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山大学限制外来人员进入校园。图/南方+
楼市限购，大学限外。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4月8日，广东中山大学正式推出了“限外令”《关于加强广州校区（东校园）公共教学楼出入管理措施的通告》，严查进入校园的外来人员。在建有围墙的南校区，门口竖起了一块白底红字写着“教学科研场所，请主动示证，谢谢合作”的指示牌。
中大保卫处表示，“限外令”明确禁止的是“游客”型人士，也就是说，进入校园内散步、观光等人士以后都被拒绝入内。这引起了网民热议，大学闭门谢客，是否有悖大学精神？出于安全考虑限制外来人员，是否合理，又是否能达到安全的目的？
耶鲁大学前校长查德·雷文曾说：“围墙只会进一步加剧校园与社区的隔阂，从而造成更为紧张的局面。校园的安全要依靠与城市社区的融合，只有改变社区的贫困，并实现校园与社区的无缝衔接，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校园安保问题，重新给校园带来安宁。”
“限外令”代表了一种封闭的趋势，在它之前就有厦大谢绝游客，更早之前，北大禁止旁听也闹得沸沸扬扬。越来越多游客进入宁静的校园参观、访友、听课、听讲座，缺乏管理经验的校方则倾向于“一刀切”。
被限外令挡在校门外的不只是游客。据中大校友透露，如果没有校友卡（2002年之前毕业的校友暂时无法办理校友卡），需要在校门处登记，并说出毕业院系、年级和入校事由，方可进入校园。
在编者的朋友圈中，一位中大校友说：“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么？”
文/黄俊杰
中国的大学就像是一座围城：越是被你认清危害，你越是不得不进入。
大学已经功利化，因为你我的欲望都走向了最大化。当读大学成了一个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再也无法改变个人命运。
为了防止游客越墙进入，厦大保安守在围栏边。
但即便中国的大学如同一个身躯日益臃肿、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你自以为用生命的前18年来支付这笔未来的幸福保证金实属必要，皆因青春时父母需要这个目标，独立时老板需要这个证据，成家时丈母娘又需要这个指标，一张文凭足以拴住你的一生。
大学与学生之间变成了供需关系
也许，我们与大学的关系早已改变。
古时，彼此是家庭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时，学校自治，学生自由，彼此是朋友关系。
1952年以后，中国大学学习苏联模式，大学其实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螺丝钉，彼此是同事关系；1977年，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大学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彼此是恋爱关系。
80年代的北京大学宿舍。
到了2010年以后，大学招生推动GDP、大学城建立拉动房地产，彼此早就成了供需关系。交易完毕，自然两清，互不相欠。我们与大学失去了亲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伦理。
也许，全因中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阶层”严重缺货。北大和清华都未进亚洲大学排行榜前十，同时，斯坦福大学校长有一个说法，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需20年。
这是客气的说法，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批判中国大学：“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而在他看来，大学本应该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
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校门。
大学生，只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生命中最好的18年时光，他们为了考上大学，只学会了考试；考上大学后，他们为了找到工作，只学会了考证——父母、中小学与大学联手制造了一个工具的输送带，最后这个“工具”会发现，他用18年学习的，全是以后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当大学让人才教育变得数据化，也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学分化，人格也可以证书化，道德也可以数据化。
上海交大曾想给毕业生颁发3张证书，包括学业成绩单、能力证书，外加“人格证书”；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推出道德银行储蓄卡，分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做好事开证明就可以加积分——大学行政化的最大坏处，是官僚风气让学者变成了唯唯诺诺的花瓶；大学产业化的最大坏处，是以为才华和人格可以数字化。
上海交大。
如果大学日渐封闭，就会失去改变社会的活力
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它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这不仅是施密德特眼中中国大学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人早已将“经济上的成功”视为“成功”的全部。
在这个欲望贲张的时代，大学时刻面对两难的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保持独立？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说过，大学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因为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
然而，中国大学的物理围墙正在加高加厚，而“精神围墙”却面临倒塌。大学在电视宣传片中吹嘘的是它的建筑物，而不是它的人文精神；学生选择大学，选择的标准不是一个大学的教统，而是就业率的高低。
为了考上一间好大学，高中学生终日埋在课本与试卷的书堆之中。
中国人有两个出身，一是家庭，一是大学。中国人对大学的执念，源于个人对身份的焦虑。
当整个社会都认为读大学是成才标准，大学却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大学的失败；当孩子要提早告别童年的快乐、父母要牺牲全部积蓄、兄弟要放弃接受教育机会，才能让大学生读上一个找不着未来的大学，则是社会的变态——我们对大学失望，是因为期望过高；我们对它期望过高，只是因为成本昂贵。
大学要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天马行空的创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但今时今日，大学是官场、商场、名利场、欢场、广场，是盲目扩张的流水线，是潜规则当道的小社会、限制外来人员的私家园林、占地面积巨大的小城市，却唯独不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大学”。
广州大学城。
从小处说，大学应让一个人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从而改变个人命运；从大处说，大学应促进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垂直流动、缓解社会的阶层板结，从而改变国家命运。
大学本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有力臂膀。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大学日渐封闭，失去了改变社会的活力？
作为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重镇，大学是一个时代的晴雨表。时代在进步，互联网让世界彼此拥抱，大学不应偏要关起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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