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知识青年之歌 <南京知识青年之歌>背景资料以及完整曲谱

南京知识青年之歌的诞生

                             （一）
    不知不觉,下农村已经半年过去了。美好的愿望都给严峻的现实击得粉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还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两句话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讲的,不能讲哪句话正确又哪句话不正确。但这两个命题却时时刻刻地困扰着我们知青天真的灵魂。冷静下来我们不能不思索,毕竟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青山依旧在”,我们的奋斗根本与大局无补。农村依然落后,农民依然贫穷。我们逐渐认识到,那庄严的“使命”,崇高的“理想”,耀眼的“荣誉”从人生终极价值的高度上审视,我们的获得只不过是一阵过眼的辉煌。我们并不是到农村去受教育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出卖体力的劳动者。我们根本无法选择历史,无法选择人生,一切都早已给你定死,历史注定你选择出卖体力,哪怕你再有文化,再有知识。况且那个时代“知识越多越反动”。
   

    一连串知青在农村吃苦、遭罪的信息传了上来,引起了各级领导的稍稍重视。我们南京五中原“校革委会”副主任唐义龙出自于责任和使命,集合了一些同学巡视江浦各公社“访贫问苦”,探望一些原五中插队的同学。我当时是其中一员,一路上无数的惨景使我们目不忍睹,尤其是一些低年级的同学连起码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自理都不会。农村的各级领导早已忘却了关心和爱护知青的诺言,任他们自生自灭。我们的心仿佛被一只粗糙的大手反复地搓揉,直感到钻心的疼痛。
   

    也就是在那时候,1969年5月的一天,我们来到了江浦县汤泉公社原五中插队的初三同学伍××的小村庄,见到了南京到新疆插队的高世隆所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的歌曲。“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共同感受深深地触动了我,唱着唱着我不由动情了,低沉,缓慢,思念家乡的歌词也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知青。在场的不知哪一位同学讲:“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我们知识青年为什么不能有一首自己的歌曲呢?”由于原歌曲太短,不能抒发我们知青的感情,高世隆把续写的任务交给我去完成,我接受了。可敬的高世隆同学无论在我逮捕后还是艰难的平反过程中,都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责任,这在我的平反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今我都深深地感激他,愿他“好人一生平安”。
   

    五月的江浦农村,正是麦收的季节。我们第一次参加这超体力的沉重的劳动。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是我们那时实际生活的写照。夜已经很深了,同伴们早已酣睡过去。一种百无聊赖的空虚袭向我的心头,苦闷和悲哀化作极具诱惑的煽动。我感到胸中热血沸腾,无法抑制感情的冲动,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的灵魂开始升华。我很快地写出了歌词,又反复修改几遍,并把曲调重新整理直到符合“缓慢、低沉、思念家乡”的要求。整个歌曲写好后,我竟被它深深地感动了。于是一支歌,一支《知青之歌》在偏僻的异乡,在低矮的茅草屋里,在阴暗的煤油灯下诞生了。歌曲的四段歌词如下:
   

    第一段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第二段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第三段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电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第四段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当时这首歌叫做《我的家乡》,又称之为《南京知识青年之歌》简称《知青之歌》。歌曲写好了,我署名为“南京五中知青集体词曲”。一开始我就不想贪天功为己有,只感到抒发了知青们的真实情感,说出了知青们心中想说的话。我知道,一个没有身临知青自处境,一个没有在农村滚过、爬过、哭过、笑过的人,永远不会体验到我们知青的感觉,也许这就是历史,就是文化。
   

    天边渐渐地现出曙光,天已经亮了,我揉了揉惺松的眼睛,睡去了。睡得很沉,很香。直到太阳高挂的中午。
   

    我插队的红旗8队是永宁公社社部的所在地,也是永宁公社的一大集镇。插队在永宁公社以及相邻的永和公社的知青回城返乡必经过这里,集镇和公社里常常可看到知青的身影。由于我们的知青小屋就在镇上,因此南来北往的知青必然经过,歇歇脚、喝口水、吹上一顿牛、发泄一下牢骚,自然很快学会了《知青之歌》,其喜悦和兴奋,溢于言表。很快,会唱这支歌的知青人数呈几何级数地增长,其传播速度之快、传播地域之广,是我当初无法预料到的。
   

     几乎没有一个知青用笔记下谱记下歌词,我也没有将原歌曲的词曲抄录给任何知青。每一个会唱的知青凭着记忆,凭着他的热爱很快地学会了《知青之歌》。因为这是我们的歌,是我们心灵的歌,一辈子终生难忘的歌。
   

    麦收终于接近尾声,麦场上夜晚寂静无声,队长安排我值夜看麦场。许许多多本公社的知青来到我们生产队,我们坐在堆麦子的院场内,四周高高的麦垛,凄白的月光映照着大地,也映照在我们知青的身上。我弹起了吉它,如泣如诉的《知青之歌》在夜色中响起,委婉动情的歌声诉说着我们的遭遇和心中的无奈。一曲歌罢,听的人,唱的人都已泪水滚滚,几个女知青竟然放声大哭。
   

    就这样,在百花凋零,万马齐暗的年代,一支《知青之歌》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
                             

                       (二)
    一切都早已在暗中进行,一切都不以我善良的意志为转移……
    1969年底,一夜之间新街口、鼓楼地区的《大批判专栏》贴满了“批判反动歌曲《知青之歌》”的专栏,其更改版面速度之快,批判的火力之猛都是空前的。但不知为什么,大批判的文章都没有涉及到我本人。我所在的公社也对《知青之歌》进行了小范围的批判,值得可笑的是会议开始,公社书记叫大家唱一支歌,知青们唱的还是《知青之歌》。我所在的母校五中也秉承上级的指示,开始在校内批判,并把我和《知青之歌》的情况向当时的《新华日报》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全面汇报,批判的运动正向深度广度发展。
   

    这时一些插队内蒙的五中同学感到事态的严重,好心地劝我到内蒙草原他们插队的地方避一避,我婉言谢绝了。我不想连累人,那年头躲到哪里都一样,我坚信“是福跑不掉,是祸躲不掉”的老话,十分不安地看着事态的发展。
   

     事情的起因是在上海,《知青之歌》被上海回城的知青广为流传。一批阶级觉悟高的人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立即向当时的上海市委进行了汇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立即向中央进行了汇报,引起了“四人帮”中的江青、姚文元的重视。江青、姚文元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连夜下达。“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对这个问题抓得也很紧,“指示”要“上海市革委会有专门小组在抓这件事”。1970年2月12日,当时的上海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拿着张春桥的“令箭”厥人来到南京五中,了解《知青之歌》的全部情况。并要求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配合他们收集有关《知青之歌》的资料,向上海方面提供。
   

    2月13日,上海、南京两地公检法军管会的人员到子江浦,并来到我所在的生产队。乡亲们以为是调查我的表现准备上调提干,当然实事求是地向他们进行了汇报,一致讲我好,使得他们很不满意。他们也找到我,转弯抹角地问了我《知青之歌》的情况,我已经感到事情的不妙,悬着我小命的那根丝线即将断落……
   

   与此同时,当时的南京市委也行动起来,当时的南京市委书记方敏指示南京市文教局军代表阮××政委连夜召开会议,组织《知青之歌》专案组,立即行动……
   

    1970年2月19日夜23时,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在江苏的江浦县我插队的永宁公社红旗8队将我逮捕。1970年6月6日,当时的南京市委批准了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我判处死刑的报告,并呈交江苏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最终裁定。1970年7月31日,江苏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复判刑拾年。从而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制造了一曲知青歌、九年牢狱罪的千古奇冤。
   

   1978年4月,我经历了几年的反思后开始向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进行义无反顾的上诉。5月份“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展开,很快,最高人民法院批示给予平反,立即释放。
   

    历史的车轮终于转到1978年的12月,转到“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的日月。
   

    转眼1979年来到了,我在“四人帮”这暗无天日的监狱中马上就要度过第9个年头了。
  

    1979年的元旦,我们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又出工了。山区的严冬是十分寒冷的,萧瑟的寒风裹着冷气袭向还在田间劳作的犯人们,犯人们最难过的就是这冬天,可谓饥寒交迫,苦不堪言。
   

   1月5日的上午,还是徐队长带班。大组的犯人已经走出监房,一个小组的犯人缠住他,喋喋不休地不知讲着什么。等到他赶上来,我们的队伍已经走出监狱好远。
    “任毅,你过来!”除队长大声地对着队伍喊。
    “有!”我大声地应答,快步跑到他的面前,呼出的白气,大口大口。
    “到中队部等我,我马上来!”
    “什么事!”我不由问了一句。实际上作为犯人很不应该,身份不允许你问为什么,但此刻我不知为什么竟脱口而出。
    “你平反了,放你回家!”
    一时间,“任毅平反了”的消息和喊叫从队尾传到队头,队伍开始躁动起来,大批的犯人回过头来看我。
    我到了中队部,不一会儿徐队长就来了,他从桌上拿了一张纸递给我:“这是你的平反证书。”
    我拿了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似乎并没有激动。为了这一天我付出了多少,可这一天真正到了,我却高兴不起来。
    徐队长说:“平反证书是昨天晚上到达的,本来按规定是立即送到你手中,马上出监的。我考虑时间太晚了,你一激动睡不好觉,反而不好,所以今天上午才给你,希望你谅解。”
    “不碍事,没关系,谢谢你!”我忙不迭声地说。
    “矿上今天上午举行欢送会,到时我们送你去!”徐队长说。“我不去,有什么参加头,我才不要那一套!”我毫不含糊地说。
    “不去就不去吧,你自己回监房收拾一下东西,我送你上车站。”
  

     我走出中队部,朝着我熟悉的监房走去。在临近白色警戒线时,习惯地喊出:“报告班长”,又立即刹住了下面的“犯人进去”,此刻我已恢复了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权,不再是犯人了。“报告班长,我进去拿东西,我刚才平反了!”班长正吃惊欲发作却很快转过弯:“请进,快点出来!”
   

    我很快地收拾了东西,仅带回一些书籍和留作纪念的一件囚衣,还有一顶精心编织的线帽,其他统统拜托张子锐送给我指定的犯人。
   

    “再见,张老!”我止住下滑的眼泪向他告别,我看见了老人家苍白的脸上布满泪水,转过身,头也不回地离开监狱,不敢向后看。
   

    九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九年,我的青春,我的大好时光却在这里消耗殆尽。类似的人间悲剧绝不能再让它重演,但这需要不懈的斗争,首先不能忘记曾经发生过的黑暗的过去。流淌在大地上的血迹将会受到雨水的冲刷而消逝，然而印在人们头脑里的记忆将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忘,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悲剧,而决不是我个人的悲剧。
   

    1970年2月19日入狱,1979年1月5日出狱,我坐牢的总共时间是:9年差45天!
    一切总算过去了,我诅咒那个人治的时代!
                                

                   （三）   
    著名的知青题材的作家叶辛说过:也许再过10年、20年,我们这代人老了,对某些事情的热情也会减退,但知青题材应当不会过时。就像重视二战题材的《辛德勒名单》那样,我们也会有更新角度的知青文学。听了这话,我竟有些莫名的激动,思忖自己的热情也许永远不会减退。
   

     这并不是纠缠历史,但我觉得人们不应过于健忘,特别是那场给我们人民,给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浩劫”。不深刻地反思“文革”,就难以避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而这种反思应当是全民族的。
   

    出于这样的目的,我把《知青之歌》的遭遇以及我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不厌其烦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理解我们走过的知青路。在你的思绪还停留在知青驿站的时候,扪心自问:生命中有知青的历史是荣幸还是失落,是生不逢时还是生命中的必然。若干年后,当新的字典呈现在你的面前时,不至于为知青的名词解释而感到生疏和不解。
   

     1979年我平反出狱以后,江苏省以及南京市的报纸及时刊登了我的平反消息,全国各地的报纸也陆续转载,一时间各地知青的信件似雪片似地向我飞来,向我慰问,示以关心。各种版本的《知青之歌》的录音带、卡拉OK唱带以及录相带应运而生。南京版本的《知青之歌》上市不到15天,发行量已达2万多盒。1990年,中央电视台《外国人唱中国歌》的专题晚会上,南斯拉夫留学生贾米娜深情一曲《知青之歌》,博得满堂掌声。
   

    曾有人好心劝我,去有关部门争取版权,我付之一笑,泰然才之。因为这首《知青之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那个年月整整一代受苦受难的知青们。要说版权,这版权也应该属于他们,我只是他们的一个代言人,一个执笔者而已。
   

    知青运动已经久远了,对于这久远的历史,有人说“这是青春的无私奉献”;有人说“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有人说“这是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功过评论,只有走过那一段人生历程的人心中明白。如今那个时代的知青们已经老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下岗了。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很自然地涌向心头,我们留不住今天,如同我们留不住昨天一样。时光无情,我们不再为任何“伟大的壮举”所感动;岁月留痕,只给了我们内心的悲观和额头的皱纹。艰辛的、美好的对于我们这一代知青都远远地过去了,唯有心灵的丰盛永存。
   

   我长时间地想,想把我的历史告诉大家,但一直辍笔不耕,心中余悸尚存这仅是一方面的原因,实在是不想撩开这心灵的伤痕。当我提笔以极大的勇气和极大的毅力写完这篇文章时,那只是因为:有知青插队这碗酒垫底,天下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
 
    作者简介：任毅,1948年10月出生,1966年南京市第五中学高中毕业。1968年12月26日插队江苏江浦公社。1969年5月于插队期间编写《知青之歌》。1970年2月19日被“四人帮”批准逮捕。1970年6月6日被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同年7月31日江苏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改判拾年有期徒刑。1979年1月5日平反,无罪释放。后在南京市纺织工业供销公司工作。现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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