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博树中国私立大学的过去与未来
·张博树
标签： 私立大学
主办方：北京卓达大学教务中心。地点：卓达大学学术报告厅。 时间：2004年11月10日。
很高兴有机会与同学们谈谈私立大学这个话题。卓达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在座的同学都是私立大学的学生。今天到会的大概有四、五百人，可见同学们关心这个话题。我本人也参与过创办私立高校，也曾在卓达大学工作过，对私立大学是有感情的。今天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大学？什么是私立大学？第二，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历史。第三，目前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对未来的展望。
首先请同学们思考一下，什么是大学？大学是干什么的？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这还不简单？大学就是让人接受知识的地方。这个回答固然不错。但学习知识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就业？也对，也不对。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来自贫困地区，家长含辛茹苦供同学们来读书，当然希望今后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一个好的前程。但仅仅这样想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换一个角度，从社会、而不是仅仅从个人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从社会整体、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大学又是干什么的呢？大学在社会中的功能是什么呢？1998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欧洲历史文化名城巴黎召开了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大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世界高等教育宣言——为了21世纪：视野与行动》和《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优先行动框架》。这两个文件关于“高等教育的使命与功能”的界定是这样的：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乃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具体来说，高等教育首先要“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和负责的公民，他们能融合于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要通过学习不断适应当前与未来社会所需的课程，使他们获得适当的职业资格，包括高水准的知识与能力…”。大会还提出高等教育应当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功能与道德作用。高等学校及其师生“在尊重道德规范和科学知识的严肃性的同时，应当能够完全独立与负责地发挥其基本职能，对伦理、文化、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行使一种智慧权威。…这种社会所需要的权威，当有助于社会思考、理解与行动。”为了做到这一点，高等学校必须“无条件地享有学术独立与自由，作为整体的权利与义务，要充分体现对社会的全面负责。”应当“通过其智慧才能和道德威望，积极地维护和传播可以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教科文章程中所载录的和平、公正、自由、平等和团结等观念。”“通过经常分析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倾向，加强其预测与批评功能，从而构成一个预测、预警与防范的空间。”
简单地说，大学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公民社会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顾名思义，公民社会首先是指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公民不同于臣民。臣民在主子面前没有说话的权利；公民则是自由的。自由的公民凑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公共领域”，在非强制的
情况下就他们关心的各种公共问题发表意见，针砭时政。这是关于公民社会的最直白的解释。当然，自由并非抽象的存在，历史永远是具体的。使公民作为公民集合在一起的前提是他们已经被承认具有独立的个人存在的资格，而这是一系列政治演变的结果。另一方面，公民还要有必要的经济自立能力，如果一个人连肚子还填不饱，他们似乎很难对其它事情发生兴趣。以上说的是公民自由要以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为前提；反过来说，高质量的公民自由又会促进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从结构上讲，现代文明社会由三个部分组成：以宪政民主为特征的民主政治结构，诉诸市场原则的市场经济结构，体现公民社会原则的社会整合结构。我把一个国家走向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过程称为制度的现代化。大学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制度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前些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制度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公民社会重镇的大学”。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人文读本》，但标题被改为“大学的深层温度”。文章从结构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大学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政治永远与权力相关，而权力最容易激发起人类本性中最肮脏、最低级的那部分东西。现代民主政治关于权力制衡的设计，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把这些丑恶的东西减小到最低限度。然而，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今天民主制度相对发达、成熟的国家，官场丑闻仍不绝于耳；至于那些有着更长封建历史、更沉重的专制传统包袱的国家，滥用权力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其次，如果说政治领域中对利益的追逐还要采取相对迂回的形式（统治者毕竟没有忘记他们理论上仍是“公共利益”的代理人），那末在经济领域中，人们对金钱的赤裸裸的崇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合理合法的正当之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对“剩余价值”的追求理解为是资本存在的全部根据；20世纪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则把“利润最大化”看作厂商经济行为的自然前设。诚然，现代社会巨大的物质财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积累起来的。没有市场经济，人类可能仍然沉醉于中世纪小农经济田园牧歌般的酣梦里。然而，这个觉醒的代价又是沉重的。弥漫于世纪末的对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的惊恐就是上述代价最生动的写照。贪婪，这个被制度化的市场机制尽情释放出来的经济推动之神，如今正作为经济领域中最大的负面存在，日益显示其本来面目。
那末，人类能否战胜贪婪？仅靠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自身能量恐怕不够。从批判社会学的角度看，政治领域中的权力运作与经济领域中的市场运作都是“以成功为指向”的“战略行为”，属于“目的合理性”或“工具理性”范畴，说得通俗些就是“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道德评价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这里所遵循的只是强者的逻辑。民主政治、法制经济固然是对“强者逻辑”的制约，但不能指望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制度的现代化如果只有这两个维度，其结果显然将是一个跛脚的、残缺不全的现代化，甚至是一个不断产生罪恶的现代化。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点，社会需要一个平衡机制，一套足以抗衡政治、经济建构中的负面力量、又不断给民主政治、法制经济输入新的能源的制度设施。这就是公民社会。它遵循
的不是强者逻辑、权力逻辑、金钱逻辑，而是正义的逻辑、良心的逻辑、知识的逻辑。如果说，政治行为中对权力的追逐、经济行为中对金钱的追逐很有可能象两匹烈马，把制度现代化的战车引入歧途，那末公民社会就应该象一条强有力的缰绳，以社会良知的名义，矫正制度现代化战车的方向，使它奔向更合理、更适合人性发展的目标。
这就是公民社会独有的功能。说大学是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就是说大学在发挥公民社会的上述功能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如果同学们理解了这一点，那么就会懂得，我们上大学并不是仅仅为了今后找到一份好工作，大学也不能只教给学生谋生的本领。对同学们来说，知识、技能的学习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首先要学会“做人”，学会“成人”，知道作为一个公民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并具备承担这种责任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起远大志向，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口不谋而谋天下”的宽广胸怀与气魄。这样，不管学生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他（她）都不会忘记作为人、作为公民的基本行为准则与道德要求；他（她）所掌握的专业技能才能真正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类。 “大学”如是，那么什么是“私立大学”？所谓“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它们的区分根据只是办学经费来源的不同，公立大学由政府财政拨款，私立大学办学的经费则来自企业的投入或公民、社会组织的捐助、支持，比如卓达大学就是由卓达集团出资办的学校。在功能和大学对社会应该发挥的作用方面，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没有任何区别。事实上，有些私立大学在成为“公民社会重镇”、成为一个民族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中坚力量方面，干得极为出色。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与日本庆应大学被并称为日本私学的“双雄”。早大的前身是成立于1882年（明治15年）的东京专门学校。这个学校的创始人叫大隈重信，前一年在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失去了大藏大臣的职位。为了积蓄力量，实现自由民权的政治理想，大隈和自己的追随者决心创办一所“学问独立的学校”。办学开始时的艰难可以想象。东京专门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只有10个人。在开学典礼上，学校创办人说：国家的独立基于其国民的独立；国民的独立基于其精神的独立；而精神的独立则有赖于学问的独立。欲使其国独立者必先使学问独立。为了实现自己的办学理想，早稻田大学有意识地把专门为日本培养高级官僚的东京帝国大学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努力培养日本社会中官僚以外的各界领导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政治、舆论、文化以及经济方面，早大培养的人才灿若星河，忠实地实践了建校初期的思想。今天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美国前20位最优秀的大学中绝大多数是私立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等，大概只有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等不多的几所是公立。这充分说明私立大学在创造人类文明、领时代风气之先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史。令我们感到骄傲的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历史虽然并不长，但它的起点很高。经光绪皇帝奏准，由大官僚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是中国第一家公立的现代大学，建于1895年。中国第一家私立大学则是1919年由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它是在1904年严氏家塾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今天的清华大学最初叫清华学堂，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于1911年设立的；而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其前身则是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不要看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比欧洲晚了数百年，在对现代大学理念的把握上，对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的追求上，中国第一代现代大学事业的开拓者却表现出令人佩服的勇气与胆略。就私立高等教育而言，当时最著名的私立大学除南开大学外，还有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张伯苓办南开、陈嘉庚创夏大，都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从结构上看，在20世纪上半叶那段并不寻常的年代，是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三家联手，共同推进了中国年轻的高等教育事业；在弘扬现代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方面，中国的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让我们来看这样几组反映那个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统计数字：192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主要分布情况是，公立（含国立、省立）大学7所，私立大学13所，教会大学17所；1935年，公立（含国立、省立）大学53所，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51所；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公立大学的数字为39所，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27所。可见，这是一个三足鼎立的高等教育格局，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平分秋色，携手并进，这样一个局面是给人以鼓舞的、令人难忘的，虽然好景不长，毕竟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制度现代化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私立大学经历了一段从被迫停办、到恢复、到再发展的曲折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改朝换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52年下半年起，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结构改造，史称“院系调整”。在这次调整中，私立大学全部被改成了公办。其中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保留原校名，但经过合并、扩充被改为综合大学。而原南开的工学院与津沽大学的工学院、河北工学院合并成立天津大学。其他一些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也都作了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则被撤消校名，各系科并入同地区其它学校。至此，存在已近三分之一个世纪的中国私立大学似乎已经“寿终正寝”，要从中国高等教育的地平线上彻底消失了。
中国私立大学确实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从52年算起，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中国大地上重新出现民间办大学，其间整整空了30年！这几乎与中国现代私立高等教育的早期历史一样长！我们需要检讨的是：对于新中国的执政者而言，不能允许私立大学继续存在的根据究竟何在？
院系调整的需要显然只是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解释，因为，假如执政者认为私立大学的存在仍有必要，则完全可以拿出基于此种认识的、不同的院校调整方案。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以为，对当代中国教育史上这个重大历史变故，应该从新政权的整体建国战略、当时特定的国际背景和执政者的意识形态需要等多方面更深入地挖掘之。
比如，从整体建国战略看，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开始就一直把“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尽管从今天的眼光观之，那一代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似乎过于天真，但这一点儿也没有减少早期共产党人追求理想的真诚。《共同纲领》中鼓吹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只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战略的第一步。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讲过，新民主主义只是共产党人的“最低纲领”，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是共产党人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果然，从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对私有制的革命一浪高过一浪、铺天盖地般袭来，私营企业不存在了，变成了“公私合营”，后来则干脆成了“国营”。能判断私人老板身份的只剩下那可怜巴巴的“定息”。个体农民不存在了，经过土改刚刚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中国农民被告之集体经济有更大的优越性，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几亿农民终于被引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城乡小手工业者不存在了，他们也被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成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员。还有城市商人、小摊贩…统统不存在了。那么，惟独私人办学能够存在？！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的大气候，正可谓：国内大势，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当时不可逆转的真理，大学自然也要归于这个真理的大旗之下。
再如，还要考虑50年代的国际背景。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冷战局面，确曾给新中国执政者的选择以十分强大而又微妙的影响。平心而论，虽然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霸主，美国则代表着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但作为共产党人的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却远谈不上愉快。毛泽东建国后首次出访苏联的失败，说明两个民族之间的历史宿怨与现实利益考量对双方都是一个远较意识形态重要的砝码。然而，恰在此时发生的朝鲜战争改变了整个国际关系的形势，美国开始奉行对华“遏制”战略，迫使中国人更紧密地向苏联人靠拢。越来越多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对各行各业的工作、建设进行指导，从五年计划的制定到工业产品的设计都打上了浓重的苏联烙印。教育也不例外。事实上，“院系调整”就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全面仿效苏联的产物。其结果，不但中国的私立大学不复存在了，而且，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中的许多优良传统，如大学自治（虽然是有限的）、通识教育等也被拦腰斩断，代之以高度计划的、专业划分与人才培养高度专门化了的苏式高等教育体制。
总之，对中国私立大学的胜利围剿，完成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最终垄断。两次院系调整结束之后，根据1957年统计，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29所，分为综合大学、工业院校、师范院校、农林院校、医药卫生院校、财经院校、政法院校、艺术院校、语言院校、体育院校和少数民族院校等11类，分属高等教育部、中央各部委及地方政府管理。以后在中央与地方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上虽几经变动，但国家垄断高等教育的本质从未改变。
这种情形一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兴起，才有了变化。大家知道，1977年起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全国高等教育统一招生考试制度。1977、1978、1979连续三年各大城市、各地考场人满为患，盛况空前。文革中被撤消、拆散的高等学校逐渐恢复（如中国人民大学），又新建了一批高等学校。到1981年全国高等学校达到704所，在校生总数127.9万人，比1976年翻了一番有余，比文革前的1965年增加了70%。如果使用更严格的历史哲学语言，我则要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乃是被延误了太长时间的中国现代化的制度重整。这将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一次由于积累了足够的能量而势必产生相当震撼的革命，它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根本性影响甚至远远超出了改革设计者最初的预测。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就是最好的一
例。曾几何时，人们还在争论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中国私有企业的迅猛发展，国有企业的“转制”，外国跨国公司的抢占滩头，转瞬之间就把那些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诡辩无情地抛在了一边。政治体制改革也被提到议事日程。全国人代会的表决，出现了反对票，出现了不同声音；区县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已经进入操作程序；党政官员的腐败、权钱交易之风的蔓延迫使执政者自己都开始承认“权力监督”的必要。传媒也比过去大胆了，活泼了，不再是那么一副冷冰冰、木然呆滞的面孔…。总之，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百年来少有的、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有利于中国制度现代化重组的时代。这个时代正在呼唤自己的公民社会，正在呼唤与市场经济改革、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应的社会整合机制的重塑，正在呼唤知识与法制的权威，也正在呼唤中国人曾经拥有、后来又被我们抛弃了的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理念！
这就是开放年代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需求。然而，开放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困境也恰恰表现在这里。我们看到，除了现存政治与意识形态框架对中国高等学校的制约之外，高等教育的计划经济模式与国家垄断体制严重束缚着中国大学事业的发展，而且和开放年代高等教育巨大的市场需求发生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刚才我们谈到，1981年全国高校在校生总数接近128万人，这已是截止到那个时候为止中国高校在校生的最大规模。同年中国总人口数是10亿零72万人，我们就打10亿。按照国际惯例，我们把18～22岁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龄段；再假设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0岁，这样，1981年处于18～22岁这个年龄组的青年人就达7100万（实际数字肯定比这个还要多，因为青年人口的比例高于中老年人口比例，而我们算的只是平均值，即该年龄组人口为全部人口的1/14）。128万比7100万，其结果，1981年的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8% ，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80年各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11% ，其中，发达国家高达30.3% ，发展中国家为
5.1%，最不发达的国家则是1.9% 。
平心而论，文革后从1978年开始，国家还是下大力气增加了教育方面的投入，但僧多粥少、缺米下锅的局面仍然无法根本改观。结果是苦了我们的同学们：年复一年，一拨又一拨的高中毕业生加入到高考残酷的竞争行列中，以争夺那有限的大学入门证，此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另一方面，国办高等教育又因其国家垄断的本性使然，势必存在机制呆板、臃肿、有效资源潜力挖掘不够甚至资源闲置、造成实际办学成本上升、效益下降的问题。与所有的垄断行业、垄断部门一样，国办大学一旦缺乏来自同行的挑战，缺乏环境刺激与制度激励，其寻求自身变革的动力就会大幅度衰减。对中国的国办大学来说，这自然不是什么新问题；但与开放时代迅速变革中的社会一对照，这个问题就显得越加突出，越加不协调，从而越加凸显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迫切与需要。
其实，穷国办大教育，国家对高等教育大包大揽，从国际经验来看，本身就是愚蠢之举。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要使资源配置（这里，我们自然是讲教育资源）合理化，使总剩余 （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最大化，从而使配置产生效率，则产品就应由最低成本的生产者提供，而由对产品评价最高的消费者消费。中国的计划经济是一种不讲效率的经济。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也是一种不讲合理资源配置、不讲效率的教育。这对于一个大而且穷的国家来说，尤其显得滑稽。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让尽可能多的中国青年都有大学上？除了重整、挖掘公立大学的已有资源外，恢复、重建中国的私立高等教育传统显然是重要出路。还应该看到，重建中国私立大学不仅具有提供更多的就学机会这样的操作意义，而且有重大的价值和战略意义。从中国改革的全局看，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与箭在弦上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正在召唤中国公民社会的重新启动；而重建中国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再度高扬现代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这面大旗。中国私立大学的重新崛起，应该有助于现代大学理念的弘扬。这听起来虽然显得有些理想化，但联想到中国私立高等教育曾经拥有的光荣传统，作出这样的期望并不过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重建取得很大成绩。从数量上看，截止到1999年，由“社会力量”举办的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达到1240所，在校生118万4千人。同期普通高等学校（也就是实施学历教育的学校）1071所，在校生408万5千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公立高校。 实施“学历教育”的私立大学1999年有37家，如今这个数字大概已经有100多家（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
从生长模式和办学规模看，80年代以来中国私立大学的重建大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称之为“从零起步，艰难成长”。如今很多赫赫有名的民办高校，比如河南黄河科技大学、西安翻译学院、北京中华社会大学等等，都可以归入这个行列。当年创办这些学校的开创者是一批令人肃然起敬的人，他们当中有老教师、退休的学校行政工作者、也有老干部。没有场地，没有教室，没有国家招生计划，国家没有一分钱的投入，在这样的条件下办一所大学谈何容易！《中国青年报》曾记载过黄河科技大学创办人胡大白的故事：1981年冬天，时任郑州大学中文系讲师的胡大白和其他老师应学校安排外出讲学，晚上住在一间简陋的客房里。半夜，胡大白突然从胸闷气短中惊醒，她意识到是煤气中毒，挣扎着要去打开房门，不巧碰翻了一壶在炉子上烧的开水，这使她成立一个重度烧伤面积达30％以上的病人。胡大白不得不在床上一躺就是三年。三年过去后，民政部门给她送来了残疾证。几年的病榻生涯没有使胡大白心灰意冷。她看到，大量参加自学考试的人因无人辅导而在考场上败下阵来，所以决定举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1984年，胡大白以30元起家，租教室，请老师，买教具，办起了自学考试辅导班。她的女儿和儿子还清楚地记得，那时跟着母亲满大街贴招生广告，每门课才收10元钱。1985年4月，当河南省自学考试开考的7门课程公布成绩的时候，惊人的结果展示在人们面前：7门课程前3名共21人，胡大白的学生占了16人；她辅导的217名学生，合格率达90％。胡大白第一次成了新闻人物。没有几年的功夫，胡大白就将一个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办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黄河科技大学。
这里还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北京海淀走读大学（如今已改名叫北京城市学院）。我与“海大”的创始人之一、“海大”常务副校长陈宝瑜教授有过一番长谈，据陈校长讲：当时开始
筹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觉得在公办大学呆了20年，它的弊端看得太清楚了，统得过死，没有活力。所以才想自己办个民间学校，种块“试验田”，没料到搞起这么个学校如此之难！首先，为取得合法身份，我们过了三关：第一关是市委与市政府关，当时北京已有85所公立高校，凭什么还要办新校？我们就做了个调查，证明这些公办校的毕业生都往“上”走了，而海淀区乡镇企业、集体中小企业的在职职工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全体职工的0.4％！这样，社会需要填补毕业生“流向”的空白，成为我们说服市政府的理由。第二关就是钱，没有钱办什么大学？我们就讲：钱不用政府操心，我们能想办法。市府说：好，只要不向国家要钱，我们就同意你办。第三关是教育部，办学申请1983年2月份就递上去了,半年多没有音信，原来“上边”的担心是：民间办学还要有“学历”，根本没有相关的政策条文，更没有先例！没办法，我们与当时的市委常委、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同志商量，决定走“区办校助”的路子，就是以海淀区政府出面，三家重点大学（清华、北大、人大）帮助，这样教育部长何东昌才同意“试一试”，于1984年批准搞个“试验性的专科学院”，给了600名专科生指标。这就是迄今为止“海大”仍是“民办公助”办学格局的由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走彻底的民间办学是根本走不通的。但说是“民办公助”，国家并未给“海大”投一分钱。第一笔办学经费是从清华一个科研机构借的，5万块钱，因为它有独立账号。靠这笔钱，我们租了成府小学的几间房子，算是把学校架子撑了起来，那时，每个学生学费每学期50元钱，老师的讲课报酬每节课才2块钱。由于老师都是从清华、北大、人大请的，讲课质量很高，学校渐渐有了声誉。除学历教育外，我们也开始搞自考辅导，就这样靠自身滚动、积累、慢慢发展了起来，当然，海淀区政府对我们仍然支持很大，区政府曾实施“凡海淀区户口的学生到海大就读，不超过800人者，政府给每个学生每年补贴150元”的政策，虽然钱不多，表明了区政府支持办学的一份心意；到1989年，区政府又出面解决了学校的土地问题，使“海大”终于告别5年的租房生涯。尽管“海大”又经历过几次大的动荡（比如教育部承认学历，人事部却不给干部指标，弄的“海大”毕业生都成了临时工。学生很不满），但我们毕竟挺了过来。如今“海大”在校生规模一万多人，除主教学区以外，还有十几个教学点，已成为北京最大的民办高校之一。
听了陈校长的介绍，难免让人生出一番感慨。中国私立大学的复兴可谓艰难。好在90年代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有不少海外的实业家和国内企业的老板看好民办教育这个领域，投入巨资兴办新的私立大学。这样新时期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与80年代中国私立大学第一代创业者从零起步、艰难滚动、发展周期长、见效时间慢的渐进发展模式不同，华侨、港、澳、台的来大陆办学者和投资办学的国内民营企业一般都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在学校的硬件设施建设方面可以做到高规格、高起点、一步到位。这样的学校可以举出很多，比如福建仰恩大学、河南升达大学、江苏硅湖大学、北京吉利大学等等。当然，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同学们正在就读的卓达大学。卓达大学是由卓达集团投资创办的大学。就时间而论，卓达集团迄今仍是一个很年轻的私营企业，1993年从房地产业开始起家，在河北省会石家庄兴建了卓达别墅区、面向知识分子与工薪阶层的廉价公寓书香园等，迅速崛
起为河北省有影响的大型房地产企业集团。1999年夏，卓达集团做出一项重大决策：挥师北京，在中国的首都办一所真正的大学！这个大学不但要有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教学条件，更要有一流的办学思想。卓达集团总裁杨卓舒先生在这方面有很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主张。比如，他提出“卓达大学的全部办学思想、办学宗旨、教育方针，概括起来十分简单：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社会”。我刚才来的时候听接我的老师介绍情况，我们卓达大学接收了一批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学免费到这里读书，不但学费全免，而且每人每月还提供一定数量的生活补贴。在如今这样一个商业味道很浓的社会里，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杨卓舒先生提倡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是在自己什么都不缺的情况下想到天下所缺，在太平盛世想到危机将至，在绝大多数人认为已美满的生活中发现令人难以容忍的丑恶，同时，又能在废墟上看到希望，在一无所有时看到无限辉煌。理想主义引导我们的生活，代表着明天与未来。没有理想主义，生活将失去方向，社会将无以进步，人类将难以凝聚。没有理想主义，企业将没有远大目标，企业精神将难以建立，企业发展方向将无以与社会进步高度一致。自近代工业文明出现，世界上几乎所有大企业无不关心自己所处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这类企业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也自然把天下兴亡与自身盛衰相联系。”就办学而言，杨先生主张卓达大学要办人文学院。虽然他也意识到“办哲学人文学院，不好招生，学生毕业分配不出去。但卓达大学绝不能什么专业好招生、好就业，就办什么专业。卓达大学要让每个学生受到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熏陶和滋养，更为重要的是为整个卓达大学城注入一种文化，使大学城处处充溢着教化，充溢着哲学，充溢着人文关怀。”我记得在一次大学工作会议上，杨先生非常明确地指出：办哲学人文专业，根本是要再造灵魂。灵魂垮了，整个民族就垮了。从这种责任感出发，别人不办的，我们要大办、特办。这些思想我都很欣赏。我认为，在根本精神上，这些提法是与我们前边反复强调的大学理念、公民社会的原则理想完全一致的。虽然这些东西真正做到并不容易，而且，迄今为止，卓达大学的办学宗旨、办学思想、以及体现这个宗旨的学生培养总体设计，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全方位地付诸实施，但能够提出这些想法就很可贵。它说明新一代私立大学的创立者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历史目标和责任。
剩下的时间，让我们转入第三个话题，概略地谈一谈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目前还面临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及中国私立大学的未来。
制约中国私立大学发展的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一个是对办学者而言的外部因素，一个是内部因素。前者涉及我们的宏观体制，后者主要指办学主体的内功。我们先来看前者。宏观体制包括许多东西，比如现存的国家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和法规、政策体系。这些法规、政策是否适应当前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它们是促进了、还是阻碍着民间办学的发展？这需要认真进行梳理。我想在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关于“国家承认学历”的问题。根据现行法规，中国私立大学分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两种，而迄今“国家承认学历”、纳入“计划内招生”的私立大学数量很少，绝大部分私立高校是实施“非学历”教育的。那么，
作为一所学校，是实施“学历教育”还是实施“非学历教育”,到底有多大差别？这个差别又意味着什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前几年我还在一所民办高校担任执行院长时，曾与另一位副院长到河南省登封市、禹州市考察学院在这个地区招生的可能性。由于有省教委的朋友陪同前往，两个市的教育管理部门负责人接待都还算热情，但一说到我们这个学校是“非学历”校，人家就不由皱起了眉头。禹州市教委招生办公室负责人是这样介绍情况的：禹州由于拥有煤炭、钧瓷、烟叶、药材、铝凡土五大产业，在河南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名列河南“十八强”，家长送子女上大学的心情一般都很迫切；而且，随着用人单位标准的提高，“大专”学历吸引力已经不大，很多人把目光瞄住了“本科”，但必须是国家承认的毕业证，家长们才放心。登封市教委招办主任谈得更坦率：我们这个地方借助嵩山少林寺旅游胜地，经济发展也属河南“十八强”，但市里用人尚未打破计划经济的模式，必须有国家派遣证的大学毕业生才接受。而登封的老百姓观念多保守，从登封考出去的学生百分之八十毕业后都会返回本市。私立大学发不了派遣证，学生怎么可能去读呢？更重要的是，登封这个地方老百姓的人才观念、就业观念都比较落后，把上大学与就业划等号，认为通过人事部门分配、成了“国家干部”，才算“有身份”，大学才没有白读…。
其实，这不光是老百姓观念落后的问题，而是非常实际地反映了中国的制度现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个公立大学的毕业生确实都会得到一个“国家干部”的身份，都会被“分配”到某一个部门工作，在工资、职称、户口“农转非”等方面享受相应“待遇”。改革开放20多年，经济领域的计划模式已经被打破，但教育领域却远非如此。迄今为止，人们只看到学生分配环节的计划经济格局被撕开了，公立大学的毕业生也开始走上“自谋职业”、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道路，但其它似乎依然如故。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在“非学历”私立大学不被承认的背后，乃是一个巨大的体制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民办高校中的“非学历校”只得组织学生去参加“国家考试”，以便学生能够获得“国家承认”的毕业证书。这样，它才有可能招到学生。这样的考试包括“自学考试”和“学历文凭考试”，几乎所有的民办大学都在开设自考类专业，包括我们卓达大学在内。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民办大学都带有自学考试辅导班的性质。“学历文凭考试”还处于试点阶段，不是每个学校都可以办，必须经过审核、批准。我现在想提出一个更深入的问题请同学们思考：为什么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一定要“国家”承认，才具有合法性？“国家承认学历”这个获得法规性认可的事实，其内在合理性又如何？ 如果只是从国家考试才能保证教育质量的角度来寻求“国家承认学历”合法性的辩护，那么这只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而已。我可以论证为什么以应试教育为中心的自学考试与文凭考试并没有真的提高教育质量；更何况还存在着大量无须通过“国家考试”、国家照样也承认其学历的“普通高校”（其中绝大部分是公立大学）。另一种辩护来自下列担忧：即一旦没有“国家认可”的强制性规定，就会导致滥发文凭的混乱现象，使大学文凭丧失其应有的严肃性。这个观点乍一听似乎有道理，细想起来仍属似是而非。市场有市场自身的逻辑，教育市场本身在其运转过程中自然会淘汰不合理的教育服务供给方。只要把市场的规范条件与游戏规则制定清楚了，其余的事情应该让市场自己来处理。这就如同足球比赛，“国家”的任务只是制
定规则，而不是亲自充当裁判，或挑选选手。
说到底，“国家承认学历”的现行制度框架乃是体现了大一统国家体制的权力特征，它仍然是国家“严格控制”私立大学发展的基本政策格局的产物。而据我看，这种制度构建的内在弱点与中国开放的总趋势是不相吻合的，与中国现代大学制度重构的总目标也是不相吻合的。把私立大学的考试权、毕业证书颁发权集中在国家手中，势必大大弱化私立大学作为公民社会成员的社会结构性功能，也有悖于大学独立、自治的现代大学理念。讲得更透彻些：毕业证书发放权以及与此相关的考试命题权、阅卷权应属一个合法办学主体的基本办学权范畴，它是不应该被剥夺的；至于它的“含金量”如何，只有社会才是最权威的评判者。这个“社会”包括了家长、用人单位以及一切可以对学校的办学质量做出评价的团体与个人。政府在评价某一个学校办得好坏方面，往往倒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政府得到的信息通常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政府以行政方式介入本应由学校自己或社会、市场决定的事情，其结果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再举一个我认为对私立高校带有歧视性质的规定，这就是“称谓”问题。熟悉民办教育的人都知道，在很多“非学历”私立高校的称谓中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在校名里总要加上“研修”“专修”一类的字眼。比如卓达大学，根据北京市教委批准文件，我们这个学校的名称是“北京卓达经济管理研修学院”，而不是“卓达大学”，因为我们这个学校还没有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的资格。即便那些有学历证书颁发资格的私立学校，校名前边也要有“民办”二字，如福建有个华南女子学院，其全称乃“民办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早在1987年，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就曾颁布文件规定：“社会力量举办学校的名称，应体现其类别、层次，需名副其实。”1994年，国家教委又颁布一个文件，专门就天津第二教育局关于“社会力量”举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名称问题的请示做出批复，规定民办非学历校的名称可以为××进修（专修、培训、自修、补习）学院或中心，但不能称大学。我揣摩发布这个文件的动机，一是为使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有所区别，二是为使私立校中的“学历校”与“非学历校”有所区别，如此才能体现办学“类别”与“层次”，使其“名副其实”。如果从国家一统体制对“学历资格”认定的严格掌握这个传统看，通过“正名”强调上述“区别”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结果。再加上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一些办学者热衷于“拉大旗做虎皮”，动辄把学校的名称搞得大大的，越“响亮”越好，以利招揽生源、扩大影响，在这个背景下，严格规范办学层次与学校名称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很多私立高校的一线操作者仍然认为这种称谓上的规定乃是对“民办”大学的歧视。在我和王桂兰博士于2000年搞的一个针对民办大学校长的《访谈问卷》中，专门有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名称须冠以?专修?、?研修?、?培训?等称谓的要求，您认为是否合理？”结果有80％的校长认为“不合理”。虽然那次参与问卷调查的校长不多，但这个比例仍然能反映一定问题，一种情绪。我以为，不应该否认根据不同办学层次对学校类别予以适当划分的合理性，也没有必要否认这种划分应在名称上有所体现，如实施两年制大专教育的还是称“学院”更恰当，本科以上教育才是名副其实的“大学”。但是，一定要通过
“民办”、“研修”、“专修”之类字眼把公办校与私立校区分开、把学历校与非学历校区分开，就是另一回事了。在中国20世纪前半叶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中，好像还没有听说过类似的事情；当代国际高等教育也没有提供相近的经验。我还以为，如果对学历颁发资格的国家控制及与此相应的教育整合本身就是不合理的，那么作为其结果的国家教育法规关于私立高校称谓的种种限制自然也是不合理的，不管有多少似乎能证明其合理的现实根据。就实践结果而言，国家一统体制下对私立大学的“另眼相待”，势必导致权力机构本身乃至整个社会对“民办”高校的歧视。称谓上的歧视不过是众多歧视现象中的一种。
至于民办高校内部存在的问题，当然也可以举出很多。比如，目前大部分私立大学的管理还不是很规范，有不少学校缺乏骨干教师和优秀的行政管理者，学校投资方和管理者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理顺。有些民办学校一心钻在“钱眼儿”里，甚至干些坑蒙拐骗的勾当，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损害了民间办学的声誉。这是大家都在谴责的现象。在加强私立大学的内部管理方面，我们还要炼“内功”，这些我就不多讲了。面对同学们，我倒想讲一讲和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有关的问题，这就是校园文化与学生自治。从教育学角度看，“校园文化”之重要是一个本来无须更多证明的话题。对于跨进大学校门、正在进入成年期的男女大学生来说，成百上千青年人聚在一起的集体生活是一种与儿童和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完全不同的经历与感受。一方面，离开父母的呵护，每一个学生必须学会独立地处理生活中的各种事务，学会自主、自立，学会在自主基础上的选择；另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同学的交往，又会使作为个体的学生接受更多的信息，丰富其对社会、对世界的认识（因为他的同学可能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更重要的是，这种交往将提高学生的理性沟通能力，促进其心理的成熟与个性社会化的完成。这是仅就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而言。在大学中，还有一种重要的交流，就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不要以为师生之间的交流仅仅局限在课堂上，那就错了。组织良好的课堂教学固然是老师与学生对话的重要场所，但远远不够；宿舍、饭厅、图书馆的走廊、球场边的座椅，都是教师与学生谈心的好去处。从现代大学的人格本位教育高度言，校园文化的根本使命是陶冶学生的心灵，锻炼学生的自治能力，养成自主、自立、民主、宽容的胸襟和刚正、坚毅而又善于合作的良好气质，为将来进入社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奠定坚实的人格基础。
就重建中的中国私立大学而言，不可否认，许多办学一线的校长、管理者深深懂得校园文化对学生的重要，但下面这些不利因素往往制约了他们的才智与想象力的发挥：第一，许多院校的设施简陋，连校舍、教室都是租的，至少在空间意义上，这样的学校根本谈不上有“校园”。但是，营造一个集体性精神自由空间是需要一定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作为前提的，这种尴尬处境使得不少有才华的校长深感“无米之炊”带来的苦楚。第二，硬件设施比较好的学校（无论是第一代创业者艰苦奋斗打下的基础，还是第二代创业者挥斥巨资置下的校产），又往往缺乏校园文化应有的气氛，尤其是人文气氛。这与学校专业设置的偏狭有关（中国的私立高校多开设应用性专业，很少或几乎没有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基础性专业），学生们有地方打球，开联欢会，但更高层次的精神沟通（学术演讲，各种类型的学生结社）则明显
缺乏。第三，大量兼职教师的存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师生交流的重要障碍。我想就此多说几句。大家知道，构成当代中国私立高校的一大特色是很多院校没有或只有很小的专职教师队伍。兼职教师过多，与专职教师不成比例，这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私立大学重建所特有的社会条件促成的。学校解决不了教师的住房、职称之类问题，自然也就不敢聘用“专职”的教员。然而，对于一个大学来讲，这种状况是非正常的，对学生培养是不利的。即便是网络时代，也永远替不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切磋与沟通。我们卓达大学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专职老师，这很好。但并不是每个民办大学都能做到。
再来说说学生自治。校园生活的主角是学生。福建仰恩大学的建校宗旨我认为很好，它突出地表明了人格本位的学生教育理念：“学会做人，笃诚守信；学会做事，创业有成”。这个学会“做人”、“做事”体现在学校日常管理和学生活动的各项细节中，用仰恩大学一位负责人的话说：“一个学校的全部学生活动由学生自己组织，学校就算办成功了。”一般来讲，学生活动的组织者是校团委和学生会。在仰恩，学生会的角色比团组织重要得多，大量的学生活动都由学生会主持。为了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学校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掌握一种乐器，并组成学生交响乐团，经常给校内和本地居民演出。有些教学环节，也通过学生自治的方式来安排。比如，为了强化素质教育，仰恩大学不再要求学生通过国家的英语四、六级考试，而是制订仰恩大学自己的四、六级实用英语考试计划，并编写了相应的教材。仰恩基金会要求这个本校四、六级考试要高于国家水平。为使学生达此标准，学校每个学期都要举办三次英语演讲比赛，以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各班则每周有1～2次英语角活动，学生会在这些活动中充当了重要的组织者角色。由于我手头掌握资料的有限，肯定还有更多样、更优秀的学生自治活动存在于今天中国的私立大学中，有待人们去挖掘。不过总的讲应该承认，中国私立高校的校园文化和学生自治目前还处于较低水平。造成这种现象可能有多种原因。从办学者这个角度看，出于谨慎、“怕出事”而对学生活动持消极态度可能是原因之一，其结果，在学生管理上往往是严格纪律管束有余，鼓励个性发展不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心态可以理解，因为它再次牵扯到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待遇”上的某种不平等。这里所谓“待遇”指学校一旦有“事端”发生，来自政府、社会的截然不同的反映。随便举个例子：假如国办校发生学生致伤、致残事件（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虽不是好事，但终不会给学校的正常办学带来什么影响；私立高校要是碰到这种事，麻烦就大得多了。再假如不小心失了一把火，对国办校就是烧掉几间房子，具体责任人承受行政或纪律处分而已，而民办校恐怕连牌子也保不住了。事实上，每个一线的大学校长头上都永远悬着这把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有人产生学生活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让学生“自我管理”就更觉放心不下了。和同学们谈这些问题，是为了让大家体会到干成一个事业的不容易。当然，学生自治还是应该提倡的。这对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有很大好处。记得2000年1月我率领卓达教育考察组访问深圳大学时，曾与该校党委宣传部的赵晓明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赵老师以十分有力的方式强调了大学学生教育中变学生依附型人格为独立人格的重要性。学生既然已经满18周岁，他们就是国家公民，就要具备一个公民应该具备的行为能
力与责任意识。大学不应再是“保育院”，只充当“保姆”角色，而是使学生学会如何做公民的训练基地。赵老师还认为：必须改变传统大学对学生的“管理”方式，变“管理”为“指导”、“服务”。深圳大学很早就设立了“学生心理指导中心”，同时设学生工作部，专门为学生服务。应该说，这是一种体现了开放式教育思想的学生培养模式，符合现代大学理念中人格本位教育的核心精神。
总之，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重建虽然还面临许多问题，但它毕竟是一条已经驶出港湾的船，路途艰险却前程灿烂。关于如何促进中国私立大学事业的理性发展，我在2003年发表的、和王桂兰博士合作的一本书――《重建中国私立大学：理念、现实与前景》（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中提出了10条政策性建议，不妨把这些建议的标题列在这里，供同学们思考。有兴趣的同学还可以把这本书找来读一读，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就有。
这10条建议大多是关于宏观政策改革的。它们是：
第一项建议：积极推进私立高等教育的立法工作，使民间办学与政府办学在法律地位上具有实质意义的平等。
私立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应在求民间办学与政府办学具有真正平等的法律地位。强调真正的平等，当然绝非空穴来风。这里的意思是：“平等”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口号上，而必须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予以体现。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现实生活中还有诸多“有法不依”、“执法犯法”、用隐蔽的手段破坏公开制度规则的现象，则私立高等教育立法就更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反复实践的系统工程。
第二项建议：逐渐缩小对私立高等教育“管理”的国家一统体制的作用范围与“计划经济”成分，使私立大学合法身份的认可从政府“批准”向社会“承认”过渡。
国际众多经验表明：私立大学办学的合法身份、证书发放等由“国家认可”变为“社会认可”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是变革国家一统体制、保障大学独立、确保大学的教育教学内容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依靠“公共领域”和民间力量使高等教育保持其内在统一性的一贴良方。当然，与看病一样，当病人的肌体过度虚弱时，药下的不能太急，否则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在目前中国私立大学自身成长仍不够成熟，社会大语境中亦存在多种不健康因素的条件下，这个私立高校合法身份由国家认可走向社会认可的过程，宜分两步或更多阶段性步骤实施为佳。比如，可以考虑暂时保留目前实行的国家“办学许可证制度”，也就是说，一个新的私立大学之合法办学身份的获得，仍需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但既然承认了人家的合法办学权，政府也应相应承认办学单位有自主安排教学、自主组织考试、自主判定学生的学习成绩、自主颁发本校毕业证书的权利。至于这个毕业证国家是否承认，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你可以暂且不承认，让社会去鉴别，但不能连“毕业证书”都不让人家发，因为这是对合法办学主体基本办学权利的剥夺。更进一步的动作则是在社会语境相对好转、私立大学本身的运作也走向成熟时，使“社会认可”走上日程，同时变办学合法身份的“政府批准”为“政府备案”。完成这个步骤将意味着政府职能较彻底地从垄断型“管理者”转变成了服务者，这将是中国高
等教育宏观“管理”领域的一场革命。
第三项建议：尊重大学教育、学术独立的原则，形成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兼容并蓄、宽容异见与鼓励多元化的格局。
我想再次强调：作为知识传承之所，大学之责乃在于向学生、向社会提供开放的普世化文明教育。“普世化”的意思就是说：大学要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汇总起来传授给学生，而不能局限于一个民族、一种宗教、一个党派、一种“主义”。世界是敞开的，学生的心灵也必须是敞开的；惟有此，人的潜能的展开与生成才会成为一个全方位的过程；他（她）才会具有包容这个五彩缤纷却又复杂怪异的世界的能力，教育作为理性的文化再生产也才会真正获得创造性的张力。目前要做的则是：扎扎实实地进行中国公民的启蒙教育， 使现代宪政精神与公共理性更深地扎根于一代又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中国公民的心灵中。这是中国所有大学、包括私立大学责无旁贷的任务。
第四项建议：创造条件，疏通渠道，鼓励形成多元化的中国私立高等教育融资机制，逐步建立合理、健全的私立大学公共产权结构。
只有建立起真正公共化的大学产权结构，才能最终解决私立大学结构稳定性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多解释几句：我们发现，现今中国搞的比较出色、办学主张与办学实践颇具叛逆性的那些私立高校，其产权结构几乎都是单一投资主体型的，这势必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不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因为其成败荣辱往往系于单个企业本身的兴衰、甚至系于投资者一人之身。“老板”个人的任何偶然变故都可能影响乃至危及整个学校的命运。这是极可堪忧的组织结构形式。可怕的是，我们很多私立高校、包括那些办的相当出色的私立高校，其组织结构都未出其右。说的形象些，这是埋在中国私立大学发展道路上的定时炸弹，不加以排除，迟早要给这项事业造成损失，甚至重大损失。正因为此，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推动私立大学产权的公共化，应是保证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策。
第五项建议：作为前一项建议中有关形成多元化融资机制的应有之意，政府自身应明确承诺从经济上支持私立大学的义务，这不但构成私立大学融资渠道的一个新来源，而且有助于形成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平等竞争的新格局。
第六项建议：改革人事制度，建立教授自由流动的体制，使教授在大学之间有更多选择的余地，这不但有利于建立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之间，以及各个私立高校之间合理的人才竞争机制，也有利于真正的、卓有成效的教授治校制度的形成。
第七项建议：解放思想，大胆向前看，在办好应用型专、本科私立高等学校的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向现代研究型大学发展。
从弘扬现代大学理念的根本精神、建设真正高质量的公民社会系统、为中国制度现代化提供具有民间思想库性质的研究组织意义上说，在未来中国私立大学队伍中出现一批以学术型、研究型为主干的新型高等学府，实乃发展之必须，形势之必须，中国未来前途之必须。当然，这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准备和积聚、历练过程，目前条件还不充分。事实上，实现这一目标，不但要求私立大学本身有足够程度的发展，而且要求整个社会的制度现代化水平跃
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要求政府改变目前只把民间教育视为国办教育“补充”的陈旧观点和把私立高校的办学层次局限于以专科教育、高职教育为主的政策格局。简言之，成就中国私立研究型大学，需要整个社会（包括政府与民间两方面）解放思想，共同创造条件。这个共识形成之日，才能谈得到中国私立大学向世界名校看齐的问题；而唯有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有了实质意义的进步，思想开放与学术自由成为华夏大地之现实时，中国私立高等院校中出现东方之“哈佛”，东方之“牛津”、“剑桥”，东方之“斯坦福”，才能从梦想变为事实。
第八项建议：积极推动“中间地带”发展，鼓励高等教育中“公立”部分与“私立”部分的融合交叉，鼓励公立院校本身的改革、改制，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办学格局的形成，同时警惕私立高校中的“学历校”向传统体制的回归。
所谓“中间地带”，指纯国家办学与纯民间办学之间带有各种结合特征的办学形式。历史地看，这种结合曾有过某种无可奈何的味道（如北京海淀走读大学不得不采取“民办公助”的形式）。近年则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寻求二者的结合，尤其是公立院校，趋向于把引进“民办”机制视为自身改革的重要内容。更彻底者，甚至主张通过改变产权、隶属关系、董事会组成等把原来的“公办”变为“民办”。我以为，在未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除了比较纯粹意义上的私立高校外，这个“中间地带”将是极有生命力的一块民间办学生长领域，正是在这个领域中，有可能完成公立大学“转制”的变化过程，并减少这种转化将要付出的制度成本。
“警惕私立高校、尤其是私立高校中的学历校向传统体制的回归”说的是一种相反趋势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由于到目前为止，“学历校”在政府管理、专业设置、招生、收费等诸方面还有大量“计划经济”的制度要素，一个私立院校一旦获得“国家承认学历”的“殊荣”，被纳入“计划招生”范围，就马上面临着被传统体制同化的危险。如果办学者再缺乏创新意识，囿于国办校办学的老经验，则极有可能形成除了投资者不同外，其他与国办校并无多大区别的局面。如此，我们的私立高校无非成为三流公立大专院校的补充而已。这种可能性值得引起中国私立大学办学者的高度警惕。
第九项建议：加强私立高校彼此之间以及私立高校与包括媒体、其他公共机构、研究咨询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形成有利于促进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公共领域，探索植根于民间的私立大学行业整合模式，在完善行业内部自律机制的基础上，有效地维护私立高等教育整体的合法权益。
新闻媒体、各种民间或半官方的民办教育研究与咨询机构组织，都可以成为促进中国私立大学行业整合的有效力量。一方面，通过揭露各种教育腐败，它们可以帮助私立大学更好地进行行业自律；另一方面，媒体、各类公共研究咨询机构本身又是公民社会的构成部分，与作为公民社会重镇的大学一样负有维护社会正义、抨击社会丑恶的使命。在当代中国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失衡、金钱和权力成为社会运行的支撑点与大语境的情形下，中国私立大学与媒体及其他公共机构联合起来，以公共理性、社会正义的形象申扬于社会，将有助于社会整体的大环境向健康的方向转化。
第十项、也是最后一项建议：深入展开、推进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使中国私立大学重建的伟大事业建筑在更具有前瞻性、客观性的科学认知与战略设计基础上。
我想，如果这些建议都能落实，我们私立大学的未来就将充满希望。让我们共同为此而努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