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开济的建筑功能和规模各异，但都有一个特点：适宜摄影和入画。这是因为在他的图纸上，每座建筑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城市的一部分，造型不追求华丽奇特，而追求与城市的时空和谐统一。他把这种境界叫做“此处无声胜有声”。在那个崇尚敢叫日月换新天、推倒一切重来的时代，张开济的“无为”，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智慧和勇气。
为施展才华和赚钱留在新中国
1912年7月，张开济出生于上海，小时候淘气，学习不好，但非常喜欢画画，画得投入时饭都顾不上吃。中学毕业，他在书上看到，美国大学里的建筑系要学水彩画、透视画、人体写生，就下定决心学建筑。1935年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张开济在上海、南京、成都等地开办建筑事务所，业务开展顺利，但没有空间充分施展才华。“炮火连天的，谁还造房子?只有达官贵人可能造一些房子。”
1949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张开济有三条路可选：台湾，美国，北京。抗战胜利后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陈果夫，陈果夫很欣赏张开济，交给他不少工程，1949年赴台之前邀他一起走；张开济参加过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留美生考试，考了建筑专业第二名，也可以赴美留学。
考虑再三，张开济决定去北京。晚年接受作家祝勇访谈时，一向被老伴儿评价为“爱瞎说”的张开济，坦诚地说：“这并不是因为我多么爱国才留下来的，这个我得说实话，我是出于专业方面的考虑。我想，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建筑师大有用场，既可以施展才华，又能赚钱。”
北上途经天津时，张开济住在舅舅许丹（字季上）家里。许丹是著名佛学家，和鲁迅、梁漱溟、赵朴初等有深厚友谊。当他听说张开济想在北京开办建筑事务所，把他训了一通，说“解放了，你还想搞自己的事务所，你应该参加政府机关工作才对。”张开济这才了解新社会形势不同。他给从未谋面的梁思成写信，请他帮忙引荐。没想到梁思成马上回了信，告诉他现在北京很缺建筑师，邀他来北京一晤，这封回信张开济始终保存着。
张开济进入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当上总工程师，成为现代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建筑设计师。他在设计院安排的联谊舞会上结识未来夫人孙靖。四海漂泊只顾给别人建房子的建筑师，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家。1951年结婚时，张开济39岁，孙靖28岁。孙靖出身大户人家，辅仁大学家政系毕业，婚后独自管理所有家务并负责两个儿子的教育，张开济作了甩手掌柜，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设计上。张开济晚年总结，人一生最重要的一是事业，二是婚姻，在这两方面，我都很走运。
“四部一会”办公楼中途搁浅
1950年，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梁陈方案”，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地点选定在三里河，当年那里还是一片农田。项目规划建筑面积近九十万平方米，苏联专家选中了张开济代表北京建筑设计院提出的方案：基地分成五个区，中心区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四周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重工业部和财政部，总称“四部一会”办公楼。
在城市建设理念上，张开济与梁思成一脉相承，他是新首都大胆的设计者，更是古京城谨慎的守护者。为保护古都开阔的视野，他设计的办公楼以六至七层为主，避免过高。朴素灰砖墙，配墨绿色琉璃瓦大屋顶，既符合苏联专家推崇的“民族主义形式”，又与古城墙城楼相协调。1954年突遭变故。2月，“高饶事件”发生，国家计委领导人高岗自杀，以计委为核心的“四部一会”工程搁浅。“四部一会”办公楼刚完成西南一角，占地九万平方米，只有原计划十分之一。
这西南一角也未能按照张开济本来的设计建成。两座配楼的琉璃瓦大屋顶已建好，主楼大屋顶刚要盖时，建筑界掀起批判“大屋顶”的反浪费运动。“四部一会”办公楼成为众矢之的。据说，屋顶一只瓷鸽子压脊兽，就抵得上一辆飞鸽自行车的价钱，更不要说琉璃瓦的造价。而张开济本人又是三反五反运动中，设计部揪出的“老虎”之一，因在一次调查中，“爱好”一栏大家都写着“读毛主席著作”、“看报纸”等，他竟填了“金钱、女人、狗”，结果受到批判。可他不当回事，“打老虎”时还甩着心爱的劳力士手表玩。
李富春当时既主管“四部一会”工程，又领导反浪费运动，他只得以身作则，大义灭“顶”。已经送到顶层的琉璃瓦又搬了下来，上百只瓷鸽子也弃置一旁渐渐不知所踪，张开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检讨了自己作品中“搞复古主义的错误”。过了一段时间，“反浪费”运动高潮过去，彭真等领导看了三里河路这座大型办公楼，成了“两个道士”（带屋顶的配楼）和“一个和尚”（未盖屋顶的主楼），批评张开济没有坚持设计原则，于是张开济又检讨。
晚年提起“四部一会”工程，张开济说，“来回检讨，自相矛盾，内心痛苦，真是一言难尽！”最令他遗憾的并不是废掉一个屋顶，他相信，如果整组办公楼按计划建成，旧城内就不必再大拆大建，办公用房与古城保护问题也许可以妥善解决。
遗憾天安门广场“太大”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在全国大跃进的背景下，中央决定兴建十大建筑，为国庆十周年庆典献礼。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在9月8日的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特别说：“在设计中大家要敢想，敢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过去曾经反对过浪费，也反对过一阵大屋顶，我看这些框框可以打破，如果认为琉璃瓦大屋顶能搞出高度艺术水准也可以尝试搞大屋顶；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形式，就应当去创造更好的形式。” 大屋顶又受到肯定了，说明政治气候发生变化，鼓励建筑师大胆发挥创意，尽可能把工程完成得漂亮，向那些“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人证明新中国实力。最后完成并确定为首都国庆十大建筑的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华侨大厦、钓鱼台国宾馆。其中革命和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由张开济主持设计。
所有工程同时破土，张开济每天奔波于天安门和玉渊潭之间。博物馆采用欧式古典立柱，与人民大会堂呼应，气势恢宏。而国宾馆则与这种风格截然相反，采用分散式的低层建筑，围绕以中国式的小桥流水、庭院游廊。张开济希望带给来宾温馨舒适的感觉。这种设计在当时并不受认可。外交部派来几名干部和张开济一同草拟设计任务书，他们经常访苏，推崇苏联建筑，要求把宾馆房间建得很大、很高，张开济据理力争，才稍稍降低了尺度。
十个规模宏大的建筑，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完成设计建造投入使用，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但张开济认为，“大”既是十大建筑的成就，也是遗憾。作为天安门广场的设计者之一，他最为遗憾的，也是“大”，“大而无当”。“早期我们受苏联的建筑设计思想影响，用建筑来表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广场要大，建筑要高大，老百姓见了觉得伟大，高山仰止，望而生畏。这种设计思想是非常落后的。现代的建筑思想是以人为本，让人觉得美，有亲近感，住着也舒适，人是为主的，建筑是为人民服务的。你看看天安门广场，整个广场连个人坐的地方都没有，广场拿来干什么用，除了五年、十年一次的国庆节举行一 下活动外，平常根本没发挥作用。”他理想中的广场，应当“有坐椅、有水池、有鸽子、有植物、有无障碍设施”。
革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加上北京天文馆、北京科普展览馆，并称四大馆，是奠定张开济地位的代表作。但张开济自己常说，他最满意的不是四大馆，而是一个台——天安门观礼台。提起观礼台，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天安门有观礼台？这种表现是最令张开济得意的。设计观礼台时，建筑师们展开了方案竞赛，为了引人注目，有的把观礼台盖上琉璃瓦，和故宫配套；有的设计成金黄色，比天安门还鲜亮。“我却认为这个设计越不显眼越好。天安门城楼前本来就不应当再搞任何建筑，可是又有这种需要，怎么办呢？所以我的设计高度不超过天安门的红墙，颜色是红色，琉璃瓦绝对不用，让观礼台和天安门城楼浑然一体……这就是最大的成功。一个建筑师该当配角的就当配角，观礼台就是天安门城楼的配角。”
晚年致力于保护古城风貌
作为建筑师，张开济的人生是幸运而遗憾的，盛年之时赶上新政权建立，大兴土木，政治为他提供了一张百年不遇的巨大图纸，却又在十年后剥夺这一切。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二连三的运动使他的职业生涯过早终结。“文革”结束后，他已经将近七十岁，晚年只好致力于保护古都风貌。
张开济对老北京有特别的热爱，经常回忆自己第一次到北京的情景。1934年，他还在中央大学建筑系读书，同学们集体来北京参观学习。“火车快到东直门火车站的时候，宏伟的东南角楼进入我的眼帘。角楼上面是碧蓝的天空，下面是城墙和城楼，一队骆驼正在缓缓行进，真是好一派北国风光啊！”
在他看来，“不该拆的拆了，不该盖的盖了”，是愚蠢的悲剧。在他和老一辈同行的努力下，湖广会馆保护下来，变成戏剧中心；先农坛太岁殿变成了中国建筑博物馆；五塔寺变成了石刻博物馆。他推崇古为今用，但特别反对复古主义。九十年代北京西站建立时，张开济写信给北京市长，劝告不要在楼顶建小亭子，“千篇一律，惹人生厌”，交通建筑应该讲效率，而不是搞气派，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去世前几年，张开济呼吁：“高层建筑到处冒尖，而四合院则大片拆毁。北京乍看竟很像一个二手香港了……尽管今天北京的古都风貌已经大不如昔，我们仍应该千方百计地加以抢救，那种‘破罐破摔’的消极思想在任何时候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斯人已逝，他的作品仍然带给人美的感受，他的理念仍然给人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