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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运深回忆：1970年12月18日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的文件，我认为很重要，在“讲”文件时作为重点。我把讨嫌“四个伟大”划出来了，摘要讲给林彪。林彪非常注意听，还特别把二三十页的文件留下，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可见林彪非常重视。（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
第五章 表面上波澜不惊
在庐山会议休会的几天里
8月25日，毛泽东召见了叶剑英，又召见了一些人，吹了一点“风”。
8月26日，毛泽东宣布休会。各大组都接到了中央办公厅关于26、27日暂停会议的通知。宣布分头看文件，修改《宪法》，还安排了白天游庐山、晚上看电影和看戏。放映《日本海大海战》、《山本五十六》、《啊海军》等电影。（参见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79页）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批评了他们，要吴法宪检讨。
李德生回忆：8月26日晚，在毛主席住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陈伯达、吴法宪检讨，周总理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林彪还为陈伯达辩护。会议虽然只是“批陈”，但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林彪明显不满，说“我是一方面军的，可是我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人；我是湖南的，我身边没有湖南人”。毛主席还批评了“一句顶一万句”，“四个伟大”。当时我就想：“这不是指林彪重用黄吴李邱，搞自己的山头吗？”8月28日上午，全会以大组为单位，听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录音，放了两遍，是想让中央委员们明白事情的原委和斗争的性质。
8月29日上午，周总理通知李德生和李先念第二天下山，回北京担任中央值班。
上庐山前，毛泽东指名纪登奎（国务院副总理）和黄永胜在北京值班，主持国务院和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其他中央委员全部上山，过几天由李先念和吴法宪换他们。因为吴法宪在庐山上出了事，毛泽东决定李先念、李德生下山，换纪登奎、黄永胜上山。（参见《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401页）
先让黄永胜留在山下，又让吴法宪换黄永胜上山，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什么考虑？是分而治之吗？
毛泽东怀疑几个“枪杆子”事先有预谋。他在杭州问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说不是有八个人嘛，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王什么，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这几个人，你们空军有八个中央委员嘛。”陈励耘否认，说“上山前不知道”。但毛泽东认为他们知道，上山前有串通。毛泽东说：“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1页）
8月31日13点40分，黄永胜刚上山，就被叫到毛泽东的住处。
邱会作回忆：毛泽东对黄永胜说：“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黄永胜说：“张春桥不得人心。”后来毛泽东在会上说：“他们（指张、江、姚）是手无寸铁的哟，你们有飞机大炮，有原子弹，你们能不能再让我看张春桥三年，不要急于下结论。”黄永胜说：“群众意见很大。”毛泽东说：“什么群众，不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委屈的人嘛，还有你们几员大将。”黄吴李邱低头不语。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我搞起来的，‘九大’路线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你们为什么不团结起来批判刘少奇？”（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叶群向黄永胜介绍这几天的情况。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先后来了，几个人谈了近四个小时。叶群强调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发言中不要涉及林彪、黄永胜和她，也不要互相涉及。最后叶群说：“这场斗争有得有失，大家不要着急。”黄永胜上山后已经停止发言，他的书面发言也早早烧掉了，却一样要检讨，说他们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46页）
分析一下江青和叶群这两位“文革”中不可一世的女人，很有意思。因为林彪的大撒手，叶群作为二号人物的妻子，被毛泽东安排越俎代庖。而一号人物的妻子江青虽然狐假虎威，毛泽东却不让她染指，不仅毛泽东办公室拒江青于门外，就连中南海也不让江青住了，甚至到后来江青想进中南海也进不来了。江青也深知毛泽东的“厉害”，宁可当“狗”，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8月30日 周恩来连续数次去毛泽东、林彪、康生处谈话。（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90页）
8月31日，周恩来先后与黄、林、康、江、张、姚等谈话。深夜到次日凌晨，到毛泽东处取来《我的一点意见》，给张春桥看，并同张春桥谈话。
9月1日，周恩来、康生去林彪处，将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稿交给林彪看，林彪表示同意。周恩来马上到毛泽东处对文稿，作个别文字修改，然后决定付印，并将印件送给陈伯达看。（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91页）
9月1日晚政治局进行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眉飞色舞走进会场。姚文元说：“毛泽东思想是无价之宝，可以战胜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战胜权威人士（暗指林彪），我们要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张春桥说：“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是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又一光辉文献。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打倒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同样，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也一定战无不胜。我们要以批判‘天才论’为中心，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建议姚文元连夜写个大纲出来。”吴、李、邱除了表示拥护，没有多说。姚文元说：“不表态本身也是一种表态！”顿时，吴、李、邱的火窜上来了，邱会作说：“表了态，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态度。”周恩来怕双方吵起来，连忙岔开话题。会后，张春桥在住处召集华东地区的造反派开庆功会，江青、康生、姚文元、王洪文等参加。姚文元在东北组发言，批天才论，批了五个小时，其它组造反派出身的中央委员也跑到东北组去听。张春桥活跃极了，到各个组去发言，华北组有人请他批判天才论，张春桥说：“只有两个人有资格讲‘天才论’，一个是唯心主义大师冯友兰，一个是党内理论家陈伯达。”江、康、张、姚在各组会上揪住吴、李、邱的“尾巴”不放，让其交代后台。周恩来立即找吴、李、邱谈话：“主席的话，分量相当重，但主席是讲陈伯达，和你们有区别，你们不要过虑，不过讲话要慎重，别人竖着耳朵听你们讲话，搞不好要影响林副主席。”（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陈伯达被揪出来以后
庐山会议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毛泽东口头上表示怀疑和他的“意见”，都暗示陈伯达有历史问题。1970年10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还说，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105页）
9月1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语、检查。”会上毛泽东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检查。（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9-1580页）
全会集中批陈伯达，炮火猛烈，连着开了四五次会。
毛泽东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做检查。
陈伯达检讨了8月24日在华北组会上作了煽动性的发言，不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歪曲了林彪讲话，引起大家思想混乱，以及讲天才问题等。毛泽东阅后，建议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下。周恩来批示同意，将修改稿送康生阅后，退陈伯达，并告中办负责人待陈伯达阅后，以严格保密的方式印六份交我。（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90页）
8月29日，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伯达、吴法宪等人的检讨。会上，周恩来与康生传达毛泽东几天来的一系列讲话，着重讲了团结问题。（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9-390页）吴法宪回忆：周恩来曾三次给主持会议的林彪写条子，希望他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以利团结。但林彪根本不理，令他碰了一鼻子灰。（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99页）周恩来在会上说，从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8月25日毛主席召集常委扩大会议之后，才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直到今天开会前，一直到停止了分组会，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个个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在联系历史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自我解剖、批判后，强调毛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是一贯的，这就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因此，大家要下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9-390页）
9月1日晚，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并批判了陈伯达。陈伯达的检讨基本是康生授意，周恩来和康生修改的。陈伯达检讨时，周恩来想为陈伯达翻译，张春桥主动说我来翻译。陈伯达发完言，张春桥就开始批判。吴法宪检讨后，张春桥说：“以吴法宪为戒，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身处高位的陈伯达处处不胜“寒”。毛泽东对陈伯达并不满意，经常批评他拿不住事，就怕得罪人。江青更是放肆，骂陈伯达：“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说你是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卸责任。”江青甚至在会上当着众人的面要撕掉陈伯达军装上的领章和帽徽。（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308-310页）以前刘少奇闲谈中说他那里缺秘书，陈伯达随口说，我可以当。江青经常“拎”出这件事，说“陈伯达愿意给刘少奇当秘书，不愿意给毛主席当秘书了”。
陈伯达夹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既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也要听不满和指责，还有对立面的攻击，以及江青的逼迫甚至假传圣旨，苦不堪言，他曾动过自杀的念头。（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253页）
9月5日，毛泽东找陈伯达谈话，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
陈伯达回忆：在这次严重的会议之后，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儿，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地去了。见面握手之后，他责备我许久不找他谈话，说这几年你官做大了，不来见我了，也不写文章了。其实我一直想见他，却总也见不到，这个时候也无法解释。他批评我参加“军事俱乐部”。一听此言，我脑子就大了，这不是影射林副主席嘛！军事俱乐部是1959年毛泽东讲彭德怀的话，怎么十年后又在庐山上用同样的话讲起“亲密战友”来了。我是罪孽呀！本想遏制张春桥、江青的胡作非为，怎么把林副主席推到第一线了？我说我愿意做自我检讨。毛主席说，这样很好，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感激毛主席这个宽大的盛意，但一下子说不了很多话。毛主席还问了我几个人的情况。我感觉毛主席在考虑一些人事安排。离开时毛主席说：“你可以找那几个和你共过事的人谈谈。”（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375页）
陈伯达虽然恨江青，但因为毛泽东问他女儿李讷在哪里，他不知道，他只能去问江青。
陈伯达回忆：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谁理她江青呀！到庐山后，这是第一次到江青那里，她有意嘲笑我：“稀客、稀客。”我们到康生那里去。我只好随她走，一到，看见张春桥、姚文元都早在那里了。江青二话不说，“劈劈啪啪”骂起来：“你们名义上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是要推翻林副主席……”张春桥说：“你为什么不见毛主席？你借口徐业夫（毛泽东秘书）同志的电话不好联系，有什么不好联系呢？”姚文元也骂我。总之一个接一个，各有各的骂法。回到我的住处，我又打电话找军委办事组的那几个人，我给他们说：“我见了毛主席，他让我找些人谈谈，所以找你们来
陈伯达说：江青他们那些话，我当时简单记下几句，也给他们看了。叶群来电话，要我到林彪那里做检讨。我在电话上说，我请求下放到下面去。参加林彪召集这个会的，除了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外，还有汪东兴。林彪和汪东兴问了我一些解放初陪同毛主席访问莫斯科时的事，问我看芭蕾舞剧《红罂粟》的经过，还问我搬到驻苏大使馆去住的经过等等。问得很是奇怪，好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忽然变成了可以证明我有罪的大事。随后，由周总理、康生帮助我做检讨。康生提的意见特别多，我都记录下来。在我做检讨的会上，我非常感谢周恩来同志替我念康生授意而写就的稿子。会后，我高兴地向总理表示感谢。康生也在那里，恩来同志说，你感谢康生好了。康生很冷淡地说，不要怕丑。
检讨会的第二天，我觉得事情完了，回家务农好了。一想，心为之一宽。可能是恩来同志不放心，叫了大夫、护士来看我。我想出去游庐山，请他们和做招待工作的同志一块走，遇到风景好的地方，同大家照了几张相片。然后又继续游山玩水，这一天是到庐山后最高兴的一天。但是流传说，陈伯达并不沉痛，还去游山玩水哩。于是会又开了。这时我已不能参加任何大会小会，但简报还看得见。有些关于我的事，是从简报上看到的。后来我听说，在一个会上，有人批我在大的问题上没有同毛主席配合。恩来同志解释说，是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没有配合，还举例说，在反对蒋介石的时候就配合了。在那样条件下，恩来同志还能维护我，使我感到他对事对人的公正。（参见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 123-124页）
我在会上向党表示，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愿意重新学习，更新自己。我平常很少做记录，但就我所在的华北组，我曾努力把同志们的批评记下来。现在我还多少记得一些非常中肯的批评。例如，批评我没有什么实践，脑子里尽是封资修等等。我幼年读私塾，熟背书经、诗经、左传、四书，30年代发表了讨论古史的文章，又在大学教授古代哲学，脑子里的确尽是古的东西。在延安时，毛主席把我从古代拉回现代，鼓励我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我很感谢他。但我有时候是积习难改，解放后工作忙，空闲时仍常去琉璃厂买古书、碑帖。平时我还花钱修补过不少古书。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这样嗜古的确不好，同志们的批评给我触动很大，人生有限，还是应把精力放在学习研究马列著作上。（引自《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376-378页）
有人发愁，有人高兴
9月2日以后，各组结合学习“意见”，开始集中批判陈伯达。林彪表示不同意毛主席对张春桥的庇护，也不干扰。毛泽东叫林彪组织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毛泽东让汪东兴参加这个会两个目的，一是了解一些情况，因为他们这些人是不会把情况全部如实汇报的；二是汪东兴在华北组也发了言，按毛泽东指示在华北组检讨后就请了假，也要接受批评教育。
周总理宣布暂时休会以后，林彪在等待毛泽东表态，也没有主动要求去见毛泽东，因为不知道谈什么，也不知道错在哪里？而毛泽东反而天天找人谈话，毛泽东还想了一个方法，叫林彪给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他说“我们犯了错误，都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把问题谈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邱会作回忆：林彪是不愿意出面开这个会的，他认为毛主席不够诚恳，但毛主席发了话，林彪也只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从8月28日开始，林彪就召集陈伯达等六人，在他的住处开过三次会。每次会9时开始，11时结束，每次会约两小时。第一次会议开始时，林总说：“毛主席要我同各位谈谈，做点思想工作，我们的会要开两三次，每次会的情况，请汪东兴向主席口头报告，我就不另写书面报告了。”林总当面批评了陈伯达：“你的书生气太重了，考虑的太多。主席批评我能不能再看张春桥两年，主席说得对。我们部队的干部要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就是这些嘛。”对于让林彪主持这样的会，后来林彪说主席在“耍”他，他也只有应付差事。到会的人都说了话，说的内容都是有关团结的问题
当时，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还没有印发出来，所以大家都没有批判“天才论”的问题。大家的话都说得很简单，都是属于表态的话，实质性的话一句也没有。这种会是纯粹做样子的。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林彪有些调侃地说（我从没有见到过林彪开玩笑，林说话向来认认真真）：“你们说说，是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你们为什么在同一时间，讲了同样的话？”三天的会，林彪没有多讲一句话。叶群对我们说林总的态度是“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干扰毛主席对问题的处理”。从此林彪基本上都是这个态度。叶群还说：“林总说，吴法宪提出检讨，这是他的权利。如果他要问我（林），我就说检讨是因为有错误，你吴法宪没有错，你检讨什么？！”从我们比较知道内情的人来说，林彪在庐山的确没有单独进行过任何活动。他的心情总是坦然的。他说过：“一个人搞鬼还是没有搞鬼，自己说的不算数，要别人说的才算数。我不出门，不说话，不找人谈话，就没有什么顾虑，也不给别人制造紧张局势的话柄。”在庐山，吴、李和我等人，除了在公开的场合同林彪见面说过话之外，基本上都没有单独同林总讲过话。事后我想了一下，林总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好像是军事上的“火力袭击”。林总的“火力袭击”的目的，不是对准整个中央文革，而是对准他们的干将——张春桥。这一仗如果成功了，对中央文革以后的文章就好做了。但林总的火力袭击还没有完，战斗就宣告失败了（引自《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714页）。
邱会作回忆：汪东兴在这个会上根本没有发言（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谁也不说话，有汪东兴这个大“间谍”在场，谁敢多讲？各自拿着《我的一点意见》在看。静了一段时间，林彪又说：“嗯，为什么没有人发言？”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这时邱会作发言了。当时我认为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其它一些人也七嘴八舌讲了几句，会议很快就散了。
汪东兴回忆：毛主席哈哈大笑，问会还开不开？我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开了。9月3日，林彪又开了一次会，没有通知我参加，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会，也没有通知我参加他们的会议。毛泽东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51-52页）
邱会作回忆：其实，9月3日，汪东兴故意躲了，吴法宪打了几个电话，根本找不到他。（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不管怎么说，在毛泽东的刻意保护下，汪东兴顺利过关。
那几天江青的情绪特别好，头也不痛了，让护士替她在山上扑蝴蝶。江青举着她的战利品说：“这叫玉带凤蝶，翅膀下边有两条玉带……这叫黑蝴蝶，翅膀红白相间，昆虫辞典上说比较稀少……”说着江青想起了什么，突然“刹车”，“你们别以为这场斗争结束了，还早着呢，那几条“枪杆子”可厉害着哪！”（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25-226页）
张玉凤回忆：庐山上毛泽东与林彪谈过几次话，9月4日谈得最长，谈怎样打倒陈伯达。（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52页）
关于与毛泽东的谈话，林彪只露过一句，毛主席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396页）林彪听不懂，叶群也听不懂，让李春生打电话叫张云生查。学者杨尚奎查出这句古语的意思和出处，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说的那么坏”。“纣王”指谁？大概毛泽东怕林彪听不懂，干脆对林彪说：“下山开一次生活会，问题不带下山。”
毛泽东在北京也曾亲口对黄吴李邱说：“你们的检讨到我这里就为止了。”（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是这样吗？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
林立果说：“这个事情坏在几个老总身上，也怪“叶老胖”，根本没有理解首长的意图。本来首长只是说拉一下就行了，这次打是打不倒的，结果搞得很被动。丘八斗不过秀才，看来这个斗争还长。”（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