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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宫廷医案养生之道大揭秘：皇家医事作者：屈维英

《皇家医事》目录
作者自序/Ⅴ
第一章医药篇/1
在我国古代民间，每逢端午、重阳、除夕等节日，都要举行不同仪式进行防病。如端午节饮艾叶酒、雄黄酒，焚烧苍术、白芷一类气味芳香的草药，并以蒲艾沐浴，雄黄涂额；重阳节饮茱萸酒、腊酒、椒酒；除夕饮椒柏酒、屠苏酒、桃汤，以及点燃丁香、皂角等，这些做法都无一不体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的中医思想。
清代对太医院的完善/2
种痘战胜天花恶魔/5
为儿童种痘防治天花/10
镇心理气治温病/15
活血化淤广泛运用/19
帝王也需用猛药/25
外治医方独具特色/30
医疗护理方法繁多/36
医药理论建树卓越/42
药材地道要讲究/47
重视未病控病情/51
中西医互相交流/57
临终救命生脉散/61
宫廷秘方的现代利用/65
第二章养生篇/71
每年春季榆树出叶结钱的时候，清宫都要食榆钱饽饽、榆钱饼、榆钱糕。乾隆不仅自己带头吃，还分送给后妃、皇子皇女和王公大臣，并将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食物供奉神祖，在宫内、圆明园等处供上榆钱食品。
康熙帝拒绝灵丹妙药/72
节俭饮食能长寿/76
温泉“坐汤”养生好/81
乾隆长寿有秘诀/84
皇室保健有人参/91
嘉庆忽视了“老年病”/97
“药浴”养生，身心清明/101
健胃消食的锅巴/105
慈禧吃鲜花成癖/108
老佛爷驻颜有术/111
清代皇帝不嗜酒/116
西太后钟情“代茶饮”/120
宣统喜欢吃山楂/125
脾肾双补抗衰老/128
清宫健脾八仙糕/134
第三章历史篇/137
历史不光是由文字写成，医药的痕迹也在进行历史书写。在医生面前，人的健康状况是赤裸裸的，而药方更是人无法掩饰的身体、生命状况的写照。顺治、康熙、雍正、同治、光绪，他们的死因之谜，清宫的医疗档案将告诉你一个新的答案。
顺治帝英年早逝/138
康熙帝因“痘”得福/144
立储之忧害健康/149
雍正帝死于“仙丹”/154
六世班禅“因痘圆寂”/161
哀世之君的宿命/165
李总管医案有玄机/171
同治死因揭秘/176
光绪之死有病因/180
“鬼子六”悲愤而终/186
清末无嗣闹宫荒/190
清帝多亡于冬天/198
“香妃”可能死于疮疾/201
可怜瑾妃亦薄命/205
“寡妇院”里肝病多/208
格格多患“相思病”/212
第四章太医篇/215
皇家通常都集中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医生，而清宫太医院就是清代最出色医生的聚集之处。不管他们来自江南水乡还是关外北国，这些医生互通专长，怀着悬壶济世的目标，研究出大量卓有成效的医术和药方，更在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为民众医疗做出卓越贡献。
康熙帝关心朝臣健康/216
西医也进太医院/221
太医老字号同仁堂/225
道光帝废止针灸/230
出诊太医不收“红包”/236
自古太医实难当/238
杜钟骏关注鸦片之害/244
江南水乡多名医/248
末代太医院院长张仲元/255
跨时代的太医孔伯华/258
太医院的衰落与终结/262
后记我与清宫医案的情缘/267
本书主要参考著述/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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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1)
2005年，一部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风靡东南亚，着实是火了一把。这部电视剧所讲述的，不过是韩国历史上一位宫廷医女的成长经历，除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片中还有意穿插了大量细致入微的膳食和养生之道，令人不禁反思的是，这些在每一个中医看来都如数家珍的常识，却令我们的国人备感新鲜，而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这些素材都无一不能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找到源头，但谁也没想到，就是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材料，经过韩国电视工业的现代包装之后，居然把原产地的人们搞得如痴如醉。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也充分说明了文化资源大国并不等于文化产业大国，在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开发上，我们的功课还做得远远不够，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追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窥一斑而见全豹，读者不妨首先把本书看作是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医药文化宝库所做的一次小小的发现之旅，一次对中华传统文明的重温。
迄今为止，对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近三百年历史的演绎和传播，可谓是层出不穷，乱花渐欲迷人眼了，但在五花八门的正说和戏说中，恐怕很少有人能够接触到至今仍深藏在故宫博物院中有关清代太医院为历代皇室成员诊疗所留下的历史记录。这批多达四万余件的清宫医案，不仅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内容最为丰富、史料价值最高的皇家医疗档案，而且可以说是空前绝后。随着太医院的发展至清盛极而衰，这批记录详实的医疗档案亦随着大清王朝的烟消云散悄悄淡出世人的视野，而这一沉睡就是整整七十多个春秋。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医学家、中科院院士陈可冀先生曾倡议系统梳理清宫医案，并且带领一批科研人员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亦有专著出版。但此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在当时只为少数专家所了解，其研究成果也颇为专业，一般读者很难了解其中的奥秘。当时的研究告一段落之后，这批档案也就很少再有人问津，重又回到历史的尘埃中去了。
但在本人这样一个非专业人士看来，这批浩繁而完备的清宫医疗档案，却是一座取之不尽、挖之不竭的文化宝藏。它不仅在中华医药方面有其特殊的研究价值，大可造福于现代人的健康，而且在专业之外更有着无法替代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即使是对于大众读者来说，也不乏丰富的营养和裨益。具体说来，清宫医案的价值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各种疾病尤其是烈性传染病的爆发常常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疾病不仅反映出当时的国计民生，而且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只不过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在探索历史的脉络时常常忽略了医学领域，而从医者又大多囿于专业，不曾将疾病的来龙去脉与社会发展的桥梁打通，或者也无暇顾及和发挥。在本人看来，清宫医案并不只是皇室诊疗记录的简单罗列，通过这批文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的脚步是如何在疾病的威胁前辗转腾挪，甚至可以不经意地逐层剥开人类社会发展与疾病史之间的种种微妙而又千丝万缕的联系，进一步洞察历史的真相。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王朝的医疗卫生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难得的社会文明史，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人类历史在前进过程中的无奈和苦难，亦可以感受到文明跋涉的印记和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这恐怕也是当时的宫廷太医们所没有想到的吧。
其二，清宫医案完全可以当作一部有关清代的信史来品读。中国的历史书写者常常由于时代的需求编撰历史，即使是一部二十四史，也往往因为统治者的需要而颇多隐曲、篡改之处，所谓为尊者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今天的人们在接受历史的记述时要多留个心眼，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但正所谓人命关天，清代太医院在记录皇室成员病症时却来不得半点马虎，稍有疏忽就难免杀身之祸，另一方面，统治者在自己的健康面前也不能不敞开心扉，任何一种疾病都事出有因，不仅有生理的因素，更有其精神层面的深刻原因，甚至从诸位皇帝病案中可以依稀看出当时政治气候的动态，以及一个王朝的气数。正是因为太医院的独特使命和作用，又相对超脱于###的旋涡，以及历代医家所素来秉承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清宫医案才在不经意间为今天的我们透露了诸多王朝皇位更迭的历史隐秘，以及历史人物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也算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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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2)
其三，中华医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及至清代已自成体系且颇多创新，在治疗疾病、预防疾病以及养生方面都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充分体现了古老的“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能出入太医院者，都是内外兼修、学养深厚之人，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多在预防学和养生学方面颇有建树。遗憾的是，这些前人医家的医疗经验多深藏于常人难以看懂的药方之中，未成体系，但其实用价值却不容忽视，本书所做的工作不过把这些果实略呈于大众面前，让这些沉睡于医案之中的闪光珍珠抖落满身的尘埃，以期复活于当代，造福于大众。
其四，如果读者对中华医药的发展独有兴趣的话，那么多了解一些古代太医院的真相也会颇有助益。很久以来，人们对太医院的了解知之甚少，一方面是由于事涉宫廷内秘，另一方面也因为现存的历史资料不多，即使知道一点也大多流于稗官野史，街谈巷议。所幸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完整无缺的四万余件宫廷医案，弥补了我们在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宫廷医学的巨大空白。值得注意的是，但凡是那些能够在宫廷内供职的御医都不是躲在深宫里的“滥竽充数”之辈，他们无时无刻不关心社会医学的发展，探索中医的创新，而且往往出入于民间和宫廷之间，可谓是历代医学、医术的集大成者，只不过是集百家之长供一家之用而已，因此今人也有责任对宫廷医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挖掘，使其重焕青春。
就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社会上又刮起一阵号称要“取消中医”的风浪，虽应者寥寥，但无疑也再一次暴露了中医处境的尴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很多人用现代眼光试图系统批判中医的时候，我们的邻国韩国却积极向联合国申请韩医为世界文化遗产。那么这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如何做解释呢？在此，本人作为一个“门外汉”也想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其实中国在进入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愈演愈烈，尤其是西医的迅猛发展，中医的生存危机就一刻也未曾解除。在日益强势的西医看来，中医不过是一种另类医学，难当大任，而中医面临西医的冲击也至少有几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对中医仍持有坚定的信念，依然执着于传统的阴阳五行和脏腑理论，视西医的长驱之入而不顾，可谓数千年如一日般地我行我素；一种态度则主张中西医结合，清代太医院最后一代院使张仲元在光绪年间就有“汇通中西”的设想。但事实上，中西医结合又谈何容易，其间不仅存在着观念的巨大障碍，而且双方在医理上也颇难通约，以至于现在的中西医结合不过是西医诊断、中医治疗而已。长此以往，中医的人才素质也大面积滑坡，很多年轻的中医从业者连基本的望闻问切都搞不明白了。
那么，中医到底还有没有光明的未来呢？破解这个宏大的命题显然不属于本书的探讨范畴，但也与本书的立意与内容不无相关。如果跳出纯粹的专业领域把医学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来看，未来的人类文明版图一方面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的冲击，谁也无法“躲进小楼成一统”，该淘汰的注定要消亡，但另一方面，文明的最终格局也注定是多元化，谁也无法做到一统天下，反而是越有民族性的越有生命力，故只有根深才能叶茂。这个根不是别的，就是一个民族的气质与灵魂、理念与精神，就是这个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因此，尽管延绵数千年的中医之树也不乏云遮雾绕、残枝败叶，但其根基却不是谁振臂一呼就可以动摇，更不是谁可以倡议取消之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岂不是如同倒洗澡水把澡盆里的孩子也一同倒掉了吗？中医历经风雨而屹立不倒，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土壤，谁又能说，老树在经过现代科学技术的精心培育之后不会开出芬芳扑鼻的新花呢？因此，真正的问题或许不在于如何挽救中医，而是如何振兴而发扬之，也就是所谓的去粗存精，推陈出新。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责怪“取消中医”的呼声，也许正是在经历了一个民族对于自身传统文化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之后，人们才会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再一次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忱与珍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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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3)
如果这一天真的来到，那时的人们对于本书所讲述的清宫医案的价值恐怕要又一次刮目相看了。

清代对太医院的完善
太医院是专门为皇室成员及王公大臣防病治病的宫廷医疗机构。据史书记载，中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数千年间，历朝历代都设有为最高统治者防病治病的太医院。经过几千年的沿革和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太医院已经逐渐完善起来。
太医院是太医们候旨待诏、讲论医学及传习医学之衙门，即宫廷医生的行政管理机构。太医院的职责是，“掌医之政令，率其属以供医事”，归内务府直接管辖，名为“医院”，实无病人出入，只有医生往来。太医院设有传授医学知识的教习厅，亦是医学教育机构，在宫廷医学的继承和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的太医院已有相当规模。明代太医院设置13科，即大方脉、伤寒、妇人、小方脉、针灸、口齿、咽喉、眼科、疮疡、接骨、金鏃、按摩和祝由。清代的太医院分科，曾数度变动，顺治年间为11科，后由于合并或取消而逐渐减少，至同治年间只剩下5科，即大方脉（包括明代的大方脉、伤寒、妇人科）、小方脉、口齿咽喉、眼科、外科。清太医院为五品衙门，医务人员都有相应的职位。太医院的院长叫院使，为五品官，副院长叫左院判，官居六品。御医15人，官居八品。另有吏目30人，医士40人，医员30人，统称官士。还有制药人员若干。清廷御医多来自江苏、浙江一带。这是因为，温病学等重大的医学创造与发明多产生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江南水乡之缘故。
从时间上看，从清兵入关到乾隆末年（公元1644年～1795年），是清朝政治、经济的黄金时期，也是清代宫廷医学建立、健全并发展到全盛的阶段。在这期间，先后建立了太医院、御药房等宫廷医药机构，制订了一整套医官升迁制度和医学知识传习与考核办法，促进了宫廷医学的发展。
由于机构趋于完善，太医院的临床经验进一步丰富起来，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温病学、人痘接种术、活血化瘀法及方法繁多的外治法，在太医院得到广泛应用；太医院还重视医疗调理、医学基础理论的研修和药材的地道性。
尤其重要的是，中医历来主张的注重“治未病”的预防医学思想进一步得到加强，产生了一批预防和治疗急性传染病的药方。同时，在中国的西洋人也纷纷到太医院求医问药，宫廷医学也随之传入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

种痘战胜天花恶魔(1)
在中华医药的发展史上，传染病的研究与防治历来是重中之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华医药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医不断战胜各种疾病，尤其是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历史。
明末清初，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战乱频仍，各种瘟疫时有流行，也催生了温病学派的崛起。到了顺治年间，也就是1644年清兵铁骑入关以后，年仅7岁的顺治帝住进了紫禁城，但恐怕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大清江山威胁最大的敌人，不是来自中原的各种残明力量此起彼伏的反抗，也不是皇亲贵族的明争暗斗，反而是一种凶猛的烈性传染病——天花。由于东北天气寒冷，地广人稀，天花一般在当地不甚流行，因此满族人对天花的危害和防治知之甚少。
1644年满族统治者入关后，天花从江南蔓延及华北，很多满人突患天花死亡，他们便埋怨是来自于关内汉人的传染，以至于有的满人进关后不服水土，生育能力下降，也硬说是天花流行的结果。
顺治八年十二月，尚未亲政的顺治帝曾亲下一道避痘谕旨：“近日痘诊甚多，朕避处净地……此时奏告之人，概行禁止，如有违旨奏告者，不问事之是非，径行处斩……”由此可见，入关不久的清朝统治者虽然善于征战，但对突如其来的天花却束手无策，只得消极地躲避。
在种种无知和谬误的误导下，从宫廷到民间，常把人们分为“出花”和“未出花”两类：出过花的称为“熟身子”，未出过花的称为“生身子”。在宫内，这两类人所受的礼仪待遇迥然不同，如大行皇帝出殡时就有这样的规定：凡未出过花的公主、和硕、福晋、格格等，只许集于城门以北，等候梓宫到来时下跪举哀，连宫廷都不许他们进去。一旦宫廷内天花流行，皇帝便迅速离宫“避痘”。据史书记载，顺治十二年已丑，因为皇后出痘，顺治帝便急往南海子“避痘”，一些王公大臣也吓得纷纷逃往京城西北的巩华城。
清初多尔衮摄政时期，对民间出花者采取了野蛮残酷的“驱疹”措施，“凡遇民间出痘者，即令驱逐城外四十里”，这些“贫苦小民，移居城外，无居无食，遂将弱子稚女抛弃道旁”。多尔衮死后，这种野蛮的“驱疹”措施稍有收敛，但仍有规定，家里若有出痘之人，要立报兵马司，官家“即引绳度邻右八十步，绳以内官吏俱不许入署，都民始安”。
顺治年间的一个冬天，京城天花大流行，惜薪司要经常运炭进宫，由于害怕传染天花，到了隆冬季节，便命惜薪司围绕五十丈之内，“居人凡面光者（未出过天花者脸上没有麻子，故面光），亡论男女大小，俱逐出”。由此可见，清初统治者对天花的恐惧到了何种程度！
但到了康熙一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康熙帝是一位致力于民众康宁、国家熙盛的明君，在长达六十余年的统治中，他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山河一统，治河重农，提倡文教，奠定了前清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康熙在应对天花的对策上，也表现出明显的科学态度，从消极躲避转向积极预防。
为了使皇室成员有效地预防天花，康熙帝下令兴建承德避暑山庄以“避痘”，并创立了蒙古各部落围班制度。
原来，天花的猖獗流行使清初一段时间蒙古各部对朝廷例行的入觐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由于蒙古首领多为未出过天花的“生身子”，有传染天花的可能，因此顺治帝曾多年不接见来京的外藩首领，后来又规定未出痘的王公贵族不得入京觐见皇上。康熙出生之时，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抱出宫外“避痘”，加之自己两岁时患过天花又在脸上留下了麻子，因此对天花一直心有余悸。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熙降谕理藩院：“凡元旦来朝外藩王等，虽云已经出痘，朕犹虑之。伊等报云出痘，信耶？疑耶？若有未经出痘，而尚有疑虑即欲回去者，著问明具奏。”但各部王公回奏说：“臣等出痘虽未知否，但特来庆贺元旦，仰赖皇上洪福，想亦无妨。俟行庆贺礼毕，始敢言还。”各部蒙古首领如此含混的回答，更引起了康熙的警惕。

种痘战胜天花恶魔(2)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巡幸塞北，途经热河时发现了一处理想的避暑胜地，便决定在此兴建一个避暑避痘的行宫。嗣后，康熙帝又规定，以后凡是没有出过痘的蒙、藏、回、维等上层贵族，欲朝见皇帝，可于每年七月到热河，九月随皇帝入围秋狩，同时觐见皇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围班制度的肇始。从此，每当天高气爽的金秋季节，蒙古各部王公大臣便纷纷到承德避暑山庄觐见皇上。这样，既避开了痘疫发作期，也使朝廷密切了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可谓一举数得。
实际上，对于天花这种致命疾病的防治，中国古代中医迈出了第一步，成为世界免疫学的先驱。
早在明朝时，中医就开始用“人痘”接种预防天花。这种起源于明朝隆庆年间（16世纪下半叶）的种痘法，又称鼻吹种痘法。一般分为两种，一种叫旱苗法，即取天花患者的痘痂研成细末，加上樟脑、冰片等吹入被种痘者鼻腔中；另一种方法叫水苗法，即将天花患者的痘痂加入人奶或水，用棉签蘸上，塞入被种痘者之鼻中。以上两种方法，都是为了让被种痘者轻度感染上天花，发热出疹，再经过精心护理，病症消失后，相当于出过天花，从而获得了对天花病毒的免疫力。
在康熙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满族已经普遍认识到“种痘”能增强抵御天花的道理，特别是康熙帝本人对此认识明确，推行得也很坚决，致使种痘之法在朝野得到强制推行，效果甚佳。公元1688年，俄国医生来到北京学习这种接种人痘的方法，后来又通过俄国传入土耳其、印度、日本、英国及欧洲各国。直到18世纪末，英国乡村医生琴纳也许是受到中国接种“人痘”的启发，终于发明了牛痘接种法。
康熙继位后不久，北方连续性的天花大爆发开始减弱，同时南方传统的种痘疫苗法也传到了北方。此时的康熙帝对天花的防治已有了一定信心，于是把鼻吹种痘法从宫中一直推广到民间，甚至推广到漠南、漠北蒙古各部落，从而大大减少了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的发病率。他还降旨太医院专门设立痘疹科，广征各地名医前来供职。北京城内还设有专门的“查痘章京”，负责八旗防痘事宜。
据清宫医案记载，康熙在总结前人防痘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主动出击防治天花。在康熙帝的倡导推动下，清代朝野对天花的防治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康熙帝在其所著的《庭训格言》中写道：“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蕃，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痘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康熙帝坚意推行种痘术，不仅为民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也为有清一代康乾盛世的开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意味着科学终于战胜愚昧，我国的公共医疗制度初见端倪，自有其深远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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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其症状表现为高烧、浑身乏力、恶心呕吐和严重皮疹，基本上无药可治。
天花几乎与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悠久，古代中国、印度和埃及都有关于天花的记录，科学家们在公元前1000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的木乃伊上，就发现其头部有天花留下的疤痕。到了公元6世纪，欧洲也出现了天花。16世纪初，欧洲殖民者又把天花带到了美洲大陆，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印第安文明的阿兹特克帝国没有被强大的西班牙军队击败，却在天花流行过后消失了。17～18世纪天花开始在西半球肆虐，据有关历史统计，天花在全球曾至少造成1亿人死亡，另外有2亿人因患天花或失明，或留下终生疤痕。直到18世纪，英国乡村医生琴纳发明了“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方法，后这一方法逐渐在世界流行起来，有效控制了天花的传染。1980年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宣布天花被完全消灭，天花病毒在自然界已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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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儿童种痘防治天花(1)
古人云：“医之道大矣，可以养生，可以全身，可以尽年，可以利天下与来世。”自封建初期始，宫廷即设置医药，《周礼·天官冢宰下》有云：“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可以说，太医院的设置不仅维系着皇族的生命健康，更关乎王朝社稷的兴衰。
在清朝12位皇帝中，称得上具有雄才大略和勤政为民的皇帝只有4位，即：清太祖天命汗努尔哈赤，清太宗崇德帝皇太极，清圣祖康熙帝玄烨，清高宗乾隆帝弘历。其中，自康熙、雍正至乾隆三朝都为战胜天花做出了持久的努力，太医院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康熙帝的儿子雍正帝秉承其父皇的做法，十分重视天花的预防。他曾说：“满洲、蒙古等艰于子息者，大都为出痘所殇，此亦无力种痘之故耳。”他还以南方种痘很有成效为例，强调种痘的必要性。
一直崇拜和效法其祖父的乾隆帝，也继承康熙的秉性，更加积极地推广人痘接种术，以防止天花。
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一月，乾隆帝指令太医院院使刘裕铎和御医业良玉等认真研读《痘疹不求人》一书，并拟出防治用药处方。刘裕铎是当时太医院中的治痘专家，医术高明，屡受皇帝褒奖。他仔细阅读了《痘疹不求人》一书后，高兴地向皇帝报告：“臣等合参方中药品，均属妥协有理。仅此仰恳圣恩，赐录三方合参备用，以推广皇仁，用充幼科之助。”
勤政、博学的乾隆帝特别关心民间天花的防治工作。乾隆年间，作为预防天花的种痘技术，已走出宫廷和太医院，开始推广到全国许多地方。当时，御医们每年都奉旨到天花流行较频繁的地方为少年儿童种痘，并逐渐形成为太医院的一项制度，类似于今日城市医务人员到边远地区的巡回医疗。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二月初三日，御医刘芳远奉乾隆之派遣，专程到察哈尔镶红旗和正白旗接种人痘，“共种得儿童七十五名，俱已全好。”
乾隆朝太医院院使刘裕铎在种痘方面颇有成效。在不少清宫医案中可以看到，针对痘疹重险、顺逆等不同病情，治痘专家刘裕铎用过“养荣消风汤”，以治“肝气上冲，复因外感风寒……周身发出风疹”；用“疏风清肌饮”，以治“风疹渐透，但正气尚虚，余热未尽，形瘦气弱，软倦心烦”等症。因此，乾隆帝非常信任刘裕铎的医术，经常给他下达“快快的治”的谕旨。
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察哈尔镶黄旗总督顿都克查卜向朝廷理藩院报告当地尚有未出痘幼童137名。太医院九品吏目加一级王德润奉旨前往察哈尔镶黄旗种痘，到达目的地之后，“即传集儿童看视，除有病未到及有疮疾不可种者十二名外，一百二十五名臣细心用药调治，悉获和平；始于闰四月初四日布种，俱如期发热，见点起长，行将结痂。”从王德润的奏报可以看出，在接种时要先检查儿童是否患有其他病特别是有无疮疡等病症。这种做法是当时治疗和预防天花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这是古人的高明之处。
经过乾隆朝的努力，并随着天花防治医术的进一步提高，从宫廷权贵到黎民百姓普遍推行了有效的接种措施，国民对天花的免疫力大为增强，人们对天花已经不再是原来那样“谈痘色变”了。在太医院，御医在宫内进行普遍接种的同时，在治疗和护理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知识和经验。
由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重视，清朝早期的种痘制度已初步建立起来，主要措施大体有以下几条：
一、对已经种痘者和未经种痘者严加区别。对两类人分别进行掌握，特别是对被称为“生身子”的未出痘者要更加注意，一般不许他们出入皇宫。
二、为避免交叉感染，规定凡是“诸藩未出痘者，免入京师”，以防感染。
三、每年安排太医到各部种痘，以增强人们对天花的免疫力。这是预防天花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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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儿童种痘防治天花(2)
四、在太医院设痘疹科，明确太医院为种痘的专门机构，负责各种种痘事宜。
据清宫医案记载，最早的一次“巡回医疗”是：乾隆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太医院九品吏目刘芳远奉旨前往察哈尔镶红、正白两旗为儿童种痘。自此，每年都有御医奉旨前往。当时，如果朝廷得知某地发生天花疫情，便随时派御医前往救治。御医们出宫之前，都事先在身体强壮、一切表现正常的天花患者身上“选得上好痘痂”，带到疫区进行布种。尽管当时对天花病毒的认识还很肤浅，但布种的程序却相当严谨。
布种的第一步是，御医先选定应予接种的儿童，然后择吉日种苗；第二步是，御医要在疫区仔细观察患者的反应，一直等到接种者都“发热起点，行将结痂”为止；第三步是，接种结束后，要在当地举行隆重的“送痘娘娘”庆贺仪式，谓之“送圣”。最后在接种结束回京后，还必须将御医们启程时间、到达日期、接种人数、接种效果等，一并详奏皇帝。
据清宫医案记载，御医们要完成以上三步种痘程序，一般要花一个多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可谓够负责任的了。
在清代，天花的防治，从宫内到宫外，从朝廷权贵到黎民百姓，从满族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到入关后的第四个皇帝乾隆，历时百年有余，真是历尽了艰难坎坷。面对入关后的这个自然界的大敌，以皇帝为首的满族统治者，曾经历了消极回避、野蛮驱逐和正确对待、积极防治的漫长过程。
我们应该看到，处在科学还不昌明的清代特别是前清时期，面对天花这个未被人们完全认识的瘟神，康熙、乾隆等有作为的皇帝还是持之以恒地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努力。毫无疑问，这一功绩为满族入主中原、统治全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是满族文明进步道路上的一个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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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三十年（1850年），天津成立了第一所专门为儿童免费接种预防天花的机构——保赤堂牛痘公局。最早疾病预防中心保赤堂牛痘公局虽然名为“公局”，但它却是由个人出资兴办的私人性质的一座慈善机构，它也是天津最早的疾病预防中心。天津保赤堂的牛痘接种方法要得益于广东人邱熹的《引痘略》和邓旒的《保赤指南车》。

活血化瘀广泛运用(1)
清朝中后期出现了两位具有创新精神的大医学家，一位是河北省玉田县名医王清任（1768～1931）。王氏在封建礼教极为严重的清代，敢于冲破思想牢笼，在滦州（今河北滦县）一个义冢跟前，仔细观察许多被犬食残遗的“破腹露脏”的病死小儿尸体，以亲眼看到的事实，纠正了前人不少关于人体脏腑记载的错误，使我国一直发展缓慢的人体解剖学产生了一次飞跃。同时，他在“血瘀”理论的基础上，创制了“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少府逐瘀汤”等系列“活血化瘀”的方剂，从而把“活血化瘀法”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另一位是四川省彭县名医唐宗海（1846～1897）。这位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家提倡中西医汇通，其所著《血证论》一书，对血瘀、血虚等血证的病机、病理和治疗原则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王、唐二位名医的创见和实践，“活血化瘀法”作为中医学的一种重要治疗方法，在清代得到长足发展，并日臻成熟。
清宫太医院在“活血化瘀”方面也与时俱进，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重视血与脏腑的整体关系。中医认为，“瘀血”之发生多与脏腑亏损及脏腑功能失调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清太医院在治疗瘀血证时，十分重视与其脏腑的关联，常将活血化瘀法同调理脏腑治法结合运用，体现了在重视瘀血病变的同时，亦重视导致瘀血成因的整体治疗观点。由于宫帏之中颇多隐曲，忧思悲忿，肝气郁结，情志不遂，常致肝脾不和；且帝王大臣们常常纵情声色，生活不节，肾元亦多耗损，因而宫中疾病多以肝、脾、肾失调和受损者常见。
据光绪朝垣大奶奶（慈禧太后近侍女官之一）脉案记载：“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张仲元、姚宝生看得垣大奶奶脉息左关沉弦，右寸关滑而近数，肝郁未和，气血凝滞。今拟用和肝宣郁之法调治：全当归四钱，酒芍药四钱，五灵脂三钱，三棱三钱醋炒，醋延胡二钱，川楝肉二钱，炒青皮二钱五分，陈皮一钱五分，白蔻仁一钱，生草一钱，醋川军（大黄）一钱五分，炒栀子二钱，引用郁李仁二钱研。”此案记载颇简，但据其脉象及病机推测，当有瘀血之证。因为，当归、芍药、五灵脂、三棱、延胡索等中药均有活血化瘀之功效，其治疗方法除活血化瘀外，合用疏肝解郁、和胃润下之品，达到脏腑与瘀血兼顾之目的。
清宣统年间，端康皇贵妃（光绪皇帝之瑾妃）脉案记载：御医“看得端康皇贵妃脉息左关沉弦，右寸关沉软。阴分素亏，气道欠调，以致肢体酸痛，胸膈堵闷。今议用益阴调肝活络之法调理：炙龟板六钱，全归八钱，抚芎二钱，丹参三钱，桃仁泥三钱，赤芍四钱，元胡三钱，青皮四钱，炙香附三钱，姜朴三钱，牛膝三钱，川断三钱，引用台乌三钱，赤茯苓四钱。脉证参合，知属肝郁，兼之素有肾阴不足，故调治肝、肾两脏，合以活血化瘀之品为治”。次日脉案记载：“诸证减轻，惟气道欠畅”，仍宗调补肝肾活血之法……
二、注意邪正虚实之变化。中医认为，瘀血之证，亦有虚实之分。其血实者，多由血脉不通，气血失调，临床上多见之。血虚致瘀者，亦为数不少。因此，清宫太医院在运用活血化瘀法时，十分重视邪正之虚实。其血虚者，侧重于活血化瘀，而血实者，则侧重于破血通瘀。如道光朝琳贵妃脉案载：“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栾泰、曹宗岱请得琳贵妃脉息滑缓，诸病俱减，惟血虚经脉未和，稍有余滞，以致腹中不时微痛，今拟用和血养荣汤，早晚二帖调理：当归五钱，赤芍三钱，炒生地五钱，楂炭三钱，丹参二钱，香附二钱，川芎一钱，益母草三钱，引用泽兰二钱。”从中医理论来看，此方属于和血化瘀之剂，具有和而不破，寓和为通之意。两日后其脉案载：“滞血渐消，腹痛已减，惟经脉未和，正气尚弱，今拟仍照原方和血养荣汤加减。”专家认为，此案为气滞浊阻，导致血瘀，属于邪实，则活血、破瘀药同用，以使血瘀得通，腹痛得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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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化瘀广泛运用(2)
三、详审证候主次轻重。清宫太医院运用活血化瘀之法，十分重视证候主次。例如：“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一日，刘彬、李世隽、赵正池、吕伦请得十五阿哥福晋脉息沉缓，系产后恶露未畅，以致身热腹痛，今拟用生化汤调理：全当归五钱，川芎一钱五分，桃仁八分，炙甘草五分，炮姜炭八分，麦芽生熟各四两，引黄酒一小杯，午服一帖，煎汤代茶。”
此方属于产后恶露未尽，气血运行不畅，故以活血化瘀的生化汤加减化裁，至于运用麦芽者，旨在回乳。
又如：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十七日，陈世官等“请得淳妃脉息浮大，系荣分有热不净，外受风凉，以致头痛，咽痛，发热身酸，拟用疏解调荣饮调理：川芎一钱，赤芍一钱五分，桃仁一钱五分，紫苏叶一钱，柴胡一钱，黄芩一钱五分，丹皮一钱，连翘二钱，桔梗二钱，枳壳一钱五分，元参二钱，甘草五分生，引加藕节三个，早晚服。”据分析，此案亦有瘀血，但其身热乃是外感风凉，故其治疗则以疏解为主，活血化瘀为辅，联合组方。可见，宫中对于活血化瘀法的运用，是十分重视证候主次的。
四、注重“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息”的理论。中医理论认为，风为血之帅，“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息”。也就是说，太医院在采用活血化瘀的同时，十分注重养血益阴，以达血活风息之目的。据清宫医案记载，光绪三十四年即光绪帝去世的那年九月初五日，御医“施焕等请得皇上脉息左部弦长，右关弦滞，寸滑尺软。腰脊两边中间酸跳痛甚。膝上腿胯木痛酸痛，睡熟醒来又觉较重，且周身牵强不灵，小腹两边亦痛……现病症久不能俯腰，肾气却滞。……经云：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息。应从血管以求法，谨拟上呈：当归三钱，黄芪三钱泡酒炒，五灵芝六分飞过煅烟研，蒲黄四分，桃仁泥八分去皮捣，制乳没六分，川牛膝一钱五分酒炒，秦艽五分，白芍药二钱炒，羌活四分，香附子六分酒炒，甘草八分，引用干地龙五分酒泡”。
服此方药时，光绪帝病势沉重，脏腑亏损，气血失调。太医施焕认定治当行血以驱风，采用养血活血之法，调补肝血，以防肝风内动，并佐少量驱风之品，以求血行风息。
从清宫医案中可以看出，清代普遍采用的中医活血化瘀法，在太医院也得到广泛应用，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其用药规律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单独运用活血或养血之法。凡病情单纯，或病人体格强壮，或瘀滞过盛者，则单以活血化瘀法治之，目的在于攻逐瘀滞，使瘀去而新生；
二是以活血化瘀为主，辅以其他方法。凡瘀血病人兼有气滞、寒凝、热结等其他证候者，抑或兼有脏腑失调者，太医们常以活血化瘀为主，兼施理气、温阳、清热，以及舒肝、和胃、理脾、温肾、育阴等法；
三是活血化瘀与其他方法并重。凡病人血瘀之证明显，并兼有其他突出症状，或需标本兼治时，太医们常以活血化瘀与其他方法同用。此类方药运用特点是，以暂时服用为多，一俟证候改善，便仍有侧重；
四是以其他方法为主，辅以活血化瘀之法。其特点是，选用活血药味少或剂量轻。
总之，清宫太医院运用活血化瘀法十分灵活，皆以中医的辨证施治为依据，立方用药多有变化，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
太医院在活血化瘀法的具体运用方面，常见的有八法：即祛风活血法，除湿活血法，清热活血法，调气活血法，温阳活血法，育阴活血法，通窍活血法，通下活血法。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中科院院士陈可冀教授认为，清宫治瘀八法是太医们长期临床经验的结晶，渗透着古代名老中医的心血和智慧，其中不少方法至今仍在应用，特别是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疗效卓著，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总结。
　　小贴士
最常应用的活血化瘀的中药方剂是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撰写的《医林改错》记载的“补阳还五汤”。该方剂由当归、川芎、赤芍、生黄芪、桃仁、红花、地龙等七味中药组成。该方是王清任的实践验方，至今临床应用甚广。方剂以黄芪补气为主药，中医认为“气为血之帅”，气足才能推动血行、营养周身而加快新陈代谢。配合当归、川芎、赤芍、桃仁、红花活血行血，地龙祛瘀通经络，共同成为补气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方剂。年过半百以上的男女，为防衰老，每年在冬季及春季均口服该方药10～15付，可以延年益寿，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病，并能防治各种痹证及颈椎病、腰腿骨关节炎，劝老年朋友均不妨一试。

帝王也需用猛药(1)
俗话说：“翰林院的文章，太医院的药方”。意思是说，翰林院的文章和太医院的药方都很平庸，没有什么创新可言。若说翰林院的文章囿于八股，缺乏新意，也许并不太过分，但要说太医院的药方不痛不痒、四平八稳，疗效不显，则有失公允。
其一，能到太医院为皇室成员看病的医生，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高明之辈，庸医很难进入太医院；其二，太医院看病更注重疗效，如果御医开的药方吃了没有较好的疗效，那皇帝无论如何是不会满意的，皇帝不满意，太医们在宫廷也没有好下场。在清宫医案中，泻下法的大胆运用就是一个明证。
泻下法是中医治病的十余种方法之一，多为泻下、逐痰、祛瘀之峻剂，具有荡涤积滞、泻热止痛、推陈致新的作用。凡火邪炽盛、肠胃积热、大便不通、水饮内停、瘀血不行等邪实之证，均可运用泻下法治疗。由于泻下之药一般气味苦寒，作用峻猛，易伤正气，因此被称为“虎狼之药”。对“至尊至贵”的皇帝、后妃及王公大臣们，太医敢不敢用“虎狼之药”？用了后会不会引来杀身之祸？让我们看看御医给慈禧太后开的一些药方吧。
据清宫医案记载，光绪年间的一个冬天，御医请得：“慈禧皇太后脉息滑数，原系肺胃滞热，外受风凉之症，服清解利咽汤表凉已解。咽喉宣肿作痛，咯破鲜血，惟肺热上炎，薰蒸咽嗌，滞热过盛所致。今用清热化滞汤午服一贴调理：枳实三钱，厚朴二钱，川军二钱，连翘二钱，酒芩二钱，苦梗三钱，麦冬三钱，山豆根三钱，元参四钱，草稍一钱，引用竹叶一钱。”此方由著名的泻下之剂—小承气汤加减而成，其中的厚朴、大黄、枳实等属于破气泻下的峻猛之药，御医在运用时不得不慎重考虑，但为了祛邪导滞，仍不能不用。
慈禧行将去世那年已经73岁，身体相当虚弱，但御医们根据其病情，照样运用了“泻下清肝法”。中医认为，肝属木，喜条达，倘因情志抑郁，则可导致肝气郁结，久而化火。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三月十四日，慈禧的脉案写道：“张仲元请得皇太后脉息左关弦沉，右关沉滑有力，肝胃气道欠畅，蓄有积热，是以眼目不爽，食后嘈杂，谨拟古方调胃承气汤调理：酒军八分，元明粉六分，甘草五分，水煎数沸，空心温服。”酒军即大黄，元明粉即芒硝，均为峻泻之药，但为了通便导滞，对西太后这样的“老佛爷”，也是照用不误。
此方表明，慈禧病在肝胃，内有积热。其原因一则因慈禧平素喜食肥甘厚味，难免湿热内蕴，脾虚生痰，加之国事多乖，肝郁气滞，郁而生火，两者互相影响为病。针对以上病因病证，末代太医院院使张仲元用调胃承气汤缓泻清热，俾积热除而肝火清，眼目自爽。
至于清肝与泻火并行之医案，更属多见。如光绪年间，御医杨际和、忠勋先后针对慈禧太后肝经湿热下注的症状，给她开了泻肝清热的加味龙胆泻肝丸和大龙胆泻肝丸。这些药方都有强烈的清泻作用，可治肝经实火所致之胁痛、口苦、目赤、耳聋等证，并治肝经湿热下注之小便淋浊、阴痒、妇女带下等病。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龙胆泻肝汤对多种炎症性疾病有效，如急性结膜炎、急性中耳炎、急性胆囊炎、急性尿路感染、急性盆腔炎及带状疱疹等。另外，对高血压病表现为肝热上冲者亦适用。
御医们对慈禧这样尊贵而骄横的“老佛爷”都不得不用“虎狼之药”，对其他人就不在话下了。
古人对泻下法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深刻的认识和体验。泻下法是一种祛邪之治法，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中满者泻之于内”、“盛者泻之”、“留者攻之”的理论。东汉大医家张仲景在他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制定了峻下、寒下、润下、温下等下法，使下法进一步完善起来。
清宫中应用泻下的特点，也是在继承先贤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清宫中的泻下法，大体有：清热泻下法，发表泻下法，理气泻下法，活血泻下法，导滞泻下法，祛痰泻下法，除湿泻下法，育阴泻下法，等等。这些泻下法中，大都含有一些“虎狼之药”，说明太医院在用药时既注意“龙体”的承受能力，更十分重视疗效，如果是一些“滥竽充数”之辈，是断断不敢用“虎狼药”的。

帝王也需用猛药(2)
　　小贴士
虎狼药，又称虎狼之剂或狼虎之剂，药性峻猛，功破力强，对于一些积郁积热治病，往往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孕妇和儿童以及一些身体不适应的人群，是不能滥用这些猛药的，否则，就会像《红楼梦》中胡庸医乱用猛药害死尤二姐。所以虎狼药的药效也要辩证地去用，不能因为害怕其猛烈的药效而放弃，也不能因为急于得到其药效而乱用。
　　小贴士
每到冬天，有很多老年人皮肤会瘙痒不止，特别是大腿内侧、小腿和胳膊外侧等处，夜间尤甚。现介绍出以下5则外用方：
1.苍术、生地黄各100克，荆芥、赤芍各50克，水煎洗患处，每天早晚各1次。或将药汁浓缩，再加老醋适量，外搽患处，每天1次。
2.生地、何首乌各15克，艾叶90克，防风30克，加水煎沸15分钟，趁热熏洗患病处。
3.香蕉皮适量，每天数次涂抹患处。
4.米泔水1000毫升，食盐100克，倒入米泔水中，置铁锅内煮沸5～10分钟，然后将水倒入盆中。用消毒毛巾蘸水洗患处，早晚各1次，每次1～3分钟。
5.把苹果切成片，在患处揉搓，每天数次。

医疗护理方法多(1)
独具特色的中医药学，是华夏祖先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不断地与疾病作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一门医学科学，其中包括系统而周密的中医护理。
古人在生产劳动中，不免要受到各种不良外界因素即中医所说的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人们不得不本能地加以防御和保护，如皮肤受了刺伤或击伤，就用手按摩或包扎。又如在生活中体验到的“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等等，都无疑是医疗护理的发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医护理学也日益发展起来，如饮食护理提倡“谨和五味”、“食养尽之”；又如强调五脏护理各有侧重，“肾病毋多食咸”，“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内经》还强调：“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脾，悲伤肺，恐伤肾”，从而产生了精神方面的临床护理。《四气调神大论》等篇章还详细论述了四季调养护理和保健方法。
被称为“药王爷”的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大力倡导医疗护理道德，在他所著的《千金方》里谆谆教导医护人员：“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蛮，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悽怆，勿避险夷、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这种对病人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感，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是护理工作的指南和准则。
清太医院十分重视医疗护理，常用的调理方法有：饮食调理法、外敷热熨法、清洗头目法、润面护齿法，以及沐浴薰洗法、拔毒生肌法等等。
先说饮食调理法。这是宫廷中最喜欢采用的调护方法，凡病情轻浅或病后体虚者，皆可用饮食调理。如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和硕额附德勒格痘出四期，俱已出齐，太医在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午后进食汤饭加野鸡肉数片，几天后，便“形色渐润，窠粒起长，神气安宁”。
据陈可冀教授等撰写的《慈禧太后医方选议》记载：光绪三十二年九月，“皇太后脉息左部沉弦而细，右寸关沉滑，肾元素弱，脾不化水，郁遏阳气”，以致出现“眩晕，阳虚恶风，谷食消化不快，步履无力，耳鸣”等症。针对以上症状，御医张仲元等拟理气化饮之法调理，除用药汤外，辅以药酒方，以达清心柔肝补肾，使慈禧太后的病情得以好转。慈禧由于喜食肥鸭和其他肥甘厚味之品，因此经常发生消化不良、大便溏泻等症，御医在为其治病时，常将粳米锅巴和焙干的陈年火腿两味研成细末，以红白糖和淡橘水调羹，另用乌梅五钱、甘草一钱，煮水徐徐咽之，果然起到了健胃化痰、益中摄下的作用。后来，锅巴就成了慈禧太后常常用来助消化的食物。锅巴确实松脆可口。笔者曾记得，20世纪80年代，有一家企业生产一种叫“太阳神”的锅巴，曾畅销一时。在饮食调理方面，清宫中还有各种代茶饮、药酒等等。
清宫中使用外敷法的种类很多，其中的温经药棉、敷足心法等，颇有疗效。据清宫医案记载，乾隆三十九年，皇帝患腰腿冷痛，久治不愈，太医张世琦以絮棉同温经止痛的川乌、木瓜等药入汤共煮一番，然后去药渣将絮棉外敷在疼痛的腰腿部位，很快起到了温经通络、驱寒止痛的效果。从此，这种棉敷法便在宫中常用起来。
敷足心法，是用吴茱萸、肉桂、牙皂、附子、炮姜研成细末，加肥皂和匀，贴在两足的涌泉穴上。此法对患口疮不能饮食、上热下寒之症有效。
清宫中常用的热熨法，是将一些热性药物研成细末，用水或醋拌湿，入沙锅里炒热，布包熨患处，冷则易之。清宫内，凡遇食滞、气滞、疼痛时，每常用之，也颇有疗效。如光绪七年八月初八日，容常在患腹中积块肿痛，采用此法调理，方用香附、老葱白、生姜、五灵脂共合一处，用醋拌匀炒热，布包熨痛处，效果良好。

医疗护理方法多(2)
太医院的清洗头部之法，主要用于脱发、头痛、眩晕等病症。光绪二十九年，光绪帝在严冬感受风寒，寒气深入骨髓、脏腑，以致头痛难忍，御医便采用祛风止痛的天麻、桑叶、薄荷、白芷、防风、银花、川椒等，煎水洗头，使病情得到了控制。据介绍，一贯爱美的慈禧太后，经常用榧子、核桃、侧柏叶煎水洗头，至死头发未落多少。
洗目之法，用于时行眼疾浮热蒸灼上焦，造成眼睛发红，干涩发酸。清宫常用白菊花、青皮、桑叶等清凉之品洗之，效果亦佳。
润面护齿法，是以药物研末后，同肥皂类混合通过洗脸达到润面散风之目的。慈禧太后六十多岁时患了面风（面神经痉挛），左侧面部时作跳动，御医采用中药白附子、白僵蚕、麝香、绿豆粉等共研细末，再过重绢锣，兑上猪胰子（过去将此物作肥皂用）四两转匀，洗润面部，长时间外敷，结果使西太后的面风大有好转。查中医方剂学得知，西太后所用润面之药，就是中医一直用来治疗颜面神经麻痹的“牵正散”，只是恐药力过猛，去掉了活血止痛的全蝎，增加了芳香开窍的麝香。到目前，“牵正散”仍在临床上广泛用运，主治颜面神经痉挛和麻痹。
护齿法，在清宫也有很多种。皇帝后妃们患牙痛，多采用擦牙散（石膏、细辛、青盐等），研为细末，作为牙粉，每日清晨和晚上临睡前刷牙用。同时辅以明润火硝等，用白开水冲化漱口，以消肿止痛。当代医疗保健名医洪昭光教授认为，老龄化问题中要特别注意老年人常有的肺部感染，人过40岁后，肺功能以每年约1％的速度下降，老年肺气肿逐年增多，肺部感染日益常见，对此病预防的方法，注射肺炎球菌疫苗有一定作用，但最主要的还是按健康生活方式增强自身抵抗力，每天睡觉前用淡盐水嗽嗽口，做些保健按摩，也有良好的预防作用。由此可见，清宫的护齿法与当代的护齿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沐浴薰洗法和拔毒生肌法，同目前临床上采用的方法差不多。在清宫医案中，发现了慈禧太后常用的两个沐浴方剂。
其一是由谷精草、茵陈蒿、决明子、桑枝、白菊花、木瓜、桑叶、青皮等组成，煎汤沐浴，达到祛风、利湿、止痒之目的。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其中的谷精草，对绿脓杆菌有抗菌作用，对皮肤真菌有抑制作用，因此此方可治疗皮肤病，保护皮肤健康。
其二是御医姚宝生专为“老佛爷”拟的沐浴方，由木瓜、薏米仁、桑枝叶、茵陈蒿、菊花、青皮、蝉衣、吴茱萸、黄连组成，成份与前方大同小异，所加蝉衣，散风热、透斑疹之力颇强；黄连则清热燥湿较好；吴茱萸为辛苦大热之药，对绿脓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均有抗菌作用。除了西太后外，后妃们患外阴瘙痒症后，御医每用中医的蛇床子散（由蛇床子、苦参、龙胆草等组成）薰洗，效果称佳。
据了解，这些方法目前临床上仍在用运，只是有了不同的加减化裁而已。拔毒生肌法，就是现在的贴膏药，可促使溃疡愈合。如同治帝患天花后，痘毒内陷，腰部两洞穴溃烂渗出脓血，御医曾用赛金拔毒散、紫草膏之类外贴，并内服保元托毒之剂，曾一度有效。
清宫采用的调护方法还有透脑闻药法、按摩法等等，可谓丰富多彩，五花八门。
但遗憾的是，在等级森严的宫廷里，由于受到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礼教的约束，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所倡导的医德，尤其是日益重要的精神调理，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在至高无上的皇帝及皇室成员面前，再高明的御医也处在被奴役的地位，他们是皇室的奴仆，在为皇上及其成员“请脉”时，不敢久视，不敢多问，不敢多说，甚至在号脉时不敢用手直接接触他们的“龙体”。在这种处境下，还能谈到什么精神劝导和精神护理呢！
　　小贴士：中医的日常饮食护理
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又是防治疾病的重要手段。中医认为“食药同源”，其温热寒凉之性，可以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食物的酸、苦、甘、辛、咸为五脏所属，对人体脏腑的生理、病理有重要影响。中医饮食护理强调应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进行施护。如:虚寒体质和有寒性病症的人(畏寒、腹痛、腹泻，易感冒)，应多进食一些羊肉、鲫鱼、桂圆、茄子等温补类食物。而对于热性病人(发热、急性化脓性疾病) ，则宜选用清淡之品。若进食不分寒温，则会加重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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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理论建树卓越(1)
明代至清代中期是中医药学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不管是理论著述还是临床实践，都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这期间医学的发展出现了三个特点：一是产生了多种有重大意义的医学创造与发明，如治疗热性传染病的温病学说的创立，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的发明；二是许多医家通过对前人医学成就的总结，并结合个人临床经验，编撰了大量医书，如李时珍的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和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等，都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药物学宝库。具有革新精神的名医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纠正了前人关于人体脏腑记载中的一些错误，他所创立的一系列活血祛瘀方剂开创了中医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新途径；三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对外交往的增加，中外医药交流即中西医的相互交流空前频繁。
在医学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明清时期的太医院开始重视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明代太医院的医学生由医家子弟选入，称为“医丁”；同时还从各地的医官、医士中挑选保送到太医院考试，合格者选为太医院的医官、医生，各人选定专科学习，教科书主要为《黄帝内经》、《难经》、《本草》、《脉经》、《脉诀》及本专科的重要方书。每年分四季考试，三年大考一次。考试方式为笔写与口答。考试成绩一等者定为医士，二等者定为医生。不及格者可补考，如仍不及格，黜免为民。
清初，太医院内设教习所教授学生。学生来源由医官保送。学习课程主要为《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学制为三年，期满经考试合格者录取为医士。可以说，太医院的医生的医学理论水平相当高，他们对中医经典大都能倒背如流。
太医院御医除了为皇室的医疗保健服务外，还为整理和继承祖国医学遗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十一月中旬，乾隆帝谕旨太医院：“尔等衙门该修医书，以正医学。”接到这一谕旨后，太医院右院判王炳、御医吴谦遂会同太医院院使钱斗保、左院判陈止敬、御医刘裕铎等，于当年十二月初二日向朝廷上疏陈述“纂修医书之必要”，并提出具体的纂修内容和纂修方法。
朝廷准奏后，令太保议政大臣大学士三等伯总管医书馆事务鄂尔泰具体议定有关纂修事宜，并著总管考核。纂修医书之医书馆设在太医院内，以便御医们就近工作。令御医吴谦、刘裕铎任总修官（总编），亦兼纂修工作。鉴于“前代医书，词议深奥，诠解不易”，故“令太医院堂官并吴谦、刘裕铎等，将平日具有真知灼见、精通医学、兼通文理之人，保举选派。如不足数，再于翰林院及院部官员内，有通晓医学者，酌量查派。”由此，选录纂修官（编辑）14人，副纂修官（副编辑）12人，校阅官（审校）10人。另设收掌官（收集保官稿件）2人，誊录官（誊写）23人。纂写完成后之篆刻刊行工作，由武英殿监理照管医书馆事务和硕和亲王弘昼负责。
一切准备就绪后，从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开始纂修。经过三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于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年底大功告成，乾隆帝赐名《医宗金鉴》，又称《御览医宗金鉴》。
《医宗金鉴》全书共90卷，计：《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17卷，《订正仲景全书金匮要略注》8卷，《删补名医方论》8卷，《四诊心法要诀》1卷，《运气要诀》1卷，《伤寒心法要诀》3卷，《杂病心法要诀》5卷，《妇科心法要诀》6卷，《幼科杂病心法要诀》6卷，《痘疹心法要诀》4卷，《幼科种痘心法要旨》1卷，《外科心法要诀》16卷，《眼科心法要诀》2卷，《刺灸心法要诀》8卷，《正骨心法要旨》4卷，共15门，包括医学理论、诊断、各科证治、方剂、针灸与运气等内容，是一部很切合临床实用的大型医书。这套医学丛书的优点是取材适当，条理清淅，文字通俗，并附有插图，便于阅读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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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理论建树卓越(2)
从1749年起，清太医院将《医宗金鉴》定为医学生教科书，正所谓“伦为师者，必由是而教；为弟子者，必由是而学。”直到今天，《医宗金鉴》一直是广大初学中医者的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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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地道要讲究
传统的中国医药学十分强调药材产地的地道性，认为中药材的产地、采集与保存直接影响药性和疗效，正所谓“一药之入，顺逆俄倾，生命攸关，焉可忽乎？”清宫太医院尤其强调这一点，其脉案用药都要标明所用药材之产地。这是因为，只有质佳而品色皆优的地道药材，才能保证药效。
从清宫医案的处方上看，许多药材前面都标明产地，如：产于杭州的杭白芍、杭菊花，产于广东的广珍珠、广决明，产于福建建阳府的建泽泻、建莲，产于云南省的云茯苓、云三七，产于四川的川贝母、川黄连，产于甘肃岷县的岷当归、岷党参，产于浙江台州府的台乌药……如用广陈皮，必须下注：“产广东，以新会县署内者最佳”；用浙贝母者，则下注：“出浙江，散产者不取，象山平贝母。”等等。标明产地的目的，是为了突出药材的正宗性和纯洁性。
中药学典籍之一的《唐本草》一书认为：药材“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这是因为，中药材都是天然的植物、矿物及药用动物，其生存和存在的地理环境、水文条件、植被条件、地球化学条件，以及采收加工贮存技术，都不尽相同，这种多样性决定了不同产地药材的差异性，进而导致疗效的差异性。
晚清时期，太医院用药多来自四川，如川牛膝、川断续、川楝子、川郁金、川石斛、川厚朴、川姜黄、川芎、川椒，川贝，等等。这是因为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海拔落差极大，生态系统多样，因而中药材也最为丰富多彩，同云南省一样号称中药材王国。
国家科委（后改为国家科技部）在“七五”和“八五”科技攻关课题中，曾列有《常用中药品种整理与质量研究》，但这些研究多侧重于混淆或混乱品种间之整理研究比较，对于同一物种与非地道药材的研究缺乏探讨，这显然是值得给予重视的。台湾专家们也曾疾呼大陆出口中药材不注明产地之弊端，认为中药材不标明产地，不仅给应用者在评价临床效果时增添困难，对于从事中药化学和中药药理研究者更感到增添不少非科学影响，值得大陆有关部门重视。
今天如何看待中药材的地道性？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要看到，太医院选用地道药材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太医院的御用药材是建立在封建贡赐制度基础之上的。在封建社会，太医院用药大都是贡赐药品。清宫从顺治朝开始，设御药房以专供皇室成员取药用药，而外药房则供各宫太监及首领等取药。由于内廷人数甚多，后又分设储秀宫内药房、寿康宫内药房及圆明园内药房。御药房进出药材，归礼部或太医院管理，所征收的药材均为“本色药材”，即现今所说的地道药材。御用药材送到御药房后，均由院使、院判和御医亲自验收，产地、采集时间等得到认可后，才能供内廷使用；其二，清末中国人口虽然增加到四亿多，但毕竟人口较稀少，加之没有什么工业污染，全国的生态环境较好，许多中药材处于原始野生状态，选用地道药材并不太困难。
由此可见，在对待中药材的地道性问题上，要有“与时俱进”的观点，要辩证地看。首先要重视中药材的地道性，很好地保护中药材产地，使其环境尽量不受污染或少受污染；同时也要看到，自然界的一切都在变，不变是不可能的，因而中药材产地的环境、气候也在变化，只要产地环境大体上相同或相似，就不要过份强调其出处在什么地方。要从广义上理解中药材的地道性，即只要品种同一、产地同属于北方或南方，同属于黄河流域或长江流域，气候、土壤等条件大体相同或近似，那么所产的同一种中药材也就基本具有同样的功效。
还要看到，古人由于交通条件等原因限制，往往把一种药材的产地范围看得比较狭小，有一定的局限性。当然，这一点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地道药材为什么疗效好
吃中药要用地道药材，首先是地道药材质量好。因为质量好的药，它的药物成分含量比较高，副作用比较小，所以无形中就牵涉到药物的产地问题。
我们常用的中药如川芎、川断、川乌、川牛膝等药物，是指四川出产的药物。怀山药、怀菊花、怀牛膝、怀地黄四大怀药，是出产在河南的怀庆府一带（辖境相当于现在的河南修武、武陟以西、黄河以北地区）。而广木香、广地龙是出产在广东地区。“化橘红”，是以广东的化州产的最为地道。而茯苓又称为“云苓”，则以云南出产的为佳。我们所说的党参是指的上党县出产的参。而阿胶是用驴皮熬的胶，最好的是山东东阿县所产。另外，优质的枸杞子是在宁夏中宁县。这一些药自古以来，被人们称谓“地道药材”。
那么地道药材为什么疗效最好呢？首先，植物药的生长需要适应它生长的天然环境，太热了不行，如雪莲花生长在海拔2～3千米的高寒地带，冬虫夏草也生长在青海的几千米的山腰上。西洋参生长地需要日夜温差大的环境，而罗汉果、胖大海、枳壳、陈皮等适应于偏温、湿润的环境。除了自然环境影响中草药的生长之外，土壤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土壤中所含有的各种矿物质、营养素、直接影响到药物的成分，如果土壤中缺乏某种微量元素，那么药物就不可能含有这些元素，那么它的疗效就会受到影响，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另外，就是药农的种植经验和田间管理技术，也是造就地道药材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种植技术的提高、科学的管理方法，是大面积培植中草药成为可能。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状态，这些自然因素的综合利用，能够使大批的地道药材源源不断地供应药材市场。从现代科学对中药饮片的成分分析可以明显看出，地道药材中的药效成分往往明显高于劣质的中药饮片。所以患者朋友在选择中药的时候，不要只图便宜，不讲质量。结果造成花钱不治病，大夫水平高而吃药不见效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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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未病控病情(1)
在我国古代民间，每逢端午、重阳、除夕等节日，都要举行不同仪式进行防病。如端午节饮艾叶酒、雄黄酒，焚烧苍术、白芷一类气味芳香的草药，并以蒲艾沐浴，雄黄涂额；重阳节饮茱萸酒、腊酒、椒酒；除夕饮椒柏酒、屠苏酒、桃汤，以及点燃丁香、皂角等，这些做法都无一不体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的医学主张，也是清代太医院为皇室成员诊疗的一大特色。
我国的预防医学思想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当时，随着人们对疾病认识的提高，一种试图通过控制气温变化和加强人的自身修养、达到防止疾病的医学思想逐步萌发起来。精通辩证法的老子曾说：“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又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就是说：行为端正，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尽天年则长寿；行为淫邪，害人害已，自然要短命。
早在先秦时期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就非常注重疾病预防，反对迷信鬼神，明确地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医学思想，认为“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高明的医生应当做到见微知著，采取积极措施，防患于未然，将疾病消除在萌芽状态；而技术平庸的医生则相反，对疾病的变化发展视而不见，坐失良机，酿成危症。因此，《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总结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些论述都充分体现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以预防为主的医学思想。
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通过观察和体验已认识到人和天地自然息息相关，如四季气候的变化，地理环境的优劣，都会影响到人体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黄帝内经》认为，人类和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应的论断。《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这种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医学理论，也渗透在清宫医案中。
在清宫，每逢换季的时候，太医院都要分别进行调理养身，尤其自道光朝后日渐普遍。
清宫的四季保健品，有各种丸、散、膏、丹，尤其以代茶饮为多。这种代茶饮不是用茶叶冲泡而成，而是由各种预防疾病的药物组成。清宫的代茶饮品种繁多，有解表类、清热类、解暑类、温中类、补益类等等。仅补益类就有补气、补血、滋阴等法。如道光八年（公元1829年）十二月十三日，御医“诊得全贵妃脉息渐缓，原系大病初愈，元气未复，今届大寒节令，恐伤正气，议用代茶饮。”其配方是：人参三分，黄芪三钱，甘草五分，水煎代茶。此方可补元气、中气，实为补气、健脾之良方。
清太医院中，用于日常防病的药方也很多。在无病、小病和换季之时，常选用一些能强身健体、有预防作用的药方服用。如嘉庆朝华妃“素有气血两亏旧症”，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五月初七日，经太医涂###、张铎诊治，认为“时届暑令”，议用清暑益气丸，除湿健脾，长服调理。
处方为：人参六钱，葛根五钱，五味子五钱，炙芪八钱，青皮四钱（炒），泽泻一两，苍术五钱，麦冬一两，焦白术一两，神曲一两（炒），黄柏五钱（酒炒），陈皮五钱，归身一两，升麻三钱（炙），炙草二钱，合为一起，研成细末，再制成蜜丸，丸重三钱，每天早晨服一丸，开水送下。此方既补气养血，又可清热益气，防病治病两兼顾，实为妙品。
光绪年间，慈禧脉案中有两个预防疫病即预防传染病的“避瘟丹”，现抄下来以飨对此有兴趣的读者。.
一个避瘟丹的药方组成是：雄黄八两，鬼箭羽一斤，丹参一斤，赤小豆一斤，炼蜜为丸，如桐子大。着合避瘟丹二料共用。据陈可冀教授分析，其中雄黄功能解毒杀虫辟秽；鬼箭羽其木又名枸骨，具有良好的止痛作用，有破血通经之功，近代报道可用于治疗癌肿；丹参活血；赤小豆解毒渗湿。四药合用，解毒之力犹强，故可避瘟，方虽小而功专力大，其临床价值未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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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未病控病情(2)
另一个避瘟丹之组成是：生甘草、南苍术、北细辛、黄乳香各一两。共为细末，加红枣肉半斤为圆饼，如桂圆大。放炭火上取烟薰之，可保三日无灾，一家免难。入夏加干石膏一两，入冬加朱砂五分，春秋不加。
处方前特指出：兹因今春瘟疫流行，急而且速，至四五月间尤甚，盖寒暖不时，疠气由坤方而至，人若感触，十无一生。今将此避瘟丹，药味寻常，其功立见，不可轻忽，幸甚！幸甚！处方最后还提出希望说，惟望仁人君子，广行布传，则增福益寿，功德莫大矣。
据分析，此丹药味寻常，何以功效立见，其要妙是将其放置炭火上取烟薰之。盖细辛、乳香皆富含挥发油，薰之则挥发加快。其气味具有解毒消肿镇静之功，此药薰烟，配上生甘草解毒，苍术除湿，则瘟疫邪毒可止。此方说明，清太医院对瘟疫已能采取积极消毒预防的措施了。
对瘟疫的预防，除提前给健康人服用一些可以防病治病的药物外，清代医家更主张采用隔离措施。陈耕道在《疫痧草》中举例说：“家有疫痧人，吸收病人之毒而发病者为传染，兄发痧而预使弟服药，盍若弟发痧而使兄他居之为妙乎！”将健康人和病人实行隔离的做法，是很正确的。在天花、结核病等呼吸道传染病大流行的时候，太医院对帝王后妃们都采取了必要的隔离措施，如天花流行时就采取“避痘”的办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中医治未病的另一层意思是既病防变，即当疾病发生后，在处理上首先应防止病邪深入、病势蔓延。《内经》有云：“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这说明外邪入侵人体以后，如果不作及时处理，病邪就可能逐渐深入，侵犯内脏，使病情愈益复杂，治疗愈加困难。因此，治病时应高瞻远瞩，防止病情转变。
总之，在“治未病”方面，清宫太医院也十分注重，并取得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值得后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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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医家孙思邈是位极重视治未病的医家，他比较科学地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他反复告诫人们要“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他论治未病主要从养生防病和欲病早治着眼，所著《千金要方》中载有一整套养生延年的方法和措施，很有实用价值。明末清初医家喻嘉言深谙仲景治未病思想的深义，他的著作《医门法律》就是以未病先防，已病早治的精神贯穿始终。如中风门中的人参补气汤便是御外入之风的绸缪之计；又如血痹虚劳篇中对于男子平人谆谆致戒，是望其有病早治，不要等虚劳病成，强调于虚劳将成未成之时，调荣卫，节嗜欲，积贮渐富，使虚劳难成。清代名医叶天士对于既病防变研究颇深，他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温病属热证，热偏盛而易出汗，极易伤津耗液，故保津护阴属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之举，对于温病是控制其发展的积极措施。后来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保津液和防伤阴，其实与叶氏“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之意吻合，体现了治未病的思想。此外，东汉华佗创五禽戏健身法，晋代葛洪强调气功摄生等，注重强身健体以预防疾病的经验也是很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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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西人
在19世纪下半叶以前，独具特色的中华医药学已逐渐发展成熟，并广为传播。早在秦汉时期，中医就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邻国。唐宋时期传到印度、阿拉伯国家和欧洲。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中外交通的发展和中外往来人员的不断增加，中外医学交流盛况空前：外国来华学习中医或是中国人把中医带到外国，其人数和规模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中医中药传到国外后，在国外继续发展，有不少西方人翻译的中医药学著作陆续出版，并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学派。一些来华传教的西洋人士，也开始以试探的心理服用中药，并取得了满意的疗效。与此同时，西方医学也越来越多地传入中国。
在浩繁的清宫医案中可以发现，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进入中国，有两名西洋人在清朝前期就开始请中医治病了。第一位是在清宫内廷工作的意大利画家、耶稣会郎士宁（1688～1766）。
乾隆年间的一个盛夏，太医院院使、《医宗金鉴》主编刘裕铎，医士李永泰奉皇上旨意，“看得西洋人郎士宁脉息浮洪，由内受暑热，外感风凉，以致头疼身痛，发热恶寒，咽喉作痛，胸闷口渴，拟用疏风清暑调治。”处方是宫中常用之疏风清暑饮：香薷二钱，羌活三钱，防风一钱，荆芥一钱，前胡一钱，薄荷一钱，川芎一钱，牛蒡子二钱炒研，桔梗二钱，甘草八分生，引生姜一片。并将诊断和处方上奏皇帝，皇帝朱批道：“知道了。”郎士宁服药后，诸症俱好。
当年秋天，太医李永泰又一次给郎士宁诊病，并奏报皇上道：“医士臣李永泰看得西洋人郎士宁原系内停暑热，外感风凉之症，服过疏风清暑和中等汤，诸症已好，惟腰腿软些，今用金匮肾气丸常服调理。谨此奏闻。”皇上通过小太监胡世杰回答说：“知道了。”当时，郎士宁大约60岁左右，脾胃之病比较严重，故用补气健脾之剂，以补气生肌。
意大利画家郎士宁，于乾隆五十四年（1715年）秋天来华，专门以绘画供奉清廷，历仕康、雍、乾三朝，并以著名的“香妃像”而名噪一时。其画多参西洋画法并施以中国笔法，可谓亦中亦西，中西合壁，颇有名气。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湾故宫博物院，至今都保存着郎士宁的画作。据说乾隆帝曾数次亲临其侧，观其作画。郎士宁78岁时逝于北京，葬于阜成门外。为郎士宁诊病的太医院右院判刘裕铎等宫廷名医多次奉旨为其诊病处方，可见清帝对这位外国画家何等重视。但太医在为其看病时仍用“看得”，而不用“请得”，以示同皇帝之区别。
另一位接受中医药治疗的西洋人，是在清宫工作的法国传教士张诚。据清宫医案记载，乾隆十二年冬天，曾因“中气不足”、“肚腹溏泻”、“形气疲弱”之症，由太医院御医陈止敬、王凤翔、李德晟为其会诊，共商治疗之法。三位太医“看得张诚原系脾胃两亏，中气不足之症。饮食懒少，肚腹溏泻，有时咽干咳嗽，形气疲弱；惟形气羸瘦……现今服归芍异功散及云林润身丸，以补气生肌，缓缓调治。”
太医们开出的归芍异功散的组成是：人参三钱，白术一钱五分炒，茯苓一钱，陈皮八分，当归一钱，白芍一钱五分炒，扁豆二钱，麦冬一钱，谷芽八分炒，甘草五分炙，引建莲肉二钱，煎汤分服。从处方看，御医为西洋人看病非常小心谨慎，药物炮炙考究，用量很小，带有试探的性质。据中医专家分析，归芍异功散养血补气，滋养营卫，调理脾肺，常服可以治疗气血不足、饮食欠佳、面黄肌瘦、皮皱毛落等证。
据史书记载，为张诚治病的太医品级都很高。陈止敬任太医院左院判，王凤翔为著名太医，李德晟为从九品医士。可见太医院对西洋人士之重视。

中西医药的主要差别
中医药学与西医药学应该是平起平坐、相互补充而又不能相互取代的两大医疗保健体系。二者理论与实践完全不同，不能相互作为证伪的标准，更不能拿西医药当作中医药的“历史审判庭”。
国家科技部信息中心研究员贾谦说，中西医药的主要差别是：
1.看问题角度不同
中医药学从宏观角度看问题，将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机体的各部分相互影响。中医药有宏观准确性，缺少微观精确性；而西医药学则从微观看问题，采用分析法，不把人当成人，而视为各零件的组合，有微观精确性，却无宏观准确性。认识论告诉我们，宏观可以统帅、包括微观；微观只能说明和解释宏观，而不能统帅和包括宏观。因此中医药可以同化西医药，西医药不可能同化中医药。也可以说，中医药博大精深，再有200年，西医药也赶不上、也理解不了中医药。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民族自信心。
2.依靠对象不同
西医给人找病，中医给人找健康。西医以药为依靠对象，用药对抗疾病，如用药消炎灭菌。中医则是依靠病人的自我康复能力，虽然有时也用药直接对抗一些疾病，但用药主要是借以调动人这一复杂、开放的系统的自我组织能力而已。西医是对抗医学，中医是中庸医学。
3.毒副作用问题
西药是纯而又纯的单体，结构清楚，作用靶点单一。有人提出，中药是多靶点作用，其实是不合适的：中药用于调整而非对抗。西药由于作用单一，局部对抗，毒副作用很大，历史上多次重大药害事故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淘汰的ppa又是一例。西药之毒副作用是其不可克服的一大弱点：食至精则有害，药至精则有毒。只要辨证论治，配伍得当，中药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中医认为是药三分毒，讲究“中病即止”，“效必更方”，从不主张长期大量用药，因而服中药所导致的毒副作用就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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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救命生脉散(1)
今人难以想象，在没有输血、输氧、输液，以及人工呼吸、心脏复苏等现代医学急救手段的古代社会，医家也能采取传统的中医疗法（针灸、放血、推拿、吐、下、口服汤丸等）进行急救，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起死回生”的效果。这是因为，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融汇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诸多因素，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于一身，其独特理论之博大精深，其临床经验之丰富多彩，在世界传统医学之林中实为罕见。口服生脉散（生脉饮）即其中精华之一。
清宫帝后临终救命药——生脉散，由人参、麦冬、五味子三味中药组成，具有益气敛汗、养阴生津之功效，主治热伤元气、阴津大耗、汗多体倦、气短口渴、脉来虚弱，以及久咳肺虚、呛咳少痰、短气自汗、口干舌燥等证。
一般认为，此方出自我国金元四大医家之一的金代李杲所著之《内外伤辨惑论》，但也有人认为出自唐代名医孙思邈所著《千金方》，还有人认为最早记载应是金代张元素所撰之《医学启源》一书。
清宫皇帝后妃在生命垂危、弥留之际常用此方进行急救。如：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卯正一刻，即乾隆帝临终当日，太医徐###、沙惟一请得太上皇（当时乾隆已为太上皇）“年高气虚”，进生脉散加减抢救，以人参为君药，用量达六钱之多。当日太医院的记载说：“太上皇圣脉散大，原系年老气虚，屡进参莲饮（即生脉散加莲子）无效。于本日辰刻驾崩。”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申刻，同治帝患天花已二十余日，病情危笃，弥留之际，太医“李德立、庄守和请得皇上六脉散微无根。系病久神气消耗，偶因气不运痰，厥闭脱败。急用生脉饮一贴竭力调理。高丽参五钱，麦冬五钱，五味子一钱炙，水煎温服。”“十二月初五酉刻，李德立、庄守和请得皇上六脉已绝，灌生脉饮不能下咽，元气败脱于酉时崩逝。”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子刻，即光绪临终前，末代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太医全顺、忠勋，“请得皇上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热力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人参一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一钱，水煎灌服。”
恭亲王之临终医案记载道：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十日丑刻，太医“庄守和、张仲元、姚宝生诊得恭亲王脉息左寸关数而无力，尺部虚大，右三部软而无根。由戌至丑，汗出不止，喘息抬肩，痰热上壅，精神不固，证势重险，今拟用保肺固脱之法竭力调治。人参三钱，麦冬三钱，老米五钱。水煎浓汁频频饮之。”
总之，在皇帝后妃临终救治方面，几乎都离不开生脉散。
中医药学认为：人参为五加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人参的干燥根，味甘、性温，入脾经、肺经，具有大补元气、补脾益气、生津止渴、宁神益智之功效，用于挽救气脱危证及肺虚喘咳、脾虚泄泻、消渴等一切气虚证。单用人参一两，名曰“独参汤”，用于抢救虚脱、休克；麦冬为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沿阶草部分须根上的小块根，味甘、微苦、微寒，入心、脾、胃三经，具有养阴清热、润肺止咳之功效，用于肺阴虚的口渴、干咳、咳血，以及心阴虚引起的心烦、心悸和热病伤津引起的大便秘结等证；五味子为木兰科多年生落叶木质藤本植物五味子的干燥成熟果实，性味酸、温，具有敛肺滋肾、涩精止泻、生津敛汗、养心安神之功效。
以上三味药组成生脉散，具有益气养阴、敛汗养心之功能，在临床上用于中暑、虚脱、心力衰竭、肺结核等具有以上诸证的患者。在西医急救术未在我国广泛应用之前，生脉散是病人临终最重要的抢救药剂。
关于西医对生脉散的认识，我国国家科技管理部门曾将“生脉散综合研究”列入第六个五年计划中的科技攻关项目，由中国药科大学、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卫生部生物制品检定所、北京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等共同研究完成。研究成果证实，生脉散对动物心脏灌流全心缺血模型实验证明三味药单独应用效果不显，合用则有效，可增加实验动物心肌营养血流量，且安全系数大。

临终救命生脉散(2)
临床实践表明，生脉散对冠心病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心肌炎、扩张型心肌病及慢性心功能不全等多种心血管病有一定疗效。
清宫医案专家陈可冀教授的研究证实，生脉散可改善心脏泵血功能。他在华盛顿举行的题为《植物制剂在卫生保健中的作用》的国际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生脉散复方综合研究经验，展示了我国对传统医学尤其是对复方的研究方法，获得了与会者的认同和重视。他认为，复方的临床应用是传统中医药的一大特色，我们应当积极探索，创造自己的经验，以贡献于全人类。
　　小贴士：心血管病患者的合理膳食
1.控制胆固醇的摄入量。研究证明，高胆固醇的人，冠心病的发病率比正常人高5倍。因此，心血管疾病患者应少吃动物脑髓、内脏、蛋黄、蟹黄等胆固醇高的食物。
2.控制脂肪摄入的质与量。饱和脂肪酸能升高血胆固醇，多不饱和脂肪酸则能降低胆固醇，所以在膳食中要控制猪油、牛脂等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3.多吃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如：蔬菜、水果。维生素C可增加血管弹性，保护血管。
4.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膳食纤维能吸附胆固醇，阻止胆固醇被人体吸收。
5.限盐。高盐膳食可增加心血管病的发病率，有轻度高血压或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食盐摄入量应控制在每日5克以下，对血压较高或合并心衰者，每日用盐量以1～2克为宜。
6.少食多餐，切忌暴饮暴食，晚餐不宜吃得过饱，否则易诱发急性心肌梗塞。
7.心血管疾病患者，同时还要戒烟限酒，少喝浓茶，并可应用药膳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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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秘方的现代利用(1)
据清宫医案记载，目前收集到的晚清宫廷秘方大约有六十余首，其中包括单味药方和各类效验医方。现将部分颇有疗效并引起当代医家关注的晚清宫廷秘方作一简单的介绍，以飨读者。
五味子膏：为光绪年间所创制。制法为五味子八两，水洗净，浸泡半日，煮烂滤去滓，再熬似饴，少加蜂蜜收膏，内服即可。五味子性味酸、甘、温，入脾肾二经，功能敛肺滋肾，生津敛汗，涩精止泻，单用有收敛补益之效果。据现代药理研究，五味子对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有调整作用。北五味子与人参相似，有助于提高心脏功能，对循环系统衰竭者配人参、麦冬，名曰参脉散，用于心力衰竭时的救治，是清宫临终救治的常用之方。用五味子酊、五味子糖浆等制剂，对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症颇有效。
山西省中医研究所的研究证明，五味子对炭疽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葡萄球菌、肺炎球菌、伤寒杆菌、霍乱弧菌有抑制作用；有调节心脏血管系统病态生理机能及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临床用于肝炎恢复期，对转氨酶高而久不能恢复者有效；还能提高视力、听力等。
九分散方：光绪五年所拟。乳香、没药、马前子、麻黄各四两，土鳖虫、自然铜各四钱，共研细面，分为九份装袋，每服一袋，故名九分散。专家认为此方为活血化瘀之剂，药味少，分量重，力大功专，为伤科要药。功能化瘀止痛，主治跌打损伤、伤筋动骨、红肿疼痛等症，宫中刑杖之伤亦可用之。据传，此方由醇王府传抄而来，宫中常常使用，疗效颇好。现今南京所制九分散成药，与清宫之方一致，在国内很畅销。
紫朴丸：由紫朴、山楂、莱菔子、三棱、莪术、枳实、连翘、青皮、陈皮、细辛等组成，共研极细面，炼蜜为丸，每丸重一钱五分，每服二丸，白开水送下。此方主治暑瘟、霍乱、食气壅盛、痧毒在脏、腹脐疼痛、呕吐烦闷、大便不通等症。据现代药理研究，此方煎剂对伤寒杆菌、霍乱弧菌、葡萄球菌、痢疾杆菌、绿脓杆菌均有抗菌作用。
小活络丹加味方：为光绪年间宫廷秘方。由小活络丹合四物汤，再加天麻、桑寄生、於术、桔红而成。御医李德昌谓：“此药善能清心养目，宽胸畅膈，宣通脉络，滋益营卫，理脾除湿”，能“治风湿诸痹，肩背腰膝筋脉骨节疼痛，偏正头痛，或口眼歪斜，半身不遂，步履艰难，筋脉拘挛，肌肉顽麻沉重酸木，或皮肤作痒等症。”现代研究表明，此方有活血降压之作用，无病之人中年以后常服此药，可预防中风。
治瘟疫方：光绪十五年御医所拟。由冰片、麝香、硼砂、朱砂、雄黄、牙硝、礞石、真金箔等药组成。以上药共研极细面，每服一分，鼻嗅、口服均可。当代中医专家认为，此方为芳香辟秽、解毒护心之品合方，可用于瘟疫的预防和治疗，效果不错。
万应锭：光绪年间宫廷秘方。配方为：胡连四斤，黄连四斤，儿茶四斤，朱砂四两，熊胆二两，冰片二两，麝香二两，古墨六斤四两，共研细面，用胆汁合药，为绿豆般小丸，上金衣。
此方效果良佳，广为应用。出于保护动物的需要，现在国内各地生产的万应锭配方，实来源于《清内廷法制丸散膏丹各药配本》，减去熊胆。惟承德、武汉所出品与宫中药味接近。盖宫廷秘方轻意不能和盘传入民间之故也。现代临床研究证明，万应锭可用于中暑头晕、咽喉肿痛、无名肿毒等症，已为常用中成药。
蟾酥锭：光绪年间宫廷秘方。雄黄八两，朱砂一两，蜗牛二两，冰片一钱，蟾酥五分，共研细末，蟾酥为锭，银朱为衣。本方外用可治疔疮发背、脑疽乳痈、无名肿毒诸般恶疮及蛇蝎咬伤等症。本方以蟾酥为锭，醋研调服患处。蟾酥有毒，功能解毒消肿，据近代药理研究，蟾酥有强心和类激素作用，既可解毒，又可促进血液循环，为外科良药。
避瘟丹：光绪年间宫廷秘方。由生甘草、南苍术、北细辛、黄乳香各一两，共研细末，加红枣肉半斤为圆饼，如桂圆大。放炭火上取烟薰之，可保三日无灾、一家免难。入夏加干石膏一两，入冬加朱砂五分，春秋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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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秘方的现代利用(2)
清宫医案专家指出，此方取效妙在将药物放在炭火上薰之。盖细辛、乳香皆富含挥发油，一经炭火之薰，其解毒消肿镇静之功便发挥出来。此方说明，清宫太医院对于瘟疫已能采取积极的消毒预防措施。
回生第一仙丹：光绪朝宫廷秘方。土鳖虫五钱，自然铜三钱醋制，乳香二钱，陈血竭二钱飞净，辰砂二钱飞净，麝香一钱，当归一两酒炒。此方七味药均系攻破之品，堪称“虎狼之药”，功能接骨活血止痛，凡跌打损伤、闪腰岔气、伤筋动骨、坠车落马、压伤砸伤、剧烈疼痛等外科诸症皆宜。现今天津生产跌打丹成药，即本此方。
御制平安丹：为清代宫廷名方。由白豆蔻、沉香、苍术、陈皮、山楂等组成，主治心胃疼痛、水停心下、呕吐恶心、胸膈痞满、大便溏泻等症。此方在雍正、乾隆年间，多为蜜丸，每丸重三钱；光绪年间多为水丸，瓶装备用。资料证实，御制平安丹在清宫配制数额很大，久用不衰。此药制成后，首先保证帝后使用，其次赏赐皇亲贵族、太监和御医，再次赏赐各路驻防和军务大臣，最后由御医在临床应用。本丹清代宫廷极为重视，曾在清代军务系统中大量使用，以防治军旅生活中常见的晕动病和单纯性急性胃炎。
1986至1990年，陈可冀、李春生、张国玺等当代医学专家，同国防科工委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厦门中药厂等合作，对御制平安丹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服用安全无毒，既具有中枢性调节前庭——植物神经系统功能、改善软脑膜微循环和轻度镇静作用，又具有外周性镇吐、解除肠道平滑肌痉挛、保护胃黏膜和抗菌等功效。临床验证173例，证实它在防治晕动病和治疗急性单纯性胃炎方面有很好的效果。
　　小贴士
清代宫中除了患病时由御医开方用药外，对于日常防病的方药也甚为留意，无病、小病、换季之时，常用方药制成丸药服用，以达到预防与调理之功效。其实这些方药与民间家常小方相似，但就是因为宫廷成药是以皇帝、妃嫔为主，毫无疑问，为他们提供的药品质量应该是上品，具体体现在：选药地道，炮制得法，制作精细，所谓“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省物力”的原则在宫廷中得到无以复加的体现，疗效自然就高。仅以清暑益气丸为例，嘉庆朝华妃“素有气血两亏旧症”，嘉庆八年(1803)五月初七日经御医涂###、张铎诊治，认为“时届暑令，议用清暑益气丸补气养血，除湿健脾，长服调理”。其方为人参六钱，葛根五钱，五味子五钱，灸芪八钱，青皮四钱(炒)，泽泻一两，苍术五钱(炒)，麦冬一两，焦白术一两，神曲一两(炒)，黄柏五钱(酒炒)，陈皮五钱，归身一两，升麻三钱(灸)，灸草二钱，合为一起，研成细末，再制成蜜丸，重三钱，每天早晨服一丸，开水送下。御医开出此方制成丸药用于华妃，暑日常服，既补气养血，又可清热益气，防病治病两兼顾，实为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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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拒绝仙丹妙药
生与死，既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医学家和科学家不断探讨的问题，同时也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十分关注的问题。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雄才大略的皇帝并吞八荒、威震四海后，无一不梦想长生不老，永享人间富贵荣华，真是“做了皇帝想成仙”，但到头来无不上当受骗，被他们追求的长生术所嘲弄。但康熙皇帝却是一个例外。
康熙帝一生崇尚科学，对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多有涉猎，因此对生死的认识也最为清醒。
康熙认为人到老年，头童齿豁，乃是自然规律，不必贪生怕死，去求所谓的长生不老之药。他曾说：“吾人年老而经事多，则自不轻意为人所诱。每见道士自夸修养得法，大言不惭。但多试几年，究竟如常人，齿落发白，渐至老惫。凡世上之术士，俱欺游人而已，神仙岂降临人世哉？”
一次康熙帝南巡时，有人献《炼丹养身秘书》以邀宠，可康熙却嗤之以鼻。他对随行御医说：“凡炼丹修养长生及师巫自谓前知者，皆妄诞不足信，但可欺愚民而已。通经明理者，断不为其所惑也。宋司马光所论甚当，朕有取焉。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掷还之。”
又有一次，康熙帝北巡驻跸赤城，路旁跪一道人，求皇帝为灵真观加赐名号，康熙不但不予赐号，还严厉训斥说：“朕亲政以来，此等求赐观庙名号者，概不准行。况自古人主好释老之教者，无益有损，梁武帝酷好佛教，舍身于寺，废宗庙之血食，以面为牲，后竟饿死台城。宋徽宗好道，父子皆为金虏。此可鉴也。道士至宜清静修身，何必求朕赐号。尔妄求徼幸，本应处治，姑从宽宥。以后若敢妄行，决不饶恕！”康熙的这种科学态度在历代皇帝中都实属少见。
但是，康熙的儿子清世宗雍正帝却没有秉承父皇的遗风，在有生之年依旧迷恋于长生不老之术，也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后一位迷信仙术的人。据史书记载，雍正帝曾密谕地方督抚，访求精通医道之人或身怀绝技的道士。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个名叫贾士芳的道士被推荐上来。雍正曾经见过此人，对他的医术不甚相信，但求医心切，还是接受了他的治疗。贾士芳善于按摩，同时运用符咒，一段时间曾使雍正帝的病情有所好转，便逐渐取得了皇帝的信任。
得宠之后，一天贾士芳在给皇帝按摩时忘乎所以，竟然口出狂言：“天地听我主持，神鬼听我驱使。”不料此话被雍正帝听个正着。雍正帝大怒，随即将贾士芳逮捕入狱，并于一个月后以“大不敬”罪将其斩决!
但据《中国皇宫旧闻》记载，此后雍正帝仍痴迷于道士的长生理论，并服用各种的所谓的灵丹妙药，只不过这方面的活动更加秘密，当朝大臣也就无从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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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汉武唐宗的长生不老梦
先秦时期，相传掌握“长生不老”之术的“仙人”生活在东海之中的蓬莱、方丈、瀛洲等三神山上。秦始皇时，有一个胆大妄为的方士硬说自己找到了神仙，说自己亲眼看见了山上的仙人及漫山遍野的仙药，这一无稽之谈确正好迎合了日夜渴求长生不老之药的秦始皇。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至当时名为碣石、今为秦皇岛的地方，登临碣石以观沧海，并刻石碣石门，又遣方士韩终、侯公、卢生“率八百童男童女”入海寻访仙人，求不死之药。然而这些方士不是一去不返，就是传来消息说船被风浪所阻。徐福入海数年，求仙不得，耗资巨大，恐遭秦始皇怒斥欺君之罪，便谎称道：“蓬莱药可得，然常为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如此谎言，秦始皇居然信以为真，令入海者捕“鲛鱼”。结果仙药未得到，秦始皇却在古渡平原津病倒了。可见后来大名鼎鼎的徐福，当时也蒙了秦始皇一把。
秦始皇之后，被认为具有雄才大略、颇有建树的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等等，都迷恋于长生仙药的寻访。
汉武帝活了71岁，求仙生涯达五十余年。69岁时，汉武帝在海边求仙遭遇大风大浪，“圣躬违和”，突感死期将至，便不得不对群臣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言罢乃尽逐方士，不再梦想成仙。
唐太宗也渴望长生不老，但他不像秦始皇那样张扬，只是默默而求。有史书记载，唐太宗服的长生药出自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是依其本国旧方配制而成。贞观末年，婆罗门僧人那罗迩娑寐向唐太宗宣扬长生不死之神话，为其调制秘药，花一年功夫制成了“不死之药”。可唐太宗服后并未出现“神效”。不久，唐太宗病情加重。原来，因服仙药而加重的病情却呈现的是痢疾症状，御医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开方，在一片慌乱中，一代明君唐太宗含恨死在寝殿的御床上。

节俭饮食能长寿(1)
俗话说：“王天下者食天下。”清朝皇室入关前，这个马背上的民族饮食以各类野兽肉和家禽、家畜为主要原料，烹饪方式也比较简单。1644年，来自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清朝统治者入关定鼎燕京之后，随着满、汉文化的融合和生产力的发展，宫廷的饮食也大大丰富起来，烹饪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以至于出现了“满汉全席”这样的铺张奢侈之宴席。
但一代明君康熙却认为，食品无论粗细，应因人而异，不可贪食美味佳肴，并要求皇室眷属、子弟及大臣们清淡俭约。
据清宫医案记载，康熙帝一日两膳，每膳仅食一味，不食兼味，餐桌上的多余部分全部用来赏赐后妃和随行者。两膳之外，不食零食，尤其是“夜不可饭食，遇晚则寝”。并认为“每兼蔬菜食之则少病，于体有益。”
对于鲜果及蔬菜等类，康熙注重食用是否符合时令。他说：“朕只略尝而已，未尝食一次也。也必待成熟之时始食之，此亦养身之要也。”长期以来，康熙喜食杂粮、蔬菜的习惯依旧。即使巡幸在外，遇到当地官民上贡美酒佳肴，康熙也下令“取米一撮，果一枚”，以表领情之意。
由于康熙帝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康熙朝宫廷的开支比明朝宫廷大为减少。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大臣对宫中花费与明代宫中花费做了一个比较：明代宫中每年用金花银（金花银指赋征米谷折价上交的银两，上供御用）近九十七万两，而清代已将此项银两充作军饷；明代光禄寺每年给皇宫送银24万两，清代只送三万余两；明朝每年皇宫用炭1208万斤，清代只有100万斤；明代每年给宫中送木柴2686万斤，清代只送6～8万斤；明代各宫用的床帐、舆轮、花毯之物，每年耗银万两，清宫已经不用这些东西了。
康熙四十九年，玄烨对大学士说：“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日之费，可抵一年之用。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至（清）世祖皇帝登基，始悉除之。紫禁城内一切工作俱派民间，令用现钱雇觅。明季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饮食不能遍及，日有饿死者，今则宫中不过四五百人而已。”康熙帝还传谕户部说：“国家钱粮，理当节省，否则必至经费不敷。每年有正额蠲免，有河工费用，必能大加节省，方裨益。前光禄寺一年用银一百万两，今止用十万两。工部一年用二百万两，今止用二三十万两。”
由于康熙提倡节俭，反对奢侈，当时清宫的消费只有明代宫廷的八分之一。
至乾隆年间（公元1735～1795年），经过百余年的励精图治，清王朝已到了鼎盛时期。全国的耕地面积已超过明代的最高数字，达到六百余万顷。农业的发展，粮食的富足，促进了工商业和城市的繁荣。社会财富大量积聚，统治阶级的享乐之风也日益突出。
但乾隆帝仍然保持着祖先们喜食杂粮、蔬菜的习惯。每年春季榆树出叶结钱的时候，清宫都要食榆钱饽饽、榆钱饼、榆钱糕。乾隆不仅自己带头吃，还分送给后妃、皇子皇女和王公大臣，并将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食物供奉神祖，在宫内、圆明园等处供上榆钱食品。
乾隆还十分重视饮食规律，不食过冷过热之物，不过饱过饥，不暴饮暴食。在他统治的初期和中期，乾隆帝禁止各省大员向皇帝进献方物、土产，以躬行节俭。不过，由于皇帝的特殊地位和时代的局限，乾隆帝晚年生活奢侈，官吏管理不严，出了大贪官和珅这样在整个封建社会都很少见的腐败人物。
道光年间，大清王朝从顶峰滑落下来。鸦片战争爆发，太平军起义，吏治败坏，军备废弛，白银外流，国力大减。为挽危局，面对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道光帝不得不节衣缩食维持皇室的日常生活。据清史专家和清宫医案研究人员介绍，道光帝的饮食在清朝诸帝中最为简朴。
盛夏季节，清宫帝后每日都少不了吃西瓜解暑热，可道光帝觉得吃西瓜太浪费，曾在最热的三伏天明令太监：“明日取消西瓜，只供水。”一日，道光帝想吃“面片儿汤”，令御膳房去做，可大半天过去了还没有送来，道光帝追问其故，负责的太监说，做面片汤需要数千两银。道光说：“前门外一饭馆做面片儿汤最佳，一碗值四十文钱，可令内监往购之。”内监回答说：“饭馆已关闭多年矣。”道光帝说：“朕不能以口腹之故，枉费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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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饮食能长寿(2)
据《清宫档案揭秘》一书记载：道光帝一年四季的饮食都以“五品”为限，即每日早晚两膳菜肴、饽饽各五品。其中，炒鸡蛋每日必备。即便是春节或元旦，道光仍然省吃俭用。道光七年除夕的早膳是：“鸭子白菜锅子一品，海参溜脊髓一品，溜野鸡丸子一品，小炒肉一品，羊肉炖菠菜一品。”第二天即道光八年正月初一，道光帝的早膳是：“浇汤煮饽饽一品，羊肉丝酸菜锅子一品，溜鸭腰一品，鸭丁炒豆腐一品，鸡蛋炒肉一品。”
从现今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菜单跟普通人没有两样。道光皇后一次过生日，他只给前来庆贺的人吃了一顿面条。
另外，太后们对皇帝特别是小皇帝的饮食也管得很严。如同治帝一日两膳，只吃两宫皇太后赐给的小米粥、豆沫粥、糙米粥、羊肉丝疙瘩汤、甜浆粥、柳叶汤、面片汤、豆腐片汤等。据说，同治饥饿难挨时，曾闯进太监的住处偷太监的东西吃，被太监发现后，立刻夺过去扔掉！
也许正是因为饮食的节制，康熙、乾隆、道光3位皇帝终其一生身体都比较健康，平均寿命超过了75岁。
　　小贴士
在过去物质不富足的时代，吃得不够会营养不良，影响体质。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倒是吃得太多，造成营养不平衡，也会累垮消化组织，引起一些“富贵病”，像高血压、心脏病、肥胖症、糖尿病等等，使体质受到影响。因此良好的饮食习惯就成了保持健康身体的基础。原则上，是保持饮食平衡，不吃添加物，不吃腐败变质食物，少吃肉类，多吃蔬菜、水果。尤其是五谷杂粮必须恢复到饮食结构中最重要的“主食”地位，才能免于文明病的威胁。
饮食，每天都与我们息息相关。饮食能影响我们的思想、行为及感受。是忧郁或愉快、漂亮或丑陋、心理和身体上的年轻与衰老等都与饮食习惯有关系。中医说，吃什么补什么，多吃粗粮谷类和水果，让人的身心回到大自然的怀抱。

温泉“坐汤”养生好
按清朝规制，皇子、皇女出生后由乳母、保姆等专人哺育和服侍，同亲生父母分居三处，平日难得相见。
玄烨出生后不久，为避天花，由一位姓孙的保姆——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曹雪芹之先祖）的妻子照料，住在北京西华门外的一座府第养育。但这位未来的英明君主，童年却并不幸福。他8岁丧父，10岁丧母，从小难得天伦之乐。后来他痛惜地回忆说，“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
但幸运的是，康熙帝有一位非常疼爱他的祖母——皇太极的孝庄文皇后。孝庄把一切爱心和厚望都给予了玄烨，并将那个十分聪慧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拨出，专门照料服侍他。当然，这位祖母对孙儿的教育也十分严格。康熙帝后来回忆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规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轨，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因此，康熙对这位祖母极为尊重，极尽孝道，祖孙感情甚深，实为历史所罕见。
为了尽孝，康熙常陪祖母去温泉坐汤。“坐汤”疗法就是现在所说的温泉洗浴疗法，也是满族较早提倡的治疗和健身方法之一。汤泉一般都含硫化氢、碳酸氢钠和氡气，以及锶、钼、硒、镁、铜、锌等微量元素，对神经衰弱、精神萎糜、食欲不振、腰腿疼痛和一些皮肤病颇有疗效。直到今天，泡温泉也很时髦。
据清宫医案记载，康熙五十六年冬天，一份“京抄”上说：“万岁拟二十日赴汤山坐汤，因连日太后欠安，未曾起驾。”这里的“万岁”就是康熙帝，“太后”就是孝庄皇太后。据史料记载，孝庄晚年喜欢坐汤，隔些日子不去泡温泉就感到浑身不舒服，所以康熙经常亲自挽辔扶辕，服侍祖母去北京汤山进行汤浴，一住就是好几天。一年之内，要去好几次。
康熙帝对坐汤颇有兴趣和心得。他说：“坐汤之法，惟满洲、蒙古、朝鲜最兴，所以知之甚详。向来只坐三七、三九……想来坐汤太久，恐耗气之故也。”又认为，“春后坐汤，似更有益……坐汤之后，饮食自然加些。还得肉食培养，羊、牛、鸡、鹅、鱼之外，无可忌。饮食愈多愈好，断不可减食之。”
清代皇帝的汤泉行宫，京师附近有三处，分布在直隶赤城、遵化和昌平的小汤山。康熙、乾隆以及后来的慈禧太后等，都经常到这些汤泉行宫进行沐浴。据清宫医案记载，乾隆帝每年到塞外行围之后，常常簇拥其母皇太后钮祜禄氏到承德避暑山庄休养，并进行汤泉沐浴，因为当时那里有很多温泉可供坐汤。有历史学家统计，乾隆一生共到热河52次，有时住在那里长达5个多月。他一面处理政务，一面坐汤、打猎，身体得到了很好的保养。
　　小贴士
洗浴温泉，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保健理疗方式。天然温泉水含有丰富的化学成分，人通过洗浴或饮用吸收这些成分会对人体产生各种药用效果。浸浴温泉能鼓动真气、温通活络、流畅气血、心神宁静，促进疾病的痊愈和身心的康复。泡温泉不仅具有实质的医疗效果，还是一种减轻精神疲劳和解除精神压力的全身放松休闲活动，在温暖中体味90%失重的感觉，全身的毛细血管舒张，在优美的风景中创造一种身心零负担、环境零污染的休闲状态。

乾隆长寿有秘诀(1)
我国自秦至清共有封建皇帝259位，其中可查出生卒年月的有209位，但平均寿命只有岁。其中活到70岁以上的长寿皇帝仅有8人，他们分别是：汉武帝刘彻，寿70；梁武帝萧衍，寿80；唐玄宗李隆基，寿78；武后则天大皇帝，寿81；宋高宗赵构，寿81；元世祖忽必烈，寿80；明太祖朱元璋，寿71；清高宗乾隆，寿89。可见，在中国历代皇帝中，乾隆为长寿之冠。
乾隆帝生于1711年9月25日，卒于1799年2月7日，号长春居士、信天主人，又称古稀天子、十全老人。他中青年时代体格健壮，视力极好，走起路来坚定挺拔，晚年虽有“痔血”及尿频之患，但总体上相当健康，终生未用眼镜，87岁时还能外出狩猎，临终前不久尚能读书写字。
乾隆帝对自己能够长寿十分得意，他在自己的“七旬万寿”时，特撰写《古稀说》，并喜刻印章，自称“古稀天子”。到80岁时，更觉自己“仰荷天眷，至为深厚”，“不特云稀，且自古所未有也”。于是，又刻“八征耄念之宝”，御制《八征耄念之宝记》，以抒发自己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之情思。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到承德避暑山庄朝见乾隆帝后，对乾隆作了这样的描述：“观其风神，年虽83岁，望之如60许人，精神矍铄，可以凌驾少年；饮食之际，次序规则，严其肃，殊甚惊异。”
按照常理，封建社会的皇帝地位至高无上，普天之下皆为皇室所有，一般都拥有三宫六院，纳妾招妃，声色犬马，过着纵欲无度的糜烂生活，因而夭折者多，长寿者少。那么为何乾隆帝独独能够长寿、尽其天年呢？
清宫医案研究专家认为，乾隆长寿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体育锻炼，喜欢狩猎，并遍游名山大川；二是生活有规律，节饮食，慎起居；三是长期对症服用长寿药。
早在康熙时期，康熙帝就经常出巡旅游。据史书记载，活了69岁的康熙皇帝曾六次巡视江南，行至江苏、浙江，览遍大江南北的名胜古迹。四次出巡塞外，驻跸多罗诺尔、克鲁伦河、狼居胥山和索岳尔济山。四次登临佛教圣地五台山，领略北国风光。并且登泰山，祀东岳，西幸太原和西安。
一心效法祖父的乾隆帝也六下江南，巡察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和杭州，在大运河上泛舟赋诗，被人们传为佳话。
皇帝出巡，虽然可以骑马、坐轿，且前呼后拥，后勤供应一路有充足的保障，但在当时的物质和交通条件下，旷日持久的跋山涉水、鞍马劳顿，也是够辛苦的了。这种辛苦的磨练对身心健康自然大有好处。笔者算了一笔帐：乾隆六次下江南，共费时666天，平均每次111天，如此长时间地外出远游，自然要有强健的身体，同时也能大大促进身心健康。
此外，同祖父一样，乾隆帝也非常喜欢射猎。康熙五十八年，康熙帝曾对自己的近侍卫诸臣说：“朕自幼至老，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麇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射获诸兽，不胜记矣。又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
如此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无疑大大增强了康熙及皇室成员的体质。康熙帝不但热衷于骑射，以增强身体体质，还将骑射定为“祖制”传承下去，要求后辈要做“马上天子”。可见，眼光远大的康熙帝不仅把骑射视为一种锻炼身体、磨炼意志的重要途径，也视为增强国力、维持满族统治的必要条件。
乾隆帝继承了其皇祖父喜欢骑射的传统。乾隆自幼喜欢巡游打猎，史称乾隆帝“善射”，九矢九中，体魄健壮，活了89岁。乾隆帝常在夏日接见武官后在宫门外较射，秋天出塞时亦复如此。射时均以三番为率，每番三矢，每发多中圆的，九矢可六七。已巳年十月，偶在大西门前射，九矢九中，钱麓惊为异事，乃作《圣射记》进呈，感叹“圣艺优娴”云云。
除了加强体育锻炼，乾隆帝还爱好多样，精神生活丰富，这也正符合中医所强调的“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之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的道理。据史书记载，乾隆帝喜欢听音乐，经常要求乐工为其更换新曲，所谓“盼晴则月殿云开之曲”云云，可见他深谙音乐与健康的关系。

乾隆长寿有秘诀(2)
乾隆帝还喜欢写诗，酷爱书法。乾隆帝一生遍游名山大川，到处写诗题词，一生共写诗43,630首，其数量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无人望其项背。诗能言志放怀，陶冶人的性情，这也是“养生重在养性”的一种体验吧；乾隆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到处都留下了他的墨迹。这大概也是他健康长寿的一个原因。因为写字时要求“不思声色，不思得失，不思荣辱，宁神静气，气贯于一”，不意间达到了静心、养性、舒气、健脑、通脉、活血、壮骨、安神的目的，可谓一举数得的养生之道。
乾隆帝在总结自己的养生经验时认为：“节饮食，慎起居，实却病之良方也”。“凡人饮食之类，当各择其宜于身者，所好之物不可多食。”又说“老年人饮食宜淡薄，每兼蔬菜食之则少病，于身有益。所以农夫身体强壮，至老犹健者，皆此故也。”这些观点都值得今天的人们重视。
此外，自古帝王多好酒色，致使命门火衰，肾精亏损，下元不固，故衰老之征常早见。乾隆帝寿达89岁，与节制酒色无不有关。
研究清宫医案的专家们认为，乾隆帝的长寿和其日常所用的抗衰老医方也有很大关系。
乾隆经常服用的补益药方有：龟龄集、龟龄汤、松龄太平春酒方、椿龄益寿药酒方、健脾滋肾壮元方、秘传固本仙方等。
这6个长寿仙方多属于脾肾双补之品。如龟龄集方，就由人参、鹿茸、雀脑、枸杞、肉苁蓉、熟地、牛膝、杜仲等大量补肾药组成，主治筋骨乏力、头晕眼花、盗汗、遗精、阳痿，以及阴寒腹痛等症。秘传固本仙方，由41味药物组成，大都是强肾补益之品，以丸剂方式缓调，方中由补骨脂、鱼鳔、马驴肾、鹿茸、黄狗肾、益智仁等大量补肾强壮药组成，故名“固本”，“固本”者即“固肾”也。这是因为，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先天之本既充，体质自当健康矣。
健脾滋肾壮元方，由九香虫、杜仲、车前子、鹿茸、淫羊藿、枸杞、怀山药等组成。方中配有香附、木香等利气之药，使本方在达到补益作用的同时，避免有脘膈胀闷的副作用。九香虫为蝽科昆虫，《本草纲目》称此药可治“脾肾亏损，壮元阳”，配以补肾之药，其益肾壮阳的效果更加明显。
除上述方剂外，乾隆帝常用的还有具补肾作用之长寿广嗣丹、三一肾气丸等；具补脾作用之八珍膏、补益资生丸等；具双补脾肾作用之补益蒺藜丸、琼玉膏、五芝地仙金髓丹等；具补气血作用之噙化人参、黄芪膏、百龄丸、保元益寿丹等。但有些药在阐述其疗效时用所谓“其妙不能尽述”等语，则应该进行系统的医学研究，并进行一定数量的动物寿命实验研究，加以证实，不可盲目轻信。
乾隆帝一生没有患过严重疾病，其临终脉案证明了这一点。嘉庆四年大年初一乾隆脉案记载：“皇上圣脉安和，惟气弱脾虚，议用参莲饮。人参一钱五分，建莲三钱，老米一钱炒，水煎服。”时隔两天，即大年初三，乾隆安然驾崩。这说明，他基本上是尽其天年，寿终正寝。
通过对乾隆帝长寿原因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清宫医案在内的祖国医学是长寿研究之宝库。在清宫医案中，记载着不少有一定延年益寿作用的药方，诸如还少丹、琼玉膏、青蛾丸、斑龙丸、七宝美髯丹、资生丸和首乌延寿丹，等等。其中多数具有补肾健脾、益气活血之功用，既壮先天又补后天，既补元气又补中气。这些都值得今人进一步研究和挖掘。
总之，清朝的皇帝和后妃都十分重视养生、益寿，尤其是年臻“古稀”的康熙、乾隆和慈禧太后最为突出。他们大多深谙“圣人以劳为福、以逸为祸”的养生之道，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笔者认为，清初“康乾盛世”的出现，固然是他们高瞻远瞩、励精图治的结果，但也与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健康长寿有很大关系。在清入关后的267年中，“康乾盛世”就占一半，仅康熙、乾隆两朝就维持了121年。如果他们两位没有健康的体质和旺盛的精力，如果他们都像顺治、同治那样短命，那么大清的历史恐怕就是另外一番模样了。

乾隆长寿有秘诀(3)
　　小贴士：
长寿之道，在于尊生、节欲、运动三者相结合。首先在思想认识上尊重生命，才会在行动上有保健养生之举；节欲在于心境上的顺乎自然，人总有七情六欲，但过则有害，适可而止最佳；“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多运动，促进人体内有益激素的分泌、提高新陈代谢，保持年轻快乐的良好状态，令人时刻散发活力且精力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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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保健有人参(1)
在我国历代太医院用药中，对人参的推崇、运用之极，恐怕莫过于清朝了，这一方面因为满族人的发祥地东北地区盛产人参，另一方面也因为人参历来是公认的大补之品。
在清宫医案中，每当临终救治都少不了以人参为主药的参麦饮（人参、麦冬、五味子）。
药用人参为五加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人参的干燥根，分为野生和栽培两种。野生人参主要产于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栽培参以吉林抚松县产量最大，辽宁亦有少量生产。朝鲜、日本亦有种植。
最早的药典《本草经》认为，人参“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明目，开心益智。”明代大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人参治男妇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胎前产后诸病。”因此，人参的用途相当广泛，常用来大补元气，益气生津，宁神益智。
翻开卷帙浩繁的清宫医案，观其宫中皇帝、后妃之脉簿，鲜有不用人参者，且其用量之大，更是前所未有。据载，在清宫最常用的以补气为主和气血双补的医方中，人参已成为最主要的领头药物即君药，而“噙化人参”，则更是宫中日常“补气”的主要方法。
据清宫医案记载，雍正十三年，太医院共用人参二百三十斤。乾隆朝人参用量也相当大。据清宫医案记载，自乾隆六十二年（嘉庆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始，至乾隆六十四年（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止，皇上共进参麦饮359次，用四等人参三十七两九钱。”平均每日一钱。乾隆之颖妃、庆妃和五阿哥等，则大量噙化人参。如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起至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颖妃共噙化人参三两一钱，每日噙化量也达一钱之多。
在清宫，人参不但备受“恩宠”，就连人参的服用方法也特别有讲究。除“噙化”外，还有“研末吞服”、“文火炖服”、“浸酒饮服”等多种用法。
笃信进食人参可延年益寿者，莫过自诩为“古稀天子”的乾隆帝和寿享遐龄的慈禧太后了。
乾隆朝《上用人参底簿》中载道：“自乾隆六十二年（宫中纪年，实则嘉庆二年）十二月初一始，至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日止，皇上共进人参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参三十七两九钱”。按此计量计算，皇上平均每日进人参一钱之多。
光绪朝慈禧太后的《老佛爷用药底簿》上也写道：“自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至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计三百三十一天，共用噙化人参二斤一两一钱”，算起来也是每日一钱左右。至于其他皇室成员噙化人参者，也屡见不鲜。由此可见，当时的帝后及王公显贵们对人参是何等之重视。
也许是乾隆自知自己“寿至古稀”与服用人参不无关系，也许是这位“十全老人”对故乡奇珍的厚爱，他对人参的深刻了解，更使朝野名医为之叹服。他一生刊行的450多卷、数万首的御制诗中，就有不少精妙者竟是专门吟咏人参的。尤其著名者有二：
（一）咏人参
性温生处喜偏寒，
一穗茁为天竺丹；
五叶三丫拥云髻，
玉茎朱实露甘溥。
地灵物产资阴骘，
功著医经注大端；
善补补人常受误，
名言子产悟宽难。
（二）又咏人参
奥壤灵区产神草，
三丫五叶迈常伦；
即今上党成凡卉，
自惜天公葆龚珍。
气补哪分邪与正，
口含可别伪与真；
文殊曰能活能杀，
冷笑迷而不悟人。
现代科技对人参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人参根含人参皂甙、挥发油、人参醇、人参酸、植物甾醇、胆碱、各种氨基酸和肽类、各种糖类、维生素和果胶等。临床实践证明，人参能加强大脑皮质的兴奋过程，改善神经活动过程的灵活性，提高大脑活动的效率。苏联学者曾让上夜班的职工服用人参，结果与不服用人参者相比大大减少了差错。据说宇航员坐在太空舱里，嘴里也含着人参。这些研究成果都一再证实，人参确有很强的补元气、抗衰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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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保健有人参(2)
临床实践还证明，人参对肾上腺皮质有刺激作用，可使血浆皮质酮水平升高，长期使用可促进性腺作用。人参具有显明的抗衰老作用，可明显促进二倍体细胞生长，延长细胞寿命。人参所含麦芽醇具有抗氧化活性，可与体内的自由基相结合，从而减少脂褐素在体内的沉积，推迟细胞衰老。人参具有强心作用，尤其对血压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即能使高血压降低，又能使过低的血压升高。人参能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改善心肌代谢，对心肌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人参还能改善糖尿病人的一般状况，使消渴、虚弱等症状减弱或消失。
但需要说明的是，人参虽好也不宜长期大量应用。如需长期应用，用量要小些，以免出现植物神经功能失调；“阴虚火旺”者慎用，以免出现鼻衄及便秘、口炎等证候；没有脾、胃气虚症状者，用后可能有脘腹胀满、作饱等症状；一般外感不用，因可能产生恋邪之副作用。
因此，凡要服用人参及其制剂者，必须经医生辨证论治，切不可盲目滥用，故中医学界有“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一说。

同品种人参的质量分类
1.红参
选浆足不软、完整、无病斑的参根洗干净，放蒸笼里蒸2～3个小时，先文火后缓火。大的加工单位已用蒸汽蒸参，数量大，进度快。取晒干或烤干，干燥过程中剪掉芦头和支根的下段。剪下的支根晒干捆成把，即为红参须。捆不成把的小毛须蒸后晒干也成红色，即为弯须。
2.糖参
将根软、浆液不足的参根刷洗干净，放熏箱中，点燃硫磺熏10～12小时。取出后头朝下摆入筐中，放沸水中烫15分钟，参根变软，内心微硬时再出晒半小时左右。将参摆平放于木板上，用排针器向上扎，扎遍参体。再用骨制顺针顺参根由下向上扎几针，但不穿透。扎后参头向外，尾向内，平摆于缸内，不要装得太满。上面放一帘，用石头压住。糖熬到挑起发亮并有丝不断时趁热倒入装好参根的缸内，待10～12小时出缸。摆到参盘中晾晒至不发黏时进行第二次排针灌糖。依此法灌3次后晒干或烤干。
熬糖方法：第一次灌糖，千克参需千克白糖，千克糖加水千克。先把水放火锅内，加入糖后再生火，边熬边搅拌，熬到要求的标准即可。第二次灌糖，千克参，千克糖加水100克，加入第一次糖浆中再熬。第二次灌糖用第二次糖浆，熬开即可。
3.生晒参
生晒分下须生晒和全须生晒。下须生晒，选体短有病疤；全须生晒，应选体大、形好、须全的参。下须生晒除留主根及大的文报外，其余的全部去掉。全须生晒则不下须，只去掉小主须。下须后洗净泥土，病疤扩竹刀刮净，放熏箱中用硫磺熏10～12小时，取出晒干或烤干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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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忽视了“老年病”(1)
清嘉庆帝爱新觉罗·顒琰，生于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公元1760年11月13日），卒于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元1820年9月2日），享年61岁。他36岁登基，在位25年。
在乾隆帝17个儿子中，嘉庆勤奋好学，敬慎中庸。他说：“予六岁入学，习经书，十三学诗，十七属文，书窗朝夕，行帐寒暑，幸无间断。”嘉庆帝登基时各方面已经成熟，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他一生没有大的作为。他处在“康乾盛世”和“道咸哀世”之间，扮演了清朝极盛而转衰的皇帝角色。
但嘉庆帝文化程度较高，注重养生，性格中和，体魄强健，很少生病。嘉庆帝首先摒弃了乃祖雍正一心服丹药、求长生的做法，而是注重身心的调养，特别是重视养心。他在《养心室记》中说：“夫饮食有时，起居有节，此养生之小道也；本仁祖义，志道据德，此养生之大道也。明镜不疲屡照，常使清明在躬，气志如神，临民莅政，庶免从脞之患。退朝燕居，远屏声色之娱。一念敬勤，四表光被，养心为平治之源。此予所昕夕自勉，不敢稍忽者也。”
在这里，嘉庆把养生的内涵从注重饮食、起居和避免声色之娱扩展到行仁义、讲道德，以及为官必须勤政、廉政等领域，这不仅符合“知者乐，仁者寿”的儒家养生之道，也符合现代医学对身心健康的要求。
按照中医的传统理论，一般来说养生之道主要包括节饮食、慎起居、调情志、远房帏等四个方面。
节饮食，就是饮食要有节制，不要吃得太饱、太好，不要浑吃滥喝，以免伤了脾胃这个“先天之本”，而要注意粗细搭配，营养均衡，避免“病从口入”；慎起居，就是起居有常，注意天气变化，防止感冒，克服懒散，锻炼身体，保持精力充沛；调情志，就是保持乐观、通达，养成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保持健康的心态；远房帏，就是性生活要适度，不要贪恋女色，不要纵欲过度，保护好“肾”这个“后天之本”。纵观嘉庆帝的养生之道，可以说同祖国医学的养生理论相吻合，符合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的养生要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为什么嘉庆帝寿命并不算太长，只活到了61岁了呢？从史料上看，这大概是因为他忽视了自己的痼疾，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体力，死于过度疲劳引起的心肌梗死，或过劳引起的心力衰竭。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下旬，嘉庆帝按惯例到热河围猎。七月十九日，皇帝一行自圆明园往北经汤泉，第一天抵达顺义县的南石槽行宫，二十日驻跸密云县行宫，二十三日驻跸喀喇屯行宫。二十四日，是前往热河行宫旅途的最后一天。
一路上，满汉王公大臣一般都骑着高头大马，只有嘉庆帝坐着轿子。到了康熙帝赐名的广仁岭，看到苍郁的山峦林木和流水潺潺的小河，在轿中时而瞌睡、时而沉思的嘉庆帝，顿觉心旷神怡，急令“马匹侍候”，“朕要策马越过广仁岭”。皇次子绵宁和近侍太监都劝他坐轿，他哪里肯听。嘉庆帝跨上骏马奔驰而去，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在了脑后。不多时，嘉庆便到了热河行宫。由于跑了一阵马，出了一身汗，被塞外的凉风一吹，便不觉感冒了。晚饭过后，嘉庆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四肢酸软无力，胸口烦躁郁闷，十分难受，尤其不能平躺。似睡非睡到半夜，感到全身发冷，冷气从心里直往外冒。他知道自己感冒了，便要了一碗姜汤，但喝下后仍不见好转。
七月二十五日清晨，嘉庆帝病情加重，面色显得苍白浮肿，痰涌不断，呼吸困难，已经不能下地了。皇次子、皇四子在一旁守护。旋即，病情加重，胸口闷痛，语言不利，但仍坚持处理政务。到了午后，嘉庆帝的病情急剧恶化，因痰涌堵塞气管，呼吸更加困难，已经无法说话，时醒时昏，处于弥留状态。到了下午，连建储密诏都没有来得急找出来，嘉庆帝就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驾鹤西去了。遗命皇次子继承皇位，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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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忽视了“老年病”(2)
其实，嘉庆帝平时虽然少病，“圣躬甚健”，但从清宫医案看，他不满60岁就患了高血压和冠心病等老年常见病，眼皮松驰肥厚，手掌柔软无力，腹部肥大，双腿毫无弹性。这一切从现代医学角度看，都是高血压和冠心病的症状，像他这样年已“花甲”之人，根本不能从事跑马这种剧烈运动，血压、心肺都受不了，也不能过度劳累。可由于他的固执，偶然而肆意地骑马狂奔，最后因运动过度、发汗感冒中暑而诱发痼疾，丧了性命。
嘉庆的临终脉案这样记载：“七月二十五日，李澍名、苏钰、杨庆祥、王殿安恭请皇上圣脉六脉全无。原系外感后，又因劳动复伤中气，耗散津液，湿痰上壅，喘汗交作，神脱气散。吹通关散无嚏，于本日夜升遐。”
临终脉案表明，嘉庆当时的症状是邪实喘声重，痰气上壅，喘汗交作，至夕益甚，出现脉象虚软等“神脱气散”之候，类似于现代医学所说的因感冒、体力活动过度诱发的冠心病急性左心衰竭或全心衰竭。在当时没有打针、输液、吸氧等监护条件下，虽然御医采用了清热代茶饮、参麦定喘汤、通关散等切合病机的治疗措施，但因药力难以胜病，还是未能把嘉庆帝抢救过来。
　　小贴士
防治老年病的措施是多方面的。现代人的预防措施主要是以下几点：开展适合老年人的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注意合理膳食，戒除吸烟等不良嗜好，避免有害刺激；保持个人卫生，避免长期卧床以及呼吸道感染、便秘、过劳、跌倒及其他意外刺激发生；定期进行体格检查，做到对老年病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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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浴”养生身心清明(1)
在光绪朝，光绪皇帝和皇太后慈禧都喜欢用“药浴”治病健身，这也许是他们“母子”俩惟一的共同爱好。
被称为“哀世之君”的光绪帝，在其短暂的38年的人生历程中，列强入侵，国运衰败，太后专权，皇位虚有，因而多灾多难，导致肝气郁结，脾胃不和，百病缠身，健康状况甚差。为使他摆脱疾病的折磨，太医们用尽了各种医疗方法。其中的大量“洗药方”尤其引人瞩目。
洗药方首先用于治疗光绪肩背腰腿筋骨疼痛方面。据一份没有具体年月的脉案记载，太医范一梅最早给光绪帝拟用的是“舒筋止痛洗药方”，此方由当归、赤芍、牡丹皮、防风、防己、秦艽、木瓜等组成，用水熬透，洗之。本方中，当归、赤芍、牡丹皮活血止痛，防风、防己、秦艽、木瓜侧重舒筋活络，治风与治血并举，符合“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息”的中医治风原理，临床效果肯定不错。
御医范一梅给光绪帝开的“洗药方”还有舒筋活血洗药方、活血止痛洗药方、荣经活络洗药方、祛风湿洗药方等方剂，其药物组成大同小异，只是各有侧重而已，有的重在活血，有的重在舒筋，有的重在祛风，但大都活血祛风并用。
在光绪帝之医案中，还有两个专门的“洗药方”，都出之御医范一梅之手。一个洗药方由木瓜、秦艽、防风、防己、伸筋草、白芷组成，意在祛风、除湿、舒筋，用水熬透洗之，对风湿引起的疼痛当有较好的疗效。
另一个洗药方，由木瓜、杜仲、牛膝、秦艽、汉防己、钩藤、茅术、桑枝组成，兑烧酒一盅，用水熬透，洗患处。据专家们分析，本方用木瓜、杜仲、牛膝等养肝补肾药，入于祛风除湿通络方中，当是治疗光绪帝长期腰腿疼痛之症。再兑以烧酒，可增强血液循环，对寒凝气滞疼痛当有效。
以上各洗药方剂，药物用量都不大，每味药多在二三钱或三四钱之间，用者自己可以掌握，不必拘泥。
在光绪帝脉案中，还有数十个洗头、洗目、洗脸之洗药方。其洗头、洗脸之药方，多以清头明目、祛风散寒为主，常用薄荷、天麻、白芷、防风、羌活、桑叶、银花、川椒等药，并随病情变化加减化裁。
中医认为，肝藏血开窍于目，肝气郁结，最易上火伤目。据脉案载，光绪帝患眼疾多年，御医所拟洗目方多以祛风清热、泻肝活血清热、疏肝理气泻火、育阴潜阳祛风清热薰目为主。
针对光绪帝经常手肢麻木疼痛等症状，御医赵文魁给光绪帝开了一个洗手荣筋方，此方由桂枝尖、赤芍、没药、乳香、宣木瓜、秦艽、丝瓜等药组成，水煎洗之。专家认为，此方通络化瘀，祛寒止痛，于风湿痹痛有效。方中桂枝用其尖，取其上行手臂，配以丝瓜等药以通经络，乳香、没药活血祛瘀止痛。中医认为肝主筋，疏肝养肝即可荣筋。方中取芍药、木瓜等敛肝补肝调肝，立方可谓周全。本方趁热外洗，更可活血舒筋。
在清末的最高统治者中，除光绪帝外，慈禧太后也喜欢“药浴”。据清宫医案记载，西太后的药浴主要用于眼疾和皮肤病。用于眼疾的有两个药方。其一是，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御医为“老佛爷”开的一张洗药方写道：蔓荆子三钱，荆芥二钱，蒺藜二钱，冬桑叶二钱，秦皮一钱，煎汤，热洗。此为疏散风热、清肝明目之洗眼医方，用于外感风热、风火目痛，信必有效。
其二是，“明目除湿浴足方”：甘菊三钱，桑叶五钱，木瓜五钱，牛膝五钱，防已四钱，茅术五钱，黄柏三钱，甘草三钱，水煎，浴足。此方具有清肝明目止痒除湿之功能，用于浴足效果定会不错。
用于皮肤病的主要有“祛风清热洗药方”等。据清宫医案记载：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御医力钧、庄守和、张仲元为“老佛爷”开了一个祛风清热洗药方：红花二钱，防风三钱，白芷二钱，羌活二钱，桑叶二钱，杭芍二钱，薄荷二钱，僵蚕一钱，开水煎一沸，兑花露水一匙，洗浴皮肤。据清宫医案专家介绍，西太后常有皮肤作痒病，太医于防风、白芷、羌活祛风药中加红花活血，治风治血并行；兑以花露水，芳香止痒，自当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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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浴”养生身心清明(2)
在慈禧太后脉案中，还有两个沐浴方。一个方子的组成是：谷精草一两二钱，茵陈一两二钱，石决明一两二钱，桑枝一两二钱，白菊花一两二钱，木瓜一两五钱，桑叶一两五钱，青皮一两五钱。此方以清风热、清头目、利湿热为主，沐浴可防治皮肤病，保护皮肤健康。
另一个沐浴方的组成是：宣木瓜一两，薏米一两，桑枝叶各一两，茵陈六钱，甘菊花一两，青皮一两，净蝉衣一两，吴茱萸一两，黄连一两，共为粗渣，盛布袋内，熬水浴之。本方与前方大同小异，所加蝉衣，散风热、透斑疹之力颇强；黄连则清热燥湿效果较好；吴茱萸对绿脓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均有抗菌作用。本方用于沐浴，有清热燥湿解毒之功，效果一定令人满意。
　　小贴士
药浴作用机理概言之，系药物作用于全身肌表、局部、患处，并经吸收，循行经络血脉，内达脏腑，由表及里，因而产生效应。药浴洗浴，可起到疏通经络、活血化淤、驱风散寒、清热解毒、消肿止痛、调整阴阳、协调脏腑、通行气血、濡养全身等养生功效。现代药理也证实，药浴后能提高血液中某些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增强肌肤的弹性和活力。

健胃消食的锅巴
平时熬粥煮饭，锅底常常会结一层厚薄不一的锅巴，色泽金黄，松脆可口。锅巴家家皆有，极为寻常。可谁知，这种似乎上不了桌面的粗米残渣，竟是慈禧太后百吃不厌的佳肴。
凌驾于皇帝之上的“老佛爷”慈禧太后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有口福的“美食家”，中年之后尤其喜食肥甘厚味，特别爱吃肥鸭。慈禧一顿饭吃百样菜，还随意点吃各种菜肴，每添一样，以后就不许减少。饭桌上的美味佳肴令人眼花缭乱，而大部分菜肴连一口也没有动，就原封不动地端下去了。颐和园专设的慈禧御膳房，占了8个院落，为她一个人烹调饭菜的太监达一百二十多人。一天做两顿正餐，两顿小吃。每顿正餐至少要花费20两白银，在当时这些白银可买大米2400斤，足够6口之家吃一年！那么，慈禧太后为何还钟情于锅巴呢？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云：“膏梁厚味，足生大疔。”意思是说，贪吃肥甘厚味的食物，会酿成大病。
由于西太后贪食油腻之物，加之养尊处优，不注意运动，因此胃肠受累。据慈禧脉案记载，“老佛爷”常有“饮食半膳不香”，“夜寐欠实，晚膳消化缓慢，时有头晕，夜间倒饱，嘈杂作呕”，以及“精神软倦”、“大便带溏”、“腹中作泻”等症。西太后临终前一天的脉案还记载道：由于“胃热肝燥，肾不摄津”，大行前数小时“气虚魔生，精神萎顿，舌短口干，胃不纳食”。
宫廷御医为了医治慈禧以上病症，除了经常给她服用人参、莲子、焦三仙等健脾养胃、助消化的药物外，还给她下过大黄、芒硝、枳壳、厚朴等峻泻通便的“虎狼之药”，此方即张仲景《伤寒论》中的大承气汤。
据说为了养胃，慈禧最爱吃的是粳米锅巴，几乎无一日不吃，成了饭桌上必备的食品。有时干吃锅巴片，有时配料做成菜，有时研末调服。直至临终前，她还忘不了吃锅巴。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即慈禧去世的前一天，女御医施焕给西太后所拟处方为：“粳米饭锅巴焙焦，研细末服用。”
慈禧之所以喜食锅巴，是因为经过略微炭化之后的锅巴，部分糖分得到分解，食后易于消化；加之吃锅巴时必须细嚼慢咽，会渗入大量唾液酶，有助消化吸收，促进胃肠蠕动，振奋肠胃机能。
实际上，在我国一向不被人们看在眼里的锅巴，早已作为一道名菜登上了大雅之堂。当黄脆可口的锅巴浇上鲜美的汤汁端上宴席时，“滋啦”作响，香气扑鼻，吃上几口，令人回味无穷，难以忘怀。
　　小贴士
焙烤成的粳米锅巴有补脾、养胃、强壮、滋养的功效，最宜病后调理。粳米若经炒、烘、烤之后，食之味香，促进食欲，并可消食导滞、收敛止泻。春天最宜多食锅巴。需要注意的是，商店出售的锅巴，大都是油炸制成，而且含盐量（包括味精）高，多食容易上火，对身体无益。

慈禧吃鲜花成癖
清宫医案表明，爱美如命的慈禧太后是一个最能“消费”鲜花的人。她一生爱花、吃花、浴花，护花又残花，真可谓同花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有人感叹说，西太后也太能糟蹋花了！
首先是爱种花。据曾经是慈禧贴身女官之一的美籍华人德龄在其所著的《清宫二年记》中披露：“她（慈禧）像普通人一样，爱着各种生物，像花草、树木、狗、马等都是她所喜欢的。”慈禧不但让太监为她养狗、养马，专供她观赏和玩乐，还特别爱种花，仅安排太监在颐和园种菊花就达三四千种，其中名贵的有丹凤朝阳、白龙须、紫金铃、雪球、雨过天晴等。
当时宫内上苑，收集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的奇花异草，数不清看不完。凡可以弄到或买到的花种，慈禧总得设法弄来。宫内有一部分太监，专门从事园艺工作。他们像懂得“老佛爷”的一举一动那样，懂得花的习性，无论哪一种花木，到了他们手中，都能栽培得很好。
西太后也是一个绝好的“护花人”，她三天两头往各处去视察，看看那些花长得怎么样了，太监们怎敢偷懒和怠慢。因此，颐和园的花总是比别处长得好、长得艳。
据说，有一天深夜，外面突然下起雨来，落在屋脊上的雨点声把慈禧太后从梦中惊醒过来，她不禁惊叫道：“唉呀，不好了！我们那些才露头的菊花怎能经得起如此大的雨呢？……谁在这里值夜？快去通知那些太监们……”谁知，当太后的话一传出去，一个太监就急急忙忙地跑来报告说：“他们早就用芦席把那些菊秧盖好了！”
其次是吃花。对于各种盛开的鲜花，西太后总是饶有兴致地随采随吃。有一种叫“雪球”的白菊花，花瓣短而细密，洁白如雪如玉，西太后将花瓣随手采下，让太监浸在温水里漂洗，十多分钟后取出，再放入稀矾温水里漂洗一下，捞起，放在竹篮里沥净，就算准备好了。
吃的时候，先由御膳房里端出一具银制的小暖锅，锅里盛着大半锅炖好的鸡汤或其他肉汤，将盖子盖在上面。这时慈禧太后像一个乡下人赴宴一样，高兴地取花蘸汤吃将起来。那暖锅里，还盛着切好的生鱼片或生鸡片，外加少许酱油和调料。太后高兴的时候，一次能吃下许多花瓣呢！
慈禧太后尤爱吃荷花的花瓣。在荷花盛开的夏季，她常让御膳房采集许多水灵灵的荷花瓣，浸在用鸡汤调和的面粉里，投入油锅里炸，做成一种香喷喷的小食，供她享受。特别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她还用炸荷花的办法，将正在开放的无比美丽的玉兰花信手采下，煎制成可以食用的“玉兰片”，做成消闲的零食受用。
此外，据清宫医案记载，西太后在美容、洗澡时，也同样会“消费”大量的鲜花：她美容美肤时，用的多是金银花做的耐冬花露水，将其涂在身体上轻轻拍干；她洗澡时，又用大量的玫瑰花或茉莉花作香料，……总之，她是一个典型的“老花精”，一生不知受用了多少鲜花和花露！
　　小贴士
鲜花气味芬芳，令人身心愉悦，而花卉菜肴也属“绿色食品”，含有淀粉、蛋白质、氨基酸等多种天然的营养成分。菊花可以清肝明目、提神醒脑；玫瑰能降脂减肥、美容祛斑除皱；莱莉花降温消暑、可以缓解紧张情绪；满天星则预防感冒、治疗咽痛……
但人体各有不同，体质也各有千秋，鲜花虽好，也不能千人一律，尤其是一些对花粉有过敏症状的人就更要慎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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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佛爷驻颜有术(1)
清代晚期实际上的女皇——慈禧太后十分讲究养生驻颜，且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以至于年六十时，红颜未衰，望之若四十许。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慈禧曾感叹地说：“人为什么要老呢？倘若永葆青春，该多么好啊！”客观地说，慈禧太后不仅酷爱铅华，追求外表之美，而且深谙中医药在养颜抗衰老方面的奇功异效，懂得养生方可驻颜、驻颜贵在养生的道理，并且不惜工本地追求养生驻颜之道。
从清宫医案看，慈禧太后虽然养尊处优，但那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嗜好却影响了她的健康。她年轻时月经不调，后来又患了痔疮、面部轻度神经痉挛，经常精神不安，失眠健忘，夜间多梦，以及胃肠消化不良等多种病症。为达养生驻颜之目的，慈禧指使太医院为其拟订了形形色色的养生方剂，并于1880年至1882年间下诏诸督抚为其荐医治病，全国诸督抚都参与了荐医献药活动。
“老佛爷”所用方剂达三十大类之多。这些方药集中表现在补肾健脾两大方面。这是因为，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根，肾气虚弱，则根本不固，未老先衰；脾为后天之本，脾虚生化无源，则百病丛生，容颜枯槁。
在慈禧一生所喜用的众多抗老驻颜药剂中，首推她亲自赐名的“清宫玉容葆春酒”。慈禧不仅长期不间断地服用，还常常作为上好礼品赐给一些皇亲国戚。
“清宫玉容葆春酒”，顾名思义，常服之能使人面容似玉，青春永葆。这种“葆春酒”由滋补药物同低度御酒组成，是一种甘平温和的上好补酒，女士饮之，能医治气血亏损、神倦乏力、少寐多梦、月经不调、皮肤干燥、关节痛疼，以及未老先衰诸症。男士饮之，可以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安神解郁，养阴润燥。
经过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清宫医案专家们的潜心考证、研究，此酒确有临床效果，现已由河南省林河酒厂按清宫传统配方生产出清宫玉容葆春酒，销往海内外市场，深受人们的青睐。据说，北京一位八旬老人服了半年玉容葆春酒，脸色变得红润，头发颜色有所加深。
噙化人参，培补元气，是慈禧太后的又一抗老驻颜之术。中医学认为，机体的生命活动，赖以气、血的相辅相成，气血调和则精神旺盛，体质强健，容颜娇艳，百病不生。调理气血，对女性来说尤为重要。
据清宫医案专家介绍，清宫应用人参的经验相当丰富。长期服用人参者，一般每日一钱左右。人参作为补益强身药，除了配在补剂中应用外，还以人参配成成药，或以人参配伍其他药物当茶饮。当时，宫廷不仅用东北人参，也用山东人参、高丽参，以及西洋人参。如光绪帝素体气阴两虚，御医们便常用西洋参配伍其他药物，制成“保元代茶饮”、“益气养胃健脾代茶饮”、“益气和肝健脾代茶饮”等。
乾隆帝和慈禧太后等常喜欢吃的“八仙糕”、“八珍糕”，皆以人参为主要药物。据嘉庆朝《御药房人参总档》记载，当时的华妃娘娘、董妃和孝固伦公主及二阿哥等，都常在成药或汤剂中结合病情，加用各类人参，以增强补益作用。
据光绪年间《慈禧太后人参底簿》载：西太后“自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至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计三百三十一天，共用噙化人参二斤一两一钱”，即每日一钱，按月包好，天天服用。西太后用药底簿并载有光绪帝向西太后请安时，检查人参是否够用等情况。慈禧太后还时常把自己服用的人参赏赐给自己的心腹享用。慈禧享年73岁，或当得益于此。
慈禧在化妆美容方面非常奢侈。她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花相当长的时间化妆，晚间休息前要往脸上抹花汁、蛋清等物以保养皮肤。她几十年不间断地用人乳和珍珠粉美容，即使坐轿外出，也要在轿子里涂脂抹粉。
由于帝王后妃们喜欢美容驻颜，并乐此不疲，所以太医院的御医们除了为帝王后妃防治疾病和日常保健外，还在美容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以满足帝王后妃的需要。清宫外治医方中，美容方子占有一定的比例，如《清宫外治医方精华》各论中就专列外治美容方达32首，另外，还有部分兼具美容作用的医方散在于其他各类方剂中。

老佛爷驻颜有术(2)
这些外治美容方药涉及肌肤美容、牙齿美容和须发美容等诸多方面，可供现代中医医疗及美容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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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美容驻颜食谱
爱美，追求美，是每一个人的天性。一个人的容貌美不美，除了先天因素之外，后天的精心调理和保养是非常重要的。美容专家认为，美的关键应当来自人体内部，许多有益于人体健美的食品，对一个人的健美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为此，营养学家提出以下健美食谱。人们遵循去做，将使女子更靓，男子更俊，现代生活更加美好、欢乐。
养颜：美容驻颜与抗老防衰是密不可分的。葵花籽和南瓜籽富含锌，人体缺锌会导致皮肤迅速生皱纹。为此，人们每天嚼食几粒葵花籽或南瓜籽，可使皮肤光洁，延缓皱纹的形成。同时，每天早晚各吃一个猕猴桃，猕猴桃富含维生素C，有助于血液循环，更好地向皮肤输送营养物质。而维生素A可使皮肤富有弹性，延缓松弛。动物肝脏、乳类含有大量维生素A。
美发：人到30～40岁，头发开始老化。而头发的健美是美的关键，青年期就要给予适当的养护。鸡蛋富含硫，每周吃4个鸡蛋，可以使头发亮泽。锌和维生素B族可以延缓白发的生长。高蛋白食物如肉类、鱼类、蛋类等，再配上新鲜的蔬菜，对浓密的头发来说将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头发的97%由角质蛋白组成。
明目：明亮而有神的双眼，可以增加一个人的自然美韵。每周吃3次用植物油烧制的胡萝卜。胡萝卜富含维生素A、E，能增强视力，起到明目的作用。用带麸皮的面粉做的面包含有大量的硒元素，常吃这种面包，可使眼睛免遭细菌、病毒的侵害，有助防患眼疾。维生素C能改善视力，经常吃柑桔类水果有助眼睛防护。
秀甲：秀美的指甲可以给女性增添妩媚，科学饮食，女子将拥有一双晶亮艳丽的玉指。酸奶含有促进指甲生长的蛋白质，每天喝一瓶酸奶大有好处。常吃核桃和花生能预防指甲断裂，核桃和花生富含能使指甲坚固的生长素。
固齿：整齐而洁白的一口牙齿，能给人一种美的感受。每天吃150克奶酪，并加一个柠檬。奶酪里的钙能使牙齿坚固。维生素C能杀灭口腔里导致龋齿的细菌。此外，多吃鱼和家禽也有益于保护牙齿，因为这些肉类食品中含有固齿的磷元素。

清代皇帝不嗜酒(1)
自古以来，一些帝王、圣贤以及文人墨客，无不以酒助兴，以酒壮胆，以酒浇愁，嗜酒如命，饮酒无度，甚至认为有多大的气魄就有多大的酒量。嗜酒成癖的诗人皇帝曹丕说：“盖闻千钟百觚，尧舜之饮也；惟酒无量，仲尼之饮也；姬旦酒肴不撤，故能制礼作乐；汉高祖婆娑巨醉，故能折蛇鞠旅。”
然而，清代皇帝却不甚嗜酒。为避免“以酒误国”、“以酒亡国”的悲剧重演，富于进取精神的康熙帝，不但自幼不喜饮酒，还特地将戒酒的御制诗刻于元朝遗留下来的黑玉酒瓮上，置于宫中，以作警示。
因此，皇帝的膳桌上按规定不许摆放酒具。康熙帝律已甚严，终生放弃了饮酒之乐，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鸦片战争期间主持朝政的道光帝虽然于1842年8月29日同英国殖民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结束了盛极一时的“康乾盛世”，但他“力倡节俭，推崇朴素”。道光帝要求君王人臣要做到：“饮食，不必追求珍异，穿戴不必讲究华美，耳目不要为欲望所诱惑，居住不要迷恋奇巧”，要懂得“一丝一粒，都出于民脂民膏”的道理。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军费开支宠大，国库日益空虚，道光帝带头减少膳食，由以往的花天酒地，改为每日只点四盘菜肴。
一次，皇后过生日，按例要大摆酒宴，道光帝则破除旧例，当面谕令内务府大臣：“近来，内廷好久没有赏赐食物了，这次皇后圣寿，到时候多预备些面条，多加点卤，让内廷人员吃个饱。”内廷大臣奏道：“既然皇上如此开恩，那就额外多杀几口猪。”大臣又奏：“按照惯例，应是十口猪。”道光没好气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花销、开支这么紧张，怎么能杀十口猪呢？”在康熙、道光的影响下，终清一代，不曾有嗜酒的皇帝。翻开清宫医案，也没有如何为任何皇室人员解酒的记载。
清朝皇帝不嗜酒的简朴作风，也深深影响着皇室以外的王公大臣和地方官员。有清一代大凡品级比较高些的大官，通常都不能随便在外面的酒菜馆里去喝酒吃饭，逛窑子就更不能了。那时，人们都把酒菜馆看作专给平民百姓涉足的下流场所，而做大官者一旦光临这样的地方，就容易惹人注意；假如有一位官府老爷常到某一家酒馆去吃喝，无论他的酒馆如何兴旺，也是要受指责的。尤其是那些统率一方的大官，实际上他们就是朝庭的代表，他们理应把自己看得高贵一些，不应该随随便便地在酒菜馆中胡吃滥喝，惹人轻视。笔者认为，不许政府官员混迹于酒肆菜馆，在今天看来虽很难做到，但仍应积极倡导。
据史书记载，清朝以前的皇帝，有不少是酒色之徒，甚至以酒误国。唐穆宗嗜酒贪杯，夏日在临芳殿赏樱桃时，常常是“美人在侧，酒杯在手”。元太宗窝阔台酒瘾极大，晚年尤甚，日日与大臣们狂饮不止。大臣耶律文正屡屡进谏，窝阔台置若罔闻。贪图享乐的汉文帝，夏日在裸游馆避暑，长夜饮酒，陶醉在酒酣、色迷之中，对此汉灵帝曾叹息道：“使万年如此，则为上仙矣！”。儒雅而开明的金章宗，在夜饮中将橙子挖空，当作酒具，称其为软金杯，悠然自娱……
帝王们对酒的兴趣，与色并重，有些帝王对酒的嗜好甚至超过了对色的需要，堪称酒色之徒。明福王有一句名言说，“万事何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当夏桀沉溺于酒色时，荒唐的行为不时发生。史书上说，桀开凿的酒池大得可以行船，桀不是夜宫中令男女杂处，就是召三千人在酒池边像牛一样饮酒。商纣与夏桀一样荒唐，他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男女裸逐其间，宫中设九个热闹场所，供纣作长夜之饮。
南北朝时，北朝的不少皇帝大肆酗酒，导致性情暴戾，喜怒无常，动辄杀人取乐。北齐文宣帝虽然政绩不凡，但自从酗酒成癖后便逐渐丧失理智，常在醉后丑态百出，还凶残地杀人取乐。这种纵欲无度的糜烂生活，使他刚到“而立”之年就不能正常进食，每天只能饮酒度日，酒又加剧了他走向死亡的进程，31岁时就被酒精夺取了生命。

清代皇帝不嗜酒(2)
　　小贴士
俗话说：酒是穿肠毒药。贪杯误事，从古至今不乏其人其事。德国波鸿大学的一位神经学专家经研究发现，酗酒使得人的大脑额叶功能失调，甚至还能损害人的幽默感。
对于好饮之人，专家建议，多吃粗粮，蚕豆、小扁豆等；常吃一些含蛋白质的食物，如坚果、植物种子、鱼类、鸡肉、蛋类或者牛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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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后钟情“代茶饮”(1)
药茶者，即宫中所谓之代茶饮也。所谓代茶饮，就是以可以直接饮用的药物或药物加茶叶，共煎或以开水冲泡以饮用。据传药茶发端于唐代，盛行于宋朝。在清宫原始医药档案中，太医院御医喜欢用药茶以防治病患，其种类之多，应用之广，出乎人们的意料，尤以慈禧太后脉案为甚。
唐代名医孙思邈门人孟诜以孙氏《千金方·食治》为依据，撰写扩展为《食疗本草》，其中载有适宜“热毒下痢”、“腰痛难转”等症的药茶验方。唐代另一部总结性医学巨著——王焘的《外台秘要》中也有大量的代茶饮方。
唐代以降，药茶一代胜过一代。明代李时珍之《本草纲目》中，记有“痰喘咳嗽茶”，清代赵学敏之《串雅内编》中，记有“代茶汤”。观其品类，有甘露茶、灵芝茶、神曲茶、槐花茶、菊花茶、胖大海茶、荷叶茶、板兰根茶，以及银花扁豆代茶饮、安神代茶饮、和胃代茶饮……
翻开陈可冀主编的《慈禧光绪医方选议》，至少可以看到8种代茶饮方：如御医姚宝生给“老佛爷”拟的“清热理气代茶饮方”——甘菊三钱，霜桑叶三钱，橘红一钱五分老树，鲜芦根二枝切碎，建曲二钱炒，炒枳壳一钱五分，羚羊角五分，炒谷芽三钱，水煎，温服。
从此方的药性看，菊花、桑叶清热明目，桔红、枳壳理气和中，芦根清肺胃之热，羚羊角清肝胆之火。全方清热以头目上焦为主，理气则以脾胃为要，符合西太后平素患有眼病和脾胃不和之症。据说，这一药茶饮颇为宫中之人喜爱，皆常饮之。
另一个“清热理气代茶饮方”，也是御医姚宝生所拟，其组成是：甘菊三钱，霜桑叶三钱，羚羊角五分，带心麦冬三钱，云茯苓四钱，炒枳壳一钱五分，泽泻一钱五分，炒谷芽三钱，水煎，温服。此方较前方略减健脾和胃之药，而增清心利湿之品，作茶饮甚宜。
在收录的慈禧药茶中，还有三个“清热化湿代茶饮方”，其药物大都由鲜芦根、竹茹、焦山楂、茯苓、桑叶、陈皮等组成。
此外，还有清热养阴代茶饮、清热代茶饮、清热止嗽代茶饮等，所用药物均以清热利湿、清肺利咽、去火化痰为主。常饮之，无疑对人体有益。
清宫代茶饮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慈禧太后常饮的仙药茶。这种药茶由乌龙茶、六安茶和中药泽泻等8种茶与药组成，从其成份看，专家们推断这种茶具有降血脂的作用。为了验证这一推断，徐铭渔、包晓峰、解跃辉、陈可冀等专家，应用静脉注射高胆固醇脂乳剂，快速形成家兔高血脂证的模型，以观察该方降血脂的作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这项实验用的是北京营养剂厂制作的仙药茶复方粗末，经沸水浸泡24小时，过滤后为棕褐色液体，置冰箱（4摄氏度），每毫升含复方仙药茶粗末克。动物分组：选取健康家兔——日本大耳白兔30只，雌雄各半，体重～公斤，分笼饲养，随机分为三组，每组10只，即分为对照组、仙药茶组、安妥明组，各组饲养条件完全相同。采用高脂乳制剂，经过快速造型和科学的测定方法，进行了一系列动物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仙药茶能加速脂肪的廓清，当注入乳剂后，对照组引起血清混浊，经正常的代谢速度，约3～4天后才使血清澄清，而仙药茶组，似可促进脂蛋白脂肪酶的活性，促进脂肪的廓清加速进行。所以在给予大量的胆固醇与猪油制成的乳剂后，在治疗后的1～2天，全部血清转为清澈透明。安妥明组与对照组没有明显的差异，表明安妥明不影响脂肪的廓清。仙药茶与安妥明相似，都能降低血清胆固醇与甘油三脂的水平。
专家们认为，清宫仙药茶是清代宫廷具有减肥作用的医方，实验结果表明，该方对脂肪廓清起着加速作用，其作用机理，可能是促进脂蛋白脂肪酶的活性，加速乳糜粒转化的结果。
专家们指出，当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缺乏体育活动，以及一些不良生活方式的影响，动脉粥样硬化所致的心脑血管病已构成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而高血脂症又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进一步探索清宫仙药茶的效果和机理，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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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后钟情“代茶饮”(2)
此外，清宫常用的其他代茶饮，诸如清热养阴代茶饮、清热代茶饮、安神代茶饮、菊花代茶饮、保元代饮茶、和胃代饮茶等等，都颇具研究和利用之价值。清宫代茶饮，无疑是一个开发饮品的宝库！
　　小贴士：家庭自制美容养生代茶饮
主料：烤乌梅、干桂花
辅料：西瓜、陈皮、金莲花、红茶、绿茶、乌龙茶
调料：冰糖
烹制方法：
1.降脂乌龙茶：将陈皮、乌梅、冰糖用开水泡好后，再用第二遍泡好的乌龙茶进行勾兑即可；
2.金莲花养颜茶：用绿茶、冰糖、金莲花用开水冲泡即可；
3.红茶西瓜饮：将红茶用开水沏好后，再放入西瓜丁即可；
4.桂花酸梅汤：坐锅点火倒入适量水，水开后放入乌梅煮1～2小时，再放入干桂花、冰糖煮10分钟即成。

宣统常食用山楂
在现存的清宫医案中，只坐了三年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其脉案档案达十余册之多。其中，服用大山楂丸及焦三仙（炒焦的山楂、神曲、麦芽曰焦三仙，主治消化不良症）者甚多。
记得1986年春天，我曾在北京团结湖畔的一家民宅访问了溥仪的###李淑贤女士。在谈到溥仪生前的身体状况时，李女士说溥仪不但消化不好，经常闹肚子，还患有阳痿症。她回忆说：“我与他共同生活的岁月里，几乎隔不了几天，他就感冒伤食一次。溥仪本人由于常年有病，平日颇留心医学知识，每日三餐后都要吃几个大山楂丸，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山楂是一种很好的消导药——能消化饮食，导行积滞。山楂也叫山查，为蔷薇科落叶灌木山楂的成熟果实，盛产于我国河南、河北、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福建、贵州、广东等省。日本亦有栽培。10月采摘成熟果实，晒干备用。压扁后再晒干，名为生山楂；用火炒焦者，称焦山楂；若炒炭存性用者，名山楂炭。
其实，北京人一直就有吃大山楂丸的传统。大山楂丸由山楂、六神曲（炒）、麦芽（炒）组成，已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是一种卓有疗效的消食导滞健胃药品，常用于慢性肝炎和肝硬化病人之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者。山楂在社会上妇孺皆知，如北京素有所谓“三尺动摇风欲折，葫芦一半蘸冰糖”的美谈，称赞的即是用山楂果制成的冰糖葫芦。此物历史悠久，宋代的“蜜弹儿”和明代的“糖堆儿”，即山楂丸之类。清《帝京岁时纪胜》一书，载述金糕或山楂糕等山楂制品，驰名海内外。嘉庆年间，曾有顺口溜赞曰：“南楂不与北楂同，炒制金糕数汇丰（有名的老铺子），色如胭脂甘如蜜，解醒消食有兼功”，可见其深入人心。现今，北京的山楂制品有酱、罐头、软糖、酒及香糖等品种。
关于山楂的具体功能，中医认为，山楂的功能有两条：一条是消食积，为消化肉食积滞之要药；一条是散瘀滞，活血化瘀。现代西医研究证明，山楂果及山楂叶均富含黄酮类化合物，如山楂酸及槲皮素等，适宜缺血性心脏病患者服用。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曾研制山楂叶制剂，用于改善心肌缺血，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扩大了山楂资源的应用。
　　小贴士
山楂只消不补，脾胃虚弱者不宜多食。健康的人食用山楂也应有所节制，尤其是儿童，正处于牙齿更替时期，长时间贪食山楂或山楂片、山楂糕等，对牙齿生长不利。另外，山楂片、果丹皮含有大量糖分、儿童进食过多会使血糖保持在较高水平，没有饥饿感，影响进食，长期大量食用会导致营养不良、贫血等。糖尿病患者不宜食用，可适当食用山楂鲜果。食用后要注意及时漱口刷牙，以防伤害牙齿。

脾肾双补抗衰老(1)
21世纪，人类社会日益面临着老龄化的沉重压力。1950年，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2亿，1975年增至亿，2000年已达到亿。据估计，未来老年人口的增长率将超过总人口的增长率。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目前已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正越来越突出，因此，如何有效地防治老年病也就愈加显得迫切。
清宫医案在治疗老年病方面特别推崇补肾健脾之法，这对防治老年病、延年益寿无疑是一条有效途径。
中医认为，肾主水、藏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根，肾气虚弱则“根本不固”，会加快人体的衰老过程，使人未老而先衰；脾为后天之本，运化五谷精微，营养五脏六腑和四肢百骸，脾弱则生化无源，气虚血亏，百病丛生。可见，肾和脾与人之生长、发育、寿夭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欲求健康长寿者不能不重视脾和肾的调理与补益。皇家养尊处优，嗜食厚味，恣情纵欲，脾肾虚弱者居多。因此，宫廷御医善于补肾以滋先天，补脾以壮后天。
中医学还认为，肾纳气，脾统血。机体的生命活动，全赖气血的正常运行和相辅相成。气血充盈、调和，则体质强健，精力充沛，疾病自少。气血两者，相互依存，相互生化。大抵人之脏腑功能失调，衰老病死，无不与气血之失调有关。所以，清宫医案推崇脾肾双补，也较多地应用气血双补的“四君子汤”、“八珍汤”等药方。
清代皇帝常服脾肾双补之药，得益匪浅。据清宫医案记载，帝王们除了常进补药外，雍正、乾隆还经常过问一些名贵药材的产地和炮炙情况。这些名贵药材除自己享用外，还常常赏赐给一些有功之臣，以示“皇恩浩荡”。
清宫常用的补脾强肾药主要有：人参、西洋参、黄芪、当归、何首乌、枸杞、山萸肉、冬虫夏草、百合、灵芝、鹿茸、蛤蚧、紫河车；中成药有龟龄集、秘传固本仙方、长寿广嗣丹、八仙糕、补益资生丸、健脾滋肾壮元方、琼玉膏、王芝地仙金髓丹等。这些名贵中成药多由补肾的龟板、熟地、枸杞、鹿茸、杜仲和健脾的茯苓、陈皮、厚朴、苍术等组成。
以下让我们列举几个清宫常用补剂，以飨读者。研究证实：龟龄集及龟龄集酒（由人参、鹿茸、海马、雀脑、枸杞子、肉苁蓉、熟地、牛膝、杜仲等三十余种药物组成），可以明显减轻氢化可的松所造成的动物模型耗竭现象，其存活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说明龟龄集能促进免疫功能，还能抗疲劳、保肝，并对大脑皮层有兴奋与抑制双向调节作用。
青春宝（由人参、天冬、地黄等药物组成），中医认为此方有益气补血、养阴生津、增强体质、延缓衰老的作用。药理研究表明，该药有抗疲劳、耐缺氧的作用。
康宝液（由枸杞、黄精、淫羊藿、黄芪等药物组成），药理研究表明，此方能明显改善患者的虚弱症状及心肺功能，还能明显改善大脑皮层内视觉通路的部分机能状态。
七宝美髯丹（由何首乌、牛膝、菟丝子、枸杞等药物组成），有滋补肝肾的作用。临床证明有改善衰老症状、提高机体抗病能力的作用。临床还用于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及男性不孕证有较好疗效。
慈禧益寿宝口服液（由人参、当归、砂仁等药组成），中医认为此方具有补益气血、健脾和胃、疏肝理气、保元益寿的功效。现代医学研究证明，该药能改善老年人衰老症状，振奋精神，增进食欲，改善睡眠，降低老年人血浆LPO水平和提高免疫功能。
这里着重介绍清宫补肾主成方——长春丹和寿桃丸。
清宫长春丹：清宫长春丹由熟地、生地、天冬、麦冬、人参、茯苓、山药、五味子、枸杞子、山萸肉、菟丝子、杜仲、覆盆子、石菖蒲、木香、泽泻、远志、柏子仁、牛膝等24味药物组成，是中医补益脾肾、益心开窍的著名古方。
陈可冀、李春生等专家做出研究成果：《清宫长春丹对老年人液化智能老化及衰老症状的影响》。观察使用的药方，是由河北省承德中药厂生产的清宫长春丹胶囊，每粒胶囊克；阳性对照组药：现代西医常用的脑复康胶囊，由沈阳和平制药厂生产，每粒胶囊克。安慰剂：糖浆口服液，由上海市中药一厂生产，每支10毫升。服药方法：长春丹与脑复康为每次2粒，服药者均被告之服用的是长春丹；安慰剂每次五毫升，每日2次，服药者被告之服用的是生脉口服液。疗程为90天。观察对象：凡年龄大于或等于60岁，具有疲倦、畏冷、头晕、流泪、不寐、腰痛、膝酸、肢凉、健忘和性欲减退等症状中的六项以上者，作为观察对象。本组154名，均系离退休脑力劳动者；随机分为长春丹组63例，脑复康组60例，安慰剂组31例。各组间年龄、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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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肾双补抗衰老(2)
临床实验结果表明：长春丹组总有效率（显效加有效）为％，脑复康组总有效率为％，安慰剂组总有效率为％。三组间比较差异非常显著，说明长春丹和脑复康均有改善老年症状的作用，但前者明显优于后者。
据陈可冀教授介绍，智能是多种能力的综合，液化智能亦然。本项研究表明，清宫长春丹可改善老年人心算速度、数字符号速度、数字广度和左右手跟踪反应。这说明服用本品后老年人记忆力、心智敏捷度、注意力和学习能力等重要的液化智能组成成分，均得到改善，其效果优于目前临床上广为应用的促思维记忆的脑复康。毫无疑问，清宫长春丹具有抗衰老、抗自由基、降血脂、抗疲劳和抗乏氧等广泛的药理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总结。
另一个补肾成方——清宫寿桃丸：本方为乾隆朝宫廷较为常用的补肾方药，由益智仁、大生地、枸杞子、天冬、人参、当归等十余种中药组成，大都属于传统的延年益寿之品。为了进一步验证中医肾虚与衰老相关理论的正确性，
陈可冀、周文泉、李春生等专家在20世纪80年代，运用由天津达仁堂制药厂试制的清宫寿桃丸，对具有明显肾虚衰老证候的老年期和老年前期受试者303例进行了临床观察，同时开展实验研究。服药对象中，寿桃丸组157例，维生素Ｅ组146例，职业均为干部和工人。平均年龄和生活环境两组都很近似，临床所选择的主要观察症状，治疗前积分平均值，除腰痛一症治疗组较对照组为重外，其余11项均无显明差别，两组之间有可比性。这项研究表明，服用寿桃丸和维生素Ｅ后，肾虚症状都得到改善，衰老程度都有所减轻。但寿桃丸对降低肾虚衰老见证积分值，对疲倦、头晕等七个肾虚衰老症状的效果，对提高记忆广度，对降低血浆过氧化脂质含量，对改善最大呼气流速和第一秒时间肺活量的百分比，以及％粉剂延长老年鹌鹑平均生存时间的效果等方面，均较维生素Ｅ为优。
在此，请读者诸君注意：维生素Ｅ已被证实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和延缓衰老作用，是国际公认的抗衰老药。实验研究证实，清宫寿桃丸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和净化自由基的作用，并能使人体激素水平升高，使头发中一部分微量元素的失衡得到改善，使人的精神振奋，活力增强。通过清宫寿桃丸的研究，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医“肾”与衰老相关理论的正确性，也提示该药在延缓衰老方面较有前途。
现代医学研究认为，中医“肾”与神经、内分泌、智能、代谢等系统有着密切联系。从而推测，清宫寿桃丸的延缓衰老作用，可能是通过补益肾阴、肾阳，对机体老化的多器官、多功能系统进行综合性调节的结果。
中医“肾”，可能是研究健康长寿的一个关键！
　　小贴士：除了药补，日常生活也有延缓衰老小诀窍
梳发：双手五指分开，用指甲端由前发际梳向后发际，反复梳理10次。操作时手指要稍用力，要求指甲触及皮肤。
推发：两手虎口上对分开放在耳上发际，食指在前，拇指在后，由耳上发际推向头顶，两虎口在头顶上会合时捧发上提，反复推发10次，操作时稍用力。
叩击头部：双手五指分开成半屈状，用指端由前发际向后叩击，反复叩击12次，叩时要用力均匀并稍用力。
擦鬓角：用双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指腹在鬓角部位上下反复擦12次，要用力擦至发根为好。
扣击百会：用右手（左手也可）五指并拢，用指击百会穴36次。要求击时手掌动作要半起半落，力量尽可能均匀。
以上推发五个动作均取坐势，不必站立，以免吃力。顺便提醒您，务必早晚各做一次，凡事贵在坚持，必能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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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健脾八仙糕(1)
中医“脾”，并非专指西医解剖学的脾脏，而是几乎包括脾、胃和肝脏在内的所有消化系统的器官及其功能，为人的后天之本。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对脾的功能概括为四条：一，脾主运化。脾有运化水谷精微和运化水湿两个方面的功能，即脾不仅能输送胃中津液到全身各部分，供给各组织器官以营养，又能运化全身水湿之气，促进水液的环流和排泄，以维持人体内水液代谢的平衡；二，脾主肌肉。饮食入胃，通过脾的运化吸收以营养肌肉；三，脾主四肢。四肢所赖以活动者，乃来自饮食所化之阳气；四，脾统血。脾不仅有运化输布营养精微、濡养全身之功能，而且还有统摄血液之作用。如果脾之功能不好，失其统摄之职，血液就会由脉外溢，出现各种出血疾患。以上功能说明，脾虚是导致营养不良、气血亏损、人体衰老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中医在延年益寿方面十分重视健脾益胃，以强后天之本。
清宫健脾成方——八仙糕，亦称八珍糕，由党参（或人参）、茯苓、白术、薏米仁、芡实、扁豆等8种中药组成，不寒不热，平和温补，健脾养胃，屡有奇效，故宫中常用之。据清宫医案记载，“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十九日起，至八月十四日，皇上用八珍糕四次，用过二等人参八钱。”“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起，至五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皇上用八珍糕九次，用过四等人参四两五钱。”当时，乾隆帝已年逾八旬，暮年之人，先后天俱亏，阴阳气血虚损叠至，故频用此糕，亦颇适合。至于方中易党参为人参者，意在加强补气健脾之功效。
到了晚清时期，慈禧太后也喜欢服用八仙糕。清宫医案记载：光绪六年九月十三日，御医李德立为慈禧太后拟八珍糕——茯苓、莲子、芡实、扁豆、藕粉、薏米各二两，共研极细面，加白糖，分两酌量，兑之为糕。据说慈禧后半生因脾胃不和而经常服用此糕。
八珍糕为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八珍糕方加减。原治小儿肠胃薄弱、消化不良、食少腹胀、面黄肌瘦、脾虚便溏等症，有健脾养胃、益气和中之效。据光绪六年九月十三日西太后脉案记载：御医“李德立请得慈禧皇太后右关滑而微大，左关稍弦，余部平平。木郁土弱，不易运化湿气，以致食少难消，胸胁不畅，颃颡如昨，呕饮便溏。今议用理脾化饮汤调理。”李德立于此又疑此为儿童用之八珍糕，似甚对证。专家认为，此药香甜可口，而少药气，饥时可以食用，又可疗疾。用于成人，亦一妙法。
陈可冀、周文泉等专家，做了《八仙糕治疗老年人脾虚证的疗效分析》的临床研究，对36例有不同脾虚见证的老年人进行了治疗观察，得出的结论是：老年人服用八仙糕后，脾虚见证积分值明显降低，可见八仙糕对脾虚证有较好疗效，并以脾虚偏阳虚者疗效明显。
医学专家认为，木糖排泄率与血清胡罗卜素浓度可以反映小肠的吸收功能。本组观察结果表明，八仙糕能提高木糖排泄率及血清胡罗卜素浓度，故可推知八仙糕有加强小肠吸收功能的作用。同时，治疗组给药后衰老见证平均积分值明显下降，可见八仙糕对改善老年人的衰老症状亦有作用，而对照组给药后上述各项均无明显变化，故考虑八仙糕的健脾作用可能是通过加强小肠的吸收功能，从而进行体内综合调节的结果。
当然，清宫补脾之剂绝不限于八仙糕。除了八仙糕外，仅慈禧太后常用的补益剂还有保元固本糕、十全大补丸、扶元和中糕、加减扶元和中糕、扶元益阴糕、加减扶元益阴糕，以及噙化人参等等。这些药方大都是脾肾双补，先天与后天并重。专家们认为，这些方剂理法严谨，配伍精当，疗效显著，可供今人借鉴。
　　小贴士：日常生活健脾小诀窍
叩齿。牙齿功能对人的健康影响很大，要健脾胃必须保护好牙齿。古代养生学家介绍“清晨叩齿三百过者，永不动摇”。具体做法是：摒除杂念，全身放松，口唇轻闭，然后上下牙齿有节律地互相轻轻叩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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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健脾八仙糕(2)
咽唾。唾液，古称“金津玉液”，民间流传着“白玉齿边有玉泉，涓涓益我度百年”的谚语。认为口中津液充盈，是健康长寿的保证。此法是晨起漱口之后，宁神闭口，先叩齿36次，然后咬紧牙齿，用舌在口腔中四下搅动，不拘次数，以津液满口为度，再分次缓缓咽下。
饭后摩腹散步。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说：“平日点心饭讫，即自以热手摩腹，出门庭行五六十步。”此法若能长期坚持，对调整脾胃功能，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防治消化不良和慢性胃肠疾病大有益处。

顺治帝英年早逝(1)
在清朝的12位皇帝中，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算是励精图治、承上启下的一位明君。他6岁登基，7岁定鼎燕京，在他亲政的10年中，兴利除弊，整顿吏治，消灭南明，平定中原，为康乾盛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遗憾的是天不遂人，顺治帝24岁时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对于顺治帝的结局，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遁入佛门，到五台山出了家，另一说是死于天花。从清宫医案看，顺治虽然对于天花一直避之惟恐不及，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出痘”的命运。
实际上，有清一代天花时有流行，先后有康熙、同治等几位皇帝都曾患过天花，满朝文武畏痘如畏虎，但为什么顺治没有像康熙那样躲过天花这一劫呢？这恐怕要从顺治的生平去探究一番原因。
顺治一生为情所困，为情所殇。他先后有过两位皇后，但都不合己意，直到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妃进宫才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两人爱得死去活来，以至于顺治帝一度有废后的想法，但由于朝臣和母后的反对最终没有如愿。董鄂妃很快就为顺治生下了小皇子，但好景不长，小皇子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没过几年董鄂妃也香销玉陨。此事对年轻的顺治帝无异于晴天霹雳，精神受到了严重打击，时常流露出轻生之意，以至于宫人不得不日夜看守以防其自杀。
董鄂妃的死大大影响了顺治帝的健康。他因悲痛而几乎丧失理智，长期陷于精神恍惚、举措茫然的状态。顺治全然不顾宫中的定制，从此硬使“蓝批”文件一直持续到自己死前7日才停止。他还将一腔哀痛之情化作燃烧的怒火，亲自为董鄂妃组织了一场清代历史上罕见的奇特葬礼，葬礼之隆重，使人叹为观止，甚至连抬棺者都是官阶至二三品的旗籍大臣！这一点，顺治帝在临终前的《罪已诏》中也承认：“（董后）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逾滥不经，是朕之罪十也。”
为了弥补精神上的空虚，顺治帝又曾先后沉迷于基督和佛教。由于年少无知，缺乏人生阅历，当福临需要正确认识人生和社会的时候，各种宗教势力趁虚而入，纷纷争取他、拉拢他，争当他的“导师”。他先是崇拜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视其为自己的良师益友，许多大事都要求教于他，并称其为“玛法”（爷爷）。一贯精明的福临的母亲孝庄皇太后也在脖子上挂起了基督教的“十字架”，并认汤若望为义父。从此，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叩开了厚重的清宫大门。在“十字架”下并未找到光明之路，福临又几乎遁入佛门，成了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
据有关清史资料记载，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二日，顺治帝因“出家”受阻未遂，特命近侍太监吴良辅去宣武门西南的悯忠寺作为皇帝的替身出家为僧。顺治还特令于寺内建造戒坛，并于当日亲临悯忠寺观看吴良辅出家仪式。怎奈冬春之交，气候变化无常，适逢天花流行，顺治帝未能幸免。
过了两天，到了正月初四日，文武官员上朝奏事，突然听说皇帝有病无法临朝，遂各归衙门。
正月初五日，大臣们一早便到皇宫请安，见宫殿各门上悬贴的门神和对联已全部揭掉，便预感到大事不妙了。大臣们向皇帝近侍太监们悄悄探询，只见他们个个面有难色，缄口不语。
正月初七日，宫内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犯罪，悉行释放。”可见清政府为了挽救顺治帝的生命，还特地对在京犯人进行了大赦。同时，又按照宫中和民间家中有人出天花的习俗，下令民间“毋炒豆（同痘谐音）、毋燃灯、毋泼水”。如此一来，“皇帝患痘”的消息便不胫而走，朝野皆知。顺治帝对自己的病情也有不良预感，他无可奈何地对前去看望他的大臣说：“朕患痘，势将不起”。
正月初七日子夜，顺治帝辞世于故宫养心殿内，虚岁只有24岁，实际距23周岁生日还差40天。根据太医院记载，福临生前多次吐血，因此有人推测他主要死于肺结核。但清宫医案专家们认为，顺治还是死于天花，因为肺结核没有那么急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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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帝英年早逝(2)
顺治帝死于天花一事，王镜轮先生的《走进紫禁城》曾有详细的描述：顺治十七年（公元1661年）的除夕，顺治帝因患严重的天花，卧病于养心殿。当天，顺治预感到大事不好，便宣诏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入内，但顺治见了王熙后并没有说啥，只是赐王熙坐下，赐他喝茶。正月初三日，王熙又被召进养心殿，顺治帝坐在御榻上，与王熙榻前“讲论多时”，讲论什么，不得而知。
正月初六日深夜子时，王熙再次接到皇帝的宣诏，只见太医和太监已难以掩饰内心巨大的忧虑和不安，而病危中的顺治帝却十分平静，也十分清醒，说道：“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随后，顺治帝有条不紊地口述遗言，回顾自己18年来为政的种种过失，确立8岁的皇子玄烨为嗣皇帝，酌定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位满族大臣辅佐幼年皇帝。
王熙强忍悲痛，撰写皇帝遗诏。写成后，由侍卫贾卜嘉递送给顺治帝。顺治帝强撑起病体，对遗诏作出批改。这样来回修订了三次，用了将近一天时间，遗诏在正月初七日太阳落山之前，终于完成。
纵观顺治帝的一生，可谓悲喜交加。顺治帝幼年得志，这既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幸运的是，他生在帝王之家，天赋较高，从小受过传统的皇家教育，在激烈的皇位争夺战中，击败35岁的皇太极长子豪格，以及他的叔父多尔衮，脱颖而出，成为少年天子；不幸的是，他年龄太小，涉世太浅，难以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致使他的身体日益孱弱，经不起“外邪”的侵袭，终于染上了致命的天花。
“少年天子”的特殊地位，助长了他的霸气，烧旺了他的肝火，使他脾气暴燥，时常与诸大臣闹得很僵。如遇庆典大礼，他常过量饮酒，闹得满朝不得安宁。由于年少气盛，缺乏理智，使他经不起人生的悲欢离合。他追求婚姻自由，又不顾他人的幸福，强娶胞弟之妻董鄂氏为妃。
可以说，顺治帝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始终充满了极为深刻的思想矛盾，他徘徊于天主、佛教、人主和情爱之间，乃至于无所适从，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皇朝的悲剧。这种悲剧，无疑从心理上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成了一个短命皇帝，真是可悲可叹！
顺治染上天花后，自知不起，召来他的亲信大臣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学士麻勒吉撰拟遗诏，这份遗诏是顺治帝临终前最后一次自责自切；也是他自我批评精神的最后体现。
遗诏除最后交待了帝位的继承人和辅政大臣名单外，其余内容全部是顺治检讨自己执政以来的错误，累计达十四条之多，可说地地道道是一道“罪己诏”了。

康熙帝因“痘”得福(1)
清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一个发育良好的男婴在北京紫禁城内的景仁宫呱呱坠地了。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婴儿，一个与大清王朝荣辱与共的婴儿。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康熙帝，名叫爱新觉罗·玄烨。
但命运仿佛给这个日后注定要成就一番伟业的小孩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康熙两岁时竟然染上了致命的天花。
在清代及清代以前，天花基本上是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病传染性强，一旦得上就有生命危险。满族人进入中原后，由于对气候水土的不适应，天花在满族人中的发病率增高不少，婴幼儿死亡率更高。尽管在汉人中早有鼻吸疫苗免疫的方法，但因当时满汉矛盾尖锐，满族人对汉族人很不信任，因而未采取任何积极的免疫措施。
据《中国医学史》记载，玄烨出生前后的连续三年，京城正流行天花，吓得王公贵族人人自危，不敢出门。
为了避免在宫中染上天花，还在襁褓中的玄烨就被抱往紫禁城外的福佑寺中“避痘”，主要由两个保姆看护。一个保姆是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的妻子孙氏，即曹雪芹的祖母；另一个是瓜尔佳氏。但“避痘”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玄烨两岁时还是染上了天花。但他生命力极强，终于在保姆的精心照料下，抵抗住了天花病毒的袭击，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尽管病毒在他幼嫩的脸蛋上留下了一个个俗称“麻子”的麻癍。
也许有人会问，小玄烨为什么能战胜天花呢？这恐怕要从他的血统说起。
康熙帝的曾祖父努尔哈赤和祖父皇太极都是满族人，他的祖母孝庄皇太后是蒙古人，母亲佟佳氏是汉军佟图赖的女儿，幼年入宫，后为皇妃，属汉族人。这种多民族的混合血液，不仅给康熙带来了健壮的体魄，先天优于常人，而且对他日后的性格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康熙八岁丧父，十岁丧母，但他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却是一个精明能干的政治家。康熙从小在祖母的精心抚养和教诲下，健康成长，又从祖母贴身侍女苏麻喇姑学习蒙古语文，由满洲师傅传授骑射技艺，同时接受系统的汉族儒家教育，吸收了中原文明的精华。康熙的勇武与奋进，继承了满族这个“马背民族”的豪放性格；胸怀的远大与待人处事的豁达大度，受到了热情奔放的蒙古人的熏陶；仁恕与韬略，则来自博大精深的汉族儒学的滋养。后来，他力主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耶稣教主导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康熙大帝的这种多民族、多元化的文化素养，在中国两千多年数百个封建皇帝中都是空前绝后的。由此可见，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多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在血缘上很难进行绝对的区分，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康熙帝玄烨出世时，他的父母虽然还未成年，甚至可以说他们本身还是少年儿童，但是玄烨并非先天不足，而是“年少而颇壮大”。
据历史记载，玄烨结婚时的实际年龄是11岁零6个月，新娘则是11岁零9个月，比其父母的结婚年龄又小了许多。他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时，他只有13周岁半，最后一个儿子出生时，他已经65岁。对于生育年龄，中医认为“男不过尽八八，女不过尽七七”。也就是说，就生育年龄而论，男性最高不超过64岁，女性最高不超过49岁。康熙65岁仍能生子，其身体可谓壮矣！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玄烨之所以能继承帝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出过天花，对天花病毒有了免疫力。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二，玄烨的父皇顺治帝前往悯忠寺观看他的亲信太监吴良辅削发出家仪式，回宫后便发觉染上了可怕的天花，清宫上下一片惊慌。从脉案看，当时顺治帝高烧不退，浑身乏力，恶心呕吐，痘疹凶险，危在旦夕。在这一关键时刻，24岁的顺治帝不得不急需选定一位皇太子，继承帝位，以保大清江山世代传承下去。但是在众多皇子中选谁继承帝位，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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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因“痘”得福(2)
这是因为，顺治帝一生中共有8个皇子，顺治最钟爱的是其爱妃董鄂氏所生的皇四子，并决意立此子为太子，可惜他生下来不足百日就夭折了。其余皇子中，惟有二皇子福全年岁稍长，但福全才智平庸，本人也无意继承帝位。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顺治抱病专门召开了御前会议，帝、后及各位亲王都各执已见，有的主张在顺治诸皇子中挑选，有的则主张在顺治同辈中挑选。
关键时刻，孝庄皇太后一语定乾坤，主张立顺治第三子玄烨为太子，理由是出过天花，这一理由在当时来说再重要不过的了——因为顺治本身正在面临着天花的致命威胁。最后，福临派人去征求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意见，汤也竭力主张立玄烨为太子。于是，玄烨在顺治遗诏中被立为太子，成为清军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
玄烨“因痘得福”，既是他个人的幸运，也是清王朝的幸运。玄烨虽8岁登基，但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胸怀大志。他刚继位不久，一天皇太后问他：“你当了皇帝以后打算做什么？”这位少年天子回答说：“惟愿天下大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果然如此。玄烨主持朝政后，在其祖母孝庄皇太后的扶持下，智擒鳌拜，强化皇权，削平三藩，收复台湾，抵抗沙俄，大兴水利，整饬吏风，一举开创了为史家后人所称道的“康乾盛世”，同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一样，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上最英明、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
清宫医案表明，康熙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业绩，一方面与他后天的成长和学习有关，另一方面也同他先天遗传和血统所赐不无关系。
　　相关链接：清朝的“满汉不通婚”
满族人建立清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推行八旗制度。旗人与非旗人有着非常严格的区别。满洲人都编入八旗；以后又将归顺的蒙古骑兵也编入八旗，称为蒙古八旗；同时又将部分最早归附努尔哈赤的汉军也编入八旗。此外，八旗还包括部分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锡伯族。于是以北方各少数民族和部分汉族旗人为一方，以汉族绝大多数未被编入旗的人为另一方，加以区别。
所有在旗的人称不在旗的汉人为“民人”。于是在八旗中形成了一种叫做“旗民不结亲”的风俗。这种风俗在满族内部又被称为“满汉不通婚”。因此，严格来讲“满汉不通婚”并不是指满族人不能与汉族人结婚。而是指八旗内部可以通婚，但是旗人不可以与旗外民人结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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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储之忧害健康(1)
康熙帝8岁登基，在位61年，享年69岁，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但从清宫医案可以看出，如果康熙晚年能少一些烦恼，以他先天的禀赋和体魄，寿过古稀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据清宫医案记载，康熙帝废太子那年55岁，患了中风，肝火旺盛，头晕目眩。58岁时，天坛大祭行礼，康熙帝步履艰难，两旁需人搀扶方能行走站立。60岁时，因为怒气伤肝，心动过速，命悬一线。62岁时，手脚麻木，连写字都发生困难，但仍坚持工作，他说：“朕以右手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旨，断不假手于人。”64岁时，出现心力衰竭现象，头眩足肿，遍身沉重，步履维艰，心中烦躁，又添加写字手颤等证状。65岁时，不能听政，卧病两月，容颜憔悴，身体羸瘦，行动困难。随后病情逐渐加重，太医屡治不见明显效果。到了69岁，人们准备为他庆祝70大寿的时候，他却一病不起，“龙驭上宾”，结束了他长达61年的皇帝生涯。
在康熙帝的一生中，最早影响其健康状况的莫过于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驾崩，祖母的去世使他失去了精神上的依托。
8岁登基的康熙帝从小父母双亡，孤独的他是在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支持、抚育下成长起来的，并克服政治生涯中的一道道艰难险阻，才一步步走向了辉煌的顶点。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孝庄太皇太后一病不起，康熙帝非常忧虑，昼夜守候在慈宁宫，“检方调药，亲侍饮肴”，“衣不解带，寝食俱废”。当祖母病情危笃时，他悲痛难忍，声泪俱下。他在为祖母而祈祷的祭文中写道：“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臣断不能致有今日。”孝庄太皇太后驾崩后，康熙帝表示为祖母服丧27个月……服丧期间，他于宫中仍穿粗布衣服，白天黑夜衣带不解，在小室内侍丧。繁复的奉安仪式没完没了地在清东陵举行，康熙帝悲痛的泪水流了十多天才返回北京，终因流泪过多而“目昏”。
及至晚年，康熙的健康状况也不够理想。那么，一个先天良好而又深谙养生之道的皇帝，为什么没有活过“古稀之年”呢？究其原因，这固然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社会环境不无关系，但从内因来看，则主要是“立储风波”严重搅乱了他的身心，使他在肉体和心理上都不堪重负。
康熙一生妻妾成群，子女众多。他第一个儿子出生时，自己只有13周岁半，最后一个儿子出生时，他已经65岁了，其长子和末子之间相差54岁。据史书记载，他的经过册封的后妃共有55人，为其生育过子女的妻妾有40人，共生育皇子35个、皇女20个。但多子却没有给康熙带来多福。
在康熙的政治生涯中，“立储”一事始终困扰着他。
1676年1月27日，清廷平定三藩的战事正在紧张进行，年仅22岁的康熙帝就出人意料地宣布，立皇后赫舍里氏生的刚刚18个月的皇次子胤礽为皇太子。胤礽前面有皇长子胤祉，已经5岁，按朝廷定制不能立胤礽为太子。但由于皇帝深爱赫舍里氏，又由于她因难产而死亡，皇帝便把对皇后的一腔深情寄托在胤礽身上，有些时候甚至对其有点娇惯和放纵。
康熙在这项建储诏令中强调说，此乃“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据说，皇太子胤礽20岁刚出头就已能代替父皇处理朝政了，后来，皇太子随康熙亲征噶尔丹，表现出色，皇太子的侍臣及朝廷大臣对他都有口皆碑。
但立太子后所产生的皇帝与皇太子之间、太子与其他皇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以各皇子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也蠢蠢欲动，与此同时，皇太子胤礽身上的一些弱点也渐渐暴露出来。
皇太子胤礽本来聪明过人，由于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处处与众不同，这种特殊的地位，加上周围人的阿谀奉承，使他渐渐忘乎所以，目空一切，并变得骄奢淫逸、暴虐不仁，这一切使得一直对太子察颜观色的康熙帝非常痛心和失望。于是，帝党和###之间的矛盾逐渐产生并逐渐激化。

立储之忧害健康(2)
1703年5月，忍无可忍的康熙帝决定拿###的首脑人物索额图开刀，下令逮捕了索额图，此举进一步加深了帝党和###之间的矛盾。1708年10月17日，康熙在巡视塞外返京途中，因怕太子加害于他，便先发制人，迫不及待地宣布废除太子。此时从皇太子初立到被废已有24年。此事在康熙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创痛，愤恨、失望、惋惜、怜爱，各种心情交织在一起，使他痛心疾首，六天六夜寝食难安。每当与众大臣谈起此事时，他总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1708年12月25日，康熙召满汉文武大臣齐集畅春园，说：“朕身体近来渐觉虚弱，人生难以预料，今日的大清江山并非朕亲手创建，所以关系尤为重大。只因目前找不到能够代替朕处理朝政的皇太子，致使朕心气不宁，精神恍惚。”1709年4月19日，康熙正式复立胤礽，遣官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坛。
但胤礽复出之后，重新成为众矢之的，帝党与###的矛盾又渐渐加深，康熙决定再废太子以拯救社稷。1712年10月29日康熙向诸皇子宣布：“皇太子胤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大业断不可托付此人，着将胤礽拘捕囚禁。”于是，皇太子又成了阶下囚。
皇太子的两立　两废使康熙帝伤透了脑筋，耗尽了心神，健康受损，体力逐渐不支。康熙五十六年秋，皇帝自称“朕精神大不如前，凡事易忘，向有怔忡之疾，每一举发，愈觉迷晕”。康熙五十七年，皇帝说：“朕现在气血耗尽，勉强支持，万一耽误国家大事，五十七年以来的一切努力都要付之东流，岂不可惜？这些都是朕的肺腑之言。”康熙五十八年四月，皇帝又说自己“气血渐衰，精神渐减，办事颇觉疲惫，写字手已渐颤。”……
就这样，康熙帝一步步地走近了自己生命的终点，直到临终时，立储一事仍未来得及完成。
民间流传雍正篡改遗诏的传说，认为雍正把康熙遗诏上“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学者对此有一番辟谣：
第一、“传位于四子”的“于”字按当时的写法应写为“於”;整句话即为“传位於四子”，或“传位於十四子”，为此，便不会有改“十”为“于”的可能性。
第二、皇帝对皇子的称呼一般都在序数前加上 “皇”字，传位诏书这样正式的官文书更不会例外，所以诏书应为“传位皇四子”或“传位皇十四子”，假如是后一种，改“十”为“于”根本就读不通。
第三、皇帝传位的正式说法应该是立储，皇帝驾崩后，储君继位，不管是先期立储还是临终前立储，撰写诏书时皇帝还都在世，所以不可能写成传位给谁，而应写作立谁为太子。那么如果康熙写的是“立皇十四子为太子”的话，无论如何也改不成“四子”的。
第四、在清代，皇帝发布的官方文书都有两份，一份满文，一份汉文。就算汉字“十四“可以改作“于四”，满文如何改法?
应该说以上四说都有道理，其中任何一样成立，则雍正篡改遗诏之说就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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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死于“仙丹”(1)
在各种清史和五花八门的历史演义中，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的死因历来是一个谜。有人说他是为吕四娘所杀，有人说他是被宫女缢死的，也有历史学家考证是中风而死，总之是不得善终，这大概与他的工于心计和做事风格有关，但在笔者看来，雍正帝很可能是中丹毒而死。
熟悉清史的人都知道，雍正帝的皇位得来的并不容易。在雍正夺取帝位的过程中，先后的竞争对手有康熙两立两废的皇太子胤礽、皇八子胤禩，以及同母所生的皇十四子胤祯，民间更流传着雍正篡改父皇遗诏，将“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的说法。可以看出，雍正的继位并非顺理成章，其合法性也常常引起人们的争议。也许正因为这一点，雍正的年号也取“雍亲王得位之正”之意。
但不管雍正是否篡改了遗诏，他在清代历史上却不能说是一个平庸的皇帝，也许是得来不易，雍正帝也格外珍惜自己的权力，不惜一切手段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遗憾的是比起自己的父亲来，他于养生之道知之甚浅，反而去盲目追求什么长生不老之术，其结果自然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了。
可以肯定，胤禛在登基前身体一定很健康，否则他不可能有旺盛的精力在储位的激烈角逐中获胜。他曾在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五日鄂尔泰的“请安折”上作出朱批，告诉这位宠臣：“朕躬甚好，自去冬以来，外缘顺序，身体更觉好。”同年二月十日，他在另一份“请安折”上也作了类似的朱批：“朕躬甚安，自入春以来，颇觉诸凡顺适，总皆仰赖上苍、圣祖之佑庇尔”。雍正七年四月十五日，他又在一份“请安折”上朱批道：“朕躬甚安好，今岁饮食肌肉更觉增长健旺”。
可是，到了雍正七年冬天，胤禛害了一场大病，几乎丧了性命。这一次生的什么病，清宫医案中没有记载。
雍正八年秋天，胤禛病情加重，他向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心腹督抚秘密发出谕旨，要求推荐各地名医。谕旨说：“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腾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其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副朕意。慎密为之。”
为了“慎密”，雍正帝总共写了多少份，发给多少人，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今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九份，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着六份。这十五份朱谕，每份内容完全一样，一字不差，不是由亲密大臣代笔，而是雍正亲自用朱砂一笔一笔书写，字迹工整。
谕旨一下，果然有应命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李卫访得河南道士贾士芳，密加推荐，李卫遂命田文镜把他送到京城。贾士芳于雍正八年七月间抵达宫禁，开始给皇上治病，竟颇见疗效。对此，雍正帝十分高兴，曾对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说：“朕躬违和，适得异人贾士芳调治有效。”并在李卫的秘折上朱批道：“朕安，已全愈矣。朕躬之安，皆得卿所荐贾文士（即贾士芳）之力所致。”于是，贾士芳由一个野道士变为皇帝宠信的“异人”，身价倍增。
可是，一个多月后雍正帝突然将这位“异人”下狱治罪。原来，贾士芳在雍正身上玩了“妖妄之技”。在清宫档案中，有一件经雍正亲笔修改过的上谕中说，贾士道的“按摩之术”、“密咒之法”，起初确实是“见效奏功”。可是“一月以来，朕躬虽已大愈，然起居寝食之间，伊（指贾士芳）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其调治朕躬也，安与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范围者。”雍正进而斥责贾士芳“公然以妖妄之技，谓可施于朕前。”后来，雍正帝下令将贾士芳斩处，罪名是：贾士芳在朕的面前使用妖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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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死于“仙丹”(2)
以上情况说明，胤禛做了皇帝之后，虽然患过重病，但后来恢复很好。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雍正帝死得极其突然。他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生病，两天之后就驾崩，这也使得后人颇为猜测。遗憾的是，他的病情和病因在清宫医案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在圆明园生病，但此前的八月十八日，他仍照常办公，与办理苗疆事务大臣议事，命哈元生等一定清除苗患，否则惟他们是问。八月二十日，谕军机大臣关于北路军营驼马事务，引见宁古塔将军杜赉咨送补授协领、佐领人员。可见，雍正帝当时身体并不算很差，不然他不可能会见这么多重要的人物。八月二十一日也未休息。八月二十二日晚病倒了，才召见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等，宣布传位弘历。八月二十三日，胤禛驾崩。《清世宗实录》只反映了皇帝故世的迅速，而未反映他的病情。
为雍正帝送终的大学士张廷玉，在自撰年谱中写道：“八月二十日，圣躬偶而违和，犹听政如常，廷玉每日进见，未尝有间。二十二日漏将二鼓，忽闻宣诏甚急，疾起整衣，趋至圆明园，内侍三四辈待于园之西南门，引至寝宫，始知上疾大渐，惊骇欲绝，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公丰盛额、纳亲、内大臣海望先后至，同至御榻前请安，出，候于阶下。太医进药罔效，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张廷玉的这段记载，说明雍正帝确实死得很急。
雍正帝猝死的原因，恐怕要归功于他的特殊癖好——仙丹。雍正喜好仙丹由来已久。他在做皇子时，就对“仙丹”产生了兴趣，并曾写过一首叫《烧丹》的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鸾。”此诗简直就是一幅活灵活现的炼丹写真图。
在登上皇帝宝座之后，雍正曾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将其封为“大紫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并敕命在张伯端的故里建造道观以做崇祀。据史书记载，雍正特别赞赏“真人”张伯端“发明金丹之要”。他把自己平时吃的“既济丹”赐给鄂尔泰服食，受赐者服食一个月后报奏“大有功效”。雍正又把“既济丹”赐给田文镜，说自己正在服用它，没有间断，说这种药“性不涉寒热温凉，征其效不在攻击疾病，惟补益元气，是乃专功”。
此外，雍正帝好佛好道，“所交多剑客方士”，并在宫中养着道士，有的道士用金石之药为其治病。雍正密令督抚推荐懂医药的道家，就是要寻找“修炼养生之人”，道士张太虚等人就曾在圆明园内修炼丹药。以上情况说明，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可能性很大。
据《活计档》记载，就在雍正死亡的十二天前，有二百斤黑铅运入圆明园。档案记录：八月初九日，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需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当天，这二百斤黑铅便运入宫中。黑铅正是炼丹的常用原料，是一种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
雍正服食丹药而死的另一个证据是，雍正帝的继承者乾隆帝弘历登基伊始，就下令驱逐了“大行皇帝”请来的道士张太虚。
雍正驾崩的第二天，新君下令驱逐道士张太虚，谕旨说：“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与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这道谕旨，明眼人一看就有点欲盖弥彰，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历史学家认为，在“大行皇帝”热丧期间，新君竟把驱逐道士当作急务，有可能是这些道士给乃父进食金石丹药，害了性命，深怕他们给“大行皇帝”造成不能善终的恶名，因而对道士怀恨颇深而趁早逐之。

雍正帝死于“仙丹”(3)
翻开中国通史，不难发现，在历代皇帝中，死于丹药中毒者不乏其人，其中有昏君，也有明君。
晋哀帝司马丕即位不久迷上了长生术，按照道士鼓吹的长生不老之法，“断谷，服丹药”，因中毒严重而不能听政，致使由褚太后再次临朝；晋哀帝终因中毒而只活了25岁；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以身试药，刚到“而立”之年，就把注意力转到服丹药、求长生上，最初是在太医令阴羌的指导下有节制地服用“寒食散”，自阴羌死后，“寒食散”毒性大发，导致拓跋珪精神错乱，喜怒无常，像个幽魂，结果只做了五年皇帝，落了个欲求长生反短命；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唐宪宗李纯、唐武宗李炎，以及五代时的南唐先主李升、明代的嘉靖帝等，都迷恋过仙丹之药，其中不少人因此损害了健康，成了短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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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皇帝死于金丹最多的一个朝代。第一位是唐太宗李世民，但他死于胡僧炼制的所谓秘方长生药，这是实实在在的史实。第二位是唐宪宗李纯，他是削平藩乱中兴唐朝的有所作为的皇帝，死于方士柳泌、和尚大通炼制的长生金丹。第三位是宪宗的继任者唐穆宗李恒，他明知父亲死于金丹，并下令杀掉了骗子柳泌和大通，自己却不接受教训，金丹照服，继位仅仅4年便中毒而死。第四位是唐武宗李炎，他是晚唐皇帝中最有作为的一位。然而，幻想长生的欲念使他变得愚蠢，所以三番五次派人寻访道士配制长生药。起先道士不敢给他炼制，被迫开了个药方给他，其中有“龟毛10斤，兔子角10斤”，据说武宗派人拿着方子四处采购，结果自然一无所获。后来道士实在没办法，便炼制了金丹给他服用，武宗很快就中毒而死。第五位是武宗的继任者唐宣宗李忱，这个人在权术上很有一手，自小示弱和装傻，令众人误以为好欺而被拥立为皇帝。坐稳位子后，他先是拜道士刘元静为师，接着大量服用金丹，结果仍然是中毒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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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班禅“因痘圆寂”(1)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七月二十一日，一贯爱国爱教，并与乾隆帝和清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的西藏佛教领袖六世班禅一行，经过一年多艰难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热河（今河北承德），前来参加乾隆帝七十寿辰庆典。乾隆帝为了表示对班禅的尊重，特为他在热河修建了金碧辉煌的“须弥福寿之庙”，也就是今天承德外八庙中的小布达拉宫，之后在北京住在西黄寺。
班禅额尔德尼，是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黄教）的两大活佛之一（另一位为###喇嘛），其地位仅次于###。班，梵语意为精通五明的大学者；禅，藏语的意思是大；额尔德尼的满语意思为宝。班禅额尔德尼是西藏札什仑布寺及其所属寺庙的最大活佛，主持西藏政教事务。据《清史稿》记载，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特硕特蒙古固始汗尊格鲁派领袖人物罗桑却吉坚赞为班禅，此人即班禅四世（前三世都是追认的）。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63年），清政府以班禅“为人安静，精通经典，勤修贡职”，正式册封班禅五世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确定了班禅额尔德尼的地位。此后，历世班禅转世，都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
据史书记载，乾隆对六世班禅十分关爱。为了迎接班禅到来，乾隆帝下令在承德避暑山庄为他修建了行宫——须弥福寿之庙。须弥福寿是藏语札什伦布的汉译，此庙是皇家在承德建造的最后一座寺庙，位于避暑山庄之北，完全仿照班禅六世在西藏日喀则所居住的札什伦布寺建造，故又称为班禅行宫。这里的“妙高庄严”殿是班禅的讲经之所，“吉祥法喜”殿是其下榻处，又称住宿楼。此庙北端的山巅上建有七层高的万寿塔，寓意乾隆七十大寿所建之意。
六世班禅东行时，乾隆帝特命驻藏大臣留保住专程护送到西宁，并命皇六子永瑢同章嘉呼图克图等迎往赏赉。班禅每到一处，乾隆帝都及时按需赏赐御用物品。在春夏之际，还特别传谕为其一行种痘，预防水土不服感染天花。
班禅抵达热河后，举行隆重仪式，向乾隆敬献吉祥哈达，列玛铜佛。并跪请圣安，乾隆离开宝座亲手相扶，并用藏语亲切问候道：“长途跋涉，必感辛劳”。班禅回答：“远叨圣恩，一路平安”。按以往规定，班禅见皇帝只跪不拜，可此次六世班禅要求行跪拜之礼，充分表达了敬重皇帝和拥护清王朝的真诚心愿。接见仪式后，乾隆帝请班禅到皇帝的四知书屋品茶小憩，随后又破例允许班禅到烟波致爽殿的佛堂参拜，赐御用黄盖肩舆，命名僧章嘉活佛等陪同，御前侍卫队护送班禅到其行宫须弥福寿之庙下榻。
班禅在承德期间，乾隆帝先后三次到行宫看望，并请六世班禅为其小女儿和孝公主赐法名“四朗白吉卓玛”（福祥的度母）。在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举行乾隆七十寿辰庆典之后，乾隆帝向班禅颁发了金册金印，并称班禅为“圣僧”，能给所有的人带来祝福。在乾隆帝的亲切关照下，六世班禅在热河行宫居住了35天，乾隆帝专门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为他举行了四次大型野宴，白天观马技表演，晚上燃放烟火。又在东宫清音阁演戏10天。
六世班禅的爱国之心和对乾隆帝的爱戴之情处处可见。面对英国密使的诱惑，班禅果断答复：“西藏是中国领土”，一切“需候北京政府之回示”。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一，乾隆帝派六皇子永瑢陪同班禅一行到达北京，住在当年五世###居住过的西黄寺。然而不幸的是，十月二十七日班禅染上了天花，出痘高烧不退，病情险恶。乾隆得知后专程从热河返京看望，并派最好的御医医治抢救。十一月初一下午四时，六世班禅大师圆寂于西黄寺。
班禅此行进一步密切了西藏与清政府的关系，以实际行动回敬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西藏进行的政治经济渗透，树立了清朝盛世的标志。但遗憾的是，当他朝觐完毕来到北京后却感染了可怕的天花，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六世班禅“因痘圆寂”后，清政府于两年后任命理藩院尚书博清额为驻藏办事大臣，护送六世班禅舍利及金龛回藏，并于西黄寺后楼前建衣冠石塔，用精美汉白玉砌成，称清净化域塔。据说，此塔是清代佛塔建筑艺术上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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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班禅“因痘圆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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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班丹益西贝桑布，简称班丹益西，是藏传佛教历史上一位颇有声望的高僧。他一生有三件事为史家所称道：一是对八世###喇嘛的培养。火鸡年（1777年）他为了给八世###喇嘛传经，在布达拉宫居住达一年之久。###喇嘛成年后，又与他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使西藏社会在当时外敌觊觎，内部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得以平稳过渡。二是坚持统一立场。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不丹发生战争，英国人波格尔趁机来到日喀则，要求与西藏通商，建立联系，并请求向驻藏大臣介绍，企图单方面与西藏建立外交关系，被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拒绝。他强调：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的一切要按中国皇帝的圣旨办理。波格尔在日喀则逗留近四月，无功而返。三是千里迢迢前往承德向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大寿。自土猪年（1779年）6月从扎什伦布寺出发，金鼠年（1780年）7月抵达承德，历时一年余。乾隆对这种爱国内向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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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世之君的宿命(1)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不外乎是一部“以一人治天下，以天下奉一人”的历史，注定逃不过君明则社稷兴、君昏则社稷衰的宿命。
大清王朝自乾隆皇帝以后，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国运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有意思的是，皇帝自身的健康状况也与王朝的气数息息相关。从清宫医案上看，清朝自嘉庆、道光帝始，皇帝的精力和体魄都大不如前，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康熙、乾隆这样精力弥满的高寿皇帝，不是病秧子，就是短命儿，承受各种政治风雨的能力大大减弱。咸丰帝的命运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是道光帝的第四子，出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这一天，对51岁的道光帝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在此之前，道光帝曾有过三个皇子，但都先后夭折，因此，皇四子的诞生给心情沮丧的道光帝带来了希望。道光二十六年，64岁的老皇帝决定立储。立秋这一天，他亲书：“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帝驾崩，正月二十六日，奕詝在故宫太和殿行登基大典，王公百官朝贺如仪，改年号为咸丰元年，当时的他只有20岁。
但咸丰帝并不是诸皇子优胜劣汰的结果。清宫医案表明，咸丰常年患有腿疾，行动不便，久治不愈。咸丰六年皇帝曾在医案中做此朱批：“冬至，南郊大祀，朕亲诣行礼，惟因腿疾致累，恐升降失仪，反不足以昭诚敬，况朕思两边配案三献，往返行走，亦稍觉繁，朕意欲酌量改减，以严对越，或传谕改议，或明发旨饬令改议，着恭亲王等商量妥协，于明日见面时当面再奏。”
更为严重的是，咸丰自小就患有肺痨，身体比较虚弱。肺痨可能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肺结核，这是一种除了天花之外在当时最为流行的传染病，基本也属于不治之症，但与天花不同的是，肺结核是一种慢性消耗病，如果调理得当，虽然不至于像天花患者那样很快就死亡，但健康也难以维持长久。
肺结核病人最怕精神刺激，《红楼梦》中那个整天娇喘微微、泪光点点的林黛玉得的就是这种病。
脉案说明，咸丰帝的病情恶化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炮轰天津大沽口，逐日逼近北京。在这危难关头，咸丰帝置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携成群后妃仓皇出逃，于八月十六日到达热河避暑山庄。此时的咸丰一路颠簸，惊魂未定，一到热河就因伤风感冒而引发痰喘，病倒了。经过太医的多方诊治，病情稍有好转。
到了第二年春天，咸丰帝常有吐血，本打算二月三日回京，到了二月二十一日病情加重，他将自己的病情宣示给留京大臣：“……咳嗽不止，红痰屡见，非静摄断难奏效。”到了夏天，他旧病未愈，又添腹泻。六月九日是他三十一岁生日，他勉强接受百官朝贺后，便支撑不住，命太监扶掖回宫。苦苦支撑到七月中旬，咸丰帝就已经病入膏肓了。过了一日，即到了七月十六日早晨起床后，由太监梳好头，点了鸭丁粳米粥，中午又点了羊肉片白菜、脍伞单、炒豆腐、羊肉丝炒豆芽，到了晚上，他刚刚用过晚膳，便突然晕厥过去，直到深夜才苏醒过来。
病危之中，咸丰不得不考虑后事了。于是，他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的病榻上紧急召见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授为顾命大臣，下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而此时咸丰帝已经眼花手软，无法亲笔朱谕，只得叫人代笔。第二天清晨，他就离开了人世。他的儿子载淳继位后发出谕旨述说了咸丰致死的原因和过程：“……上年夏间偶患痰嗽，旋即调摄就痊，秋间巡幸滦阳，圣体康强犹昔，乃因各省寇氛示靖，宵旰焦劳，到本年春间，风寒感发旧疾，六月间复患腹泻，以致元气渐亏，本月十六日力疾，十七日寅刻，龙驭上宾。”
咸丰帝青年病死，除了肺结核等沉疴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不良嗜好和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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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世之君的宿命(2)
清史专家阎崇年曾这样总结道：咸丰帝有“四贪”，即贪色、贪酒、贪鸦片、贪戏曲。首先是贪色。洪秀全起事后，太平军势如破竹，朝廷危如垒卵，但有书记载：“洪（秀全）、杨（秀清）之乱日炽，清兵屡屡败北，兵革遍天下，奕詝置不顾，而寄情声色以自娱，暇辄携妃嫔游行园中。”他在圆明园中储娇自娱，人谓有“四春”：海棠春、杏花春、牡丹春、陀罗春。另有记载：“园中侍有五春之宠，所谓天地一家春者，孝钦后所居，其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牡丹春，皆汉女分居之。”文中的孝钦后就是慈禧，汉女就是汉人美女。《野史叟闻》上还说，咸丰养着一位美丽的民间寡妇，姓曹，山西人，入宫以后，最受皇帝宠爱。另有野史记载：“山西籍孀妇曹氏，风流姝丽，脚甚纤小，喜欢在鞋履上缀以明珠。咸丰帝召入宫中，最为眷爱。”
二是贪酒。咸丰喜饮酒，但秉赋太弱，一饮就醉，一醉就失态胡闹。这种丑事正史上不会记载，但有野史说：“文宗（即咸丰帝）嗜酒，每醉必盛怒。每怒必有一二内侍或宫女遭殃，其甚则虽所爱者，亦遭戮辱。幸免于死者，及醒而悔，必宠爱有加，多所赏赐，以偿其苦痛。然未几而醉，则故态复萌矣。”从上文所描述的情节看，咸丰因沉溺于酒色而有了典型的“变态”反应。
三是贪鸦片。19世纪初鸦片传入中国，导致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面对国力衰微、民不聊生的严重局面，咸丰的祖父嘉庆皇帝和父亲道光皇帝，都反对皇亲国戚和八旗官兵吸食鸦片，但是咸丰继位不久就违背祖训，吸上了鸦片，还无耻地称这种害人至深的鸦片为“益寿如意膏”。
四是贪戏曲。咸丰是一个看戏荒政的“风流天子”，他不但嗜戏成癖，有时还登台演戏。无论在紫禁城、圆明园，还是在热河行宫，他都抓紧一切时间看戏，即使在热河逃难期间，也是照看不误。
体质本来虚弱的咸丰帝，因为纵情声色、美酒和鸦片，这就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春，他在热河行宫一病不起，此后病情一日重似一日。咸丰的医案说明，他患病后常常咳嗽、咯血、发低热，常饮鹿血以治之。因此可以断定，他正是肺结核致死。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公元1861年8月22日）清晨，刚过而立之年的咸丰帝撒手尘寰，把江山留给了一个年方6岁的孩子——同治皇帝，从此大清王朝也就进入了风雨飘摇的迟暮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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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晚年时，传位的问题日趋临近，第四子奕詝（咸丰）和第六子奕訢成为了皇位最有力的争夺者，而且奕訢天资聪明，深得道光的喜爱。因当时内外多事，道光一直没有下决心。咸丰的老师，侍读学士杜受田，一心希望咸丰继位。他杜受田清楚地分析了两位皇子的长处，他认为，咸丰的优势在于仁厚孝顺；奕訢的优势则是聪明伶俐。而此时步入晚年的道光皇帝更需要的是一位孝顺的儿子，要牢牢地抓住这一点。
一次，诸皇子们随道光皇帝去南苑打猎。这可是在父皇面前的一次很好的表现机会，但论射猎骑术咸丰显然不是六弟的对手，因此，杜受田告诉咸丰：“你到了南苑，只要坐着看兄弟们驱马打猎，自己千万不要射杀任何动物，并且约束你的随从也别去打猎。”并教他怎样对父皇解释。打猎当天，大家都有所收获，皇子中奕訢的猎物最多，而咸丰却一无所获。当老皇帝责问时，咸丰答到，儿臣虽然无能，但是只要动手，决不会一无所获的，只是想到此时正值春季，万物繁衍，不忍射杀，也不愿和兄弟们争个高低。他的回答深深打动了道光皇帝，道光皇帝一心想为天下百姓选择一位仁厚的皇帝，咸丰自然比盛气凌人的奕訢更和老皇帝的胃口。道光就密写了咸丰的名字，放在锦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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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总管”医案有玄机(1)
所谓太监，是指那些被阉割而失去性能力后在帝王宫廷内侍奉帝王及王室成员生活的男###仆。在史书上，太监也叫寺人、阉人、宦官、中官、内官、内侍等等，叫太监则是封建社会晚期——明、清两个朝代的事情了。太监是封建社会的一个丑恶而畸型的产物，是封建社会腐朽的宫廷制度制造出来，又寄生于封建宫廷的一个怪胎。
在清朝，宫廷中一般使用太监丙千名左右，最多时有两万八千多人，这个数目比起明朝的上万名就差得远了。但慈禧太后仍使用大量太监。据光绪三十四年即慈禧、光绪去世的那一年统计，慈禧身边的太监多达476名，其中，有官职品级的总管、首领及小太监67名。这个数字表明，慈禧太后一人使用的太监，大约占了整个宫廷太监的四分之一。但在伺候慈禧的诸太监中，最荣耀的莫过于大总管李莲英了。
与慈禧太后同庚的李莲英，1848年生于直隶河间府大城县李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弟兄五人，李莲英排行老二。由于自幼家境贫寒，在当地修鞋为生的父亲将全家迁往京师，开了一家熟皮作坊维持生计。为了能有出头之日，李莲英7岁时被其父强行净了身，9岁正式入宫当了太监。
由于聪明伶俐，悟性极高，入宫不久李莲英就进入梳头房当太监。他抽空到妓院苦学梳头手艺，终于学成，而且技艺高超，便专门给当朝皇太后慈禧梳头，深得慈禧欢心。李莲英得宠出名后，民间为嘲笑李莲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皮硝李”，并绘声绘色地演绎了一段有关“皮硝李”入宫的故事。
李莲英心计多端，有一套迎合太后喜好的本事。如果慈禧闷了，他能唱一段京戏，惹得主子喜笑颜开。据说慈禧是个京戏迷，她不仅爱好京剧，还能编写剧本；如果慈禧累了，李莲英就给她捶背、按摩，使她气血通畅，浑身舒坦。尤其是，在慈禧生气的时候，李莲英还能自打嘴巴，逗得“老佛爷”破涕为笑。除了对慈禧百依百顺、百般讨好外，李莲英还为慈禧登上统治中国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宝座立过汗马功劳。因此，历史上对慈禧和李莲英的关系总是众说纷纭，没完没了。
到老年时，慈禧与李莲英几乎形影不离，达到了相依为命的程度。“老佛爷”也没有亏待她的忠实奴仆，给了他清宫太监的最高职位，任命李莲英为太监副总管，后又授予他二品官和红顶戴，外加一件黄马褂。
“李总管”与“老佛爷”并非一般的奴才与主子关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李莲英备受慈禧太后恩宠，从清宫医案中可以找到大量记载。
例如，李莲英的医案也同皇室医案一样，用杏黄色绸缎一件件包着，其数量之多，记录之完整，不亚于帝王后妃。而其他朝廷大臣则没有资格享受如此殊荣。但李氏医案与皇帝后妃的医案也略有区别，语言措词有所不同。御医为帝后诊病，书写医案时用的是“请得”的套话，而给李莲英诊病则用的是“看得”二字。
从脉案看，深得慈禧太后宠爱的总管太监李莲英受到特别的关照和呵护，其医疗用药规格和待遇不亚于任何一个王公大臣。
慈禧太后经常赐药给李莲英，以示主子对奴才的关怀。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至光绪三十年八月慈禧太后的医案病历，在不到两年内，慈禧共赏给李莲英各种药物256次，平均每个月赏赐11次，可谓关怀备至。赏赐的药物主要有人参、金石斛、太医紫金锭、万应锭、金衣祛暑丸、六合定中丸、香茹丸、防风通圣丸等。李莲英皮肤搔痒比较严重，慈禧经常赏给他祛风止痒的防风通圣丸，以及清热解暑的藿香正气丸、清热丸等中成药。慈禧平时喜欢进食的健脾胃之药，诸如炒谷芽、莲子、山药、黄芪，人参与老米粥熬的食物，还有绿豆、鲜青果、竹叶等，除了自己享受外，自然也少不了李莲英的份。可见，慈禧与李莲英亲密无间到了何种程度。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晚光绪帝一天“崩逝”。慈禧死后，李莲英尽了奴才对主子的一片孝忠之心，从此再也无心待在宫中，便在慈禧丧葬之后，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二月初二日，离开了他待了五十多年的皇宫。

“李总管”医案有玄机(2)
据清宫档案记载，当时内宫主政的慈禧的亲侄女、光绪帝的皇后——隆裕皇后，为感谢李莲英宫中服役多年，特准他“原品休致”，即可以带原薪六十两钱粮米退休。三年之后，李莲英一命归天，时年64岁。此时的大清帝国也已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了。尽管如此，隆裕太后还是下令赐银千两，赏埋京西恩济庄太监茔地。
慈禧和李莲英究竟是什么关系，二人为何如此心心相印？1998年的一次意外发现似乎可以解除人们的狐疑。
是年，“河北第一秘”——李真因巨额贪污而落难北京前，无意中打开了他在北京的住宅底下的一个暗道机关，发现了李莲英的一个地下室，在室内一本空白书中，他首先发现一行奇怪的密码，随之又发现了一个保险柜，按密码打开柜子，里面藏有《李氏族谱》、《清宫秘史——我和慈禧太后宫廷五十年传奇》两本书。书中说，该书画共有两套，另一套埋藏在北京西郊恩济庄李莲英的墓地，但是恩济庄李莲英墓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摧毁，书画也被付之一炬。仅此一套传记保留下来。
李莲英在书中记述说：“我是唐太宗李世民之兄李建成的后裔，玄武门之变后，先辈落难逃至沧州河间府乡村以农为生，历代书香门第，欲再图复兴李氏朝廷大业。我与兰儿（慈禧乳名兰儿、玉兰）是同龄人，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曾同在察哈尔生活长大，我们从相识到相爱，为了爱和社稷一同进宫。”
看了李莲英的这段自述，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清宫医案中他的待遇不次于任何一位帝后王妃了。

太监的感情需要
宦官虽然经过阉割而丧失了正常的“性”能力，但有许多迹象表明，他们仍有感情需要，在谈情说爱方面，多为情义而相互爱慕。有的是入宫前的恋人，有的虽是入宫后发生的事，但双方都从感情上或精神上获得慰籍。
东汉宦官蔡伦与宫女姌儿相爱后，蔡伦因生理上原残缺常为之悲哀。而姌儿认为，既然进入宫中，那怕是精神上寄托，也会带来心灵上慰籍，最后两人殉情而死。
北魏太监张佑，早年曾和文成帝皇后即冯太后相好，并同时入宫。成帝死后，把感情转移到张佑身上的冯太后日益痛苦，因张佑是个阉人，两人只能保持纯真感情。17年后，张佑被冯太后炽热的爱所感动，但张佑说，我不能，在情欲方面，我对你没有丝毫帮助。太后莞尔一笑，说，“你错了，情欲不一定是肉体的，精神上也可满足一切。”于是，他们三天之内，足不出户，两人仅止于拥抱慰籍。冯太后去世，史书说“太后郁于心疾，情终而逝，哀莫大于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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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帝死因揭秘(1)
清穆宗同治帝是清朝12位皇帝中最短命的一位，“驾崩”时年仅19岁。对于同治帝之死，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因梅毒致死，即所谓的“杨梅上天”，一说是夭于天花，但前一种说法流传更广。
持“杨梅上天”观点的认为，历史上很多短寿的皇帝都纵欲过度，尤其是汉成帝和清穆宗同治帝。同治帝6岁登基，年号即“两宫皇太后共同治国”之意，尤其是他偏偏摊上了自己的生母慈禧太后，自然就只能当个傀儡皇帝，年轻的同治帝无聊至极，遂溺于声色，不可自拔。
历史学家王镜轮在《中国皇宫旧闻》一书中说：“同治多次微服出宫，在城内寻暗娼纵淫，久之染上梅毒。最初尚未觉察，继而毒疮扩展至面部、背部。据坐观老人《清代野史》所载，清穆宗将死之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至洞见腰肾而死。清廷为了维护体面，将皇帝的病定为天花，御医也只得按天花医治，加快了同治皇帝的死亡。”当时还传说，同治帝是在韩家潭妓院染上了梅毒，病入膏肓而死。
《清代野史大观》也记载，同治帝“与贝勒载澄尤善，二人皆好著黑衣，娼竂酒馆，暨摊肆之有女者，遍游之。”“又不敢至城外著名之妓竂，恐为臣下所睹，遂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焉……久之毒发，……传太医院治之，太医院一见大惊，知为淫毒而不敢言，反请于慈禧是何病症，慈禧传旨曰：恐慌天花耳。遂以治痘药治之。不效，帝躁怒，骂曰：‘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医奏曰：‘太后命也’。帝乃不言，狠狠而已。将死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至洞见腰肾而死。”因此在民间也广泛流传着同治帝“不爱家鸡爱野鹜，可怜天子出天花”的民谣。
但清宫医案却不支持“杨梅上天”的说法。据《同治十三年十月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记载：“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未刻，李德立、庄守和请得皇上脉息浮数而细，系风瘟闭束，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有时气堵作厥，今用益阴清解散晚服一帖，避风调理。”在这本用药底簿中还记载道：“十二月初九日酉刻，李德立、庄守和请得皇上六脉已绝，灌生脉散不能下咽，元气脱败，于酉时崩逝。”
根据同治帝脉案分析，同治从发病到死亡前后只有36天，其临床症状与天花症状完全一致，初起时类似感冒，发烧，头痛，接着“头面周身，正中夹杂痘颗粒”，继而背部出现痘疹并发生了腰腹部和口腔感染，故御医给他所用的也几乎全是败毒透疹之药。这表明同治帝确系患了天花，伴随局部感染，后因蕴热郁闷，痘毒内陷，暴病而亡，并非死于“杨梅上天”。
此外，同治帝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中也有过类似皇帝患天花的记载。翁同龢，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公元1830年5月19日）生于北京城内石驸马街罗圈胡同寓所，自号瓶庐居士，他生活的时代几乎和中国近代史相始终。因为翁家祖籍江苏常熟，所以不少史书称他为“翁常熟”。翁同龢出身官宦家庭，父兄都是朝廷大臣。他早年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饱读经史，娴熟诗文，尤擅书法，先后给同治、光绪两位皇帝当老师，被称为“两朝帝师”。他是晚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甲午战争中坚持抗日，反对投降，戊戌运动中力图自强，促进变法。
翁同龢在日记中先后6次记录了亲睹皇上病状的详情，都证明同治帝死于天花无疑。如翁同龢在第一次拜见皇上时的一段记录中写道：“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即同治患病第九日），入见三叩首，两宫皇太后俱在御榻上，持烛同诸臣上前瞻仰，上舒臂会观，微昭曰：‘谁来此？’……伏见天颜温瘁，偃卧向外，花极稠密。”
隔一日，翁同龢又在日记中写道：“上起坐，气色皆盛，颜色皆可，灌浆饱满。”同月22日，翁同龢在日记中也记述了同治帝出天花的病情，他写道：“精神兴致皆可，腰间两###，一流水一干，起坐略不便也。”

同治帝死因揭秘(2)
综上所述，无论从太医给同治帝治病的记录，还是从翁同龢追述同治帝病情的日记，都可以证明，同治帝确系“出天花”而死，并非“杨梅上天”。由此可见，珍贵的清宫医案不仅是一个丰富的医学宝库，而且是研究清代历史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辛酉政变。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皇帝病死于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咸丰帝临终前遗诏立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任命载垣等八大臣辅政，同时规定分赐皇太后及皇帝的“同道堂”、“御赏”玺为下达圣谕的符信，一切军政事务由辅政大臣处理。但叶赫那拉氏权欲薰心，一心掌握清朝的大权。首先，她以圣母皇太后的身份和其掌管的“同道堂”印章，取得了皇太后干预朝政的权力，其次，她和恭亲王奕訢等勾结，依靠外国侵略者的支持，预谋除去辅政大臣，最后达到掌管清朝大权、实行垂帘听政的目的。咸丰十一年，叶赫那拉氏利用咸丰梓宫运回北京的时日，于九月三十日发动政变，逼令载垣、端华自杀，将肃顺斩首，其他辅政大臣被革职查办。东西两太后(即慈安、慈禧)于十一月一日在宫内养心殿的“东暖阁”实行垂帘听政。从此，慈禧掌握清朝统治大权达48年之久。因咸丰十一年(1861年)是农历辛酉年，因此，此次政变称为“辛酉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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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之死有病因(1)
与同治帝一样，笼罩在慈禧太后阴影下的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也是一位悲剧性的皇帝，他的暴卒似乎更为蹊跷。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踌躇满志的年轻皇帝不愿再忍受慈禧的箝制，发布国诏变法，史称“百日维新”。八月六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第三次垂帘听政，光绪帝被囚于西苑瀛台涵元殿，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幽禁生活。但就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慈禧死去的前一天，年轻的光绪突然驾崩。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述：“有一种传说，是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绪前面，所以下了毒手。”
这种说法确有来由。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同治帝患天花病死后，慈禧太后选择自己的亲外甥、醇亲王的儿子载湉为帝位继承人，这就是清廷入关后的第九位皇帝光绪。当时，载湉年仅4岁，根本不知道朝廷的事为何物，慈禧和慈安两宫皇太后又一次“垂帘听政”，稳操朝政大权。光绪帝亲政后，他与慈禧之间的不和与矛盾日渐加深。在康有为、梁启超等新派思想影响下，光绪帝正视清朝外忧内患的困境，决意采纳康、梁主张，实行维新变法，革除弊政，强国富民。在戊戌变法中，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剑拔弩张，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据史料记载，在光绪帝被囚当天，慈禧曾对他直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因此，对于光绪帝的结局，民间一直传说他是慈禧太后和太监李莲英合谋致死，也有传说宫廷对光绪的病未予认真治疗而致使他暴病而亡。但从清宫医案看，光绪很可能是死于结核综合症。
在四万余件清宫医案原始资料中，尤以光绪、慈禧的脉案最为系统和严谨，光绪帝的病历竟有三十册之多。这些珍贵资料详尽地记录了光绪从小患病直至死亡的所有情况，连皇上什么时候诊病、病状如何、处方用药如何，以及皇上几时几刻服了何药，都记述得清清楚楚，几乎无一日缺少。
据清宫医案记载，光绪自幼体弱多病，病势缠绵，症状复杂。光绪自述其病状有：“耳鸣脑响，梦遗滑洩，虚火上冒，下部萎冷”，还有“咳嗽不止，吃饭两三日确难下咽，胸隔间即作闷”等语。
光绪帝由于自幼体弱多病，加之宫闱多纵声色，年至十六七岁便患了严重的遗精症。在他19岁大婚时，病情已相当沉重。光绪脉案记载：“昼间一闻锣声，自觉心动而自泄，夜间梦寐亦然。”
成年之后，光绪体质虽未见好转，遗精及腰背酸沉等症状仍然存在，但在光绪20岁至30岁之间，其诊病吃药的次数有所减少。大约到了30岁那年，病情突然加重，体质日益衰弱。庄守和、张仲元等御医请得的脉象是：皇上脉息左寸关沉滑稍数，人迎见浮，右寸关沉滑而数，两尺细弱，沉取尤甚。头痛恶寒，身肢酸软，面色青黄而滞……从脉案记载可以看出，光绪大约在30岁时已五脏俱病、气血双亏了。
1898年，法国医生多德夫在驻京使馆期间，曾为光绪帝看过病。多德夫诊后称光绪帝“身体虚弱，颇瘦，咳嗽，劳累，头面清白，气喘不调，胸间堵闷，手指麻木，腿酸痛，耳聋。”
1907年（即光绪去世的前一年）光绪脉案载：“遗精之病将二十年，每月发十数次，是有无梦之举即自遗洩之时，米青.液愈洩愈稀，下部久已虚冷。”
到了光绪三十四年春，也就是光绪临终半年之前，其病已入膏肓。宫廷御医束手无策，清廷只好急征江苏名医陈秉钧、曹元恒来京入宫诊视。紧接着又向直隶、两江、湖广、山东、河南、山西等督抚发出电旨：“入春以来，皇上欠安。在京各医，诊治无效。希各处精选名医，迅速来京，恭候传诊。”很快，各地保举的名医吕用宾、周景涛、杜钟骏、施焕、张鹏年等纷纷来到京城。宫廷还从直隶、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调来了川续断、苏芡实、北沙参、广陈皮、杭白菊、甘枸杞等御用上品药材。可是为时已晚，光绪病情日重一日。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九日，江苏名医曹元恒在医案中写道：“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十分严重，在治疗上无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对症的严重病状。只得开些平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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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之死有病因(2)
光绪帝病情无望的问题，还可以从江苏名医杜钟骏所写的《德宗请脉记》一书中得到印证。杜钟骏在第一次为光绪帝诊病后，就感到情况不妙，他立即对吏部尚书陆润庠说：“我此次进京，满以为能够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中旬，光绪帝的病情进入危急阶段。十月十七日，御医周景涛、吕用宾、杜钟骏等为光绪请得的脉象为：“左寸关弦数，右细数，两尺略缓。所有腰痛腿酸等症，绵绵日久不愈，以致步行艰难，肢体倦软……”对此，杜钟骏私下对朝臣说：“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
十月二十日，光绪帝开始进入弥留状态。御医们请得的脉象是：“肢体发冷，白眼上翻，牙关紧闭，进入昏迷状态。”到了第二天中午，“脉搏似有似无，眼睛直视，张嘴倒气……”拖到傍晚，终于六脉断绝，与世长辞。
当代中医专家们认为，光绪帝的这些病症与结核综合症是基本相符的。其死因属于虚痨之病日久，五脏俱病，六腑皆损，阴阳两虚，气血双亏，终于阳散阴固，阴阳离决而死亡。从现代医学来分析，则主要是肺结核、肝炎、心脏病及风湿等长期慢性消耗性疾病，导致了抵抗力下降，出现了多系统的疾病。其直接死亡原因，可能是心肺功能慢性衰竭，合并急性感染所致。其症状演变，既无中毒或其他伤害性的征象，也没有暴亡的迹象，应该属于病死而非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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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宫医案的分析，光绪正常病死似乎已成定论。但有一历史学家提出：清宫病历医案就全然可靠么？封建王朝统治者在激烈的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是什么事都做的出来的，他们难道不能伪造或篡改病历医案么？于是，人们又开始思索与探讨了。通过光绪帝之死，我们知道，由于封建专制政治特有的神秘性与封锁制度，政务缺乏起码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因而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替经常出现各种令人难解的历史之谜，仅以清朝为例，就有顺治、康熙、雍正、慈安太后、同治以及光绪诸帝、后的死因之谜，成为历史疑案，在今天还引起人们的探讨与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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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六”悲愤而终(1)
传统的中医理论认为，人的健康状况与精神调理息息相关，正所谓养生重在养心，如果精神紊乱，必将影响周身气血运行，经不起外邪的入侵，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重臣——恭亲王奕訢的结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奕訢是道光帝的第六阿哥，深受道光赞赏，死前特“朱谕”将其封为亲王，咸丰元年（1851年）封为恭亲王。年轻而懦弱的咸丰帝驾崩后，奕訢一跃成为实力派人物。他协助慈禧太后政变有功，被授予摄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他是洋务运动的首领，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大搞洋务运动，以兴办军事工业为重点，也兴办民办工业，使中国的近代工业从此起步。他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始和中国教育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他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建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使清朝外交开始步入正轨并打开新局面。由于他有媚外崇洋的倾向，亲近西方列强，为保守派所鄙视，呼其为“鬼子六”。
慈禧太后对这位“小叔子”的策略是又拉又打，既利用他的才干，又怕他权势太重盖住了自己，这就注定了奕訢的下场不会太好。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三月，西太后听信编修蔡寿祺对奕訢的弹劾，以“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目无君上”为罪名，免去他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这是奕訢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奕訢支持杀掉慈禧太后亲信太监安德海，深深触怒了慈禧太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奕訢劝谏同治帝不要修治圆明园，更引起慈禧太后的怀恨。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借口奕訢“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奕訢手下的全班人马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受了这第二次沉重打击后，奕訢身心疲惫，一蹶不振，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病故，终年66岁。
因此，有人怀疑奕訢被慈禧太后所害或太医院没有好好为他看病。但清宫医案不支持这种怀疑。
据清宫医案记载，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二月，奕訢就一病不起了。从是年三月初五日到四月初十日，治疗和护理过程都有逐日逐时逐刻的完整记录，表明“鬼子六”得到了精心救治，亦非慈禧所害。日夜给其治病的太医有太医院末代院使张仲元，以及太医庄守和、姚宝生、嵩寿等医术高明之辈。
据载：“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庄守和诊得恭亲王脉息左寸力弱，关部沉弦，右寸关沉滑，两尺见弱。寅卯之时，大便二次，先燥后溏，带有痰滞。胸堵略轻，烦急稍好，惟心虚肝旺，气道不顺，脾肺积蓄，痰热不净，以致动则气促，有时喘满胸堵，咳嗽痰粘如胶，躺卧不实，睡仍虚空，谷食不香，神倦自汗，小便勤而色赤，今用安神理肺定喘化痰汤调治。其处方有朱茯神、枣仁、沙参、麦冬、瓜蒌、川贝、桔红、海浮石、苏子霜、冬花、桑皮、百部等，旨在安神、定喘、化痰。”
在后来的一个多月中，御医根据病情，先后给奕訢开了安神理气定喘、养心清燥润肺化痰、益气育神清肝化痰、伸郁清肝育神化痰、清燥益阴平肝醒脾、敛汗定喘等药方。最后抢救时，照例用了宫廷常用的参脉饮。
据清宫医案记载：“四月初十日丑刻，庄守和、张仲元、姚宝生诊得恭亲王脉息左寸关数而无力，尺部虚大，右三部软而无根。……汗出不止，喘息抬肩，痰热上壅，精神不固，证势重险，谨防虚脱，今用保肺固脱之法竭力调治。人参三钱，麦冬三钱，老米五钱。水煎浓汁频频饮之。”此方即参脉饮加减化裁而成，即参脉饮去掉五味子加老米。药方中参麦饮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奕訢大限将至了。
从整个症状看，恭亲王奕訢的病根应是长期肝气郁结、心气不开所致。这说明，他遭受慈禧太后两次沉重的打击后，精神抑郁，肝脾不和，食谷不化，心神不宁，最后导致肝郁痰盛，悲忿而死。

“鬼子六”悲愤而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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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工商以维护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奕訢正是洋务运动在中央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一来可以维护统治镇压起义，二来可以解决外患，达到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洋务运动在中央奕訢的领导，地方上曾国藩、李鸿章等督抚的实际操作下，一定程度上打下了中国近代化的基础。

清末无嗣闹“宫荒”(1)
大清王朝自1616年努尔哈赤建国至1911年溥仪逊位，共有12位皇帝，历时296年。一个奇特的现象是，最后的三位皇帝——同治、光绪、宣统都没有子女，世称“宫荒”，或谓“国统三绝”。其实，这三位晚清皇帝中，同治又是中国皇宫中出生的最后一位皇帝，光绪和宣统虽为皇帝，但都是从宫外“抱”进来的，光绪甚至是非皇室血统的皇帝。这种罕见的“宫荒”现象，预示着大清王朝气数已尽。
据统计，同治以前共有9位皇帝，共生育皇子111名，平均名；共生育皇女80名，平均名。其中最负盛名的康熙帝子女最多，共有55个子女，其中皇子35名，皇女20名。其次是乾隆，他共有27名子女，其中男17名，女10名。满洲入关前的两位皇帝——奴尔哈赤、皇太极，皆多子女，分别达24名和25名。然而，到了晚清，同、光、宣三代为什么就无嗣无根了呢？其主要原因都与他们本身的生活方式、身体状况、婚姻关系，以及他们所生活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先说同治。同治是咸丰帝惟一存活下来的皇子，系慈禧太后所出。他6岁登基，在位13年，享年只有19岁。他早亡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先天不足，禀赋虚弱。沈阳故宫保存的历代皇帝的遗物中，同治的龙袍特别小，由此可以推断他的身材很瘦小。
二是生活放荡，腐化堕落。同治登基后，由咸丰的###、两宫皇太后——慈安皇太后和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当时慈安25岁，慈禧27岁。据史书记载，同治与乃父咸丰一样，是一个胸无大志贪图享乐的酒色之徒。同治虽有7位后妃，但由于他对做傀儡皇帝的压抑，皇室生活的拘束，对四书五经的厌倦，以及一些不良伴读人士的影响，他常微服游荡，混迹于酒肆、戏馆和花巷。
有野史记载：“伶人小六如、春眉，娼小凤辈，皆邀幸。”有一名色冠群芳的优伶，多次蒙幸。据说，同治帝后来还同一个叫杜之锡的太监搞上了同性恋。杜之锡有个姐姐，生得婀娜多姿，如花似玉，是京城有名的妓女，杜之锡就把姐姐介绍给同治帝，同治帝见了非常倾心，从此便常同这姐弟俩在一起霪乿取乐。皇帝临幸污秽之地，群臣无不感到震惊，恭亲王、醇亲王及李鸿藻、徐桐等一班王公大臣纷纷上书劝谏，委婉地奉劝皇上珍重帝德，爱惜圣躬。大臣桂庆为了阻止皇帝外出艳游，冒险上书慈禧太后，请求她老人家以皇太后的身份管一管同治，以保祖宗大业。但如此重要的进谏竟被慈禧置若罔闻。其实，慈禧太后在宫中耳目甚多，对同治的一举一动都了然在目。她见儿子荒于朝政，纵淫自戕，不以为忧，反而窃喜——这样一来，她自己可以独揽朝政。因此，她对桂庆如此中肯而重要的诤言竟然置之不理，任年轻的同治帝堕落下去。
再说光绪。光绪帝亲政10年，虽有振兴图强之大志和支持康有为维新变法之举措，但由于受慈禧太后的破坏和压制，他一生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都以悲剧告终。他活了38岁，却没有生下一个子女。
4岁登基的光绪帝，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举行大婚典礼，皇后叶赫那拉氏是都统桂祥的女儿、慈禧太后的亲侄女——即后来的隆裕皇后。这门亲事是慈禧太后懿旨定亲的，她将自己的侄女嫁给自己的外甥，既属于“亲上做亲”，也是一桩政治婚姻，目的是在宫闱椒房安插亲信，探悉皇帝的一举一动，并为尔后母族掌权、太后听政做好铺垫。光绪对西太后强加给他的这桩政治婚姻极为不满，婚后夫妻视同路人，皇后虽有西太后作靠山，却被皇帝有意冷落。隆裕皇后因失宠而生妒忌，又因妒忌而生怨恨，便利用自己统率六宫的地位和慈禧太后亲侄女的身份，“频频短之于慈禧”，不断地向其姑母慈禧告皇帝及其爱妃的状，这就使她同光绪的关系更加紧张。由于夫妻长期不和，致使夫妻24年而未生育。
除了隆裕皇后外，光绪还有两位妃子，一位是瑾妃，另一位是珍妃，二人为亲姐妹，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同时被选为嫔。次年二月，姐妹二人一起入宫。其中，珍妃年轻美貌，性格活泼，善解人意，博得光绪帝的宠爱。但由于隆裕皇后的不容和“揭短”，珍妃受到慈禧太后的残酷打击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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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无嗣闹“宫荒”(2)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二十八日清晨，光绪帝到东暖阁向慈禧太后下跪请安，慈禧坐在御榻上，对皇上视而不见，也不答话。光绪跪在地上，不敢抬头，也不敢多言。皇太后同光绪帝僵持了约一个时辰，慈禧太后才放话：“下去吧，瑾妃、珍妃的事，你不管，我可要管。不能让她们可着性子不遵家法，干预朝政，胡作非为！”光绪帝以礼告退后，回养心殿。接着西太后下令总管太监李莲英，对瑾妃、珍妃杖责处罚，这对尊贵的皇妃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恐惧、耻辱和摧残。
据宫廷御医档案记载：十月二十八日，太医张仲元请得珍妃脉息，六脉沉伏，抽搐气闭，牙关紧闭，周身筋脉颤动。
十一月初一日，亥刻（夜九时至十一时），太医张仲元请得珍贵人脉息，左寸关沉伏，右寸关滑数，抽搐见止，仍觉筋惕肉颤，神识已清，惟气道未调，痰热尚连下行，以致胸膈烦闷，两胁串痛。有时恶寒发热，周身筋脉疼痛。
十一月初一子刻，张仲元请得珍贵人脉息，左关沉伏，右寸沉滑，抽搐又作，牙关紧闭，人事不醒，周身筋脉颤动。亥刻、子刻（夜十一时至凌晨一时），又将御医急请宫里急诊，可见珍妃病情之急重。
上述医案中所记载的诸如“六脉沉伏”、“抽搐气闭”、“牙关紧闭”、“周身筋脉疼痛”等症状，可以看出珍妃确实是吃了“褫衣廷杖”，受了难以忍受的耻辱和痛苦，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严重摧残。
中医认为，“恐伤肾”，肾主生育。从此，光绪帝惟一宠爱的珍妃就因恐惧而常常生病，元气大伤。后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带一干人马逃往西安时，珍妃竟被太监李莲英、崔玉贵推到井里淹死。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被慈禧太后“废黜”，整整在湖水包围的中南海瀛台度过了十年的幽禁生活，肉体和心灵都受到了严重摧残，并患了严重的肺病和“遗精症”，从根本上丧失了生育能力。
再说宣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日，光绪帝驾崩后，慈禧皇太后临终前懿旨曰：“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又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就是说，醇亲王之子溥仪入承皇位，承继同治帝为嗣，兼承光绪帝之祧，亦是无奈的选择。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三岁的溥仪在太和殿登基，成为大清国的第十二位皇帝，他既是大清王朝的末代皇帝，也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第一个称皇帝到公元1912年宣统帝退位，中国长达2132年皇朝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从继位到退位，只有三年。据《清史稿·宣统皇帝本纪》记载：“帝冲龄嗣服，监国摄政，军国机务，悉由处分，大事并白太后进取。”应当说，作为皇帝的溥仪，由于年纪太小远未成人，他对历史、对清朝都没有独立的政治责任。
关于溥仪的家庭婚姻问题，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宣统皇后，郭博勒氏，总管内务府大臣荣源女。逊位后，岁壬戌，册立为皇后。淑妃，额尔德特氏。同日册封。”郭博勒氏，又称郭布罗氏，名婉容，达斡尔族。由于溥仪在七岁时退位，此时他已经不是真正的皇帝，郭布罗氏和额尔德特氏自然也就不成其为皇后和皇妃了。后来，淑妃文绣在天津与溥仪离婚。伪满时期，溥仪在长春纳“新贵人”谭玉龄，谭于1942年死。1962年5月1日，获得大赦的溥仪在北京同李淑贤女士结婚，过上了平民的生活。接着，溥仪又与李玉琴结婚，后离异，李玉琴于2001年病逝。
活了61岁的溥仪，几次结婚而为什么没有生下一子一女？1986年春天，笔者曾有幸在北京朝阳区团结湖畔的一个小小的住宅里访问了溥仪的###李淑贤——她曾是朝阳区关厢医院的护士。她当时可能只有五十多岁，看上去雍荣华贵，真有点皇后的模样。谈到溥仪的后半生，她忍不住哭了。她哽咽着说，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摧毁了溥仪的健康，使他从小身体就十分虚弱，而且患有严重的遗精症，同她结婚的当天晚上，溥仪曾向她哭诉说，他早年就患有阳痿症，只能同她做一场名义上的夫妻。善良的李淑贤含泪安慰溥仪说：“同你结婚我并不后悔，但是你应该在结婚前向我说明这个问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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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无嗣闹“宫荒”(3)
笔者认为，“清宫三代无婴啼”的一个共同原因可能与近亲结婚有关。纵观中国历史，开国皇帝登上龙位后，一般都采取让利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因而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皇帝选后纳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圈子，致使子女既多且壮。但到了晚清，皇族害怕大权旁落，又为了保持皇族血统的纯净，便将皇帝的选后纳妃限制在一个狭窄的圈子内，从而导致近亲结婚，失去繁育优势。
从晚清最后三位皇帝来看，同治皇帝载淳的父亲是咸丰皇帝，母亲是叶赫那拉氏慈禧。同治驾崩时没有子嗣，慈禧便册封醇亲王的儿子载湉为帝，是谓光绪帝。载湉的父亲醇亲王是咸丰的七弟，而其母亲又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子。因此，光绪帝既是慈禧太后婆家的侄子，又是慈禧太后娘家的亲外甥。光绪去世后，慈禧太后怕皇权旁落，又将三岁的溥仪扶上皇位，是谓宣统皇帝。宣统是醇亲王载沣的儿子，载沣又是光绪皇帝的弟弟。由此可见，清代后期的通婚圈越来越小。
现代医学证明，“亲上做亲”式的近亲结婚，由于容易造成“致病基因的相遇（纯合）”，后代患遗传病的几率增加，导致不育症、痴呆、早夭等，还能造成多种遗传性疾病，诸如色盲、血友病、苯丙酮尿症、鱼鳞癣、多指、并指、上睑下垂、先天聋哑，以及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小睾症、两性畴形等等。据医学专家统计，人类遗传病种已超过4000种，其中相当一部分与近亲结婚有关。专家们通过计算指出，只要禁止亲近结婚，就可以使先天性聋哑患儿减少20%，使黑蒙性白痴减少60%，使色素性干皮症减少50%。有鉴于此，目前大多数国家禁止近亲结婚，这一措施必将大大减少遗传病的发生，从而提高人口素质，延长人类寿命。
清宫三朝闹“宫荒”的原因，除了上述情况外，还有人认为是太监们搞的把戏。要弄清这个问题，还要从皇帝怎样“幸宫”说起。
据史书记载，清朝入关后吸取了历史上一些帝王因沉缅女色而亡国的教训，并以明代嘉靖皇帝险些被嫔妃们勒死于寝宫的案例为警示，自顺治朝开始加强了后宫的管理，严禁皇帝与后妃同室而眠，同桌而餐——除去大典、年节等特殊情况。如果皇帝需要“幸宫”，事先要将后妃的名牌摆好，然后由太监将沐浴好的后妃用毯子裹好背进皇帝寝宫。完事后，皇帝必须传太监将后妃背走。临走前，太监要轻轻地问皇上“留不留”？如果皇上说“留”，就要把该后妃的姓名、受幸时间记在《幸宫簿》上，待有孕后备查；如果皇上说“不留”，太监则用手按压后妃肛脉，使“龙精”尽出。肛脉即后股穴，古时行房后压迫此穴可避孕，称“点穴避孕”法。
因此，也有人推测，清末三个皇帝均无子嗣，很可能与太监安德海、李莲英有关——为了让他们的主子慈禧太后长期专权，太监们对皇帝的话阴奉阳违，将该留的偷偷“点”掉，使皇帝及后妃们梦断敬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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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亲结婚，导致后代的死亡率高，并常出现痴呆、畸形儿和遗传病患者。这是由于近亲结婚的夫妇，从共同祖先获得了较多的相同基因，容易使对生存不利的隐性有害基因在后代中相遇（即纯合），因而容易出生素质低劣的孩子。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人群中每个人约携带五六种隐性遗传病的致病基因。在随机婚配（非近亲婚配）时，由于夫妇两人无血缘关系，相同的基因很少，他们所携带的隐性致病基因不同，因而不易形成隐性致病基因的纯合体（患者）。而在近亲结婚时，夫妇两人携带相同的隐性致病基因的可能性很大，容易在子代相遇，而使后代遗传病（如高血压、精神分裂症、先天性心脏病、无脑儿、癫痫等多基因遗传病）的发病率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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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多亡于冬天
翻开卷帙浩繁的清宫医案，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清朝入关后的10位皇帝，大都死在严寒的冬天，特别是过不了正月头。这一现象与北京严冬的气候条件有关，也与他们自身的生活方式和身体素质有关。
清朝入关后死于紫禁城（含离宫）的皇帝共有9位，其中三位死在正月头，即春节期间。他们是：顺治帝福临，死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乾隆帝弘历，死于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道光帝旻宁，死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此外，康熙、同治、光绪、宣统四位皇帝都死在严寒的冬天：康熙帝死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同治帝死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光绪帝死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刚进入冬天；宣统帝（死时已是庶人）死于公元1967年10月17日，刚刚立冬。如此看来，即将“大行”的清朝皇帝大都熬不过冬天。
清帝为何大多死于冬天？笔者认为，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从年龄看，乾隆帝活了89岁，他的死可以说是“尽其天年”，抑或是“无疾而终”；康熙帝和道光帝都活了69岁，都年近“古稀”，也可以说是年老体弱的原因。
除了年龄原因外，同当时难以防治的传染病不无关系：分别只活了24岁和19岁的顺治帝和同治帝，都死于传染性极强、在当时又很难防治的烈性传染病天花，而冬天又是天花最肆虐的季节；光绪帝患的是结核综合病，这在链霉素没有发明前的清代，也几乎是难以治愈的绝证。他死在冬季的原因，是因为结核病再合并冬季易发的上呼吸道感染等疾病，遇到严寒天气，使本就虚弱的身体更加不堪一击。
从以上清帝死亡原因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天花病毒和结核杆菌是人们的最大天敌，因为人们还没有找到战胜它们的有力武器——牛痘疫苗和链霉素等预防和抗结核之药物。至于一些老年帝后熬不过冬天，乃是因为在严寒条件下，人的免疫力下降，容易影响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功能，促使老年人衰弱和死亡。
　　小贴士：冬天怎样正确养生？
一、保暖。冬属阴，以顾护阴精为本，宜少泄津液。故冬季“去寒就温”，预防寒冷侵袭是必要的。但不可暴暖，尤忌厚衣重裘，向火醉酒，烘烤腹背而暴暖大汗。
二、健脚。必须经常保持脚的清洁干燥，袜子勤洗勤换，每天坚持用温热水洗脚，同时按摩和刺激双脚穴位。每天坚持步行半小时以上以活动双脚。此外，选一双舒适、暖和、轻便、吸湿性能好的鞋子也相当重要。
三、防病。冷会诱发心肌梗死、中风，使溃疡病、风湿病、青光眼等症状加剧。患者应注意防寒保暖，特别是预防大风降温天气对机体的不良刺激，备好急救药品。同时还应注意耐寒锻练，提高御寒及抗病能力，预防呼吸道疾病发生。
四、多饮。冬日虽排汗排尿减少，但大脑与身体各器官的细胞仍需水分滋养，以保证正常的新陈代谢。冬季一般每日补水量不应少于2000～3000ml。
五、调神。冬天易使人身心处于低落状态。改变情绪低落的最佳方法就是适宜的活动，如散步、慢跑、跳舞、滑冰、打球、跳绳、踢毽子等，都是消除冬季烦闷、保养精神的不错的方法。
六、通风。冬季室内空气污染程度比室外严重数十倍，应经常打开门窗通风换气，以清洁空气，健脑提神。
七、粥养。冬季饮食忌黏硬生冷。营养专家提倡，晨起服热粥，晚餐宜节食，以养胃气。特别是羊肉粥、糯米红枣百合粥、八宝粥、小米牛奶冰糖粥等最为适宜。
八、早睡。冬日阳气肃杀，夜间尤甚，要早卧迟起。早睡以养阳气，迟起以固阴精，阴平阳秘，阴阳调和则机体健康。

“香妃”可能死于疮疾
在中国民间特别是新疆地区，至今仍广泛流传着乾隆宠妃香娘娘的动人故事。但由于历史记载不详，又缺乏直接的史料佐证，香妃的身世和经历却鲜为人知，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相传，香妃是出生在新疆喀什噶尔的一个维吾尔族人家的姑娘，名叫买木热·爱孜木。其家族由于在协助清政府军队平息地方叛乱中建树功勋，后来她随叔父和堂兄进京入宫，成为乾隆帝的宠妃。据说香妃身上散发出一股清新的沙枣花香味，故“香妃”美名由此而得。据传，后来香妃和堂兄病故，乾隆帝下令将香妃运回新疆喀什安葬。一百多人组成的抬棺队伍长途跋涉三年半，才将其遗体运回喀什，并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香妃墓”，将香妃厚葬于此。
以上传说可靠程度如何，香妃是否确有其人，几百年来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之谜。近年来，随着史学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考者对此进行大量的考证，现已基本解开了这个历史之谜，确认传说中的香妃即是有据可查的容妃。
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扎赍女。初入宫，号贵人。累进为妃。”从这段史料记载中不难看出，在乾隆年间清廷中惟一来自“回部”和卓家族的容妃，完全与传说中的香妃籍贯和族属相同，香妃就是容妃无疑。经考古工作考证，容妃死后并没有运回新疆喀什故乡安葬，而是葬在河北马兰峪清东陵的裕妃园寝内。在地宫中，人们除发现香妃的棺木与棺木上手书的阿拉伯金文“以真主的名义……”此外，还发现了香妃的头骨和其他骨骸、牙齿、指甲、发辫和衣物残片等实物，为考证香妃确有其人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无独有偶。从事清宫医案研究的专家们，也在整理医案资料中发现了有关容妃医病的记载，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清代乾隆年间确有容妃其人。几条容妃的医案载道：
“容娘娘合生肌珠子散，用珠子三钱。”
“二十四日花映墀等请得，容妃娘娘合生肌珠子散，用珠子一钱五分。”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容妃合人参珠子散一料，用过五等人参一钱。”
从以上三条医案分析，容妃治病用药全属生肌敛疮、去腐生新之品，可能患有痈疽疮疡，破溃后久不收口生肌，或因久病卧床致生褥疮溃败之症，但有待进一步证实。
自古以来，我国许多朝代的帝王都奉行“和亲”的政策，竭力加强同边疆少数民族的友好交往，以维护中央王朝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昭君出塞，铺平了汉蒙两个民族长期和睦的道路；文成公主进藏，在唐朝与土蕃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香妃东来，缩短了清王朝与新疆的距离。这三位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杰出女性，都值得各民族敬佩和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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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妃墓在当地被称为阿帕克霍加马扎，其实是###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霍加及其家族的墓地，占地面积30亩，始建于公元1640年前后，是典型的###式古陵墓建筑。从外观来看，香妃墓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高40米，由门楼、小礼拜寺、大礼拜寺、教经堂和主墓室5部分组成。穹隆形的圆顶上，有一座玲珑剔透的塔楼。塔楼之巅，又有一镀金新月，金光闪闪，庄严肃穆。陵墓高大宽敞的厅堂里，筑有半人高的平台，依次是香妃家族五代72人大小58座坟丘。香妃的坟丘设在平台的东北角，坟丘前用维文、汉文写着她的名字。墓丘都用蓝色玻璃砖包砌，上面再覆盖各种图案的花布，既表示对死者的尊敬，又有保护墓丘的作用。

可怜瑾妃亦薄命
宫廷虽云贵，哪有民间乐。
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宫廷内，都蓄有大量的宫女、太监供皇室使役。据史料记载，明朝宫女多达九千余人，内监至十万人。清代宫女和内监数量虽大为减少，但总体上也很庞大。身处皇宫的宫女和太监，尽管可食山珍海味，能穿绫罗绸缎，但他们在生理、人格和精神上却遭受严重的摧残。被阉割的太监内心的创伤和羞耻自不必多说，那些丢失人身自由的宫女比起太监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即使生活在皇帝身边的皇后嫔妃，又有什么天伦之乐可言呢？
自古宫廷多怨事。光绪年间，瑾妃与珍妃这对同父异母的姊妹花所经历的悲剧，就是一例。
光绪十四年（1888年），礼部左侍郎长叙的13岁和15岁的两个女儿双双应选入宫，次年姐妹俩被封为嫔，后又晋升为妃，这便是晚清时的姐妹娘娘——瑾妃和珍妃。一家能有两个女儿同时进宫封妃，这在当时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殊不知，姐妹俩非但没有享上几天福，反而一同坠入火坑。
妹妹珍妃虽凭借姿色和才智得宠于光绪，但未能逃脱慈禧太后、隆裕皇后和太监李莲英的忌恨和迫害。年仅25岁的珍妃，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西太后仓皇西逃时，被推入慈宁宫后贞顺门井中致死；姐姐瑾妃也因一直未受皇上幸宠，在孤独中了却了悲惨的一生。清宫医案专家们从瑾妃的脉案中发现，这姐妹俩既同命相连，又同病相怜，可谓一条藤上的两个苦瓜。
光绪年间一则珍妃的医案载道：“二月十七日杨际利请得珍妃脉息左寸关弦数，右寸关滑数。系心肝脾三经有热，蓄有湿饮，肝热下注之症，以致胸膈不畅，有时发热，口喝思凉。今用清热调肝饮，外用郁金、胆草、羚羊角等熏洗法调理。”
宣统年间一则瑾妃的脉案记载：“二月十九日亥刻。赵文魁请得端康宝贵妃（即瑾妃）脉息左关沉弦，右关滑数。肝气不畅，中州蓄饮。以致两胁满闷，时作腹胀。今拟清肝调中化饮之法调理。”
从以上脉案可以看出，珍妃和瑾妃姐妹俩患的都是肝病，因此时常以内服清热调肝饮治疗。珍妃和瑾妃所以同患肝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她们遭遇悲惨，心情受到极端的压抑，导致肝气郁结而患了肝病。
珍妃虽然受到光绪宠爱，但由于她明显地支持光绪一些变法改良主张，触怒了心狠手辣的慈禧太后，被打入“冷宫”两年，悲愤交加，肝气郁结，酿成大病。而瑾妃是一个一直没有得到光绪帝幸宠的妃子，在这一点上她不如乃妹幸运，所以种下了难以治愈的“心病”。加之受妹妹事件株连，给了这颗孤独的心又一致命打击。在光绪帝死后，年仅35岁的瑾妃已是病魔缠身，心灰意冷，不可自拔了。
在瑾妃40岁至51岁去世这段时间，她又患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内分泌失调，双眼球向外突出，日渐消瘦，身体每况愈下，忧伤之感倍增，思亲之情更切。据说，她曾在景山建一小亭，经常约定时间，通过望远镜与其母亲遥遥相望，聊慰母女骨肉之情。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一诗中所描绘的老宫女的悲惨遭遇：
“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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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妇院”里肝病多(1)
翻开清宫医案案卷，除了皇帝、皇后、皇子、皇女和众多王公大臣的脉案外，还有一些宫中女子的病案。研究她们的脉案和用药情况，对于了解她们的身世、命运和感情生活都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让我们先从个别的宫女脉案看来。据《清宫医案研究》一书记载：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初十日，御医张鼎看得永寿宫女子圣妞肝胃不和，处方舒肝和胃散：柴胡二钱五分醋炒，制香附二钱，归身三钱，川芎二钱，白芍二钱炒，玉竹二钱，白术二钱炒，茯苓三钱，花粉二钱，萸连五分，浙贝母二钱研，厚朴一钱，陈皮一钱，昆布二钱，藿香二钱，益元散五钱。共为细末，早晚每服二钱，灯心汤调服。从中药药性看，柴、芍、芎、归和香附、厚朴、陈皮等，均为舒肝理气之品，玉竹、白术、茯苓等功在调和脾胃，二者合在一起，意在舒肝解郁，调和肝脾。由此可见，宫女圣妞可能患的是肝病，肝木克了脾土，导致肝胃不和，消化不良，故处以舒肝和胃散，使肝气调达，脾胃安和。
同年六月十一日，御医丁进忠看得延禧宫女子德格肝胃不和又兼咳嗽，遂处方清肝宁嗽丸：当归一两，生地二钱，焦白芍一两，丹皮八钱，麦冬一两，川芎八钱，羚羊角八钱，胆星八钱，桑皮八钱炙，川贝母一两，神曲一两炒，炒栀八钱，桔红一两，茯苓二钱，香附一两炒，甘草五钱，共为细末，炼蜜为丸，重三钱，滚白化服一丸。此方也是舒肝和胃之剂，由此看来，宫女德格也患的是肝气郁结、脾胃不和之病。
同年六月二十五日，御医丁进忠看得景仁宫女子八妞肝胃不和，开的方子是舒肝和胃的柴胡调中汤：柴胡一钱五分，黄芩二钱，半夏一钱五分炙，赤芍二钱，藿香一钱五分，香茹一钱五分，苍术一钱五分，厚朴一钱五分，草果一钱研，赤苓二钱，神曲一钱五分炒，归尾一钱五分，甘草五分，引生姜三片，灯心三十寸，三贴，每晚服。从处方看，宫女八妞患的也是肝病，因此用药也是清肝和胃之品。
清宫中各宫女子诊病，多无具体脉案记载，处方多为治肝治胃之法，这既反映了她们的基本病情，也反映了她们比较低下的社会地位。
宫女们为什么多患肝病？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从清宫选秀和秀女的命运说来。据清宫档案记载，所谓选秀，首先是皇帝为自己挑选后妃，顺便也为皇子、皇孙和血缘关系亲密的宗室“赐婚”。选秀的目的，是为了充实后宫秀女资源，以备候用。
清宫选秀始于顺治帝。顺治八年八月（公元1652年9月），刚刚年满十四岁的少年天子福临，迎娶了他的第一位新娘——博尔济吉特氏，她是蒙古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的女儿，也是顺治帝的生母孝庄文皇后的侄女。据说，她容貌俏丽，聪颖任性，生活极尽奢华，且忌妒心很强，“每见貌少妍者，即憎恶，欲置之死”，这让顺治帝极为不悦，帝后关系由此日益恶化。
两年后，顺治帝宣谕：“今后（即皇后）乃睿王于朕幼冲时因亲定婚，未经选择。自册立之始，即与朕意志不协，宫阃参商。”顺治帝将夫妻不和的原因归咎于睿亲王多尔衮所包办，没有经过自己的选择，认定现在这位皇后没有统摄后宫的能力，“故当废”。顺治帝此言一出，驷马难追。满朝文武纷纷上疏劝解，认为皇后正位三年，未闻失德，叩请皇帝收回成命。顺治帝主意已定，却不便强行废后，陷入郁闷之中，抑郁寡欢，形容憔悴。孝庄皇太后看到儿子如此固执已见，只好牺牲侄女利益，允许废后。
旋即，顺治帝降旨说：“自古立后，皆慎重遴选，始可母仪天下。今后乃睿亲王于朕幼时因亲定婚，未经选择，宫阃参商已历三载，事上御下，淑善难期，不足仰承宗庙之重。……降为静妃，改居侧室。”
两个月后，顺治帝又一次颁谕旨诏告天下：“选立皇后，作范中宫，敬稽典礼，应于内满洲官员之女，在外蒙古贝勒以下、大臣以上女子中，敬慎选择。”从此，宫中选秀制度基本确立。顺治十一年五月（公元1654年6月），又一位来自科尔沁草原的博尔济吉特氏被皇帝从众多女子中挑选出来，她正好是废后静妃的侄女，孝庄皇太后的侄孙女，科尔沁蒙古镇国公绰尔济十四岁的女儿。六月，在隆重的婚礼仪式后，新皇后入主中宫。这就是清朝“选秀女”制度实施后的第一个婚礼。

“寡妇院”里肝病多(2)
“选秀女”这个封建制度的怪胎，从顺治帝正式确立，历经康熙、乾隆、嘉庆等朝的多次修订，逐渐成为定式，直到光绪末年。
据统计，从顺治到光绪九朝，清宫选秀女八十多次，按后来入葬陵寝的后妃统计，共214人。其中，只有个别人得到皇帝的宠爱，升为皇后、贵妃，大多数成为被奴役的宫女，成为“活寡妇”。
当康熙、乾隆、道光等老年皇帝驾崩时，他们的嫔妃大多风华正茂，而那些短命皇帝谢世时，他们的嫔妃更为年轻，甚至只有二十来岁，有的只有十几岁。皇帝一死，他的后妃们就要搬出原来居住的东西十二宫，住进专为皇帝###安排的院落——慈宁宫、寿康宫和寿安宫，就是人们常说的紫禁城的“寡妇院”。从此，这些年轻美貌的女子便只好“伴青灯叩古馨，依经孤守”，在无尽的苦闷和艾怨中度日了。
中医认为，“肝为将军之官”，喜条达，主疏泄，一旦情志抑郁，就会导致肝气不能条达，脾胃受累，肝脾失和，以至于百病缠身。这大概就是“寡妇院”为何多发肝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小贴士
饮茶对肝病患者有辅助治疗作用。肝病患者适宜饮用绿茶，生活中将绿茶巧配调味品，可起到治疗多种疾病的功效，绿茶有抗凝，防止血小板粘附聚集，减轻白细胞下降和活血化淤作用，对慢性肝炎有五心烦热，口干口苦，牙龈红肿出血的血淤血热型患者，有辅助治疗作用。
饮茶时应注意适时，适量，肝病口渴思饮，清晨可以泡绿茶一杯，陆续加水饮用，茶水不宜太浓，全日茶水总量不宜超过1000～1500毫升。一般在饭前一小时内应暂停饮用以免茶水冲淡胃酸，减少对食物的吸取。

格格多患“相思病”
清朝皇帝的女儿不叫公主，叫格格。与皇帝的儿子阿哥相比，格格的地位与阿哥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的反映，皇室也不例外。
翻开清宫医案，披阅清代史书，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清代的格格极少有生儿育女者，并且十之有九得了相思病而死亡——因为她们轻易见不到自己的丈夫——驸马。
原来，格格们出生后，一般都由保姆喂乳照料，难得与生母见上一面，自出生至婚配，母女见面次数屈指可数。尤其甚者，每当格格出嫁，都由皇帝赐给专门府第，驸马只能住在府第外舍，格格不召，驸马不能与公主同床共枕。
但格格召一次驸马要费很大的周折，要花许多银钱贿赂管家婆保姆，才能如愿以偿。如果格格不贿赂保姆，即使格格宣召，保姆必寻找借口多方阻拦，甚至责以耻笑。
作为封建社会的青年女性，格格本来懦弱、羞涩，哪敢为此据理力争，只好听任保姆摆布。即使进宫拜见母亲——皇额娘，格格们也羞于启齿。由于长期不能与驸马团聚，格格们生儿育女的机会甚少。
自清初至道光二百年间，数以百计的格格命运大抵如此，惟有道光的大格格与驸马符珍冲破了保姆的樊篱，得到了夫妻自由团圆的权利。
据史书记载，道光帝的大格格刚婚配的时候，宣召驸马符珍入宫同居，被保姆拦住，以致一年多时间大格格不能与驸马相见。大格格只好隐忍不言。一天，大格格进宫拜见皇阿玛——道光帝，含着泪水跪在父皇面前说：“父皇究竟将臣女嫁给哪个人了?”道光惊诧地问道：“难道符珍不是你的夫婿吗?”大格格说：“符珍是什么样子，臣女已嫁给他一年了，还从未见过一面。”道光问道：“为何不能见面?”大格格回答说：“保姆不让臣女与符珍见面。”道光帝气愤地说：“岂有此理！你们夫妻间的事，保姆怎么能管呢，你可以自己做主嘛！”大格格得了父皇的这句圣旨如获至宝，回到府中立即将保姆训斥一顿，遂自己做主随时召见驸马符珍。日后夫妻感情甚笃，先后生子女8人。
此事有清以来独此一桩，深受时人称道和同情，皆称大格格为女中豪杰也。

康熙关心朝臣健康(1)
从清宫医案大量的脉案记载中可以看到，一代明君康熙帝一生不仅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而且知人善任，礼贤下仕，对手下的文臣武将的身体健康也颇为关心。
清宫医案表明，康熙对文臣武将健康的关心莫过于对李光地这位理学名臣、内阁大学士了。
康熙五十年三月，年已古稀的李光地疮毒发作，“两手硬肿，已著俱废，且脓血多至数升，痒燥经夜不寐。服饵凉剂，元气因以消耗”。康熙帝得知李光地的病情后，曾先后赐其在皇帝专用的灵泉坐汤进行治疗。因疗效甚微，精力不济，李光地于康熙五十年八月上奏休致回原籍静养，康熙对这一奏折朱批道：“览卿奏折，朕心惨然。想当时旧臣，近来全无；即如卿等者，不过一二人。今朕亦老矣，实不忍言也。早晚回宫，当面再说。”
是年八月，当李光地的疮毒“遍体盛发，上及发际，不能胜任衣冠，不能移动数步”的时候，李光地再次向康熙帝提出乞赐坐汤的请求，康熙帝即时允准，并谕以“坐汤好，须日子多些才是。”并于九月至十二月先后两次派大臣或内侍数人赐海水多次，让其泡洗；还赏赍鹿尾、鹿肉、野鸡、野鸭和水果等，并谕以如何食用之法。经过在灵泉连续坐汤，不久李光地便“疮毒已尽，恶疾斩除。”是年十月二十九日，李光地便由灵泉回京入阁看本、执笔票拟了。
康熙五十二年，李光地忽又添加脾胃之病，腹泻不止，康熙闻知，即在李光地的奏折上朱批道：“李大学士，朕出门时并未闻脾病，近来何如？若用药，须十分小心。”在李光地的另一个奏折上，康熙进一步谕旨道：“卿年高之人，泻久自然伤元气，亦不可看得轻了。赫素处有一种木瓜膏，最能治泻，卿即传旨要来，每日不过五六钱，不论时吃几次看看。还有止泻膏药，此系外治，可以无碍用得。”为治李光地的腹泻，康熙帝后来又朱批道：“目前土旺，脾病益加小心。调理之宜，不可少忽。况京中水苦土碱，亦该知道。凡中湿热，最难医治。”
后来，康熙帝派内官每天专门给李光地送玉泉山水饮用。康熙五十三年，李光地之腹泻、疝气再次发病，特别是“交夏之后，腹泻不止。因之下元全虚，疝气易脱……”正在承德避暑山庄避暑的康熙帝，接到李光地的奏折后，深表忧虑，朱批道：“闻卿旧疾举发，近来何似？今夏溽暑非常，热河山庄从前未经如此，想京中、南方不可问矣。卿年太高，饮食起居少有不时，难免旧疾（复发）。”
面对如此“浩荡皇恩”，老臣李光地感激涕零地回皇上说：“臣蒙皇上天恩，怜念腹疾，由于水土不佳，谕内官每日给臣玉泉山水二罐，凡茶饭菜羹之属，皆得以资用充足。臣自服用半月来，脾气大清，饭量亦进。臣平日于饮食起居之宜，颇不留意，又不读医书，不喻药性，以至老来难症时发。恭禀圣训，历年见效，然后知皇帝穷理周物，不遗微细，至于如此也。”
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康熙帝特地对李光地下旨道：“卿才品优长，文学素裕，宽弘休容，得大臣之体。自简任机务以来，烙共清慎，益著勤劳。今虽以老疾乞休，朕眷注方殷，何忍允其所请？”这些，都反映了康熙同李光地“义虽君臣，情同朋友”的亲密关系。
从康熙帝的朱批中还可以看出，康熙也与曹雪芹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江宁织造曹寅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臣今岁偶感风寒，因误服人参，得解后，旋复患疥，卧病两月有余，幸蒙圣恩服地黄汤，得以痊愈。目下服地黄丸，奴身比先，觉健旺胜前，皆天恩浩荡，重赐余生，臣蝼蚁下贱，真肝脑涂地，不能仰报万一。谨具折恭谢天恩。”奏折中还写道：“江南太平无事，米价如常，所有十月晴雨录，一并奏闻，伏乞睿鉴。”对此奏折，康熙帝朱批道：“知道了。惟疥不宜服药，倘毒入内，后来恐成大麻风症，除海水之外，千万不能治。小心，小心！土茯苓可以代茶，常常吃去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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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关心朝臣健康(2)
专家们认为，疥疮即是性病，亦叫杨梅。康熙关于“疥毒入内不宜服药”之说法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海水浴和土茯苓可以代茶饮的朱批，均有一定道理。土茯苓为清热解毒之中药，常用于湿热疮毒，又为治梅毒专药，对梅毒因服轻粉致肢体拘挛者尤其有效。中国中医研究院曾拟一复方名为土茯苓汤，治疗杨梅，以土茯苓为主药，配以金银花、白藓皮、威灵仙、甘草等组成，据应用观察，疗效尚佳。
对那些久经沙场、功勋显赫的武将们，康熙也十分钟爱，并在健康方面给予极大的关注。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三十六年，当康熙帝接到抚远大将军伯费扬古擒拿噶尔丹之子的疏奏时，十分欣喜，当即举行了一种模拟式的象征性慰问，书曰：“时当灯节，蒙古及投诚厄鲁特，皆集畅春园西门，其书一到，众皆大悦。尔独居边塞，不得在朕左右，殊深轸念，故抄阿南报发汝知之，并赐胙肉、鹿尾、关东鱼等物，即如与尔相见。朕躬安，尔无恙否？……”后来。伯费扬古在边疆患了感冒伤寒，康熙帝又远道“即拨医人、食物给驿遣往”，并谕以“朕此谕到，速将尔病势如何来奏”。类似的事例，还有陈廷敬、张玉书、熊赐履、赵弘燮等等。
对于康熙对文臣武将健康问题的关心，有人认为这是封建统治者有意笼络人心，属于政治权谋，但笔者不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清兵入关，初定燕京，清廷急需第一流的治国安邦之才，面对这种形势，康熙帝能关心文臣武将的生命和健康，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远见和历史的进步。试想，如果清兵入关后皇帝只顾维护满族人的统治，只顾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不关心他手下的各路人才，那么谁去削平三藩，谁去统一台湾，谁去治理蒙古，谁去抵御沙俄？因此，我们对康熙爱惜文臣武将的做法应该给予历史的积极的评价，而不应该一概否定之。
　　相关链接：康熙的仁爱思想
康熙对臣民强调要实行“仁爱”。“仁”字，《孟子?尽心》说：“仁也者，人也。”儒家有“仁者爱人”的理念。“爱”字，有人说是近代的词，也有人说是西方的词。其实，《论语?颜渊》就有“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的话：“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仁爱”是儒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
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减免钱粮达545次之多，计银亿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他宣布：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雍正实行“摊丁入地”，中国长期以来的人丁银被免除。其正面影响是减轻了人身依附，其负面影响是刺激人口增长。乾隆时人口到3亿，道光时则突破4亿。
关于康熙的仁爱，可以举一个例子。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在塞外视察时，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康熙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将他带到行宫。后给王四海盘缠供他回家。
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大地震。康熙下令开设粥厂，还让太医院给伤病者送医送药。
康熙实行宽刑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全国秋决（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四十人”。
康熙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恰恰是康熙一生为人、行政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康熙区别于其他位皇帝的一个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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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也进太医院(1)
当中国还处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已开始迅猛地发展起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纷纷东来，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西洋医学也开始传入古老的中国。一向比较重视自然科学并在自然科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康熙帝，同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一样看到了近代科学和西洋医学的某些长处，并在宫廷中予以提倡。
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明清时期，由于中外交通的发展，中外人员往来的增加，中外医药交流空前频繁。除了中医中药早已传入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外，这一时期，中国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医药交流也日益增多。中医学的传出，包括医理、脉学、药物学、针灸、人痘接种术等；西方医学的传入，则包括人体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和近代仪器诊疗方法等。
就西医的传入而言，其传入与传播途径大体有两条：一条自东南沿海城市传入并传播到民间；一条是由最高统治者施加影响，而传入宫廷和太医院，为皇室成员服务。在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之中，康熙帝就是最早接受西医治疗并将西医引进太医院的推动者。其原因是，一方面康熙患病后急需一些西药为其解除痛苦，一方面康熙本人是一个善于接受西方科学并有一定科学修养的人。
17世纪末期，不断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了取得最高统治阶层的信任与支持，便以中国人感到耳目一新的西方科技成果为觐见礼。但在清朝初期，传教士介绍给中国的西方科技知识主要是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工艺和地理、航海等方面，医学方面尚无专门的传授，只是一些深入到宫廷并已取得皇帝信任的传教士随身携有西药，有些传教士如法国的白晋、张诚等，就颇知医学、药理，他们在同皇帝接触中，就抓住机会向皇帝介绍西方医学治病的办法和效果，久而久之，皇帝也就对西医产生了好奇和兴趣。
据清宫医案记载，康熙帝之所以重视西洋医学，并孜孜以求，还与他一次染疟疾有直接的关系。据法国人樊国梁在其所著的《燕京开教略》中记载，“康熙偶患疟疾，洪、刘进金鸡纳，……皇上以未达药性，派四大臣亲验，先令患疟疾者服之，皆愈。四大臣自服少许，亦觉无害，遂请皇上进用，不日疟瘳。……特于皇城西门赐广厦一所。”这里所说的“洪、刘”，指的就是来华多年并逝于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洪若翰和刘应。他们进献给康熙帝的金鸡纳，是最早用于治疗疟疾的特效西药。
自从西药奇迹般地治愈康熙的疟疾后，这位开明的君主体验到西方医学在某些方面的神奇功能，于是在不断笃学中医的同时，又热衷于西医知识的学习。他在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中，除向西洋人传授中医切脉术，介绍宫廷所藏中医书籍外，每每不忘请教西医之道，并多次降旨太医院要学点西医知识和技能。能够知已之短师夷之长，这对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来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后来，《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父曹寅患疟疾后，经大臣李煦代为转奏，康熙帝亦欣然将自己拥有的金鸡纳赐给这位有名的江宁织造，并派驿马星夜兼程送至扬州，还叮嘱其用法、用量及禁忌等。据说曹寅服用金鸡纳后，疟疾痊愈。由此可见，康熙对治疗疟疾的金鸡纳已了如指掌。除了金鸡纳外，宫廷中所用的西药还有西白瓜噶那、如勒白白尔拉都、德里鸦噶等。这些药当时翻译时可能采用了满语的语音或语意，故难确定它们现今为何药。由于康熙帝对西方医学采取了积极的科学态度，西方传教士南怀仁、汤若望等曾供职于清廷的钦天监，在传教的同时继续传播西医知识。据说，康熙帝还经常听取法国传教士白晋为其讲解人体解剖学、各脏器的功能，以及各科临床疾病，数量达20篇，使康熙大感兴趣。
据清宫医案记载，康熙重用过不少懂西医的传教士，曾任命通晓外科医术的传教士罗怀忠为“内廷行走”，罗德先、安泰为“扈从医生”。1697年，康熙派法国传教士白晋等人为钦差大臣，为宫廷物色西洋医学人才。康熙还向白晋等人学习人体解剖等医学知识，并取出御库中收藏的标有周身经络的针灸铜人进行深入研究，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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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也进太医院(2)
由于康熙帝对西医的重视，西洋医药的传入、传播和影响逐渐波及到中国的上层社会，并进入太医院。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作的秘密报告《康熙帝传》中说：“我们用欧洲带去的药物治愈了大量病人，其中不少是宫廷大臣，甚至还有其一驸马。……”
后来，清廷担心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搞别的名堂，康熙帝遂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到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在禁止传教期间，西洋医生只好转入民间，西药也难以在市面上购到。因此，在康熙末年直至同治帝去世的150余年中，清宫医案中再未发现使用西洋医药者之案例。这无疑是清朝太医院的一种遗憾。
但是中西方科技交流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也是阻挡不了的。当太医院对西医关上大门之后，西医便悄悄地向京城民间和各省传播。1835年月11月4日，第一所由美国基督教徒伯驾开办的西医专科医院——“眼科医局”在广州开张营业。1844年，英国伦敦基督教医药传教会在上海开设“仁济医院”；1845年，法国天主教于天津设立“法国医院”。到1900年前后，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和北京、天津等地纷纷办起了外国的教会医院或诊疗所。不久，在风起云涌的维新运动的推动下，西洋医学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他不仅支持大臣孙家鼎关于开设医学堂的奏疏，并下谕旨强调说：“医学一门，关系至重，亟应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可见，西医在清末终于得到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正式认可。

太医老字号同仁堂(1)
坐落在北京前门大栅栏的同仁堂，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的老字号中长盛不衰的代表，其影响播及全国乃至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极高的医学、社会、历史和文化价值。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著名药铺的创始人正是供职于清宫太医院的乐氏家族。
早在清代，同仁堂就享有盛誉，时人有诗云：“都门药铺数同仁，丸散人人道逼真。纵有歧黄难别味，笑他若个术通神。”由于其特殊的背景和职能，同仁堂始终代表着皇家制药的最高水平。经乐氏13代传人精心研制和发展，同仁堂吸收众家之长，熔宫廷秘方、经典古方和民间验方于一炉，摸索出一套极具自身独特的配方特色和制药工艺技术，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康熙八年（1669年），太医院高级医官乐显扬着手创办北京同仁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乐氏第五代传人乐凤鸣编制完成《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即同仁堂传统配本，共收录中成药15个门类363种。雍正元年（1723年），同仁堂正式开始供奉清宫御药，延续清王朝八代皇帝，历时188年。
同仁堂与太医院的交往的十分密切，长期负责为御药房承办宫廷药材和各种所需中成药。自雍正元年起，清宫大内要求同仁堂每三个月向太医院供药一次，不得有误。所供的药材和中成药，必须产地地道，拣选纯洁，质色兼优。御药房每次开列的药物“信贴”和“粘单”数量很大，少则近百种，多则数百种。如乾隆十八年（1783年）秋，皇帝赴热河行猎，需带“随捆药味咀片丸散”，由于御药房丸药不全，细料药味俱无，大内便立即给同仁堂药商张世基下达紧急“粘单”，“限八月三十一日送至”。所开列的贵重药物有：牛黄五钱，冰片五钱，麝香五钱，朱砂五钱，雄黄五钱，犀角面四两，白芨面八两，共七种。此外，还有茯苓、苏叶、陈皮等常用药材34种，悉数送至。
清宫大内给同仁堂下达的购药任务不仅数量大，而且带有强制性。精明的同仁堂药商自然把这项“皇差”当作至高无上的荣耀，每每迅速地高质量采办，绝不敢搪塞。为了取得太医院的信任，也为了保住这项生意，同仁堂坚持长久不变的价格。雍正年间，同仁堂与皇家签订的合同中，药价不变，并且坚持先供药后领银。在嗣后一百多年间，市场上药价不断上涨，但同仁堂向御药房供药的价格不变，致使该药店连年入不敷出，加之官差人役等常常从中作梗勒索，同仁堂步履维艰，至道光年间，由于支垫银两太多，兴旺多年的同仁堂已经难以为继。尽管如此，同仁堂药商对内廷仍维持雍正时期的药价不变。
由于坚持为皇室服务，同仁堂终于享有了清宫特批的预领官银和调剂药价这两项特权，可谓皇恩浩荡。乾隆、道光年间，随着全国物价的上涨，中药材的价格也大幅攀升，直接影响到同仁堂为内廷采购生药的买卖。为保障皇室的需要和自身的生存，乾隆十三年七月，同仁堂向管理御药房事务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具呈恳借银两，以助购药。此呈立即获得皇上“恩准”。
道光十六年，同仁堂店主乐清安、药商张大镛再一次向内务府恳借银两，这一次呈报“因碍难准行”。后经总管内务府“详加访查”，发现“该药行近年资金不足垫交”，“若不量为调剂，恐滋贻误”。于是经各大臣共同筹酌，拟请皇帝“恩准”，令同仁堂由广储司银库暂领银一千两，以便随时采购药材。并规定，每季结算银两时扣还五百两，两季扣完。还行文督察院，查照乾隆十三年借银成案，粘贴告示，以防不法药商“以官银抵还私债，贻误官差，致于坐办。”官方采取的这一措施，有力地保护了同仁堂的生意。
随后药价又一次狂涨，同仁堂重陷困境。道光十七年五月，同仁堂具呈内务府大臣，恳请“将药味按仿时价加增”。经内务府大臣转报，皇帝“俯准所请”，将此项药价批归崇文门宣课司报照市价核算，再请崇文门税务处讫复批准，即可调剂药价，去广储司领取银两。自道光帝“恩准”同仁堂调价之后，晚清大内一直因袭沿用。光绪十四年（1888年），御药房一张呈文中写道：“同仁堂药商自本年三月一日起三十日，所配合丸散等项药味，均已敬谨配合告成，全行交进，理合具稿核销。”

太医老字号同仁堂(2)
同仁堂取得皇帝“恩准”的预领官银、调剂药价两大特权后，扫清了在全国各省采购药材的障碍，大大提高了社会知名度。到了同治年间，内廷药房“传用咀片药味，以及纸张、大赤金等项，均系传取同仁堂拣选上好纯洁药味。”可以说，同仁堂几乎垄断了当时清宫太医院的药材采购业务。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即光绪帝病逝的头一年，经营同仁堂的乐氏家族在全国各地设的分店已达三四十处，分布在上海、天津、汉口、长春、西安、长沙、福州等城市。
此外，同仁堂还长年为清宫配制独家秘方和中成药。清内廷档案记载：“光绪十三年九月十四日，总管李莲英奉旨由同仁堂传来如意长生酒。”此酒由四种药酒按比例勾兑而成，酒中含有木瓜酒，借以平肝和胃，祛湿舒筋。据《清宫太医院方簿》记载，如意长生酒“大能充肌肤，坚发齿，长须眉，通筋骨，益血脉，壮精神，活筋络，补元气。”并说久服此酒，可令气血充足，筋骨强健，须发变黑，体格健壮。直到今天，类似如意长生酒这样的秘制保健医药仍颇受各界欢迎。
　　相关链接：同仁堂的“仁”
当电视剧《大宅门》在荧屏热播时，人们对同仁堂的了解似乎又多了一层。同仁堂何以名满天下？“吃同仁堂的药放心。”年过八旬的王大爷对此深有感触，“那年北京闹非典，我来这配一副预防的中药。等了老半天都拿不到，开始大伙都埋怨，还以为是他们要留着涨价。后来才知道是人家为了等到合格的原料到货后才给抓药，”王大爷说：“就仗着这份仁义，同仁堂就能做天大的生意！”
在许多老北京人眼里，同仁堂的命脉就在这个"仁"上。同仁堂不管炮制什么药，都是该炒的必炒，该蒸的必蒸，该炙的必炙，该晒的必晒，该霜冻的必霜冻，绝不偷工减料。像虎骨酒和“再造丸”炮制后，都不是马上就卖，而是先存放，使药的燥气减少，以提高疗效。虎骨酒制成后要先放在缸里存两年，再造丸要密封好存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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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废止针灸(1)
两千多年来，中华医学一直按照自己的传统和逻辑不断发展完善，在19世纪中叶以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到了清代中后期，随着西风东渐对知识界的影响，尤其是以科学技术为强大推动力的西医的迅猛发展，中医的命运开始越来越令人担忧，道光年间皇帝下令取消针灸即是一次提前的预警。
其实，中西医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双方的水平和思路并没有明显的分野，甚至有更多的共通之处。西医也曾有针刺疗法，但其研究和应用水平一直无法与中医媲美。建立在中医经络学说之上的针灸，是医学史上较早出现的一种医疗手段。据先秦时期文献资料记载，以及对考古出土文物的研究，针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旧石器时代。也就是说，针灸起源于砭石的发现和运用。近年来，各地考古发现的砭石，有刀形、剑形、针形等，多数出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后世金属医针的出现，显然是在使用砭石治病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改进、发展而来的，其间经过了石针、骨针、竹针、陶针等阶段，在商朝就开始运用金属针具了。
秦、汉以降，随着生产和制作技术的提高，针灸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涌现了扁鹊、华佗、涪翁、郭玉等针灸圣手。魏晋时期，祖籍甘肃灵台的皇甫谧对针灸学首次进行了大总结，写成了我国现存最早、并以原本形式传世的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唐朝，出现了彩色经络穴位图和独立成科的针灸教学。宋元时期，针灸学得到长足发展，仅北宋就有三十余种针灸学著作问世。翰林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研制了闻名国内外的“针灸铜人”。所铸铜人与成年男子体形相等，体表刻穴657个，浑然一体，可谓创举。王惟一同时撰成《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该书不仅当时刊刻印行，还刻石立于相国寺仁济殿内，成为中国针灸史上新的里程碑。
到了明代，针灸学继续向前发展。公元1443年，明朝政府特指定专人仿照宋人式样另行铸造过针灸铜人。在这时期出现了不少针灸专著，如徐凤的《针灸大全》，汪机的《针灸问对》，尤其是高武先后编纂成的《针灸节要》和《针灸聚英》二书，汇集了16世纪初以前十余种针灸文献的理论与治疗经验，同时记述了高武本人的学术观点，对某些迷信说法进行了批判，是一部重要的针灸专著。16世纪末叶，名医杨继洲在祖传《针灸玄机秘要》一书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医疗经验，于1601年编纂刊行《针灸大成》，全面论述了经络、穴位、针灸手法与适应症等，介绍了应用针灸与药物综合治疗的宝贵经验。
但清代中期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国力的衰退，针灸学却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贬斥和打击。
道光二年（1822年），道光帝下令废止针灸，理由很简单，针灸是对皇上的不尊重。据《太医院志》记载：“奉旨：针灸一法，由来已久。然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著永远停止。”这次事件固然是由于道光帝对中医治疗方法的无知，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对后世的影响却颇为剧烈。此后的中医所遭遇的诘难更多，以至于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1914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教育总长汪大燮就主张废除中医中药，遭到全国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各地中医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进行斗争。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消灭中医的政策虽未得逞，但当局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主张并未改变，且愈演愈烈。192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申请把中医课程列入医学校规程，建议在医学校内设中医一科或设中医学校，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
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召开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岩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使摧残消灭中医的活动达到高潮。余岩在他的所谓《医学革命论》中写道：“我国旧医之理论，荒唐诞怪，无可掩饰，惟有听其沦丧而已耳……欲保存国萃，于药方尚有一线之望”。他还把针灸、按摩等我国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与巫觋星卜等迷信活动混为一谈，说什么：“国药实效，应该研究，旧医谬说，应该打倒，”极力主张消灭中医。余岩的“废止旧医案”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虽未核准执行，但不到半年，国民党政府有关机构连续发布关于中医药的政令，限制和取消中医，如###下令全国各地的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中医传习所，卫生部下令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参用西药西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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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废止针灸(2)
1933年，国民党政府拟订《国医条例（草案）》，在讨论时，汪精卫极力反对，他诬蔑“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并主张“凡属中医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国民党政府歧视、限制中医的民族虚无主义政策，虽未达到消灭中医的目的，却使祖国医学受到严重的摧残。到1949年，中医中药事业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中医中药的保护和发展，早在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就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定为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随之，数以万计的中医医生被邀请到国家医疗、教学、科研机构工作，并对几十万在职中医进行了培训提高，中医药院校也蓬勃发展起来。
目前，全国已有中医学院30所，中等中医学校55所。著名针灸学家皇甫谧的巨大雕像已耸立在甘肃中医学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全国已有中医硕士、博士授予单位数十个。独具特色的中医中药学还在世界上得到广泛应用和传播。实践证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它在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在现代医学重新重视人的整体观念和人体免疫功能以及滥用抗生素的环境条件下，中医中药的优势和重要性正在突现出来，它必将对全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更加杰出的贡献。
现代医学竟然对人体经络学说一无所知。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针刺麻醉的成功，针灸术才引起国际上的普遍关注。针灸作用机理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医学界饶有兴趣的课题。然而经络是否存在呢？众说纷纭，竟成了“千古之谜”。1988年10月27日，在“国际经络生物物理研讨会”现场观摩会上，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祝总骧让一名“病人”仰卧在床上，两名医生，一手持听诊器，一手持小锤，在全场几百双眼睛的注视和摄像机、照像机镜头前，通过敲打和辩听，准确迅速地测出一个又一个的人体穴位。连接穴位，组成14条高度敏感的线，恰好与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医学家绘制的经络图基本重合，从而雄辩地证明，人体经络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中国古代医学家建立的经络学说是科学的。
人体经络学说的证实，揭开了生物学、医学和人体科学的重大变革的帏幕。古老的针灸术正在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奋发崛起。它已跻身于世界科学中最先进的行列。可以预见，古老的针灸术将在医疗、免疫、人体特异功能等研究方面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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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医出诊不收“红包”
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医生拿“红包”的现象屡禁不绝，甚至已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但在清朝，宫廷对太医的管理却非常严格，宫内看病之严自不必说，要是到宫外从事医事活动，必须得到皇帝恩准。凡王公大臣患病欲请御医诊视者，应先奏明，皇帝允许后方可往诊之。其治疗情况，御医也要及时向皇帝禀奏。还特别规定，如病家有所赏赐或馈赠，尤其要明奏，听候皇上谕示，不得私自受纳。
乾隆十五年六月初三日，太医院御医陈止敬奉旨为世子成衮扎诊病的奏折称：“奉旨看得世子成衮扎病，系咳嗽喘息，不能仰卧，形瘦食少，牙疳腿疼等症。服过滋燥、舒筋、拈痛等汤及二妙丸（黄柏、苍术），诸症俱好，惟腿膝酸软，步履无力，常服虎骨木瓜丸调理。给臣缎四疋，马五匹。臣不敢收。谨此。奏闻。”对此，乾隆帝的朱批是：“缎马不必收，钦此。”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太医院吏目、大方脉崔生伟奉旨前往都尔伯忒给扎萨克贝子丹珠看病，治愈返归时曾受赏银五十两，御医崔生伟未敢擅收而明奏皇上，乾隆帝朱批道：“银子不必接他的，钦此。”此类朱批在清宫医案中还有很多。
清代一些太医不仅医术高明，医德也很高尚，光绪年间曾当过太医的陈秉均就是其中一位。陈秉均毕生钻研医术，心无旁骛，光绪二十四年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应诏进宫，先后多次为光绪帝诊病，深受光绪赞赏。他曾在上海一带悬壶济世，对前来求诊者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出诊每每安步当车，对生活贫困者不受财物，故深得病家爱戴。
皇帝之所以不许出诊太医收“红包”，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的认为御医乃皇家私有，皇帝派出御医为王公大臣治病，乃是皇帝之恩典，因之，不能谢御医，而应感激圣上的“隆恩”；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了维护皇室的形象，为了争取民心，等等。但不管怎么说，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不管皇帝出于什么目的，不许出诊太医收“红包”总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做法。
现代中国医德规范：
1.救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时刻为病人着想，千方百计为病人解除病痛。
2.尊重病人的人格与权利，对待病人不分民族、性别、职业、地位、财产状况，都应一视同仁。
3.文明礼貌服务，举止端庄，语言文明，态度和蔼，同情、关心和体贴病人。
4.廉洁奉公。自觉遵纪守法，不以医谋私。
5.为病人保守医密，实行保护性医疗，不泄露病人隐私与秘密。
6.互学互尊，团结协作。正确处理同行同事间的关系。
7.严谨求实，奋发进取，钻研医术，精益求精。不断更新知识，提高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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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太医实难当(1)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服务于皇室医疗与保健的宫廷御医也不例外，稍不留神就有杀身之祸。
清代皇帝、后妃日常的医疗与保健，都离不开御医。御医除了所谓指在太医院供职的医官外，还包括那些地方举荐入京、供奉内廷的名医。御医们常年为皇帝后妃及王公大臣诊治疾病和日常保健，侍候于君王之侧，为“至尊”者服务，遇到疑难大症，朝野瞩目，责任极重，风险极大。患者由于是皇帝或皇室成员，御医为他们诊病时往往顾虑重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清代以前御医尤其难当，他们简直是一手号脉，一手提着自己的脑袋。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华佗，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以外科著称。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他就发明了中药全身麻醉剂——麻沸散，成功地对患者施行了腹部手术。华佗晚年被曹操征召去许昌，专为朝廷官员治病。曹操患头风病，常常头痛难忍，屡治不愈，华佗对其施行针刺疗法，疼痛立止。曹操遂强留他作侍医，华佗乃托故告假归家，拒绝返回许昌，终于惨遭曹操杀害。据传华佗临死之前“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收，佗亦不强与，索火烧之。”华佗之死及其医书被焚，无疑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祖国医学的重大损失。
汉唐以降，太医被杀害者也屡有记载。荒淫无道的唐朝懿宗皇帝，竟然滥杀了为同昌公主治病的太医。同昌公主为唐懿宗钟爱的郭淑妃所出，患重病后，太医韩宗绍、康仲殷两人精心医治，仍未能挽救其生命。唐懿宗便迁怒于两位太医，下诏将韩、康两位太医处死，并诛连九族，收捕两家亲属三百余口，交京兆尹治罪。宰相刘瞻、京兆尹温璋冒死进谏，认为公主本患不治之症，非太医之过错，要求对他们从宽处理。唐懿宗对二位重臣的中肯意见不但听不进去，反而对他们怀恨在心，罢免了刘瞻宰相之职，贬谪温璋，致使温璋一气之下自缢身亡。韩宗绍、康仲殷含冤被害后，他们的亲属也未能幸免，有的入狱，有的流放，酿成了唐代最大的太医冤案。
宋朝宁宗皇帝患病“不豫滋久”，急召曾御医入内诊治，曾太医惊魂不定，给皇帝诊病后竟精神失控而呜咽不止，回家后自诊其脉，发现自己的脉象不好，自此身体日衰，竟猝死于宋宁宗去世前的一天晚上。
明世宗嘉靖皇帝遭宫女杨金英等谋杀未遂，皇帝颈部被帛带紧勒，脉弱气绝，几近死亡。事发后，太医院最高长官许绅冒险用被称为“虎狼之药”的泻药强行给皇帝灌下，经过几个时辰的抢救，皇帝才有动静，终于喉咙出声，呕出紫血数升，然后才说出话来。经过许绅连续数月的精心调治，嘉靖皇帝方得痊愈，太医许绅受到加官厚赐之赏，然而许绅却发现自己由于紧张劳累过度已酿成大病，以至一病不起。他临终前感慨地说：“吾不起矣，曩者宫变，吾自度不效必杀身，因而惊悸，非药石所能治也。”
到了清代，随着时代的缓慢变迁，御医的处境有所好转，宫廷医学也倍受重视，但太医仍不是一个好干的差事。
帝王后妃生了病，不得不请太医“察色按脉，先别阴阳”，而主治太医又无权入宫自主处方，一切行动都要受制于太监的监视和控制。须发飘白的太医来到皇帝后妃的病榻前，须行君臣之礼，“跪请”诊脉，且要处处提防，小心翼翼，诚惶诚恐，稍有差错或不周，便招大祸，不是被杖责，就是革职下狱，甚至生命难保，身亡家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对清宫医案进行了大量研究后认为，清代御医大多是医理精通，经验丰富，独具特色的医学家，曾为祖国医学宝库添加了光彩，无真才实学者难以在太医院长久供职。因为御医诊病用药必须奏效，方可胜任；疗效欠佳者，往往被斥为“庸医”，轻者被撵出太医院，重者遭杀身之祸。有时候，御医根据病情不得不下“虎狼之药”、峻烈之剂，又常提心吊胆，生怕“玉体不支”，伤了人家的元气，招致大祸。一些对医药病理略知一二的皇帝，对太医的处方更加挑剔，他们一知半解，飞扬跋扈，宁肯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御医。

自古太医实难当(2)
开明的康熙帝也曾武断地指责太医院使官黄运、太医霍桂芳：“此劣等大夫们知道什么！”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医院院使孙之鼎等奉旨治疗正黄旗内大臣颇尔盆痔漏复发症，病势已窜至左右臀，内通大肠，发出恶臭，脓血不止，病情已十分严重。孙之鼎等御医束手无策，只得如实奏报，康熙帝闻奏龙颜大怒，在孙之鼎所呈奏折上朱批道：“庸医误人，往往如此。”如此斥责的批语，小小御医又如何经受得起？
乾隆帝也不例外。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太医院院使刘裕铎领旨治疗侍卫内大臣伯依勒慎伤寒发疹之症，经过几天的精心治疗，病情仍不见好转，且有加重之势，刘裕铎诚惶诚恐之下，急忙奏报乾隆帝。乾隆帝闻讯，龙颜不悦，立即降旨内务府总管大臣王常贵，斥责太医刘裕铎等人，意思是说，交给他们一个病人都治不好，你提防着点，去守着他们，看他们是如何治病的。显然，被称为一代明君的乾隆对御医们极为不满，也极不信任。
具有维新思想的光绪帝，也经常指示御医按照自己拟的方案用药，御医不敢不遵守。在他去世前的一年间，因百病缠身，久治不愈，光绪本人怨天尤人，时常对御医恶语相加，使御医们胆颤心惊，无所适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他在一份自述中谕示：“近来耳堵鸣响，日甚一日，几不闻声，屡服汤药，寸效全无，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翻开光绪医案，此类恶语并不少见。
慈禧太后对御医的态度更加粗暴。有一次，慈禧病了，朝廷急召江苏名医薛福辰进京为其诊病，经精心治疗，大病告愈，慈禧特赐“职业修明”四字匾额，赏赐给薛福辰。但“老佛爷”大病初愈后并不放薛福辰回家，使他不得不滞留京城。不料，薛家小女竟在家染病身亡，薛福辰悲痛万分，有言难诉。
慈禧太后一次看病，同时召进4名太医为她诊病，太医们根据诊断情况，分别拟出4张药方，一并交由总管太监李莲英呈进“老佛爷”御览。看到药方后，慈禧另召一个司书的太监取出古典医籍《证治准绳》、《本草纲目》等来一一查对，每一味药经慈禧认可后，凑成第五张药方，最后把太医所处4个方子全部毁掉，按照第五方配药，再经太医或太监尝服后，才进于慈禧。倘若服药后发生不良反应，4位太医自然是罪责难逃！帝后们在处方上自作主张，很明显是对太医的不信任。
宫廷规定，御医给帝后所开药方要受到严格的审查和验证，药方要一分为二，由太医院院判、处方御医以及太监分尝一剂，经鉴定确无毒害后，才能将另一剂进与生病的帝后服用。这可能就是《礼记》中记载的：“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
此外，御医们为求自身平安，还须对内务府官员、太监等施以贿金，如果不这样他们就会从中作梗，处处设置障碍，这就使那些医术高明的太医也难施展才华。加之宫廷之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有时也把太医卷了进去。因此，有些名医把应诏入宫视为危途，甚至闻风而逃，以避不测。
当然，帝后们高兴的时候，也会表示出对太医的宽容态度。慈禧太后有病时召太医进宫诊病，无病时也叫太医“请平安脉”，特别高兴的时候，还把太医叫来背诗，猜灯谜。在这种场合，太医们也只是逢场作戏，一点也不敢忘乎所以。故在历史上，官运亨通的御医寥寥无几。
总之，伴君御医实难当。每当太医被召入宫时，太医自己及其家人都提心吊胆，生怕一去而不复归。更可怕的是，清宫中还有这样一条规定：皇帝如患病“驾崩”，为其治过病的太医和太医院院使，不管有无责任或责任大小，一律要无条件地被革职，如1874年同治帝被天花夺去生命后，为其治病的太医李德立、庄守和等人立即被全部革职，令其“戴罪当差”。
　　相关链接：爱改药方的皇帝
《末代皇帝的二十年》中记载溥仪有爱改药方的坏习惯，不管是他自己病了还是别人病了，医生开出药方后，他总爱改一改，换一味药或者加减些分量。据说他在天津时，即便最有名的大夫——萧龙友，给他开的药方，他也得改，这简直是成了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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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太医实难当(3)
康熙、光绪等皇帝由于注重养生、治病，也积累了一些医学知识，经常也以权威自居，改动太医开出的药方。中医本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名医几乎都是倾其一生才有所建树，深宫大内的皇帝在奴才小人整天的溜须拍马之下，一方面自我膨胀；另一方面，他们对医生也不完全信任，加之有的皇帝甚至讳疾忌医，这就导致自己乱改药方过了手瘾，但是病却很难治好，最后反而责怪太医。这样一来，医术再高明的太医，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束手无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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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钟骏关注鸦片之害(1)
早在17世纪中期，鸦片就已进入中国，雍正时每年输入鸦片200箱，乾隆时增至4000箱，嘉庆时政府曾屡次下禁烟令，但都无济于事，到了道光年间，小小的鸦片竟引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从此开始了中华民族苦难和屈辱的历史。这种情况也引起了清宫太医的关注。
光绪末年进宫的杜钟骏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御医，他不仅在中医理论特别是《内经》方面有深刻的造诣，对西方医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还对如何戒除鸦片烟瘾有一定的治疗经验。
杜氏由儒而医，对中医之理法方药有深刻的理解和恰当的运用。在《杜氏医书五种》“抉瘾刍言”篇中，他对鸦片、烟瘾及如何戒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认为鸦片从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初名五爹泥，又名洋烟，《本草》名曰阿芙蓉，俗称“土”，即罂粟花之浆液的制成品。在中国的吸食者起于粤人，其办法是，“以土赘膏，以灯烧之，以斗装之，以枪吸之”。吸烟不曰“癖”而曰“瘾”。杜氏强调指出：“烟有毒，吞之杀人”。他运用中医理论，对“瘾君子”表现出的各种症状进行了逐一分析。
关于鸦片成瘾的机理和病状，杜氏在他的《抉瘾刍言·论烟虫》中明确指出：“烟之性燥，燥为小寒，火之余气也。初热终冷，譬如燔木成炭，烟尽则燥而冷却。秋令为燥，秋初热，秋末凉，亦此意也。燥何能生虫也？缘脏腑被烟气熏灼必燥而皱，垢积而为瘾，复得身中湿润之气以涵之，久而必生细虫，伏于脘膈肠胃之间，仰烟为活，吸精资生，烟虫得烟则伏，失烟则动”。
基于以上认识，杜氏摸索出一种叫做“参鹿戒烟丸”的戒毒药，方剂组成如下：西洋参一两，鹿茸一钱，野于术八钱，生黄芪一两，大熟地一两，川黄连一两，炮附子一钱，当归身二钱，炙甘草三钱，绿升麻二钱，老沉香二钱，使君子五钱，肉桂一钱，冬虫夏草八钱，广陈皮一两，罂粟花壳一两，枳子一两。制为丸，如桐子大，视烟瘾之大小，于瘾发之前服用。
随着鸦片危害日增，戒烟之法也随之而生，清末不少著作中偶尔有戒烟之论或戒烟之方，但都不如杜钟骏认识得深刻周到。杜氏的“参鹿戒烟丸”以补益中气、填精温阳为主，全面补益五脏，使五脏得益，精力得以恢复。其用药之寒热温凉、升清降浊等，均以服食者的需要而设计，其构思之巧、用药之妙，可谓匠心独运。
杜氏还对“参鹿戒烟丸”的具体应用提出了加减化裁的办法：如气虚喘咳者，以蛤蚧尾一对煎送；自汗者，加浮小麦三钱、黑大枣三枚煎送；盗汗者，佐牡蛎八钱、浮小麦五钱煎送；遗精者，加莲须二钱、芡实三钱煎送；泄泻者，加伏龙肝（灶心土）一两煎送；五更泄者，加补骨脂二钱、肉豆蔻二钱煎送；腰痛者，加杜仲三钱煎送；气痛者，加延胡索三钱、金铃子三钱煎送；腹痛者，加白芍三钱煎送；呕吐者，加半夏三钱、干姜五分煎送；不寐者，加茯神三钱、夜交藤三钱煎送。
针对贫苦人家经济困难，用不起昂贵的“参鹿戒烟丸”的情况，杜氏还开了两个比较廉价的戒烟酒方。
其一是：潞党参五钱，黄芪五钱（蜜炙），龙眼肉五钱，川贝母三钱（杵去心），广陈皮三钱。煎三次，然后去渣，投入福珍酒一斤，鸦片烟三分，溶化，共和一处，贮入瓷瓶。每日服一杯，再以淡酒一杯加入瓶中，或用绍兴酒亦可。如此吃至十杯为度。凡初戒时，彻夜不能合眼，得此方服之，即能睡着。极效。
同时，杜氏还研究出了一种戒烟简便方，即鳝鱼酒：鳝鱼一条，滴血杯中，热酒冲服。每日一条，七条即可断瘾。如瘾复发，再服七条必断。
另有南瓜断瘾法一方：生南瓜，捣汁服之，或泡汤常食，或切厚片晒干嚼食，其瘾渐减，屡试屡验。
杜氏强调指出：“药性之悍速者，莫如烟与酒二物。烟走气分，酒走血分，均能顷刻而周行一身，内而脏腑，外而肌腠，自顶至踵，及毫发之杪，无微不到，是以烟能提神而酒能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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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钟骏关注鸦片之害(2)
但遗憾的是，杜氏的戒烟研究在当时并未引起世人的关注。这也难怪，此时的清王朝已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就像一个百病缠身的老人于弥留之际，谁还顾得上去推行一个太医的医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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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俗名大烟，是一种毒品。那么，鸦片一词是如何得名的呢？
鸦片是用罂粟果的汁烘干制成。罂粟原先产于南欧及小亚细亚，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希腊人把罂粟的花或果榨汁入药。发现它有安神、安眠、镇痛、止泻、止咳、忘忧的功效，希腊人称其音为“阿扁”。公元6世纪初，阿拉伯人把罂粟传到了波斯，波斯人变“扁”音为“片”，称其为“阿片”。在公元7～8世纪的时候，罂粟作为药材从印度等地传入中国，中国人把“阿”音又发成了“鸦”音。从此，在中国就有了“鸦片”一词。

江南水乡多名医(1)
明代至清代中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医药学也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是产生了多种有重大意义的医学创造与发明；二是许多医家通过对前人医学成就的总结，并结合个人临床经验，编撰了大量的集大成的医籍；三是西医传入中国，中外医药交流空前频繁。由于一些重大的医学创新发端于江浙一带，因此，清太医院御医也就多来自名医辈出的江南水乡。这里将曾在清廷供职，并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的江南御医作一些简要的介绍，以飨读者。
吴谦，字六吉，安徽歙县人，生卒年月不详。为清雍正、乾隆年间名医，曾任太医院右院判。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奉朝廷之命，同太医院御医刘裕铎等主编大型综合性医学丛书《医宗金鉴》。受命之后，吴谦等对18世纪初以前历代医学著述加以校订、删补，并进行节录编辑，历时五年，终成煌煌巨著，乾隆帝赐名《医宗金鉴》。全书共90卷，分为15门，包括医学理论、诊断、各科证治、方剂、针灸与运气等内容。1749年起，清太医院规定《医宗金鉴》为医学生教科书，“使为师者必由是而教，为弟子者必由是而学”。这部堪称医学百科全书的巨著，选材广泛，文图并茂，便于阅读和应用，至今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徐大椿，又名大业，字灵胎，江苏省吴县人，清代著名医学家，为书香门第，其祖父徐凯，是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的鸿词科翰林，参与编写明史，藏书甚多。徐大椿天资聪颖，多才多艺，凡天文、地理、水利、音乐、武艺、文学诗书，皆有造诣，尤其精通医学。从医五十余年，成就卓著，著有《难经经释》、《神农本草百种录》、《医学源流论》、《伤寒类方》、《兰台规范》、《医贯砭》、《慎疾刍言》等10种专著。
由于精通医理和临床治疗，徐大椿于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应诏入太医院任职。徐氏不独医术高明，且为人敦厚诚实，屡受乾隆帝嘉奖，曾欲授予官职留太医院，徐以年老体弱，请求回归故里，皇上恩准。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冬天，再次奉诏入京，当时年已79岁，自知不久于人世，便率子徐羲陪往。长途跋涉，鞍马劳顿，疲惫不堪，抵京时精力益衰，到京第三天便与世长辞。乾隆帝对他的死深感惋惜，赏赐金帛，并传谕徐羲护柩归葬故里。
除了在医药方面的研究，徐大椿对中医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在《医学源流论》中曾这样写道：“黄帝、神农、越人、仲景之书，文词古奥，搜罗广远，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也；凡病之传变在于顷刻，真伪一时难辨，一或执滞，生死立判，非虚怀灵变之人不可学也；病名以千计，病症以万计，脏腑、经络、内服、外治、方药之书，数年不能竟其说，非勤读善记之人不可学也；又《内经》以后支分派别，人自为师，不无偏驳，更有怪僻之论，鄙俚之说，纷陈错立，淆惑百端，一或误信，终身不返，非精鉴确识之人不可学也。故为此道者，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又能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今之学医者，与前数端事事相反，以通儒毕世不能工之事，乃以全无文理之人，欲顷刻而能之，宜道之所以日丧，而枉死者遍天下也。”今天重读这段论述，不妨可以看作是回答中医为何日渐势微、无法阻挡西医步伐的一大症结所在。
薛宝田（1815～1885），字心农，江苏省如皋县人。世代业医。其祖父精岐黄之术，曾于乾隆年间被荐治愈十额驸重症黄疸，名声大噪。其父悬壶京师，颇有名气。薛宝田少年时随父在京读书，颇通诗文，医术造诣很深，于阴阳五行之理颇有见解，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及后来的温病学说无所不通。
薛宝田在他的《北行日记》中记载了他进入太医院的经过：“初五日，辛丑。五鼓，由东华门进大内（薛宝田按：乾清门内，谓之大内）。过石桥，进三座门，北行至大院（薛宝田按：紫禁城内，俗呼曰大院）。以国史馆上驷院，历箭亭，经阿哥所。其殿用绿琉璃瓦。至大院，入景运门西门，经乾清门，门外设金狮二、金缸四。内务府伺官引至堂郎中直庐，见崇星阶光。出隆宗门，经慈宁宫，至内务府大堂，谒见内务府堂官。其时师、恩二堂官在座，与太医院堂官李卓轩德立察看，随问‘温’、‘瘟’二字有何区别？余答：‘《伤寒论》云：‘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比户传染谓之瘟，吴又可论之详矣。’内务府具奏：医学、脉理均极精通。时已向午，内务府司员邀至花厅吃饭，饭毕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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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水乡多名医(2)
这段文字记述了薛宝田初入皇宫路线及所经过医学方面的考试，考试虽极简短，但表明从外省应诏进京的医生虽有各省官吏的鼎力举荐，仍须经太医院堂官的考察才能获准为帝后治病。太医薛宝田的《北行日记》一书记载了他为慈禧太后治病的亲身经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仲学辂，字昂庭，浙江省杭州人，生卒年月不详。为光绪元年（公元1874年）举人，曾任淳安县教谕。公务之暇，为人诊疗疾病多效。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清廷发诏征集名医，仲学辂受当地官员举荐，与薛宝田一同赴京为慈禧太后诊病。他精通《内经》，深谙药性，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陆润庠，字凤石，江苏省吴县人，生于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适逢鸦片战争。其父陆懋修，为清代思想家陆贽之后。祖上系书香门第，通晓医理。陆润庠于同治年间考取状元，曾授修撰、典试、侍读等职。他对慈禧太后和皇族疾病的调治特别卖力，深受赏识。辛亥革命后，留在清宫内为皇室成员看病，但不到一年便病故了。
杜钟骏，江苏江都县人。少年业儒，精通经史百家，兼攻医学。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任浙江节署戎政文案之职。是年，光绪病重，降旨征召海内名医，杜氏受浙江巡抚冯星岩之举荐，入京为光绪帝诊病，历时年余，至第二年光绪病逝，方回归故里。清朝灭亡后，杜钟骏被袁世凯招至京师，复出督准年余。后行医于京城，有起死回生之誉。著有《杜氏医书五种》（又名《药园五种》）。除了对中医基础理论《内经》等有独到研究和体会外，杜钟骏还对中西医进行过初步的对比研究。对鼠疫、白喉等烈性传染病的病因和治法，都有重大理论认识和临床突破。另外，对戒除鸦片烟瘾也有一定经验。
钱松，字镜湖，浙江省绍兴人。自幼学医，医术精湛，尤其精于治痧胀（霍乱），著有《痧胀名考》、《脏腑正伏人明堂图》等书。清嘉庆年间入太医院为御医，曾任太医院院使。
此外，还有前文所述的长年随侍慈禧的著名御医马文植等，都来自江南水乡。清代太医院的太医为什么大都出于江南一带？江南的名医为何灿若星辰、层出不穷？要弄清这些问题，还必须从江南一带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温病（传染病）的肆虐和防治说起。
大家知道，黄河流域由于土层松软便于耕作，曾经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但是，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江、浙为代表的长江流域，其经济发展水平已赶上和超过了黄河流域。这是因为，长江流域雨水丰沛，气候温暖，人口众多，最适宜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农耕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在科学技术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雨水和气候是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加之明代中期我国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起来，一些行业出现了原始状态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如苏州盛泽镇的丝织业，松江朱家角镇的棉织业，汉口镇的商业，景德镇的烧瓷业，铅山的造纸业，佛山的铸铁业等。到了清代，尤其是“康乾盛世”时期，江南一带的经济更加繁荣和兴旺。
随着江南经济的长足发展，传统的中医药学也在江南这块沃土上得到了空前的繁荣。药物学方面，在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基础上，清代的医药学家刘若金、汪昂等分别编撰了《本草述》、《本草备要》和《本草从新》、《得配本草》、《本草纲目拾遗》等药物学专著，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李时珍的中药学；方剂学方面，清代的临床医学家汪昂、###洛、缪希雍等编撰了《医方集解》、《成方切用》等方剂学专著。特别是在临床诊疗方面，出现了比较系统的温病学说和人痘接种术。
温病是多种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包括传染性与非传染性两大类，这里主要是指传染性的疾病。在细菌、病毒和其他致病微生物未被人类发现之前，传染性的温病几乎是人类最大的天敌。对这一天敌认识最早的一批医学家不是别人，而是生活在中国江南一带的中医学家，他们就是明末清初的吴有性（字又可，江苏吴县人），以及清代江苏、浙江的四大温病学家叶桂（字天士，号香岩，江苏吴县人），薛雪（字生白，号一瓢，江苏吴县人），吴瑭（字鞠通，江苏淮阴人），王士雄（字孟英，号半痴山人，浙江钱塘人），他们丰富的临床实践和他们分别撰写的《温热论》、《湿热条辨》、《温病条辨》和《温热经纬》等温病学专著，从实践和理论上对温病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江南水乡多名医(3)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吴又可在他的《温疫论》一书中指出，疫病是由“戾气”引起，“邪从口鼻而入”，“戾气”是可以用药物制服的。并认为，痘疹与疔疮等外科化脓感染也是“戾气”所引起。这个“戾气”是什么呢？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戾气”显然就是可以传染瘟疫的细菌等致病微生物。这一认识比西方同行早了二百多年，是传染病史上一个伟大的创见！
在清代，医学家们还创造和推广了人痘接种法——痘衣法和鼻苗法，前者是将出天花者穿的内衣给未出天花者穿上，让其染上天花而产生抵抗力；后者包括浆苗法、旱苗法与水苗法。浆苗法是用棉花团蘸沾天花患者的浆液，塞入未出天花者鼻腔内，使其发生天花而产生抵抗力；旱苗法是将痊愈期天花患者的痘痂研细，用管吹入未出天花者鼻腔内；水苗法则是将上述研细的痘痂用水调湿，以棉花团蘸沾塞入鼻腔内。这种人痘接种术，对天花的预防起了一定的作用，在牛痘疫苗未发现之前是件了不起的创造，它是人工免疫法的先驱。因此，18世纪时，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曾经对我国人痘接种备加赞扬。由此可见，我国发明的人痘接种术在世界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是中国人对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了解了以上情况，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清朝太医院的太医大都出在江南水乡的原因了吧。

末代太医院院长张仲元
光绪年间的太医院院使张仲元，是清代最后一位太医院院使，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太医院院使。他的关于培养中西医通才的理想和抱负，随着清王朝的衰落而化为泡影。
张仲元，字午樵，生卒里贯不详。清光绪、宣统年间供职于太医院，光绪年间官至太医院院使，后升迁太医院督办，为“花翎三品顶戴，督办清察管理太医院事务”。光绪四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78～1895年），张仲元曾多次为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诊病，是这一时期太医院最重要、最有名的御医。
张仲元是一个比较有抱负敢作为的太医院院使。《清史稿·职官志》记载：宣统元年，张仲元上疏皇帝，认为当时太医院院使、院判品级与简派至刑部、军队的医官官阶仿佛，于体制不宜，请求变通太医院旧制，提高太医院的地位。清廷采纳了张仲元的建议，着将太医院各级医官品级提升一级，从而使御医的各种待遇有所改善。
进入20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西医西药已广泛传入中国沿海及部分内陆城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认识到西方医学的某些优越性和价值，值得中国人学习、利用和借鉴。张仲元就是其中之一。
光绪三十四年即光绪帝去世的那一年，作为太医院院使的张仲元，经内务府大臣奏请太医院医学堂，建议培养既懂中医又懂西医的医学通才，以供职于内廷。其计划招收医学生120人，分两个班，每班60人。其中：一班为中等班，以中医为主课，学制五年；一班为高等预科班，以洋文西医为主课，五年后升入本科，再读三年为高等毕业，毕业后均照学部奏定给予资格认定。这个奏折，还对中等班、预科班、高等班的具体课程设置作了粗略的设想，并得到了重病中的光绪帝的批准。但这时的清王朝同光绪皇帝一样，已病入膏肓，无力解决经费、仪器和医疗设备等问题，只办了中医班，西医班化作泡影，存于纸上。
张仲元向慈禧、光绪提出了一整套创办培养中西医通用人才的办法，成为我国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的创始人之一，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清末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封建王朝风雨飘摇，张仲元的这一进步主张未能实现。这是末代太医院院使张仲元的悲哀，更是20世纪初中国医学教育的莫大悲哀！
新中国成立后，张仲元的梦想才逐渐地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在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国家制订了包括“团结中西医”在内的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为了大力培养中医药技术人才，1956年国家决定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建立四所中医学院，将南京中医学校改为南京中医学院，同时在西医院校开设中医系或增设中医课程。从此，在中国历史上中医教育正式纳入国家高等教育的轨道。并从1956年开始，全国各地普遍开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培养了一批热爱中医、学习中医，掌握中西医两套本领的医生，成为中西医结合的骨干。
近四十多年来，中西医结合，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探索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以及活血化瘀、扶正固本的治疗原则，对中医阴虚、阳虚、肾本质的研究等方面，都进行了多方面的实验观察，均取得了一定进展，以及运用中医方法防治若干疾病，都发挥了自己的优势，有着无限光明的前景。现在的中国医药学不但是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法宝，也成为全人类防病治病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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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时代的太医孔伯华(1)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清朝灭亡后，按照国民政府对清王室的优待条件，太医院也暂时保留下来，继续为留在故宫的皇室人员服务。但多数御医看清了前途，纷纷告老还家，走出深宫，回到家乡或别的地方悬壶济世，造福桑梓，服务民众。在这批御医中不乏高明之辈，同肖龙友、施今墨、汪逢春并列为“北京四大名医”的孔伯华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孔伯华（1885～1955），出生于山东曲阜，为孔子后裔。其祖父是清朝进士，精于文学，兼通医理。孔伯华天资聪颖，幼承家学，14岁开始专攻医学，医名传于四方。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应清廷太医院之聘来到京城，在外城医官院（北京宣武中医医院旧址）任医官职务，为皇室服务。辛亥革命后，孔伯华辞去医官职务，悬壶应诊，疗效卓著，而立之年已誉满京城。
孔伯华治学严谨，讲精求博，师古而不泥古，是故在临床上屡有创新。他常说：“学医必须精，不精就不可能弄懂其中的深刻道理；同时要博，学问渊博更有助于弄通医学的奥秘。”
他主张借鉴前人的经验，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独创精神，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食古不化，生搬硬套。他指出，治病求本是不可移易的法则，无论是祛邪还是扶正，都是为了达到恢复和充足元气的目的。至于是先祛邪还是先扶正，必须参机应变，不可守株待兔。要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因生前诊务过忙，孔伯华无暇著述，未能将自己一生的经验加以系统总结，常引以为憾。故晚年病中直到逝世前，常夜阑秉笔，奋力疾书，终成《孔伯华医集》中的《时斋医话》之章节。在医话中，记述了他一生治疗温热病、妇女病的临床经验，对后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为一代名老中医，孔伯华不仅医术高明，而且思想也很高尚。在1917～1918年军阀混战的岁月里，孔伯华与原清廷医官曹巽轩、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等一道，先后两次到晋绥及河北廊坊一带，参加防治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工作，事后主持编写了《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长达10卷刊行于世。
1929年，国民党政府做出“取缔中医”的决议，激起中医界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抗议，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同国民党政府进行面对面的抗争。当时，孔伯华是华北中医界代表，并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率领“联合赴京请愿团”到南京汪精卫国民党政府请愿。
面对汪精卫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孔伯华义正辞严地提出：你们不信中医，咱们拿治病的效果来说吧，找12个病人，你们先挑6个病人，用西医治疗；其余6个病人给我，用中医治疗。汪精卫同意作对比“打擂”，孔伯华分到了分别患有高烧、咳喘等症状的6个病人。结果，孔伯华用中医治疗的效果相当好，汪精卫有些服了，初步决定中医不能取缔。后来，汪精卫把自己的朋友介绍到孔伯华跟前看病，也取得了相当满意的效果。这样，终于迫使汪精卫政府撤销了“取缔中医”的提案。
1930年，孔伯华与肖龙友合作创办了北国医学院，培养和壮大中医队伍。肖龙友任董事长，孔伯华任院长，聘请了当时第一流中医专家如赵锡武、王药雨、赵炳南、武彩臣、曹锡珍任教，直到1944年，先后毕业学生七百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中医界的骨干人才。
孔伯华对中医事业的忠诚和贡献，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尊重和肯定。新中国成立前后，孔伯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1954年月10月至1955年12月，他还参加了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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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时代的太医孔伯华(2)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五年中，孔伯华一直担负中央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任务。他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周恩来总理对他非常器重。1950年，毛泽东发烧一个多星期了，服了西药，打了针，烧仍不退，便对孔伯华说：“麻烦你给我吃点中药吧。”孔伯华给毛泽东诊了脉，开了药方，让毛泽东吃两到三付。结果，毛泽东吃了两付，就让人打电话告诉孔先生，烧已经退了。周恩来总理曾当面表扬孔先生说：“孔老不高谈阔论，务求实效，难能可贵。”
1955年，70岁的孔伯华在北京逝世，中央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国家领导人彭真主祭。当日，周恩来亲自到孔伯华寓所吊唁，对家属勉励备至。1985年11月23日，为孔伯华诞辰100周年、逝世30周年纪念日，卫生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隆重举行纪念大会，缅怀孔伯华一生为挽救和振兴祖国医学所作的贡献，以及他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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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医院的衰落与终结(1)
如同末代太医院院长张仲元提倡中西医结合、培养医学通才的主张注定无法实现一样，一个朝代的太医院总是随着一个朝代的兴衰而升降沉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清朝的覆亡，长达四千余年历史的太医院也自然无法抵挡历史的洪流，不得不一夜之间遁迹于无形了。
据史书记载，中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数千年间，历朝历代都设有为最高统治者防病治病的太医院。经过几千年的沿革和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太医院已经逐渐完善起来。太医院是太医们候旨待诏、讲论医学及传习医学之衙门，即宫廷医生的行政管理机构，其职责是“掌医之政令，率其属以供医事”，归内务府直接管辖，名为“医院”，实无病人出入，只有医生往来。太医院设有传授医学知识的教习厅，亦是医学教育机构，在宫廷医学的继承和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
由于机构趋于完善，太医院的临床经验进一步丰富起来，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温病学、人痘接种术、活血化瘀法及方法繁多的外治法，在太医院得到广泛应用；太医院还重视医疗调理、医学基础理论的研修和药材的地道性。
清宫太医院的发展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清兵入关、定鼎燕京到“康乾盛世”结束，即从1644年到1795年。在历时150年的这段时期中，清代太医院经历了建立、健全到全盛的阶段。在这期间，由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受到康熙、乾隆等明君的重视和支持，清廷先后建立了太医院、御药房等宫廷医疗机构，制定了一整套医官升迁制度和医学知识传习与考核办法，使宫廷医学快速发展起来。这是清宫太医院的黄金时期。
第二个阶段从嘉庆元年至辛亥革命（1796～1911年），这115年中，由于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纷纷入侵，清朝封建统治日益衰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致使包括太医院在内的中国医药学也受到了重创。这是清宫太医院的衰落和消亡时期。
太医院的逐渐衰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资金拮据，御医俸禄没有保障。据《太医院志》记载：清代御医俸禄，“国初定在京文武官俸俱按品级交给，其俸银汉满一律颁发俸米。满、蒙、汉军官每俸银一两支米一斛；汉官不论品，俱按岁支米十二石，每年春秋二季支给……”据此可知太医院院使年俸银80两，左右院判为60两，御医、吏目分别在30至40两之间。此外，太医院尚有10名值堂值厅者“岁给银十两”，此亦为品级较高者才能得。以上为清代前期之规定。
咸丰年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国内忧外患，国力大衰，民不聊生，财政难以为继，京官俸银已无法如数支予，只能支出四成、五成、六成、七成不等。俸米改为五成、三成五分、三成、二成五分、二成。医士季银亦屡改五成、七成不等。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经太医院奏准，清廷将医士应得之银两由五成还归十成，但两年后又改为七成。其米自咸丰年医士者略折些微之银，光绪二十六年后亦竟裁之。不仅太医院如此，各部院皆同。一个只有数十人的太医院竟然困难到如此地步，可见清廷财政困难到了何种程度！
其二，在资金拮据背景下，太医院的规模日益缩小。嘉庆二年，将痘疹科并入小方脉，咽喉、口齿合为一科，也就是说，太医院的设置已由11科缩小为9科。尤其是道光二年，竟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为由，永远停止了太医院针灸一科！同治年间，太医院只剩下5科，即大方脉（包括明代的大方脉、伤寒、妇人科）、小方脉、口齿咽喉、眼科、外科。太医院不但款项难筹，人才也青黄不接。
尤其令人寒心的是，原太医院的院址也被占用。北京太医院自明永乐年间建成，历四百年风雨沧桑，到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其院址竟被清政府划归俄罗斯使馆，太医院署衙遂无着落，只好东租西借，且规模不断缩小。先是暂借东安门内大街御医白文涛之私宅办公，翌年租借东安门北池子街大悲观音院。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初，选新址建太医院，历时三年方建成，其规模仅有原来的十分之一。承担医学教育的太医院，虽也从全国召征名医，但多数是太医院自己培养，这样以来就丧失了学术上的“杂交优势”。

太医院的衰落与终结(2)
其三，思想观念保守，创新意识匮乏。清朝初期，政府采取鼓励垦荒、暂停圈地，以及约束军纪等争取人心的一些措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清圣祖康熙帝执政时期，削平三藩，统一台湾，善治蒙古，抗御沙俄，重农治黄，表彰清官，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基础。后来，加上乾隆帝长达六十余年的励精图治，国力进一步增强，加之及时正确地处理了新疆问题和西藏问题，清朝达到了全盛时期。但清朝中期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日益腐败，内患外忧，接踵而至，使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西方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空前繁荣和民主，各种进步思想层出不穷，而清王朝仍抱住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不放，并像明朝一样实行残酷的“文字狱”，限制科学与民主思想的萌生与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清代竭力宣扬惟心主义，盛行尊经复古和繁琐考证，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太医院在这方面尤其突出。当时，防治热性传染病的“温病学”在临床和理论上都已成熟，人痘接种术也已广泛应用并传到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体解剖学也进一步深化，可太医院还是死气沉沉，没有大的建树。太医为皇上诊病时，还是“叩头”、“跪请”，小心翼翼，惟恐触犯了宫中的清规戒律。在这种皇帝威严的笼罩下，太医们完全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创造性自然受到很大的扼杀。
因此可以说，太医院的衰落与终结，既是为宫廷落后制度所窒息，也是时势的必然结果。

后记：我与清宫医案的情缘(1)
古人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也许是造化的捉弄，早年毕业于甘肃省中医学校的我，最终没能选择从医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反而成了一名舞文弄墨的新华社记者，并且一干就是三十个春秋。但在终年紧张的新闻报道之余，打心眼里对中医事业还是有着一份挥之不去的眷恋之情。
1968年我从中医学校大专班毕业后先是留校任教，后来自己那点爬格子的小本事又被在“文革”中先砸烂后恢复的甘肃省卫生厅看中，把我从省中医学校调到了省卫生厅，做起了自己并不太喜欢的机关文字工作。但正是在卫生厅工作期间，我有幸结识了一位优秀的“北京医生”，现已声名卓著的中科院院士、清宫医案研究的发起人和开拓者陈可冀先生，并由此与清宫医案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那还是1973年5月间，为响应毛主席关于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号召，由三百多名北京及兰州的医务人员组成的第三批北京医疗队，风尘仆仆地来到甘肃河西走廊的武威地区，在该地区6个县进行为期一年的巡回医疗，同时为当地培训医务人员，提高当地防病治病的水平。陈先生作为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一名主治医师，也被编入武威县北京医疗队为群众防病治病，而当时的我正好在武威县城的北京医疗队大队部搞文字工作。
机缘凑巧，我和陈可冀先生当时离得很近，加之我又懂点中医，随着交往的深入，彼此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以至后来成了至交。尽管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人们的思想还禁锢在“极左”路线中，但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一起思维还是比较活跃，我们常常一起散步，一起谈天说地，尤其是热衷于探讨中医的一些基本概念、中西医在理论体系上的根本差异，以及中西医结合的新进展、新成果等等，总之是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1974年5月，我从北京医疗队回到兰州后不久就被借调到新华社甘肃分社当记者，彻底转了行，此后也就与陈先生天各一方，一直再没有机会见面，直到1983年至1985年春，我这个非科班出身的新闻记者，又被送到中国新闻学院脱产学习了两年新闻专业。这期间我曾再一次拜访了陈先生。当时的他正在想办法研究深藏在故宫的清宫医案。交谈中了解到，国家有关部门已经采纳了陈先生的意见和建议，并指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共同合作成立清宫医案研究室，系统整理和研究全部珍藏的清代宫廷医药档案，以挖掘中医中药遗产，让宫廷医学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全人类服务。看到我急于想知道清宫医案的内情，陈先生笑着说，现今正在整理，还没到向外披露的时候。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可以整理出个眉目来。届时，他们将向新闻界作系统的介绍。这次对陈先生的拜访，更增添了我对清宫医案的兴趣。我暗暗想道：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把陈先生对清宫医案的研究成果和所见所闻全部挖掘出来，并经过自己的消化写成一本书，告之于大众。
1985年初夏即将从中国新闻学院毕业前夕，我和我中国新闻学院的同班同学张荣大、符树柏、禇言义来到北京西苑医院，再次拜访了陈可冀先生和他主持的清宫医案研究室。陈先生热情地向我们披露了清宫医案的盛况，以及几年来他们对清宫医案挖掘和研究的主要成果，给了我们很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那次采访后，我们一口气写了二十多篇千字左右的新闻报道，分别发表在《瞭望》杂志和《新民晚报》上，比较系统地揭示了清宫医案的概况和奥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据说，这是对清宫医案研究工作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但我仍觉得意犹未尽。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年头，我这个在新闻岗位上耕耘了30年的“老记”终于有了“自由”，便从渤海之滨的秦皇岛赶到北京西苑医院第三次拜访了陈可冀先生。他的助手马大夫告诉我，陈先生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后，社会活动显著增加，但对老朋友的求见却从来不予拒绝。记得见面时天色已晚，夕阳从窗子斜射进来，把整洁的办公室照得很亮。阔别多年，陈先生虽已是满头银发，但仍步履轻盈，精神甚健，而我也不在是30年前那个浑身是劲的毛头小伙了。老友相见，自然别有一番愉快和轻松，通过这次短暂的交谈，我对清宫医案的最新研究成果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临别时，我赠给陈先生一尊仿制的极为精美的“敦煌佛头”，作为一个甘肃人最珍贵的礼品，而陈先生则从书架上取下一部又大又厚的《陈可冀医学选集》赠予我，并谦虚地签上“维英兄雅正”的字样。正是从这一刻起，我觉得自己可以为陈先生所做过的清宫医案研究做一番普及的功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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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我与清宫医案的情缘(2)
但光有写作的冲动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足够的中医知识和历史知识才能胜任。说到这一点，本人还不至于过分心慌。这是因为，我从小爱好文学，尤其喜欢古文，高中毕业后虽然不得已去学习了从未想过的中医，但由于古文基础较好，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和纷繁庞杂的中药与方剂，并未泯灭我一颗爱好文学的心，而且医文相通，而立之年改行当记者后，又经常和从事中医的老同学及中医界的老前辈保持着联系，从他们身上了解了不少中医药方面的新情况、新进展。因此，阅读清宫医案的原文没有什么大的障碍，我的行外之学反倒成了我写作此书的一个基本条件。
至于历史知识不足的问题，我只好下笨功夫，跑遍北京的大小书店，把清代有关的历史书籍统统买下，装上几大包，拿回家里一本一本地读，慢慢就有了写史书特别需要的那种触类旁通的感觉，提起笔来顺当多了。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在深入了解清宫医案的方方面面及其相关历史知识的基础上，把清宫医案研究所披露的重大医案案例和研究人员的重大发现，同中医药学的发展史和基本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清宫医案同整个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清宫医案为主线，尽量把医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熔为一炉，融汇贯通，力争使各方面的读者都有阅读的兴趣。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主观愿望，写作过程中未必糅合得如油入面，不足和牵强之处在所难免，对此，敬请读者见谅和指正。
为慎重起见，拙作出版前由我的老同学、老朋友、甘肃有名的中医主任医师李生棣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中医理论和文字方面作了细心的校审和润色，在此也表示衷心地感谢。另外还要感谢我的老伴黄雅君女士，正是因为她数十年如一日的理解与支持，我这个一心只知道爬格子，甚至是有些“不通人情”的人，才能够心无旁骛地笔耕了三十多个春秋，才能完成一篇篇尚算厚实的新闻作品，才能于离开新闻战线之后尚能发挥一点余热。
当然，应该说明的是，清宫医案研究成果的普及和传播工作绝非我一人之力所能担当，也绝非一本薄薄的小书所能够承载，我所做的工作不过只是抛砖引玉、引人瞩目而已。如果通过此书能燃起读者对于清宫医案的浓厚兴趣，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走近这批稀世档案的话，也算是物有所值，了却了自己一桩盘亘在心头几十年都难以割舍的夙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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