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1880年—1925年),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军事人物,北洋军阀皖系名将。字又铮,号铁珊,又号则林,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因区别于同时期的另一政治人物徐世昌,人称“小徐”。
徐树铮早年考中秀才,1901年从家乡赴山东投奔袁世凯,开启了军旅生涯。1905年至1910年东渡日本学习军事。他是段祺瑞的心腹谋士,在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张勋复辟时辅佐段祺瑞“三造共和”,又在与冯国璋的斗争中引张作霖奉军入关,以巩固皖系权力,并主持“武力统一”。他还成立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活跃于民初政治舞台。后因南征失利及军阀间的不和,徐树铮转向西北筹边。他以武力为后盾,于1919年11月迫使外蒙古无条件撤销自治,回归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并以西北筹边使身份坐镇外蒙,加以经营。1920年夏返回北京,参与直皖战争,败北后逃亡日本。后来他试图扶植段祺瑞东山再起,联络孙中山、张作霖形成反直系三角同盟,曾攻入福建,组织建国军政制置府,但很快失败。1924年以后出国游历,1925年冬回国,欲联合孙传芳和张作霖反对冯玉祥。因徐树铮曾暗杀冯玉祥的舅父陆建章,故冯玉祥对他更加仇视,命张之江在1925年12月30日徐树铮乘火车离京经廊坊时将其劫持并枪杀。
徐树铮文武双全,才华横溢,著有阐述他政治思想的《建国铨真》及文学作品《视昔轩文稿》《兜香阁诗集》《碧梦庵词》等。
网上盛传徐树铮&laIhUaU.COMdquo;收复外蒙古”、是功臣,还有人赞扬他“徐树铮的历史地位不会低过左宗棠”,那么真相到底如何?
我们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认真分析一下。
一、外蒙古独立与“自治”
辛亥革命后,作为满清的合作者(共同统治中国)的重要成员,外蒙古一些人很失落,酝酿独立。加上一些革命党过于激进,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下驱赶各民族驻北京代表,加剧了离心力。于是由外蒙王公贵族和喇嘛集团主导,八世活佛哲布尊丹巴领aIhUaU.com衔的蒙古帝国(包括现在的内蒙古部分地区)宣布独立。
但是与二战后第二次独立不同,这次“独立”遭到了中国政府反对,沙俄出于自身形势和国际影响(后来那次独立,苏联是得到了美国支持的)也不予承认。于是中俄谈判,于1913年共同发表恰克图声明,外蒙古方面只好同意,两年后中俄蒙三方签订了中俄蒙恰克图条约。按声明与条约,外蒙承认中国政府对外蒙古地区的宗主权,外蒙在军事上、政治上、宗教上、经济上拥有高度的几乎与独立国家一样的自主权,但只是在外交上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同意情况下没有独立签订任何条约的权利。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得到的,仅仅是形同一纸空文的宗主权利,名义上外蒙受中央派往外蒙的都护使(也叫办事大员)节制,实际上政局完全受沙俄主导。
所以这个“自治”,对于中国来说是屈辱的。(事实上,外蒙古独立本来就是沙俄支持的。当时,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使得外蒙古脱离中国成为既成事实。)
二、内外交困,外蒙古酝酿“撤治”
到苏联“十月革命”后,外蒙古又酝酿“撤治”、愿意投靠中国政府,有经济、政治、外交等复杂原因。
从经济上看,外蒙古“独立”后,由于民族矛盾及沙俄渗透,蒙古一些人驱赶汉商,经济上更依靠沙俄。可“十月革命”后,苏联陷入长久战乱,与外蒙古经贸往来几乎断绝,因而外蒙古物资匮乏,难以支撑。
从内部政治上看,外蒙政权的基石是各部的王公贵族(包括内蒙古的),但外蒙的实际掌权派却是那些黄教大喇嘛。所以王公们与实权派存在很大矛盾,一些内蒙古王公率先与北京政府联系、效忠。
从外部政治上看,苏联“十月革命”后,远东局面混乱,白俄势力占上风,但西方势力、日本、苏维埃政权都存在,外蒙古失去了依靠对象。白俄,靠不住;苏联,不保险;其它列强,远水不解近渴。而各派势力进入蒙古,又会将(aIhUaU.COm)战火烧来,令人担忧。
于是,外蒙古活佛、王公们将目光投向了北京。
三、陈毅因势利导,撤治几成定局
这时,一个人物适时出现了。谁?陈毅。这个陈毅,比后来的共和国元帅陈毅要大上十几岁,他是晚清中兴名将陈湜的孙子,张勋复辟时曾被任为“邮传部侍郎”,1917年8月被任命为库仑都护使。陈毅不失时机的向外蒙高层提出了外蒙撤销自治,并允许中国军队进入外蒙驻扎,保护外蒙之安全。
陈毅的提议得到了外蒙世俗王公贵族的支持,外蒙最高统治者哲布尊丹巴活佛出于长远考虑也积极赞成。于是陈毅根据外蒙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外蒙撤治六十三条,这些条款其实就是在外蒙重新恢复前清治理时期的模式,这个模式极大的照顾到了外蒙王公们的利益,这得到了绝大多数的王公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的认可,并且活佛又在原有条款上加上了一条优待活佛家人的条款,统称为六十四条。
但是这个条款却遭到了此时既得利益集团喇嘛们的反对,协议遭到外蒙“议会”的否决。陈毅于是向北京政府要求派兵,一来阻止苏联和沙俄势力交战威胁外蒙古、保卫外蒙古安全,二来威慑顽固的喇嘛集团。
在陈毅向北京提议过程中,哲布尊丹巴在王公们支持下,似乎是铁了心要撤治。几次提交国aIhUaU.com会不成,干脆解散国会。
四、徐树铮武力威逼,外蒙古宣布撤治
可本文又一个主人公这时登场了,他就是徐树铮。徐到了外蒙,立刻不顾北京政府三令五申(北京政府要求他只能协助陈毅,外蒙古的事儿由陈主办),全面否定陈毅的“六十三条”,陈毅据理力争,徐干脆将陈软禁。北京政府非常恼怒,严厉斥责他。但徐置之不理,自己威逼哲布尊丹巴及众王公口头宣布撤治。二十多天,徐树铮“凯旋”,还将陈毅押回。
五、徐树铮“倒台”,六十四条恢复,但已物是人非
直皖战争不久爆发后,徐树铮被免职,中央政府再次启用陈毅,并恢复了六十四条。但徐树铮在外蒙人民中造成的伤害以无法消除,外蒙对中央政府出尔反尔,政策朝令夕改的作为,极为不满。同样因为皖系的倒台,驻守外蒙的军队人心思变,陈毅不仅没有得到外蒙集团的谅解,更得不到中国驻军的支持。于是,短短数个月的事件,外蒙政局从空前利好的状态下急剧演变成无解状态,为后来第二次独立埋下了伏笔。
六、徐树铮何以违令胡为?
按北京政府的安排,外蒙古事务应该由陈毅全权处置,可徐树铮为什么违令?
道理很简单:为了皖系军阀自身利益。北京政府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准备参战为名贷款组建军队,这支军队当然成了皖系军阀自己的势力。但在招兵买马过程中,德国投降。于是大家伙WWw.aIhUaU.COM都说了,钱拿回来发展经济吧?皖西当然不同意,为了发展自己的武装,就利用了外蒙古撤治这个机遇。为了给这支武装的资金提供保障,需要功名,遂有徐树铮武力压迫外蒙古撤治之举。
七、徐树铮不是功臣而是罪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外蒙古撤治,一是因为其有此需求,二是陈毅的因势利导。陈毅不仅做通了活佛及王公们的工作,而且建立了制约顽固派、促使外蒙古撤治后正常运转的机制(就是“六十四条”)。
徐树铮又做了什么?不过取得了随时可变的一纸声明而已。不仅如此,他的一系列行为,还为“变”打下了“坚实”基础。
1.首先,他破坏了陈毅建立的机制,自己又没有建立起新机制。
请注意一个基本事实:外蒙古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由很多利益集团组成的集体。
这个集体中,对待撤治这个事,有赞成派、有反对派、还有中间派。机制是保障,只有建立其机制,赞成派才会正常运作,才能制约顽固派、引导中间派。而徐树铮破坏了陈毅建立的机制,自己又没有建立起新机制,就使得北京政府对外蒙古的管理治理失去了抓手,使外蒙古政局更混乱。
2.他寒wWW.aIhUaU.cOm了赞成派的心,将中间派乃至一些赞成派推向顽固派。
陈毅要求北京政府派兵,本来是威慑顽固派的,徐却威逼活佛!本来哲布尊丹巴活佛是铁心撤治的,可徐之胡作非为,使得连哲布尊丹巴都反对他、对中央政府产生了戒心,何况其他人?
3.他在外蒙古利用武力横征暴敛,留下了严重恶果。
退一万步说,真的要武力统一,他就应该在外蒙古呆上十年八年,扶持亲华势力、建立机制、营造治理氛围。可他为了皖系军阀利益,只呆了二十多天,除了添乱还能干什么?
所以,正如时任外蒙都护副使秘书孟渠所说:“外蒙二次独立,实因徐以兵力压迫之所致。武人跋扈,不达蒙情,可胜叹哉。”徐树铮绝对不是功臣,而是不折不扣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