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键词〕乡村社区发展；体制内演进；体制外发育；农村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7）04-0015-07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由教育研究阶段步入了制度性建设阶段。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亲自协调民政部、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等相关部门，积极调研探索在中国建立社会工作制度的条件和方式。经过十几年的社会工作教育和研究，应该说中国已经基本上在学院里普及了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方法和理论；然而，这套基于西方的专业社会工作体系能否和中国现行的政治、社会制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问题有待研究。一些人提出了基于纯理论推测的假设和问题，但并没有严格的经验研究报告；①一些人做了一些实验探索，也没有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总结自己的研究成效②。本研究基于中国乡村社会本土发生和国际援助的两个案例，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运用比较个案的方法，分析中国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制度性条件。
一、社区发展和乡村治理的互动演变——本研究的概念框架和基本假设
社区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由早期的强调自上而下动员和组织居民和社区资源整合到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来，转到当今的强调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合作团结，自主决定社区资源的开发利用，争取外部资源融入到社区发展过程中来[1](77-78)。社区发展的目标也由早期的单纯重视经济增长，转为当今的注重社区居民的能力建设，以及在此上的环境、社会、经济、资源和人口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相应地社区发展的焦点也由原来的注重招商引资、技术转移等经济技术指标，转为社区居民的合作组织建设、能力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当社区发展转为参与式能力建设为本的发展模式时，社区治理结构就成为社区发展应有的一个方面，因为社区治理结构的良好与否直接关系着社区的可持续公平发展目标的实现。在传统的以招商引资和技术转移为手段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社区治理结构的良好与否不是太重要，甚至于为了招商引资，需要一个精英统治的治理结构，这样能够相对垄断地实现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勾结，瓜分地区经济增长的剩余价值，维持一个短暂的经济繁荣，实现官员升迁和资本撇油的各自野心。但是当我们转向了参与式能力建设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时，社区发展的本意不再是短期的经济增长，而是社区居民合作决定社区资源的开发利用，实现经济、社会、政治、资源和人口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不但是要有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而且要关注社区公共利益和公共权力的运作结构，使社区公共治理结构出现民主、分权、公开、透明、参与、负责、协商、合作、高效等善治特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经为“可持续的人类发展”目标设计了一个治理的结构：自由而公正的选举、结社自由和参与自由、独立的司法、官员/政府的职责明确、信息获取和流动自由、有用而高效的公共事务管理、决策和资源管理的非集中化、政府和民间组织的互动[1](81)。
当前，我们推行的农村社区村民选举自治，单纯地依靠政治制度下乡，盲目乐观地推进农民社区的政治竞争过程和村务公开，忽视了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的内在联系，并且割裂了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的联结点——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本的能力建设过程，结果出现的问题就是选举过程的虚假繁荣和选举制度的空壳化，而选举以后村民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弱化、淡化，使村里的村务公开成为一种形式[2]。所以，我们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把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连接起来，找到两者的联结点和联结方式。社区发展是根本，社区治理是关键，没有一个好的治理结构，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公平的社区发展；没有可持续社区发展，社区治理会僵化或者瘫痪。那么什么是二者的联系点呢?根据国际专业社区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两者的结合点关键是发育、发展社区中的居民参与精神和合作化的多元居民组织，他们既是村民参与社区发展的基础，也是社区公共治理的群众基础。有社区村民的参与精神和合作化的多元村民组织，可以调动村民的觉悟和意识，动员他们的发展动机，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锻炼他们的理性民产协商的能力，给一个村庄带来活力和动力[3]。而社区村民的参与精神和合作化的多元村民组织的建立不是靠简单的外部培训和行政动员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长期的扶持、培育和行动中学习，而且所面对的不是少数乡村精英，而是乡村百姓。但是我们国家恰恰缺乏的就是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区发展工作者，而只是行政化的社区工作干部。1949年以后中国独特的体制传统恰恰是依靠集权式行政体制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和群众运动来推动乡村社会的变革[4]。而在1983年以来，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实施，开始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的基层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但是从基本体制上，我国的乡村政治治理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仍然没有摆脱行政推动和群众参与的模式。
基于以上理论回顾，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1）多元民间组织的发育是社区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结合点；（2）多元民间组织的发育需要政府传统的动员组织方式的演进，也需要借助于专业社会工作的村民能力建设模式促进；（3）体制内演进和体制外发育有可能出现一种合作性契合性关系。
二、本土模式与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案例的构造和选取
如何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精神和发育社区多元的合作组织，存在本土模式和国际经验的分别。中国本土的社区动员的基础是行政体制中的组织化动员和运动式动员，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推行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就是通过党的行政系统派出工作员到农村社区进行群众发动。在60年代建立了人民公社体制以后，运动式动员已经彻底地行政化了，国家在农村建立起一套政社合一的生产组织体系，目的是为了汲取农村的剩余产品，为城市的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在1978年之后，随着农村联产承包经营体制的推行，人民公社体制维持到1983年就已经到了解体的时刻，所以公社改乡镇，大队改村委会，开始规范乡镇的一级政府职能，也开始规范村委会自治功能，但实际上，仍然是乡镇对农村的控制汲取关系，或者被称作为压力型体制[5]。从1998年，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才开始有了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和行政推动。但是村民选举和自治与农村社区发展分别隶属民政部和农业部两个职能部门，所以两者一直是互相平行，缺乏交集。近年来，个别地区开始试图创建一种新的模式来促进农村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的结合，其中之一就是推行大学生回到村里担当村长助理或村支部副书记的职务，推行农村社区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同时推动农村社区经济发展。这一制度是传统中国行政化动员体制和方式的延续和变形，它既有历史传统的延续性，又体现了时代要求。虽然其建立的合法性（是否通过乡村选举）有待变通，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一制度的现实意义——它对当前党的一元领导下集权式行政体制和乡村自治的矛盾关系的协调方式和成效。作为上级政府选派的半职业、半志愿性质的大学生村官集中体现了上级意志和乡村发展的两大目标，他们如何在乡村履行其职责，是偏重于上级意志的贯彻?还是偏重于乡村发展和治理?是导致了乡村矛盾激化?还是推动了乡村发展和治理结构的协调发展?这些问题都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一些国际组织联合国内机构在乡村推行的社区发展模式。他们借鉴国际上的经验，运用专业的社区发展理论和方法，聘请职业的社区工作者，选择一个乡村试验点，长期推行参与式能力建设为本的社区发展，积累在中国的实验经验。这个过程中也涉及到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关系。在其他国家，乡村社会的政治行政体系较弱，相对来说，社区发展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也比较容易建立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的自发结构。但是中国的特殊处境是在共产党一党领导下的乡村民主自治体制，民主自治和党的领导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和矛盾，表现为现时下的“两委关系”问题——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矛盾关系。“两委关系”的直接表现为双方关于乡村政治权利利益的争夺，而矛盾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党的统一领导和乡村自治的潜在冲突。社区发展带来的村民合作组织的社会政治参与首先会引起乡村公共利益的民主监督和促进村务公开，进而会带来对上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对乡村资源汲取的抗争。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态度和方式决定着国际化社区发展模式在中国环境下的适应性，这正是本研究所感兴趣的地方。
上述两种工作模式，我们暂且把它们作为本土模式和国际经验的概念，进行比较实地研究，来看看他们各自的成效的特点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选取云南省某个国际扶持的社区发展的项目点——绿寨社区和推行的大学生村官制度的河南省淇县作为我们的两个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绿寨的案例取自一份出版的参与式行动研究的资料，淇县的案例是作者的亲自实地调查。
三、体制内的演进与体制外的建设：两种模式的变迁路径
（一）亲市场的组织化的乡村发展道路和多中心的乡村治理结构——“大学生村官计划”引发的乡村变动
1．“大学生村官计划”的产生背景和基本动因
河南省淇县是一个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典型代表，位处中原大地，以农业为主，国有工商业面临着衰败危机，招商引资和发展民营市场经济成为全县的党政工作重点。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的方向是政府引导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各级领导干部对以民主选举为核心的乡村基层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所能产生的善治效果没有太大的信心。
县里的总体工作思路是“抓发展富一方百姓，抓稳定保一方平安，抓党建提供组织保证”。正是在“稳定、发展、改革”的大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县乡两级干部都是把农村的稳定放在第一位，其次是如何发展当地经济，而对于西方的选举式民主则保留一定看法，认为那是一项上边的工作，应该完成。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考虑设计一种能够延续现有行政体制传统的制度革新——“大学生村官计划”这项制度的基本动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不畅、农民增收缓慢、农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与全县整体发展步伐不平衡的矛盾日渐突出”，“实践证明：再好的政策，再好的机制，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去贯彻、去落实，一切都是空的”。二是“农村基层干部现状不能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以往的靠培训和以会代训以及参观考察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干部素质。三是“农村基层干部后备干部人才短缺和人才相对积压现象并存”。现有大学生分配难、就业难，难以发挥他们的知识和能力。而“农村后备干部队伍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断层，致使村级干部队伍来源不足、后继乏人”[6]。
显然从该计划的设计推行者的角度，它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改善农村干部的素质，作为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促进农村稳定和农村发展的纽带和桥梁。这符合我们的传统体制的特征：保证党的统一领导与政府的政策的贯彻落实是核心，而对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多中心的合作法治理结构的创建不太关心。
2．“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操作方法
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操作方法包括如下三个步骤：
一是由县委组织部组织考试选拔，分笔试和面试，侧重于六个优先：中共党员优先、担任过团干部的优先、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过的优先、文化层次高的优先、自富和带富能力强的优先、所学专业与本村经济发展优势一致的优先。
二是把选拔的大学生村官分派到各个乡镇，由乡镇党委任命他们到自己的村里作为村党支部的副书记（本人是党员的）或者是村委会主任助理（本人不是党员的），并由乡镇党委负责大学生村官的日常管理。这种做法延续了党管干部的传统，同时也不违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因为他们不是正式任命的村委会干部，只是村委会主任助理。等将来这些大学生村官在村里立足脚、干出成绩，他们可以水到渠成地参加村里的村委会的选举，依照法定程序成为村委会干部。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种制度创新体现了党的领导和民主法制的本来容易产生矛盾的两种制度的结合。
三是对大学生村官实行项目立官、“三帮一带”、目标管理、优胜劣汰等措施，目的是培养这些年轻干部，使他们在农村能够站得住、留得下。县委组织部的孙部长谈到：“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他们到农村锻炼、贴金，然后再选拔上来，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希望通过5-10年时间，造就三支乡村工作队伍：第一支是优秀的农村支部书记的后备干部队伍；第二支是优秀的农民企业家队伍；第三支是优秀的乡镇公务员后备干部队伍。”所以他们提出，大学生村官在村里首先是能够靠发展项目来立足农村，虽然大学生村官可以享受村级村干部的津贴，但关键是要把他们铸造成“双强”干部：开拓创新意识强、自富带富能力强。具体的措施就是项目立官，要求每一名大学生村官都要建设一个发展项目，带领群众一起致富。为了帮助大学生村官在村里熟悉情况，取得地位，他们还提出了“三帮一带”的辅助机制：县里领导联系、县直局委主要领导帮扶、乡镇领导干部帮教、村党支部书记帮带。县委还提出“四个必让”：各村开展党员活动日必让大学生村官参与、乡镇开展乡村干部学习培训日必让大学生村官参加、乡镇召开农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会议必让大学生村官列席、外出参观学习必让大学生村官跟随。他们还通过目标管理、优胜劣汰的措施来对大学生村官进行激励和约束，由县委组织部和乡镇党委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动态管理。他们还通过述职制度，让大学生村官接受村里党员和村民代表的监督。
另外，他们还制定了一些扶持、奖励措施来激励大学生村官的成长，这些措施包括：首先是领导重视，专门成立了由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为组长、组织部长和主管农村工作副县长为副组长的大学生村官工作联席会议，负责大学生村官计划的部署安排、宏观指导和督促检查，协调有关单位为大学生村官立项进行政策、技术和资金的帮扶；其次是政策上激励，给大学生村官提出的发展项目提供立项、资金、技术和场地设施的优待照顾，给优秀大学生村官提供入党、提干、荣誉称号等政治鼓励；第三是建立大学生村官网站、电视台专栏、专题演讲比赛等多种宣传报道形式，通过舆论来激励大学生村官[7]。
3．“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际成效——两个案例的深度访谈
本研究选择了两个典型的大学生村官①做了深入访谈，从其本人、所在村的两委会干部和村民代表来了解他们的工作效果，以及对农村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的新贡献。
第一个典型代表是发展乡村民办初级教育和推动乡村食用菌协会的袁河。他毕业于河南省一所农业专科学校，学的是化工工艺师范专业，毕业后曾经在外地打工，之后听说县里有此计划就开始报名，问他报名的动机，他谈到：“儿时就有一种愿望，能在农村做农民企业家，在外面也不容易，学非所用。我认为这是一种趋势，而且能够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儿时的良好愿望。”他身上能够体现出县里提出的项目立官的精神，但他选择的不是经济发展项目，而是结合自己的师范类专业背景创办了一个旭日幼儿园，后来又发展成为一个完小，目的是为村里的孩子提供一个高素质的基础教育。而这个完小的创办过程确实体现了县里提出的“三带一帮”的帮扶机制，“我办幼儿园时，我找尚书记，县组织部给协调用地，也答应给协调拉电、跑资金，支持我开展工作。”
除了创办基础小学教育，他还积极推动成立了黄堆村食用菌协会。这个村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从事食用菌的种植，全村共有180户人家种植食用菌，但长期以来各自为战，一是价格混乱，二是没有销路。“我和村里的一个副支书，他也是食用菌种植专业户，先是成立了一个加工厂：统一供种，统一收购，然后加工、处理、远途销售。我把他们拢起来成立了协会，协会的理事都是本村的技术专才，当时共找了11人，我给他们讲清了道理，然后我们到县农业局咨询，到县民政局备案，所有种植户都是成员。现在我们做到了价格统一、集中供种、技术指导、每月培训一次。”通过这种办法，全村180户种植户，平均每户种植1万袋，每袋1元钱，一年种两季，一年就是2万元净收入。
从袁河的案例，我们看到他确实已经初步显示出来个人发展与带动全村致富的社区发展效果，而且也初步地显示出来一种组织农民集体闯市场的社区发展道路。当中的过程离不开袁玉涛本人的积极努力。他一方面联系着县里各个领导和职能部门，起着外部扶持的枢纽作用；另一方面生活在本村，又有着外面求学、打工的经验，思路比较灵活，而且能够和村里的干部们逐渐副为一体，所以可以起到一个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村里良好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成立专业化的农民协会，维护农民利益，促进乡村发展的作用。
袁河的案例对社区民主治理的影响是间接和微弱的，也是明智合理的。他本人并没有试图挤掉现有乡村干部的想法，而是一种扎根农村搞发展的理想，他只是觉得县里乡里给自己的职位可以让自己有方便的社会关系，这对他本人而言是一种社会资本。“刚开始他们排斥我，不让干、不让参与，但是现在他们也让我参与到两委会工作中。他们知道我没有野心，只是想带动致富。我说过，我从小就有一种理想，想当农民企业家，回报家乡，也是一种光荣。”所以他当前确实起到了一种乡村工作助理的作用，给村里提建议，提发展思路，由村里两委会决策，自己再推动实施。
研究发现，大学生村官的定位和农村两委会班子的思路是吻合的。大学生村官是想利用自己的独特纽带地位，发展自己的项目，推动农民组织起来冯市场致富，不想直接参与农村政治，取代现在的农村领袖。而农村两委干部也认识到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工作的重点不在于搞村民竞选和乡村利益的收刮和分配，而是指导、服务农民发家致富。正是在此意义上，两者能够良好地结合，把发展项目、推动农民组织起来闯市场作为他们共同的工作方向，当中既体现出了社区经济发展的思路，也体现出了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实行多元自治的理念。这一发展思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他们适合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工作的新局面。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的集体利益逐渐消解，所以竞争民主和村务公开等乡村政治权利的公开、竞争化运作已经对农村意识不大，因为政治权力是要逐利而行的，利益的消解自然会化解权力的冲突。在此背景下，农村治理的重点就应该转为多元化的治理中心，而不是单一的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政治中心，应该包括各种专业化的经济自治组织、专业化的社区事务自治组织、专业化的社区建设管理组织。比如，村支书谈到的农民自治打井、农民自治红白理事会，还有就是我们研究中提到的农民食用菌种植协会组织等，这些组织都将成为农村多中心的治理结构的一部分，推动农村的社区治理和发展。
第二个典型代表是推行“公司加协会加农户”的胜利。他毕业于河南省畜牧业专科学校，曾经在郑州加工一年，父亲是一个长期的蛋鸡养殖专业户。2003年当时的高村镇镇长召见了他，动员他报名应聘大学生村官，经过招聘程序，被任命为村主任助理。
胜利的理想也是首先个人致富然后带动农民致富，并不想去触动村里的权力结构。他跟袁河一样，只是想尽快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资本，加上自己家的蛋鸡养殖传统和自己所学的专业，尽快扩大蛋鸡养殖和加工的规模。问他如何带动村民一起致富，他说：“我想在工厂办起来后，让本村的村民入股；而对于外村的农户，实行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我们提供种鸡，农户养殖，我们回收鸡蛋，同时提供技术指导和防疫服务等。测算，今年1只根收入30元，一户养殖500到1000只鸡，一年可以有1.5万到3万收入。我们上了这个蛋品加工设备以后，可以保证回收鸡蛋，用来加工成蛋粉、蛋酶等，市场前景很好。”
“为了更好地推动全县蛋鸡养殖的发展，我们成立了淇县蛋鸡养殖协会，我父亲注册为会长，理事都是有经验的养殖户，完全实行自治。目前全县有700户蛋鸡养殖户，但规模小，没组织。现在我们的协会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技术指导，请外地专家讲课，将来准备统一创建无公害生产基地，统一商标，统一收购，风险分担，利润分享。”
问他是否有意竞选村里的干部，他说：“我将成为正式党员，也会被任命为副支书，我会支持村里的工作，但是我的重心在办好企业，没有想去做支书、村长，事业上会冲突。我会用自己挣的钱去资助村里的公益事业，比如修路灯和其他公益。”
村上的支书这样谈论胜利在村里的作用：“我们村的蛋鸡户比较多，他是牧专毕业，又有自己的兽药门市。他很热心，估计能起作用。原来的养鸡户技术不懂，鸡苗、销售等问题他可以帮助解决。村里分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展经济的工作，其他工作不多。”
胜利案例和袁河案例的共同点是：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带来的社会关系资本，把发展经济的项目与村里的发展经济的工作结合起来，自己先富，带动村民致富，近期都不直接触动村里的权力结构，所以能够获得村里政治核心的接纳和支持。在发展过程中都走了一条依靠专业协会来组织农户闯市场的路子，实现专业领域的自治，促进了农村多中心的治理结构的形成。
4．“大学生村官计划”取得成效的内在机制——模糊身份形成的社会关系资本与当地体制背景和发展思路的契合性
我们的研究只是一种案例调查，所以不能推断全县大学生计划的成效，但是从两个案例的深度访谈发现，这两个案例取得成效的内在机制关键在于模糊身份形成的社会关系资本。从名义上，这些大学生村主任助理或副支书被冠以“村官”的名份，但实际上他们既不是国家的公务员干部，也不是村里正式选举产生的乡村干部，而是一种模糊的身份。而恰恰这种模糊身份又赋予他们很多的优待和资源，他们有县委领导的固定联系人，有乡镇干部和各个县直局委干部的帮扶人，让他们参加各种乡村干部的培训会议和工作会议等。这些都是在帮助他们建构一种社会关系资本，有头脑的人会结合自己的发展项目，利用这些社会资本，促进自己的发展项目。袁河和胜利两个案例清楚地显示，他们并不在意在村里的竞选，成为政治领袖，而是充分利用现在的模糊身份带来的社会关系资本，尽快发展自己的项目，带头致富。这种社会资本不是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所讲的封闭性社区关系中的集体性品质，而是比较符合格兰诺威特、波特、林南等人所讲的通过社会关系中的桥梁关系发挥的资源优势[8]。
而且他们的做法也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被嵌入在当地的体制和结构之中，吻合于当地的亲市场的发展思路。县乡两级干部都谈到招商引资、促进发展和农村稳定是主题，对村民选举引起的乡村矛盾表现出无奈。两个村里的干部都谈到税费改革后的乡村集体利益的消解和乡村政治竞争的淡化，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头等大事来看待，但是显然他们不如这些外来的大学生对市场敏感，也深感发展经济不是乡村干部的传统和长项，所以都会把发展经济的工作分配给大学生村官来做。这正好吻合于大学生村官的想法。可喜的是，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都把专业业协会的建设作为一种组织农民闯市场的手段。对于他们本人，或许只是简单地模仿外地的经验，但却在无意中推动着后税费改革时代的乡村治理结构的多中心格局的形成。（二）能力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专业社区工作扶持下的农村社区发展
根据一份已经出版的国际机构援助的云南省某农村的“探索一个中国农村灭贫的能力建设模式”的行动研究报告[9]，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国际专业社区工作的价值、理论和方法指引下开展的农村社区的发展。
该研究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开展社区工作的本质内涵在于恢复国家农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恢复农民的信心，走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道路。为此，他们的工作方法不是行政化的，也不是嵌入、依附于行政体系的，而是站在行政体系外和农民建立信任关系，组织村民进行能力建设，然后和行政体系互动，推动行政体系和农民发展组织的合作。这不同于淇县案例中的大学生村官的模糊身份，淇县案例中的大学生村官是嵌入行政体系之中的，是贯彻县委和乡村组织的发展意图的。
在具体的介入措施上，他们是先通过口述历史的方法，教会村民、协助村民进行口述历史的访谈，一方面他们借此接触村民，了解村里的情况，同时也调动村民参加到邻里互动中来。在此基础上，他们组织发动农民自己讨论评估当前农村面临的问题，尊重农民的选择，增强农民的自信心。之后，他们发动妇女开展了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活动，卖掉了自己的劳动产品，讨论建立社区公共基金，培养妇女村民们的合作精神、理财能力和管理能力。此外，他们还争取了飞利浦公司的资助，成立了“飞利浦-绿寨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让当地妇女村民参与管理教育基金会的资助对象的选择、资金的发放和资金的管理等，培养当地村民的能力。而且他们的工作注重性别敏感，把农村妇女的参与当作一个工作重点，避免发展过程中妇女的边缘化，他们开展的一些项目也侧重妇女的需要，比如开展妇女夜校、妇女卫生保健知识等，通过妇女的参与发展，来增强妇女的信心和能力，改善村里的两性性别权力关系，促进性别平等。
关于绿寨案例的效果，短期内所看到的是农民的调动和参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与发育，农民信心和能力的逐渐增强。但是看不出来，它能够改善国家和农民的关系，甚至在案例中提到，工作组启发农民抗拒农村教育附加费用，引起了乡政府的不满和疏远[9]。这一问题显然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压力型政治体制和税费改革前的国家对农村的资源汲取关系，不是工作组的善良愿望可以解决的。这倒不如淇县案例中通过模糊身份来勾连政府和村民的关系更加容易缓和增强两者的信任关系。
至于发展的实际成效，这个案例中也没有清楚地交代。但是我们发现，专业社区工作方法指引下的社区发展，可以避免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中心主义倾向，更加侧重于乡村居民的能力建设和依托社区内在能力的可持续的广泛参与的公平性发展。这些都是在淇县的体制内演进出来的案例中所缺乏的。淇县案例并没有认真地去反思发展的本质和内涵、市场化的弊端，而是在主流经济话语体系的笼罩下，走一条亲市场的经济增长道路。
但是，我们发现两种模式下有一个共同点：都在探索一条非竞争选举式的多中心的乡村治理结构发育道路，增量改革，逐步取代原来的农村两委会对农村事务的一体化包揽，所用的方式都是发育各种专业化的农民合作组织，实现发展和治理改善的内在联系。
四、研究结论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当前中国农村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是分不开的，不能单纯的为了乡村基层政治的民主化而推行“形式化的改革”[10]。乡村社区的政治改善路径不仅仅是一条选举式的政治民主道路，也不仅仅是围绕着村民委员会展开的村务公开、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道路。在后税费改革时代，随着乡村集体经济的破产，随着乡村集体利益的消解，乡村政治势力的竞争程度在减弱，乡村治理的核心在于在乡村发展基础上的专业化农民协会和合作组织的发育，逐步形成多中心的治理结构，推动乡村民主治理的新阶段。
这证实了我们的第一个基本假设：多元民间社区组织是推动社区发展和乡村治理交互促进的关键连接点。
另外，我们发现，推动社区发展和乡村治理交融发展的方式存在差异。淇县的本土案例的特点是嵌入体制内，通过一种模糊身份建构社会关系资本，推动执行者自己创办项目带动村民组织起来闯市场。而云南的国际案例则是站在体制外，组织窕民进行社区需要本的能力建设和组织建设，去和行政体系互动，试图争取村民的利益。两种模式各有千秋，体制内的演进更容易协调行政体系的支持和扶助，促进乡村在短时期内取得成效， 但是对市场化弊端以及村民的参与性和能力建设注意不够；体制外的发育推动了村民权能增强和能力建设， 但是却容易和现有的体制发生冲突， 恶化外部环境。这部分证实了我们的第二个假设，但是却没有印证第三个假设；也就是说， 多元民间组织既可以传统体制的演进产生，也可以通过体制外的培养发育，但是体制内演进和体制外发育各自都有自己的路径依赖， 二者之间的协调却不容易达到。因为各自都有自己不同的发展理念、动员组织方式和目标，或许这正是库恩所说的范式之间的不可共约性。[11]
所以，这个比较个案研究对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的意义是，现行乡村组织管理体系和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之间还存在着不可共约性差异，要想建立二者之间的契合性关系，需要慢慢地对话与碰撞，双方互相改变各自的假设、理念，逐步达成基本共识，然后才是解决常规性问题。当前一些实用主义的态度，认为只要国家让出资源和空间给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就可以运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发挥专业的威力和作用，只是一种热切的幻想，既缺乏理论依据，也缺乏经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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