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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川康名门李光普家族，跟同为川康名门的刘文辉家族有不解之缘。李光普不仅是川康金融界、实业界巨子，更是川康政治明星，一直辅佐刘文辉开疆辟土。刘文辉集团能在蒋介石集团的长期围堵中挣扎求生，李光普功不可没。
李光普胞弟李育滋，则跟刘文辉五哥刘文彩联袂留守大邑县安仁镇。刘文彩创建“公益协进社”，李育滋是主要助手，该社系川西农村地区最重要的袍哥组织，号称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为震慑川西，控制大邑，稳定刘文辉家族后院，立下汗马功劳。刘文彩晚年创办“文彩中学”，李育滋亦配合默契，并出任副董事长。
李氏兄弟还是中共重要统战对象，中共党外朋友。四十年代后期，刘文辉、李光普坐镇的西康地区，以及刘文彩、李育滋坐镇的安仁镇，都一度享有“小延安”的美誉，是川西地下党员最重要的避风港和活动据点。即便在白色恐怖最疯狂的时期，这两地的地下党仍十分活跃，国民党当局莫可如何。这显然是刘文辉家族和李氏兄弟鼎力支持和刻意掩护的结果。李育滋甚至在江姐狱中绣红旗的同时，应中共地下组织之请在自己家中大规模地绣制五星红旗，迎接“解放”。
1949年，身为刘文辉二十四军少将级文职官员、西康省财政厅厅长的李光普，随同刘文辉起义，成为川康地区一位重要的起义官员，因此获任川西行署委员。李育滋也以开明士绅身份在文彩中学广场主持欢迎解放军的仪式，并于1950年3月，应邀出席了中共大邑县委举行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但是，政治狂飙赓即扑来，李氏兄弟双双跌落深渊，家破人亡。何以非将李氏兄弟置于死地不可，虽然李氏兄弟在1980年代先后得到平反，但个中缘由，迄今仍十分神秘，无人交待。
沉默数十年之后，李氏后人首次站出来，以亲见亲历，为我们揭开刘文彩神话幕后鲜为人知的一页。本文即为李光普女儿李李的回忆录《滴血川康》的一章。
一
宋思孔被撤后，文彩中学师生的热情更加高涨，加入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李国藩在学校后门弄枪时，不小心枪响了，枪声使本来就不平静的文彩中学更添紧张气氛，李国藩赶快躲回家。乡长立即派两名团丁到乡下抓人，李育滋得知此事，怕李国藩太年轻，万一经不起严刑拷打，说出地下党的情况来，岂不坏了大事，也赶紧往李国藩家走去。二团丁正一前一后押着李国藩走到一条很窄的小路上，路窄得两人对面相逢都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去。李育滋见状心知肚明，对李国藩喝道：“坏小子，下午了还往街上跑什么？还不给我滚回去！”李国藩一听，转身拔腿就跑。二团丁慌了手脚，又不敢持枪去追，忙说：“李二老师，这是刘乡长叫我们来抓的。”李育滋两眼一瞪，发话道：“明天我去安仁喝茶，叫乡长来见我。”第二天他告诉乡长：“我已经调查清楚了，那是李国彦不小心弄响了枪。”李国彦是个老实人，共产党的事什么都不知道，被抓去打了一顿，即被救了出来。
三
1948年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二·五减租训令》，要求地主每年减收农民纳租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中共川西地下党决定，利用此事发动群众，向农民宣传毛泽东的《土地法大纲》，要求分田地、闹翻身。该年秋，大邑县十来个乡的农民，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强行到地主田里掏苕菜，在乡镇集市上哄抢地主的粮食，1949年又把斗争发展为武装对抗。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趁机打出旗号，准备借此机会在国民党后院造乱，以配合入川在即的解放军，迎接解放。
为此，大邑县参议会召开会议，决定请国民党省政府派兵镇压。李育滋是县参议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深知此事非同小可，散会后立即将消息通知了地下党员，自己则去了成都，远离这块是非之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组织了数千武装，以邛崃县长薛奉先、大邑县长徐元勋为正副清剿司令，将大邑县的王泗乡、三岔乡、元兴乡团团围住。由于地下党事先听了李育滋等渠道传去的情报，及时将外地力量撤走，只有部分本地人员留下来坚持斗争。
清剿队挨家挨户地搜查，地下党员肖国珂（肖绍成的儿子,人称肖二哥）、钱载重来不及转移，被清剿队抓住，两人被就地枪杀。一些掩护地下党员的农民也惨遭杀害，其中还有一个怀孕的妇女，就连过路的两个牛贩子也被当成共产党员杀害了。顿时，大邑上空黑云滚滚，安仁镇也垄罩在一片恐怖气氛里。
一天，夜幕笼罩下，十余个地下党员由肖伍英带路，悄悄转移到安仁镇，敲开了李育滋家的侧门。肖伍英进门后焦急地恳求李育滋的妻子孙氏说：“李二奶奶，外面情况太紧张，到处都在杀人，我们十几个人的命只有靠李二老师才能救了，麻烦你去找他回来拿个主张。”孙氏是个老实的农村妇女，不敢做主。在这些“乡亲”的苦苦恳求下，她心生不忍，连夜坐鸡公车（一人坐，一人推的木质独轮车）赶往成都。
二爸和我父亲商量，他们认为，现在王陵基派去的清剿队正大开杀戒。常言道：“救人一命，甚造七级浮屠。”我们就算积德吧。兄弟俩一致认为二爸应该鼓足勇气，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帮助共产党和乡亲们度过难关。于是二爸李育滋一早动身，下午就赶回安仁镇家中。
等在家里的共产党人正焦急万分，见到李育滋回家都异常激动，一颗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肖伍英急步上前一把抓住李育滋的手，恳切地说：“李二老师，太感谢你了，我们共产党决不会忘记你在危难之时出手相救。”
其他人也一个个围着二爸，一一和他握手，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决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
“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胜利后我们一定为你请功。”
“李先生，你有胆有识、有情有义，共产党绝不会忘记你。”
二爸等他们说完，才慎重表示：“我一定和你们患难与共，你们安心躲在这里，外面风声太紧，千万不可随便出去。”
他把地下党员安排在落成不久的新公馆里，这个宅院气势宏伟，进门就看到大厅上挂着有“望重龙门”四个烫金大字的匾额，那是我父亲请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佑任为二爸写的。新公馆与旧宅间有夹墙相通，二爸把地下党员安排在这里，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二爸还派人整日在围墙上修造的枪眼旁监视外面的动静，这是考虑到万一被清剿队发现，能尽快转移，也便于抵抗。从二爸的这些准备，不难看出他已做了最坏打算，下定了和共产党人同生共死的决心。至今这些枪眼还在，它们见证了这段不平凡的历史。
第二天，李育滋镇定自若地到安仁镇公益协进社喝茶，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密切关注各路信息，并派人暗中在自己公馆周围放哨站岗。后来又陆续来了些地下党员，二爸家大约共掩护了二、三十人，其中有地下党派到大邑来任川康边临工委书记兼政委的李维嘉、有川康边游击队副司令员周鼎文和川康边游击队崇大新支队的指导员陈万堂，另外戴万泽、李蜀华、郑兴华、蔡曦等，他们中不少人是王陵基悬五千大洋捉拿的要犯。不久，川康边游击纵队的领导人几乎都陆续来到二爸家，李育滋的家自然便成了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的指挥中心。李育滋公馆的花园旁，修建了一处小洋房，房前一处平台，这里平常是二爸读书休闲之处，一般人不许到此，小洋房内设有密室一间。现在，二爸李育滋把它提供给地下党，地下党很多密谈和会议都在这里举行。
二爸把它提供给共产党，地下党很多密谈和会议都在这里举行。
二爸回安仁后，父亲很不放心，不久也乘车回乡。父亲在人群中寻找：“肖绍成（24军136师副师长，共产党员， 川西边游击队司令员）的大女儿在哪？ 肖绍成的大女儿在哪？”
肖伍英说：“我在这里。”
父亲说：“我欢迎你们来，大家到了这里，要多加小心。”
接着父亲和二爸研究并安排了掩护工作，觉得一切都满意了，才回到成都。
农民运动领袖、川康边游击队斜江支队司令员王汉卿，也是王陵基悬重赏辑拿的要犯。他在元兴乡被特务发现，并被跟踪至三岔乡，只好转道安仁。从安仁镇到李育滋家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李家院子后面，有高大的树木和茂密的竹林，他辗转走入林盘，闪身躲进了李家。两个特务眼看王汉卿进了竹林就不见踪影，再看看这家高墙耸立、气宇不凡的院子，不敢贸然撞入，一打听，才知道是公益协进社代总社长的家。他们你看着我、我瞧着你，半晌说不出话来。在竹林里里外外转了两天，想看看共产党要犯会不会从这个院子走出来。但两天过去，怎么也找不到踪影，最终，他们认定这个共产党要犯是从别的路逃跑了，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李育滋把王汉卿在家里藏了三天，等两个特务走了，才让他换上学生的衣服转移出去。
四
1949年10月30日，大邑县长被自卫队击毙后，大邑地区的清剿势力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川西地下党撤退到山区的人员纷纷回到坝区，二爸李育滋家成为中共川西边临工委的指挥中心。中共川西地下党动员李育滋以公益协进社代总社长的名义召开各分支社长会议，李育滋积极赞同，并亲自筹办，会场就设在自己家中。会上由共产党员出面宣传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共产党的统战政策。这个会效果很好，分化了地方敌对势力，扩大了共产党的统战对象，到会人员纷纷留下名片，表示要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中共大邑县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一书也不能不承认：“李育滋不仅表示拥护共产党，他还召集附近几个乡的公益协进社分社社长到其家开会，共产党员宋质清在会上宣讲了《约法三章》，希望他们弃暗投明，立功赎罪。”
11月22日，在李育滋家由陈万堂主持会议，宣布将川西地区原地下武工队组编为川康边游击队川西支队。为了配合解放军进军川康，中共川西临工委决定统一整编队伍，公开打出旗号。此时急需大量资金购制游击队的红旗、臂章、胸章，以便配合解放军进军川西，这任务又交给了李育滋。当时不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式样，地下党从收音机里得知，就画出图形，叫李育滋设法制作。二爸的几个谷仓因长期支持共产党，有的粮食已卖光，有的也所剩无几，时间又很紧迫，他只好另行筹措经费购买布料，并组织人在家里缝制出数十面五星红旗、数千枚游击队员的臂章和胸章。为了赶时间，二爸家的女眷也亲手参与缝制五星红旗，大概和江姐在狱中绣红旗的时间差不多吧。
重庆建政前夕，为了争取更多地方势力脱离国民党，减少解放军进军川西的阻力，地下党领导请李育滋带着支队副指导员董国福一道去上安镇，与颇有势力的李鹏举谈判，争取他靠拢共产党，在解放军到来时配合攻打国民党军队。那时陌生的外乡人在上安镇的地面上根本无法通行，而李鹏举的态度又无从预测，去上安乡策反李鹏举，风险很大，即使李育滋亲自出马，也很难保证不出问题。
李育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一天上午，董国福化装成李的保镖，身穿长衫头包白帕，尾随在他坐的轿子后，到了上安镇李鹏举公馆。李育滋下轿后径直到李鹏举内室接谈，李鹏举的手下十分惊奇，七嘴八舌地说：“李二老师十几年没有来上安镇，今天来一定有要事相商！”一会儿屋里出来一人叫道：“董先生，李大爷有请。”李鹏举正半躺在床上抽大烟，见董进去，丢下烟枪坐起来与董握手，说：“先生请坐。”董国福即坐在床边慢慢地讲解当时的形势和共产党需要他做的事。李鹏举沉思了一会儿，说：“请给我一个证明。”董国福说：“李先生做了好事，我就可以证明。”临行时董对李鹏举说：“李先生，我们一言为定。”董国福在三十年后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坐在上席，两个李老爷坐在两边给我斟酒，手下的人都很惊奇。”谈判成功后，董国福又跟着李育滋走乡过境，安全地回到安仁镇。
从1949年秋到12月安仁镇解放，川康边游击纵队领导人多次在李育滋家召开各支队负责人会议，布置工作，印刷各种宣传品，院子里大家扭秧歌，表演话剧，一派欢快而繁忙的景象，俨然是解放区的模样。李育滋被这种气氛感染，原来新生活是这么美好，这么充满活力，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支持共产党的工作中。此时，李家掩护的地下党人和来往开会的人不断增多，每天要用二十个大洋为他们安排生活，上街买菜都用鸡公车推，对外则称是大哥李国康的大学同学来家里玩。为了给中共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开始，李育滋将设在重新场的粮仓卖掉，卖得的六十石米全数交给地下党。稍后其余三个粮仓也陆续卖出（这些事，在八十年代的党史工作会议上都得到确认），他多年来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钱财至此所剩无几。
1949年12月下旬，解放军进入大邑县境，经中共党代表同意，李育滋在安仁镇文彩中学操场主持召开欢迎会，会上首先由崇大新支队政委致辞，再由解放军代表讲话，李育滋作为安仁镇开明士绅致欢迎词。1950年1月，他又与党代表徒步赶到邛崃桑园机场，参加川西人民庆祝解放的大会。
李育滋与共产党的诚恳合作，使公益协进社中反对共产党的力量无法采取统一行动，这对大邑县的和平解放以及成都市的和平解放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1950年初，大邑县的一些地主和土匪武装相继叛乱，他们还准备围攻大邑县城，形势十分严峻。大邑县城无险可守，县委撤退到崇庆县。原安仁镇镇长派人请李育滋去议事，想叫他一同反叛。李育滋拒绝了他的煽动，还叫来人转告他：“与共产党作对是不会有好下场的，难道几个虱子就能把一床被子顶得起来吗？还是好好跟着共产党走吧。”共产党对李育滋的态度很重视，怕李育滋此时万一跟共产党不一条心，要控制川西的局面，就会有很大困难。大邑县委特地派李国藩去安仁镇暗中观察李育滋的动向，当了解到李的态度后，才放心留在崇庆县。
李育滋深信，自己诚诚恳恳与共产党合作，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共产党员，倾其所有支持共产党的活动，自己一定会得平安，甚至期待有一个光明的前途。积二十多年江湖经验，他对自己在大变动之时的选择充满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