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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汤涤的介绍 汤涤乃清代名画家汤贻汾之曾孙，幼年失怙，生于清贫，随母习学，年未弱冠而书画皆通。中年长居北京，与萧逊、王云同是民国年间北京画坛的重要画家。 1简介 汤涤（1878—1948）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为清代名画家汤贻汾之曾孙，禄名嫡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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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教育。实用主义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得以形成的背景。1914年3月，他考察了皖、赣、浙、鲁、冀五省的88所学校。通过这次考察，他亲眼目睹了教育与社会脱节的种种现象，更坚定了教育改革的决心。他指出：“方今教育上最大问题，无过于学校与社会隔绝。”因此，加强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就成了他从事职业教育的毕生追求，也成为他后来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根本原则。1915年4月，他随中国农商部组织的游美实业考察团，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细致地考察了美国52所学校。在见证了美国职业教育的成绩之后，黄炎培深有感触地说：“回念吾国„„不能不认识职业教育为方今之急务。”回国之后，黄炎培就奔走呼告，为中国推行职业教育制造舆论，并于1916年在江苏省教育会设立了职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1月至3月，他与郭秉文等人赴日本、菲律宾各地考察教育。他认识到职业教育不仅盛行欧洲，渐推美国，而且施及东方，同时还认识到职业教育对富国富民的重要意义，深感“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径于职业教育”。这次考察归国之后，他更加决意倡导职业教育，并加紧筹备、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此后几十年间，他就一直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舞台，开展教育活动和社会活动。
在1918年到1926年间，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但帝国主义又卷土重来，国内军阀连年混战，民族工商业凋敝，民不聊生，所有这些残酷的现实使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也促使他最终确立了“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他意识到：“在腐败政治底下，地方水利没有办好，忽而水，忽而旱，农业是不会好的。农工业是不会好的；在外人强力压迫底下，关税丧失主权，国货输出种种受亏，外货输人种种受益，工业是不会好的。农工业不会好，农工业不会好，农工业教育哪里会发达呢?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组织完备，经济制度稳固，尤之人身元气浑然，脉络贯通，百体从令，什么事业都会好。反之，什么事业都不会好。”他深刻地认识到：职业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和广大的民众而成为“象牙之塔”，要让社会和广大民众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于是，1926年，他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中，开始对以往八九年来的职业教育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要发展职业教育，就必须确立新的职业教育发展思路，这就是“大职业教育主义”。
二、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的内涵
黄炎培把“大职业教育主义”当做职业教育的方针，视其为指导职业教育事业向前发展的纲领。然而，要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基本精神加以深入领会和理解，就必须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基本内涵做进一步的阐释和分析。
在对职业教育这一概念的理解上，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他坚持广义的职业教育观。1917年，他指出，“职业教育；以广义言之，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盖教育云者，固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若以狭义言，则仅以讲求实用之知能者为限，亦犹实业教育也。惟实业教育，兼含研究学说之意味。而职业教育，则专重实用，纯为生活起见。” 1917年，在回答实业教育与职业教育区别何在这一问题时，他说：“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则凡学成后可以直接谋生者皆是。”他明确地指出：“不要说师范教育、医学教育等等都是广义的职业教育，就是大学、中学、小学和职业教育何尝没有一部分关系?”
在职业教育的目标确定上，他提出要“更注意于共同之大目标”，使学生不仅获得一技之长，更要着眼于社会和国家的需要，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1917年，在谈到职业教育宗旨时，他说：“职业教育之旨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职业教育目的(民国六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之年公订)：
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1919年，他批判了职业教育仅仅着眼于技能培养的弊端，指出：“仅仅教学生职业，而于精神的陶冶全不注意，把一种很好的教育变成器械的教育，一些儿没有
自动的习惯和共同生活的修养。这种教育，顶好的结果，不过造成一种改良的艺徒，决不能造成良善的公民。”1922年，他又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五年间之感想》一文中指出：“吾人更愿郑重声明职业教育之宗旨曰：职业教育，将使受教育者各得一技之长，以从事于社会生产事业，藉获适当之生活；同时更注意于共同之大目标，即养成青年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优美之感情，不唯以之应用于职业，且能进而协助社会、国家，为其健全优良之分子也。”他认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
在职业教育与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关系上，他认为职业教育必须加强和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联系，彼此融通，重视在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中开展职业教育，为学生踏入社会做好准备。“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在具体举措上，他认为必须考虑到各级各类教育的特点而开展职业教育。为此，1922年，他在《民国十一年之职业教育》一文中指出，“小学课程，得于较高年级，斟酌地方情形，增置职业准备之教育”，“初级中学得视地方需要，兼设各种职业科”，“职业学校之期限及程度，得酌量各地方实际需要情形定之”，“大学及专门学校得附设专修课。凡志愿修习某种职业而有相当程度者人之”。1925年，他明确提出了小学生也要加强职业陶冶，指出：“职业训练，职业学校所有事也。职业陶冶则非仅职业学校所有事，而一般小学校所有事也。”
在职业教育与社会以及职业界的关系上，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必须加强与社会的联系，考虑社会，特别是职业界的需要，关注广大民众的需求。“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在如何才能办好职业学校的问题上，他认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他还认为，除了办好内部工作之外，“对外还须有最高的热情，参与一切；有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他反复告诫人们，“办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在书本里讨生活的„„所以，职业教育，绝对不许理想家和书呆子去干的”。这是他“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出发点，也是他“大职业教育主义”的落脚点。为此，他多次撰文对此进行呼吁。他认为：“方今教育上最大问题，无过于学校与社会隔绝。”他批判了职业教育与农、工、商实业联系不紧密的现象，认为“从前职业教育，仅视为教育方面所有事”。基于此，从职业教育的方方面面来说，他认为，“职业学校的基础，是构筑于社会的需要上”，认为职业教育“从其本质来说，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说来，就是社会化”。
在职业学校办学模式上，基于其与社会以及与职业界加强联系的考虑，他认为职业教育专业的设置、课程教材的开发、教学的设计以及师资聘任等都要考虑职业界的需要，要和职业界加强联系；同时，职业界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他指出：“设什么科，要看职业界的需要；定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要问问职业界的意见；就是训练学生，也要体察职业界的习惯；有时聘请教员，还要利用职业界的人才。”他主张产业界和学校要共同承担起职业教育的责任，职业教育要适应社会的要求，培养职业界适用的人才。1917年，他指出，“盖学校不与社会联络，微特职业学校必无良好之成绩”，“故此责不唯教育界负之，当与职业界共负之耳”。他还明确提出了要建立产学联合体、实行联合办学的可贵见解，认为和职业界加强联系还可以解决学生的出路问题。“把教育和实业联为一体，一方安插人才，解决生计；一方即是开发地方产业”。他认为应该根据学校特点，开办校办工厂或农场，并依托这些设施举办工业或农业教育。1923年，他还指出：“要办职业学校，当先办工场；欲办工校，这话很是”“工场的组织，当用社会的成法”。
在教育对象上，他认为职业教育要面向全部社会职业，着眼于广大社会下层群众，除了举办各种正规的职业学校，还要举办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包括各种特殊人群的职业教育。针对形势发展的要求，在不同的时期，他分别强调了要适时举办面向不同人群的职业教育。1922年，他还考虑到，一旦社会稳定之后，将有大批裁撤下来的士兵，因此，要又对这些人也开展职业教育。他指出：“以余测之，职业教育前途必：将有一种重大发展，即
军队职业教育是也，今全国既有数处试办矣。”1924年，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他指出了要举办“灾民职业教育”“伤兵职业教育”“裁兵后之职业教育”“清室旗人职业教育”。1925年，他指出“宜从平民社会人手”，而这也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原则。同年，他还提出了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的主张，拉开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推进农村的序幕。特别是在“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之后，我国职业教育工作的中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1927年，他提出了“办职业教育，须下决心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在 1942年，他还提出了开办贫儿职业教育的主张。1947年，他在和别人合作撰写的《对于中国今后教育设施的意见》一文中指出：“普及全民”和“与人民生活结合起来”应成为今后中国教育政策两个重点。
此外，他还认为，政治清明、国家独立是发展职业教育的前提。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华职业教育社被捣毁，全国职业教育一落千丈。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从“教育救国”的理想中彻底醒悟过来，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并且呼吁广大同学为复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在这期间，他继续推行战时职业教育，倡导“教育救亡”，提出“用新精神来实施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和救国救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是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重要体现之一。
三、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启示
作为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黄炎培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是无人可比的。他极富民族特色和时代烙印的职业教育思想不仅对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宝贵遗产，在我国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进程中将发挥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也给我们带来了如下诸多有益的启发。
1．确立起“大职教观”。传统职教观导致了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不顺、功能单一、对象狭窄、办学主体单一、办学方式封闭、价值取向功利化以及办学过于模式化等弊端。这种狭隘职教观把职业教育等同于学校职业教育、就职业教育，导致了职业教育呈现出孤立、单一、封闭以及模式化和功利化等弊病，与社会脱节、与行业企业以及个人的真实需求的脱节。它已不适应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极大地阻碍了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亟需转变。借鉴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笔者认为，必须拓展职业教育领域，摆脱就职业教育论职业教育的狭隘意识，确立起体现科学性、整体性、多元化、开放性、灵活性以及人性化等特点的“大职教观”。
2．理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借鉴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发展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就要转变政府集权的体制，重构国家、市场和职业教育的关系；实施对职业教育的跨部门统筹管理，形成多部门齐抓共管的沟通协调机制；以增加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建立多元投人的办学体制，鼓励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以市场为导向，逐步消除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实现职业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从管理向经营转变。新的管理体制要体现开放理念，在终身教育理念指导之下，实现初、中、高等职业教育之间，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之间，家庭教育、社区教育、职业学校教育和企业教育之间，以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残疾人教育之间的沟通、融合和衔接，使它们有机地统一于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做到既能各负其责，又能实现统筹管理。
3．加大国家举办弱势群体职业教育力度。借鉴黄炎培“应普及全民”的职业教育思想，必须重视开展全民职业技术教育。它不仅应面向学龄青少年，而且应面向其他所有人，特别是被传统的正规教育体系排除在外的特殊人群，包括需要继续接受学习或即将转岗的在职职工、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渴望再就业的城市下岗职工、残疾人，以及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初、高中和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等等。就当前来说，首当其冲，我们要解决好农村职业教育和大量下岗职工再培训的问题。
4．职业学校办学形式和职业教育功能的多元化。从形式上来说，它不仅重视开展学校职
业教育、学历教育和职业准备教育，而且强调要满足灵活多样的市场需求，同等重视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举办的职业教育、短期职业培训以及职业适应和职业发展教育，在教育类型、学习时间、学习形式、学习空间、学习内容、教学方式乃至评价方式等诸多方面应具有更多弹性和灵活性，并在教育决策、投入、管理以及评价等方面加以体现。“大职教观”重视开展终身职业教育。从功能上来说，要克服仅视职业教育为开发人力资源、解决个人生计和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手段等片面注重职业技能训练的问题，要强调它促进个体生涯发展、完善教育结构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功能。这其中尤应尊重个体的发展需要，处理好个体就业需求和升学需求的矛盾；尊重个体的生命意愿，体现教育、职业和个体的真正匹配。
5．出台相关政策推动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借鉴黄炎培“职业界和教育界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思想，要彻底转变学科本位、学校本位的人才培养模式，政府必须出台相关政策，加大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力度，调动社会各方面(包括家庭、社区、劳动人事部门以及其他任何相关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真正形成“产学合作”“212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学制规定、专业设置以及课程教学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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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的教育思想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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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先生青年时期，就是走在时代前面的风云人物。他是近现代杰出的教育家、政治活动家和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痛念国家危亡，民族耻辱，因而开始认识世界大势，潜心研究外情，切望从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和科技文化中，寻找我国强国富民的良策。他考中举人，却抛弃了仕途。从立志教育救国到参加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从倡行职业教育到奔走抗日救亡，为中国教育的变革和发展，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五四”运动前夜，黄炎培邀集一批志同道合者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一为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长生产力之准备；最终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早在八十几年前，黄炎培就看到发展职业教育同发展生产之间的联系，揭示职业教育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之功能，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尽毕业之力，主张学校与社会、求学与服务联系起来，大力提倡“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习并行”、“知识与技解并重”，把职业教育和经济建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紧密结合起来。黄炎培这一教育思想，在我国教育思想史上是个重大进步，至今仍然熠熠生辉。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和模式,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技能型人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一年，黄炎培萌发了要办一所职业学校的想法。他深深感到，面对帝
国主义加紧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和侵略的严峻形势，中国必须以创办学校培养实业人才，进而开办国货工厂，才能进行抵抗。他着手筹办中华中业学校，并附设各种实习工厂，培养技术人才。
黄炎培在教育考察期间，总结长期职业教育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来一系列改革教育的正确主解。他关于职业教育的论述十分精辟深刻。他的办学指导思想十分强调“职业教育的原则，着重在社会需要”、“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办某种职业学校”，并把这一点看作是“职业教育的唯一生命”。他在社会调查的实践基础上，深深感到中等技术人才满足不了社会需要，注意到社会需要高级科技人员和管理人才，就决心创办一所高等职业学校。为了配合发展大后方的工商业，并预见到战后建国需要大量专门人才，他在“职业教育思想”的指导方针下，与江恒原、杨卫玉等多方奔走，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１９４３年５月，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在重庆创立了。１９４４年１月，学校正式开学，设立机械工程和工商管理两系科，１９４５年学生达３２１人。
抗战胜利，国土重光。中华工商随中华职业总社于１９４６年８月自渝迁沪。勘定永嘉路４７１弄蓉园的校址，经过两个月筹备即行招生，工科、商科各设几个专业。
我是上海第一届的学生。１０月２０日，学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２５５名学生加上教职员工３００人左右挤满礼堂，黄炎培先生神采飞扬又语重心长地在主席团上对大家说：“中华工商从重庆迁往上海。实践证实，创办中华工商不容易，办好中华工商更难，好教育造福苍生，坏教育可以贻误苍生。今祸国殃民之徒，哪一个不是从学校出身。办学者应警惕，求学者更应警惕。”他还说：“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一切，改变一切„„还要靠大脑科学地支配和使用，这就有个手脑并用的问题，要读书和动手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我们办学一定要贯彻职业教育方针，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为社会国家效用，培养有用的高级科技人才。”他的民主爱国、奋战成才这一席话，对同学勉励很大。不少毕业同学，迄今还记忆犹新，并经常以此鞭策自己。
黄炎培主持中华工商时，首先聘请忧国忧民、有正义感、关心国家兴亡的著名人士专家和学者授课，这就使中华工商一开学就形成比较良好的民主气氛，加上一批师生中的优秀中共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白色恐怖下激烈的学生运动中，他们一直站在斗争最前列，进步力量不断扩展，占了很大优势。学校里，学生可以唱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歌曲，看进步书报，说不满反动统治的话，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连讽刺蒋介石竞选总统的话报剧也公开演出。大多数学生，经过火热的爱国学生运动锻炼，走上了革命道路，中华工商在当时大专院校中是一支活跃、坚强而敢于斗争的力量，曾被誉为上海“民主堡垒”之一。
这个时期，黄炎培的教育思想是讲求实用，为发展生产、发展民族经济服务。这反映了教育为培养人才和服务于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方面的客观规律。这个基本观点，构成了他研讨职业教育和从事职业教育活动的主要理论根据，也是他兴办各类职业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一教育思想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是对中国封建教育的有力批判，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１９４８年夏，上海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黄炎培及其夫人姚维钧一连数天坐在一枝叶浓茂的梧桐树下，逐字逐句地精心推敲着中华工商校歌。谱写的校歌也突出体现了黄炎培的教育思想。歌词是：“赤手能从平地起，苍生休被吾徒误。”“读书爱国两无妨，文兼武。”“寻真理，在何处？离群众，有谁与？”“听良知命令，是非清楚。”“物我一诚通万有，工商实用非虚语。”“倘专科大学挂空名，终何补？”„„歌词激励着学生要勤奋学习，在白色恐怖、特务横行的血腥统治下，同学们唱一次校歌，就受到一次教育。岁月易逝，当年的年轻人，如今已是两鬓苍苍古稀之年的老人，至今回忆起来，总觉得校歌有其非常深远的教育意义。 １９４８年秋，我们年级同学行将毕业。黄炎培先生有一次给我们上“伦理学”课时，突然兴奋起来，他联系当时的形势，慨叹地对我们说：“诸君将要毕业了，你们前途远大，希望他日无论如何飞黄腾达，可千万不要离开群众。希望你们毕业之后，永远热爱母校、维护母
校，使后起同学，常常好好修学。”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怀着对他的深深敬仰，暗暗督促自己，今后决不能辜负他的期望。
１９５２年，上海大专院校院系调整，中华工商的土木、机械工程、会计、银行、工管、合作等各系科分别并入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和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等。办学９年，先后十届，毕业生１２５２人，中华工商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教授和研究人员，为职业教育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黄炎培先生经历了几十年的辛勤教育，满园结硕果，“桃李”遍天下，他们在多条战线上发光发热，成绩斐然。
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８０周年诞辰的今天，回忆黄炎培先生，无论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与中国共产党有过长期的合作共事，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他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广泛深入的接触了解，特别是１９４５年访问延安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热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言行主张。１９４８年他读了毛泽东新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之后，很快地作出追随中国共产党，接受中共领导和历史选择。他本人也成为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出突出贡献的党外人士楷模。 黄炎培(1878-1965年)，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上海浦东)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从6岁起，即由母亲和叔叔教读四书五经，9岁后借读于外祖父家。1901年入南洋公学特班，从师蔡元培。1902年与蔡元培等组织中国教育会，任董事。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江苏省议会议员。1915年随中国实业考察团去美国考察教育，着重了解美国的职业教育，促进了其思想由实用主义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化，1917年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这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以研究、提倡、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的教育团体。为实践职业教育的思想，黄炎培于1918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获得了一定实效，深受社会各界的赞誉。
1917年至1931年间，黄炎培参与了许多学校的筹建工作， 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河海工程学校、厦门大学等。“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7月，应邀访问延安，作《延安归来》一书，积极促进国共两党合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65年12月21 日在北京逝世。其主要著作有:《学校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等。
(2)论职业教育
黄炎培在长期从事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认真总结我国清末以来兴办实业教育的经验教训，合理地借鉴欧美、日本有关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
关于职业教育的目的，黄炎培提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是社会生存所必需的分工的产物，教育是保持和发展各行各业的条件。黄炎培主张，职业教育应达到以下四个目的：“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关于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 黄炎培提倡职业教育应该“社会化”、“科学化”。所谓社会化，就是“办理职业教育，并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应走之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职业教育的原则，着重在社会需要。”1926年，他把这种思想概括为“大职业教育主义”。他提出：第一，“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来参加全社会的运动”。第二，“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须有最高的热诚，参与一切，有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第三，职业教育应贯彻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之中。第四，职业教育应贯彻于全部教育过程和全部教育生涯中。第五，职业教育在学校制度上的地
位应是一贯的、正统的和整个的。第六，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应该由政府统筹规划，中央与地方相互协调，学习制度应专科一贯，学习互进。第七，实施全面职业教育。
主义教育。实用主义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得以形成的背景。1914年3月，他考察了皖、赣、浙、鲁、冀五省的88所学校。通过这次考察，他亲眼目睹了教育与社会脱节的种种现象，更坚定了教育改革的决心。他指出：“方今教育上最大问题，无过于学校与社会隔绝。”因此…
主义教育。实用主义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得以形成的背景。1914年3月，他考察了皖、赣、浙、鲁、冀五省的88所学校。通过这次考察，他亲眼目睹了教育与社会脱节的种种现象，更坚定了教育改革的决心。他指出：“方今教育上最大问题，无过于学校与社会隔绝。”因此…
主义教育。实用主义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得以形成的背景。1914年3月，他考察了皖、赣、浙、鲁、冀五省的88所学校。通过这次考察，他亲眼目睹了教育与社会脱节的种种现象，更坚定了教育改革的决心。他指出：“方今教育上最大问题，无过于学校与社会隔绝。”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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