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潮商的关公崇拜
一、关公崇拜的起源
历史上的关羽和民间文学里的关羽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今山西临猗西南)人。
在中国的文献里，关羽有两种形象：历史文本里比较单薄、也比较近实的关羽，和民间文学文本里为人们所熟悉的，武德兼备、完美得近乎神明的关羽。
我们对历史人物关羽的了解，要依靠着史学家陈寿所撰的传记和裴松之的注解。传记不足千字，连注解也不过两千，就刊载在《三国志·蜀志》第六卷上面。
读了传记可以知道，那正是汉末群雄并起的时候。从刘备聚众起事，关羽和张飞就追随着他，不避艰险，结成亲兄弟一样的关系。
一开始，这伙人势单力薄，给曹操打散。刘备投奔袁绍。关羽被曹操捉了。曹操很欣赏他为人豪壮，厚待他，让他当了偏将军。但终究留不住他。关羽知道刘备的下落，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报答曹操的礼遇，就离开了。也不管曹操已经替他请封了汉寿亭侯。
这仨难兄难弟，又经过一阵波折，终于夺下了以荆州为中心的一块根据地。刘备进川，就让关羽来管理这块根据地。刘备自立为汉中王之后，又封他做前将军。
陈寿在传记中间用了个“刮骨疗毒”的小故事，精镂细刻，把关羽的勇敢过人，表现得栩栩如生。这时候独当一面的关羽真个是八面威风，围曹仁，降于禁，斩庞德，中原都震动了。 只是，关羽为人太骄傲，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又只听好话，连诸葛亮也奉承他。孙权愿意和他结亲家，被他臭骂了一顿，一肚子火。趁他和曹操打得不可开交，从背后阴了他一下。这一下可真了不得。关羽的后方被夺走，部队家属做了俘虏，将士都瓦解了。孙权派兵猛攻关羽残部，把他杀掉。
历史上的关羽就是这样一个人。陈寿称赞他对刘备的忠义，称赞他的勇敢可敌万人；也批评他高傲以自取败。从跟孙权的过节看，这个人，缺乏政治头脑。
可到了民间文学里，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重新塑造，关羽过人之处被放大了，性格的疮疤却给掩饰掉，几乎变了个人。变化是悄悄出现的，足以让人们把理想当作真实。
这一切，都是通过三国故事来完成的。宋朝国力积弱，辽、金、西夏、蒙古相继崛起。元朝数十年中，天下纷乱，群雄征战不已。大概是受了这些政治现实的刺激，“天下三分”的故事，在民间颇为流行。“说古话”、搬杂剧，三国故事用各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艺形式风行天下，大受欢迎。士大夫们也参与到其间，《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两种文本相继出现。到了元末明初，杂揉着正史和民间文学传统，罗贯中依据前人提供的史实和传说故事，写成《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一部俗称《三国演义》的小说，流行如此广泛，除了极少数又考据癖的学者，世人都把它当成历史真实。
关羽是《三国演义》里最完美的人物。“刮骨疗毒”、“斩颜良”、“水淹七军”这些《三国志》里的故事保留下来，又增添了“温酒斩华雄”、“过五关”、“单刀赴会”等新故事，关羽的勇武性格，更加丰满。历史中的关羽对刘备忠心耿耿，民间文学又创制了“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千里走单骑”、“古城会”这许多情节，让这种忠诚着实表演一番。千里单骑送嫂过程的“秉烛夜读”，是守礼。“华容道”放走了曹操，是仁义。作为民间文学里的人物，关羽忠诚、仁义、勇武、智慧，动言合轨，几乎兼具儒家理想中的全部美德。清朝有个著名的《三国演义》批评家，叫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这样议论关羽：
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若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面如赤心，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拜华容，酬恩之谊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风光。心则赵汴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第一奇人。
这个崭新的关羽的出现，跟宋代理学大行其道的现实息息相关。明清以后，理学渗透整个社会生活,符合理学社会道德理想的《三国演义》也广泛传播，关羽成为从帝王到贩夫走卒、甚至会党盗贼——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偶像。
关羽怎样变成关帝？
在这个题目下，我们再来谈谈关羽崇拜的起源和发展。这个过程更是复杂，民间信仰和官方崇拜各自发生，又交叉感染。关羽作为神明的形象，变化更大。与妈祖相似，关公在不同时间、地域和不同人群中间，会由于不同功利目的受到崇拜，神的形象和神性的象征也会被赋予有差别的构造和阐释。然而，又与韩文公一样，不论何时、何地、哪一个阶层的崇拜者心中，关公崇拜，还是有一种普遍的价值在。这种价值，就是“忠义”。
南北朝时期的梁朝，关羽的灵显故事，开始在荆州地区出现。唐以后，还是在荆州，关羽成了神，在民间受到祭祀和崇拜。唐末范摅的《云溪友议》就有这样的记载：
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祠，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祠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缁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
唐代后期，关羽崇拜的范围至少已经扩大到关中。宋初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也有一则记载：
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热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玭挈家自骆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斯又何哉？夫丧乱之间，阴厉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随之。关妖之说，正谓是也。
看来，这个关三郎，可是个凶神恶鬼，让人生畏。《云溪友议》里面“缁侣居者”一句话吐露出来的蛛丝马迹，已经可以启发人们的灵感：民间的关三郎崇拜，本来与佛教有些关系。正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关三郎能够借助佛教的力量，造成护法正神的庄严形相。
原来，这玉泉寺同一位荆州籍的著名高僧智顗（智者禅师）大有关系。在中国佛教界，智顗的地位非同小可。他是四大宗派之一天台宗的开山之祖。晚年，智顗回到故里荆州，在玉泉山建玉泉寺修持。在后来产生的故事里，人们就把智顗和关羽拉到了一起：
关羽败走麦城，被砍了头。心有不甘，就变成了厉鬼，总是呼唤着：“还我头来。”那地方，正在玉泉山附近。一天夜里，更深人静。智者禅师在山上一棵大树下修禅入定，定中隐约听到了那个声音：“还我头来。”禅师睁眼，认出是关羽，就提醒他：“也有人被你砍掉过头，又向谁讨呢？”关羽的鬼魂这才恍然大悟，就向大师求受五戒，成了正式的佛门弟子。并显灵把玉泉山崎岖险阻化为平地，建了玉泉寺，供智顗大师弘法。
天台宗在唐代经过安史之乱和会昌灭佛两次大打击，在中国失传。五代后期，才又从日本传回。上面故事大约产生在宋代，我们从成书于南宋咸淳五年（1269）的《佛祖统纪》上，可以读到这个故事。此后，关帝开始作为佛教护法伽蓝神，在寺院里被供奉。
唐代，关羽作为配享神祗，开始出现在官方崇祀的武成庙中。武成庙的主神是姜太公，用古今名将配享。建中三年(782)，武成庙配享尊神由10名增加到64名，《新唐书》载：
建中三年，礼仪使颜真卿奏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诏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六十四人，图形焉。
在这配享古今名将64人当中，就有“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这是关羽列为官方祭祀神明的开始，尽管这时候还只是个小小的配角。
宋代以后，大约是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关公在官方的祭祀中，神格逐渐提高。
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关羽被封为武安王，立祠祭祀；宣和五年(1123)又加封为义勇武安王。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 ,“建寿亭侯关羽庙于鸡鸣山之阳”。原因是朱元璋夺得天下的过程，曾经多次求得关公的庇佑。明人倪岳在《覆正祀典疏》中说: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关羽) 阴佑为多,及定鼎金陵,乃于鸡鸣山建庙以崇祀,载在祀典。
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 ,朱棣迁都北京以后，也在北京城建了关庙,作为国家祭祀的庙宇。成化十三年(1477) ,又重建关庙，就是如今被叫做“白马关帝庙”那座。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 ,改“寿亭侯”封号为“汉寿亭侯”。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 ,特颁帝王冠冕；万历四十二年(1614)又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一方面是官方的崇祀，关羽庙遍布全国各地，有人根据《天一阁明代方志丛书》做了统计,从《丛书》收录的、仅占全国十分之三的府州县志来看, 半数以上的府、州、县都建有关羽庙，共有150多座。一方面是各种民俗文艺活动的推波助澜，民间百姓对关公也非常敬仰崇信，祠庙香火四季不断。万历时，文艺家徐渭在《蜀汉关侯祠记》中感叹民间百姓对关公崇拜的热情，超过了祭孔：
蜀汉前将军关侯之神，与吾孔子之道，并行于天下。然祠孔子者止郡县而已，而侯则居九州之广，上自都城，下至墟落。虽烟火数家，亦靡不醵金构祠，肖像以临，裘马弓刀，穷其力之所办。而其醵也，虽妇女儿童，犹欢忻踊跃，惟恐或后。以比于事孔子者，殆若过之。噫亦盛矣!
作为思想家李贽却在《关王告文》中冷静解释了老百姓崇拜关公的原因：
盖至于今日，虽男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公像，畏公之灵，而知公之为正直，俨然如在宇宙之间也。
清代以后，从官方到民间，对关公的崇拜才真正达到高潮。这里面，《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使关公的忠义形象深入人心，有很大功劳。满人入关以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已经对《三国演义》喜爱有加。皇太极崇德四年(1639)，曾命通晓汉语的文臣达海把《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清世祖顺治七年(1650)，因为《三国演义》翻译告成，把鞍马、银币赐赏给大学士范文程等人。
通过《三国演义》，清朝的帝王们了解认识关公的德行和功业，对他推崇备至。入关前，皇太极崇德八年(1643) ,就在盛京(今沈阳)建了关帝庙，赐与“义高千古”匾额。逢年过节，“官给香烛”祭祀。入关以后，先是沿袭明朝旧例，岁祭关庙。顺治元年(1644),重修白马关帝庙,“定祭关帝之礼”。同时，还要求“各直省、府、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岁时展谒典礼”。顺治九年，敕封关帝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嘉庆以后，国运渐衰。每逢国家出了大事，民间传闻关圣显灵，便有加封，大有“临急抱佛脚”的味道：
嘉庆十九年，加封“仁勇”。
道光八年，加封“威显”。
咸丰二年，加封“护国”；三年，加封“保民”；六年，加封“精诚”；七年，加封“绥靖”。
同治九年，加封“翊赞”。
光绪五年，加封“宣德”。
到光绪五年，这位关圣大帝因为累封，有了“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22个字的封号。
从封号看，清朝帝王最注重“忠义”的道德层面。这一点，通过谥号的更换，也可以看得很分明。关羽自西晋已经有“壮缪侯”的追谥，一直沿用未改。乾隆二十五年(1760) ,礼部觉得“壮缪侯”的旧谥，有婉转讥评关帝的意思，不能够再用。“以神之义烈忠诚, 海内咸知敬祀”,建议把原来“壮缪”谥号改为“仁勇”。乾隆皇帝于是下诏更改关帝谥号。乾隆三十三年（1768）, 又改“仁勇”谥号为“神勇”,乾隆四十一年(1767) ，再改定为“忠义”。大约在帝王们看起来，尽管关羽的道德已经臻于至善，但是最叫人叹赏的，是他对刘备的义气和忠诚，只有“忠义”才有资格排列在各种德行的前头。道德符号其实只是一种象征，对它可以存在无数的阐释。帝王们以“忠义”为号召，照他们的理解，刘备是蜀汉之君，关羽对刘备的“忠义”也就是臣下对君主的“忠义”。这样，关羽才堪为臣民们的榜样。殊不知臣民们的心中，自有臣民们的“忠义”。关于这一点，下文还会发挥。
清代关帝庙的营建更加普遍。这时，关帝已成为与文圣宣王孔子并肩的武圣，府县要遵诏营建关帝庙。民间又把关羽视为武神、财神、保护神。军队崇拜关帝“神武”而为他营建庙宇，很多行业把关帝当作保护神建庙祭祀，有些百姓也希望关帝带来点财运而造庙崇奉。薛福成的《庸庵笔记》说，“天下关帝庙,奚啻一万余处”。这样说，怕是还有点缩脚缩手，不如赵翼的《陔余丛考》来的干脆：
今且南岭极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关帝不是财神
我们刚刚说过，有些百姓因为希望得点财运，造庙崇奉关帝。这样说，有证据支持。美国学者杜赞奇在《刻画标志：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一文中间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提到了各种证据。河北昌黎县侯家营村的一块把关帝“与发财联系在一起”的石碑，定县商人 “关帝被看作武财神”的很时兴的看法，还有亚力克西夫在研究中对视关帝为财神的各类下层人士的观察，等等。今天，我们也很容易观察到这样的事实：几乎所有的商店都供奉着关帝。用中国人实用主义的习惯去想，丝毫不用怀疑，老板们这样做是为了发财。所以，很多人讲，商人礼拜关帝，是把关羽当做财神。
这话说得并不全对。也有各种证据支持，关帝不是财神。姜义镇在讨论台湾的民间信仰的时候就说过：
一般商人皆恭奉关圣帝（关公）与土地公为守护神。恭奉关圣帝者，因景仰其正义与公正。恭奉土地公者，因信其为福禄之神，能招财进宝之故。
在看碑刻的例子。安徽亳州的大关帝庙里，有一块清代乾隆三十八年（1773）《重修大关帝庙碑》，记载该庙兴修的历史：
亳州北城之大关帝庙，建于国朝顺治十三年（1656年），首事为王璧朱孔领两人，皆系籍西陲而行贾于亳。连袂而来，指不胜屈，亟谋设会馆为盍簪之地，仰承高义，俎豆荐馨，爰创斯举。嗣后一修于康熙二年（1663年），则郭九皋、张玉起、王桂也。再修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则梁臣、张玉鼎、陆德凤也。又修于康熙五十二年，则李天福、梁尔禄、余文祯也。荏苒以来四十余载，木朽砖颓，渐就剥落。乾隆十九年（1754年），曾有梁季贤、刘汉裔等劝募兴修，规模粗就，因粮资不及，半途中止。迨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善士郭秉纶明经倡首劝募，得全兴号董君独力资助，捐资重建大殿，并塑金容，僧寮客座次第增设，左侧以财神殿附焉。约糜金钱千有余两，壮丽恢宏，美哉轮奂矣。
亳州（今安徽亳县）是我国古代名城，是知名度不在关羽之下的三国人物曹操的故里。大关帝庙，又称陕山会馆，在亳州北关，是一处有名的古建筑。亳州北面与河南接壤，在近代铁路交通兴起之前，是中原地区重要交通枢纽，商业发达。在亳州城北门外，涡河汇集河南流来的几条支流，再往东南流进淮河，南来北往的船队，转运各地物资，商人云集，商店林立。许多外地商人都在这里建起会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陕山会馆。
从上面引用的那段碑记文字看，陕山会馆里，大殿奉祀关帝，左侧的偏殿，又奉祀着财神。很明显，关帝的神格，与财神有别，关帝不是财神。
潮州商帮的会馆，也有同样的例子。道光十九年(1839)，在上海经商的潮阳、惠来两县商人，建起了“潮惠会馆”。现在还有《创建潮惠会馆碑记》保留下来，《碑记》里有一段话，讲到会馆的结构：
为堂二，于其前祀天妃，后之堂为楼，以祀关帝：其左右祀财星、双忠。春秋报赛，廛市机宜，众商以时会集楼下，雍雍济济，迓神庥而敦梓好者，又在于是矣。
会馆崇祀的神明，天妃、关帝之外，还有双忠、财星。双忠是张巡和许远，潮阳人把它们视为乡土保护神。财星是财神和魁星，会馆是绅商共建的，绅士要升官，商人要发财，各有自己信奉的神明。这个例子同样说明关帝的神格，与财神有别，关帝不是财神。
那么，商人们为什么如此恭敬地奉祀关帝呢？碑记很明白地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仰承高义”。
二、潮汕的关公崇拜
潮州地方志中的关公庙
神明崇拜总是需要象征物作为寄托。庙宇和供奉其中的偶像或者神主，就是这类象征物。因此，我们要对潮汕的关公崇拜有所了解，不妨先从地方志入手，对本地的关公庙来个鸟瞰。
地方志所见关公庙一览表
编号
县份
庙址
兴建时间
备注
文献来源
1
海阳县
镇署左
未详
康熙潮州府志卷三
2
道署后
未详
3
府署左
未详
光绪海阳县志：皆民间私建
乾隆潮州府志卷二五 4
湖山
未详
5
南门堤
未详
6
竹篙山
未详
康熙潮州府志卷三 7
韩山麓
顺治六年
总镇郝尚久等建
潮州溪东关圣帝庙碑记 8
校场
未详
乾隆潮州府志卷二五 9
潮阳县
北门外
隆庆元年
知县陈王道建，春秋致祭 10
和平中社
未详
邑人户部林萃芳建 康熙潮州府志卷三 11
揭阳县
县治西横街
未详
乾隆潮州府志卷二五
12
北门外
万历二十九年
通判署县事何景宪建
13
饶平县
县治东北
未详
14
黄岗镇
未详
15
大埕所
未详
16
惠来县
西关中街
万历三十三年
邑民方天福等输资建，知县游之光重修
17
外南门濠边
未详
18
西关十字街
未详
19
龙江市
未详
20
靖海所
未详
21
澄海县
南门内
康熙三年以前
康熙二十一年水师副将王训重建
22
秀水乡
未详
名四座宫，一祀关帝
嘉庆澄海县志卷十六 23
外砂乡下社
未详
24
东陇上社
未详
社庙，祀关帝
25
樟林城南门内
乾隆九年
守备谢英重修
26
南洋城内 未详
邑绅许龙建
27
东门内
未详
28
普宁县
县治西
崇祯六年 知县杨大行建
乾隆潮州府志卷二五 29
县治东
康熙四十二年 知县安定枚重修 30
鲤湖埠
未详
31
东门外新安寨 未详
32
丰顺县
南门内
康熙四年 总镇吴六奇建
33
大留隍
未详
34
金瓯寨
未详
35
石坑角
未详
36
南澳县
城内文庙前偏右
万历七年
副总兵侯继高建。据南澳镇城汉寿亭侯祠记，此庙万历十一年由副总兵于嵩建成 民国南澳县志卷十二
37
隆澳前江埠
清雍正年间
光绪间重修民国重建
重建武帝庙碑记
38
青澳山岗
未详
民国南澳县志卷十二
39
隆澳龙地乡
未详
40
隆澳西阁乡
未详
41
隆澳羊屿
未详
42
云澳澳仔乡
康熙间
光绪十二年重修
当然，这份表格的统计并不完全。比如，由于嘉庆以后《澄海县志》没有重修，汕头埠很有名的老妈宫旁边那座关帝庙就不在上面表格的记录之中。不过如果我们想通过一些类型来了解潮汕关公崇拜的面貌，这些材料已经足够。
从上列材料看，关公崇拜是在战乱正急的时候落脚在潮州的。万历年间和入清以后，皇帝提倡尊奉关帝，对地方官员建庙的积极性，也是一种促动。民间建私庙，在清代之前还少，到了清代就变得常见了。关公崇拜在潮汕的扩散，究竟给潮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战争与关公崇拜
关公开始是以战神的面貌在本地出现的。16世纪中期以后，有百余年的时间，潮州社会基本处在战争的摧残之中。就在这段时间里，关公崇拜在本地百姓心里扎了根。
潮汕地区关公崇拜的滥觞，据说还可以前推到元代至正年间。潮阳新街城隍巷口，建了一座“勇义行祠”，这座祠堂到明朝永乐年间，还由知县重修过。大概当时天下太平，百姓们对这位以勇武著称的神明不感兴趣，庙宇不久又荒废了。
到隆庆元年(1567)，知县陈王道又在北门外北城书院就之上，另外建起一座“关王庙”。这座新庙宇的建设，有一个兵火炎炎的背景。嘉靖三十二年（1553）以后，潮州地方动乱迭起，绵延20余年，到万历初才逐渐安定。嘉靖四十二年（1563）春天，倭寇大举侵入潮阳，焚掠村寨，围攻县城。潮阳官民同仇敌忾，苦苦坚守40多天。5获大捷，终于等到援兵到来，强敌溃退。然而，兵燹之中，附郭的民居、庙宇，都夷为平地。北门外刚建起不久的书院也烧毁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潮阳人把曾在战争中显灵的双忠公的庙宇修复。关王庙也重新建造。地方远未安定，地方官和百姓们还祈望这位勇武的战神的保佑。
万历十一年（1583）由副总兵于嵩建成的南澳镇城（今南澳县深澳镇）汉寿亭侯祠的建设，跟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另一次大战役有更直接的关系。当时，朝廷命都督俞大猷、副总兵刘显率领舟师三万人征讨吴平。吴平逃匿南澳岛，负嵎抗拒，像一只被逼急了的猛虎。两军相持了三个月，朝廷又命都督戚继光带着五千精锐从浙江前来支援。官兵屡次自正面进攻，都进不了深澳湾峡口，正束手无策。那个晚上，戚继光梦见关公对他说：“如果从背后进攻，还愁不能破贼吗？”天亮了，戚继光按着梦里的启示，留二千人殿后，暗中率领着另外三千人，用三天时间，从云盖寺开路到达深澳后山。枪炮齐发，杀声震天，奇兵好似从天而降。吴平大败，一个人驾着小船遁迹外洋。大乱平定后，南澳设副总兵镇守。将士们都以为，打败吴平，多亏了关爷显灵相助，应该建祠祭祀开报答。于嵩来到南澳之后，用心策画，将士们也尽力协助，把关公的庙宇建成。潮州同知何敢复为庙宇写了《碑记》。《碑记》说，“遗像俨然，赫奕在上，使人瞻视，恍若侯怒气横戈助兵灭贼时也”。关公在南澳的将士和百姓心中，还是勇武的战神。只要看这座庙在乾隆和道光时重修的碑记，就清清楚楚的。
官府与关公崇拜
万历五年（1577）以后，潮州社会开始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与明神宗对关羽的推崇相应，这时潮州开始有官员百姓倡议创建关帝庙。
万历二十九年（1601），通判署揭阳县事何景宪，在县城北门外创建关帝庙。万历三十三年（1605），惠来关帝庙由城里的百姓方天福等捐资，建在县城西关中街。后来，知县游之光又重加修葺。崇祯六年（1633），普宁知县杨大行也在县治西建了关帝庙。
这些庙宇对关帝的崇祀，想来应当由官府致祭。至于崇拜的内涵如何，由于资料欠缺，已经无从了解。
我们讲过，清代的帝王更推崇关公，历朝加封，并要求地方官建祠造像,岁时按礼祭祀。
上有行之，下有效之，潮州官建的关帝庙又有所增加。顺治六年（1649），潮州总兵郝尚久在郡东韩山之麓兴建关圣帝庙。澄海县南门内也建了庙，兴建的具体时间不清楚，应该是在康熙三年（1664）澄海迁界以前。迁界期间，庙宇碑拆毁，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方才由水师副将王训重建。丰顺县南门内的关帝庙，则在康熙四年（1665），由总兵吴六奇创建。潮州府城一直没建关帝庙。直到雍正皇帝诏封关帝父祖三代，为公爵，要求地方有司，春秋致祭，载存祀典，这才在镇署左边保善坊兴建关帝庙。雍正十年（1732），庙成立碑，碑上署名的，有道台、知府到知县各级官员。
由于有碑记资料留下来，然我们可以了解的，与战争时期相比，关公崇拜的内容，正在慢慢地改变。
郝尚久在《潮州溪东关圣帝庙碑记》的记述，显示了这种变化。这时候战争还没有结束，这韩山麓的庙宇，还是从战场上移来。《碑记》说：
后之君子，顾瞻庙庭，即当计靖乱安民，思所以垂不朽者，尊而敬之，更求而光大之可也。
所谓“当计靖乱安民”者，还是把关帝当作战神崇奉。但是，《碑记》又说：
关圣有言：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迄今天下学士大夫，以至妇女孺子，类能尊而敬之。益精诚所郁，金石矢坚，历始卒如新者，总不以间关废兄弟，不以离乱废君臣；此其所以英雄直诣圣贤，亘古而犹神也。
所谓“不以间关废兄弟，不以离乱废君臣”，则已经把“义”与“忠”的道德标准提出来，并指出那时达到圣贤境界的程途。郝尚久心中，却还未曾真正把“忠”落实到“君臣”之上，也未曾把“义”落实到“兄弟”之上。他终于叛乱，终于着迷于巫鬼而众叛亲离，自杀身死。 等到潮州城里保善坊的武庙建成，天下已经乂安。官府对关羽的崇拜，空前隆重。民间的关羽崇拜，也空前流向。就如同《新建保善坊武庙暨田地碑记》所言：
保善坊武庙，祀汉前将军汉前寿侯亭关夫子，志敬也。今天下畿甸郡县，薄海内外穷村绝域，无贵贱智愚贤不肖，皆庙祀关夫子，敬恭悚扬，如事严父。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者乎。历代褒崇曰公，曰王，至于巍然而帝。今上圣神文武，崇德报功，以夫子忠义格天，有功世教，追封三代，爵为上公。地方有司，于春秋致祭，载存祀典。于戏！可谓隆矣。
《碑记》里，“忠义”作为关羽崇拜作重要的内涵，被官师们正面提出来了。设教的对象是民间百姓，从绅士到庶民，官师们当然也应该做出个榜样：
我潮官绅士庶，今而后进入庙堂，瞻仰仪象，当学其立心行事，忠肝义胆，刻刻以君父国家为怀，威弗惕而利弗□，虽颠沛崎岖而志不可夺。将见顽夫庶，懦夫立，百世下皆知纲常名教之为重，无复有寡廉鲜耻，朝四暮三之小人。
这大抵是官府关公崇拜的普遍目的。在官方意识里，“忠义”必须是指向“君父国家”的。从潮汕的历史看，朝廷和官府的这种目的并没有达到。雍正以后，潮州社会经济虽然有比较好的发展，社会秩序却很不稳定。宗族控制着基层社会生活，会党活动在地下潜行。分类械斗，抗
粮抗官，愈演愈烈。这时候，民间关庙林立，“忠义”观念深入人心。忠肝义胆，执事勤敬，叫人钦服；寡廉鲜耻，朝四暮三，被人鄙弃。然而，在民间观念里，“忠义”的取向，并不专在“君父国家”，而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乡村联盟与关公崇拜
在乡村社会，关公崇拜的功能，与他种神信仰没有太大的区别。除了日常对信众的种种福佑之外，主要的功能在于系连社区的整合和团结。
先看一个大型社区的例子。隆澳是南澳岛四个大澳之一。雍正年间，隆澳前江建起了关帝庙。庙宇创建的细节现在已经不清楚。但是可以知道，这座庙宇的关帝是隆澳13乡乡民共同祭祀的神明，每年正月十八，关帝要出游13乡个村落巡境。因为是共同崇祀的神明，这些乡村之间，有摩擦，也就可以借神明求得解决。潮汕游神的风气很盛。大社区联合游神，小村落崇奉神明也在村落范围内出游。隆澳13乡之外，又有山顶乡和山边乡。这两乡的神明，原来都在正月十六日出游，如果遇到风雨天，日期就会后延。因为两乡比邻，游神路线有一个地方是交叉的。早先，在这一个大家都必经之处，两支游神队伍相遇之时，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互不相让，争先向前，不免因此滋生事端。到同治七年（1868），两乡衿耆一齐来到前江关帝庙帝君座前，谋求解决矛盾的方法。衿耆决定把两乡游神的日期，改成正月十六、十七前后两日，就在关帝面前焚香拈阄，定下前后轮流次序，并盟誓“嗣后不得逾约争先，致伤和气。违者议罚大戏四台”。这个在关帝面前立下的盟约，一直被两乡共同遵守。
再举一个村落的例子。澄海外砂镇蓬中乡有座关帝庙，创自前明，迁海期间大概也毁废了。康熙四十九年（1710）重修，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已经差不多过了两个甲子，栋宇垣墉颓圮日甚，就在谢姓乡人建议下，全乡踊跃乐捐，把庙宇重建。这个村落是个多姓村，姓氏很杂，王、谢是两个大姓，还有李、郑、高、林、黄、陈、郑、卢、蔡、孙、尤、蒋、洪等十多个姓。从《重建武庙碑记》的题名纪录看，各姓都以祖先的名义捐了款。关公崇拜显然有益于村落的统合。值得注意的事，村民们对关公的崇拜，既不因为其勇武，也不因为其忠义，只因为神明能够福佑于人。《碑记》在对赫奕的庙貌作了一番描写之后，大概自认为神明一定会很满意，于是说：“神弥锡福于人者，宁有涯哉？”
老百姓对关公崇拜的功能的理解，与官员们其实不太一样。
附录关庙碑刻资料：
1．南澳深澳镇关帝庙碑记3则
南澳镇城汉寿亭侯祠记（万历十一年，1583）
夷考闽粤，在汉季始入舆图，而海外岛屿不与焉。迨我皇帝龙飞汛扫，混一区宇。于是薄海内外，罔不宾服。而南澳越在南海外，当二省之交，盖汪洋中一山咅嵝也。故为鲛人渔子之宫。顷疆圉不靖，逆党往往据此以抗王师，遂视为盗薮焉。嘉靖间，命都督俞大猷、副总兵刘显率舟师三万人讨吴平。吴平走匿南澳，若虎负嵎，相持三月，罔绩。事闻，复命都督戚继光提婺兵五千自浙来援。都督夜梦赭面美髯伟丈夫决策曰：若从后攻贼，靡不破矣。诘旦如言，留二千人殿后，潜率三千人，从澳之云盖寺芟刈林莽，且息且进。三日道开，布列己定，铳炮齐发，军声震天。贼众大惊披靡，以为王师从天而下也。一日夜俘斩三千级，贼自杀死无算。吴贼获小舟遁外洋，仅以身免。然自是挫损，寻亦扑灭。迩者，两省抚臣会请于朝，谓委险予敌非便。乃相地而城，守之以副总兵一员，统两省舟师建牙焉，屹然海上雄镇矣。首被命则白君翰纪，继之者晏君继芳、侯君继高，今则于君嵩也。前二三君者，咸以大将军功伐，繄寿亭侯宣效灵之助，议建祠报祀，属草创未遑。自于君莅镇，先声制胜，海氛屏息，轻裘缓带，诸务毕举。若辟土田以赡兵食，开市集以通贸迁，葺庐舍以奠民居，种种可述。而寿亭侯祠建创区画，尤殚厥心力。遗像俨然，赫奕在上，使人瞻视，恍若侯怒气横戈助兵灭贼时也。夫岭海去原万里，侯生年未尝一履其地，乃显相王师，破此黠贼，不啻摧枯拉朽。侯忠义之气，殆如日月在天，容光必照，河海行地，无浚不通者欤！其血食兹土也，有由然矣。予不谷，滥竽防海之役，尝偕于君视师海上，闻其事，甚骇。会祠成，于君征文以记，予故得论述之如此。因系
迎送神词二阕，俾报赛者从事焉。于君，杭州人，太保肃愍公后，文武忠孝，克世其家，其敬礼侯也，视法祖之意一辙云。督工则千户李道基，而水陆官兵咸效劳勚，例得附碑后。
吁嗟侯兮，赭面美髯。有赫其威兮，乘风御天。显相决策兮，鲸鲵悉歼。翼翼新庙兮，奠海之埏。坎伐鼓兮，以迓云骈。降陟洋洋兮，海静波恬。吁嗟侯兮，血食万年。右迎神。
侯之来兮乘赤兔。飘若风兮骤如雨。止中庭兮寂不语。三军欢兮奏钟鼓。齐稽首兮仰天路。侯既醉兮归去。驰电光兮不停驻。留福泽兮及黎庶。酒三酹兮空延伫。右送神。
明万历十一年岁次甲申季春吉旦
□政大夫潮州府同知前驾部员外郎兴业何敦复撰文
□□潮漳等处地方副总兵于嵩立石
□□陆路守备都指挥南海陈经翰篆额
□□悬钟游兵把总今升湖广都司佥书吴□封
□□□守备今升两广□□都司佥书康九皋
□□□□兵把总以都指挥体统行事指挥佥事徐标
□□□□□地方以都指挥体统行事署指挥佥事王燮
中军掌号官兼管广营把总广州右卫前所千户李道基
福建福营把总汀州卫中所千户刘佩
大城所百户刘玉成
管中军事名色把总王文
中军哨领兵名色把总陈以谦、刘可贤
中军听用武举李恂书丹 监工哨官林廷器督刻
（碑石原立于深澳关帝庙东南侧，现存总兵府内碑廊。题名原分上下两栏，上栏残缺。）
重建武庙碑记（乾隆四十九年，1784）
南澳屹立海中，为漳潮锁钥。嘉靖间剧贼吴平不靖，踞为巢，漳潮之人靡有宁处矣。戚都督继光率舟师讨之，感帝君威灵阴为决策，由是克捷，南澳得为内地，置官守焉。前明副总兵于公嵩创建庙典崇祀，所以报也。顾历岁已久，虽屡加修葺，而地处滨海风雨剥蚀，倾圮日甚。余奉简命来镇是邦，目击关心，思所以鼎而新之。咨诸○司马齐公翀、及五营文武僚属各乐捐廉俸以成厥事。但经费浩繁，又须寺僧募化，共襄盛举。兹○庙貌告成，井然大观，诸善信与有力焉，董事暨两营官兵，咸效劳勚。爰列捐助姓名，勒之于石以志不朽，俾得仰荷○圣庇于无疆云耳。是为序。
乾隆四十九年冬十月吉旦
钦命镇守闽粤南澳等处地方总兵官纪录一次招成万撰。
闽粤南澳总兵官招成万捐银五十员。○南左游击李威光捐银十员。○守备蔡承恩捐银二十员。○千总黄璈、李光辉、把总曾攀桂、吴勇、吴淮、李松共捐银二十四两。○外委蔡安国、陈升、陈志忠、郑廷栋、陈锡侯、许升、张裕、周振共捐银一十六两。○叶全忠捐银四员。○额外颜宜、沈鳌山、林士高、许飞凤共捐银四两。南右游击陈天琳捐银二十员。○署游击陈大勋捐银十四员。○署游击林世春捐银八员。○署游击苏雅韬捐银二两。署守备郑上捐银十员。○千总谢元、翁盛，武举余大盛，把总邓士通、胡山、刘标共捐银二十四员。武举陈树基捐银四两。○把总吴清，外委蔡维智、李朝雄、吴启高、柳志雄、刘廷义、黄士钦、蔡国良、谢富共捐银一十八两。○额外谢威、刘日高共捐银三两。澄海副将黄胜捐银十员。○署副将林国良捐银八员。○都司麦瑞捐银五员。○署都司刘振唐捐银十两员。澄左守备李士荣、署守备余飞鸿共捐银八员。○署千总郑大成捐银四员。○把总许任伟、王士共捐银八员。澄右署守备郑名高捐银四员。○署守备何廷显捐银六员。○千总马绍唐、把总吴飞扬共捐银八员。海门署参将利振纲捐银五员。○把总徐招、刘成伍、林国材共捐银六两。达濠守备许廷进捐银七员。○千总方琪捐银四两。○把总林凤、王名升，外委李英勇、吴凤、余时胜共捐银五两。额外林启志捐银一员。福建水师提前千总许禄捐番头银四员。○台左千总陈邦光捐银六员。○外委王海高捐番头银二员。刘世明捐银一员。粤闽南澳同知齐翀捐银二十员。○署同知蔡枝华捐银一十五
员。○巡检司俞棠捐银八员、番头银二员共十员。署澄海县胡捐银五员。○潮阳县毛沂捐银十七员。○漳林司武彰捐银二员、内番头银一员。○招宁司金潘番头银一员。儒学李捐银一小员重一钱八分。○儒学欧功焕、河东场顾瀛、河西场吴（夹注：廷奎）共捐银一十二员。○海山场徐章捐银六员。
综事南澳左营守备今升福建金门左营游击蔡承恩
（碑石原立于深澳关帝庙东南侧，现存总兵府内碑廊。）
重建武庙碑记（道光十年，1830）
南澳武庙创自明季，废于海氛。厥后使者嘉瑞杨公展复海疆，重兴旧址，钟磬如故。迨乾隆甲辰，镇军成万招公又以而新之。阅今数十余载，风雨剥蚀，廊庑倾颓。已丑秋，清河傅公，系生长于斯，□篆澳右游军，欣然倡建，重新庙宇。禀请镇军汝渭潘公，会同军民府承光胡公，暨率亲标左右营及所属协营官兵，捐廉兴工，诸君子乐助协勷，并改建后座，崇祀帝君三代神位。越明年，新庙奕奕，孔曼且硕，视前有光焉。聊誌梗概，寿诸贞珉，俾瞻礼者知倡率之功、乐善之诚，足以绍前徽而垂后范云尔。
钦命提督福建全省水师军门刘起龙捐银二百员。钦命镇守闽粤南澳总镇府潘汝渭捐银一百员。署闽粤南澳总镇府蒲立勋捐银一百员。署闽粤南澳总镇府何岳钟捐银三十员。澄海协副将万超捐银五十员。署大鹏营参府张克壮捐银八十员。福建铜山营参将黄贵捐银二十员。护大鹏营参府黄吉捐银五十员。署海门营参府傅清河捐银五十员。署南澳右营游府何荣捐银三十员。澄海协中军都府李□捐银五十员。卓常新、杨逢得、曾朱春、林振言、杨新、陈士荣、□辉明、叶雅芝、邓希谟、姚（下阙）曾志钦、林谟、越盛当、陈骏发、张邦杰、朱成贵、蔡武立、陈吴高、刘回春、陈（下阙）唐明高、沈应朝、赖殿翰、赖达亭、方耀、薛合兴、郑启荣、蔡□、徐和合、施（下阙）吴世裕、陈顺盛、陈汉昭、伍良斌、陈锦丰、徐连仲、林启基、吴光明、程国贤、何（下阙）何国欣、方荣得、陈忠生、邱元兴、周鸣春、谢勇、洪陈仲、薛大勇、李陈勇、康（下阙）南澳右营弓箭馆、毓勋堂喜银六员。浩气堂、立勋堂、振英堂、招升堂上各喜银四员（下阙）振武堂、张启思、鸟枪馆、太平堂、牌刀馆、陈玉雄上各喜银二员。青澳山岗乡众弟（下阙）南二号艇船沈英等喜银六员。南六号艇船叶大鹏等喜银四员。信女陈门张孝顺偕男（下阙）孺人傅门薛氏偕男文忠喜银八员。信女赖门郑智金喜银十员。赖门陈淑修、吴门黄氏、黄门（下阙）薛门曾氏、陈门林克勤、林门陈顺孝、赖门郑成发、李门陈顺福、郑门柳妙福、徐门蔡喜德（下阙）徐门薛慈勤、黄门和氏、周门蔡氏、林门何如意、张门何妙禄、吴门蔡妙敬、黄门李添福（下阙）黄门林氏、□门吴崇贵、黄门李慈福、陈门郑宽裕、刘门薛妙玉、林门蔡淑贤上各喜银一员。信生赖国昌喜捐中殿栋梁一枝。信士曾朱春、廖世钦上各喜灰五十担。林和合喜瓦一千块。吴有源喜钱一千六百文。淑人沈门陈裕和喜捐佛厅栋梁一枝。安人刘门林氏喜捐头殿栋梁一枝。孺人陈淑修喜捐后殿栋梁一枝。宜人刘门郑惠顺捐银四员。信士杨昭生喜银四员。蔡宏标、王官锜上喜银一员。
道光十年岁次庚寅桂月 日吉旦
董事黄辉昌、曾志钦、吴季贤、林威、赖国昌、陈世谟、吴□章、王林平、陈得高仝主持僧绩澄募缘喜建。
（碑石原立于深澳关帝庙东南侧，现存总兵府内碑廊。全碑共三石，中一块下截断缺。）
2．潮州府城关帝庙碑记二则：
潮州溪东关圣帝庙碑记（顺治六年，1649）
关圣有言：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迄今天下学士大夫，以至妇女孺子，类能尊而敬之。益精诚所郁，金石矢坚，历始卒如新者，总不以间关废兄弟，不以离乱废君臣；此其所以英雄直诣圣贤，亘古而犹神也。予介胄从戎，二十有载，所至必尸祝圣容，其峙如者山岳，澄如者川流，炳如者日月星辰矣。
己丑春，奉简命镇潮。潮之中，有山魑木魅，啸雨啼烟，凭阻播虐于潮区，匪朝伊夕。今仗神庥，渐次而扑灭之，无烦再讨。是岁夏，有揭之白塔，仍为丑逆哨聚，敢抗颜行。予乃卒所部协援剿灭，龙翁班公，大举直捣其穴，俾无噍类，人心加额，从今可安枕也。因见关圣宫宇，
能偏寰区，岂复与寇地竞此一坯之土。虽然，在天之灵，不临恶壤，而贞淫淑慝之别，肯效泰山於林放哉?遂与共事班公、兵使者兰翁陆公，议徙庙於溪东韩山之麓，苍翠接眉睫，而斐亹于虬龙虎豹间，庶几神得所栖依焉。佥怂恿曰，善。於是鸠工庀木，廊庑咸备，土木徵费，不劳公帑，庶民子来，阅月而庙貌告竣。呜呼，余不敢独攘己功，而凡有至心者，亦能求日在天上，心在人中，一念精诚，可质关圣而勿忒。后之君子，顾瞻庙庭，即当计靖乱安民，思所以垂不朽者，尊而敬之，更求而光大之可也。予武人，曷能文，特一言勒石竖之，以示永永。记落成月岁，辛卯仲冬吉旦。
钦命镇守潮州等处地方总兵官、古汴郝尚久撰记。督造副中军楚黄张士奇书勒。
（该碑石已佚，赖饶宗颐先生早年过录，揭橥于世。今据1948年《大光报·方志周刊》帝95、96期刊出。）
新建保善坊武庙暨田地碑记（雍正十年，1732）
保善坊武庙，祀汉前将军汉前寿侯亭关夫子，志敬也。今天下畿甸郡县，薄海内外穷村绝域，无贵贱智愚贤不肖，皆庙祀关夫子，敬恭悚扬，如事严父。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者乎。历代褒崇曰公，曰王，至于巍然而帝。今上圣神文武，崇德报功，以夫子忠义格天，有功世教，追封三代，爵为上公。地方有司，于春秋致祭，载存祀典。于戏！可谓隆矣。潮为五岭雄郡城内民居稠密，尺土寸壤，未易必得。故夫子之庙，所在多有，而求其宏厂深远，殊无称式□□于知府事□自奉诏后，每于府治东偏，二仲行礼之次，辄惄焉弗安。筹画久之，适于金山之阳保善坊内，相□□□□吉盖建。议移郡丞驻扎黄冈，虚其廨以为公馆。馆东箭道无所用，于建庙为宜。鸠工庀材，欢腾槖鼓，经始于雍正九年六月朔，□以次年二月望月落成。中为正殿，祀夫子。又中为后殿，祀曾祖光昭公、祖裕昌公、父成忠公。前为大门为仪门。后为宅舍，以居职司者。□者清出在城开元寺公田柒十叁亩四分，以为庙租，供香灯及守者资粮，庶几可以传之久远，勿替而引长也。窃□夫子炎汉一将军，赤心事主，志存匡复，即封侯尚非所计，而王、而帝、而圣神，岂其求愿及之？忠义之气，可以配天，越今于五百年，精神当周宇宙，尊崇极乎典礼。生民以来，尼山素王而外，未有盛于斯者。我潮官绅士庶，今而后进入庙堂，瞻仰仪象，当学其立心行事，忠肝义胆，刻刻以君父国家为怀，威弗惕而利弗□，虽颠沛崎岖而志不可夺。将见顽夫庶，懦夫立，百世下皆知纲常名教之为重，无复有寡廉鲜耻，朝四暮三之小人。夫子之有功世道，岂浅尠哉。谨斋戒薰沐，拜手揖首而为之记。
广东分巡惠潮兵备道按察使司副使加一级纪录六次胡□立石
特授广东潮州府正堂加二级纪录三次龙为霖
户部陕西司员外郎升授两广都转运盐使司潮惠、汀、赣□□分司加一级纪录一次程哲 广东潮州府粮捕通判兰仙□□□□补□□□等杨□□
潮州府海阳县正堂加一级纪录一次张士琏
□水抵东陇渡□二□□□收船外每年香□十两永远供奉
一□梅溪□东□坐返横水二渡户陈相□□□□外每逢香银十两永远供奉
林烈□田九亩租谷九石，廖美如田三分三斗，廖畅一田一亩四分租一石四斗，□廷七田一亩四分一石四斗，李旺田四分四斗，薛君公田三亩三石，廖□□田一亩二分一石二斗，廖□田二亩七分二石七斗，□正田一亩一石，郑荣臣田三亩三石，□□□田一石四分一石四斗，□□□三亩三分三石七斗，□联田四亩四石，廖佳佳田一分五二斗，廖俊□田一亩六分一石六斗。东□□□田一亩一分一石一斗，林超田三亩三石，廖文田一分五厘二斗，□□□纪田一亩六分一石六斗，□□□□□银三钱，方杰低田二亩一石，廖良山田一亩九分二石，□□□□田一亩七分一石七斗，□□□□□□□□租银四钱，廖瑞吉田四亩四石，□□□田一亩九分二石，□□□五亩八分五石八斗，□□□银三钱，□□田二亩二石，□文田三亩八分四石，□纪一亩九分二石，□□□□二分□□□□□钱□□田五分□三斗□□□文田一亩三分一石三斗。以上共田地七十三亩，带租合六十六石一斗，租银一两六钱。
雍正拾年肆月○○○○○○○○○日住持僧源□
该庙已毁，碑石今存潮州市博物馆内。
3．乡村关帝庙碑记二则：
重建武庙碑记（嘉庆二十四年，1819）
我乡关帝庙创自前明间，迨国朝康熙庚寅年重修，阅今百有十九载矣。栋宇垣墉颓圮日甚，有志者未尝不流连感慨系之。于是有乡人谢孟森等倡请乡众、绅衿、耆老会议重建，即分贴标题，合乡靡不踊跃乐捐，集有成数，随筶吉兴工。左畔买铺四间，拆建厢房四间，以为司香住宿之所；右畔买铺一间，拆四角以广通巷之路，余八角仍盖为铺并楼税租归庙。埕前买谢大勋户内粮田六分，筑一半以广面埕，一半仍留为田粮，载大勋户内差输，每年将右畔铺租支出，付大勋户丁完纳，余租交庙祝以充香火之需。面前沟畔买涂田一分地，高筑印槛，以壮庙貌风水。是役也，庀材鸠工，经始于孟夏，落成于仲秋，依旧址而广增式廓，规模宏丽，视昔日尤焕改观。此固人之诚，亦神之灵也。神弥锡福于人者宁有涯哉？爰为之记并勒题捐芳名以垂不朽。董事谢孟森、谢天扬、谢开英蔡文烈、谢呈礼、谢孟卓
嘉庆二十四年岁次己卯仲秋吉旦乡从共立
计开众治子题捐姓名开列于左：
王南缶祖捐银壹百贰拾元，李隐祖捐银伍拾元，郑玉海祖捐银叁拾柒元，谢呈高祖捐银三十元，高积美祖捐银贰拾伍元，谢开美祖捐银二十元，林西源祖捐银贰拾元，黄旭利祖捐银二十元，谢克江祖捐银贰拾元，谢应瑞祖捐银二十元，陈英汉祖捐银拾捌元，郑士炎祖捐银十六元，卢华岳祖捐银拾肆元，谢孟宣祖捐银十四元，谢绍学祖捐银拾叁元，谢言侯祖捐银十三元，陈英元祖捐银拾贰元，谢义祚祖捐银十二元，谢禹悟祖捐银拾壹元，谢良容祖、陈碧□□、蔡崇大祖、谢孟裕祖，已上各捐银壹拾元，卢云□□、孙士捷祖、谢成谋祖、谢禹利祖、谢□□□，已上各捐银捌元，黄开顺祖、林良献祖，已上各□□柒元，陈天预祖、王尔发祖、陈英上祖、尤凤□□、□孟绪祖，已上各捐银六元，陈开启祖、陈德懿□、林孟贵祖、蒋德亮祖、洪良可祖、郑德安□、谢开奕祖、谢孟联祖，以上各捐银伍元，谢□霁祖捐银四元半，谢衍实祖捐银四元。
碑石今存澄海外砂镇蓬中乡关帝庙内。
立碑议定两乡神游（同治七年，1868）
窃为该处地方系正月十六日两乡神游必经之处。前有不肖子弟，屡因迓神相遇之时，藉此生端滋事。是以两乡衿耆齐到前江庙帝君座前，焚香拈阄。山顶乡阄受已已年正月十六日神游，山边乡阄受十七日神游。庚午年山边乡轮十六，山顶乡轮十七。以后照前次第轮流，不得恃强混争。倘轮十六日期偶遇风雨，不得出游，欲与十七日同游，必须让轮十七者为先。或有相遇，轮十六者当驻轿避之。此系两乡拈阄以定先后。嗣后不得逾约争先，致伤和气。违者议罚大戏四台。
同治七年十二月○日
乡宾黄绵年、谢大光、余忠进，贡生谢汝诫、监生黄如龙、监生吴时正等立
（碑石原立地点不明，1989年在后宅镇龙地村交警大队附近修筑公路时发现，现存山顶圣王庙。）
重建武帝庙碑记（1943）
我隆澳前江武帝庙，相传创自清雍正年间，时代久远，迄今二百余年。历岁月之迁移，受风雨之推毁，后人捐资修葺者，不知几度经营。讵民国戊寅之夏，国际风云，祝融为虐。巍巍殿宇，统兆焚如，断壁残垣，满目灰烬，风雨飘摇。日月居诸，间虽倡建有人，一时未能成举。辛巳秋，乃由光等商请地方绅商士庶，输诚醵资，鸠工重建。今岁夏五，殿宇方告落成。绅民聿修祀典，行见庙貌焕新，永垂百载之明禋，神灵赫濯，广被十三乡之子姓焉尔。是为记。 中华民国癸未仲夏武帝庙重建董事会林荣光、杨家略等敬立
（碑石今存南澳后宅镇海滨路前江武帝庙西侧。）
三、潮商关公崇拜的观念投射：忠义与诚信
在上文，我们强调，在把民间宗教作为一种影响到潮州商人文化精神的传统来理解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某一种神信仰，当作民间宗教的全体。比如把“忠”作为潮商文化精神一个构成因子，它可能来自儒家教育，民间文艺熏陶，也可能从不同的神明崇拜中来获得。
实际上，我们很难举出例子来论证潮州商人在关公崇拜中直接受到什么影响。关公是一个受到所有人尊崇的神，潮汕有很多关公庙，商人们可能是一些庙宇修造的主要资助者，但是没有一个是专为商人祭祀而建造的。跟韩文公崇拜一样，商人专祀的唯一例证，是苏州的潮州会馆。那么，也跟我们在韩愈崇拜一节里头所分析那样，对这位神明的崇奉，寄托的还是潮州商人对儒家道德理想的倾慕。不过，这种倾慕，最终铸造了潮州商人的文化精神。
那么，潮州商人的关公崇拜，究竟投射着什么观念呢？或者换句话说，关公崇拜能够带给潮州商人什么样的文化精神？
忠义
关公崇拜对商人和商业社会带来“忠义”观念，可能是最容易见到的一点。李亦园先生谈论台湾移民社会的商业化和市镇里“关公”崇拜的普遍之间的关系，这样说：
再进一步说，台湾早期的移民在定居建立田地并发展水利之后，移殖的社会逐渐稳定下来，总人口也跟着逐年增加，城镇市集也逐渐出现，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商业贸易的频繁，到这时候一个正常定居而有所发展的社会于是建立了。在一个移殖而初定居下来的社会中，人际间关系网络的建立，特别是在商业性的相互交往之间。极需一种讲信用重义气的象征作为行为的准则，此时“关公”的崇拜就突显出来了。关羽原是一个武神，但民间因受《三国演义》小说的影响，就转化为讲信义的神，尤其在商人阶级的社会里，关公的崇拜更为普遍，经常有规模宏大的关帝庙建筑在城市里或市郊，显现出较大资本力量与城市居民的参与到民间信仰之中，这一时代距离急遽变迁的现代化阶段已经不远了。
李先生对台湾社会的这个观察结果，也适用于闽粤社会，当然包括潮汕。在这段话里，李先生讲到信义——信用和义气，没有提到忠。但是，在汉语的语境中，忠与信义是断然不能分开的。比如，明清两代对关羽的封赠，“忠义”总是排列在各种善德行的前头。本来，在《三国志》里，关羽对刘备的忠心，是被用了“义”字来赞颂的，请读读志书：
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
《傅子》曰：辽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杀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叹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度何时能去？”辽曰：“羽受公恩，必立效报公，而后去也。”
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臣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
曹操以为关羽这样对刘备，是“事君不忘其本”，是“各为其主”，所以“义之”。什么是“不忘其本”呢？我们记得孔子说过，“臣事君以忠”，就明白这个“本”就是“忠”。只是到了宋代，儒家的纲常道德被理学家们绝对化以后，“忠义”就被紧紧捆绑在一起，而且专指“君臣”关系了。试想想，当时曹操可能把关刘的关系，视为君臣关系么？
况且孔子也不专用“忠”来指“君臣”关系。他不是说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吗？曾子不是也天天自我反省：“为人谋而不忠乎”吗？可见，“忠义”原来是可以对任何人际关系而言的。
在民间，“忠义”的观念，也跳出了君臣纲常的绊羁。这在民间文学的理念中，有着很明显的表现。《三国演义》是一个很有力的例证。“忠义”可以说是这部书最强调的一个主题。像我们讲过的，这部书受理学影响很大。它所强调的“忠义”主要还是指君臣上下尊卑的道德关系。但它毕竟也流露出民间社会对“忠义”观念的另外的理解。那就是重承诺而不计得失。刘备与关羽之间的关系便是如此。在《三国演义》里，关羽对刘备的忠诚，不妨说是臣子忠君。然而，刘备一心要给关羽报仇，连国家、生命都不顾，弄得魂归白帝，却很难说只是“君使臣以礼”了。这里面，更强烈的，是一种“只求同日死”的拜盟兄弟之情。一些恪守纲常的学者因此对《三国演义》很不满：怎么可以因为兄弟之义而忘了君臣大义呢？殊不知，这正中小民百姓的心怀。
忠义作为小民百姓的道德理想，它更加被强调的是取与的得宜和承诺的兑现。这种道德观念，在潮州商人身上，也有鲜明体现。林济在《潮商》里，曾经举了大埔商人田锡珖、何寅初、张辅臣、陈就列，饶平商人廖世麟的例子，来说明“在潮州商人普遍的关帝崇拜背后，潮州商人已经形成一定的重义守信心理文化，并且转化为行为准则”。其实在这些例子中，唯有何寅初与债主张某之间可能有合约而存在信用关系，其他故事，都不能用作守信的例证。这些商人因为“义”受推崇，他们的“义”，只在于“明取与”——是自己该拿的，拿；不该拿的，不拿。这种品格，能帮助商人在商场上取得信誉，因而得到的也将会更多。关于潮州商人的这种“义”，还有一个更流行的故事：
揭之棉湖，又有林氏子，好赌博，然能轻财重义。一日之河边，得遗金三百，林念此重赀关系不小，亦守以俟失主。既而失主至，系罄房屋田产典与某村富人以为生理资者。林审得实，亦返之。失主愿与平分，亦不受。失主归至家语诸其妻，妻曰：“生理最难得者，伙伴也。林，义人，盍不招之以为伴?”失主走谋，强而后可。合伙三年，所取息甚多。持三百金赠林，林曰：“是可受也。”因受之，自营业。棉湖人皆曰：“是返遣金义人也。”莫不输诚与之贸易，家亦以富。
棉湖林氏子可以说是非常“明取与”的人：捡来的钱是别人的，没自己的份，即便是失主有心酬谢，也不能拿；合伙做生意赚了钱，有自己一份，即便是空股，给多少钱都拿。故事的道理还不止于此。它告诉我们，林氏子的“明取与”让他博得“义人”的名声，失主夫妇把他当生理上最难得的伙伴，里人也做投资者，拿钱出来给他做生理。林氏子因此致富。
“义”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古人解释经书，说，“义者，宜也”。宜，就是应该，合适，说话做事恰如其分。老百姓看重这种道德，潮州商人看重这种道德，岂是因为它讲究“君君臣臣”而已。做生理发了财，不能舍财，那是为富不仁。发了财，能用财，替天地惜物怜人，那就是“义”。清代中期以后，地方志的人物传，就记录了不少潮州商人的义行。请看嘉庆《澄海县志》的例子：
黄嘉祥，字启祥。下外人，太学生。性孝廉，好施予。四岁失怙，就学母族。因思家贫，恐母存不逮养，遂废学业贾。稍足自给，即为外祖建祠屋，为寡姐奉蒸尝，凡以娱亲志而已。其居乡也，赈荒筑堤，恒为之倡。人有负其金者，度力不能偿，即破券与之。卒后，御史刘公宗魏为文以吊，称为君子云。
林中凤，字雄周。苏湾人。援例授户部云南司员外郎，在管数月卒。生平有大志，好任侠。虽由商贩起家，而赋性阔达，无龌龊之习。在琼南日，凡有亲朋告贷者，皆力助之。 陈钱瀚，下外人。少业儒，长弃学为商吴越间，以轻财好施称于时。
刘振耀，字明壁。上外人。幼聪慧能文，及长不遇，乃变业为商。居吴南濠，以疏财赴义，为人所重，一时称为长者。以子日暄贵，敕赠文林郎。
陈文茂，字岱之。下外人。少贫困，长涉江湖，发奋成业。兄弟已异居，卒赖以赡其家。终身无吝。晚年捐助尤多，为当道所知。
诚信
作为道德标准，上面说过，“义”还有一种表现——“重承诺”。这种表现与“忠”也有关系。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句话里，“忠”是跟“言”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是忠？忠就是言之由衷，敢说心里话，说话要算数。所以，孔子又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把“忠信”并举。实际上，就是要求讲“诚信”。
关羽身在曹营，心里时刻挂念刘备，那是因为先有“共死”的誓言，不可违背。曹操赞他是义士，后人说他是忠君。重要的是他言而有信，讲求“诚信”。这一点，通过神明民间宗教崇拜，内化为潮州商人的文化精神和行为准则。对潮汕商业文化的影响很大。
在贸易往来中，潮州商人坚持“唯诚与信”的经营之道，始终不渝，以取得社会的公信度。我们谈过的潮州吴祥记，能够从摆地摊的小商贩，发展成潮州首富，就是靠“不二价”的经营原则，童叟无欺，确立“诚信”商业形象。许振声讲过潮州商人讲究诚信的经营之道，有很生动的例子：
黄金首饰业售出与回收的金饰，进出同价，从经营之道这一角度看，这是示人以诚和信。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与上流社会打交道的行业，穿的是“三尺六”(长衫)着的是“一尺二”(阔裤)，非诚信不可。说这种话的潜台词，就像在说穿平装衣服的中小行业，就不会那么诚信了。笔者手头有一个中小行业大诚大信的资料，请看一看。
韩江上游来的竹排(各种竹子扎成的排筏)傍岸于南门外溪边，竹类业新的一轮购销交易开始。交易方式，卖方手拿一顶尖头雨笠，买方拿住雨笠的另一边沿，各伸进一只手于雨笠之中，买卖双方都使用手势隐码，一言不发地在雨笠里比比划划，当买卖双方的二只手离开雨笠时，交易过程就算完成。
手势隐码，从一到十。伸食指表示一，伸食、中两指表示二，伸食、中、无名三指表示三，伸食指至小指表示四，五个指尖聚拢成团表示五，伸大拇指表示六，伸食指半曲表示七，大拇指和食指各向两边分开表示八，伸食指屈成勾表示九，把食指弯向大拇指成环状表示十。买卖双方所讲定的价格、数量多少，都用手势隐码表达。
这种交易，没有什么“合约”和“协议书”之类的文字，没有中见人，若有一方要悔约，另一方是没有官司可打的。但他们就是信守，全行业中从来没有发生过悔约的事，都是如约履行。这是一个知诚信、守商业道德的行业。
像这种没有书面“合约”，甚至没有中见人的交易，并不仅仅见于竹类业。可以说是，传统潮州商业贸易的通行惯例。饶宗颐先生总纂的《潮州志》里，就有这样的一段夹叙夹议的记载：
畴昔潮州民风淳厚，贸易专尚信用，不重手续。晚近渐趋浇离，商场信用，保持至抗战期间，始告泯灭。在信用未堕时期，市上商人一经口头应诺，虽转瞬市情丕变，至于倾家荡产，亦皆履行诺约，不甘食言。汕头与内地货物买卖，一经船夫、路脚、或过往熟人之传言，谓某需要若干某货，即如额付与，然後依期凭帐收款，收货人绝不以其无据而拒帐。其或收货人倒闭，则由债权人清抄财产，任从追偿，不敢否认债务。潮州稍具信誉之商人，既有金融界之信用放款，又得买卖货物之赊账，故往往有极大之经营，而赖乎信用者十之六七，赖乎资本者十之二三，所谓潮人能以小资本经营大商业者，实基于此。至赊帐之风，大概於抗战发生、地方失陷之时起，反溯而上，逐年加盛。不特批发可赊，却零售亦多可赊；同一地方内可赊，不同一地方亦可赊。甚而汕头至香港、上海购办，以及海外各港与汕头之托办、托兑，亦得以赊账行之。故潮谚有“无赊不成商”之语。
我们在上文讲过，赊账是在熟人之间进行的。《潮州志》对潮汕旧时商场赊账很复杂的惯例，有一个简表。赊账可以分现款、五天期、月期、埠期、节期、年期、六十天期、帮期、冬期、墟期、不定期、老数、内数、倒帐数、不切数等等类别，各类有不同的运用范围、归帐期限和
附带方法。简表清楚地说明赊账如何进行，读者如果对此问题有兴趣，可以参阅原书。我们还用了民间宗教“许愿还神”的风俗来解释这种行业惯例形成的基础。现在，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赊账惯例能够通行，主要倚赖于忠义、诚信一类道德的支持。而这类传统道德能够化为潮州商人的文化精神和行为准则，民间宗教崇拜起着很大的作用。
明白这一点，对《潮州志》上“赊帐之风，大概於抗战发生、地方失陷之时起，反溯而上，逐年加盛”很有趣的那句话，大概就可以会心微笑。我们曾经花了很大力气来讨论潮汕商人的“诚信”问题，却不去理会作为一种传统道德，“诚信”观的确立和流行，其实还需要更大更深刻的文化力量在背后支持。一个多世纪来，西风西潮卷入中国，咆哮汹涌，其势愈来愈猛烈，摧枯拉朽一般荡涤着传统思想文化。社会变迁，思想更新，文化重构，在这种种冲击之下，民间宗教已经面目全非。倚赖着民间宗教做精神和心理支柱的传统的“诚信”观，还有可能重新确立吗？
四、儒家道德与潮商文化精神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对韩愈崇拜和关羽崇拜这两节中讨论的，儒家道德与潮商文化精神的问题，稍作总结了。
我们说，通过这两种民间宗教信仰，一些传统儒家道德，诸如忠、义、仁、勇、诚、信等等，内化为潮汕商人的文化精神，并进一步成为指导他们行为的规则。但是，也需要注意两点：一个是大背景问题。商人与儒者界限的融混，和商人吸收儒家伦理，形成自己的文化精神，来指导商业行为，是在16世纪至18世纪的整个中国社会中发生的。潮商对韩愈和关羽的崇拜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他们的聪明之处，在于从本土原有的宗教偶像中去取材，间接吸收儒家伦理，来构建“为商之道”。另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是，这类“商道”、商人伦理只是讲一般常态，而且只是放在传统社会中去论述。对新时期的某些潮汕商人的欺诈行为，则应该从新规范的要求与旧习惯的引导之间的矛盾去理解和分析。
最后，我想借用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话，来结束这一章：
至少到今天为止，言行完全一致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还没有存在过。而言行完全相反或基本上背道而驰则是社会秩序即将或正在崩溃的象征。以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而言，商人阶层正处在上升发展的阶段，因此当时流行的商业道德对他们大体上确是发挥了约束的作用的。明清商人中虽有欺诈之事，如明末《杜骗新书》之所示，却不足以否定商业伦理的存在。十六、七世纪的欧洲和英国商人又岂能人人都依新教伦理而行，全无欺诈之事？即以今天的情形而言，我们也不能因为有经济犯罪的现象而否认经济世界中仍受某种伦理规范的支配。事实上，“欺骗”或“犯罪”正是相对于某种公认的“规范”才能成立的概念。因此以下仅在客观地刻划出一般的常态，绝不是美化传统的商人，说他们人人都遵守商业道德。特声明于此，以免读者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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