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碎片集》
作者:李泉佃
出版:鹭江出版社
时间:2014年9月
定价:42.00元
本书为著名杂文家李泉佃先生的杂文新著，收录了百余篇文章，以“老报人”的独特视角，洞察社会万象，品评人间百态；够辣、够味，引人深思。
李泉佃是厦门日报社社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授予“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称号，福建省新闻出版局授予“福建省新闻出版行业杰出人才”称号。坚持杂文写作三十余年，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作品或开辟专栏，不少文章被广泛转载。
【鹭岛书事】
一沙一世界，我们不必怀疑细小事物的力量。大闸蟹、野导、电高压锅、罐装空气、拔牙、骗术、微信段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个碎片，在高手眼里，全变成了生动的细胞切片，见微知著，指向社会的某种病变，所涉大矣。这是《碎片集》给读者的感觉。
《碎片集》是李泉佃先生的第四本杂文新著。李泉佃先生是厦门日报社社长，厦门读者早已熟悉他的新闻抱负；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著名杂文家，《碎片集》则呈现了他的思想情感和性格特征。杂文是爱憎分明的一种文体，了解一个作家，最好读他的杂文。
作为一位有三十多年报龄的“老报人”，《碎片集》作者对当今社会的观察，因敏锐的新闻感知力而独具特色。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传媒业的压力和艰辛。许多杂文家只是简单地就媒体报道的一则社会新闻展开议论，但他明白这条新闻是如何采编出来的，哪些内容隐而不露，哪些话语是遵循“惯例”。他的思考更有力，首先是因为他的观察比别人更贴近现场。
《碎片集》的最大特点是诚恳、理性。我们读过不少刻薄、讥讽、犀利的杂文，一时痛快而已。比较起来，李泉佃先生的杂文从日常经验出发，诉诸常识与理性，孜孜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显得特别诚恳。他的杂文是手术刀，锋芒逼人，但没有杀气，我们感到的是医者的一颗仁心。
《碎片集》的语言多用短句，简洁朴实，如话家常，却耐人寻味。书中所配漫画，出自厦门晚报首席编辑、著名漫画家刘翔先生之手，意趣动人。二者相得益彰。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编者
□文/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水涌
“人是要有点思想的”，是这本随笔杂感集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在这篇杂感中，作者说，在这个“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的网络时代里，“人云亦云”成了人们焦虑的原因，所以，人不能失却“独立判断能力和质疑精神，说白了，就是要有点思想”。对于这样的表达与思考，我是欣赏的。世间的人们虽然不可能个个都是思想者，但生活在世间的人不能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否则，他就仅仅只是一具被掏空了的躯壳，尤其在我们这个全球化、多元化、每天每个人的24小时都要接受爆炸式信息轰炸的时代里。
关于这个时代，人们已经说得很多很多，什么“网络的时代”“图像的时代”“时尚化的时代”，什么“被影响的时代”“无趣的时代”“影子化的时代”，当五彩缤纷的命名指向一个时代的生活与文化时，实际上说明了这个时代生活的“无名”状态。“无名”意味着命名者的困惑与焦虑，意味着生活与文化的零散化，于是我猜想着作者将这本集子取名为“碎片”的用心，它既是对一个失却主体的零碎现实与生活的关注与捡拾，也是以自己的思考对一堆碎片作一次思想的整理与审视，而不仅仅是指这部集子的表述方式。
现今，生活是越来越轻松，但内心的困惑却越来越沉重。你不明白，一个塑造崇高形象的影星会笑容满面地向人们推荐假冒伪劣药品，一个迎接新生儿诞生的“白衣天使”竟将初生的生命当作自己赚钱的商品；在公园里做着儿童操的是一脸天真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在路上的却是满脸沧桑的孩童；更有那新鲜的角色转换，学者出入于各种名目的会场、论坛，交际变得比学问重要，商人读起这个“BA”那个“PA”，知识的殿堂里表演起人与资本的角逐。这世间的生活正在超越常人的想象，方圆不再方方圆圆，底线不再是牢不可破的防线，人们一个个行色匆匆，忙碌不堪，似乎都在追逐着什么，却又不知道自己追逐的是什么。这时候，实在特别需要我们停一停脚步，想一想我们周遭的现实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想一想300多年前那一位叫曹雪芹的中国人给予我们的启示，他老人家在那部被王国维大师称为“哲学也”的《红楼梦》中，用一首《好了歌》捅破人类茫然的天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世界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反认他乡是故乡”的事了，只是你得有脑子，有判断，有忧患，有自己的性情，有自己的所爱甚至愤怒，才不至于“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碎片集》便是这样一部用脑子、用判断、用自己的思考与感情写就的随笔杂感集。
集子所收的是作者李泉佃近两年有感而发的短文，是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和写作者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与阅读中，对自己感触到触摸到的现实问题、文化问题、精神问题的任意而谈之作。这里有作者从“中共高层领导阵容”特稿中闻到的倡导新风的敏锐与喜悦，有为一个拉扯百来个弃婴的普通女性而呼唤焦裕禄“魂兮归来”的焦虑与忧患，有从美国的黄金大米引发的对友邦的诧异，也有因厦门一个小区小广告泛滥而发出的感慨与愤懑。食品安全，医患矛盾，天空中的雾霾，地面上的野导，多伦多市长的被免，中国乡村的村选，衡南的转基因试验，德国的大闸蟹输出，A货、剩女、明星广告等等，世间百相，应有尽有。
当你阅读这些“碎片”的时候，你便会目睹了这些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生百态与当下之怪现象，尤其是那些引发过传媒讨论、大众关注的社会热点和生活热点。从那简洁朴素的文字里，能读到一位包含着多重身份的写作者的一份思考、一份热忱、一份爱憎，自然，这些文字中还有博饼的体验、庙堂与江湖的感悟以及交朋友的情趣、咖啡美酒的香味，让你从中看到一份严肃的思考实际上也是一种真实性情的表达。
李泉佃的《碎片集》有大量针砭时弊、剖析社会问题的杂感，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这是他敏锐触及现实的实事求是表现，作为一家党报掌门人、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这是他良知、理性与责任的表达。
《打蛇打七寸》从一个当医生的“良知折磨”说起，谈论的是医院与医生受贿问题，追究的则是医疗改革的成功失败大政；《手纸、农药、烟草及其他》以有趣的联想，用一个皇帝丝绸如厕的故事，将三个风马牛不相干的东西捆在一起说事，鞭挞的是因“GDP挂帅”“GDP迷思”而损害消费者、牺牲民众的政府行为；《排名的困惑》从地方报纸的“为名所困”现象起笔，追问报纸被揶揄为“报社组织部”的缘由，吐露出媒体在领导报道方面“两头受气”“惴惴不安”的苦衷，背后讽喻的是官僚主义作风在媒体报道上的体现；在多伦多市长被罢免事件中，作者想到的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恶习，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荣获“人民社会责任奖”时候，作者则站在保障民众生命健康的立场，义正词严地宣布宗先生“他不配”；在《人体试验考验政府诚信与良知》一文中，当人体试验的盖子被揭开后，作者还要问责，还要政府相关部门做必要的反思，因为事情被披露后，“农业部推给卫生部，卫生部推给科研机构，大家躲得远远的，职责不明，国门洞开”。凡此种种，我们读到的是一份责任，一份正义，一份温和的批评。
当我们将这份责任，将正义与批评跟这位写作者的身份，跟一个城市党报的总编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对这些文字投去尊敬的目光，在有着某种“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官场潜氛围中，一个坐稳了官位的人是大可不必去招惹是是非非的，何况还是写作杂感。要知道，在中国，曾有过一段只属于歌颂的历史时期，那时写作杂感是一种禁忌，因为杂感需要针砭，需要思想的社会的批评，需要锋利隽永的文风。
鲁迅曾说，杂感不是“无情的冷嘲”，而是“有情的讽刺”，一个没有独立思考、没有爱憎、没有情怀的人是不会对人类的文明、对生活其中的社会发出自己心中的议论的，一部好的杂感小品集，就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怀、有学养的人的人格显现，透过那些奇警的、敏锐的、洞察人生各样现象的文字，我们看到的是写作者人格动静的描画，听到的是写作者人格声音的歌奏，感染的是写作者人格色彩的渲染，信笔涂鸦的背后，实际是雕心刻骨的苦心。
李泉佃有这份苦心，这份苦心可以从他那多少有些沧桑的脸上察觉出来，尽管这张脸在厦门的新闻媒体、在宣传口的上层让人感到有些威严有些冷峻，尽管这张脸在严肃中也时常露出一种蒙娜丽莎式的微笑，但它从来不掩饰自己来自中国最为广袤最为底层的土地。
李泉佃总是说自己是农民的孩子，正是这样一种生命源头的记忆与对底层土地的感情，让他在见到乡村堕落时唱了一首感伤的挽歌，让他在遇上一位要改变“贫穷村子百事哀”的学生连任村干部时感慨万千，让他的许多议论维系在最基层、最底层的利害关系上。他的《碎片集》，朴素的文字里流淌着质朴的情愫，倾泻着对底层生命与生存条件的关注，即便是痛切的时弊针砭，也透露着温馨的向往，掌控着“喉舌”所必需的分寸。
我认识李泉佃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那时中国社会虽然快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却依然是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期。少年李泉佃随着家庭从南安的山美水库移民到同安果园公社，也就进了农村中学的同安果园中学，那时我在果园中学任民办物理教员。
果园中学位于同安大轮山东侧五显溪边，虽说是个农村中学，却聚集着一批因家庭出身不好、“政治条件较差”所以从同安一中等重点中学下放来的老师，但这批教师业务很强，这所农村中学因此有了最重要的也是最好的教育资源。果园中学的第一把手是从海军军官转业的叶文川书记，这是一位爱写诗爱读书爱买书又很力争上游的一方诸侯，所以，果园中学倒比其他城市中学有更浓厚的读书气氛。叶文川发动劳动建校，然后将劳动建校节省下来的经费买了图书，在学校办起了一个当时农村中学很少有的图书室，我兼图书室的负责人，选了几个特别爱读书的同学轮流当图书管理员，李泉佃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当时还是一个班的班长，他当班长，是因为学习成绩很好，人很老实，什么事情都会勤奋埋头地干，他当班长能服人，也很得老师尤其是班主任黄阅治老师的疼爱。
在图书管理员中，李泉佃并不是和我走得最近的，他不是那种读完一本书便不吐不快的学生，但却是几个学生管理员中最认真办事、最寂寞读书和老实思考的学生。我那时年轻气盛，又与爱读书的叶文川书记“臭气相投”，所以遇到代课语文，也就不顾及什么后果，抛开课本，大讲基督山伯爵的复仇与于连·索菲尔的个人奋斗，新鲜得农村中学的那些学生一个个张大了嘴巴，搅动起一种莫名的欲望。但李泉佃是个沉得住气的同学，听后并没有像几个与我走得很近的学生那样谈兴未尽，我们暗地里说他是少年老成。
直到两年前，厦门日报社的佘峥递给我一张报社内刊，说内有一篇李总写我的文章，我才知道当年老成的少年，实际上也为基督山伯爵和于连激动过。欣慰的是，在恢复高考头几届的高考中，这所农村中学的高考录取率居然位居同安各中学的前列。李泉佃考上福师大中文系，当年经济上的重大变革刚刚在酝酿，中文系依然是文科中最吃香的专业。录取的都是高考分数很高的学生。毕业后，李泉佃分配到福建日报社，后来被送到同安县政府挂职副县长锻炼，据说为故乡做了不少好事。挂职锻炼结束后不久，他被派到厦门日报社。
在这期间，我在厦门大学，他在厦门日报社，同在一个城市，专业上又相关，却因各自的忙碌而很少见面，但那份从故乡带出来的师生情缘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来越深切。我在厦大的不少嫡系学生，就在他的手下工作、成长，不少都成了报社集团的骨干，他们来我这里叙旧，总会给我带来他们李总的信息，也会说说他们李总在那些场合说到的朱老师。我也会努力从各种文字与时空中，去寻觅阅读这位学生事业与生活的步履。
在他刚任厦门日报总编时，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改革《厦门日报》，那份在他手下变得丰富变得可读变得更贴近变革现实、生活实际与读者的党报，曾经在他刚刚露出新貌时引起不少的议论，我却在不同的场合为它摇旗呐喊。尽管我后来对厦门日报集团在主报与子报的关系上有自己的想法，但对于李泉佃能将一份党报办得如此富有生气，我是尤为赞赏的。
作为总编来，李泉佃并没有忘掉自己也是一位中文学子，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写作杂感，笔耕不辍，而且常常触及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发出一些在人们看来是比较大胆的议论。出于对官场显的潜的规则的考虑，我曾经想劝他停止这样的写作与发表，但最终也还是没有将这样的想法转达给他。因为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一个文学教授，更应当看重这种困难的写作，这种与现实建立起意义关系的写作，只有让社会、让现实进入我们的内心，进入我们的感情过程和思想过程，才是有意义的写作。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无论是写短章的杂感，还是做长篇的叙事，都要通过承担，才能获得超出个人、见证时代的意义，因为，对于写作者来说，“一个时代不是从别处而是从自己的写作开始的。”
凡此种种，当有人要我给李泉佃的第四本杂感集作序时，我便一口应承下来，我对邀请者说:“因缘因果，我都会为《碎片集》写上几个字的。”不想这一写，竟有了五千字的篇幅。但愿读者也会在现实的行走与困惑中，读读那些浸润过感情与思想的“碎片”。
注:本文为《碎片集》序言。
从“闲话”到“匕首”
杂感小品文的传统
随笔杂感最初出现在1915年前后滥觞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报刊上，那时人们称之为小品文、杂感或者“絮语文学”。这种文体来自西方，最早流行于法兰西与大英帝国，是伴随着新闻杂志的繁荣而兴盛起来的短章，西方人叫它essay。厨川白村曾这样描述过这种文体:“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房旁边的安乐椅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便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r（幽默），也有pathos（伤感）。所谈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自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之于即性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
但当这样一种“任心闲话”的“即性之笔”走进20世纪初期中国现实语境的时候，那些“肩负着历史闸门”的现代作家，便将它当作了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武器，乃至鲁迅后来将它用作射向黑暗的“投枪”与“匕首”，这也就构成了中国现代杂感小品文思想上的社会剖析特色和美学上的讽喻幽默传统，有了一种针砭时弊的特别价值，一种小文章管窥大社会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