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开头对文革时期的政治生活有细致的描写,这样的内容在近十几年的影视作品中罕有出现。可以说《归来》已经越过了对文革题材“能不能谈”的层面,进入了“能谈什么”、“谈到何种程度”的层面。这就是突破。
能有这样的突破,或与近年高层“文革的错误并没有完全消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的定性、以及“不走老路”的表态有关。亦即《归来》的主题获得官方认可。这一点从央视和《人民日报》迅速介入影片报道可见一斑。
不管如何,能去表现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语)”的事情,总是好事。至于批评者所言导演将“原著中一切敏感内容尽数‘自我阉割’”,按张艺谋的回应就是你们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与勇气没关系”。
说张艺谋“名为国师,实为顺民”更无从谈起《归来》中有个情节——在文革中迫害“右派”陆焉识家庭的方师傅,后来被抓走关了起来,于是陆焉识寻仇而不得,松开了准备打方师傅的饭勺。这个情节为张艺谋招来了“名为国师,实为顺民”的批评。《电影世界》策划人称“张艺谋在《英雄》里宽容了暴君……;张艺谋在《归来》里宽容了君主的手下,因为‘这狗东西也被当反革命抓了’。我认为这是廉价的宽容。……以前好歹是谄媚统治阶级的最高首领,这次变成了谄媚统治阶级的中层干部。谄媚的级别越来越低,张艺谋这是怎么了?唉!”
实际上按影片的描述,方师傅应该属于来自底层的造反派。而造反派首先称不上“中层干部”,因为即便造反派中混得最好的那一批,也仅仅是暂时性的进入了当时的权力机构革委会,他们在革委会的三种人员构成——军方、老干部、造反派中属于最不稳固的,在文革中就没有真正掌过几天实权,在文革后更成为被“清查”的对象。其次,大部分造反派同样面临了“被整”的命运,在文革中很多造反派就被整得很惨,文革后几次“清查”中,被捕、被审、被判的造反派更是有一大批。因为当时的“清查”也是运动式的,所以很多造反派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比如湖北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因此影片描述方师傅的下场不好,恰是此片的亮点所在,即难得的反映了造反派的“另一面”遭遇,这比那种“文革追责只清算了大头目”的流行谬误已经强了不少。而把这种反映看作“谄媚统治阶级的中层干部”,则无从谈起。
回归“文艺范”的张艺谋还是没有逃掉批评影片的艺术表现力能勾起人们对悲剧的记忆对人伦的重建,折射破坏人伦之恶《归来》的主题就是重建,重建被拆散的家庭、重建被破坏的人伦。影片越把重建演绎的生动,观者就越能感受到破坏之恶。
这种破坏之恶,用司马南的话讲就是“把人变成鬼”,更准确的说,是把人逼成鬼,把仁义道德逼成男盗女娼。所以“归来”就是要回到“人”,重建夫妻、父女之间的“人之常情”。
举报了父亲的女儿在重建中回归家庭(《归来》海报)这样的主题并不新鲜,但影片优秀的艺术表现力能让主题更深入人心。这样的效果在今天是珍贵的,因为如果没有有力的重申,那么文革是错误的、文革是历史悲剧这样的常识也会被遗忘。
破镜难重圆,使《归来》比《芙蓉镇》更刺痛人心同样是“右派”平反,《芙蓉镇》以“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团聚结尾,有种“俱往矣”的感觉,留下“还看将来”的美好遐想。所以《芙蓉镇》过程看得压抑,结尾让人放松。而《归来》的压抑贯穿始终,因为没有“大团圆”。撕裂的伤疤不能完全愈合、砸碎的镜子无法重圆,这才是生活更真实也更残酷的一面。因而《归来》实际上让人更惧怕政治运动的悲剧,这是《归来》的巧妙之处。
当然影片依然从另一个维度留下“光明的尾巴”,达成了重建——那就是以女主人公矢志不渝的爱情支撑了希望。这让影片压抑但不“灰色”,而“灰色”正是在中国拍电影的大忌。
不能更深入的遗憾仅抓住几个“符号”会表面化知识分子受迫害、家人互相告密,这都是人所共知的文革符号。《归来》抓住了这些符号,却也停留在了“符号化”的层面。如此可以敲打人们的忘性,但对于反思文革的意义不能期望太多,因为反思文革最缺乏的是基本史实的到位、历史细节的深入。
《江苏教育》1955年刊文表彰儿子举报父亲拿告密来讲,相比一些过来人留下的“鲜活”描述,《归来》对告密的描写确显苍白。比如李锐之女李南央在回忆母亲对父亲和自己的告密动机时,写道:“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母亲在延安的信中,记述了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好朋友夏英喆共一窑洞);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做一个炉前工(母亲在东北糖厂的信中,记述了受不了顶班的生活);她不能想象自己经过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干部的优越生活条件和特权,从此不复存在(母亲信中屡屡流露出瞧不起工农干部和‘旧’知识分子的态度,她在东北的信中记述了自己是如何虐待保姆);她的骄娇品格,决定了她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复从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后只有紧跟毛泽东,除此别无选择。”比如一位旅美作家在回忆录中写道“到了70年代,我算是有机会在近距离观察了‘大院’内的日常生活,立刻就被吓得目瞪口呆。我这个‘破落户子弟’从小习惯的是儒家那套传统道德,家里从来充满了礼貌、温情与谦让。可在那里,我第一次领略了另类生活方式,从此知道了痞子和士绅的本质差别”。这位作家继而描述了“大院”内各种伦理纲常的破坏殆尽,指出“大院子弟”的人情淡漠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长期的革命斗争使得这些人彻底丧失了怜悯心和同情心等“人性弱点”,成了“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所以文革告密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并非《归来》中的简单描述就能让人真正理解。
再看知识分子受迫害。老实说文革是知识分子相对好过的一个时期,除了文革初期干部们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而沿袭了一段时间“反右”之外,知识分子再没有受到大的冲击。而普通百姓才是文革受害者的主体,他们的数量要远远多于知识分子。只不过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发声,而让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抢去”了“文革受害者”的“角色”。《归来》这样的影片客观上会强化这种错觉。而这样的弊端是,普通人会继续认为精英才是文革的受害者,丧失了反思文革的动力。
“希望”影响了作品的厚度前面提到,在中国拍这类电影可能必须注入“希望”,以便让电影的调子不要太“灰色”。《归来》的“希望”是女主人公矢志不渝的爱情。但是如果细究的话,这样的爱情缺乏基础——凭什么它就那样矢志不渝、能历经几十年而不褪色呢?答案或许只能是“故事需要”。
如此,影片就多了戏剧性的感染力而少了真实性的冲击力。前者会让你抹泪唏嘘,后者才会让你回味无穷。
结语《归来》展示了张艺谋和巩俐等中国电影人的功力,如果他们有更大的创作余地,相信国产电影必会出现几部更伟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