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之谜 《瘗鹤铭》千古难“名”之谜

 

    近日,镇江对沉落江底千年的疑似《瘗鹤铭》残石进行打捞。很遗憾,残石出水时突破爆裂,使得这一世人瞩目的打捞考古不得不终止。当然,揭开《瘗鹤铭》千古之谜的机会再次遗憾失去。

    中国书法,艺术瑰宝。传承载体,或刻于龟甲兽骨,是为汉字之祖的甲骨文;或镌于钟鼎之器,称为钟鼎金文;或见之竹简木牍绢帛之上,有大小篆书;或不朽于碑碣石刻,为后人拓墨法术,隶、楷、行、草不一而足。有趣的是,就有刻在石壁上的文字,也会落于江水,而成千古之谜。镇江焦山的《瘗鹤铭》就属此例。

    《瘗鹤铭》内容并不为人所道,乃古人因为家鹤而亡所作吊文。铭文为文人记述,始于中唐时期,晚唐时被雷击崩落江中。如今看到的铭文九十余字,分别为北宋淳熙年间一石和康熙52年五石连缀而成。铭文似隶又楷,笔势中隐含汉字从隶到楷的发展历程。自宋代以来,历代书家对《瘗鹤铭》评价甚高,黄庭坚、米芾都曾临过铭文,黄庭坚称铭文“大字无过《瘗鹤铭》。”称其为“大字之祖”。宋曹士冕则推崇其“笔法之妙,书家冠冕”。“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他独特风格的书体“六分半书”,也受到了《瘗鹤铭》的影响。清人蒋士铨有诗云:“未识顽仙郑板桥,其人非佛亦非妖。晚摹瘗鹤兼山谷,别辟临池路一条。”康有为赞曰:“大字之妙莫过于《瘗鹤铭》。因其魄力雄伟,如龙奔江海,虎震山岳”。

    其艺术价值,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而且历代书家也都有定论。让后人疑惑万分的,乃是其成书年代和作者。千年以来,文人雅士对此颇有争论,越是众说纷纭,其文化之谜萦绕的艺术魅力愈发超越时空界限,给人无限遐思。

    《瘗鹤铭》的成书时代,有东晋说、南朝说和隋唐说;至于作者,说法更多。有人认为是东晋王羲之,一是因为其妻是镇江人,二是由于王羲之一生特别喜欢饲养仙鹤,设有“鹅池”,据说他喜欢从鹤的身姿中汲取灵感,并用于书法艺术。持此观点的有唐人孙处元,宋代黄庭坚、苏舜钦等,这些也都是书法文章大家。更多人认为铭文出自南朝梁人陶景弘,宋代李石在《续博物志》中就持这种观点,现代人也多认同这种观点。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陶景弘曾自号华阳,二是陶氏本人也是书法大家,精于隶、楷。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文人雅士惯常养鹤,而以魏晋南北朝时南人最盛,所以并不排除陶景弘也是一位养鹤雅士。此外,被传为作者的还包括了隋代的文人雅士和唐朝的王瓒、颜真卿、顾况、皮日休等。

    最有趣的是,扬州学者卞孝萱先生曾写过一篇《〈瘗鹤铭〉之谜》的文章,他从“鹤与文学”、“碑版署名”、“干支纪年”、“文章内容”、“书法风格”等五个方面对《瘗鹤铭》进行考证,认为铭文时代应该在唐代古文运动取得胜利之后。他认为,铭文作者应该是几个普通的修道人,没有留下真实姓名。值得一提的是,卞孝萱先生的考证也确实为揭开铭文之谜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就是铭文中出现的江阴、丹阳两个地名。江阴之名,始见于南朝.梁绍泰元年(555年);但是丹阳之名却是在唐代天宝之后。据此,他在《从地名学再论〈瘗鹤铭〉的写作年代》中认定铭文年代应为唐干符元年。

    客观地说,正是由于《瘗鹤铭》的各种争议,才使其艺术魅力大增。由于中国书法传承的特殊性,要想解开内中的文化口令也不是那么容易。众所周知,中国书法字体,汉代之前并无争议。但至汉朝,虽以隶书为准,但已见楷书雏形。据宋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魏晋南北朝时,北朝字体以汉隶为主,发展为魏碑;而东晋南朝,行楷已是流行。有唐一代,楷书发展到顶峰极致,颜真卿和柳公权是为代表,号称“颜筋柳骨”。就此而论,《瘗鹤铭》字体处于有隶到楷的转型期,笔者以为作者应属南朝。

    不管《瘗鹤铭》的文化口令多么难解,其“大字之祖”的艺术地位是笃定的。这就已经足够。

千古之谜 《瘗鹤铭》千古难“名”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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