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甲：长征，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乙：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爬雪山、过草地，挥师北上
丙：叶挺独立团攻克汀泗桥、贺胜桥，直逼武昌城
丁：长征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A．甲、乙B．甲、丙C．乙、丁D．丙、丁题型：读图题难度：偏易来源：不详
C
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红军长征的准确认识，依据已学知识可知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后组成）、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分别从各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经历了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到达陕北，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乙、丁符合题意，而甲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丙发生在北伐战争中，故选C。
考点：
考点名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比较：
1、共同点：
（1）都形成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核心。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2）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共和中国革命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3）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遵义会议为长征的胜利，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2、不同点：
（1）所处环境不同；遵义会议处于长征时期和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危险环境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处于建国后粉碎四人帮后安定时期。
（2）讨论的议题不同，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等人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纠正了“两个凡是”的思想错误，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而且还提出了经济上方针。
遵义会议召开：
1、背景：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
2、内容：
（1）全力纠正了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
（2）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
（3）选取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最高指挥权。
3、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的政策问题，妥善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这次会议在及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用“左”或“右”来区别派别的习惯来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级会议。当时的国民公会里山岳派在左，吉伦特派在右。山岳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革命民主派，因坐于会议大厅的最高处得名。1792年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
哲学上讲：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就是正确的认识，如果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当时的实际，就是正确的；如果超越了当时的客观实际，做了条件不成熟的事情就是左倾盲动（冒险）主义；如果落后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成熟了还不去做某种事，一般叫右倾保守（投降）主义。
在战争年代，党内“左倾”容易走向关门主义，“右倾”容易导致投降主义，因此要反对“左倾”、“右倾”，但主要是反“左倾”的冒进性。在和平时期，党内“左倾”容易走向空想主义，“右倾”容易导致妥协主义，因此还要反对“左倾”、“右倾”，但主要是反“右倾”的保守性。其实，“左”与“右”的区别由来已久。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就说过：“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考点名称：长征的开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对中央根据地，蒋介石动用50万兵力，分路“围剿”中央红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李德等人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策略，后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采取“拼命主义”，最后发展成“逃跑主义”，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1、背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高举革命旗帜，逐步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蓬勃发展。从1930年底开始，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他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企图消灭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开展了英勇的反“围剿”斗争。
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指挥和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了四次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1933年9月，国民党当局以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1934年10月中旬，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并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
2、时间：1934年10月
3、地点：江西瑞金。
红军长征主要事件：
红军长征初期的状况：
由于当时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且将各种仪器均随军携带，导致行军队伍缓慢。红军虽然英勇作战，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自己也损失惨重，至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已经锐减至3万余人。而且这时国民党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调集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力争下，中央红军改变了原先的战略计划，决定争取主动，向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红军在占领通道城后，立即进入贵州东部，一举攻克黎平，强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会宁会师：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1.长征胜利的政治意义：
（1）长征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完成了战略大转移，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中国共产党以陕北作为根据地，将中国革命的胜利推向全国。
（2）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把党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西北、红军主力转移到抗日前沿阵地的战略任务，为党和红军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3）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路线和斗争路线的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的正确性。
（4）通过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的指导地位。正因为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党才能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
（5）长征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建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并以其为基点，使中国共产党有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了稳固的后方。
2.长征胜利的军事意义：
（1）长征的胜利说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也是我军优良传统的核心和灵魂。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战无不胜的法宝。
（2）长征的胜利说明，只有思想、路线上的团结，才能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
（3）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井冈山时期，中国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随着“左倾”思想占领主导地位，红军在军事斗争中节节败退，最终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长征。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了伟大的遵义会议，彻底清算了“左倾”思想，会议集中地解决了最迫切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作战原则。从而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会宁会师纪念塔：
长征精神：
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通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考点名称：红军长征红军长征：
长征为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团、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分别从各中央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撤退和转移。其中红一方面军行程在二万五千华里（12,500公里）以上，因此又称二万五千里长征或万里长征北上抗日。长征过程中，红军被迫穿越大面积的雪山、高原草甸、永久冻土带和无人区，主力由出发时的30万人锐减到2万5千。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后，红一、二、四方面军1936年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力量。红军长征：
1934～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红军长征路线图：
张国焘：
（1897年－1979年）字恺荫，又名特立，笔名和化名有：张特立、特立、张彪、凯音、张特、天师、国焘、焘等。俄文名字：阿莫索夫。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8年被开除党籍。
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并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书记，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
1931年初回国，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在米夫的操纵下，1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到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
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张国焘晚年一家人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两大方面军作战，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并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
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后，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一说是代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遇上蒋鼎文后到了西安，投奔中国国民党。4月11日周恩来到武汉汉口与张多次协商未果之下，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张的党籍（于4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