尼多地沿海地区的人并不知道，甚至还有很多人趁机捕捞搁浅的海生物，有些孩子深入海滩达2.5公里，结果海啸袭来，根本来不及跑；相比之下，在泰国普吉岛（也是重灾区）度假的一个十岁英国女孩，因为在科学课上学到这个知识，看到大海异常退潮，和母亲一起提醒海滩上的人，因此救了一些人的性命。可以说，这个孩子在课堂上接受的科学教育，其实是沿海各地孩子都需要接受的。
当然，自然灾难发生，人们如何应对，是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不过两次采访经历，让笔者也深切感受，一个社会是否发达是否现代，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和物质上，或许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人生命的重视程度，民间组织是否活跃，教育是否更加科学等方面。如果没有对人的尊重，也许会觉得投入巨大防灾财力是浪费；没有有效的民间组织，民众在自我治理和很多具体社会事务上，就发挥不了潜力；而教育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