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2年2月，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宪兵队召集占领区（fotoe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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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不如意”“草帽辫行市如何”“近日回沪”“要回国，速送500元”“送银待回音”“草帽辫今好卖，速回电”……
1894年8月，烟台，一名30岁的年轻人接连几天用电报发出数句暗语。
他叫宗方小太郎，是日本最著名的间谍之一。之前那几句暗语对应的意思分别为“北洋舰队出没威海”“北洋舰队出威海进行攻击”“北洋舰队之防御由威海移至旅顺”“北洋舰队半数在威海”“威海无舰队”“北洋舰队由旅顺返威海”。他同时对谍报做出分析，认为北洋舰队“已舍去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际”，并建议日军突袭威海卫。
8月底，由于行迹暴露，宗方小太郎逃离烟台。9月17日，获取大量情报的日本联合舰队伏击成功，取得黄海海战胜利。
这不过是近代日本对华情报战的一例。一直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华情报不仅组织严密，且计划周全，有军事教官，亦不乏留学生、商人等，他们游走在中国的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蒋介石也曾经感叹：
“日本军方最早有组织地派谍报人员是在1873年。这一年，他们制定了对华的三年谍报计划”，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许金生介绍。
1873年起，时任兵部省第一局长的鸟尾小弥太开始派遣谍报人员来华，收集内容分为甲、乙、丙三种。分别包括政体、法令、民心是否服从；全权大臣的方针及其品行；海陆军的兵制、军队组织情况；山岳高低向背、河海深浅状况等。至此到1894年甲午战争结束，日本参谋本部给谍报人员的指令，基本都是在此基础上制定。
英国谍报史作家理查德·迪肯如此评价二战前的日本谍报体系。理查德·迪肯本人曾在二战期间从事情报工作，此后先后撰写了《英国情报史》《苏俄情报史》《日本情报史》等。他同时也认为，“日本在明治上台以后的一百年间，搜集到的情报泛滥成灾，超出它的吸收能力，而且其中的大量情报和实际需要毫不相干”。
1886年春，日本陆军中尉荒尾精秘密潜入汉口，建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驻华情报机关“乐善堂”，以药店为掩护，向各地辐射，相继建立了北京、湖南、四川三个分部。随后，荒尾精又在长海创办了日清贸易研究所，致力于培养中国通。该研究所获得日本政府从内阁机密费中的拨款。
2015年9月12日，山东济南，山东博物馆“甲午战争专题展”中，日本间谍获取的清军海防漂浮鱼雷和海底水雷情报图（IC图）
宗方小太郎自幼喜欢历史，与著名军国主义者佐佐友房以师友相称。1884年，宗方小太郎随佐佐友房到上海，进入上海东洋学馆学习中文。该学馆专门“教育日本的青年子弟，彻底查明支那的国情，他日大陆经营之时肯定需要”。
“日本军方长期的、比较固定的日本对华谍报组织体系主要有五个”，许金生介绍，一是特务机关，二是使馆武官，三是长期驻军，四是海军在华“警备”的舰船，五是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最后这个是我们自己请进来的，他们每个人来的时候都有详细的谍报任务。”
1894年，战争在即，熟谙中国的宗方小太郎被予以重任。
他奉命从汉口前往烟台，接受日本驻华武官井上敏夫的指令。在汉奸的帮助下，他两次潜入北洋舰队基地。7月8日至13日，宗方小太郎站在威海城内制高点环翠楼俯瞰威海全港，目睹了港内北洋舰队的舰艇数量及分布。7月22日至16日，他再次进入威海卫，这次不仅清查了军舰数量，还侦查了海防炮台，形成了完整的情报。
另一个起到重要作用的间谍是石川伍一。石川伍一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成功收买了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获得了清军各军械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数目清册，各军械所制造弹药多少，现存多少等大量第一手军事情报。他将情报汇报给宗方小太郎。至此，北洋舰队在对手面前暴露无遗。
凭借大量一手情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军屡屡伏击成功，北洋水师节节败退，并被彻底击溃。
就在丰岛海战数月前，德国商人满德在火车上和一位日本人攀谈，前者发现：
而当清廷搜到寄往日本当局的密函时，更是脊背发凉——日谍连“高升号”上所带青菜多少斤都刺探得一清二楚。
百余年后，甲午研究者陈悦感叹：
《浮世绘》局部
“日本人做事情喜欢数据化，制定计划、写报告，都喜欢用表格，呈现得非常清楚”，许金生说，也因此，他们的谍报体系秉承着严谨和周全的传统。
曾任中国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科员的韩立才在《七七京华津浦轶闻》一书中提到，1937年9月14日，他所在的部队用高射炮击落了一架敌机，缴获的战利品中包括一张军用地图。地图上正是他的家乡——河北省盐山县一带。他看后非常惊讶：
相较于日本的谍报体系，中国则显得漏洞百出。
伊藤博文死去30年后，其遗著《机密日清战争》悄然在内部印刷发行。其中提到，1886年8月，北洋舰队访问日本长崎，期间清水兵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事件中，一位叫吴大五郎的人偶然拾得一本中国小字典。这本小字典内的汉字纵横两侧，标注了从0到9的10个小数字。日当局分析后，判定这是清国人电报用的汉字译电本，并从译电本中数字的组合方法，分析出了清朝电报密码。
密码本丢失一事，清朝军方竟无人上报。
而在此前，1894年6月2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致送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的一件照会，别有用心地将日文译成中文，长387字。次日，汪凤藻着人将这份照会用密码电报送日本电报局发往总理衙门。两相比对，日本外务省很快掌握了密码规律，而清朝官员竟毫不知情。甚至1895年李鸿章赴日进行马关谈判，还带着这套旧密码，以致于李在和谈期间与北京的往返密电内容，包括中方割地及赔款的底线等，全部为日方所了解。
“中国的反谍报也是有的”，许金生称，清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均抓过不少间谍，“我们翻民国时期的报纸，总会提到在某个地方抓到了测量地形的人。他们讲他们是商人、旅行者但测绘的是军用地图。可是抓住了能怎么办呢，只能把他们驱逐出境。”每次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外务省也很尴尬，被人抓了现行，但也不好承认，“而且当时的中国兵荒马乱，军阀众多。谍报人员和军阀之间有时是互相利用，一些情报就这么出去了”。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旧址
日本对华谍报曾经放松过一段时间。“1907年的时候，他们制定国防方针，拟出来了几个‘假想敌国’，但没有把中国放进去。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中国海军几乎没了，陆军也不堪一击。”许金生说，
这时出现的谍报机构中，“满铁”算是比较有名的一个。
“满铁”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于1906年，表面上是一个铁路经营公司，隐秘目的却是用尽办法搜集情报。最盛时期，满铁有情报收集人员4500人，其中专门分管对华情报搜集与宣传的人员达2000多名。
这些人员中有大量退役军人。“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他们伪装成小商小贩、医生、学者，以“浪人”身份来到中国，在旅行考察的掩护下展开情报搜集工作，为日军做出侵华决策提供依据。同时，日本参谋本部还向东北当局派遣顾问，安置在张作霖身边。
1945年日本投降后，满铁停止运作，收藏在满铁所属图书馆的大量调查报告和资料被陆续发现。经统计，满铁“家底”除6200多份调查报告外，还包括50多万份为调查研究积累起来的资料，包括各种档案、情报、书籍、杂志、剪报等。日本战败后，很多战时日军的军务机密被投放到原731部队的焚尸炉中烧毁，文件销毁工作前后延续了一个多星期。
这时期的日本间谍甚至成了“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派大尉部员中村震太郎一行四人从海拉尔出发，到兴安岭、索伦一带进行军事侦察。25日，中村等人被驻佘公府的东北屯垦军第三团捕获。经搜查，在他们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裤中有大量调查笔记、军用地图，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
眼见罪行暴露，中村便欲夺取卫兵的武器逃跑，被在场军人打翻在地。中村佩戴的日军军官专用“三道梁”手表被打飞掉落在门后，东北军李德保不声不响将其捡去，并在之后嫖妓时抵押在当铺内。日本派驻奉天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得知此消息后，迅速派人找到该手表，并以此作为中国军人虐杀日本军官的证据。
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正苦于找不到借口对东北发动军事袭击，在得知中村大尉可能被中国军人处死后大喜过望，以贼喊捉贼的伎俩绝口不谈中村震太郎在东北的特务行为，只强调“中村大尉遇难是帝国和日本的奇耻大辱”。
之后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东三省沦陷。
“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东北的日本人
1942年，延安的工农学校也出现了日本谍报人员。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的赵新利博士指出，根据资料记载，这些人主要搜集八路军内部情报，包括政治部干部情况、军队配置等。谍报信息有时会通过商贩往外送。比如一个挑着担子的游商经过，日本间谍给他十块钱的纸币买火柴，商人再找钱过来。情报可能就写在纸币右下角传递出去。商贩是被买通的中国人，和普通商人没什么两样。
日本谍报先驱者宗方小太郎
二战期间，经过数十年刻意经营，日军在中国的间谍组织已经大致建成，情报网遍布各地。其中，尤以无线电截收网最为成熟。七七事变前，日军先后在旅顺、北京、天津、塘沽等地建成了无线电侦听站，随时截收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密电。
人才的培养也一直没有放松。1937年底，日本陆军省决定在兵务局内成立“情报勤务要员培训所创”。陆军大臣随即发布命令，要求所属各部队推荐一名最优秀学员参加考试。
据一名参加过考试的学员回忆，考官桌子上放着墨水瓶、纸、书籍、香烟等十几种东西。应试者进入考场后做完自我介绍，被要求到另一间屋子去，并回答刚才考官的桌子上放着什么。有应试者甚至能在那一瞬间从反面看到书上的文字，还能回答出烟灰缸边横放着一根火柴等。
与甲午前后的谍报人员相比，二战时期的器材也更加先进了。日本人利用从德国购入的透镜，将它装置在手杖的把手上或打火机上。打火机的体积相当于烟盒的一半，最多能拍16张照片。一边给香烟点火，一边即完成自动拍照，也可以做成火柴盒的样子，一边抽动火柴盒，就打开了快门，磷片上则装有透镜。还有很容易装进裤兜的能录入数百页文件的缩写器，能把字缩小到肉眼都看不见的程度。
“日本的谍报体系越来越庞大，覆盖面越来越广，但执行人员不一样了”，许金生说，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军阀混战以后，随着这些谍报人员到中国年头长了，跟军阀交往多了起来，他们更愿意攀关系，利用军阀达到他们的目的。比如把军事教官介绍进来，把武器买进来等等。
20世纪初旅居上海的英国人柯林斯惊讶于日本人获取情报的手段，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除去金钱，色诱也成为二战期间日本女间谍的重要手段。
13岁那年，在上海长大的南云造子就被父亲送到一所间谍学校学习，师从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1929年，土肥原贤二派她以失学青年的身份潜入南京，化名廖雅权，在汤山温泉招待所当服务员。这是南京军政大员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的处所之一。很快，南云造子“钓”到了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不知不觉中，黄浚及其儿子都被发展成间谍，为南云造子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军政情报，还主动为其扩大间谍组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参谋总部、军政部、海军部均有人被拉下水，国军方面重大情报接连失窃。
这些来自酒桌上、床笫间的情报诚然来得更轻易，但也不像之前用脚丈量出来的情报那么准确、踏实。一个典型的失误出现在“一·二八”事变时。彼时，日方得到的情报是，上海河流纵横，不适合运大型军用武器过来。到了上海才发现，道路修得很好。
但这些，宗方小太郎是看不到了。1923年，宗方小太郎病死于上海，获得日本天皇赐勋，葬于熊本市的小峰墓地，至今仍为某些日本人“朝圣”场所之一。
参考资料：《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许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