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 文化丨进击的商务印书馆

这是一家最老牌的图书出版机构,但它雄心未泯,正在和最年轻的那一个开展合作


“中国现代出版从这里开始”,刻在商务印书馆门口巨石上的这句话,最恰当地描述了它在中国出版业的地位和资质。


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的商务印书馆,诞生于1897年,是中国最早的商业出版机构。它创造过太多第一次——第一家商业出版社;第一个使用纸型印刷技术;从1902年就开始介绍西方学术著作。


中国民众熟知的《新华字典》,就出自商务印书馆,截至2013年它已经卖了5亿册。如果粗略算一下它的耗纸量,大约相当于12.5万吨。


在商务印书馆诞生100年后的1997 年,亚马逊在纽约上市。这家什么都卖的公司有很多愿望,其中一个就是把纸在人类文明中承担的重任里解脱出来。它推出最受欢迎的电子书阅读器Kindle。如今,Kindle电子书的销量占美国整个图书市场的19.5%。


面对变化剧烈的图书市场,和来自电子书的挑战,商务印书馆希望再一次成为“现代出版”的发源地。


漫长转型


商务印书馆数字出版中心主任孙述学,习惯随身携带六个移动设备——三个不同操作系统的手机,三台规格各异的平板电脑。他时常在iPhone上测试商务推出的“外国人学中文”应用,也不时对比一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Android手机和平板上的显示效果。在每台数码设备上,他都装有大大小小十几个书籍阅读应用。


2002年加入商务印书馆后,孙述学就开始参与数字出版业务——为工具书做数据库。2009 年,商务印书馆数字出版中心成立,他走马上任。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平表示,“成立数字出版中心是在2008 年底。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决定把数字出版纳入整个商务印书馆的战略,明确把数字出版战略的时间表提出来,则是在 2010 年。”


2014 年 11 月 4 日,可能是商务印书馆和孙述学个人近年来最重要的一天。他们与亚马逊签约进行“纸电同步”战略合作,今后将开始同步售卖纸书和电子书。“纸电同步”之外,639 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已经完成电子化,开始陆续上架。


除了《新华字典》,彩色封底、白色封面的汉译,可能是商务印书馆最有名的丛书。对更多读者而言,这也是他们在改革开放前能买到的唯一一套系统的社科类丛书。


这639 本书的电子化耗费了数字出版中心一整年时间。


数字出版带来的技术挑战是全新的。与纸书的排版、印刷不同,电子书需要适应不同尺寸的阅读屏幕自动排版。比起纸书,制作电子书的过程更像网页设计。尽管看上去只是简单地把文字从纸质搬到屏幕上,但过程比读者想象的复杂太多。


他们在制作上不计成本,就像孙述学说的那样,做这套丛书成本的第一考虑是社会影响力。支撑精细制作的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团队。大多数出版社选择平行设立电子书部门,而孙述学带领的数字出版中心几乎是一个单独的小型出版社,七位数字编辑,外加三十多人分属于二级企业商易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这一整年的收获也是巨大的,商务印书馆数字出版中心不仅借此建立自己的电子书技术样式标准,也解决了纸书电子化的诸多难题。在技术层面上,它已经比国内大多数出版社走得都要远。


不为外人所知的是,工具书才是商务印书馆真正数字化进程的开始。用孙述学的话说,“我们做了很多技术准备,不是一夜间心血来潮就纸电同步了。”在消费者看到 Kindle 商店一夜之间上架的电子书前,商务印书馆的技术转型已经静悄悄地走过12 年。


强强联合


最初,商务印书馆的数字化几乎完全集中在工具书门类,成果也很明显——如今一百多种工具书已经全部整理成数据库。李平表示,“最开始的战略是基本只做(工具书这些)B2B的数据库产品,但是数字发展的趋势变化非常快,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对战略做出一些调整,再不改就跟不上时代了。”


在商务印书馆规划数字化转型时,亚马逊负责Kindle的团队来到中国市场。2010年底,Kindle部门数字内容总监姜峰开始筹备进入中国的相关工作。他的团队首先为国内的出版社举办“101 课程”,宣讲两百多场来传播电子书的观念。


商务印书馆和亚马逊的第一次合作,不久后开始。姜峰回忆道:“2010年亚洲数字出版论坛上,我第一次看见商务印书馆的身影。接触的契机是我们在为亚马逊找一本中文词典。特别幸运的是他们为《现代汉语词典》做了很好的数据库。我们后来把它做成Kindle的内置中文词典。如果没有这个(数据库)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从头去做那本书。”


随后,商务印书馆顺理成章地开始和亚马逊合作,而上任不久的总经理于殿利也提出“出版流程再造”的观念。


于殿利的数字出版观念,后来在他的不同采访中被反复提及:目前整个图书出版市场还停留在“纸书电子化”阶段。书一开始并不是为电子出版准备的,出版社发行一本纸书后,觉得这本书也适合在电子平台上推出,才会着手将纸书转成电子版。


没有适应数字产品开发的生产方式,出版图书就会停留在“以纸质产品为主,附带生产电子书”的无奈状态。因此,纸电同步出版,意味着生产流程的再造和生产方式的变革。

商务印书馆 文化丨进击的商务印书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数字化过程,印证了这个观点。在制作 639 本书的过程中,他们重新整理这套丛书的所有历史文件档案,从头制定电子书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流程。


在商务印书馆接下来的纸电同步计划中,这些繁琐的环节将被简化。就像激光照排取代铅印,也许数字化只是一种新的制造方式。


台湾商务印书馆


任重道远


但在数字出版上,商务印书馆只是完成“内容生产”的第一步。新的“现代出版”还需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并实现最终的产品盈利。


现在,商务印书馆在营销和收益方面的投入还太少。电子书销售依赖网上宣传,很多读者完全不知道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已在 Kindle 书店上架。因此,你在 Kindle 电子书的销量排行榜上难以找到汉译丛书的踪影。


缺乏基础的营销推广,也就谈不上电子书的定价策略、手机应用推广和对销售数据进行分析,而这些几乎是现代数字内容推广的常识。


从更广的层面上看,商务印书馆的问题是整个出版行业的问题——现在的出版业还没有清晰的电子书运营逻辑。


受这些原因限制,数字出版离最终的完整生态圈还有不小的距离。这个生态圈的完善需要等待第三方制作公司大规模兴起、成熟。那时数字出版才能成为一个更自然的生产方式。


在那场签约仪式上,亚马逊全球负责Kindle的高级副总裁罗素·高给出过他的经验:在美国,亚马逊电子书超过纸书销售额用了 4 年,在英国则是 2 年半。如果按5年计算,中国电子书的转折点还有 3 年时间。


商务印书馆门口的巨石上刻的另外几个字是“昌明教育,开启民智”,那是晚清大家张元济提出的立馆宗旨。商务印书馆的诞生,正逢维新之风兴起,它从一开始就承载了发展中国出版事业的职责。这种社会职责往往意味着不计成本,是举国之力的投入。


现在,商务印书馆有充足的资金发展电子书,也得益于政府采购支持。根据中国出版集团的报道,2013 年《新华字典》被列为政府采购项目,全国农村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学生将免费领取。这为商务印书馆带来 1 亿册《新华字典》、20 亿元的销售额。


这20 亿元为商务印书馆的电子化进程赢得了一点时间。


2007 年出版的《勇往向前: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卷首有这样一句话,“不论遇到任何挫折,在何时何地,商务印书馆始终坚持理念,向读者们提供开卷有益的书,在百年剧变的时代里,跨越了三个世纪。”


每天上午十点半,商务的很多员工会走到王府井 36 号的小礼堂里,一起打太极拳。孙述学说,这是商务印书馆的企业文化。在这个小礼堂和二十四式太极拳的音乐里,时光似乎根本没有过去。


商务印书馆的数字化转型,掺杂着118年的历史、技术变革、国有背景、可以躺着赚钱的新华字典、数字潮流的焦虑感、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舒缓的太极拳、亚马逊后面的推动。


它希望在第三个百年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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