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古时候的士，原是贵族出身的武士，他们不仅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有“食田”(《国语・晋语四》)的生活保障。而且在政治上也相对独立，能制约和限制王权，如：西周末年的国人暴动致使厉王流于彘。又如，春秋时代的卫懿公好鹤，引起士人不满，士人均日：“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左传》闵公二年)结果，懿公死，卫大败。可见，士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他们所行之事，乃是出于“自由”意志，他们会自己决定效忠于谁，当王贪婪暴虐时，他们就会起而抗之。故而，士是一具有独立自主人格的人。
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是灵魂人物，有理念和信仰，常常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而不仅仅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读书人而已。今日的知识分子，虽近似古代的士，其实并不相等。今日所谓的“知识分子”，只是接受高等教育，从事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工作，劳心而不劳力者，他们虽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却难以真正承担起“社会的良心”的批判功能，亦缺乏一种大无畏的宗教牺牲精神，因此，知识分子要真为士，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是要自我激励，时刻警醒的。如何自我期许为士呢?《论语・泰伯》篇曾子所说的话，最值得我们效法和称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子认为，要当一个士，必须要有两种涵养功夫，一是弘，一是毅，弘而不毅，固难持久，毅而不弘，则气量狭窄，所以弘与毅两者均不可偏废。既弘且毅，才能“任重而道远”。所以朱熹肯定“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四书章句集注》)。“弘毅”二字，原本就有博大的意蕴。弘者，广大也，这里包括了两层涵义：一是眼光的远大，一是心量的博大。《朱子语类》云：“所谓‘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宽大，容受得人，须是容受得许多众理。若执著一见，便自以为是，他说更入不得，便是滞于一隅，如何得弘?须是容受轧捺得众理，方得。”说的便是“士”必须要有远大的眼光，由此远大的眼光而有远大的理想。所谓“心量的博大”，是指“士”除了要有远大的眼光外，还要有恢弘的心灵，“仁以为己任”，面对世间一切人、事、物，皆当依其仁心，具有道德责任感，公平果决。这种态度，即陆象山所谓“宇宙内事，即己份内事，己份内事，即宇宙内事”的态度。士对一切无所舍弃，无所逃避，而所负的责任，亦是至为重要而无限的，故“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所以曾子理想中的“士”可以说是社会的中坚，灵魂人物。他们充当精神的向导，引领世人为实现正确的价值理念而奋斗，甚至可以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具有“见危致命”、“杀身成仁”的气概。从这个层面上说，孔子、曾子观念中的“士”更接近道德标准上的“君子”概念。
“士”除了要“弘”，也需要“毅”。毅，强忍也。不如此，则遭遇逆境，极易灰心而失去斗志，故“士”须有“毅”的修养，才能“任重道远”。那么，如何涵养“毅”的功夫呢?最重要的是对自己所追求的理想有一定的自觉，且有信心与希望，否则仅仅只是一个苟安苟活的人，不但无法实现理想，还无法面对自己的存在，如果转而求得他人的承认，则已开始成为他人精神上的奴隶，士之独立人格没有了，自不能“任重道远”。所以士当既弘且毅。曾子以此论士，正所以自述其志。
那么，如何才能造福百姓，改造社会，实现“仁以为己任”的理想抱负?只有进人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政治领域，换句话说，必须出仕。曾子并不反对做官，但曾子认为士人在仕与不仕之间，应有自己的原则与操守，在进与不进、仕与不仕、退与不退之间，决定的因素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义”字。义利之间，是荣辱之所在，士必须持身有所遵循，做事有所执守。以“义”为理想的追求。是故“君子思仁义，昼则忘食，夜则忘寐，日旦就业，夕而自省，以役其身”(《大戴礼记解诂・曾子制言中》)。这是曾子终生贯彻的。曾子认为，具备辅佐幼君、摄国政的才能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有至于死生之际而不可夺的志节，“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春秋繁露・竹林》)。对于不义之处则避之唯恐不及，义之所在，则不顾一切完成，就算是牺牲生命也绝不辱没、违背道义，若是所知正确，所言得当，所行为正道，则应具有守死善道的担当精神。所以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这种“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大丈夫气概，是对“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最好诠释。
只要能严格按照道义，崇尚节操，坚持独立人格，即可成为一恢弘刚毅之人，即便遇到艰难险阻，打击迫害，也能泰然处之，为实现崇高的理想和信念而勇往直前，做一个永不退缩、自尊、自信、自强的人，士要有这样的决心与涵养。一个合格的现代知识分子，也应以此来自我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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