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乾隆年间一幅描写孔子讲学的绘画。图 Getty CFP
●●●所谓先生，是一种骨子里的儒雅和端庄，是“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方法和方向。先生是正能量，尽管现在我们只能说说他们的背影。
但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民族的正面。
▲1947年 4月 27日，北平。清华大学 36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右二）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右一）合影留念。（图 POTOE）
“古者称师曰先生。”但在世人的评判标准里，并非所有的教师，都配称“先生”。“先生”不仅是一个称呼，更多的是一种修为，一份崇敬，一种精神。
以下民国先生，他们开风气之先，不坠青云之志。他们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学问自由，莫不是时代的榜样。在波澜壮阔的民国文化、烽火连天的抗战守拙和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中，他们宛如一座座顽强的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 胡适 】
儒雅之河，静水流深
高徒：牟宗三、罗尔纲、顾颉刚、俞平伯、傅斯年等。
核心理念：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
胡适在美国时师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杜威的实验主义主张认为，人类社会进化没有客观实在为主宰，人类进化中所发生的问题都是无从预料的，应该以历史的“经验”和“实验”的方法来解决不断发生的问题。因此胡适一生奉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
余英时对胡适所坚持的政治理念有一段相当公允的论断：“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价值的实现，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全力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
▲胡适手稿
▲胡适晚年在病床上过生日时，对来拜访的人作揖致谢。
相比较鲁迅，我更喜欢胡适温文尔雅、待人和善，他甚至能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曾写信劝说周氏兄弟：“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少年朋友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令人惋惜的。”胡适对白话文和白话诗的坚持，无论遭多少人骂，他照样去做。他用理性的、温和的方式开出一条天地相通的大道。
【 蔡元培 】
大学教育的长者，小学课本的童心
高徒：蒋梦麟、罗家伦、杨振声等。
核心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1917年，新任民国教育部长范源濂盛情邀请蔡元培归国出任北大校长，他本身却抱着救国的理念和改革旧教育体制的愿望，下决心要走一条救国之路。事实上，他以后出任北大校长，走的正是这条教育救国的道路。
▲《新文库》图 邓康延提供
先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延揽人才的教育体系，奠定了中国大学的根基。在他看来，大学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无论是革命派的陈独秀，还是留辫子的辜鸿铭，只要有专长都能到他的大学里教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想用美育来代替宗教，他还能“大学者编小课本”。
蔡元培来到北大之初，就想要吸引一批跟自己想法一样的人才，或者接近真正有学问的人——不在乎你的政治立场，不在乎你的资历，不在乎你的年龄，这一点是革命性的。
▲位于北大未名湖边树林里的蔡元培雕像，雕像的背后常年有鲜花倚靠。图 常青
于是，他着手先从两方面进行改革：首先，聘请积学与热心的教员，从而引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其次，改革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改革整个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从而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注入北大。
1919年7月23日，五四震荡未息，受蔡元培之托，初到北大的蒋梦麟对留校学生演说，将蔡先生的精神概括为：
（一）温良恭俭让，具中国最好的精神。
（二）重美感，具希腊最好的精神。
（三）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个个都是好人，具希伯来最好的精神。然蔡先生恐怕不肯承认我的话，因为蔡先生自己不知不觉的……蔡先生这精神那里来的呢？是从学问来的。
【 梅贻琦 】
联大八年寒梅，清华一径新竹
高徒：沈从文、黄昆、杨振宁、汪曾祺、邓稼先等。
教育理念：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梅贻琦大师论的指导下，清华迎来了抗日战争前的黄金六年。这一时期在清华执教的有诸多先生，吴晗、刘文典、潘光旦、钱锺书、闻一多、朱自清、华罗庚……他们既是思想的引领者，也是学术的引领者。清华因为这些大师而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而他们之所以选择清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梅贻琦精心维系的民主氛围和自由的学术空间。
▲梅贻琦手稿
1955年，梅贻琦在台湾再建清华大学，以同样的心力将它营建为世界一流大学。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被认为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三大支柱”。
▲清华曾经的校长专用住宅“甲所 ”，1931年梅贻琦就任校长后迁入这里，开始了长达 17年的校长生涯。图 宋朝钦
▲清华大礼堂对面的日晷，上面铭刻的“行胜于言”是清华的校风，也是对梅贻琦行事风格最准确的概括。图 常青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迁回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清华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从1931年他接受任命开始，他在清华这艘船上当了17年船长。在这17年间，清华大学发展成为一所完善的大学，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 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这一时期，也被大家公认为“清华校史上名家辈出的黄金时代”。
【 杨荫榆 】
爱的牺牲，纯正的牺牲，是永远有它的地位
道德与知识并重
在鲁迅的名篇《记念刘和珍君》中，杨荫榆是以阿附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面人物形象出场的，她的肩头荷着卸不下的骂名，人们甚至忽略了她在抗战时期的壮烈义举。
▲杨荫榆
作为中国第一位师范大学女校长，在民国史上，杨荫榆是不可忽略的。
1884年，杨荫榆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1907年官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8年，教育部首次甄选教师赴欧美留学,她在获派之列，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获得硕士学位。1924年，她荣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平心而论，在安稳的时期，杨荫榆何尝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可是她身处乱世，劲敌太多，政治上歧道纷出，尤其令她无所适从。
▲杨荫榆与留美同学会
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绝对具有毁灭性质，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她羞愤出京，回苏州赋闲。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11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
之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沦陷。因为精通日语，杨荫榆常帮助邻居与日本占领军交涉和抗议，最终招来杀身之祸。1938年1月1日，杨荫榆被日本军人杀害于苏州盘门外的吴门桥。
【 竺可桢 】
时事风云难测，守拙浙大气象
高徒：赵九章、叶笃正、胡焕庸等。
核心理念：大学即“求是 ”之地，所谓“办大学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
1918年，竺可桢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天回国，受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地理和天文气象课。1936年，抗战爆发的前一年，竺可桢受蒋介石“钦点”，担任浙江大学校长。
▲竺可桢手稿
浙大的许多教授后来都认为，自己一生科研工作的黄金时段是在贵州湄潭。虽然当时物质条件极差，可是学术民主气氛极其浓厚，教授、学生们常常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辩论得面红耳赤。浙大的这种气氛和竺可桢信奉并遵行的“大学”精神一脉相承，他是以一个科学家的心态对人对事。
▲竺可桢一家在遵义中正桥边留影
竺可桢不问政治，走的是科学救国的路，却总是被政治牵绊。在竺可桢的世界观中，“宇宙间有两种很伟大的力量，一种是‘爱’，一种是‘恨’”，而人类的命运就系托于‘爱’能否战胜‘恨’，可惜‘世界现在还充满了仇恨、残暴和妒嫉，霸道横行。这还是因为仁爱的教育没有普及之故’”，因此“办教育者，该有‘人皆可以得善’的信心”。
▲竺可桢与同事们一起做实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每天坚持记日记，从1913年夏进哈佛大学一直记到 1974年2月6日，也就是他去世前两天。他的最后一篇论文中写道：“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在自然的气候和政治的气候里，竺可桢走完了他的风云一生。
【 陶行知 】
知行，春风走过，大地知道
高徒：胡慕罗等。
核心理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1927年，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光辉一页。这年1月20日，陶行知在他母亲生日写家信宣告：“儿从母亲寿辰立志，决定要在这一年当中，于中国教育上做一件不可磨灭的事业……把中国全国乡村教育运动一齐都要立它一个基础。儿现在全副的心力都用在乡村教育上……要叫这一年的生活，完全的献给国家，作为我父母送给国家的寿面，使国家与我父母都是一样的长生不老。”
▲在金陵大学求学时的陶行知
陶行知要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关于引导学生向真向善向美，流传着一个“四颗糖”的故事。
▲陶行知手稿
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陶行知制止。他嘱咐这个学生放学后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已到。陶行知笑着掏出一颗糖果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男生意外地接过了糖果。陶行知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也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应该奖励。”男生更觉意外。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男生感动至极，流着眼泪说：“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掏出第四颗糖果递给这个学生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再奖你一块糖果。我没有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
【 陈寅恪 】
学问是命的另一面，撑着独立自由
高徒：刘节、蒋天枢、季羡林、胡守为、刘适等。
核心理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26年，陈寅恪，一个36岁、既没有文凭又不出名的学者被请到清华园，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但很快师生们惊叹于他的博学。课堂上他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课余他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们讲述得一清二楚。当时的清华成立了国学研究院，请来四大导师坐镇：第一位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梁启超；第三位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第四位就是这个既无学位也无著作的陈寅恪。
▲清华学堂是建校初期首批建筑之一。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此设立，陈寅恪作为“四大导师”之一，曾在这里给学生们上课。图 常青
研究院主任吴宓力荐陈寅恪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他身上体现了那个时代学贯中西的精髓——既有极好的国学功底，又在西方顶尖大学吸收了最先进的方法论。
自1937年之后的9年，陈寅恪辗转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任教。即使在最艰难的战乱时期，即使无比的穷苦，他的先生风范依然使学生如坐白鹿洞中，受益良多。
▲清华照澜院，陈寅恪1926年~1933年曾在此居住。他当时与梁启超，王国维和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他常与他们“晤谈对弈，切磋琢磨”，而他的邻居就是赵元任夫妇。图 常青
先生认为，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误，完全可以商讨争论。但若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无法发扬真理，研究学术。
▲王国维墓及陈寅恪纪念文
好友王国维自杀时，陈寅恪仿佛也死过一回，写给王国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来也刻在了他自己的墓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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