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山说《诗经·关雎》不是一首爱情诗
文/本报记者周科 图/相关出版社提供
北师大教授李山解读《诗经》“风诗的情韵”
《诗经》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底
先圣孔子说，一个人“不学《诗》”，就“无以言”。孔子所说的《诗》，正是被称为中国诗歌开山之作的《诗经》。
曾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对《诗经》的熟悉程度，对《诗经》引用的恰当程度，都是衡量一个人文化修养的标志。而今天，即使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很难保证读过完整版本的《诗经》，但当普通人在日常对话中引用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样的《诗经》中的诗句时，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人，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它的哺育和影响，《诗经》一直都是国人精神世界的永恒故乡，即使你从未厘清《关雎》出自“风”还是“颂”。
正因为《诗经》的永恒，阐释《诗经》成为儒学研究者的传统。
比如，《关雎》以雎鸠之雌雄和鸣，以喻夫妻之和谐相处，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至少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文学史的解说中，国人听到的几乎是这一种完全相同的声音。
但新近出版的《风诗的情韵——李山讲〈诗经〉》一书中，作者李山却大胆地提出：《关雎》不是一首爱情诗。
《风诗的情韵——李山讲〈诗经〉》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三十年《诗经》研究的成果，而他也将重返央视《百家讲坛》，全新解读《诗经》。
李山曾先后师从启功、聂石樵、夏传才等学者，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他的新作《风诗的情韵》以《诗经》中160篇国风作品为底本，广泛涉及婚姻、家庭、恋爱、农耕、狩猎、战争、劳役等题材，以浅白的语言、有趣的角度娓娓道来这部比《论语》更原生的国学经典。
近日，本报记者邮件采访了李山先生，就《诗经》的影响、被误读的经典和国学热背后等问题，李山先生均一一解答。
不朽的《诗经》
一切古典诗歌的文化基因
记者：您研究《诗经》近年，还曾3次为它作注解。为《诗经》情有独钟？
李山：首先《诗经》本身着迷，越是研读她，就越能感的魅力。就像《诗经·小雅·里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开阔心胸，放开视野。知道玉石的硬度仅次于金要磨它必须要靠它山的石头就是说我们要研究我们自们应该借助于什么？借助当方，他们在人类学、在社会哲学各方面的成就；另外，学典学问，选择一部自己喜爱典长期守着，也是一种不错法。这叫做建立学术根据住脚跟，再向外扩。
记者：在您看来，《诗经》重要在哪儿？
李山：前辈、同辈的研绩，是它山之石；国外同行的三十何对令人到她鹤鸣》，她教我们刚石，。也己，我代西学、在习古的经的办地，站究竟究成研究也是它山之石。研究文学，不知道一些历史的、哲学的、人类学的以及社会学的知识与方法，是没有大出息的。敞开胸怀，学习各方面的学术，特别是其方法，非常要紧。
《诗经》是我国诗歌文学的开山，要理解中国诗歌，必须要了解《诗经》。而且，她还不单影响诗，也影响赋等其他体式的文学。中国在后来所以出现唐诗、宋词及元曲那样的诗文学，就是因为最初的文学基因好。《诗经》中就有这后来一切古典诗歌的文化基因。
记者：您先后师从启功、聂石樵、夏传才等中国文学史大家，他们对您研究《诗经》助益良多。
李山：当年投靠到夏先生门下，就是看了他的《诗经研究史概要》，作为一个本科生，这本书给我打开了“诗经学”宽阔的天地。在治学上，夏先生让我看到了一个人的阅历与看问题之间的联系。聂先生典雅而谦谨，一丝不苟。他是先秦文学的大家，对《诗经》是有很多独特看法的。听启先生谈古论今，真如醍醐灌顶，叫人醒悟，读文学，任何的书呆子气、死板气，都不行。我常对自己的研究生讲：“我比你们幸运，我遇到了天下最好的老师，你们就没这样幸运了！”老前辈的典范，让我一辈子都不敢松懈。
记者：中国人的日常用语里都少不了《诗经》，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诗经》里的确颇多生僻字，意思难懂。您的讲解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李山：生字问题的解决，倒不是大难题。一加注音、解释，就可以了。大难题在如何把诗经蕴含的民族文化的精髓想清楚，讲出来，且以一种恰当方式表达出来。在这本书中，我的解读尽量做到深入浅出，让人看得懂，媒体也应该促进大众关心自己的民族文化根本性的经典著作。
记者：您认为《诗经》中最美的篇章是哪一篇？
李山：“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多好的句子，多妙的境界。唐诗宋词，也不过如此吧。我喜欢。其他还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每次读，都为之心动。
《诗经》被误读
《关雎》不是爱情诗
记者：“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出自《诗经·周南·关雎》，这是《诗经》开篇第一首诗，也是《诗经》里知名度最高的句子。但您在新书中提到，《关雎》不是一首爱情诗。
李山：我的依据有两点：一是人称形式不对。淑女、君子，都是第三人称；二是篇中的器物不对，有钟鼓，是贵族典礼场合采用的。
把一首作品的主体理解错了，诗篇的价值也就被估计歪了。将《关雎》作《诗经》开篇，这样的编排次第，并不是无因由的，反映的是周人对婚姻、夫妻恩情的重视。
在周代，人们用婚姻形式来粘合异姓异族，打造一个文化人群的整体。你随心所欲地把诗篇读成“爱情”，诗篇自身在当时的重要性也就被忽略了，这可不是对经典的好态度。
记者：对于《诗经》的经典解读两千年来一直有争论，您通过什么来确定和判断？
李山：首先，要摆脱一些固有观念。比方说，经学家，先把诗经看做是圣贤大法，然后再以自己主观性很强的解释，阐释这部大法。这样解释出来的《诗经》，与真实的《诗经》相去甚远。这在从事诗经解读时，自己必须搞清楚。这样才有自己的脚跟。其次，要重视新材料。当今考古学发达，大量的金文及竹简文字出现，是我们追求诗经正解的很好条件。
记者：有人说，《诗经》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还是爱情婚姻观？和诗经所处的时代，我们今天的爱情观、婚姻观发生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李山：《国风》诗篇中谈到的爱情和婚姻观较多。可是，《诗经》还有同样与我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内容。可惜，这方面，人们兴趣不大，我想主要原因是人们不了解。
《诗经》时代的爱情现象，有些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例如春天里男女自由结合的野性婚俗，现在没有了，改成了自由恋爱。此外，古代重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虽也有，却不是主流婚姻缔结的形式了。但父母的意见，中间人的作用还是有的。不然，就不会有“非诚勿扰”之类的节目了。古代的爱情，如春天里的自由结合，虽然目的在繁殖人口，却允许男女经由对歌等方式择偶，这一点与现代恋爱是有相通之处的。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古代贵族男女的婚配，多出于政治联姻，现在也不是主流了。当然，门当户对的概念还是有的。
警惕“国学热”
“国学热”时沉渣泛起
记者：胡适认为《诗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您怎么看？
李山：胡适说这样的话，有其特定背景。简单说，处在那样一个反封建的时代，他是在反对经学家把《诗经》圣化。可是，现在看，胡适对《诗经》及其他经典的整理，也很少从精神层面关注。
如何看待《诗经》的问题。有一种颇流行的看法，《诗经》的国风是“歌谣”集子。好像很随意也很幸运，这样看诗经，实在是小看国风，歌谣。早就有学者看出，歌谣可没有风诗这样复杂。重要的是，国风是我们民族文化形成时期的文献，记录这个民族的独特信息。在这个意义上，她是国人的圣经。我们要珍惜自己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是这样的性格和精神，引领我们千回百转而到今天，不能数典忘祖。
记者：您曾指出，国人在国学热中未见“真佛”？
李山：相比于西方读书界，当代中国读者不敢碰艰深的东西。文学是一个民族的性灵，《诗经》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底，掸去表面的尘土，会让每个中国人都感觉亲切万分。对它的再发现，是一次与传统文化的再相逢，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
记者：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近些年的“国学热”？现代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国学？
李山：“仓廪实而知礼节”，物质上去了，精神追求自然也大增。过去很长时间，我们把自己国力弱，民生苦，归咎于传统。三十年改革开放实际也引发了对传统的再认识。多少年不讲究修身养性了，结果是什么？前几年在北京的大兴，一个男子与一位女子发生冲突，竟然可以把两岁小孩子摔死。脾气坏，稍不称意，就恶语相向甚至拳脚相加，这现象还少吗？这就是“戾气”。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人们对作为传统一部分的所谓“国学”的态度就开始变化了。还有，你物质强大了，可是你在文化上是谁？人是文化动物。高楼大厦到处都可以建，可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根基又在哪里呢？
我理解的国学，不能是浮皮潦草，应该是纯净的，应该是能培养健康精神的学术，也就是要汲取传统真正有现代价值的东西。不过，也要警惕“国学热”时沉渣泛起。还有，对“西学”的学习，也不宜放弃，相反，西学也热，就太好了。
来源：乌鲁木齐晚报责任编辑：杨馥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