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4年高考作文素材：一生应结识的25个人（五）
21、维克多?雨果——雄跨时空的王者
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巨人，作为胸怀磅礴的激情、充沛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一生为正义、光明和真理“鼓”与“呼”的斗士和勇士，他的一生显示了普罗米修斯式的高大身影，体现了普罗米修斯式的“窃火”精神。
在人类精神文化领域里，有一些杰出的人物，他们本身就构成了一些传奇，构成了一些重大的文化奇观，或以其劳作工程的巨大宏伟，或以其艺术创造的无比精美，或以其内容的
广博，或以其思辨的深达，或以其气势的磅礴，或以其意境的高超，或以其精神影响的深远，或以其艺术感染的强烈。雨果就在这样一个层次上，他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辉煌的传奇，一个令人赞叹、令人眩晕的奇观。
作为精神文化奇观，雨果是一个大写的诗人，一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意义上的诗人；不仅是诗人，也是戏剧家、小说家、批评家、散文家。而且，最难的是他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丰硕厚实的功绩，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高踞于金字塔的尖端，仅仅某一单方面的成就已经足以构成一块块不朽的丰碑。
在世界文学史上像雨果这样自始至终关注着国家民族事务与历史社会现实并尽力参与其中的人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斗士。他在长期反拿破仑三世专制独裁的斗争中，成为了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个主义，其个人勇气与人格力量已经永垂史册。这种高度是世界上一些在文学领域中取得了最高成就的作家都难以企及的。作为一个伟大的斗士，雨果上升到的最高点，是他成为了人民的代言人，成为了穷人、弱者、妇女、儿童、悲惨受难者的维护者，是他对人类献出了崇高的赤诚的博爱之心。他这种博爱，正如有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像天堂纷纷飘落的细细的露珠，是货真价实的基督徒的慈悲。”
在所有作家和艺术家当中，雨果是惟一得到永远活在法国人民心中这种荣誉的人。
——罗曼?罗兰
雨果是“诗”，有着不断燃烧的“灵魂之火”，有着包容万物的“宇宙的律动”，有着对被折磨的人们的“恸哭”，有着对虚伪和不公平的“愤怒”。而且，也有着对凛凛正义的“渴望”。维克多?雨果是我青春的伴侣。不，也可说是我一生的伴侣吧！雨果是“人性之光”，是照耀在为眼前苦恼的一个“人”，然后痛击造成这样“悲惨”现实的社会，构想着所有人都能共生的理想世界，进而向自然、大地、堪称生命摇篮的“宇宙”扩展开去。
——池田大作
像许多人一样，雨果只有在痛苦时才思索。痛苦中的沉思默想给他带来了某一种洗炼……
——雨果的孙女婿列昂?都德
雨果生下来时，不及一把餐刀长，侍候的人把他包扎好，放在一张安乐椅里，像这样的小东西，椅子里足可容得下六七个，家里的人让他的两个哥哥进来看时，那时胖欧仁只有１８个月，还不大会讲话，见了这个不成人样的孩子，叫起来：“喔，这个小囝囝！”
雨果虽命若游丝，但人们一样把他送到市政府。因此贝桑松人口册上有一项记录：婴孩一名，生于共和国十年风月七日（即１８０２年２月２６日），名叫维克多?玛丽?雨果。
维克多很喜欢读书。他也像他大哥一样的老成持重，他不大说话，但是说起话来一定很恰当，他的话有好几次使他的母亲惊异，他的面容非常柔和。
１８１６年７月１０日，雨果１４岁时，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誓言：“要成为夏多勃里昂，否则别无他志。”当时，夏多勃里昂的声望正隆，如日中天，他既是曾使千万读者崇拜的文坛泰斗、法兰西学院４０位“不朽者之一”，又是复辟王朝的内政部长、贵族院议员，是欧洲政治中风头十足的人物，对于一个１４岁的少年来说，“要成为夏多勃里昂”，此志可谓不小。巴尔扎克是在将近３０岁的时候，才有过这样的豪言壮语：“我要用笔完成拿破仑用剑未完成的事业。”不止一个文学史家与传记作者把雨果的上述誓言，视为“野心”与“虚荣心”的表现，而且，雨果崇拜的偶像夏多勃里昂本人就是“虚荣的化身”。不过雨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止于取法于夏多勃里昂，而是不断提高对自我的要求与激励。夏多布里昂先生看过雨果写的诗后称他是一个“卓绝的神童”。
雨果曾说，他在１６岁时被政治热情投入了文学。１８３６年到１８４０年，雨果却常常因为自己不能在民众中发挥更大作用而凄然不安。
１８５１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恢复帝制，称拿破仑第三。当年的１２月２日，雨果还没有起床就得知了这个消息。他走上街头与群众一起战斗。许多人都认出了雨果，把他围起来：“雨果公民，该怎么办？”
“撕掉违反宪法的布告，高呼共和国万岁！”
“要是他们开枪呢？”
“那你们就拿起武器。每个人都有两只手：一只手握住你们的权力，一只手握着武器……”
有人说：“他们会打死您的。”雨果很平静地说：“那你们就拖着我的尸体沿街走，如果我的死激起正义，那也是美好的事。”然而起义失败了，雨果被迫化装成一个排字工人逃离巴黎，开始了他长达１９年的流亡生涯。
流亡中的雨果从未停止过战斗。来到布鲁塞尔的第二天，雨果就开始动笔。一种神圣的怒火在胸膛燃烧，越烧越旺。他写了一本抨击性的小册子《小拿破仑》，以泄心头之愤。这本书是一本扣人心弦的即兴之作。雨果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书中充满了西塞罗的激情，朱文纳尔的讽刺，嬉笑怒骂，感情激扬。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认为这是理智对暴力颇有情感的回敬。墨水瓶反对大炮，墨水瓶一定会摧毁大炮。”此后他又发表了辛辣讽刺拿破仑三世背信弃义的《惩罚集》，这两本书将路易?波拿巴考问得体无完肤，焦头烂额。
在法国人心目中，流亡的不幸使雨果变得更加伟大。儒勒?雅南在给雨果的信中说：“您是我们的领袖，您是我们的上帝；您就是生命之神，惟一的不足是您远离我们。”雨果也曾自豪地说：“不是我被摒弃，是自由被摒弃，不是我流亡在外，是法兰西。”因此，当法兰西第三帝国故作姿态，对一些流亡者实行赦免，不少流亡者纷纷归附时，雨果表示了自己的坚定不移：“哪怕是没有尽期，我将忍受这艰苦的放逐，我不想知道，也不考虑，原以为坚定的人，是否已经屈服，许多不应该走的人，是否也要离去。如果只剩下一千人，那千人之中有我！如果只剩下一百人，我还要斗争下去；如果只剩下十个人，我就是第十个；如果只剩下一个人，我就是那最后一个！”
１８６１年夏，流放中的雨果终于为其写了２１年的一部长篇小说画上了句号，这部巨作正是《悲惨世界》。这本书引起了法国政坛的争议，并说这本书是“当代最危险的书”。１８６５年，他又完成了《海上劳工》，而这本书没有引起党派之争。在这里，只有人与自然界的暴力做斗争。正如雨果所说：“我旨在歌颂劳动、意志、忠诚以及一切使人变得伟大的东西。”
当岛上的水手读到这本书，他们给雨果寄来长长的信，表示敬意。雨果在回信中说：
“我向你们致意。我要告诉你们我是一个什么人。我也是水手，我在和深渊搏斗；我正在经受着北风的猛烈的袭击。我的身上淌着水，我的牙齿在打颤；但我仍在微笑。我有时像你们一样唱着忧郁的歌……我在反抗，我在抵抗专制主义，就像你们抵抗风暴一样。”
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被俘垮台，雨果回到了法国，他向他阔别了１９年之久的人民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说：“同胞们，我说过，共和国归来之日，我自归来。我回来了。两件大事在召唤我。第一件，共和国。第二件，危难。我到这里来尽我的职责。我的职责是什么呢？和你们一样，和大家一样，捍卫巴黎，守住巴黎。拯救巴黎，这不仅是拯救法兰西，而且是拯救欧洲。”雨果也立即投入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发表演说，探望伤员，捐款购买大炮。
在此期间，还有一些义演等活动使用了雨果的剧本及其他的著作。雨果特地为此发表声明，请人们不必再费心征求他的同意，“我的书就像我一样，我们属于法兰西。愿意怎样使用这些书和它们的作者都可以。”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雨果像法兰西真正的儿子那样，始终保持乐观情绪，他说：“我虽然饥寒交迫，但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是和人民在一起经受苦难。”
１８７４年，他写作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小说宣扬了“在人世的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的观点，这在当时巴黎公社起义被残酷镇压、公社社员们面临死亡威胁的形势下，具有进步的意义。
１８８１年８月３１日，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将要离开人世。他拟定了自己的正式遗嘱，并不断强调：“我把五万法郎赠给穷人。我希望用穷人柩车把我送进公墓……”
１８８５年５月２２日，雨果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法国为其举行了国葬，鸣礼炮２１响，仪仗队由１２名法国青年诗人组成，两百万人群跟随在柩车的后面。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如此描述说：“一个国家把以往只保留给帝王与统帅的荣誉，给予一位诗人，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怀 念 雨 果
徜徉在书斋里是一件幸事，至少知道有文学评论家说荷马能代表希腊文学，但丁能代表意大利，莎士比亚能代表英国，歌德能代表德国，泰戈尔能代表印度，雨果则能代表法国……走过那个自称是“世纪的儿子”的老人——雨果，并不是他能代表法国的文学，真正原因是老人那色彩斑斓的精神世界和对思想的追求，对信仰的执著，对天主的爱情的讴歌，对丑恶的鞭笞，对自然的礼赞，对人生的探索，对哲理的深思。
老人的理想追求，像天宇里运行的恒星。在他的一生里，无时不是在理想的催促下裂变得贴近时代，贴近劳苦大众。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人类文明进步与历史。老人虽出身名门贵族，但最终还是从一个保皇党文化人逐步走向了革命民主主义再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但这不影响他拥有一以贯之的信念，那就是绝对的人道主义。雨果之所以敢于赋予人道主义至尊地位，在于他有着天主教思想资源的支持。雨果在他的长篇小说《海上劳工》的序言中概括自己的创作时说：“宗教、社会、自然，是人类三大斗争的对象；这三者同时也是人类的三种需要……”
因着《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两部鸿篇巨著，雨果在法国的文学史上占据了极高的地位。在《悲惨世界》中，雨果极力刻划出卞福汝主教仁慈、博爱、宽恕等基督精神这一形象饱满、理想化的典型人物，他由一个贵族浪荡公子转变成为虔诚的信徒，使自己的教区成了人间福地，透过他人性化的善举使基督的福音得到了实践。他的仁慈形象无与伦比，他不但在警察面前为冉?阿让开脱偷盗的罪名，而且加赠一对价值２００法郎的银烛台来接济他，并对冉?阿让说：“我的兄弟，我赎的是你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
精神里面救出来，交还给上帝。”这番良善的话语对冉?阿让的一生影响是那么刻骨铭心，以致后来他成了一位世俗世界里的卞福汝主教，冉?阿让治下的马德兰市俨然可比卞福汝所管辖下的狄涅教区，而冉?阿让最后对沙威的劝化则由于承接了卞福汝主教的感化力量。这种宣扬基督仁爱精神，从净化人灵的行为中，使整部作品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甚至震撼心灵的印象。同样，在《巴黎圣母院》这部作品中，面貌丑陋的男主人公加西莫多那种超越爱情之上的壮举，更是对善良、仁爱的人性的有力诠释，使典型人物达到真正永垂不朽的效果。因此巴黎圣母院因着雨果而更加庄严、神圣，从而扬名于世。
在雨果所写的作品中，大都以高扬的激情笔墨去抒发基督之爱、人性之爱。他把爱阐述得惊天地泣鬼神，使人真正领略到爱的高贵、爱的悲壮。
雨果一生钟情于大自然，从而走进大自然，与大自然同呼吸，与大自然共荣辱。透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雨果知道了上帝的万能，及博大精深的基督之爱。雨果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横穿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漫步名城亚琛和苏黎世，探寻莱茵河畔，在天地万物中，他尤其喜欢江河。于是就有了“江河既可载运货物，也能传播思想”、“江河就像是巨大的喇叭，向着海洋唱颂着大地的美景，田野的耕耘、城市的壮丽及人类的光荣”，于是就有了“莱茵河集中了河流的万千面貌于一身，它像罗纳河一样迅速敏捷，像罗亚尔河一样雄浑宽阔，像缪斯河一样峭壁夹岸，像塞纳河一样迂回曲折，像索河一样绿水潆潆，像台伯河一样历史悠久，像多瑙河一样庄严高贵，像尼罗河一样神秘莫测，像美洲河一样金光闪闪，像亚洲河一样蕴涵着寓言与幽灵”。从自然景观里，雨果抒写了历史变迁，发掘人类的悠久文明，记录了人类可歌可泣的悲壮。他常常寄情于山川名胜，他礼赞自然，像礼赞生命一样灼热，那种朴素的生命原色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在这浑然一体的生命原色中，上帝之爱无与伦比。
雨果的襟怀辽阔如浩海，情感感人肺腑，其文其人都是伟大的，对上帝仁爱的宣扬是满怀着一腔挚诚的。
怀念雨果，他不但是法兰西民族的骄傲，更是全世界人的骄傲。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基督的形象在善良者身上的存在。
22、罗曼?罗兰——期许伟大的人
罗兰这个从不曾向虚伪的理想主义低头的人，用一生的时间“捍卫着地球上的伟大精神”。他对光荣的梦想和渴望，对英雄的仰慕与追怀，向我们昭示着这样一个真理：如果一个人期许伟大并努力捍卫地球上的伟大精神，那么从圣路易十字军到我们自身，虽相隔天涯亦近在咫尺。
罗曼?罗兰生活在一个阴暗的时代，此时法国的先驱维克多?雨果已经逝世，写作了《
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的福楼拜也已谢世，邻国泰斗弗里德里希?尼采失去了他的光芒，而左拉和莫泊桑所描绘的世界又是那样的晦涩和阴暗。在这样的一个娇弱、变幻的时代里，罗曼?罗兰缠身于他的时代的主要社会、政治和宗教事件中。他真诚地相信艺术应该描绘真实的情感，传达出使人变得高贵的道德感。他无间断地呼吁自由和人类精神的尊严，支持被压迫者。
罗曼?罗兰的毕生成就，完全得益于他广博的知识，得益于他长年累月孤军奋战。他的著作经过与各种思潮的激烈争辩，深深地打上人道主义的烙印。正因为罗曼?罗兰的思想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活力，他才能在席卷整个欧洲的世界大战风暴中不为所动。不知有多少座曾经被奉若神明的偶像被战争摧毁，支离破碎，甚至被夷为平地，然而罗曼?罗兰以其坚忍不拔的英雄主义精神树起的精神丰碑，经受了枪林弹雨的洗礼，在唇枪舌剑中升华，傲然屹立在世人面前。罗曼?罗兰的思想也已成为世人强大的精神源泉，在这个躁动不安的世界上，所有追求灵魂自由的人，都会在他这儿寻求到慰藉。
他的著作经过高温熔炉的反复冶炼，盈溢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以及对人类无限深情的眷爱。他恰像一具精致的小提琴，既能演奏出无限温柔与和谐嫩口天婴般的妙唱，也能加入到庞大乐队中合奏出汪洋大海汹涌澎湃的洪音，他的思想在席卷欧洲的战争风暴中巍然不动。
他的目标不是成功，而是忠于信仰。
一直以来，罗兰就想缔造一个团结的欧洲，自从这生平夙愿面临毁灭之灾时，他便从蛰居中走了出来，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言人。……伴着理想，伴着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斗争，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作家，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他不只属于他一个人。他在欧洲极痛苦的时候发出了伟大的声音，他成了世界的良心。
——斯蒂芬?茨威格
无论在哪里，他都能在时代的织机上生机勃勃地工作，编织出多彩的生活之锦。
——玛尔维达?冯?迈森布洛
１８６６年１月１２日，罗曼?罗兰出生在法国古镇克拉姆西。这个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普奥之间还爆发了萨多瓦战役。克拉姆西位于老勃艮第地区，环境优美、宁静祥和。罗兰的家庭属于中产阶层，深受乡邻敬重。他父亲是一位律师，也是该镇的显赫人物；母亲是一位虔诚、细心的家庭妇女，她为了养育纤弱的罗兰和妹妹玛德琳呕心沥血。
罗兰很早就发现了音乐这一奇妙的语言对灵魂深处的震撼，这一切源于罗兰自幼跟母亲学习钢琴。罗兰丰富的感情世界在悠扬的旋律中升腾，以至于超越了民族，走向全人类。他如饥似渴地吸取法国古典作曲家流畅易懂的音乐元素，德国音乐也打动了他幼小的心灵。他是如此感激德国音乐对他的启迪：“我们有一些古老的德国音乐书籍。莫扎特、贝多芬的幸福和痛苦、理想和梦想与我融为一体，我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我多么感激他们呀！我小时候生病，死亡之神已经徘徊在身旁时，一曲莫扎特的优美旋律就像心爱的人一样萦绕在枕边……后来，在我遭受怀疑，将要陷入沉沦的时候，贝多芬的音乐又为我点燃永恒的生命之火……每当我沮丧时，每当我萎靡不振时，我便借助于钢琴，让自己沐浴在音乐中。”罗兰与音乐结为挚友，情感中包容一切的和谐与理解很早就使他超越了地狱，超越了时代界限。他孩提时代奉若神明的另一个人就是莎士比亚。
伟大的生命诞生于伟大的梦想。罗兰最初的热情被莎士比亚、贝多芬激发出来了。这种对伟人强烈的敬仰之情从童年到青年，再到成年，生生不息。听到伟大思想召唤的人，不会轻易地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他来到了巴黎。在喧嚣的巴黎，他度过了难忘的中学时代。当他步入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门后，生活圈子更小了，沉闷得几欲令人窒息。在这一段时间，罗兰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他不知疲惫地攻读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法国的笛卡儿学说和荷兰的斯宾诺莎学说。他又将主修课程增加了历史和地理。在阅读和思索中，他开阔了视野，获得了将生命赋予历史的卓尔不群的能力。罗兰的老师布鲁内蒂尔，特别是加布里埃尔?莫诺，已从他的身上发现其具有描述历史的天赋。
当学校生活结束时，罗兰在选择职业上遇到了问题。虽然科学工作以它的丰富多彩激起了罗兰的热情，但这并不是这位年轻艺术家的理想，他更渴望充满想像力的文学和音乐，他热切地期望投身到那些用语言和音乐启迪人类灵魂的伟大事业中去。他想成为作家，成为钢琴家。重重矛盾中，罗兰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他写了一封信寄给了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在信中，他向托尔斯泰陈述了自己的内心矛盾，托尔斯泰的回信对罗兰的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想到了托尔斯泰对自己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的帮助，罗兰把每一次内心的斗争当做最神圣的考验，把乐于助人当做艺术家的首要职责。从托尔斯泰来信的那一天起，罗兰就成了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他人生的某一理想也从这儿找到了起点。正如在他后来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里说的那样：
“如果你碰见了一个将生命奉献给信念的法国人，一定会大吃一惊吧！事实上，有很多更有价值、更虔诚、更谦虚的人，他们都像我一样，为了一个理想，一个不会有回音的神，奉献自己的生命，并且不屈不挠，至死为止。
此后，他得到高等师范的奖学金，到罗马游学两年，负责整理文献工作，在典籍目录中探寻历史。对大多数人来说，罗马是一片艺术家的乐土，它的温柔和优雅有着不可抗拒的魅
力。罗兰也深深为这一切陶醉着，这两年中，罗兰感受到的最多的是友谊，来自７０岁的老太太玛尔维达?冯?迈森布洛的友谊。在两人身上有同样的理想主义，不同的是老太太的思维久经考验而纯净，年轻人则激烈而狂热；从这样的交往中，罗曼?罗兰得到了他游学两年中最重要的学识。而玛尔维达对罗兰的评价更是令我们感动：“与这位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我极大的乐趣，这不仅局限于音乐，还有其他的方面。对于年逾古稀的我来说，最大的满足莫过于在这个年轻人身上重新发现自己曾拥有的理想，为了达到最高目标所具有的进取心，对浅薄庸俗的鄙弃，还有为了自由而奋斗的勇气。整整两年间，我庆幸自己能与聪慧的小罗兰相处。我想再说一遍，从中所得的乐趣并非只是来自音乐天才，尽管他用音乐填补我生活中的空白。在很多领域，我们俩也志趣相投。他是那么想发挥出他最大的才华，我也因为他的激励，重拾青年时的理想。对于这位年轻朋友的诗才，我是在交往过程中慢慢认识到的，后来读了他写的戏剧诗证实了这一点。”她预言道，罗兰将会带来法国最富有想像力的文学的诞生。
意大利之行后，罗曼?罗兰先是在高等师范学院教授音乐史，１９０３年到巴黎大学执教。在严谨的学术生活和写作中，他找到一份慰藉。
１９１４年夏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身在瑞士，战争使他的写作、友谊和影响都一分为二。对于他的同胞来说，他是个懦夫，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抛弃了它；但是，不顾这些攻击的罗兰继续留在瑞士，做他与国际主义相一致的工作。
１９１９年，罗曼?罗兰与母亲一起返回巴黎，当时她已病重。母亲去世后，罗兰回到瑞士，自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３８年与父亲和妹妹定居在那里。这个时期里，他对社会主义和东方宗教产生了兴趣。此后，罗兰前往他家乡附近的一个法国小镇，在那里继续写作，后因反纳粹活动而遭到软禁，于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３０日谢世于家中。
我生存因而我奋斗，我奋斗因而我生存
有两句警言曾不止一次强烈地叩击我灵魂的每一根神经，让我从凌晨到深夜都食不甘味、坐立不安。第一句是“我们存在的第一要义是要做伟人，要保护地球上的伟业”，第二句是“我无需嘉许给我以希望，也无需成功激励我坚持”，这是罗曼?罗兰所言。可是，世界上有谁甘心做一团枯枝被捐弃于荒凉的沼泽呢？又有谁会甘心做一个供人驱使的、毫无个人意志的行尸走肉呢？没有，谁都不想如此。可是怎样才能使自己不至于沦为奴隶而燃放出熊熊烈火呢？方式只有一个：奋斗！
诚然，我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信奉者，也不是所谓的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的膜拜者。我不崇拜任何英雄，但是我的躯体中却是有千千万万个英雄人物的血液在涌流！
当我第一次读完《罗曼?罗兰传》时，我不禁肃然起敬。他对光荣的梦想和渴望，对英雄的仰慕和追怀，是他得以向前奋进的内驱力之一。纵观历史，从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史诗，到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盘古开天、夸父追日，从“挑战者号”的太空壮行，到老山猫耳洞人的自强宣言，我们无不感受到那一怀怀浓厚、亢奋、热烈、令人血脉贲张的英雄气息，和高蹈坚卓、勇毅不拔的英雄精神。而一个有激情、有肝胆、有意气的人，谁不曾追慕过英雄的情怀风采，甚至渴望着自己也能够成为英雄呢？幼年读书，作文“我的理想”之类，怕是人人都曾理直气壮地，在笔墨间一展过宏图大志的吧。拘于识见也囿于想像，我亦未能免俗地幻想过，能成为轰轰烈烈、辉辉煌煌，最好是彪炳史册、能为万人景仰的大英雄。
说到底，人类那追求荣耀和生命永恒不朽的冲动，是强烈而本能的。人类的灵魂就像蛰伏着的鹰隼，永远期求着高扬和升华。而我们每个人，也都是有着一腔灼热诚挚、亦瑰丽灿烂的英雄血的。它在我们脉管里不断地涌漾着，喧嚣着，刺激着亦鼓噪着我们的心念和精神。那是人类最宝贵的渴望和向往，它将维系着人类最后的圣殿和福祉——因为，在历史狭小的舞台上，只有英雄和伟人，才能站到前台，列在前排，独领风骚。而绝大多数人，只能退而结庐，做一介平庸卑微、委琐难堪的升斗小民，哆哆嗦嗦地活在日常的琐屑细节里。至多，缩坐在台下的黑暗中，为英雄拍手喝彩，或掌声献花，成为英雄的陪衬和背景。
所以有人说，英雄是“时代的勋章”，虽经岁月千淘万漉，其本质和光泽，却永不会黯淡褪尽。
我们虽没有生活在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但我们读的是描写英雄的书籍，看的是关于英雄的故事，唱的是颂扬英雄的歌谣，做的是成为英雄的美梦。那正是气盛胸壮、志存高远的年岁。英雄的血液，也便格外旺盛澎湃，像月盈之夜的潮涌。有时常想，能够有过那样一段壮怀激烈的岁月，无论如何应是一种幸运。不过通过罗兰，我由此洞悉了他这样一个真正英雄灿烂的内心，熟知了他崇高的灵魂。罗曼?罗兰认识到，有一种比伟大的行动更加崇高的伟大，那就是苦难中的伟大。于是他创作了《英雄传》，借助英雄的热情，来寄寓自己变革“奄奄一息”的欧洲现实的理想。 就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而言，应该是指那些为社会整体、为生活本身进行不懈斗争的人，一种精神的英雄。他不是靠自己的地位、金钱、权势或功勋成为英雄，而是靠他庄严的激情和崇高的灵魂。他们往往除了赤手空拳的自己外，便一无所有，所以需要经历非同一般的精神磨难。他们往往胸怀大志却无用武之地，见识高远、追求执著却被看成迂阔酸腐──英雄是那灵魂崇高、具有强大道德力量、为世界担当着苦难，却往往被讥为疯子、魔鬼的“背时”的人。
英雄就是英雄。他们宿命般地坚持着，全身心地呵爱着，并改造着这世界。因为，无论什么时代，每个民族的生活，都绝对不可能完美无缺。苦难和艰辛，有时仿佛命中注定，与生俱来，亦将与生俱去。像贝多芬的耳聋失聪，米开朗基罗的终生忧郁，托尔斯泰身上魔鬼般始终纠缠着他的“良心的熬煎”，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民族的种种沉疴痼疾。他们身历不幸，却在不幸中坚持着创造出美好向上的艺术，来安慰、指引那些为苦难不幸而悲伤忧郁的人，让他们能“通过痛苦，得到欢乐”。表面上看，他们之所以伟大不朽，是因其辉煌的艺术成就。实际上，他们之所以伟大不朽，乃是因其自身勇毅、高峻的卓越人格──对生活持续不懈的坚守和抗争，对人类恒久刚贞的悯忍和热爱，对“人间的宏伟业绩”的捍卫和弘扬。而这一切，都是在苦难不幸的背景中练就的。
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民族也是需要英雄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并非完美无憾，我们的民族生活，也并非完美无憾。我们也仍旧需要“召唤英雄”，需要“呼吸英雄们的精神”──需要用他们的纯净与崇高，来灌溉我们日渐渴燥坼裂的灵魂；需要用他们的坚韧和清峻，来滋润我们日渐萎顿衰颓的生命，来振奋激荡我们胸中，那一怀日渐沉寂、落寞的英雄热血。
人生是艰苦的，在甘于平庸和琐俗的人来说，那是一潭死水，一潭任何风暴都不能激起一点涟漪的死水，又是一个深渊，为怪兽和野草所充斥的深渊，没有光华、没有幸福，是悲惨的，是沉重的。他们便在命运的桎梏和重压下苟且地存活着。而在那些不甘于平庸和琐俗的人来说，命运是一把长剑，自己就是剑的主人，能够制服多少敌蛮，完全取决于个人奋斗的程度。
但是，你要记住：不管你显得平庸还是伟大，命运之神决不会无端给你一顶桂冠，或是一束鲜花。虽然，这不是一个诞生着枭雄和扼杀着冥顽的乱世，但这确实又是一个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的、绝对竞争着的世界。如果你读过杰克?伦敦，如果你熟悉斯宾塞，你就会发现，地球上每一个存在生命的角落都是一个纯粹的、每时每刻都在决定着胜与败的战场。要想超脱失败的压榨，让你的额头燃放出智慧的灵光，作自己的主人、做命运的主人，你必须奋斗。我们为什么活着？罗曼?罗兰说：“是为了更好的征服他，做他的主人。”
或许我们没有凯撒凯旋时的光荣与伟大，没有丹桂笼住我们的发鬈，玫瑰承住我们的脚踝；或许我们无缘再一次被罗曼?罗兰写进他的《英雄传》，或许命运曾是不测的恐怖，征服的背后隐藏着侮辱的狰狞，御座的周遭显现狴犴的幻影，但是，朋友们，我们的追求可以是崇高的，我们的目标可以是伟大的，我们的意志可以是不朽的。在垂暮之年，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曾经生存过，我曾经奋斗过，我曾经抗争过，我就是时代的骄子，上帝的宠儿。我已经用我一生的奋斗为自己写就一部历史上最辉煌的传记！我生存，因而我奋斗；我奋斗，因而我生存！正如罗兰在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里说的那样：他的目标不是成功，而是忠于信仰。
23、伊莎多拉?邓肯——崇尚自由的舞者
追求个性张扬的邓肯不能满足芭蕾舞中的那些制压，她创造的舞蹈是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对于自由的向往，而这种领悟与执著正如圣母玛利亚接受神的意旨时那份有些迷茫但决然承担的坚信。
她是一个没有上过一天舞蹈学校的舞蹈大师。这个从６岁起就在家中举办舞蹈班的女人，天生拥有为舞蹈而生的思想。她出生在芭蕾舞盛行的年代，却痛恨芭蕾舞的严格定律，认为那样的和谐是不自然的，做作的。当她看到学舞蹈的孩子们在暗无天日的练功房里，像照数学坐标一样地磨练自己的身体时，她发誓要培养真正的舞蹈人才。她丢弃了足尖鞋，扔掉束胸衣，赤着脚到任何一个可能的地方去跳舞。她就是“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
上帝不但赐予了邓肯灵慧的艺术细胞、敏锐的感受力，让她生来就与世界级的艺术大师息息相通，而且还在她的血液里注入了浓烈的反抗因子和冒险属性——桀骜不驯、狂热坚韧，来保证她在这个世界上的特立独行，以保证自己始终是一个宇宙而不是一颗行星。她的一生之所以有意义，全在于她的拒绝和反对：“我不相信你说的话，从来就没有什么圣诞老人。”“谁想评论我，就让他说去吧！但是如果要评论，首先还是去责怪自然和上帝吧！是上帝让人们觉得这一时刻比宇宙中我们所知道的和所经历的更有价值，更让人渴望。”
单薄的邓肯在内心中孕育着巨大的力量。她坚决抵抗着芭蕾舞的冲击，用自己的舞蹈作为革命的武器，反对社会的僵化和虚伪。她的舞蹈是发自于内心的，她的舞蹈是诗歌、是音乐、是自然、是生命本身——真正的舞蹈是一种恬静的表现，它受制于内心情感的深层节奏……
就是这样一个带有梦幻般理想的艺术家，从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始终坚信自己的梦想，相信明天会更好。不问结果，只是勇往直前。敢于和当时的社会规范及传统礼教对抗，需要何等勇气！邓肯燃烧自己，亲身示范摒弃沉重的过去，如此个性也为她的一生铺陈出跌宕不羁的精彩际遇：自创的舞蹈方式大受欢迎、勇于追求爱情致使恋情恒常伴随左右、拒绝婚姻加诸女性枷锁而拥有两名非婚生儿女……种种行径和际遇，就是一件新女性自觉和现代舞蹈交织而成的艺术品。
不论懂不懂艺术、喜不喜欢舞蹈，热爱生命亟需突破重围的你，前方有邓肯正在微笑等待，她会告诉你：“即使走进一条无人小径，虽然独行，你也不感到寂寞。”
她的舞蹈不是一种娱乐节目，而是一种个性的表现，是一种更有生命力的艺术品，它无比丰富，激励着我们努力实现自己命定要实现的事业。
——美国前总统 罗斯福
伊莎多拉的舞蹈给人间所有的美都投下了光。
——作家艾迪?沃敦
看邓肯小姐跳舞，你的思绪和精神会回到那混沌初开的远古时代，回到这个世界的黎明时刻。那时人类伟大的灵魂在美丽的身体上找到了自己的自由表达；那时动作的韵和声音的律和谐一体；那时人体的动作与海合而为一；那时女子的胳膊美妙一摆是玫瑰花瓣的开放，而她落在芳草地上的脚则是落叶在地球上轻盈的漂浮。
——美国《艺术》杂志的评论
她毫不保留的自我剖析，坦率得令人发窘，生动得让我们感到一个亮丽生命的耀现。
——林语堂
１８７７年５月２６日，伊莎多拉?邓肯在美国的旧金山降临人世。按照伊莎多拉自己的说法，她的性格在娘胎里就已经定了，她在娘胎里便开始跳舞。母亲怀她的时候，痛苦得经常说：“这个孩子一定很不正常。”而且预料会生下一个怪物。
伊莎多拉一生下来，似乎就开始手舞足蹈。母亲此时不由得大叫：“我没说错吧，这孩子是个疯子。”后来，伊莎多拉成了全家和朋友们的笑料：他们给她穿上衣服，放在桌子上，然后演奏音乐曲子，于是她便随着舞起来。
伊莎多拉大约６岁时，便召集了六七个街坊上的孩子——他们小得还不会走路——让他们坐在她面前的地板上，教他们挥动手臂。母亲问她在干嘛，她说这是自己办的舞蹈学校。邓肯夫人觉得很有趣，就坐在钢琴前面为她弹奏乐曲。后来，这个“学校”继续办了下去，而且大受欢迎，邻居的小姑娘都来了。他们的父母给伊莎多拉一点儿钱，让她教她们。伊莎多拉成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舞蹈教师”。
１８岁那年，她加入了著名的戴利舞蹈剧团。但没有多久，她便指责戴利在浪费她的天才，愤然离去。在伊莎多拉看来，戴利舞蹈剧团被称之为舞蹈的那些僵硬而陈腐的体操动作，只是扰乱了她的理想。她追求的是一种与此不同的舞蹈。她说不清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然而她探索着，走向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一旦找到钥匙，她就能够进入这个世界。
离开了戴利，伊莎多拉回到卡内基会堂的工作室。这时的伊莎多拉已被美国钢琴家、作曲家埃斯尔伯特?奈温的音乐深深地吸引住，并为他的音乐《那吉苏斯》《奥菲莉亚》《水仙女》等创作了舞蹈。
然而埃斯尔伯特并不买账，他找到邓肯并大声嚷道：“听说你用我的乐曲跳舞，我不准，我不准！我的音乐可不是舞蹈音乐，谁也不许用它来跳舞！”
伊莎多拉拉着他的手，领他到一把椅子旁边。
“请坐，”她说，“我要用你的乐曲跳个舞给你瞧礁，要是你不喜欢，我发誓以后决不再用它来跳舞。”
于是伊莎多拉用他的《那吉苏斯》跳给他看。从那美妙的曲调中，伊莎多拉早已发现作曲家对于年轻的那吉苏斯的想像：他站在小溪旁看着看着，终于对自己的影子发生了爱恋，最后衰竭而死，成了一朵水仙花。
最后一个音符的声响还没有消逝，埃斯尔伯特已经从椅子上跳起来，冲过来一把把她抱住，两眼噙满泪水，凝视着她。
“你真是个天使，”他说，“你真是个歌舞女神。我创作这个乐曲的时候，心目中所看到的恰恰就是你表现的形象。”
埃斯尔伯特完全陶醉了，立即建议跟伊莎多拉在一起，在卡内基音乐厅里举行演出，并将亲自为她伴奏。埃斯尔伯特亲自筹备，预订会场，设计海报，并且每天晚上都来跟伊莎多拉一起排演。
第一次演出非常成功，伊莎多拉以身姿和舞意震动纽约舞蹈界。她的舞蹈新颖，打破了古典舞的规范。一年以后，她前往欧洲，立刻在伦敦和巴黎成名。不久，她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取得更大的成功。“伊莎多拉的德国狂热派”由此诞生。伊莎多拉回忆当年在德国的情形：“在演出之后，我离开那些疯狂的观众。我穿着长长的白色裙子，身旁放着一杯白色的牛奶，我便坐在漆黑的深夜里，自己完全进入了康德的《对纯理智的批评》。”
伊莎多拉一生里，除了舞蹈以外，她最爱的是她的两个孩子。不幸的是，她的孩子——一个３岁另一个６岁时，他们乘坐的汽车掉进巴黎的塞纳河，同时被淹死。伊莎多拉悲痛欲绝：“没有任何姿态或表情可以表达我的悲伤。这如同古希腊女王娜尔彼由于悲痛变成石像，我只能坐下来盼望我能在死亡里消失。”
伊莎多拉５０岁那年，一天，她走进一个车库，坚持要一位年轻修车工带她试开一辆跑车。车子启动了，瞬间，她的围巾缠在车轮中，仅仅几秒钟，她的脖子断了，伊莎多拉就这样告别了尘世。
活出你自己
我相信没有人能拒绝这个超越了岁月的女人，只要仍存感动，没有谁能在邓肯那辉煌又悲伤的一生面前麻木。无论是伟人还是凡人，都忍不住要对她多打量几眼。初闻邓肯，是和叶赛宁有关的，知道她是一个美国人，可是却嫁给了一个苏维埃的诗人，知道这一点，心中感到的是一种激动的情绪而且钦佩至极。她不顾世俗观点，敢作敢为，而且是一个女性，这本身就是件浪漫而纯真的事，这里面也有一种美的本质，冲破一切世间的阻力而去追求美的本身就是美的。伊莎多拉?邓肯时常身披薄如蝉翼的舞衣赤足舞蹈。她说芭蕾舞者是扭曲的畸形的躯体，毫无美感，这对当时芭蕾风靡的年代无疑造成了巨大冲击，而她那种对生活、爱情的随心所欲更是引起众人侧目。邓肯的恣意放纵自然有别于圣母的简素内敛，然而看邓肯的一生中，对舞蹈的领悟执著正如玛利亚接受神的意旨时那份有些迷茫但决然承担的坚信。
我们能从伊莎多拉?邓肯神秘的命运中把握点什么，天才的轨迹，它偏离我们普通人聚集的中心，处于常人达不到的最外端，在理智与疯狂的边缘，在人神的交界处，它独立、不受人气地相互熏染，因而能以其纯洁性最鲜明最完整地昭示出命运的意图。
命运总有一个意图，老天让我们生下来是为了什么？伊莎多拉?邓肯在她的一生里，常常显示出她对这意图的极端自觉和极端盲目。当她的舞蹈不被人理解时，她是自觉的。只有一次，因为穷得实在扛不过去了，她才跳起那种迎合观众胃口的“带劲儿”的舞蹈，这一个星期让她恶心得要命。后来，她得到了一些艺术家和名人的赏识，但在商业上仍无成功，经济上依旧很拮据。这时有一个德国的经理自认为给邓肯带来了天大的幸运，请她去游艺场演出，每晚５００马克（后加到１０００马克）。邓肯叫他快走。她说，她将来会去柏林，为歌德和瓦格纳的同胞们跳舞，但要在真正的音乐殿堂里跳。三年后，邓肯的这些“大话”果然实现了，在科隆歌剧院，爱乐乐团为她伴奏。在未得到之前，就敢于放弃，这种惊人的自信，一般人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大多数人都缺乏她那种与生俱来的明确目标和叛逆性。
米兰?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将青春、革命、诗歌等同起来时，他力图向我们揭示青春的危险性、残酷性和悲剧性。年轻时的崇拜不仅虚幻、缺乏理性，而且总是不由自主地指向极端的一极。“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口号世世代代以不同语言、不同形式在青年中流传。尽管我们从来没建立完全意义上的新世界，但永远也无法阻止年轻人对旧世界的恨，所以青年心目中英雄的共同特性是蔑视一切，狂放不羁。邓肯正符合这个条件，但她是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她听命于自己的意志做出各种随意的姿势，向陈腐的古典芭蕾旧世界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舞蹈革命。当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发展到一定成熟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种不可超越的一个山峰，让后人都用仰视的角度来对待它。内心的焦虑与挣扎都只是为了能在有朝一日到达这一顶峰，或是超越这座山峰。这种挣扎有时会让缺乏意志的艺术家在浓浓的焦虑中将自己彻底淹没，也使得那些信心不足的艺术家半途而废。只有当这些心力交瘁的艺术家们，有一天突然间发现艺术的表达方式不仅仅只是惟一的一种时，眼前忽然闪过一道亮光。于是，他们试想着另辟蹊径，跟随着他们心中的一个全新的艺术山峰挺进。
追求个性张扬的邓肯如同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们一样，自然不能满足于芭蕾舞中的那些压制，邓肯创造的这种全新舞蹈就是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对于自由的向往，一种无拘无束的舞步应似流水般的流畅。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而每个人生命中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份精华。要成为你自己，就必须找到你的与众不同的长处，并尽全力发展它。邓肯为我们作出了最好的榜样。
任何一位成功者固然可以向你昭示他们如何成功，却无法代替你追求成功。惟有你根据自己的特点去设计成功、追求成功，才可能得到属于你的那份成功。人要走自己的路，就必然面临层层阻力。面对错误，要勇于说“不”，绝不妥协与屈服。早年就相当独立而叛逆的邓肯，对于虚伪的社会道德的规范一概嗤之以鼻。无论多少人士批评她，都无损她在舞蹈艺术上的贡献，在舞蹈史上，她绝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邓肯自由的舞姿是由心灵召唤而来的，美国《艺术》杂志的评论说：“看邓肯小姐跳舞，你的思绪和精神会回到那混沌初开的远古时代，回到这个世界的黎明时刻。那时人类伟大的灵魂在美丽的身体上找到了自己的自由表达；那时动作的韵和声音的律和谐一体；那时人体的动作与海合而为一；那时女子的胳膊美妙一摆是玫瑰花瓣的开放，而她落在芳草地上的脚则是落叶在地球上轻盈的漂浮。”今天虽然我无缘目睹她曼妙的舞姿，但一个勇于追求的舞者的形象早就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虽然还很朦胧，可是我仿佛看到一个青春的躯体，赤足，不戴任何珠宝，携一股英雄的刚毅，理想政治家的正义、仁慈和纯洁以及母亲发自凡心的爱和温柔，在林间，在山涧舞蹈着，她的手臂柔软，双腿匀称，她如同音乐家跳动的音符，她不去想，可是就在这种舞蹈中，凭着一种直觉，一种非凡的感受力，表达了所要表达的一切，而这一切，又都是那么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就像美国总统罗斯福说的：“我看她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就像在阳光明媚的早晨在花园里蹦蹦跳跳，在摘拾着自己喜欢的美丽的花朵一样。”
一个人最可怕的事，莫过于当自己行将告别人生时，突然惊觉：天哪，我怎么一直只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谁也不会比你更懂得自己。尤其不会比你更懂得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既然生命属于你，你就应该对它负责。而对生命负责，首先就应该对心灵负责。只有那些最能听从自己心灵呼唤的人，才会活得快乐，并具有追求成功的最大动力。
从邓肯身上我感到即使有机会很快接近另一位巨人那样的水平，也宁可当第一的自己，而不当巨人第二，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独占一席。历史是一个不断进取的过程。倘若力争成为真正的“自己”还不能超过前人，也就不会产生如邓肯这样的人了。（佚名）
24、弗朗茨?卡夫卡——严厉的自审者
与其说卡夫卡是一个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对自己进行严厉自审的实践者。他把世界的荒诞、人生的悲剧写下来，正视它，通过艺术来激发超越荒诞与悲剧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他曾给予我们的警示：人不能没有一种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信念而生活。
弗朗茨?卡夫卡，这位生活在奥匈帝国时代的作家，被世人公认的“头衔”仅仅是著名的小说家而已。然而，越来越多的西方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在竞相探索他那独特的艺术手法，诠释他的创作思想奥秘的同时，更乐意把他当做哲学家来对待。他被人们誉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这位身材瘦小的男人用他独有的方式思考人生、写作人生，他在黑暗中探索，渴望找到一条“生”路，然而最终还是失败了，但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笼罩着神秘面纱的人生和那３５０多万字的作品，还有给世人的警示：人不能没有一种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信念而生活。
卡夫卡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卡夫卡“用生命写作”，他牺牲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甚至健康、婚姻直至“一个男人所拥有的生之欢乐”，不倦地记叙着，表达着自己的洞见和感受，他像一位圣人把世间一切卑劣洞穿。他关心人，渴望能够获得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的机会，他把他的整个写作生命都托付于描写人的本质这个孤立的主题上，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作家，却以他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对现实的剖析，以及他那独特的写作手法将现实的荒诞、非理性和人的自我存在的苦痛的原罪感揭露得一丝不挂，他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去寻找出路，他好像那为人类偷取上帝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为自由和真理甘受一切不公正的待遇。他把创作视为生命存在的形式和体验的过程，不带任何的私心。他被认为是一个“十足虔诚的宗教徒”，而这只不过是他忠于“生活自己的信仰”，他要求自己作出最后的努力，然而人生走到尽头，仍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他，在如何处理他的生前留下的作品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颇为奇特的条件：“毁掉一切”。短短的四个字后，这个时代的“圣徒”带着他那奇怪的遗嘱凄切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虽然想做一团火，但他却是一块透视苦难的冰。
——马克斯?布罗德
人们经常可以碰到单独一人的卡夫卡，在布拉格的马路上，在花园草地上。假如有人陪伴他，丝毫也引不起他的兴奋。他愿意避免谈及自己，在别人讲话时，他则全神贯注。即使在疾病开始折磨他时，他仍然保持着微笑的面容。他的面部表情中有一种古埃及谜一样的东西。
——鲁道夫?福克斯
卡夫卡懂得从一切事物中提炼其闪光的一面。就像是人们走到了阳光照耀的海边，海面上颤抖着成千上万发亮的小浪花——由于刺眼，人们不得不闭上眼睛，以寻找较弱的光线。
——朵拉?格利特
弗朗茨?卡夫卡１８８３年７月３日生于布拉格，是赫尔曼和尤丽叶?卡夫卡的儿子，他一辈子都处于强大的、外表也强壮非凡（高个子、宽肩膀）的父亲的阴影笼罩下。弗朗茨的父亲劳碌了一生，商业上不无成就，然而也充满忧愁和疾病，留下了一个子孙满堂的家庭，他怀着作为家长的骄傲，为此欣喜。他完全靠自己的劳动，干练地、谨慎地、以牺牲和奋斗建立了这个财丁两旺的家庭，这个家庭丰裕的生活在弗朗茨的想像力和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这个意义而言，他对父亲的崇敬是无限的，这种崇敬蒙上了英雄的色彩。不过他的父亲性情古怪暴躁，对孩子动辄打骂，“专横有如暴君”。在卡夫卡的记忆中，在一个寒冬的深夜，父亲由于卡夫卡的一个小错误而把他从床上拉起来，罚他穿着睡衣到户外过夜。
卡夫卡曾这样评价他的父亲：“听着父亲无休止地挖苦同代人的、尤其是他的孩子们的幸福处境，同时述说他年轻时必须经历的千辛万苦，很不以为然。无人否认，由于他长年累月衣衫单薄，腿上一直负着好不了的伤口；他经常挨饿，１０岁时就推着小车走村串户，早出晚归，冬天也不停歇。然而他不愿理解，这些千真万确的事实和我没有吃过所有这些苦同样千真万确的事实却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些结论：我过得比他幸福，而他可以因腿上的伤口抬高自己；他可以从一开始就估计并断定，我不会赞赏他当时的辛劳困苦，正由于我没有体尝过同样的艰苦滋味，我就必须对他感恩不尽。我何尝不想倾听他没完没了地讲他的青春和双亲，但是他以一种夸耀和争吵的语气来叙述这些，可真是活受罪。他动不动就双掌一拍，‘哼，今天谁知道这个！孩子们知道什么！他们谁也没有经受过！今天有哪个孩子懂这些呢？’……”
卡夫卡在１９１９年《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到：“最亲爱的父亲，您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您。同往常一样，我对您无言以对，部分由于我对您的畏惧，部分由于解释这种畏惧涉及太多细节，突然谈及，我一下子归纳不起来。”一个３６岁的成年男子，写下这样百余页的一封信，述说自己内心的纠葛。这份血泪的自我剖白，目的不是控诉，而是爱的尝试。卡夫卡一生试着寻求和父亲和解，盼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不过母亲却不敢将这封信转交给他的父亲。
１９０６年６月１８日，卡夫卡在布拉格的卡尔?费迪南特皇家德语大学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卡夫卡从来没有当律师的念头——他只不过利用这一年作为紧张的考试后的喘息机会，并通过这个喘息机会寻找一个有工资的职位。因为他同父母达成了默契：一旦有了自己的收入，他不会多一天依靠父母的钱包过日子。而他父亲对此并不理解，将他的这种举动视为最不像话的无理取闹。卡夫卡在日记中称“写作是祈祷的形式”。在寻找挣钱的职业时，卡夫卡认为，这个职位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以文学作为挣钱的职业在他心目中是剥夺文学创作的尊严的行为。挣钱的职业和写作艺术应该绝对分开，二者的“混合”，比如记者的行业，亦为卡夫卡所否定——但他从不发表看法，而只是自己微笑着退缩，声称他自己“却不能这么做”。他的这种观点给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的职业选择也带来了旷日持久的影响。卡夫卡和马克斯?布罗德出于对艺术的尊重，在最可厌的、远离艺术的、枯燥乏味的法律职业中翻来覆去地折磨自己，直至很久以后马克斯?布罗德才走上了戏剧评论和音乐评论的道路，而卡夫卡在这一点上的严格态度却是一种高尚的迷误。
１９０８年７月，卡夫卡在一个半国立的公共机构找到了合乎愿望的职业。在这个岗位上，弗朗茨受到上司的青睐。但是事态很快就表明，他作了许多尝试来分配时间，以使他自己酷爱的写作不受影响，然而没有成功。写作需要有很多时间使创作力将执笔者带入高涨的情绪，然而这短暂的下午总是使人想到明天将要在保险公司度过的荒凉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卡夫卡根本不能够进入状态；而马克斯?布罗德也开始过类似的日子，也只有在投入最高度的精力和思想最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才勉强可以进入这个状态。于是恶劣的时期在他们俩面前展开了。在职业生活中，精神负担日益上升，日益难以承受，有趣的或令人激动的插曲十分罕见。关于办公室工作妨碍写作的问题，卡夫卡在日记中写得惊心动魄，全无补充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平常十分谦逊的人的一段表白，他必须挣扎一番才能弄出篇把公文，就像从自己身上撕下一块肉一样，然后“大吃一惊”地发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为文学劳动而准备的，这种劳动对于我是一种奇妙的轻松，一种真正的活力的表现；而在这办公室内，起草一篇该死的文件却必须从我有能力享受这种幸福的躯体上活生生地夺去一块肉。”
１９１２年是卡夫卡最重要的一年，１月份，他写了《生死不明的人》一书的头几章，此书后来题为《美国》。８月份，他与马克斯?布罗德住在一起时遇到了他后来的未婚妻菲莉斯?鲍尔。９月２２日到２３日夜，他一气呵成写完了《审判》。１１月和１２月又写出了《变形记》。
卡夫卡在一夜之间写出了《审判》之后，用这几句话表达了他的欢乐心情：“充满极度的紧张和欢乐，我不知道故事情节如何才能展开，仿佛我是在摸索着水前进一样……如何描述每一件事情，对于每一件事情、对于那些最奇妙的幻想，如同有一团烈火在等待着它们……只有以这样的方式，以这样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样充分揭示肉体和灵魂的方式才能进行写作。”
卡夫卡一生订了三次婚，三次都解除婚约，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卡夫卡对家庭生活将毁掉他的写作赖以存在的孤独的恐惧。在他所钟情的写作面前，常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婚姻其实毫无位置可言，而他个人，也不过是这古老的伟大事业心甘情愿的祭品。从这一点上考量，他焚膏继晷地写作、又不断地毁弃自己的作品的举动，就超越了自厌和自虐，而达至大诚大勇的境界；他那卑微、晦暗、支离破碎的一生也因而获得了一贯性和力量。
卡夫卡１９２４年６月３日因肺病辞世，他曾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将他的全部手稿统统付诸一炬。所幸，布罗德没有这样做。
内心的事情——走近卡夫卡
卡夫卡的一生，似乎并没有遭遇什么大起大落，家境优裕，天资聪颖，不管是在学业或工作方面，还是在情场或文坛上，他都算得上顺利，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比较幸运的。然而，在这些平淡无奇的生活表象下面，其实是一个冲突、敏感、不够安分的内心世界；在他不动声色的双眸后面，掩藏着惊恐、无助甚至绝望。他说：“我的职位对我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因为它与我惟一的要求和惟一的职业，即文学是相抵触的。由于我除了文学别无所求，别无所能，也别无所愿，所以我的职位永远不能把我抢夺过去，不过也许它能把我完完全全给毁了。”这是一个艺术灵魂的喃喃低语。他同时被推到了两条战线上，既要与现实交锋，又要同艺术作战，不可回避的矛盾，一次次使他陷入茫然无助之中。他之所以忍气吞声地在现实俗务上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其实正是为了尽可能地营造一份适宜生存的现实环境，以便更好地亲近写作。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深爱，必须穿越另一件事情才能抵达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内心肯定充满了酸楚与无奈。卡夫卡是这样劝慰自己的：“无论什么人，只要你生活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理解了他笔下的“甲虫”，理解了他的内心的冲突和绝望。他一方面在扭曲个性的残酷现实生存条件下，不断捍卫着“自我”，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现实社会的一切，不管他怎样地挣扎，终究都是无法与之抗衡的。
“乌鸦们宣称，仅仅一只乌鸦就足以摧毁天空。这话无可置疑，但对天空来说它什么也无法证明，因为天空意味着，乌鸦的无能为力。”我在这样的句子中读出了彻骨的寒意。敏感脆弱的卡夫卡，孤单无助的卡夫卡，他是一个不肯轻易放过自己的人，他的所有努力，都在一步步将自己推向绝望的边缘。他曾经这样写到：“此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此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种恐惧引起的我们的自我折磨。”社会像一堵牢不可摧的高墙，将他与希望、快乐隔开。他只能在内心的事情中
生活，在虚构的生活中寻求真实的慰藉。而对于那些现实事务，我更愿意相信是他借以抵达内心的不可或缺的载体。或者说，之所以会产生现实中的那些所谓尴尬和折磨，正是因为他对内心世界，对艺术品质的始终固守。他是属于艺术的。真正理解他，只能从艺术的角度切入，只能依靠感觉。一切企图从他的出身、家族、童年和少年时代，以及性格特征、生活遭遇、社会环境和时代风气等等入手去寻求明确答案的尝试，都注定是徒劳的。
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而在卡夫卡的手杖柄上则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很多人据此认为卡夫卡是懦弱的。我觉得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且他直面“障碍”的勇气，恰恰是我们很多人所缺乏的。“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卡夫卡在１９１４年４月２日的日记中只写下了这样的两句话。一个真正懦弱的人，是不可能如此坦然地把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与一次纯粹的个体事件相提并论的。或许在他看来，一场现实的战争并不一定会比一次内心的冲突更为重要。他所始终关注的，是自己某一时刻对某种情境的心理体验和认识，是人性中的最为真实的部分，正如克里玛所评价的那样，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
一个柔弱的天才，面对他并不喜欢的生活，写作成为他活着的惟一的理由和生命的全部意义。为了写作，他牺牲了爱情、健康，甚至生命。他只活了４１岁。九卷文集中，只有一卷是在他生前公开发表的。他的日记和书信长达３０００多页，篇幅超过了他的创作。他太孤独了，没有人愿意听他倾诉，事实上也没有人能够真正听懂他的倾诉。他只有选择自语，选择日记和书信。他在渴望理解的同时又在拒绝理解，他在有意无意间把自己与世界划清了界限，即使不够决绝，但他至少去做了，并且始终都在竭力维护这种“界限”，用手中的笔，用心中的忧虑与恐惧。他的拒绝，实质上构成了另一种更为真实的介入；他以写作方式进行的抗争，最终还是将他带入了绝望的境地，一份平静的绝望的境地。
“如果一个人不能提供帮助，那就应该沉默。任何人都不应该以他的失望来恶化病人的处境，所以我的涂鸦应该销毁。”这是他洞察生存真相后对自己发出的忠告，所以他在临终前要求将书稿付之一炬。可他的友人布罗德先生并没有按照卡夫卡的遗愿销毁书稿，反而将其整理出版。作为朋友，他违背了朋友的嘱托；然而，作为一个人，他尊重了另一个人的劳作以及更多人的“财富”，保存下一份个体与世界之间曾经的抗争。它抚慰了，并且将要继续抚慰那些后来的漫长岁月，以及在那些岁月中的不屈的灵魂。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卡夫卡都是真实的。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写作者都能够幸运地体会到这种真实。一个不关心精神事务的人，是永远都不会抵达他的内心世界的。
……
在一个物欲时代，很少有人去在意精神上的锤炼。卡夫卡及时提醒了我们。他在我们的心灵之上，说出了我们的困苦与无助。他没有告诉我们该怎么去做，他只是毫不隐瞒地说出了事实的真相，说出了那些疼痛、忧虑与恐惧，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仅此而已，但这是何其珍贵的啊。时至今日，人们仍在为卡夫卡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争论不休。其实，卡夫卡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以及对这个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并非是最为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他深远的影响背后所隐藏着的深层次缘因。这是卡夫卡研究者的事情，也是每一个人——写作的，或不写作的人——的事情。
在一个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在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疏远和冷漠的现实之中，卡夫卡的日益凸显绝非偶然，他告诉我们一些内心的事情，一些与痛苦和挣扎有关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恰恰正在从我们的躯体和生活中一天天地剥离出去。在这种充满伤痛的剥离过程中，我在心底时常默念着卡夫卡的名字，这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