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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岭
我以为，世上有三种最让男人倾心和膜拜的女子。
一类属天姿型，所谓“初发芙蓉”“梨花带雨”是也。天然之色，仿佛一件精美绝伦的瓷品：冰肌玉骨，晶莹剔透，浑身灵气，清澈摄人，又未被俗风醺染，不矫情，不造作——技艺之高疑为上帝之手；又如雨后的秋水柳烟：波光粼粼，体态荡漾，令人心旷神怡，风情万种却清白无辜……美到极致即神圣，透过她们，我们触摸到“天仙”一词的含义。这种美的到来，可谓对人间苦难和尘世枯燥的一种恩赐、一种抚恤和犒赏，近乎“公共福利”。她激起人心底的一股温柔之怜、一股向善向美的愿望，激起艺术的灵感和舞步，激起男人的刚性和英雄价值观……此般尤物，不仅让异性面热耳酣，女人也为之心跳。哪怕远远瞥上一眼，也会情不自禁感叹世界的美好，同时也让观者心生自卑，不敢挨得太近……《庄子·齐物论》云：“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古往今来的美人多属此列，东土有西施、虞姬、“二乔”、绿珠、柳姬、碧玉、张丽华、红拂女、卫子夫、杨玉环、陈圆圆……西域如海伦、普希金夫人娜塔利娅、歌德的“小心肝”贝蒂纳，好莱坞影星费雯·丽、英格丽·褒曼、伊丽莎白·泰勒、玛丽莲·梦露等。
但她们的生命履历大多停留在天姿上，停留在世人对色的憧憬和纯真记忆中。她们贡献了美，但这美是模糊、缥缈且格式化的，差异性并不大，主体性也常被忽略。她们虽在自然美学上掳掠了世人目光，但缺乏个体的文化含量，更少社会学的意义，所以当文学对其描述时，很容易淡化真实的个体，往往采取集体捏合的手法，将之景观化、风物化、群像化——仿佛针对的不是个人，而是一群婀娜的蝴蝶、大自然舞台上的模特。比如“沉鱼落雁”“羞花闭月”“环肥燕瘦”“秦淮八艳”等典故，作为纪念方式，这不免显得轻浮、粗陋。
国色天香，愉悦的是人的生理，营养的是人的视觉。
另一类为偶像型。除了物理之美，她们还对女性的精神美学作出了贡献。
比起前者，她们在容颜上丝毫不逊，但由于后天的生命光芒，尤其才智上的亮点，使之有了强烈的个体性和偶像特征——仅以姿色来称呼、记忆对方，已显得不足和不敬了。除了美的赞誉，更有社会、艺术、人格的评价。花容，仅被充作一抹音乐般的背景，于其生命而言，算锦上添花罢了。她们的精神、气质、才学、性情、生命行为，在自己的时代极为耀眼。其生命桃花，在公共空间绽放得那么饱满、灿烂、绚丽，那么富有象征性和感染力，乃至给一个时代的文明添加了女性的内涵，涂上了一层淡淡的胭脂和红粉……
最终，史册以详细而生动的“个”的档案方式录取了她们。由于后天的优秀，其生涯故事也多和某些丰碑人物、与历史的优美章节维系在一起，诞生了许多佳话。也就是说，美和美德，清丽的天姿和雅致的人生，花容月貌和兰心蕙质，将她们引渡向了完美——这样的美堪称奇迹，堪称一项“女性成就”。我们可开出一长串这样的名单：班婕妤、卓文君、蔡文姬、王昭君、步非烟、薛涛、李清照、柳如是、宋氏姐妹、林徽因、苏菲娅、邓肯、阿赫玛托娃、阿伦特……
她们养眼，更养心。
如果说前者如珍稀花卉——散发着魔幻的颜色和奇香，后者则像琥珀、玛瑙、珍珠——靠天资、才情和光阴结晶而成，既有上苍的垂怜，更靠自身的修为。前者为自然成就，属材质之美；后者为人生业绩，属作品之美。尤其古代，前者似乎专为竞拍和角斗场而设，乃男性政治和权力世界的配套资源，属诸侯王公争揽的名胜风景——而且，对之的宠爱和染指并不需要太严格的机遇和资识，谁强大谁称霸即能占有（因海伦、陈圆圆引发的战争，由褒姒、妲己招致的误国，如貂蝉、西施、花蕊夫人等战利品般的频频易手，都印证着这点）。而后者不同，她们的生命品格、美学价值、心灵风光，只凭特殊的精神纽带和艺术缘分进入了少量异性的私人空间，为他们见证和爱慕，在坊间引起轰动和竞争——就像那些退出市面的艺术极品，只为少数隐秘的精神领地所收藏。至于后世和大众对她们的消费，已是观众或读者式的审美消费了，既非权力和商业消费，亦非实体的爱情和世俗消费。
文人笔下，前者常被唤作天使，后者则被誉为女神。天使被收入了自然风情画卷，女神则作为独立条目进入了艺术辞典。
另外，还有一类与时代广场无缘的女子，她们的身份更民间、更在野，生存也更低调、更安静，但其爱情和美德却促成了一个伟大男性的分娩，她们的私人事迹，赢得了后世无数感动、尊敬和怀念。
我称之为“乳娘型”或“圣女型”。
只需进图书馆翻翻即发现，多少曲名和乐谱的献辞中都藏着一位女性的名字？多少巨著的扉页上都镌有“献给某某夫人”的字样？对作者们来说，那些女性就像伟大而圣洁的容器，值得自己把才华、爱情、友谊、生涯甚至坟墓——一并投放进去。她们不仅是温柔之乡，更是精神港湾和灵魂家园。就像卢梭在描述华伦夫人时所说：“我完全成了她的作品，成了她的孩子。”而叶芝在缅怀格雷戈尔夫人时也写道：“对于我，她是母亲、姐姐、兄弟、朋友，没有她我就无法认识这个世界——她为我动摇的思想带来了一种坚定的高尚性。”
那些旷世恋情和冰雪友谊，成就了多少不朽经典和大师业绩——
像伊文斯卡娅之于帕斯捷尔纳克（前者即《日瓦戈医生》中女主人公的原型）；像巴纳耶娃之于涅克拉索夫（后世曾这样评价：“这位善良的女性能认识到涅克拉索夫的真正价值，并对他报以缠绵的爱情，它构成了诗人愁苦生活中最明朗的一页”）；像梅可夫人之于柴可夫斯基（她多年来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音乐家以双重呵护）；像华伦夫人之于卢梭（前者以“妈妈”和“情人”身份，在卢梭最孤独和病弱时给了他力量、温暖和爱）；像玛丽·哈斯凯勒小姐之于纪伯伦（前者为诗人的异国资助者。《泪与笑》一书的题记是：“献给M.E.H。谨将本书——我人生风暴的第一阵风，献给那高贵的灵魂——她爱清风，与风暴同行”）；更有普希金组诗《在西伯利亚矿井深处》中的那些伯爵夫人，那些冰天雪地里陪丈夫服刑的妻子们，没有她们，俄国历史上就不会闪现英勇的“十二月党人”……
虽然在艺术家和大师词条里，查不到这些女性的名字，但你分明觉得，在那些不朽的乐章和诗行背后，总有裙影摇曳，总有一束束柔美的发髻在绽放……这些圣母般的女性，以隐私的方式——炽热的恋情或纯净的友谊，表达着对艺术和艺术家的爱：不仅支撑起对方的生活，更予其温美的灵魂浸润、精神滋养和柔情陪护……她们的身份和意义，早已逾出了为人妻为人母的世俗格局。她们集情人、乳娘、侍女、知音、导师，集缪斯、雅典娜、维纳斯与玛丽亚的美和美德于一体。她们像神话中身披浣纱的圣女，在抒情的月光下，徐徐抖开双翼，敞开美丽的肢体和高尚的情怀，为那些艺术婴儿撑起一顶顶生命之伞……
以上三组类型，代表了我对女性最美好的阅读和印象。她们是我的心跳、我的珍藏、我的家人。我像熟悉脉搏一样熟悉那些故事。我常在风轻云淡的夜晚远远地打量、思念她们。
尤其后两类女子，她们灵魂发育得更充实、丰满，对美的贡献、对男性精神的影响更深远绵长。鉴于她们对男性文明巨大的“教师”和“保姆”作用，我称之为“人类夫人”——值得男性共同纪念和仰慕的“夫人”。
正是她们，提升了女性的群体荣誉。正由于她们的生生不息，米兰·昆德拉才有底气说：“女人是男人的未来！”歌德才深情唱道：“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
男人感谢她们，美感谢她们，文明感谢她们。
文摘：网络 编辑：极品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