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时雨，1908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1927年春入北平法政大学预科班学习。193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在南京被各地学生推举为向国民党请愿示威行动总指挥;抗战全面爆发后，1939年8月被中共地下党华北联络局派遣参加汪伪第六次代表大会，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权覆亡。他先后任南京伪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兼军法处长等要职，与汪的汉奸集团各政要均打过交道，尤其与陈公博接触密切，被汪伪圈子公认是陈公博的亲信。通过这些渠道，李时雨为中共获取了大量日伪核心机密战略情报，并营救了一些被捕的抗日志士。解放后，李时雨曾任河南省政协秘书长、北京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职，1999年12月28日于北京病逝。(以下是其对汪的记述)
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被汪精卫迷惑
第一次见到汪精卫是在1939年8月下旬，当时我冒充国民党改组派，以汪伪国民党“六大”代表的身份从天津乘海轮到上海。8月28日，汪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沪西极斯菲尔路76号秘密开幕，汪精卫与陈公博、周佛海等坐在主席台上，我在会场看见了汪。会议只有二百多杂七杂八的代表与会。说杂七杂八一点儿也不过分，我这个与国民党毫无关系的就当了正式代表。会议匆匆忙忙地通过了选举汪精卫为中央执委会主席议案就于6月30日草草闭幕。我这次对汪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六大”后，我被任命为伪国民党北方党务办事处下属的天津市伪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我得到伪北方党务办事处通知，汪要接见河北省、北平、天津的党部常委，了解“和平运动”的情况，并指示今后工作。当时我们共去了12人，抵沪第二天上午就到愚园路汪官邸的一栋三层的花园别墅，进入二层的客厅。我们刚刚在沙发上坐好，汪精卫就穿一身崭新的浅兰色西服进来，同我们一一握手，寒暄问了各人的姓名，然后就让我们汇报。他说：“大家随便谈，不要拘束。”我因为有搞情报的思想准备，就第一个起来问：“我们搞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汪精卫说：“这次和平运动是救国，关键是解决好中日关系。现在的形势说明中国打不下去，打下去最后只能是国民党垮，中国最后归共产党;退一万步说，假使日本失败，国民党也要垮台。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出路。我主张与日本讲和是给全国做个示范，内则完成中华民国建设，实现国父孙中山之遗愿，外则负保东亚之责，实现国父之大亚细亚主义。当前是要把国民党失败丢掉的地方收回一点，尽快实现还都组织政府，进一步搞好和平反共救国。”
我问：“我们承不承认满洲国?”汪精卫含含糊糊地说：“对满洲国能不能统一于我们的政府没把握，但我们要争取，争取，所有能争取的都要争取。”
我又问：“日本人利用我们，将来我们能否像溥仪那样成为傀儡?”
汪精卫表示：“不会。日本人吃不了那么大，他们是想吞并中国，但他们吃不下去。我们成立政府，满蒙现在看来是拿不回来，但我们要争取做工作。我们要把国民党丢失的要回来。蒋介石也并不要一直打下去，我们也要和他合作。我们和日本订了和平大纲，原则是善邻友好，共国防共经济提携，中国真正实现和平两年后，日本撤兵。当然这个目标实现要有很多周折，我们要努力争取。”
我问：“现在日本军方对我们不支持，我们在华北搞和平运动，可能性如何?(我这是指华北汉奸怕汪伪夺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串通华北日军不支持汪伪一派的活动)。”汪说：“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他们(指华北汉奸集团与华北日军方)还不理解我们建立国内统一政府的意图，日本内阁是要和平的，在外的军人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了解他们政府的意图，也能逐步了解我们的和平运动。”
我说：“我们过去参加过抗日运动，日本对我们是否算账?”
汪答：“没问题，我们要审时度势，要承认我们是失败者，日本已经站在我们头上。”汪谈得最多的是：“中国汉文化博大精深，有几千年历史，日本到中国来，慢慢地一定会被中国文化同化。辽金元清进入中原，到最后还不是归化，被我们同化了。”(我们插话：“今天的时代已不是那个时代了”。)汪说：“这一点你们不要怀疑，我在日本留过学，他们地处岛屿，想找个好地方生存发展。元忽必烈那么强悍，满清那么强悍，都没在中国统治到底，日本也一样。”汪说：“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所以我们不是卖国，而是真正的爱国，我们不能眼看中国共产党坐大，把中国引向灭亡。”
我问：“日本在中国扩张会不会引起英美干涉?”
汪说：“没法妄断。但日本要吞并东南亚，可能性很大，英美他们能走到什么情况，也说不定。”汪在谈话中还透露了他与日本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的内容，说这些和平条约来之不易，对中国有利，是他和周佛海努力争取的结果。汪在别人讲话时细听，不急于回答，答时总以商量口气，常说：“对不起”，“你看怎样”，力图给人很客气、很诚恳的印象。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被他迷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