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友冰
北朝乐府·梁鼓角横吹曲
紫骝马歌
烧火烧野田，野鸭飞上天。
童男娶寡妇，壮女笑杀人。
南朝陈代的释智匠《古今乐录》收录《紫骝马歌》六首，皆属于梁鼓角横吹曲。其实，六首中的后四首是将《古诗十九首》中的《十五从军征》十六句分作四章。只有这首和另一首“高高山头树”是真正的北朝民歌。“高高山头树”是反映当时频繁的战乱给人们带来的苦难。这首“烧火烧野田”反映的则是北朝的社会问题和北方少数民族当时的风俗习惯。
北朝时代北方妇女的地位相对比较高。据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记载：邺下（邺城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三台村迤东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期，邺城是中原地区富庶繁盛的大都市之一）一带专门以妇女持门户。平时送往迎来，娶妇嫁女，乃至“代子求官、为夫争曲”都是由妇女一手承担。甚至那些本来是由男子驰骋的领域如狩猎、征战也有女子涉足。例如北朝时代后魏李波将军的妹妹李雍容就精于骑射：“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我们所熟悉的木兰从军故事也发生在北魏时代。但值得注意的是，妇女的这种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范围不包括寡妇的。相反，寡妇的地位却非常低，如北齐神武帝高欢曾以民间的寡妇配给俘虏（《北齐书·神武纪》）；又如北齐御史中尉崔亮曾拷打三个寡妇，逼她们诬陷河间太守寿兴曾威逼他们作为婢女，“受晖旨，鞭挞三寡妇，令其职自诬，称寿兴压己为婢”。把寡妇配给俘虏为妻，可见地位连俘虏也不如；后者更说明当时寡妇在社会上毫无人身保障可言。这首《紫骝马歌》这是反映了北朝社会寡妇的卑贱地位，让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视觉来认识当时的社会问题。
这首少数民族歌谣，使用的则是儒家经典《诗经》中常用的起兴手法：通过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情景来比喻将寡妇嫁给“童男”的荒唐做法：“烧火烧野田，野鸭飞上天”。在家中烧火，却烧着了野外的田地，居然让栖息在田中的笨重的野鸭飞上了天空。田野不可能因家中烧火而着火，野鸭栖息在水边的芦苇丛中而不是在田地中，现在居然因田野起火而飞上天空。在歌者的眼中，这一切都是世事的颠倒，都是不可思议的怪事。歌者之所以要以此起兴，是为了表示对寡妇嫁“童男”的态度：“童男娶寡妇，壮女笑杀人”。“童男”，这里不是指年幼的男孩，而是指未婚的男性青年。童，是童贞之意，所谓“童男子”。“壮女”，这里指已经到了乃至超过了婚龄的姑娘。歌者认为，童男就应该娶壮女，现在居然舍弃壮女而娶寡妇，这简直像或烧野田、野鸭上天一样荒唐，让人不可理解，让人好笑。当然，在这讪笑声中也有那些待字闺中“壮女”的笑声。是的，她们有着美好的青春，应该有着美好的婚姻前程。但是且慢，其实，歌者创作此歌并不是要嘲弄寡妇，也不是为了好笑，因为歌者的这种态度固然反映了当时鲜卑族的风俗习惯和婚姻观念，但更是那个时代现象的客观反映。要知道，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大地正处于空前的战乱之中。仅从公元384年慕容垂建立前燕，到公元433年北魏拓拨焘统一中原，前后不到五十年时间，就更替了前燕、前秦、后燕、西燕、北魏、北燕、南燕、后秦等八个王朝，经过上百次的攻伐吞并。长期接连不断的征战，造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民生凋敝和民众的死伤。死伤的民众自然更多是已婚的“壮夫”和未婚的“童男”。况且，“|马边悬人头”的同时也“马后载妇女”。婚后的壮女很容易沦为寡妇或胜利者的奴婢。即使能脱逃劫难，也多会成为嫁不出去的“老女”。寡妇的不幸命运，有一天也会轮到她的头上，她也会被“笑煞人”的。不过，这不是诗中的歌者所要表达的，只是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则是从诗外得到的感受，更有种历史的沉痛感罢了。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采用了汉族民歌传统的起兴和对照手法。我们从《诗经》的“谷风”、“氓”，两汉乐府的“圹上行”、“陇西行”，南朝乐府的“子夜歌”、“读曲歌”中，以无数次欣赏过这种表现手法的妙处。这也说明中华文化中各民族文化是互相吸收、互相交融的。《紫骝马歌》作为北方鲜卑族的民歌，他吸收了汉族民歌的表现手法。反过来，它又流传到南朝，经过梁代乐府机构的记录、整理而流传千古，成为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朝乐府·杂歌谣辞
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歌》载于宋代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的“杂歌谣辞”之中。“杂歌谣辞”是古代乐府采自民间的歌谣。其中歌是入乐的，谣虽未入乐，但是性质和乐府民歌却相似。宋人郭茂倩在编辑《乐府诗集》时，把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12大类。《杂歌谣辞》七卷，其中又分为歌辞四卷，谣辞三卷。
这是一首敕勒族的民歌。它的产生年代大约在北魏时期。敕勒是我国古代北方一个少数民族。秦汉时代称“丁零”（或“丁令”），魏晋南北朝时期改称“敕勒”（“铁勒”）。因为他们造的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魏书·高车传》，所以又叫“高车丁零”。敕勒人原生活在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北魏初年，被太武帝拓拨焘击败后降归北魏。拓拨焘把敕勒族数十万众迁徙到“东至濡须，西暨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资治通鉴》卷121）。自此之后，敕勒族才在阴山地区安定下来。经过他们的辛勤开发，使得漠南地区这块荒原变得牧草丰茂、牛羊肥壮，“民间马、牛、羊及毡、皮为之价贱”。《敕勒歌》为我们描绘的正是这样一幅牧草丰茂、牛羊肥壮的草原风光图。诗中表现了北方少数族以毡帐为房、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俗，也表现了他们对这个天高地广。雄奇壮阔的塞北草原无限热爱之情。
歌的开头“敕勒川，阴山下”简洁地为我们交代了敕勒族生活的地点和环境，显得突兀而雄浑。“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则突出了地域独特风貌和民族的生活习尚。敕勒族的住房是毡帐（俗称蒙古包）。由于平原平坦而辽阔，放眼望去天连草原，草原连天，天幕与地平线远远地连接在一起，就像是一顶大毡帐大草原的上空一样。这一比喻既准确又带有地域和民族特色，只有以毡帐为家、逐水草而居的北方游牧民族，才会有这种独有的生活体会。“天苍苍，野茫茫”则是在上述准确又带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比喻之上，对大草原作进一步的形容和描绘。苍苍是一种深青色，只有当天空万里无云、空气又极洁净时才会呈现这种颜色，而这种颜色又会反衬得天空更为高远深邃。“茫茫”是渺远之状，只有在地平如砥又无遮无碍的大草原上，才会有这种视觉感受。而这种苍茫之感，又使得大草原显得更加旷远和雄浑。总之，如此天，如此地，是塞北草原上独有的景象，它与中原，与江南的天和地是完全不同的。“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这是中原的天和地；“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这是江南的天和地。所以用“天苍苍”来描绘那笼罩在敕勒川上空穹庐似的天，用“野茫茫”来形容阴山脚下的大草原，确实是极为准确形象又极富地域特色的。
以上几句以极为简练生动的笔墨，勾勒出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草原风光。但仅如此似乎还缺少生机，缺少欢乐，也不足以表现水美草肥、安定富足的景象。所以诗人又补上一句：“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一来，整个画面就由静景转为动景，由风景画转为风俗画了。你看：阵风过处，牧草低垂，成群成片的牛羊从草中显现出来。如果没有风，牛羊就会掩没在草丛之中。能遮盖住羊，尤其是牛的草还不茂盛吗？在深蓝色的天幕下，白色的羊群、黄褐色的牛群散放在一望无际的绿色大草原上，随着阵风时隐时现，这是何等壮美的景象！敕勒川的安定与富饶，敕勒族人民对家乡的热爱和自豪，都透过这幅色彩鲜明又充满生机的草原放牧图尽情地展现出来！
这首诗浑厚苍莽、雄浑豪放，语言上质朴自然、语言上简练明快，形式上长短不齐、伸缩自如，从它开始传唱的那时起，就被众口交赞。历代一些著名学者如元好问、王灼、王夫之等对它都赞不绝口。对《敕勒歌》在布局、结构、风格和表现手法上的杰特之处，以及该诗的雄浑风格和壮美的画面，近现代的文论家们也多有详尽而中肯的分析。但是我以为：这首诗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文学方面，它也是民族文化间互相影响、南北诗风互相融合的实例；也是中华境内各族从征战对抗走向和解交融的历史见证，是一元主体、多元格局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典型个案。其史学和文化学乃至民族学上价值绝不低于文学创作。
首先，《敕勒歌》的成功在于吸收了汉诗的优长，又保持了少数族诗歌语言的节奏和风格，它是民族文化间互相影响、南北诗风互相融合的实证应当说，在用汉语记录的北朝诸少数族诗歌中，《敕勒歌》是翻译、加工得最成功的一种，我们只要与同样记载在《乐府诗集》中其它的北朝少数族诗歌加以比较即可得知。其中的《地驱歌乐词》云：“青青黄黄，雀石颓唐。槌杀野牛，押杀野羊”；《慕容垂歌辞》：“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郭茂倩《乐府诗集》卷25，“横吹曲辞”五）。前诗的“雀石”不知为何物，是“雀屎”的讹音？抑或是雀形的卵石？如是雀形的卵石又怎么和“颓唐”连到了一起？后一首在历代学者中产生许多歧见，主要也是因为“枉杀墙外汉”搞得大家莫名其妙。就来历来传颂的《木兰诗》，也出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等六句与全诗极不协调的文言句式，也出现“天子”与“可汗”混用的败笔。我想这都可能是在翻译加工的过程中过分向汉诗的齐言靠拢和追求语言的雅化所至。而《敕勒歌》的成功恰恰在于吸收汉诗优长的同时，又保持了少数族诗歌语言的节奏和风格，前面提到的《敕勒歌》“六、八、六、七”结构方式，就是保持了突厥民歌的语言节奏。至于它奔放粗犷的文学风格，更是这个马上民族特色的原始风貌。沈德潜称赞它是“天籁”，提倡白话诗的胡适赞之为“神来之笔”，我想都是对此保持民族语言风格的肯定。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汉文化对其影响的微弱，相反，它的杰特正是汉文化对其影响和改造的结果。金代少数民族诗人元好问曾指出它与汉文化之间的关系：“慷慨歌谣不绝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千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论诗三十首》，见《中州集》卷四）。元好问认为《敕勒歌》的豪宕慷慨风格是受中原诗风的影响，其实倒毋宁说是敕勒族民族精神的体现，《敕勒歌》受中原诗风影响最大的应是其文学语言和表达方式。此诗中多处采用虚实映照、动静相承、对偶比衬、叠字对句、情景交融等结构方式和表现手法，都是汉诗诗论和诗评中反复强调和加以申说的，也是同时代北朝乐府中鲜有的。仅以布局为例，汉诗强调局部与全局的和谐配合，既能化实为虚，又能以虚衬实；既能以动写静，又能动静相承，这在《敕勒歌》中都可找到实证。从空间布局来看：构图之中有上部的“阴山”、“天似穹庐”、“天苍苍”，下部的“敕勒川”、“野茫茫”和草地上的牛羊。上下部既有分隔，又浑融成一个整体，这是形成此诗苍莽壮阔风格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动静关系上：山、川、穹庐是静物；风吹、草低、牛羊则是动态，做到动静相承，使画面既具有稳定感，以象征生活的和平安定；又富有生命的活力，象征着这个游牧民族的开朗和豪迈。在虚实处理上：天、川、穹庐、草、牛羊等都是实景，是在画面之中；生活在其间并创造了如此富裕安定生活的敕勒人则是虚像，是在画面之外，需要我们去体悟、想象。作品以实写虚，写实是为了写虚。就是画面中的草和牛羊也有明暗虚实：草比牛羊高——明写这里水肥草茂；风在这里是动因：风吹草伏，牛羊尽现——这是暗写牛羊肥壮、和平富庶。明写是手段，暗写是目的，是主旨所在，写明是为了显暗。单就构图、布局这点来说，《敕勒歌》也明显受了汉诗、汉诗理论和批评的影响。《敕勒歌》的诞生受到汉文学的影响，但诞生后的《敕勒歌》又反过来影响了汉文学，并以其杰特的艺术成就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艺术宝库：它第一次以诗的形式赞美了祖国的北疆，激起人们对少数民族聚居之地的激赏之情。在唐代王昌齡、岑参等雄浑奔放的边塞诗出现之前，在诗的国度里，我国的西北边陲一直是以大漠穷秋、塞风苦寒的面貌出现的，也似乎一直与孤城落日、戍楼刁斗的战乱生活联系在一起。这个调子，大概从我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就定下来了：《小雅·采薇》中所描绘的猃狁之地是“雨雪霏霏”，行役之人是“载饥载渴”，塞北似乎是一个荒凉苦寒的畏途。汉魏时代的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曹操的《苦寒行》等更是把北方与苦寒、战乱、悲伤划上了等号，几乎成了同义语。但《敕勒歌》所描绘的却是一种既开阔壮美又和平安定的北国风光：这里地势平坦、水草丰茂、生活安定、牛羊肥壮。这是另一种边塞，和以往的描绘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基调，呈现不同的风格。从文学发展来看，这种贞刚的河朔之气，对声律风骨兼备的唐代边塞诗的产生，其作用更不可低估。另外，这是首敕勒族的民歌，却受到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境内多个民族的赞扬和传唱。王灼认为两汉之后，只有“《敕勒歌》暨韩退之《十琴操》近古”；沈德潜则称赞它与另一首少数民族歌谣《哥舒歌》“同是天籁”。它在流传的过程中，由敕勒语变为“鲜卑语”，再变为“齐言”：所有这些都说明一首优秀的诗作，它是民族的财富，也是各民族的共同财富，也将为全人类所共同拥有。民族文学之间，是相互影响也是相渗透的。
其次，它是中华境内各族从征战对抗走向和解交融的历史见证。
《敕勒歌》虽然是一篇文学作品，却有着巨大的史学价值，它是中国境内民族之间由争斗到交融的历史见证，也为上层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提供了正面的借鉴。《敕勒歌》中所咏歌的和平富庶的边陲景象，首先是羁縻制度的产物。
所谓“羁縻”，是相对征伐而言，它是中国古代中央政权对周边少数族政权所采取的以安抚、怀柔为主要手段的统治方略，即通过封官爵、赐尊号，认可其统治的合法性，以及下嫁公主、输赐金帛、保留其制度、习俗等来换取对方对中央政权的尊从和依附，朝贺并纳入中国版图。在“羁縻”诸法中，“内徙安置”来“以夷制夷”，是其中影响最大、争议反复最多、实绩也最显著的一种手段。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浑邪王率十万余众降汉，武帝命长安令发车二万前往迎接。长安令以无钱为由，不派车马，武帝大怒，认为长安令不解制夷之术，贻误大事，要将其斩首以示羁縻之策不可犯。遂将浑邪王等降众安置在云中、上郡、北地等边塞五郡作为屏障，自此“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资治通鉴》，“汉纪”十一），“以夷制夷”收到明显效果。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呼韩单于与屠耆单于争权中兵败，呼韩单于效法日逐王率众南附，宣帝照样安抚：命高昌侯董忠等率骑兵一万六千人护送呼韩单于至鸡鹿塞，并留下协防北匈奴的袭击。为安顿其降众，汉廷又前后转输谷米三万四千斛、钱二十万、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助其安民”（《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自此，匈奴分为南北，南匈奴一直依附汉廷，与北匈奴处于对峙状态。自宣帝之后直至东汉灭亡这二百八十多年间，呼韩单于及其后裔南匈奴，一直成为汉朝防范北匈奴及其它部落南侵的屏障，并配合窦宪、马续、邓鸿等汉代历朝诸将，开展对北匈奴、乌桓、鲜卑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以夷制夷时间最久也最成功的一例。
中国古代羁縻方略中对少数族的“内徙安置”，尽管其主要动机是“以夷制夷”，尽管这个方略往往是以武力征伐为背景或前提，在执行过程中也充满争论甚至反复，但是必须承认：这个萌生于先秦、定型于两汉，为历代中央政权所尊奉并被制度化的“羁縻”方略，是维护国家统一，保障中央政权对周边有效统治，避免民族战争和社会动荡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在中华境内各民族間由征战冲突走向和解交融重要前提。北朝时期，敕勒这个民族与中原主要政权之间就呈现这样一种演进规律，而《敕勒歌》的产生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见证。敕勒在先秦时代是北方一个强大的民族，史籍称之为“赤狄”、“丁零”或“丁灵”，当时居住在北海（又称巳尼陂，即今俄罗斯贝尔加湖）一带。两汉时期，趁匈奴、鲜卑的迁移或势弱而逐渐南下至燕然山和頞根河一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色楞格河流域）。西晋以后改称敕勒或铁勒，因他们造的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所以又叫“高车族”。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已强大起来的敕勒族乘机南侵，首先是攻击介于它和中原政权之间的老对手“蠕蠕”，然后越过“蠕蠕”直接与中原政权对抗（《魏书》卷103，“蠕蠕传”、“高车传”）。前燕光寿元年（公元357），慕容儁“遣其抚军慕容垂、中军慕容虔和护军平熙率步骑八万讨丁零敕勒于塞北，大破之，俘斩十万余级，获马十三万匹，牛羊亿万余”。其子慕容暐继位后，亦遣傅严“北袭敕勒，大获而还”（《晋书》卷102，“刘聪载记”；卷104，“石勒载记”；卷110，“慕容儁载记”；卷111“慕容暐载记”）。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鲜卑族的拓跋氏逐渐统一了北方，强大起来的北魏从道武帝拓拔珪天兴二年（公元399）到太武帝拓拔焘神笳二年（公元429），对敕勒人前后发动了四次较大的战役，天兴二年道武帝拓拔珪亲帅大军西出洛水，直捣敕勒族的生息地鹿浑海，“获马牛羊二十余万”，然后分兵三路追击其残部，道武帝亲帅中路，“合破其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骠骑大将军卫王仪别督将从西北绝漠千余里，复破其遗并七部”。高车之族有十二姓，称为十二部，今主力和七部并破，“于是，高车大惧，诸部震恐”。在这个背景下，拓拔珪又祭起历代帝王羁縻方略中常用的法宝：进一步炫耀武力，迫使对方慑服，在高车周围“大校猎，列周七百余里”。在这个强大的军事态势下，战败的敕勒开始分裂：其中一部分向中原政权臣服，如单于之侄利曷莫弗奈力健“帅其九百余落内附”，“高车解批莫弗幡豆健复帅其部三十余落内附”。北魏则加以封赏：“拜奈力健为扬威将军，赐谷二万斛”，“亦拜（解批莫弗幡豆健）为威远将军置司马参军，赐谷二万斛”（参见《魏书》卷2“太祖记”，卷103“蠕蠕等传”；《北史》卷98“高车传”；卷197杜佑《通典》，“边防”十三。）。但以其单于为首的主体部分则收拾残部，退回原来的生息地巳尼陂一带，继续与中原政权抗衡。对北魏政权来说，敕勒族南侵的威胁并未从根本上解除。所以太武帝神笳二年（公元429），拓拔焘在廷争中拒绝司徒长孙翰和尚书令刘洁的谏阻而听从汉人崔浩的建议，“遣左仆射安原等并发新附高车合万骑至于巳尼陂，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有百万余”。在如何安置这些归降的敕勒部落同样充满争论，北魏上层贵族以敕勒部镇抚使刘洁为首，主张严惩，并要把俘虏“籍没为奴”；魏主拓跋焘则主“安抚”，秉承传统的“以夷制夷”方略，把他们迁徙安置在从陇西秦凉诸州到阴山代郡沿边一带，并“赐谷”、“赐衣服”、“岁给廪食”，使之成为北魏北部边塞的屏障，甚至把少量的敕勒人迁徙到被刘洁等人称为将导致“腹心之祸”的河北、河南商洛一带，促成敕勒的“汉化”和民族間的融合（《魏书》卷4“世祖记”，卷103“蠕蠕等传”，卷28“刘洁传”）。当时拓跋焘将归降的敕勒人分置于漠南三处：一是陇西的秦川、凉州一带；二是河套地区，经阴山直到代郡；三是河北、山西及河南商洛地区。《敕勒歌》所咏歌“敕勒川，阴山下”，正是安置他们第二块迁徙处。中央政权在其羁縻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不但会遭到执政集团内部某些人的反对，对被迁徙内附的敕勒人来说，要离开世代居住生息之地，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性，也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一开始敕勒人也不习惯内地生活，不断地发生暴乱反抗。神笳四年（公元431）即迁徙后的第二年，“敕勒数千骑叛，北走，洁（即刘洁，引者注）追讨之，走者无食，相枕而死”。一年后的延和元年（公元432）四月，“敕勒万余落复叛走，魏王使尚书封铁追讨灭之”（《资治通鉴》121卷，“宋纪”三）。正是在魏主安抚与追讨的双重手段下，安置于迁徙地的敕勒人才渐渐宾服下来。由于他们的辛勤开发，阴山脚下才变成水肥草美的好牧场。到了孝文帝、宣武帝时代，居住在阴山脚下的敕勒人不但不再需要“赐谷”、“赐衣服”，“岁给廪食”，而且每年向朝廷大量“献贡”，到处“毡皮委积”，以至北魏民间“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据《北史·高车传》载：文成帝拓拔睿（公元452－465）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这首《敕勒歌》，也许就产生在这“歌吟忻忻”之中。对于《敕勒歌》，尽管可以从文学风格、表达方式、语言特色或民族交融等不同角度进行诠释和界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的基点是对和平、安定、富庶的居住地的咏歌和肯定。具体说来，诗的前四句“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是咏歌迁居地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在敕勒族移居的阴山脚下，草原的辽阔更显得天幕低垂，这里不再有征战，不再有杀戮，所见到的唯有牧草，还有牧草下的牛羊。这种和平、安定的感受，只有经过上述的攻伐搏杀的一段惨痛经历后，才会体会更深，才弥足珍贵，我以为这是《敕勒歌》前四句内在的历史含蕴和诗歌作者“歌吟忻忻”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诗的最后一句“风吹草低见牛羊”则是在咏歌富庶：“草”对于中原地区，也许只是一种风景、一种点缀，但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则是一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草肥则牛羊壮，现在牧草长得比牛羊还高，要“风吹草低”才会“现牛羊”，牧草的丰茂，牛羊的肥壮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的富足皆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回顾敕勒族与北方中原政权这段历史，从敕勒的南侵、征战，到内附、安置，从“复叛走”到“歌吟忻忻”，这是一个民族间由不相容到契合交融的过程，这个过程能否发生，进展得是快是慢，统治者的民族政策和驾驭手段将起关键作用。《敕勒歌》的产生就是民族之间由争斗到交融的一个很好的历史见证；这个过程的正反例证和相关争论，也为后来的中央政权制定羁縻方略或民族政策提供了某种借鉴。从这个角度来说，《敕勒歌》的文本及其《敕勒歌》的产生过程具有相当重要的史学价值。近来有的论者虽然也开始注意到《敕勒歌》的文本意义，但其结论却是认为该歌是在思念漠北那块诞育他们的故乡，控诉残酷的种族压迫，体现的是一种民族历史情结（周建江《历史、民族情结的回响——<木兰诗>、<敕勒歌>的文化本初》，《烟台大学学报》1997。4期）。其实歌中说得很明确，咏歌的是“阴山下”的“敕勒川”，而非巳尼陂“北海边”的祖居之地。至于说到民族历史情结，我们可以和另一首少数族的乐府民歌《匈奴歌》作一比较，此歌全文是：“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二）。据《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讨匈奴，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其夏，又攻祁连山，捕首虏甚多”。郭茂倩引《十道志》说明此歌的创作目的：“焉支、祁连二山，皆美水草，匈奴失之，乃作此歌”。由此可见，、《敕勒歌》和《匈奴歌》虽皆以民族战争为背景，又都涉及水草的肥美，但《敕勒歌》是获得，《匈奴歌》是失去；《敕勒歌》是咏歌目前，《匈奴歌》才是追忆过去，两者的区别是极其明显的。而这种区别又是有两种不同的民族政策所导致的：汉武帝对匈奴是征战后加以驱逐，以开边为目的；太武帝是征战后加以羁縻，予以迁徙安置，意在消弭边患。武帝晚年颇悔征伐之事，认为是“朕之不明，是以扰劳天下”，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汉书》卷六，“武帝纪”）。这两首少数族乐府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后来的中央政权提供了历史借鉴。
最后，它也是一元主体、多元格局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典型个案上面已经论及《敕勒歌》的民族归属以及《敕勒歌》作者是个众说纷纭、长期争执不下的问题。古往今来的众多研究者从文献学、文艺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和探讨，这对我们更好的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敕勒歌》无疑是有益的。但我以为这种众说纷纭现象的本身就具有历史文化价值，使《敕勒歌》成为寻绎一元主体、多元格局的中华文化演进历程，探究各少数族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及“汉化”趋向的一个典型个案。我们知道，中华文化在其历史演进中一方面是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乃至融合，另一方面又存在蛮族文化向高位文化靠拢，即所谓“汉化”现象。所谓“汉化”，主要是中华各少数族主动向华夏文化及其核心儒家文化靠拢，使之融入并藉以改造本民族文化的一种历史现象。正是这种向华夏文化及其核心“儒家文化”靠拢的“汉化”，才形成了一元主体、多元格局并为各族所认同的中华文化。这也是中国不会向前苏联或南斯拉夫那样“解体”，中华各民族间有着牢固凝聚力的主要原因之所在。研究《敕勒歌》的作者和民族归属，它的语言的演变乃至胡汉风格的交错影响，正可为此提供典型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