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 | 杨早
今天说一个小孩儿的故事。
他家算是妥妥的书香门第。所以反而思想很新。父亲是旧派知识分子，可是主张很务实。他只学了《三字经》，后面的《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龙文鞭影》乃至四书五经，一概放弃，转而学《地球韵言》，四字一句，说的都是世界大势。您现在要周末上潘家园，花几百上千元，还能淘到几册。
七岁，北京有了第一家“洋学堂”，父亲马上就让他入了学，学堂名字叫“中西小学堂”，既学中文，也念英文。一年后，英文念不下去了，因为义和团来了。
▲ 资料图：1900前后的北京
义和团杀洋人，杀教民，还杀念洋书的人。所以他的课本，什么《英文初阶》《英文进阶》，全都被烧了。小学堂也停办了。
没多久八国联军进了京又走了，皇上和皇太后跑掉又回来了。西学迎来复兴，这次还有了“公立小学堂”，他又进了南横街公立小学堂。
再一年，十岁了。他家有个亲戚，自己办了个蒙养学堂，还出了份《启蒙画报》，专门给十岁上下的儿童看。画报的内容，主要是科学常识，历史掌故，名人轶事，还有“伊索寓言”什么的。他特别爱看。
这一段他的成绩很不好看，比好多苦出身的同学都差，只能算中等以下。但是喜欢看《启蒙画报》，幼小的心灵也种下了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鄙视那些只顾眼前苟且的人，他跟着画报上的话说：“世俗之人虽不必是坏人，但缺乏眼光见识，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他说这一点让他终生受用。
十二岁，亲戚忙着搞自媒体，顾不上学堂，《启蒙画报》和蒙养学堂都停办了。他就改成了“在家教育”，联合几家亲戚的小孩，请一位刘先生来教小学课文。
在家一年半，在北京的同乡会办了一所小学堂，他又去那儿读了一年书。这时候，他已经养成了自学习惯，自己感兴趣的事，无须别人督促；觉得不合自己意见的事，旁人要自己做，也不做。
十四岁，他考进了地安门外的顺天中学堂。良好的学习习惯发挥了作用，自学进度比课本上教的快得多，英语才讲到五十页，他都读到八十页了，二次方程式也是抢在老师讲授之前就自学完成，成绩经常在前三名。就是语文不行，课本不看，老师讲课不听，课外书也很少读。语文老师气得要命，在作文本后面批：你这个人太叛逆，将来一定会倒霉的！（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他这个阶段，受到时局的刺激和父辈的影响，常常自负要救国救世，理念上“重事功而轻学问”，只喜欢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对于文学、哲学这些学科，简直就认为是骗人的东西。
父亲一向宽容，虽然不见得赞同他的见解，但也不公开反对与干涉，觉得好的，就明里暗里鼓励，觉得不同意的，也只是让他知道“父亲不同意”而止。
这时有位姓郭的同学给了他巨大的影响。郭同学天资聪敏，读书很多，思想比他高明。而且郭同学很懂得怎么说服人：有时会嘲笑他浅薄，让他惘然若失；有时又会顺着他“做大事业”的心理去诱导他，让他激动不已。
一来二去，他对这位郭同学佩服之至，佩服到把郭同学的谈话记了厚厚一巨册，还在封面上题“郭师语录”。同学纷纷嘲笑这一对CP，他也不以为意。
这一段时期，他事功之心未息，天天读大量报纸，关心时事，尤其佩服梁启超，把梁任公的话抄在日记里自励，已去世的名人里，崇拜胡林翼、郭嵩焘，经常引用他们的话。父亲很高兴，说“怎么那么像我年轻时候哇”，专门写信到学堂来表扬他，还赐他一个叫“肖吾”。那一年他十七岁。
与此同时，受郭同学影响，他开始思索“人生之苦乐”这种大问题，有空就去北京图书馆看佛经，一看一整天，中午在外面吃碗面。
对于佛学，他一点根柢都没有，但因为纠结于“人生之苦乐若何”这个大问题，希望从佛经中寻求答案，从比较通俗的《佛学丛报》着手，边学习边研究，久而久之，居然学进去了。其效果，一是十七岁时拒绝母亲给他议婚的想法，一是十九岁开始吃素，还认真考虑过出家为僧。
▲ 本文主人公青年时期的形象
开始吃素了，也毕业了。还没等找到工作，武昌起义、诸省独立的消息纷纷传来，合城大乱。转过年，宣统退位，民国了。
他跟同学一起办了张报纸，就叫《民国报》。他既当编辑，又当外勤记者。他从清末便赞同宪政之说，崇尚英国式议会政治，如今也立志要为民国政治改造尽自己一分力。
《民国报》挟民国初创之威，向直隶督军要到了十万大洋，经费充足，声势浩大。他也拿到了一张长期旁听证，几乎没有一天不去跑国会新闻。参议院，众议院，跟上班似的天天报到。
这样跑了快一年，看政治人物操纵是非，呼风唤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这样一来，有助于他认识中国问题，“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等等，皆有不过如此之感。
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却时时日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人感到厌倦和憎恶”。
二十岁前后，他曾两度试图自杀。日后寻其缘由，大概是内外交困，时局糜烂自不必说，内心里一面特别要强，谁也看不起，一面又悔恨自己毛病太多，冲突起来，几至不可调和。
二十一岁那年，他脱离了国民党，也脱离了短暂的政治生涯。偶然从家里旧书堆里，捡到了一本日人幸德秋水写的《社会主义之神髓》。这本小册子，却引爆了他内心的风暴，他突然认定：人类之所以日趋下流与衰败，财产私有引起的生存竞争是一切痛苦与罪恶之源。
一旦想定，他便觉得不能忍，必须激烈反对。到冬天，写了一篇《社会主义粹言》，一万多字，自己刻蜡纸，油印了几十本送人。
与此同时，对印度哲学的研究仍在进行中。二十四岁，他写出了平生第一篇正规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评点古今中外各家学说，末尾指出“人生惟一的出路在皈依佛学”。这篇文章发表到《东方杂志》。
有人介绍他拿着这篇文章去拜见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蔡元培正在改组北大，就邀请他去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他此时在民国政府司法部当秘书，不想去教书，另外推荐了一个人。第二年推荐的人生病辞职，北大又发邀请，他才去了——后世传颂的“中学生任教北大”，当时也只道是寻常。
此时的他，已经渐渐由佛学转向“东方之学“，即包括中国的儒学与印度的佛学。而北大新文化之风渐起，他第一天到北大，就问蔡校长：
先生对于孔子持什么态度？
蔡校长沉吟了一会儿，答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
他大声说：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
执教北大一年后，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一则启事，几乎摆出了与全校为敌的姿态：“顾吾校自蔡先生并主讲诸先生皆深味乎欧化，而无味乎东方文化，由是倡为东方学者，尚未有闻。”他说，他立志出世，不想做学问研究，但可以“留一二年为研究东方学者发其端”，随即创立“孔子哲学研究会”，与“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之有志一同。
故事讲到这里，“他”是谁，大家都很清楚，他就是梁漱溟，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西方人称为“最后的儒家”。
▲资料图：晚年梁漱溟
我写这个故事，其实念念于心的问题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怎样选择自己的立身之本？
梁漱溟的教育自西学入手，而立宪政治，而社会主义，而印度哲学，而力张孔学，转折不可谓不烈，而每次转折，皆出自时局刺激，内心冲决，思考由己及群，由社会而及制度再及文化，其后致力乡村教育与自治，组第三党制衡国共，都是缘于少年的自学与守定。
他的父亲梁济，虽然发现儿子趣味像自己年轻时也很高兴，但对于子弟逸出常规，就是“弟子不规”，也坦然包容。
蔡元培对于“来新北大发挥孔子”，同样不表反对。世之天才难得，而良父良师更不易得。记此以自惕自励。
【作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