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国巨贾吕不韦 作者：李钟琴001
经国巨贾吕不韦(1)
前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商业的重视是空前的，“商海弄潮儿”成了智慧、勇气、能力、成功和财富的象征，财经类的书籍成了畅销书，国内外成功商人的“商经”也被许多人奉为圭臬。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古代的商人如何经商？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商经？对我们今天的经济活动有何借鉴作用？
然而不幸的是，中国过去是个重农轻商的国度，自古以来，经商便被视为“贱业”。古代的四大行业，所谓“士农工商，四民有业”（见《汉书·食货志》），商业是排在最后的。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之类，从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这个侧面，也说明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
然而，人类又确实离不开商业。商业，是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早在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商业即已出现。《史记·三皇本纪》载：“炎帝神农氏……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易·系辞下》也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日中时设立集市，招徕四方民众，聚集各种货物进行交易，交易完了，集市也就散了，人们各自得到所需要的物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用八个字作了总结：“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史记·货殖列传》是古代唯一一篇专门为商贾立传的作品，这在当时和之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可谓惊世骇俗之作。虽然司马公的思想是先进的，但迫于世俗的压力，他特意将《货殖列传》放到了全书的最后，以示商人连算卦、看相的地位都不如（在《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之后）。即使这样，仍为一些“正人君子”所不容。如班彪、班固父子便认为司马迁为商贾立传是“轻仁义而羞贫穷”、“崇势利而羞贱贫”。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古时的统治者都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商业却仍是致富最快、富有魅力的一个行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了一句当时的俗语：“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这句商谚所总结的规律，可以说亘古不变，直到今天也没过时。
根深蒂固的专制制度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停滞。在艰难的环境中，中国商人顽强地生存着，每朝每代偶尔也会出现几个富商巨贾。回顾一下他们的经商历程，总结一下他们的商业经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应当不无裨益。
譬如说起当前比较热门的风险投资，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便会想起两千多年前战国后期的经国巨贾吕不韦。
吕不韦工于心计，敢想敢做，“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他在赵国都城邯郸经商时，遇到了被派到赵国做人质的秦昭王的孙子异人，一见之下，吕不韦便萌生了“奇货可居”的念头。将异人当作商品来投资，以期在帮助异人登上秦国王位后收获“立主定国”所带来的“无数”倍的收益。
吕不韦当时并不知道，他的策划和行为毫无疑问地使他成了后世风险投资业的鼻祖。
以投机商业的手段投机政治，由经商而经国，吕不韦的气魄之大、信心之强，眼光之远、心计之深、创意之妙、谋划之秘、办法之多、预见之准、收益之丰……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说他是古今中外第一风险投资商，当不为过。
吕不韦由经商而经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品味、值得思索、值得借鉴、值得扬弃的东西。尤其是他在进行风险投资时的言行，实际上就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宝贵“商经”。
如他所说的“奇货可居”一语，已经成为一句成语。了了四字，便道出了进行风险投资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作为商人的吕不韦将政治也当成了生意，他却有所不知，搞政治不同于经商。在专制时代，经商失败，顶多倾家荡产；而搞政治失败，则会家破人亡，甚至会株连九族。所以，最终，吕不韦还是赔了，赔了个家破人亡，赔了个干干净净。他经商成功后的辉煌和经国失败后的悲惨，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本书着重介绍、分析吕不韦的商业思想和他由经商而经国之历程，其中也援引了一些古今中外富商巨贾的经商案列，作为对吕不韦商业思想的补充说明和引证。笔者希望通过对吕不韦留给后人的“商经”的分析，以及对吕不韦可悲结局的反思，能使读者得到一定的启迪。当然，笔者并非商界之人，限于学识，书中不当之处一定不少，尚祈读者不吝赐教。
李钟琴
2004年初春于淄博
第一章、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一
距今两千二百多年前，正值中国历史上的战国后期。
东周各诸侯经过数百年的互相攻伐，到此时，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最强大的诸侯国。
那是一个狼烟四起兵气连云的时代，那是一个杀人如麻白骨成山的时代，那是一个雄才辈出各领风骚的时代，那是一个逞才炫智风云变幻的时代，那是一个安危无时兴亡有日的时代……
七国之中秦最强大。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奠定了国富兵强之基础，在与周边国家的争战中胜多负少，被六国称为“虎狼之秦”。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那个酝酿“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浪淘尽无数风流人物……
苏秦逞其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六国“合纵”——动员六国联合起来共抗秦国；而他的同门师兄张仪担任秦国宰相后，则针对苏秦的“合纵”之术开展“连横”——为秦游说列国以破“合纵”。他们纵横捭阖，极尽诡谲之能事。
之后，跑到秦国担任相国的范睢提出“远交近攻”，采取对六国各个击破的战略，开辟了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正确道路……
在那个崇尚利益的时代，也有仁人志士试图挽回世道人心。他们席不暇暖，食不甘味，风尘仆仆，四处游说，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孟子在游说魏王不被重用之后，与弟子们著书立说，宣传“仁政”；庄子则崇尚自然，独善其身，主张“无为”；被称为先秦“最后的儒者”的荀子继承孟子的思想，倡导尊士养民，强调既重礼也重法；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则主张实行法治、术治，提出“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
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一时多少豪杰！
乱世之中，赵国却出了一个奇商巨贾。他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对后世的影响，并不比前面提到的纵横家苏秦张仪、儒家孟子荀子、道家庄子、法家韩非子逊色。
他就是吕不韦。
二
战国时期的赵国，疆域在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以及陕西东北角一带。
在中国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晋商曾经呼风唤雨、独树一帜。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早在先秦时期，这一带的商业就繁荣一时。晋商称雄，可谓源远流长。
晋文公之时，山西的榆次、安邑就是有名的商业集镇，对内使“工商食宫”，对外便“轻关易道通商”，涌现出了许多富商巨贾。
吕不韦其实并不是赵国人，是卫国人。《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说他是阳翟人。阳翟即今河南禹县。但《战国策》却说：“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濮阳即今河南濮阳。《汉书》的作者班固曾说司马迁写《史记》多采用《战国策》所载，未免以偏概全。在为吕不韦作传时，太史公偏不采用《战国策》的说法，特意点明吕不韦是阳翟人，可见必有所本。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吕不韦来到了赵国都城邯郸经商。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赵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应该是不错的。之所以如是说，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即与吕不韦同时代，赵国出了许多富商大贾，如猗顿、郭纵、卓氏，都富可敌国。
史载“猗顿居犄氏，用盐盐起”。《孔丛子》说他“大蓄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赞比王公，名驰天下”。他之所以名叫猗顿，极可能与他在猗氏经商有关。猗氏，在今山西临猗之南。现在的山西省临持县王寮村尚有猗顿之墓。书包网 www.bookbao.com
经国巨贾吕不韦(2)
郭纵是赵国邯郸人，主要靠经营冶铁成为巨富。与郭纵一样，卓氏祖祖辈辈都是赵国人，秦国攻破赵国后，卓氏被迁到蜀地，居于临邛，即今四川邛崃。由于卓氏家族都颇有经济头脑，又有雄厚的资本，所以即使在举家迁蜀之后仍是当地巨富。至西汉时，出了个才子佳人相携私奔的桃色新闻：临邛富商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与穷小子司马相如私奔了！而卓王孙就是卓氏后代。
这里还特别需要说一说邯郸城。
邯郸是赵国的都城。在秦、赵、韩、魏、齐、燕六国之间，邯郸处于一个中心位置。高阳先生在小说《清官册》说邯郸“这个地方在战国末期，具有特殊的地位。苏秦佩六国相印、倡‘合纵’之说攻秦，秦以张仪为相，用‘连横’之策，与之对抗，鬼谷子门下的这一对师兄弟，各显神通，结果使得邯郸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的里斯本一样。成了各国间谍活动的中心”。“所以各国以秦为假想敌，有所联络协议，自然以在邯郸接触为最适当。而赵国西部今山西地区与秦接壤，所以不管是各国派间谍入秦，或者秦国派间谍渗透各国，亦都以邯郸为‘前进基地’，久而久之，邯郸便成了一个情报市场。”
在这样一个地方，又造就了个乱世奇商吕不韦，看来实在算不得什么稀奇事。
三
猗顿靠经营盐业、畜牧业致富，郭纵、卓氏靠经营冶铁业发家，这都有史可稽。而吕不韦靠经营什么而致巨富的呢？史家却语焉不详。
《史记》说他“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战国策》只是笼统地说他“贾于邯郸”，也未明说他做的是什么生意。
不过，《战国策》记载的吕不韦与其父亲的对话，泄露了天机。
吕不韦问其父：“珠玉之赢几倍？”
其父回答：“百倍。”
由此可以推测，吕不韦很可能做的是珠宝生意。
其实他具体做什么生意并不重要，一句“贩贱卖贵”，也就道出了商贾致富的要诀。
“贩贱卖贵”，通俗讲来，就是“买贱卖贵”。“贩”，照《词源》的解释，就是“贱买而贵卖”。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就是“投机倒把”。
说“贩贱卖贵”，人们可以接受。但“投机倒把”这个词，却令人谈之色变。因为这个词是与奸商联系到一起的。1949年以后，“投机倒把”便成了奸商的代名词。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重申了五条：
1.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
2.集市管理必须加强，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
3.除了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
4.一切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必须坚决取缔。
5.一切单位的经营管理和群众监督必须加强，建立与健全规章制度，严格财经纪律，堵塞漏洞。
可见，照人们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思想观念来看，吕不韦是个不折不扣的奸商、货真价实的投机倒把分子。
笔者又查了一下，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６日国务院发布、至今仍在施行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规定以下行为构成属于投机倒把行为：
（一）倒卖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自由买卖的物资、物品的；
（二）从零售商店或者其他渠道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的；
（三）倒卖国家计划供应物资票证，倒卖发票、批件、许可证、执照、提货凭证、有价证券的；
（四）倒卖文物、金银（包括金银制品）、外汇的；
（五）倒卖经济合同，利用经济合同或者其他手段骗买骗卖的；
（六）制造、推销冒牌商品、假商品、劣质商品，坑害消费者，或者掺杂使假、偷工减料情节严重的；
（七）印制、销售、传播非法出版物（包括录音录像制品），获得非法利润的；
（八）为投机倒把活动提供货源、支票、现金、银行帐户以及其他方便条件，或者代出证明、发票、代订合同的；
（九）利用报销凭证弄虚作假，进行不正当经营的；
（十）垄断货源、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
（十一）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
可见，吕不韦即使生活在当代，也是个非法商贩。因为他起码违犯了第（二）款“从零售商店或者其他渠道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的”和第（四）款“倒卖文物、金银（包括金银制品）、外汇的”，以及第（十）款“垄断货源、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
尤其是第十一款，一句“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就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放的大筐。
笔者注意到，几乎所有法规都有“其他”一项。实在找不到相关条例，就归到“其他”一条里吧！
可见某些法规的弹性强得很！
吕不韦“贩贱卖贵”，百分之百会“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而且他偏偏经营金银珠宝。在经营过程中，也难免会“垄断货源、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否则，他怎么会“家累千金”？
四
而“贩贱卖贵”、“投机倒把”，就真的这样罪大恶极不容于世吗?我看未必。
所谓“投机”，就是善于找到机会，善于抓住机遇。作为商人，抓住商机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倒把”就是倒手。仅仅囤积货物是不行的，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卖出去，才能获利。
“贩贱卖贵”、“投机倒把”，这是使商业活动活跃起来，使市场繁荣兴旺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商人赖以获利的重要途径，无可厚非。
商业，是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在社会分工出现后必然产生贸易活动，人类在生产生活中需要商业。
早在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商业即已出现。《史记·三皇本纪》载：“炎帝神农氏······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易·系辞下》也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日中时设立集市，招徕四方民众，聚集各种货物进行交易，交易完了，集市也就散了，人们各自得到所需要的物品。
到了战国后期，人们已经由以物易物的商业活动进化为以货币为等价物进行商业活动。大量文物证明，山西是我国使用货币最早的地区。1971年在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商代铜贝109枚，堪称中国铜铸币之滥觞；侯马晋国遗址曾一次出土铜贝1600多枚，属东周初期货币。由此亦可见赵国商品经济发达源头之远。
吕不韦在后来组织其门客撰写的《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句话：“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
有句俗话可以用来加以注释：物以稀为贵。
某个物品供大于求，自然会贬值；而供不应求，则会升值。这是经济学中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吕不韦深谙此理。所以他囤积居奇、贩贱卖贵，成为赵国巨富。
在自由经济时代，只要不出现垄断，货物的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当某一物资供大于求的时候，商人们便不得不降价销售；当某一物资供不应求的时候，商人们自然会提高价格。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当某一物资供大于求了，其利润自然会降低，生产者、销售者便无利可图，如此一来，生产者则会转产别的物品，那么，这一物资便会渐渐实现供求平衡。
当某一物资供不应求了，生产者、销售者便会提高该产品的价格，无论生产者还是销售者，都会获得丰厚的利润，由此会吸引更多的人来生产、销售这一产品，那么，这一产品便会多起来，多了便会贬值，在市场上也就能渐渐地实现供求平衡。
经过市场的调节，物资的价格会随着供求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居于流通环节的商人功不可没。若没有他们贩贱卖贵，便无法实现供求平衡。此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经国巨贾吕不韦(3)
《史记·货殖列传》是司马迁的惊世骇俗之作，从这篇文章中，不仅可以看出司马迁洞察世情，而且也可看出他对社会发展的远见卓识。战国时期，虽然各国都重利轻义，但人们口头上却重儒轻商。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诸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立为举国上下唯一的指导思想，其余一概斥为异端邪说。《货殖列传》由于重商言利，便被班彪指责为“轻仁义而羞贫穷”，班彪的儿子班固学着他爸爸的腔调骂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贱贫”。如今看来，班彪父子的话真可谓腐儒之论！只有到了当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才在那些高呼“越穷越光荣”的人海中找到了大量知音。
五
《货殖列传》中写了许多富商大贾，其中专门写到了善于“治生”的富商白圭。原文如下：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当货物过剩，人们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人们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知道，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他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佣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够不上正确取舍，强健够不上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功的。
司马迁认为，白圭是古代善于经商的楷模。“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可见，在吕不韦之前，白圭便是一个“贩贱卖贵”的高手。他在经商活动中掌握了一个原则：“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丰年谷物价格下降，他就买进；歉年谷价上涨，他再卖出。他这样做，既调节了市场供求，又赚得盆满钵满。
值得注意的是，白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他还是一个学者，是一个思想家。他介绍其经商经验说，经营生意的策略，既要有伊尹、吕尚的政治谋略，又要有孙武、吴起的军事谋略，还要有商鞅的法治思想。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有灵活的头脑和广博的学识。
可以推断，既然“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那么，吕不韦肯定也学习借鉴了白圭的经营思想。吕不韦“贩贱卖贵”，就是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思想的翻版。
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在当代，也被一些头脑灵活的人运用到了股市上。当股价上涨的时候，股民们纷纷跟进，而善于“治生”的人们已经在悄悄抛出了；股价下跌，就在股市飘绿，人气低落之时，有人却在悄悄吃进。不仅在流通领域，在股市上，“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更是大行其道。
第二章、“奇货可居”
一
话说某一日，在邯郸做生意的吕不韦在街上闲逛，邂逅了一个落魄公子。
与那个落魄公子一番闲谈之后，吕不韦以其特有的商业眼光发现，这位落魄公子并非凡人，如果机缘到来，将成为叱诧风云的人物。
这位落魄公子何许人也？
原来，此人名叫嬴异人（后改名子楚），是秦昭王的孙子。
秦昭王四十年的时候，他立的太子死了。过了两年，秦昭王立其次子安国君公子柱为太子。异人便是安国君的儿子。
作为当时诸侯国中第一强国的秦国王孙，异人怎么会流落到了赵国呢？
按照当时国与国交往的惯例，两国讲和后，为了互相取得信任，往往要以一个王子或王孙作为人质抵押给对方，以保证两国协约的贯彻落实和两国的和平共处。
这种特别的“人质”当时叫“质子”。
按说，一般是力量弱小的一方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将自己的亲属（一般是儿子或孙子）送到力量强大的一方去做人质。但是，在先秦，力量强大的一方在不能灭掉对方的情况下，也常常将自己的儿孙送到弱小一方做人质，以示绝不相欺。这其实是强国对弱国的一种安抚之计。
可以想象，一旦两国交恶，战事一起，首当其冲的是两国的人质。所以，两国的国君一般不愿将太子或自己宠爱的王子、王孙，派到敌国去当人质。做人质的，更多的是庶出的子孙或不被国君喜爱的子孙。
异人就是“秦诸庶孽孙”。
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是公子柱二十多个儿子中的一个。
倒楣的是，异人的母亲夏姬偏偏不得宠，夏姬的儿子自然也就不讨公子柱喜欢。所以，向赵国送个人质这样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便落到了异人的头上。
异人到赵国当人质，并没有使秦国对赵国的挑衅有所收敛。秦国反而屡次攻打赵国，根本不为异人的安危着想。
赵国君臣也知道异人在秦国的可怜的地位，所以既没有给他应有的礼遇，也没有把他真正当作人质来要胁秦国。他们知道，异人在秦昭王和公子柱那里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物，杀了异人，不仅不能削弱秦国的力量，反而给了秦国大举进犯的口实。
所以，异人名为秦国在赵国的人质，实际上是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色。秦赵两国都没拿他当回事。“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
我们可以想像异人在赵国的尴尬处境。司马迁记载得比较简洁：“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
出无车，食无鱼，异人成了名副其实的落魄公子。
然而，吕不韦“见而怜之”。
堂堂秦国王孙，沦落到这般田地，不由使锦衣玉食的富商吕不韦心生怜悯。吕不韦仅仅可怜异人的贫困处境吗？非也。
俗话说：“在商言利。”商人固然有怜悯之心，也固然有扶危济困之力，但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扶危济困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利益。
还有句名言曰：“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吕不韦与异人萍水相逢，之所以对子楚产生了怜悯之情，之所以对异人那么感兴趣，是因为他以商人特有的敏感，看到了异人未来的价值。
于是，吕不韦说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话：“此奇货可居！”
这句简明扼要的话经吕不韦之口说出来，后来竟成了政客、商人烂熟于胸的一条金科玉律，成了汉语史上一句经典的成语。
二
吕不韦所具备的商人特有的敏感和独到的眼光，与他关心政治、关心时事是分不开的。
在专制社会里，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与政治密切相关。因为在专制社会中，政治高于一切，一切都得服从于政治。
吕不韦见到异人后便发现异人是一件奇珍货物，颇具投资价值，可以囤积居奇。书包网 www.bookbao.com
经国巨贾吕不韦(4)
他作出这样的判断，自有其理由。
在一般人看来，异人在秦国是最没有前途的一个王孙。因为秦昭王还健在，秦昭王立的太子虽然是异人的父亲安国君公子柱，但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怎么排也排不到异人将来继承王位。
而这一切在吕不韦看来只是表象。
秦昭王虽然健在，但他在位四十多年了，已经垂垂老矣。人都有生老病死，对于一国之君也不例外。
秦昭王立的太子不幸短命而亡，秦昭王只得立老二安国君公子柱为太子。安国君这时年纪也不小了。
如果一旦秦昭王去世，公子柱必能登上王位，下一步便会选立储君。而未来的储君只能从他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挑选。只要是公子柱的儿子，应该都有机会。相对说来，异人的机会可能是最小的。但对于善于投机的吕不韦来说，哪怕是只有一线希望，也值得一试！
事在人为。吕不韦经过细致了解，发现可以使一线希望变为一片希望。因为，安国君公子柱的老婆华阳夫人没有儿子。
华阳夫人是公子柱最宠爱的女人。公子柱做了太子之后，为了讨好华阳夫人，立华阳夫人为“正夫人”。这就意味着，公子柱即位后，华阳夫人便是王后。公子柱若立太子，应先立华阳夫人的儿子。
而华阳夫人偏偏没有儿子。
公子柱最宠爱的华阳夫人没生儿子，那么，公子柱将来选太子，只能从他并不怎么宠爱的姬妾所生的儿子中挑选。如此说来，异人的机会就大了些。
如果加上一些人为的努力，未来秦国的王位由异人继承，是有可能的。吕不韦慧眼独具地发现了异人身上的投资价值。
三
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理念，道出了古今中外投资商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即投资时要先确定此“货”是否是“奇货”，即是否具有投资价值。
只有经过考察论证，被确认具有投资价值的“货”才是“奇货”。也只有“奇货”才“可居”，即可以投资。
吕不韦眼中的“奇货”，在一般人眼中，可能是废物。也就是说，此货物目前的价格，远远低于其将来的价值。趁此货物不值钱的时候进行投资，才能可望在将来此货物升值时获得丰厚的回报。
两千多年前的吕不韦用其特有的语言，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经济学原理。
当前，商界和股市出现了一个新词：价值投资。价值投资作为一种资产投资理论，其精髓在于“价值”二字。
价值投资者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只投资于市场价格远低于内在价值的资产。这个理论广泛地被应用到股市、期货及房地产行业。
当代价值投资理论的奠基人是美国的本杰明·格雷厄姆。他在1934年出版的《证券分析》一书，被尊为基本分析方法的“圣经”。他的学生沃伦·巴菲特是成功的价值投资家，其投资原理很简单：只做传统的长期投资。其道理是：长期而言，股票的价格取决于企业的发展和企业所创造的利润，并与其保持一致，而短期价格却会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大幅度波动，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始终如一地准确预测。
在20世纪新经济里最时髦、最为投资者看重的，就是“未来成长性”。
这里不能不说一说极富传奇色彩的股市投资奇才巴菲特。巴菲特在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对价值投资理论理解得很透彻。20世纪70年代，在几乎每个人都因为新闻业前景不乐观而纷纷抛出股票时，巴菲特却发现了新闻业所特有的优势，接二连三地大量购进媒体股票。
巴菲特还在经济困难时期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企业，然后长期持有。巴菲特持有的许多投资品种时间长达数年、数十年，经历了经济景气和不景气时期，终于迎来了辉煌灿烂的时刻。
巴菲特说：评估投资价值，不是看某个行业是否有利可图，而是看具体公司的竞争优势，及看其能保持这个优势有多久，从而带来给投资者足够的回报。
2001年美国股票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被人们广泛认同。而40多年中，巴菲特为信任他的投资理念的几十万股东创造了上万倍的高额回报，并培育了数以万计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据统计，仅在巴菲特长期居住的奥马哈市，就诞生了200名亿万富翁。
巴菲特的成功，与两千多年前的吕不韦好像没有必然联系。但其投资理念是相通的。吕不韦的投资思想，很值得今人细细体会。
第三章、追求利益最大化
一
吕不韦自认识异人后非常兴奋，跑回家问其父亲：“种田能获利几倍啊？”
他的父亲回答说：“十倍。”
吕不韦又问：“经营珠宝生意能获利几倍？”
其父答：“一百倍。”
“那么，帮一个国王登上王位、安定一个国家呢？”
吕不韦的父亲听了儿子的话，一定非常惊讶。他说：“那就获利无数了。”
吕不韦对父亲说：“您看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者，累死累活而不得丰衣足食。如果建国立君，不仅我们可以享用不尽，还可以泽被后世。我现在想做这件事了。”
吕不韦与其父亲的对话见于《战国策·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不知为何，司马迁为吕不韦作传，没将这段话写进去。
通过这段对白，我们可以获得许多信息。
一是，吕不韦此时正与其父亲一起在邯郸经商。吕不韦想在异人身上投资，可能还有所犹豫，所以回家问其父亲。
二是，吕不韦是商人世家，其父亲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这从吕不韦在拿不定主意之时向其父亲请教一事即可看出。
三是，吕不韦的父亲虽然还活着，但已经退居二线，其生意由吕不韦来经营，老头子只是起个顾问的作用，已经没有决策权了。所以吕不韦在打定主意之后对其父亲说：“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愿往事之”一语，分明不是向其父亲请示或与其父亲商量的语气。
四是，吕不韦的父亲既然已经退居二线，年纪肯定不小了，应当在六十多岁吧。那么，吕不韦此时也当在四十岁左右了。
人到四十，社会经验、人生阅历也比较丰富了，思想也比较成熟了，考虑事情也比较周全了。很难想象，一个二十来岁的血气方刚的小青年会如此深谋远虑。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信息，吕不韦没有明说，但道理是明摆着的，那就是：商业利益最大化，是商人永恒的追求。
脸朝黄土背天的农民，一年到头胼手胝足还不能丰衣足食，这决不是吕不韦愿意做的事情。
经营珠宝生意，能够获利百倍，自然比农民强多了。但在已经成为富商的吕不韦眼中，也不过是小富而已。小富即安，这是小农意识，与吕不韦的思想格格不入。
吕不韦所追求的，不仅他自己要得到泼天富贵，还想泽被后世子孙。
二
在先秦的富商当中，卓氏是非常成功的。其家族绵延百余年，到了西汉时期，仍是巨富。范蠡先从政后经商，也非常成功。他在齐国经商化名鸱夷子皮，在陶地经商化名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范蠡致富不忘众乡亲，常常接济穷亲戚和贫困故交。范蠡年老之时，将生意交给子孙经营，“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吕不韦可能认识到，卓氏也好，朱公也好，都是富而不贵。若想“贵”，必须从政。范蠡是先经国后经商，而他要反范蠡之道而行之：先经商再经国。
他以为，那样，他才能做到“泽可以遗世”。
“泽可以遗世”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儒家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发达之后，就应为天下黎民谋福祉。所谓儒商，不仅仅指商人有文化，而且要有抱负，要有社会责任感。
吕不韦想留给后世的“泽”，应该有“达则兼善天下”的意思。联系到后来吕不韦发达之后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肯定，吕不韦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商人，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商人。
然而商人毕竟是商人。他的抱负再远大，也与其追求的商业利益紧密相连。他所说的“泽可以遗世”，当然包含为其后世子孙铺平富贵之路的意识。后来他潜移秦国国祚，可谓对“泽可以遗世”一语的再通俗不过的诠释。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经国巨贾吕不韦(5)
所以，在吕不韦看来，唯有“建国立君”，才能实现其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商人，谁不愿追求最大的利益？
三
在中国，经商追求利益最大化，有时是做得说不得，有时是说不得也做不得。
为什么班彪班固父子大骂司马迁？因为在以“君子言义不言利”为传统道德被朝野一致认同的时代，司马迁敢于言利。
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最烦老百姓言利，最怕老百姓与其争利。他们极力营造上上下下“耻于言利”的氛围，希望“君子固穷”，希望老百姓都来“无私奉献”。大家都来“无私奉献”，那么谁来享受呢，不言自明。
其实孔子也是言利的，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清高。他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只要能得到富贵，就算替人家做车夫他也愿意。如果富贵不可求，那就只好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一句大实话，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至理名言。只有虚伪之人，才对一个“利”字讳莫如深，才将大胆言利者视为洪水猛兽。
为什么怕人言利？因为那些虚伪的人将天下人视为傻瓜，以为用虚伪的道德说教就能使天下人都“耻于言利”，都自愿放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让天下人耻于言利，只知“无私奉献”，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面对统治者的掠夺、压榨、欺凌，天下百姓都必须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还要山呼万岁。
在统治者看来，老百姓都重义轻利，那才是理想的社会。但人是有七情六欲的，生存是需要物质条件的，人们不可能不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人们只有奉献的义务，而没有获利的权利，会挫伤人的创造力和劳动积极性，轻则导致经济社会的全面停滞，重则带来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和暴力革命。
正确的态度应是如同孔子所说的那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自己的合法、诚实劳动或资本投入，获得应得的报酬。这才是符合人性的义利观。
四
不仅敢于言利、求利是人之常情，追求利益最大化，也无可厚非。
不仅商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政治家、军事家也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兵家经典《孙子兵法》中的《谋攻篇》，集中阐述了孙子追求战争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孙子云：“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孙子将其追求战争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概括为一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是每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商人的理想。其实也不仅仅政治家、军事家、商人在汲汲以求利益的最大化，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既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一条铁律，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愿望是人人皆有的，但并非人人皆能得到。关键是事情该如何去做、道路该如何去走。否则，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是空想而已。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并非让人只捡西瓜，不要芝麻。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应有前提，即：对现实状况要有精确的把握，对市场前景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对自身能力有清醒的认识。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改变着人们的现代市场营销观念。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不能立竿见影的，需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和大量的投资。这就要求企业不能斤斤计较一两次利润的大小，而应当目光长远，力求长期利润的最大化，追求企业长久的持续发展。
吕不韦做出在异人身上投资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项投资是高风险的，而回报却是个未知数。
因为，秦昭王何时死是个未知数；
秦昭王死后公子柱是否能顺利即位是个未知数；
公子柱即位后是否能立异人为太子是个未知数；
异人即使被立为太子是否能顺利接班是个未知数；
异人即使在若干年后顺利坐上王位，是否对吕不韦的付出心怀感恩、是否能让吕不韦飞黄腾达更是个未知数……
不过决心已定，就必须一点一点地去做。
于是，吕不韦以百倍的信心和执着，开始操作他商业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桩大买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震古烁今的一桩大生意。
第四章、风险投资空前绝后
一
吕不韦前去拜访异人。
一见面，吕不韦就说：“我能光大你的门庭。”
异人以为吕不韦吃错了药，不由大笑，说：“你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
吕不韦没有笑，而是很认真地说：“你不懂啊，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能光大。”
异人一听，收敛了笑容，忙拉着吕不韦坐下，表示要与他深谈。
由此可见，异人也不是个平庸之人。从吕不韦的两句话中，他立即猜到了吕不韦的用意。
当然，落魄公子异人如果是个见解浅陋、面目萎琐、谈吐恶俗的平庸之辈，以吕不韦的眼界，也不会认定异人身上有投资价值。
吕不韦落座后，一板一眼地为异人分析起了秦国的政治局势。他说：“秦王老了，您的父亲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听说安国君十分宠爱华阳夫人，对华阳夫人言听计从，立谁为安国君的接班人，华阳夫人应该掌握着决定权。但是，华阳夫人偏偏没生儿子。”
异人一面很认真地听着，一面猜测着吕不韦的用意。
吕不韦接着不慌不忙地说：“现在您的兄弟们有二十多个，比您大的有十来个，比您小的也有十来个。您在您的兄弟们之中又不怎么讨安国君喜欢，加上长期作为人质住在赵国，您在安国君的眼中就更没有份量了。”
异人听着，越听越觉得丧气。吕不韦说得不错，他的母亲夏姬不受他的父亲安国君的宠幸，他在他父亲那里自然也不怎么受宠。而且，他作为人质在外，与父母长年不能相见，父子间的感情自然更加淡漠。
况且，安国君儿子众多，异人既非长子，亦非幼子，真可谓有他不多，无他不少。
吕不韦紧接着来了一句：“一旦秦王去世，安国君即位，您的兄弟们必定日夜在安国君面前争做太子啊！您这个状况，还有机会吗？”
异人叹了口气，黯然道：“是啊，那有什么办法？”
吕不韦悠然一笑，说：“公子现在父亲不疼，兄弟不爱，亲戚疏远，宾客不至，是因为没有钱啊！如果公子有了钱，那就不同了。”
吕不韦不愧是个商人，三句话不离本行。商人大多重利，认为金钱可以办成任何事情。
异人一想，吕不韦的话也有道理。如果他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不仅可以摆脱在赵国的贫困处境，而且，对内，可以经常送礼物给秦国的亲戚朋友；在外，可以像战国四公子那样养上数千食客，闲来有人陪同他谈天说地，出门办事则扈从如云，那该是何等威风气派！
可惜没有金钱！
吕不韦察言观色，见异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立即摆出一副义薄云天、大公无私的姿态，说：“公子莫愁。不韦虽不富裕，愿拿出千金资产为您到秦国去游说，侍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劝说他们立公子为王位继承人。”
异人听罢，急忙叩头拜谢道：“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意思是：如果吕不韦的计划能够实现，秦国就是他们两个的，异人愿意与吕不韦共享秦国的一切。
二
对异人来说，吕不韦的出现，仿佛上天给他派来了一个大救星。不管吕不韦的计谋是否有实现的可能，对异人来说，都值得一试。
在某些人看来，异人为了自己的权势，不惜拿自己的祖国与身为外国人的吕不韦作交易，这不是卖国贼是什么？
然而，设身处地地为异人想想，异人不管吕不韦的计谋是否有实现的可能，便慷慨地承诺分一半国土给吕不韦，是很聪明的。什么不慷慨地答应吕不韦呢？异人虽然身为秦国王孙，但此时此刻被爷爷和父亲抛弃在外，成为敌国的刀下之肉，穷困不堪，度日如年。既然有吕不韦这样一个有钱没处花的热心人愿意帮忙，他当然乐得签下一张空头支票。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经国巨贾吕不韦(6)
而且，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只要异人不能登上王位，秦国就永远不是他的。无论是他爷爷在位还是他父亲接班，他必须服从于秦王的命令，做秦王的一个棋子。让他出国做人质，他就不得不成为一件抵押品，生死由人，根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爷爷和父亲对他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与他并没有多少兄弟之情的兄弟们了。无论哪一个兄弟成为秦王，他仍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是，一旦他成了秦王，那就大大不同了：别人为王我为臣，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别人为臣我为王，则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既有这样的机会，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而且，实施这个伟大的计划，对异人来说，仿佛就是天上掉下馅饼来。花费由吕不韦替他埋单，跑关系由吕不韦代劳，异人简直就是坐享其成！
如果不成功，异人大不了还是目前的生存状态，并没有什么损失。像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只有傻瓜才不答应。
吕不韦与异人“深谈”的内容，《史记》与《战国策》所记载的不太一样。上面所述本于《史记》，《战国策》则是这样记载的：“今子无母于中，外托于不可知之国，一日倍约，身为粪土。今子听吾计事，求归，可以有秦国。吾为子使秦，必来请子。”
意思是，异人的母亲在安国君那里说不上话，异人又身在秦国的敌国赵国，实在是吉凶叵测。一旦秦国与赵国无论哪一方违背和约，异人会首当其冲地成为两国交战的祭品，到那时，异人身首异处，化为粪土，实在可怜可叹。如果现在听从他吕不韦的计谋，得到秦王的允许回国，则可以有机会君临秦国。
吕不韦向异人保证，他为异人到秦国游说，一定能获得成功，一定会前来迎接他回国。
吕不韦是个商人，但他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有商人善于把握商机的敏锐，更有政治家处理大事的果敢。他认准的事情，会脚踏实地地去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吕不韦先拿出五百金给异人，作为异人的应酬交际费用。然后，他又拿出五百金购买珍奇宝物，作为他到秦国游说秦王亲贵的见面礼。
司马迁说吕不韦“家累千金”，然后又将吕不韦的“千金”分为两个“五百金”，这不是说，吕不韦将家里的全部存款都贡献出来了吗？
其实，古人所说的“千金”并非实指，是个虚数，说明家中极为富有。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好废举（废举即囤货居奇之意），与时转货赀。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鲁国人骂吴起：“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这里的“家累千金”只是喻子贡、吴起家中富有。
当时还有句俗语：“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即说富家子弟不会暴尸街头。
司马公说“家累千金”的吕不韦为异人拿出两个“五百金”，意在说明吕不韦的这项风险投资计划是破了血本的，几乎是孤注一掷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没有付出，哪来酬报？吕不韦坐上马车，带着收购来的奇珍异宝，告别异人，踌躇满志地西行入秦了。
三
说吕不韦的风险投资计划空前绝后，并非指吕不韦投入金钱的多少，而是因为：
——他用经商的手段经营政治，其投资气魄之大是空前绝后的；
——他对秦国的政治现状、异人的家庭状况之分析细致入微，其投资计划之大胆细密，是空前绝后的；
——异人能不能登上王位有着太多的变数。这项投资的风险之高，是空前绝后的；
——而以后秦国发生的事情，又都按部就班地实现着吕不韦的赢利预期，如有天助，这也是空前绝后的；
——在短短七八年的时间里，吕不韦在秦国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倾天的人物，可谓“获利无数”了。仅以其投资的获利情况来看，也是空前绝后的；
——吕不韦瞒天过海偷天换日，使嬴氏江山实际上姓了吕，更是空前绝后……
四
当然，吕不韦所处的时代不会有“风险投资”一词，吕不韦更不知“风险投资”为何物。
风险投资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二十世纪的事。在中国，风险投资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近几年才被经济学家们喊得家喻户晓。
何谓风险投资？
根据美国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
风险投资的实质是通过投资于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群，实现所有者权益的变现，这时不仅能弥补失败项目的损失，而且还可使投资者获得高额回报。
其实，从两千多年前吕不韦的实践中，我们便可以总结出风险投资的一些特点：
一是，风险投资是一种无担保、高风险的投资，但由于成功的项目回报率很高，故仍能吸引一批投资人进行投机。
吕不韦为异人的投资，虽然得到了异人的口头回报承诺，但那是其计划成功后的承诺。如果计划失败，穷困潦倒的异人当然不会为吕不韦赔偿损失。当时，吕不韦的投资计划只是他的个人行为，不会有任何人、任何组织为他进行担保。如果异人不能如愿以偿登上王位，那么，吕不韦的投资便打了水漂。不过，如果万一取得了成功，其回报率也是不可用数字来计算的。所以，尽管吕不韦的投资无担保、高风险，善于投机、雄心勃勃的吕不韦还是决定赌上一把。
二是，风险投资的收益是不可预期的，有时甚至是漫长的。有经济学家认为，风险投资一般需经3——8年才能取得收益，而且在此期间还要不断地进行增资。由于其流动性较小，故而有人称之为“呆滞资金”。
吕不韦虽然对投资前景有着十足的信心，但他也不知他的伟大计划何时才能实现。后来的史实说明，吕不韦是经过了7年的努力才获得成功的，这与经济学家所总结的“风险投资一般需经3——8年才能取得收益”的说法真是不谋而合。
三是，风险投资不是一种借贷资本，而是一种权益资本；其着眼点不在于投资对象当前的盈亏，而在于他们的发展前景和资产的增值。
吕不韦自愿为异人的前途投大本钱，并不是将钱借给异人，而是想通过投资得到他想得到的权益，是一种“权益资本”。异人答应“分秦国与君共之”，对吕不韦的回报就是“权益”，而不是成功之后只偿还吕不韦“千金”。正是由于风险投资能带来最大的权益，而非一种保值或简单的增值，所以吕不韦才甘冒风险。
四是，风险投资是一系列投资方法的集合，它汇集了项目分析、技术分析、商业分析、市场分析、心理分析、价值分析等等一系列的分析方法，并非有胆无识的盲目投资。
吕不韦不是不知道，秦昭王当时还分健在，安国君只是个储君。若想投资后尽快获利，应将资金投到安国君身上。但是，吕不韦只是一个商人，没有政治根基，恐怕他花多少钱也难以使安国君对他感恩戴德。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似乎每个儿子都有成为继承人的可能，吕不韦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异人呢？因为安国君的儿子们，除了异人流落国外受苦之外，其余都是秦国的王孙，都在秦国作威作福，吕不韦的“千金”，在这些王孙的眼中可能算不了什么。只有异人，孤身在外，亟需有人雪中送炭。此时对他施以滴水之恩，极可能换来他的涌泉相报。所以，吕不韦的投资计划汇集了项目分析、技术分析、商业分析、市场分析、心理分析、价值分析等等一系列的分析方法，虽然高风险，但不盲目。
五
风险投资被称作“富人的游戏”。
如果吕不韦不是有“千金”积蓄，是不会突发奇想的。
其令人羡慕的巨额收益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只有富人，才有可能面对常人难以承受的巨额损失，才能有能力从事风险投资。
吕不韦的时代，有句俗谚说得好：“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韩非子在其著作中解释说：“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经国巨贾吕不韦(7)
资金雄厚，买卖才好做。投资投得起，赔也赔得起。所以说，善长风险投资者，都是“多财善贾”者。
当然，严格说来，吕不韦的“风险投资”是采取商业手段进行的政治投机，与当代经济领域在商言商的风险投资是不同的。
吕不韦的“风险投资”，是专制社会中产生的政治怪胎。而纯粹的商业领域的“风险投资”，则是正常的，是值得肯定的。
二战以后，美国哈佛大学在波士顿创建了名为ARD的第一家现代风险投资公司。成立该公司的初衷是为了支持那些科学家出身的企业家们，使他们有可能将手中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DEC在创业初期就得到ARD公司3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很快走向市场。
几十年间，美国风险投资业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的金融工业。风险投资公司如雨后春笋，成批涌现。拥有1亿美元，甚至10亿美元资产的风险投资公司比比皆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风险投资公司走出狭义的风险投资模式，转向了更广泛的资金需求市场。
风险投资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通过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推动了高科技企业从小到大，进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风险投资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有人甚至把风险投资称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第五章、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一
吕不韦来到了秦国都城咸阳，先在王宫附近找了个旅店住下。
为异人游说的重点是华阳夫人。按既定方针，吕不韦开始琢磨如何能见到华阳夫人。
而一个外国来的商人，欲见到居于深宫的华阳夫人又谈何容易！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对于吕不韦这样一个不世出的有心人来说，自然能找到办法。
吕不韦打听到，华阳夫人有个姐姐就住在宫外，而且她们姐妹的感情比较融洽。如果先说服华阳夫人的姐姐，再由她去游说华阳夫人，那自然比十个吕不韦去游说更有说服力。
于是，吕不韦将所有礼物分成两份，先去拜见华阳夫人的姐姐。一份先送给华阳夫人的姐姐，另一份请求她转交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对这个送厚礼上门的不速之客感到纳罕，吕不韦向她解释说，他是在赵国做人质的公子异人的好朋友，是受异人的委托前来拜见的。
然后，吕不韦向华阳夫人的姐姐一个劲地夸赞异人，说异人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对朋友仁义，对国家忠诚，是个忠孝双全、德才兼备、义薄云天、行为世范的大好人。异人虽然出质在外，但在赵国结交的朋友遍天下，将来一定前途无量。
然后话锋一转，吕不韦说，异人对华阳夫人的感情深厚，常常叨念：“我把夫人看成天一般，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和夫人”。司马迁记载的异人的原话是：“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
女人都爱听好话，越是肉麻，她们越是听着舒坦，越是信以为真。华阳夫人的姐姐深受感动，表示愿意向她的妹妹转达异人的问候。
吕不韦不慌不忙，开始一五一十地教她如何去为异人说项。
二
华阳夫人容华绝代，所以，太子柱对她宠爱有加，言听计从。虽然她没能为太子柱生出儿子来，但并不妨碍太子柱对她的宠爱。
这一天，华阳夫人的姐姐来了，姐妹俩在一起唠起了家常。
华阳夫人的姐姐来看妹妹，带没带吕不韦托她转交的厚礼，史无记载。不过，吕不韦教她如何游说华阳夫人的话，她倒是全说了。
她如是说：“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適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即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適，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用美色来侍奉别人的，一旦年老色衰，宠爱也就随之减少。现在太子宠爱你，你却没有儿子，将来年纪大了怎么办？不趁这时早一点在太子的儿子中结交一个有才能而孝顺的人，立他为继承人，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那么，太子在世时，你受到尊重；将来太子死后，你立的儿子继位为王，你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句话能得到万世的好处啊。不在容貌美丽之时树立根本，等到年老色衰，宠爱失去后，你那时既使想和太子说上一句话，还有可能吗？现在异人贤能，而他自己知道排行居中，按次序是不能被立为继承人的，而他的生母又不受宠爱，所以他想主动依附你。你若真能在此时帮助他成为王位接班人，那么你一生在秦国都会受到尊宠的。”
这一席话深深打动了华阳夫人。
女人最怕的年老色衰。所以，吕不韦教华阳夫人的姐姐去说的话，可谓批亢捣虚，一下子便点出了华阳夫人心底的隐忧，不愁华阳夫人不对“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一语产生共鸣。
可见，吕不韦虽然是个商人，但也是个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手。他以商人的经验，抓住人人都有私心这一点，设身处地地为华阳夫人的将来考虑，几句话便为异人打通了关节，真可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
太子柱此时大约也年届知命之年了，华阳夫人应该还不足三十岁。正当盛年的华阳夫人一直没生出儿子来，而太子柱却越来越老了，让华阳夫人生儿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将来，如果不出意外，太子柱会先华阳夫人而死，那么，连个儿子都没有的华阳夫人能依靠谁呢？这是华阳夫人不得不现在就得考虑的问题。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都要有长远的眼光、长远的考虑，否则，就难以获得成功。
一日，趁太子柱闲来无事，华阳夫人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提到了在赵国做人质的公子异人。华阳夫人说，异人非常有才能，也很贤明，从赵国来的人都称赞他。
见太子柱无动于衷，华阳夫人便使出了女人的常用武器——哭。她抽抽搭搭地流着眼泪，说：“我有幸能填充后宫，但遗憾的是没有儿子，我希望能立异人为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
一见心爱的人伤心落泪，男人的心立刻软了。太子柱不假思索地答应立异人为继承人。
华阳夫人止住眼泪，觉得太子柱虽然答应了，但口说无凭，要求太子柱立字为据。太子柱无奈，就和华阳夫人刻下玉符，决定立异人为继承人。
华阳夫人的目的达到，忙通知了她的姐姐。她的姐姐又通知了吕不韦，并引吕不韦来见太子柱和华阳夫人。
得知异人在赵国生活困难，太子柱和华阳夫人便让吕不韦带了好多礼物送给异人，而且请吕不韦当异人的老师。
看来太子柱和华阳夫人对异人的这个富商朋友很有好感。
吕不韦秦国之行收获颇丰，不仅圆满地实现了他的初步计划，而且还带回了太子柱赐给异人的大量财物——短短时间内，吕不韦的风险投资便产生了效益。
有了太子柱的支持，并且成了太子柱的接班人，异人无论在秦国还是在赵国的地位，都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了。
再加上吕不韦源源不断的后续投资，异人财大气粗，开始交结四方豪俊，收揽宾客，名气越来越大。
三
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游说华阳夫人，一下子便抓住了华阳夫人的弱点。从中我们也可看出一个打动别人的诀窍，即：投其所好。
华阳夫人的弱点在于她没生儿子，年老色衰之后，难免陷入尴尬无助之境地。
吕不韦劝华阳夫人未雨绸缪，留好后路，这也应该是他多年经商的宝贵经验。
天有不测风云，生意场上更是波谲云诡。精明的生意人，在决策之前，都必须思前想后，周密计划，并且为自己留好后路，以策万全。
所以，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劝华阳夫人为自己留条后路，与华阳夫人一拍即合。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经国巨贾吕不韦(8)
无论经商还是做别的事情，为自己留好后路，以便将来能全身而退，是每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多多少少要考虑的事。不留退路，一意孤行，这不是一个精明商人要遵循的原则。
清朝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很注意为自己预留后路。
太平天国覆灭前夕，胡雪岩开的钱庄开始大量吸收太平天国逃亡兵将的私人存款。他的合作伙伴张胖子不敢这样做，因为私自吸收“逆贼”的钱款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一旦将来太平天国败亡，清廷肯定要追缴太平军将领们的“逆产”，万一查到胡雪岩开的钱庄那里，那就有“助逆”的嫌疑。
但是，吸纳太平军逃亡官兵的款项，对胡雪岩的诱惑太大了。因为接收这些钱财，将使钱庄财源茂盛，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买官的各地候补官员放贷，收取稳定的利息。更诱人的是，对这些太平军兵将的存款不必支付利息。而且，如果有些在钱庄存款的太平军官兵死于战乱或被清军捕杀，那么，他们的存款便再也不会有人前来提取，便成了胡雪岩的存款了。这是多么合算的事情！
随着太平军的节节失利，太平军逃亡兵将不绝于途。他们于乱世之中，不敢随身携带大量金钱，必须找可靠的钱庄存下，等局势稳定之后再来提取以安身立命。所以，他们到胡雪岩那里存款，根本不求什么利息。
马克思曾说：“只要有200%的利润，就有人甘冒杀头的风险。”在胡雪岩看来，这笔无本万利的生意不能不做。虽然要冒被清政府追究“助逆”罪名的危险，但只要为自己留好退路，就值得冒险。
于是，胡雪岩让太平军官兵存款时采用化名，不用其真名。这样，将来朝廷追查时，钱庄可以说，他们不知道来存款的人是“逆贼”。既然不知道，钱庄就没有责任，大不了将“逆产”上缴。
胡雪岩还重金收买当地的清廷官员，同他们联络感情。一旦将来出了事，还能请官员们为之出面说情。
留好了退路，胡雪岩便大量吸纳太平军逃亡兵将的存款，使自己钱庄的实力大增。
可见，做生意时时处处存在着风险。但只要未雨绸缪，就可以将风险度化到最小。
联系到吕不韦的风险投资，以及他给华阳夫人上的风险课，可知精明的商人既敢于冒险，也善于规避风险。
在吕不韦的影响下，华阳夫人提高了风险意识，开始笼络异人，送给异人财物，立之为太子柱的接班人。她做的这一切，当然不是出于对异人的亲情，只是为了给自己晚年的荣华富贵留条后路。
四
需要说明的是，可能由于年代久远，传说不一，关于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一事，《史记》与《战国策》所记有所不同。
《史记》说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说服了华阳夫人，但《战国策》认为吕不韦是通过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去做的工作。原文不长，兹引如下：
秦子异人质于赵，处于聊城。（吕不韦）故往说之曰：“子傒有承国之业，又有母在中。今子无母于中，外托于不可知之国，一日倍约，身为粪土。今子听吾计事，求归，可以有秦国。吾为子使秦，必来请子。”乃说秦王后弟阳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门下无不居高尊位，太子门下无贵者。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冲后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于累卵，而不寿于朝生。说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贵千万岁，其宁于太山四维，必无危亡之患矣。”阳泉君避席，请闻其说。不韦曰：“王年高矣，王后无子，子傒有承国之业，士仓又辅之。王一日山岭二崩，子傒立，士仓用事，王后之门，必生蓬蒿。子异人贤材也，弃在于赵，无母于内，引领西往望，而愿一得归。王后诚请而立之，是子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也。”阳泉君曰：“然。”入说王后，王后乃请赵而归之。
上述记载中，说明太子柱有意立公子傒为自己的接班人。这无疑加大了吕不韦实现其投资计划的风险。
吕不韦对异人说：“你的异母兄弟太子傒具有继承秦国王位的条件，在朝中又有他母亲的帮助。而公子您在朝廷中既没有母亲相助，在国外又寄身于吉凶莫测的赵国。一旦秦、赵背约，您会丧生无疑。如果您能听从我的主意，要求返回本国，就可以掌握秦国的大权。我为您去秦国活动一下，秦国必然会派人来迎接您。”
在《战国策》的记载中，吕不韦到秦国后，走的并不是女人路线，他首先游说的是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
吕不韦一见阳泉君，便危言耸听：“您将遭到杀身之祸，知道吗？”
阳泉君吓了一跳，敢紧洗耳恭听。
吕不韦接着说：“您手下的人都身居高官显位，太子手下却无显贵的人；您的府库收藏有珍珠宝玉，马房里蓄满千里马，后庭尽是佳丽美女。秦王年事已高，一旦百年之后，太子执政，您的处境就会危如累卵，命在旦夕。现在有一计策，可以使您永保富贵，安如泰山，避免危亡之患。”
阳泉君听罢，慌忙离开坐位，向吕不韦恭恭敬敬地说：“愿听听您的高见。”
吕不韦说：“秦王年迈，华阳夫人无子，太子傒具有继承秦国君位的条件，又有大臣士仓又辅佐他。秦王一旦驾崩，子傒立为国君，士仓执政，那么，王后的门庭必然冷落得长满蓬蒿野草。公子异人既贤且能，作为人质被遗弃在赵国，在朝中，他的母亲又帮不了他，他引颈西望想回秦国。华阳夫人如果能请求安国君立他为太子，那么，公子异人虽然不在国内，但很快将会成为一国之君；华阳夫人本来没有儿子，立公子异人为后，就相当于有儿子了。”
一席话说得阳泉君连连点头。为了他自己的荣华富贵，也为了他姐姐日后的地位，他急忙进宫去见华阳夫人，说服华阳夫人召异人回国。接下来的一切，便都在吕不韦的意料之中了。
需要说明的是，《战国策》的记载有些混乱。前面说阳泉君是“秦王后弟”，即秦昭王王后的弟弟，因为那时安国君尚未即位，秦王应指秦昭王。而后面又暗示阳泉君是华阳夫人的弟弟，前后矛盾。看来还是司马迁所记更接近史实。
第六章、偷天换日
一
吕不韦西行游说取得成功后，与异人成了好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饮酒聊天，等待回秦国的时机。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使吕不韦的风险投资前景更加美妙。
正常的男人有个通病：好色。尤其是成功的男人、有钱的男人，更是难过美人关。俗语云：饥寒起盗心，饱暖思淫欲嘛！
富商吕不韦当然也不例外。他在邯郸经商，少不了声色犬马。邯郸的勾栏瓦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夜总会、歌舞厅之类场所，是他常常光顾的地方。他在这些娱乐场所发现了一个美人，这个美人正当妙龄，能歌善舞，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真可谓天生尤物。
于是，吕不韦便与这个美人同居了，或者说包她做了“二奶”。大概富商只要看上了谁，是非要搞到手不可的。在金钱的攻势下，有几个女人能抵抗得了？何况是用身体谋生的女人呢！
一个图色，一个图钱，两人自然一拍即合。
从司马迁的记述中，处处可以看出司马公对这个天生尤物的厌恶之情，以至于连她的芳名也懒得记下来，于是，后人只好用赵姬来称呼这位不该在历史上佚失姓名的女人。
两人同居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没有搞好计划生育，赵姬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一天，异人来吕不韦家做客。两人开怀畅饮，酒酣耳热之际，吕不韦令赵姬出来给异人敬酒，大概也想借此向异人炫耀一下自己的情妇是多么漂亮！
异人此时已不是当初那个穷困潦倒的落魄公子了，也已经步入了饱暖思淫欲之列。此时异人一见赵姬，顿时两眼发直，七魂六魄全让赵姬勾走了。
酒壮色胆，异人抓起酒杯站起来，在赵姬面前动手动脚，非要为赵姬敬酒。
吕不韦见异人失态，心中不快，正想令赵姬回内室去，谁想异人冲他说了一句话，差点将吕不韦气晕过去。
经国巨贾吕不韦(9)
异人竟请求吕不韦将赵美人转让给他。
吕不韦不禁大怒。“朋友妻不可欺”。谁知到了异人这里，成了“朋友妻不客气”。
对于一般的男人来说，任何东西都可以出让给别人，唯独自己心爱的女人不可以。
但吕不韦并非一般的男人。在他的眼中，只要能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利益，一切都可以用来交易。
他一气之下，想将异人赶出去。但转念一想，自己不惜倾家荡产为异人投了巨资，一切正按其计划进行，非常顺利。现在如果拒绝异人的无理要求，必然会得罪他。而一旦得罪了异人，他的付出就真成了肉包子打狗了。
为了一个女人，岂能得罪他将来的主子呢？
不过是转瞬之间，吕不韦的脑子飞快地权衡利弊。他忽然心念一动：赵姬现在有了身孕，异人娶了赵姬，过几个月，一定误以为赵姬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骨肉。###个月后，赵姬如果生的是儿子，那么，将来就能做异人的继承人。如此一来，等异人做了秦国国王，赵姬肚子里的孩子便是太子，未来的秦国就被偷天换日改姓吕了……
主意拿定，吕不韦马上做出无所谓的样子，慷慨地答应将赵姬赠给异人。
异人没想到吕不韦如此够“朋友”，于是千恩万谢，喜滋滋地回府，准备过两天来迎娶新娘。
晚上，吕不韦与赵姬一番温存之后，向赵姬道出了他偷天换日的计划，并再三叮嘱赵姬：千万别向别人透露已经怀孕的事，待与异人同房两个月后，再告诉异人，就说孩子是异人的。
赵姬本是一个风尘女子，只看重金钱与性欲，岂管什么仁义廉耻！她想，跟着吕不韦，终生不过是个商人的情妇；而嫁给异人，将来异人如果顺利继承君位，她就成了王后，何乐而不为！
想到此，她怎么能拒绝这等天大的好事呢？
二
赵姬，这个帮助吕不韦完成了古今中外最著名的一笔风险投资生意、又因为生了秦始皇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女人，不仅连名字也没留下来，而且其身世也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先是说：“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下一段却这么写道：“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照前一个说法，赵姬既然是一个舞姬，那么肯定不是出自豪门。一般豪门小姐不会去做舞姬的。而照后一个说法，那么，赵姬大概不会厕身于“邯郸诸姬”之中。
为此事，后人猜测：赵姬可能原本出身豪门，后来家族败落，才沦落为邯郸的一个风尘女子。
笔者以为，此处极可能是司马公的误记。如果赵姬真的是出身豪门，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赵姬的家族虽然是邯郸豪门，但她的父母属于豪门中比较远的一支，或者说是豪家庶出的女儿。就如异人一样，赵姬的母亲只是豪门贵人的一个不受宠的小妾，她的女儿自然也不受宠爱，所以赵姬沦落为邯郸舞女。而赵姬自从嫁给秦国公子为妻之后，政治地位自然上升了，于是该“豪门”也就接纳了她……
司马迁还说，正因为赵姬是“赵豪家女也”，所以才在异人与吕不韦逃跑后，赵国君臣要捕杀异人的家小时，“得匿”，即成功地躲藏起来。
即使赵姬的娘家是赵国的豪门贵族，但无论怎么“豪”，也“豪”不过赵国的国君。在国仇面前，赵王不会容许任何豪门放纵朝廷要犯。所以说，赵姬母子并非因为藏在“豪门”、而是因为藏在民间才幸免于难的。
赵姬与儿子嬴政（当时叫赵政。异人之所以没让儿子跟自己姓，大概早就有一旦自己遇到危险便让赵姬带着儿子隐藏到民间的考虑）在赵国隐姓埋名六年，嬴政长到八岁时才回到秦国。可以想像，赵姬与儿子这六年来的生活是多么不容易！
后来秦国灭赵国，嬴政亲自到邯郸视察，一方面是为了享受一下衣锦还乡的快感，一方面是为了报仇。他到邯郸后，将“故与母家有仇怨者皆杀之”（《资治通鉴·卷第六》）。这一行动，说明秦始皇的童年是在贫寒与屈辱中度过的，否则他哪来那么大的仇怨？如果他的“母家”真的是赵国的豪门，谁又敢欺负他们母子？嬴政又哪来这么大的委屈？
长期受过压抑、屈辱的人，一旦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往往会非常残暴。这是一种报复，也是一种发泄。从秦始皇残暴的性格中，我们也可推断出，他小时候一定受过极为痛苦的折磨，才使其性格变态。
三
《史记》写吕不韦将赵姬献给异人，以后偷天换日潜移秦国国祚，特意说明这并非吕不韦刻意为之，实乃无心插柳。赵姬与吕不韦的儿子成了秦王，秦王统一六国后成了秦始皇，可谓吕不韦风险投资的意外收获。
但也有史家认为，吕不韦深谋远虑，先故意让赵姬怀孕，然后请异人来吕府饮宴，让赵姬出来挑逗异人，从而实现了吕不韦偷天换日的绝妙计划。
被清朝文学批评家蔡元放誉为“全要作正史看”的《东周列国志》就认为这一切都是吕不韦的阴谋。书中写道：
再说不韦向取下邯郸美女，号为赵姬，善于歌舞，知其怀娠两月，心生一计，想道：“王孙异人回国，必有继立之分。若以此姬献之，倘然生得一男，是我嫡血。此男承嗣为王，嬴氏的天下，便是吕氏接代，也不枉了我破家做下这番生意。”
因请异人和公孙乾来家饮酒，席上珍羞百味，笙歌两行，自不必说。酒至半酣，不韦开言：“卑人新纳一小姬，颇能歌舞，欲令奉劝一杯，勿嫌唐突。”即命二青衣丫环，唤赵姬出来。不韦曰：“汝可拜见二位贵人。”赵姬轻移莲步，在氍毹上叩了两个头。异人与公孙乾慌忙作揖还礼。不韦令赵姬手捧金卮，向前为寿。杯到异人，异人抬头看时，果然标致。怎见得？云鬓轻挑蝉翠，蛾眉淡扫春山，朱唇点一颗樱桃，皓齿排两行白玉。微开笑靥，似褒姒欲媚幽王；缓动金莲，拟西施堪迷吴主。万种娇容看不尽，一团妖冶画难工。
赵姬敬酒已毕，舒开长袖，即在氍毹上舞一个大垂手小垂手。体若游龙，袖如素蜺，宛转似羽毛之从风，轻盈与尘雾相乱。喜得公孙乾和异人目乱心迷，神摇魂荡，口中赞叹不已。赵姬舞毕，不韦命再斟大觥奉劝，二人一饮而尽。赵姬劝酒完了，入内去讫。宾主复互相酬劝，尽量极欢。公孙乾不觉大醉，卧于坐席之上。异人心念赵姬，借酒装面，请于不韦曰：“念某孤身质此，客馆寂寥，欲与公求得此姬为妻，足满平生之愿。未知身价几何？容当奉纳。”不韦佯怒曰：“我好意相请，出妻献妾，以表敬意，殿下遂欲夺吾所爱，是何道理？”异人跼蹞无地，即下跪曰：“某以客中孤苦，妄想要先生割爱，实乃醉后狂言，幸勿见罪！”不韦慌忙扶起曰：“吾为殿下谋归，千金家产尚且破尽，全无吝惜，今何惜一女子。但此女年幼害羞，恐其不从，彼若情愿，即当奉送，备铺床拂席之役。”异人再拜称谢，候公孙乾酒醒，一同登车而去。
其夜，不韦向赵姬言曰：“秦王孙十分爱你，求你为妻，你意若何？”赵姬曰：“妾既以身事君，且有娠矣，奈何弃之，使事他姓乎？”不韦密告曰：“汝随我终身，不过一贾人妇耳。王孙将来有秦王之分，汝得其宠，必为王后。天幸腹中生男，即为太子，我与你便是秦王之父母，富贵俱无穷矣。汝可念夫妇之情，曲从吾计，不可泄漏！”赵姬曰：“君之所谋者大，妾敢不奉命！但夫妻恩爱，何忍割绝？”言讫泪下。不韦抚之曰：“汝若不忘此情，异日得了秦家天下，仍为夫妇，永不相离，岂不美哉。”二人遂对天设誓。当夜同寝，恩情倍常，不必细述。
次日，不韦到公孙乾处，谢夜来简慢之罪。公孙乾曰：“正欲与王孙一同造府，拜谢高情，何反劳枉驾？”少顷，异人亦到，彼此交谢。不韦曰：“蒙殿下不嫌小妾丑陋，取侍巾栉，某与小妾再三言之，已勉从尊命矣。今日良辰，即当送至寓所陪伴。”异人曰：“先生高义，粉骨难报！”公孙乾曰：“既有此良姻，某当为媒。”遂命左右备下喜筵。不韦辞去，至晚，以温车载赵姬与异人成亲。髯翁有诗云：新欢旧爱一朝移，花烛穷途得意时。尽道王孙能夺国，谁知暗赠吕家儿！
经国巨贾吕不韦(10)
异人得了赵姬，如鱼得水，爱眷非常。约过一月有余，赵姬遂向异人曰：“妾获侍殿下，天幸已怀胎矣。”异人不知来历，只道自己下种，愈加欢喜。那赵姬先有了两月身孕，方嫁与异人，嫁过八个月，便是十月满足，当产之期，腹中全然不动。因怀着个混一天下的真命帝王，所以比常不同，直到十二个月周年，方才产下一儿。产时红光满室，百鸟飞翔。看那婴儿，生得丰准长目，方额重瞳；口中含有数齿；背项有龙鳞一搭。啼声洪大，街市皆闻。其日，乃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朔旦。异人大喜曰：“吾闻应运之王，必有异征，是儿骨相非凡，又且生于正月，异日必为政于天下。”遂用赵姬之姓，名曰赵政。后来政嗣为秦王，兼并六国，即秦始皇也。
秦昭王（后人也称之为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初一（公元前259年12月17日，赵姬生下了后来成为秦始皇的儿子嬴政。
因为嬴政生于正月初一，古时“正”与“政”音义相通，所以异人给“儿子”取名为“政”。
按说，“儿子”应该跟他姓嬴，但出人意料的是，他让“儿子”姓赵。
《东周列国志》的说法是，异人让“儿子”随赵姬姓。而唐朝的司马贞撰《史记索隐》，认为异人觉得嬴政出生在赵国，而秦赵在历史上同宗，所以才让嬴政姓赵。
也有人认为，异人之所以让“儿子”姓赵，实际上是一种韬晦之计。异人身在敌国，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如果“儿子”跟他姓嬴，一听姓氏便知道是秦国人，说不定会给“儿子”带来杀身之祸。而让“儿子”姓赵，一但自己有了危险，赵姬和儿子可以隐姓埋名藏于民间。如果异人真的是出于此等考虑，亦可见异人深谋远虑，的确不是等闲之辈。也难怪吕不韦一见之下，便认为他是个“奇货”。
四
吕不韦偷天换日之事，司马迁言之凿凿，毫不含糊。但是，也有史家认为，吕不韦与赵姬同居，使赵姬怀孕，再设阴谋将赵姬献给异人之事，实是后人的猜测臆度，司马迁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清人洪亮吉、纪晓岚等人所编著的《历朝史案》就认为，吕不韦偷天换日之事乃“好事者为之也”。理由是《战国策》未记此事。而此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史记》所记许多史实，均不见于《战国策》，此类事例不胜枚举，难道司马公所记都是假的？
其实，洪亮吉、纪晓岚这些御用文人都是些老古董，认为司马迁揭露了“千古一帝”的不光彩的身世是伤风败俗，有损秦始皇的光辉形象，所以才百般为吕不韦献姬一事进行掩饰。宋朝大名鼎鼎的道学先生朱熹，就是那个宣扬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朱文公，在《朱子纲目》中就没有记录吕不韦偷天换日之事，《历朝史案》赞扬朱熹是个好心人，说他“诚不忍以莫须有败人名节也”。
但是，司马迁号为“良史”，《史记》被公认为“信史”，一向严谨的司马公记载此事时，并没有用含糊字眼，而是言之凿凿地写道：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
如果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司马迁又怎么能用如此肯定的语气？可知司马公必有所本。
《史记》这段话中有个词值得注意，即“大期”。何谓大期？《史记索隐》引用谯周的解释说：“人十月生，此过二月，故云大期，盖当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则生政固当逾常期也。”《史记集解》也引用徐广的解释说：“期，十二月也。”
按谯周的解释，“大期”的意思是大于正常的日期。俗话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谯周认为赵姬是怀胎十二个月，比正常怀孕期多了两个月，所以司马迁用了“大期”一词。由于嬴政晚出生两个月，在异人看来，恰恰是十月怀胎，这样正好将吕不韦瞒天过海的阴谋遮掩起来。
而笔者以为，谯周的解释略显牵强。因为，司马迁说的是“至大期时”。若按谯周的解释，“至大期时”的意思是“到了超过正常怀孕期的时候”，未免有点文理不通。司马迁应该写作“生时大期”，即“生嬴政的时候超过了正常日期”，这才文从字顺。
“大期”的意思就一定是“一年”吗？那也不一定。《老子》有云：“人生大期，以百二十为限。”这里的大期，指的是“大限”。
清人梁玉绳为《左传·僖公十七年》“孕过期”一词作注云：“十月而产，妇人大期。”这里的大期，又变成了十个月。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将“大期”解释为“重要日期”的意思。人生一世，最重要的日子莫过于生日和亡日，所以老子才将人从出生之日到死亡之时叫做“大期”。女人分娩，自然也是个最重要的日子，这个日子，即是孩子的“大期”，也是做母亲的“大期”。如此说来，“至大期时”就迎刃而解了，即“到了分娩的时候”。
如果说赵姬分娩时比正常怀孕期晚了两个月，那倒是老天相助瞒过了异人。但这也太巧了，殊不可信。再说，司马迁怎么知道人家赵姬的怀孕期向后拖了两个月呢？
倒是赵姬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可信度大一些，所以司马迁说赵姬“至大期时，生子政”。即赵姬到了分娩的时候便生下了儿子嬴政。
也就是说，异人娶了赵姬后，赵姬还没到分娩期便生下了嬴政。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司马迁记述吕不韦得知赵姬怀孕在先，然后娓娓道来，说赵姬到了该分娩的时候便生下了嬴政。这分明就在暗示，赵姬嫁与异人之后不足十个月便分娩了。
或许正是由于赵姬归异人之后不到十个月便生下了孩子，当时社会上才流言纷纷，大家推断这个孩子一定不是异人的，而是吕不韦的。所以，司马公才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记下了这段奇闻。
不到十个月，赵姬便生下了孩子，难道异人就没生疑心？
赵姬告诉吕不韦她已有了身孕之时，说明那时她已经怀孕两个月了。等异人将赵姬弄到手，赵姬极可能已怀有两个月以上的身孕。民间有“七活八不活”之说，意思是怀孕七个月早产的，婴儿易于成活；而怀孕八个月早产的却不易成活。看来，赵姬与异人同房后七个月便生下了异人，异人很可能认为赵姬是早产，而误以为嬴政是自己的骨肉。
如果异人再粗心一点的话，根本不会怀疑这件奇事。
再说，在异人眼里，吕不韦如此够朋友、讲义气，为他千金散尽，为他两肋插刀，又岂能在这种事上欺骗他！
第七章、风险投资带来丰厚回报
一
在吕不韦的努力下，异人虽然在秦国取得了再传接班人的地位，却仍在赵国做人质，一直没有机会回国。
好在异人现在有富商吕不韦的接济，不愁吃不愁穿，又有美女赵姬陪伴，赵姬又为他生了个“儿子”，小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一转眼就是两年，异人在赵国过着平静的生活，乐不思秦。
然而异人毕竟是秦国王孙，并非一个普通百姓。他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永远过平安稳定的平民生活。
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昭王派大将王齮率兵猛攻邯郸，大有不灭赵国绝不罢休之势。这一事件差点要了异人的命，也差点让吕不韦的投资付之东流。
有人猜测，说秦昭王令秦军攻打赵国，是受了太子柱的长子公子傒怂恿。按“立嫡以长”的接班原则，太子柱即位后，应该立长子为太子。太子柱的长子是公子傒，一直想谋求接班，可惜不得要领，败给了异人。所以，有人认为此次秦军攻赵是公子傒的诡计，意在借刀杀人。
但此说是立不住脚的，原因有三：一是，攻打赵国这样的大事，只有秦昭王有决定权，连太子柱都不能参与决策，何况太子柱的儿子呢？二是，秦昭王的孙子不计其数，仅二儿子太子柱就为他生了二十多个孙子，所以他可能早忘了还有个孙子异人在赵国做人质一事了。三是，在异人被太子柱立为接班人之前，秦国就曾多次攻打赵国，根本不在乎异人的生死。赵国也知道异人在秦昭王的眼中可有可无，也懒得将异人作为人质要胁秦国。如此次攻赵的前一年，即秦昭王四十九年，秦昭王就曾派大将王陵攻打邯郸。因为王陵攻赵失利，秦昭王才换王齮取代王陵继续攻赵。这一事件，绝非公子傒欲假手赵国杀掉异人的阴谋所致。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经国巨贾吕不韦(11)
秦昭王不拿异人当回子事，而赵国却将异人当作人质了。因为异人现在成了秦国太子的太子，地位提高了，赵国君臣自然也注意到，他们手中还有个人质呢！
在赵国君臣准备用一用异人这个人质之前，吕不韦以其敏锐的嗅觉，感到了异人面临的险境。万一异人被赵国杀死，他三年来的投资岂不一无所获了吗？
所以，最不希望异人死的人，是吕不韦。在吕不韦看来，异人简直就是一个金人！所以，他要竭尽全力保护异人的安全。
吕不韦与异人一合计，决定立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吕不韦先安排赵姬回娘家躲起来，然后与异人变装易服，带上家中所有的金钱，乘上马车急往秦国而来。
在邯郸城门，吕不韦用六百金贿赂守门军官，顺利混出城去。
异人和吕不韦前脚刚走，抓捕异人的士兵就来到了异人的家中。抓捕异人不得，赵国君臣又想抓捕赵姬和她的儿子赵政，但由于赵姬早已躲藏起来，去抓捕的官兵也扑了空。
都说商人爱财如命，但在生死关头，吕不韦一下子将六百金送给守门官吏，在关键时刻破财免灾，说明吕不韦并非要钱不要命的守财奴。
二
吕不韦与异人来到秦国，首先去拜见太子柱和华阳夫人。
吕不韦之所以是个成功的商人，不仅因为他有着敏锐的眼光和灵活的头脑，既使在一些细节上，他也是个有心人。
看来，吕不韦仔细研究过华阳夫人的履历，知道她是楚国人。人在外地，都有怀乡恋土的情结。所以，吕不韦在与异人晋见华阳夫人之前，特意弄了一套楚国人的衣服让异人穿上。
太子柱与华阳夫人见异人平安归来，都很高兴。特别是华阳夫人，见异人穿着一身楚国的衣服，感动得不得了。她说：“我就是楚国人啊！”并给异人重新起了个名字：楚。于是，异人从此改名子楚。司马公在《史记》中，便一直以“子楚”名之。
过了五年，即秦昭王五十六年，让太子柱、公子楚、吕不韦等得好苦的秦昭王终于一命归西，已经五十多岁的太子柱即位，是为秦孝文王。
秦孝文王做了秦国国君，华阳夫人被封为王后，子楚被立为太子。
秦国与赵国这几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所以，太子柱一即位，吕不韦便与赵国联络，要求赵国放回赵姬母子。
听说子楚成了秦国的太子，赵国君臣赶紧根据吕不韦提供的线索找到赵姬和嬴政，恭恭敬敬地将她们母子二人送回了秦国。
这一年，嬴政已经八岁了。
三
秦王柱苦熬了多年才登上君位，却是个短命鬼，做国君只有一年多一点便死了。
《史记·吕不韦列传》说秦孝文王立一年而卒，而《史记·秦本纪》则说秦孝文王即位三日卒。其实这也不矛盾。战国时期，一国之君去世，即位的太子要守丧一年，将父王的丧事办完，才算正式即位。秦孝文王是在秦昭王去世一年后的第三天死的，所以司马迁又认为，秦孝文王实际正式做秦王只有三天的时间。
秦孝文王死后，子楚顺利即位，是为秦庄襄王。
需要说明的是，秦孝文王是秦王子楚给其父亲上的一个谥号。
秦庄襄王是子楚死后的谥号。他在位时称秦王，不叫秦庄襄王。
有个电视剧叫《康熙王朝》，里面的孝庄太皇太后一口一个“我孝庄”，这一个小细节就足以说明该剧创作人员的无知。“孝庄”是康熙的祖母博尔济吉特氏死后的庙号，后人可以这样称呼她，她怎么知道自己死后庙号“孝庄”、怎么能自己称呼自己呢？
子楚做了秦王，倒也不忘旧恩，没有食言，立即拜吕不韦为丞相，封之为文信侯，并将河南洛阳作为吕不韦的封地。洛阳十万户成了吕不韦的食邑。
华阳夫人也得到了回报，被尊为华阳太后。
子楚的“患难之妻”赵姬顺理成章地成了王后，儿子嬴政做了太子。
不到十年时间，吕不韦的风险投资一下子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
《战国策》所载与《史记》稍有不同的是，吕不韦的食邑为“蓝田十二县”。
无论如何，吕不韦的投资已经产生了巨大效益。封侯拜相，成了秦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要，要钱有钱，要势有势，这是他埋头经商干一辈子也挣不来的家业！
更令吕不韦窃喜不已的是，他的亲生儿子成了秦国的太子。这么说来，不久的将来，秦国将是他吕家的天下了——他当初的投资已经实现了“无限增值”！
有意思的是，子楚也是个短命鬼。他即位才三年，便一命呜呼了。太子嬴政即位，这就是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秦孝文王死时才五十多岁，子楚死时，也只有三十多岁。三十多岁，正值壮年，子楚怎么就早早驾崩了呢？
子楚早死一事，令后人产生了许多联想。有人认为，是吕不韦害死了他。因为，子楚只有早一点死掉，吕不韦与赵姬生的儿子嬴政才能早一点继承王位。再说，吕不韦与老情人赵姬一直藕断丝连，也只有让子楚死掉，这对老鸳鸯才能破镜重圆。
《东周列国志》在写到子楚之死时就采用了闪烁其辞的笔法：“再说秦庄襄王在位三年，得疾，丞相吕不韦问疾。因使内侍以缄书密致王后，追述往日之誓。后旧情未断，遂召不韦，与之私通。不韦以医药进王，王病一月而薨。不韦扶太子政即位，时年仅一十三岁。尊庄襄后为太后。封其母弟成峤为长安君，国事皆决于不韦，比于太公，号为尚父。”
一句“不韦以医药进王，王病一月而薨”，虽未明说吕不韦将庄襄王毒死，但用意昭然，如此春秋笔法，怎么不令人产生丰富的联想！
当然，吕不韦将庄襄王药死之说，只是后人的猜测，于史无据。
也有人认为，子楚是纵欲而亡。电视剧《乱世英雄吕不韦》就采纳了这个说法。
笔者认为，这个推论还是有道理的。赵姬性欲旺盛，这从后来吕不韦也难以令她满足、不得不为她找了一个阳巨特别强壮的嫪毐一事即可看出。
秦王嬴政即位时才十三岁，少不更事，乃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之为“仲父”。朝政遂落入吕不韦之手。
吕不韦发迹了，也摆起了谱，门下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养尊处优，扈从如云，比秦王还威风八面。
四
有吕不韦把持大局，嬴政即位自然是铁定的事情，应该比较顺利。
不过，嬴政之被立为太子，可能遇到过其兄弟的挑战。子楚回到秦国后，有六年时间没见到赵姬。这六年间，作为秦国太子的公子，他不可能没有别的女人。虽说史上并没有记载子楚在秦国有没有娶妻纳妾，却明文记载他还有个儿子长安君成蟜。
关于秦始皇的这个弟弟，《史记·秦始皇本纪》有简短的记载：“八年（即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击赵，反，死留屯，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
秦王政八年，嬴政二十一岁，而长安君已经能带兵出征赵国了，说明长安君也已经快二十岁了。嬴政被立为太子之时，长安君大概快十岁了，也具备与嬴政争夺王位的条件。但古时一般“立嫡以长”，所以，太子自然与长安君无缘。但这并不能说明长安君对继承王位就没有任何想法。秦王政八年时，长安君突然率兵反叛，说明他与嬴政的关系并不好，不仅不好，而且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如果不是因为王位的诱惑，长安君大概不会铤而走险；如果不是为了保住王位，秦王政也不会采用血腥手段进行镇压。据《史记正义》，长安君是兵败自杀的。嬴政不仅将弟弟“戮尸”，还下令将长安君麾下的将士们全部杀死。由于长安君是在留屯造反的，嬴政又下令将留屯的居民全部迁移到临洮。
嬴政八年后清除弟弟长安君的行动，根本没有一点兄弟亲情。由此可知，嬴政一定与长安君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这就是对王位的争夺。
当然，嬴政即位之时，应当是波澜不惊的。朝中有吕不韦，宫中有赵姬，嬴政顺顺利利地成了秦王。
经国巨贾吕不韦(12)
第八章、助人贵在雪中送炭
一
吕不韦先投机商业转而投机政治的经历，成了后来的效尤者的好榜样。汉高祖刘邦年轻时不务正业，经常被其父亲批评，劝他向他二哥学习，好好务农，治点家业。等刘邦做了皇帝之后，在未央宫大宴群臣，还将他父亲也叫去，当着群臣的面羞辱刘太公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意思是：“当年你常常说我是市井无赖，在谋生治产业方面不如老二。你看看我如今挣下的产业，和老二相比，谁挣得多？”于是“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在群臣的哄笑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刘邦父亲的尴尬状。
当然，刘邦的所作所为与吕不韦的投机截然不同。刘邦之言，只是说明投机政治所带来的回报与投机商业的收益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吕不韦对政治人物进行风险投资取得辉煌成功，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说他是空前绝后、震古烁今的风险投资家，似不为过。
吕不韦的实践，给了后世的精明商人以丰富的启迪。在封建专制时代，历来都是官商勾结，亦官亦商，当官发财是紧密联系到一起的。
有个贪官说出了一句名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发了财想做官，做了官想发财，其实都是为了发更大的财。做了官，不仅有了社会地位和护身符，而且更有了发大财、发横财的基础和条件，可以得到单纯经商所得不到的收益。
吕不韦由商而官的投机行为，为的是发横财。其实，横财与横祸是紧密相连的。当然，成了一国之相，有了花不完的钱，吕不韦便开始考虑做点能流芳百世的事业了。于是，他由经商转入他的经国生涯。
吕不韦由经商而经国，令古今中外的商人们自叹弗如。后世的商人们或有意或无意地都在向这位经国巨贾学习，但很少有人能遇到吕不韦所把握的绝好机会，也很少有人能有吕不韦这样的野心。
在专制社会里，商人们学吕不韦，在政界人物身上投资，多是为了结交一些政界的朋友，以便让他们给自己撑起保护伞，帮助他们获取更大的利益。
结交政界人物，以财物进行贿赂固然必不可少，但最佳方法还是像吕不韦那样，寻找目前还比较失意、但将来比较有发展前途的人进行长线投资。这种投资是一种雪中送炭般的感情投资，一旦此人将来发迹，那么，收益将是巨大的。这是一种投资少收益大的风险投资。
《吕氏春秋》中有这么一句话：“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害也；救之，义也。人之困穷，甚如饥寒，故贤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如此则名号显矣，国士得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给别人衣服穿要在人家挨冻的时候，给别人东西吃要在人家挨饿的时候。饥寒，对于人来说是大祸患，在这时候救助人，才是仁义之举。人在事业上遇到挫折，比挨饿受冻还要严重，所以说，贤明的君主要怜惜穷困之人，给他们以出路。如果这样做，那么，君主才能得到爱才之名，也才能得到国家的栋梁之材。
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跟后来的《资治通鉴》一样，主要是写给国君看的，意在教育国君如何治理国家。其实这段话，不仅对国君是至理良言，对任何一个人都有教益。
《吕氏春秋》中的这段话一言以蔽之：要雪中送炭。
在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助别人，这才称得上是“义”。
从商人的角度来讲，“雪中送炭”，是对暂时处于穷困之中的人才的一种投资，既帮助别人摆脱眼前的困境，也为将来得到别人的回报埋下了伏笔。这是一种投资小收益大的投资。
用股市上的一个常用词来说，这叫“逢低吸纳”。
二
逢低吸纳，指在股价相对较低的时候吃进，待将来股价走高后抛出以赢利。这是操盘高手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
只有在低价位购进，股价升高后，才有望赚取较高的差价，得到较高的收益。
“逢低吸纳”，是进行风险投资的最基本的一种方式。
观吕不韦及胡雪岩之风险投资事迹，可谓对“逢低吸纳”最形象的诠释。
当初异人在赵国穷困潦倒、百无聊赖之时，正处于他的人生谷底。吕不韦在其门可罗雀之时表示愿意资助他，实乃雪中送炭。胡雪岩在王有龄囊中羞涩之际慷慨赠金，更是雪中送炭。
一般人都爱锦上添花，很难做到雪中送炭。所以，我们常常见到某人发达之后，身边立即围来不少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徒；而某人一旦倒台或财尽，他身边的宵小之徒立即作鸟兽散，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齐国贵族孟尝君田文做齐国相国之时，在薛地有万户食邑，家中收留食客三千人。而当他被齐王罢相之后，“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只有一个冯驩没抛弃孟尝君而去。
这个冯驩也是个善于“逢低吸纳”的有心人。他一定认为，孟尝君作为一个名震诸侯的人物，一定会东山再起。在孟尝君仕途失意之时弃之而去，是最不明智的行为。所以，他在孟尝君的三千门客各奔前程之时留在了孟尝君的身边，为孟尝君官复原职而四处奔走。
在冯驩的游说下，齐王同意孟尝君官复原职，再任齐国的相国。冯驩受命前去迎接孟尝君回朝，路上，他亲自为孟尝君驾车。
在回齐国都城临淄的路上，孟尝君感慨万千，对冯驩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先生所知也。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今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
冯驩一听，赶紧拉住马缰绳，下车冲孟尝君纳头便拜。孟尝君吓了一跳，也赶忙下车扶起这位忠心耿耿的门客，问：“先生为客谢乎？”意思是：冯先生是在为那些无信无义的门客谢罪吗？
冯驩说：“非为客谢也，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
孟尝君说：“愚不知所谓也。”
冯驩道：“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朝趣市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
这段话的意思是，有生就有死，这是生物的必然结局。富贵者朋友多，贫贱者朋友少，事情本来就是如此。这就如同人们早晨去赶集，天刚亮，人们早早地去了，侧着肩膀争相进入集市；但日落之后，人们甩着手臂路过集市，却连看一眼也不看。并非人们喜欢早晨、厌恶傍晚，而是由于人们想得到的东西只有早去才有可能买到，去晚了，市中便没有了。如今您失去了官位，宾客都离您而去，是因为他们认为在您这里已经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您不能因此怨恨宾客而断绝他们重新投靠您的道路，希望您像过去一样对待宾客。
孟尝君于是再拜道：“敬从命矣！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冯驩的话，道出了人之常情。由此也可见，具有长远政治眼光和投资眼光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无论经商还是从政，历来都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取得辉煌的成功。
所以说，善于“逢低吸纳”，在具有长线投资价值的人物身上花点本钱，是许多投机商人和投机政客做梦都想寻求、把握的机会。
三
清代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发迹史，便是吕不韦风险投资的翻版。
胡雪岩名胡光墉，号雪岩，1823年生，徽州绩溪人。
清末有两大著名的商帮，一是晋商，一是徽商。胡雪岩从小就生活在商业气氛浓厚的徽州。
胡雪岩早年丧父，他十二岁那年，迫于生计，便告别母亲，来到杭州信和钱庄做伙计。
三年后，胡雪岩已经历练得能说会道、八面玲珑，而且善于察言观色，聪明绝顶，深得钱庄东家的赏识。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经国巨贾吕不韦(13)
某一天，胡雪岩外出为钱庄老板讨账回来，在一家茶楼里认识了一个叫王有龄的落魄文人。
胡雪岩在钱庄与各种人打过交道，识人颇有眼光。他见这个王有龄虽然衣衫不整，穷困潦倒，却气宇轩昂，谈吐不凡，便断定此人不是等闲之辈。
经攀谈，胡雪岩得知，王有龄花钱捐了“候补盐大使”，想北上“投供”，就是到吏部报到，等候补缺。可惜此时的他已经没钱北上了，被困在杭州无计可施。
所谓捐官，就是花钱买官，这在封建专制社会是由来已久、司空见惯的事。做官为了发财，但也有些发了财的土财主，认为自己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便想弄个官做做，提高一下自己的社会地位。朝廷若遇到战乱或大灾之年，财政紧张，便允许富商财主花钱买个官做，这样，既充实了国库，又满足了土财主们提高社会地位的愿望。于是，“捐官”便大行其道。
早在秦朝，嬴政刚统一六国，关中一带便遭遇蝗灾，饥民遍地。李斯认为，现在虽然粮食歉收，民不聊生，各地的土财主一定在往年囤积了大量粮食，让他们将粮食拿出来，可以帮助朝廷赈灾。
如何让土财主们自愿捐献粮食呢？考虑到土财主们汲汲以求想得到社会地位的现实，李斯向秦始皇建议：凡百姓缴粟千石者，拜爵一级。
此令一出，各地土财主们欢欣鼓舞，纷纷把自己的余粮拿出来买爵位，朝廷正好用这些粮食赈济灾民，使这个新生王朝渡过了难关。
需说明的是，秦王朝只是允许土财主们捐个爵位，是个虚职，并非实实在在的官职。但李斯此举，遂开两千多年华夏卖官鬻爵之滥觞。到后来，不仅朝廷的爵位可以卖钱，连官职也可以卖。
王有龄捐的便是个实职，不过是个候补的，得等这个官职出现空缺，才能由他补上。
王有龄捐了个候补官职，只是取得了任官资格，还必须先到吏部报到，然后根据这一官职的空缺情况和吏部的安排，才有可能得到这一职位。这就意味着，王有龄必须到吏部疏通关系，才可补缺。否则，只在家里傻等，他花的钱就白花了，等到死也不会递补上。
胡雪岩了解了王有龄的这些情况，心中暗自盘算：从其相貌、谈吐来判断，王有龄不是等闲之辈。他现在沦落在杭州，只不过缺少金钱。如果他有一笔北上投供的经费，便可以做官，日后定会飞黄腾达。
胡雪岩再联系到自己，想自己只是个钱庄的小伙计，即使再干十年二十年，也还是个打工仔，只不过由钱庄的“小伙计”变为“老伙计”，难有出头之日。而如果现在找个靠山，将来有贵人相助，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而且，助人当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雪中送炭，在别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他，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滴水之恩，往往会换来涌泉相报，又何乐而不为！
何况当时的胡雪岩年方弱冠，血气方刚，对古时豪杰侠士扶危济困的事迹极为仰慕，觉得自己将来即使得不到王有龄的回报，能救人于困厄之中，也是一桩义举。
事也凑巧，胡雪岩为钱庄老板讨账，讨回了一张500两的银票。于是，胡雪岩毅然决然拿出了银票，对王有龄说：“吾尝读相人书，君骨法当贵。吾为东君收某五百金在此，请收。”
王有龄见这位萍水相逢的小兄弟竟慨然以五百金相赠，不由既惊讶又感动，担心胡雪岩回到钱庄不好交待，所以执意不收。
胡雪岩说：“子毋然，吾自有说。吾无家，只一命，即索去无益于彼，而坐失五百金无着，彼必不为。请放心持去，得意速还，毋相忘也。”
为了帮助王有龄，胡雪岩横下一条心：回到钱庄，老板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胡雪岩认为，钱庄老板必不会因为五百金而真的要了他的小命。将来王有龄顺利做上官，再将钱还上，就没事了。所以他嘱咐王有龄：“做了官、发了财之后赶快将钱还给我，不要忘了我！”
王有龄真需要这笔钱！没有这笔钱相助，他以前花的钱便毫无收益。所以，感动之下，他收下了胡雪岩的银票。
胡雪岩还惺惺相惜地对王有龄说：“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着觉！”
听了胡雪岩的话，纵是铁人，也会感激涕零。
王有龄感动得热泪滚滚，当场便要与胡雪岩结拜成把兄弟。胡雪岩当然愿意，两个人遂互换帖子，成了八拜之交。
第二天，王有龄便北上求官去了。
四
胡雪岩为他的“义举”付出了惨痛代价。
钱庄老板得知胡雪岩将五百金“借”给了一个陌生人，不禁勃然大怒。不过，此时即使将胡雪岩打死也无济于事，钱庄老板只得将胡雪岩扫地出门。
胡雪岩做出了这等“傻事”，被杭州的金融界传为笑柄。私自将钱庄的钱赠人，这个小伙计的胆子也真够大的，谁还敢用这样的人啊？胡雪岩在杭州呆不下去了，只得去了上海，经别人介绍，在一家妓院里干扫地挑水的粗活。
对此，胡雪岩无怨无悔。他后来说：“襄助王公进京投供，事后连累我丢了饭碗，当时一点儿顾虑都没有，更没有半点后悔的意思。不过为此遭受生活的困顿，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受人歧视是在所难免的。可是，英雄如果不经受挫折，怎么能功成名就呢？生活安逸的人，志向不会广大，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经受得起磨难，眼光要放长远，在目前留些交情，将来才有见面的余地。”
应该说，胡雪岩赠金王有龄也是一笔风险投资，而且，这笔投资算是投对了。没有这笔投资，便没有未来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就在胡雪岩忍辱负重在妓院做苦役的时候，也算是上天有眼，让他在妓院里巧遇王有龄。
此时的王有龄已经成了浙江海运局的坐办，掌管海运事宜。这可是一个肥缺，王有龄一下子成了暴发户。闲来无事，便常去妓院玩玩。这一日，不期然遇到了他的大恩人胡雪岩。
他乡遇故知，王有龄与胡雪岩自然都欣喜异常。
原来，王有龄北上谋官，得知昔日一起读私塾的同学何桂清官居户部侍郎，最近刚刚被任命为江苏学政，遂前去拜访。
何桂清颇念旧情，当即赠给老同学白银一千两，并给吏部侍郎和浙江巡抚各写了一封信，推荐王有龄“才堪大用”。
王有龄也四处活动，先花钱捐了个浙江候补州官来到浙江，等候何桂清的好消息。
何桂清之所以给浙江巡抚写信推荐王有龄，是因为浙江巡抚黄宗汉与何桂清是好朋友，而且黄宗汉又有一件事情要何桂清帮忙。所以，接到何桂清的举荐信后，立即任命王有龄为浙江海运局坐办。
由于何桂清已与吏部侍郎通了气，所以，吏部这边一路绿灯，王有龄不几日便走马上任了。
王有龄也算是个有良心的人。发达之后，他便派人来到杭州信和钱庄找胡雪岩，但当地无人知道胡雪岩的下落。王有龄四处派人寻找，都不见胡雪岩的踪影。
不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也是王有龄与胡雪岩有缘，也幸亏王有龄有嫖妓的爱好，两人竟在妓院重逢了。
自此之后，胡雪岩便在王有龄的帮助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经商生涯。难怪后来胡雪岩多次表示对当年因资助王有龄而丢掉工作、流落妓院打杂之事无怨无悔。他这一笔风险投资投对了！
五
对“有前途”的人物进行“逢低吸纳”，并非人人都能做得到的。
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有贫困潦倒者，都有仕途失意者，都有经商失败者，都有默默无闻者。如何发现这些人中哪个是虎落平阳、哪个是龙困浅池，却并不容易。不能慧眼识人，是成不了“吕不韦”和“胡雪岩”的。
孟尝君就不是一个慧眼识人的人，他仗着财大气粗，采取来者不拒的办法，不管是不是人才，一概收留。虽然在三千人中，也网罗到了一个冯驩，但成功率是三千分之一，未免太低了！这种投资巨大收益极低的行为，恐为吕不韦们所耻笑。
也有人有选择地对某些可能有发展前途的人进行投资，他们的这种投资数目不大，即使打了水漂，对自己损失也不大。而一旦他们资助的某个人物发迹，如果此人尚有良心，一定会对其滴水之恩予以涌泉相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经国巨贾吕不韦(14)
上世纪初，蒋介石流落到了上海，欠下了数千元的债务。无奈之下，他投靠了上海滩帮会领袖黄金荣。黄金荣觉得蒋介石并非等闲之辈，有心接交他这个朋友，遂收他为弟子，并代他偿还了数千元的债务。当得知蒋介石欲赴广东投奔孙中山时，立即慷慨解囊赠与路费。
后来，蒋介石成了北伐军总司令，对黄金荣仍执弟子之礼。黄金荣倒也识趣，忙把当年蒋介石的拜师贴子退还给蒋介石，表示自己不敢再做总司令的老师。蒋介石很高兴，特派人给黄金荣送了一块“文行忠信”大匾。
有了蒋介石的尊崇，黄金荣在上海滩自然成了黑白两道的太上皇。
黄金荣80大寿时，身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亲自前往拜寿。黄金荣让蒋行个鞠躬礼就行了，但蒋介石执意要按帮会规矩行叩头礼，真的在大庭广众之中给黄金荣跪下磕了三个头。
黄金荣受宠若惊，时时向人炫耀，并夸赞蒋介石说：“蒋总统重礼厚义，我得蒋尊重乃一生幸运。”
黄金荣得到蒋介石的如此尊重，并非由于黄金荣“德高望重”，而是因为黄金荣在蒋介石落魄之时助了他一臂之力。这种雪中送炭般的恩义，让蒋介石毕生不忘。
杜月笙结交戴笠与黄金荣结交蒋介石差不多。戴笠当年只是个摆地摊的小贩，后来跑到上海加入了帮会组织，成了一个小流氓。杜月笙与戴笠一见面，便认定戴笠是个“人才”，遂主动与戴笠结为把兄弟。
后来，戴笠在上海滩混不下去了，到了一文不名的地步，便跑到杜家向杜月笙借钱。杜月笙当即应允，一下子便赠他五十元。不久，杜月笙又给了他五十元。就是这区区一百银元，让戴笠感念不已。戴笠发迹后，逢人便赞扬杜月笙“古道热肠”，每次到上海，都忘不了去拜访杜月笙，并虚心听取杜月笙对时局和一些大事的看法。
可见，黄金荣和杜月笙在上海滩呼风唤雨，叱咤风云，是有原因的。他们自有其过人之处。起码在结交人方面，颇有知人之能，而且善于雪中送炭，以微小的投入，在将来收到巨大的效益。
六
也有许多人，出于对失意、落难之人的怜悯，或出钱或出力帮助失意、落难者，虽然当初并没有指望得到回报，但日后被帮助之人发达了，会主动前来报恩。如韩信落魄时受漂母一饭之恩，功成名就后找到那个老太太，以千金相报。像这种事例也是史不绝书。旧戏中，“公子落难，小姐养汉，状元一点，百事消散。”更成了戏中故事的俗套。
“小姐”在“公子”落难时对“公子”进行资助，就是看准了“公子”的投资价值，并将自己的“归宿”寄托到了“公子”的身上。这样的“小姐”必须要有一双善于识才的慧眼。吕不韦只是倾其家业对异人进行投资，而“小姐”们则是将自己的一生都“投”给了“公子”。这里面有成功的例子，当然也有失败的例子。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刚死了丈夫，刘秀想为姐姐再找个老公。得知湖阳公主对宣平侯、大司空宋弘情有独钟后，刘秀遂将宋弘召进宫，让湖阳公主躲到屏风后面，他亲自与宋弘闲聊，打探宋弘的意思。
闲谈中，刘秀没头没脑地对宋弘说：“俗话说，富易交，贵易妻。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不知宋弘是否猜到了刘秀的用意，宋弘只是说了一句千古传诵的名言：“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刘秀闻言，转头冲着在屏风后等着好消息的湖阳公主喊道：“事情不好办了！”
看来，宋弘的老婆在宋弘贫贱之时便用自己的未来进行了风险投资。宋弘发达了，自然不忘在自己贫贱之时以身相许的“糟糠之妻”。
唐朝的名相房玄龄不敢接受唐太宗赐与的两个美女，人们都认为房玄龄惧内，其实不然。房玄龄娶妻子卢氏时，还是临淄一个落魄书生。有一年，房玄龄生了一场大病，卢氏为房玄龄喂药喂饭，日夜在他身边伺候。房玄龄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对卢氏说，他死后，希望卢氏再嫁，不要为他守寡。卢氏很感动，为了表示自己从一而终，竟将自己的左眼剜出以明志。因此，房玄龄一生不敢做出对不起夫人之事。
当然，男人中也不乏陈士美那样的忘恩负义者。不过，雪中送炭总比锦上添花更令人感念。如今，许多女子找对象都注重于对方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更有的女子乐衷于傍大款、傍高官，其实这种“锦上添花”更不保险。
当然，这些话扯远了，暂且打住。
第九章、以财买才，以财揽才
一
嬴政即位之时才十三岁，秦国大权遂落入丞相吕不韦之手。
吕不韦尽情地收获着自己的风险投资所带来的巨大利润。
在秦国，吕不韦可谓呼风唤雨，一言九鼎。
秉秦之强，吕不韦继续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一点一点地扩大秦国的实力，一步一步地蚕食周边国家的领土，为秦王政最后统一六国进行奠基。
就在秦王政即位的第一年，吕不韦派大将蒙骜进攻赵国，攻取赵国的榆次（即今山西榆次）、狼孟（今山西阳曲）、新城（今山西朔州）等三十七座城市。复派大将###韩国，攻占上党，在那里设太原郡。
不久，秦军又攻取晋阳。
秦王政三年，吕不韦派蒙骜伐魏，攻取魏国十几个城市。
秦王政五年，蒙骜再度大举伐魏，一气攻取魏国二十多座城市，建东郡。从此，秦国的国土大大东扩，竟与齐国接壤。
秦王政六年，在秦国咄咄逼人的兵锋之下，赵、魏、韩、楚、燕五国惶惶不可终日。庞煖是赵国名将，认为只有六国联合，才能抵御秦国。在庞煖的努力下，赵、魏、韩、楚、燕乃相互联合，组织了战国时代最后一次“合纵”抗秦的行动。
只有齐国，自以为是东方大国，且离秦国尚远，一直与秦国“和睦相处”，没有参加这次“合纵”行动。
五国各出精兵，多者四五万，少者二三万，推举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为上将，分兵五路，直攻秦国的渭水南部地区。
商人出身的吕不韦，此时想向朝野上下显示一下，他不仅会经商，还有不凡的军事才能。他先令将军蒙骜、王翦、桓齮、李信、内史腾各率五万兵马分应五国之兵，他自己则亲任大将，统帅王将军之部队，
战前，王翦向吕不韦献计说：“赵、魏、韩三国多次与秦交战，有些经验，而楚国在南方，远道而来，自从张仪死后，已经多年不与秦国交战了。若选五营之精锐全力攻楚，楚军必定力不能支。楚军一败，其余四国则会望风而溃。”
在五国之中，楚国力量最强，所以楚军统帅黄歇才被推举为五国“合纵”部队的总指挥。王翦此计，实是主张“擒贼先擒王”。主帅所在的军队一跨，其余各军则不战自溃。
吕不韦采纳了王翦的建议。不料此计谋为黄歇所探知，黄歇大惊，不用秦军来攻，自己便率楚军连夜奔逃五十余里。赵将庞煖得知楚军不战而退，叹道：“合纵之事，今后休矣！”
既然作为纵约长的楚国已经罢兵，其余四国也都作鸟兽散。列国最后一次“合纵”行动，至此草草收场。
二
吕不韦瓦解五国“合纵”之后，秦国在列国中一强独大，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有效制约秦国的攻伐扩张，秦国统一六国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时，各国的权贵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凭藉封地，大兴“养士”之风，实际是纷纷组织自己的“智囊团”。“战国四公子”便以养士名闻天下。《史记》载：齐国孟尝君“食客数千人”，赵国平原君“宾客盖至者数千人”，魏国信陵君“食客三千人”，楚国春申君“客三千余人”。于是乎，后人便认为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模范，传为千古美谈。
四公子的初衷是不错的，通过“养士”收罗天下人才，增强自己的实力，赢得礼贤下士的好名声。可惜的是，他们对于投奔自己的人，无论贤愚尊卑有才无才，一律来者不拒。如此看来，与其说他们是在收罗人才，不如说他们是在开设慈善机构。事实也说明，他们收罗的“人才”不过是群乌合之众，就连孟尝君手下的冯驩、平原君手下的毛遂，也并无多大建树。当然，这两人在四公子的万余门客当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了。
经国巨贾吕不韦(15)
孟尝君失势后，其门客包括那些鸡鸣狗盗之徒纷纷弃之而去，孟尝君不由长叹道：“文（孟尝君名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可见当时孟尝君处境的尴尬与无奈。
其他三公子的“客”也好不到哪里去，最惨的是春申君，竟被其门客李园所杀，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王安石有篇不足一百字的短文《读孟尝君传》，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你若视宵小之辈为“人才”，那么真正的人才是不会为你所用的。这就是东汉文学家赵壹所说的“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地区也好，一个单位也好，邪夫显进之日，即直士幽藏之时，概莫能外。
可见，光有爱才之心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慧眼识才。
眼见“战国四公子”以养士名闻诸侯，出尽了风头，作为超级强国的秦国丞相，吕不韦也眼红了。
反正他现在有的是钱，光家里的僮仆就上万人，养几千个“士”，是毫无问题的。
最重要的是，吕不韦想通过“养士”，培植自己的“智囊团”和人才库，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
《吕氏春秋》里有这么一句话：“贤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财。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
吕不韦认识到，无论贤与不肖，来者不拒是不行的，只有识才，才能爱才。作为一个政治家，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所以，他既注重他的“人才库”的量，更注重“质”。
《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不仅在养士的数量上不让“战国四公子”，吕不韦收揽的门客的质量也是不错的，总体质量也在“战国四公子”的门客之上。
在吕不韦的门客中，出了个李斯。此人后来担任秦国丞相，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功不可没。
吕不韦还组织门客撰写了一部巨著，“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洋洋二十余万言，这在当时是一部大书了。书成后，吕不韦令在咸阳市门公布，“悬千金其上”，声明若有哪一个人能增加或减少一个字，当场奖励千金。
此举一方面说明，吕不韦与他的门客们对这部书都非常自信，一方面也说明参与著书的吕不韦的门客们也都具备很高的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
秦王政十年，吕不韦被罢免后，“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自杀后，他的门客竟有一千多人前来吊丧，并偷偷地将吕不韦埋葬于洛阳北芒山下。
由此可见，吕不韦的门客，无论才与德，比孟尝君之流的门客强多了。
三
组建自己的“智囊团”和“人才库”，对于从政也好，对于经商也好，无疑都有巨大的益处。
吕不韦和“战国四公子”凭藉雄厚的经济实力招揽人才的做法，给了后世的政治家和富商巨贾以深刻的启发。清朝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将这个做法总结为八个字：“以财买才，以财揽才。”
当年冯驩投奔孟尝君田文之时，见孟尝君供给他的饭很简单，连鱼都没有，便弹着他的剑唱道：“长铗归来兮，食无鱼！”
孟尝君得知后，令厨房每餐供给冯驩鱼吃。
过了几天，孟尝君问别人：那个姓冯的满意了吗？
那人报告说：冯先生还是弹着剑唱歌，只是歌词变了，唱的是“长铗归来兮，出无舆！”
“长铗归来兮，出无舆”的意思是：长长的宝剑啊，我们还是回去吧。在这里，出门连车都没有！
孟尝君听了，觉得此人比只图一口饭吃的门客的要求高，一定有过人之处，便干脆好人做到底，下令给冯驩配备了专车。
又过了几天，孟尝君听说，这个姓冯的还弹着长剑唱歌，歌词变成了“长铗归来兮，无以为家！”
要鱼给鱼，要车给车，不想冯驩仍不满足，又想要自己的住房。
由此可知孟尝君的门客们一般都住在集体宿舍。
孟尝君便很不高兴了，认为冯驩贪得无厌，便不再答理他。冯驩见孟尝君生气了，知道自己索要住房不会得逞，也就不再发牢骚了。
这个小故事说明，越是有才能的人，在为别人打工时，要价越高。
胡雪岩曾说：人才像其他东西一样，也是一分钱一分货。这话虽然糙了点，理却不糙。想找聪明能干之人，在金钱上和人家斤斤计较怎么能行？须要舍得银子，多给工钱，一下子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才可得到真正的干才。我的秘诀就是：以财买才，以财揽才。眼光要好，人要靠得住，薪水不妨多送，用人也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
胡雪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经营阜康银号业务时，每当雇佣号友时，“必询其家食指若干，需用几何，先以一岁度支畀之，俾无内顾忧。”（陈代卿《慎节斋文存》）也就是说，胡雪岩在招聘员工时，先了解其家庭情况，然后一次先支付一年的工钱，让员工在家庭生活方面没有后顾之忧。这样以来，员工自然对老板感恩戴德，工作起来则会尽心尽力。由于不用为家庭生活犯愁，员工自然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之中，由此可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
对于有突出贡献者，胡雪岩还特设“功劳股”，即从盈利中抽出一分特别红利，专门奖励给有功员工。
胡雪岩在筹办阜康钱庄之时，急需得力助手。他经过考察，看中了原大源钱庄的一个伙计刘庆生。在钱庄尚未开张盈利的情况下，胡雪岩决定给刘庆生二百两银子的年薪（不包括年终的“花红”），并且先预付了一年的薪水。
在当时的杭州，按一户八口之家上等生活水准来计算，一年的吃穿住行也不过二十多两银子。胡雪岩一下子就给刘庆生二百两的年薪，连刘庆生本人都感到意外。
高薪使刘庆生对胡雪岩感激涕零。他对胡雪岩说：“胡先生，你这样子待人，说实话，我听都没听说过。铜钱银子用得完，大家是一颗心，胡先生你吩咐好了，怎么说怎么好！”
刘庆生将家人都接来杭州，家里有了钱，生活不成问题，刘庆生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到阜康钱庄的经营上了。“心思可以安定了，脑筋也就活了，想个把主意，自然就高明了。”
阜康钱庄有了刘庆生，胡雪岩既放手又放心。刘庆生也不辜负胡雪岩的厚望，将阜康钱庄经营得红红火火。
四
商人的目的是赢利，其实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人，又何尝不是为了一个“利”字！
对企业员工来说，他们到企业工作，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养家糊口。要求企业员工“无私奉献”，口头上说说而已。如果不给员工薪水，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心甘情愿地留在企业“无私奉献”。
当然，并不是说，“无私奉献”过时了、不适用了。适当地倡导奉献精神，对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但这必须是在保护每个个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普遍遵循的是等价交换原则，是按劳取酬原则。个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否则，只是一味地强调“无私奉献”，将劳动者视为创造财富的“工具”，最终不仅不能使人“无私奉献”，反而挫伤人的创造力和劳动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几年前，笔者所在的地方，一家国有企业的一个技术员跑到了外地一家村办企业。据说那家村办企业将这个技术人员“挖走”的方法很简单：一是高薪聘请，一是免费为其提供一套住房。令该国企老总心疼的倒不是失去了一个技术员，而是这个技术员带走了企业的某项产品的核心技术。实际上，这项技术正是这位技术员的研究成果。
这个技术员为什么要走呢？原因也很简单。他进厂多年，一直是企业的技术骨干，却只拿一般工人的工资。厂里分配住房，要按职务、工龄等在全厂职工中进行大排行，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一旦有别的企业承诺给他高薪和住房，他便义无反顾地挂冠而去。
经国巨贾吕不韦(16)
怪谁呢？
说那个国企老总不重视人才？老总也觉得委屈——他的工资也不高。
技术骨干也好，企业老总也罢，由于国企执行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工资分配制度，使得企业骨干人员的付出与得到不成比例，所以这也成了导致国企百病丛生的根本原因之一。技术骨干丧失了创造发明的积极性，国企经营者则往往由振兴企业的“能人”变成了企业的“蠹虫”……
在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中的体制，使企业也成了政府的一部分。企业经营者是政府任命的，这就使得企业经营者只对任命者负责，而不必对职工负责，也不必对企业负责。
无论在企业干得好还是不好，国企经营者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甚至不知自己到底能在这个企业干多长时间。有时你干得好，企业挣钱了，反而会导致你下台或被一纸调令调走，你留下的“肥肉”自有别人来享受。在这样的情况下，“无私奉献”就成了一句骗人的鬼话。所以，各地发生的国企经营者损公肥私或化公为私等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
既使你将企业搞得红红火火，与上级的关系搞得如鱼得水，也仍避免不了60岁退休这一结局。一但退休，你便由一个企业的实际所有者变成了企业的一个普通退休人员。看到这一步，许多国企经营者在退休前夕开始为自己准备“退路”，于是发生了所谓的“59岁现象”——退休前夕晚节不保，沦落为贪污腐化分子。
好在我们走了多年的弯路之后，终于认识到，改革国有企业，必须改革产权制度。
以往，我们沉醉于企业都是“国有资产”，以为这才是“天下为公”，总比归个人所有强。其实，我们一直没弄明白所有权与经营权、支配权的关系。
仅有“所有权”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支配权和经营权。譬如甲动员一万个人凑了一万元钱，这一万元名义上当然归这一万个人所有。但甲代表这一万人将一万元交给乙管理、支配，在乙管理、支配过程中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督措施，那么，乙在消费这一万元的时候，那一万人的“所有权”实际上是空的，乙有了支配权，也就有了所有权。决定乙个人命运的不是那一万个人，而是甲一个人。由于这笔钱也不是甲的，所以，乙只要将甲收买住就行。这么说来，这笔钱可以归乙随意支配。那些名义上具有“所有权”的人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利。更为有害的是，因为乙花的这笔钱不是他自己的，所以毫不心疼；甲因为接受了乙的贿赂，也对乙的挥霍睁一眼闭一眼。这样以来，有了对集体财产的支配权，也就有了对集体财产的所有权。
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实际上成了谁也不拥有。
只有在企业与企业经营者休戚与共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者才会像胡雪岩那样求才若渴，才能视才为宝，才能使人才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人在付出聪明才智和艰苦劳动之后，却得不到应该得到的报酬，势必使优秀人才的创造力和工作积极性受到致命打击。一个失去优秀人才的企业，必然是一个丧失了创造力的企业。
所以说，高度集中的专制体制是扼杀人才的体制，是扼杀人的创造力的体制。一个国家若奉行这样的体制，是注定不能富强的；一个单位若奉行这样的体制，是注定不能搞好的；一个企业若奉行这样的体制，是根本不能发展的。
第十章、博极古今的《吕氏春秋》
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丰富多彩的时期。因为周王朝的式微，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的专制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各显其能，形成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
虽然那时是诸侯割据，战乱不已，但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迁徙，国与国的概念实际上是比较淡漠的，许多仁人志士考虑的最多的是“天下”。如孔子，他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因此他并不一门心思地只想着为鲁国出力，而是周游列国，哪个国家愿用他，他就为哪个国家服务。
就连“战国四公子”中的信陵君魏无忌和孟尝君田文，虽然分别是魏国和齐国国君的兄弟，但也都曾跑到别的国家做官。孟尝君还曾在秦国和魏国做丞相，并联合燕赵等国攻伐齐国，好像没有人因此而骂他们“卖国”、“叛国”。
“兵圣”孙武，其祖父与父亲本是齐国贵族，因见齐国政事紊乱，田、鲍、栾、高四大家族之间矛盾重重，已到了随时发生火併的地步。孙武为了避祸，携家小千里南下，到吴国的乡下躲了起来。后来，孙武便在吴国建功立业。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春秋战国史，像孙子这样的到异国他乡建功立业的才智之士不胜枚举。就说吕不韦，本是卫国人，在赵国经商，到秦国从政。可见当时人们出国是比较容易的。
像屈原那样狭隘而偏执的“爱国者”比较罕见。
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有着很大的自由度。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也相对自由，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说和政见，儒家、道家、兵家、法家、墨家、名家、纵横家……可谓“百家争鸣”。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可惜的是，自从秦汉大一统王朝加强中央集权以后，特别是汉武帝采纳以“识时务”著称的无耻文人叔孙通的“罢黜诸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中国进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万马齐喑”的文明停滞期，“百家争鸣”竟成了绝响。中国思想家们的思想水平，再也没能超越春秋战国时期的先贤们。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述：“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万言，以为备天下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才智之士有机会广为宣传自己的学说，才使得当时大家辈出，人才济济。吕不韦见荀子等人的著作遍布天下，有点眼红了，也想著书立说以博个青史留名。
而这时的吕不韦养尊处优，哪有闲工夫亲自著书立说？
他想到了他的食客们。
前面说过，吕不韦见“战国四公子”以“养士”闻名诸侯，心中颇不服气。以秦国之强，以吕氏之富，岂能在养士方面输给什么“四公子”！于是，吕不韦也广招天下之士，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
食客，顾名思义，就是白吃饭的人。吕不韦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商人，他养士也不会白养，不仅要计算成本，而且还要见到效益。就算养士不能直接给他带来利润，也得给他带来社会效益。
吕不韦突发奇想：让食客们将各自的所见所闻和政治见解写下来，综合一下，不就是一本著作吗？
他吕不韦不用点灯熬油地亲自写，让别人代劳，最后署上自己的大名，这不是“一言而万世之利”的好事吗？
而且，通过让门客们著书，谁有什么样的见解，谁有什么样的才能，谁有没有学问，谁有没有水平，不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吗？
于是，吕不韦一声令下，他的门客们便开始“人人著所闻”。吕不韦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的综合性巨著的主编。
按司马迁的说法，吕不韦让门客们著书，书成后取名为“吕氏春秋”，是气不过荀子等人“著书布天下”。可知吕不韦只是想借著书图“万世之名”。
清代的学者毕沅也在《吕氏春秋新校正序》中说：“其著一书专觊世名，又不成于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实始于不韦。”
吕不韦组织门客撰写《吕氏春秋》，仅仅是为了与荀子等人争名吗？仅仅是为了自己名垂千古吗？
笔者以为，其实也不尽然。
二
除了“图名”这一点之外，吕不韦主编此书还有什么目的？
《吕氏春秋》虽然被史学家刘知几誉为“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是一部“杂家”著作，但主要内容却是一些如何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书中动不动就是“先王”如何如何，“贤主”如何如何，分明是一部为君主写的教科书。
经国巨贾吕不韦(17)
而且，书中还有大量的有关地理和自然的“基础知识”，就如同给学生上课用的教材。如《吕氏春秋·有始览第一》介绍什么是九野、九州、九塞、九薮、八风、六川：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
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巂、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
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闲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何谓九山？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
何谓九塞？大汾、冥厄、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
何谓九薮？吴之具区，楚之云梦，秦之阳华，晋之大陆，梁之圃田，宋之孟诸，齐之海隅，赵之钜鹿，燕之大昭。
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
何谓六川？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
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陆注三千，小水万数。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有九万七千里。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枢不移……
联系到书中苦口婆心地教导做君主的如何做一个“贤主”，如何治国安邦、如何富国强兵、如何勤政爱民、如何修身养性……笔者认为，此书实是吕不韦写给儿子嬴政看的，是吕不韦组织人给儿子编写的教科书。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如果嬴政将《吕氏春秋》当作自己的必修课，按吕不韦教导的去做，那么，秦始皇必为一代“圣主”、“贤主”。可惜的是，嬴政将《吕氏春秋》里的政治见解和治国方略视作粪土。建立大一统的帝国之后，便实行严酷的专制统治，搞得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终于二世而亡，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为天下笑。
三
现存《吕氏春秋》共160篇，20多万字，写到竹简上，可谓汗牛充栋了。这在以竹简为主要书写材料的先秦，当然是一部鸿篇巨制。
《吕氏春秋》虽然并非吕不韦亲笔所撰，但从行文风格、主要思想来看，肯定是经过某一个人编辑加工了的。书成后，吕不韦令将书稿在咸阳城门公布，“悬千金其上”，扬言谁若改动其中一个字，便给予千金奖励。
可见，吕不韦对此书是极为满意的，否则就不会这样张扬了。吕不韦公开征求意见之举，也是空前绝后的。之所以如此自信，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吕不韦对著书者绝对信任，二是吕不韦亲自参与了此书的编著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自己满意了，才有勇气作出谁若增损一字奖励千金的承诺。
到底有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成为吕不韦的“一字师”呢？有没有人获得千金奖赏呢？司马公没有记载。
我想，很可能不会有人为吕大丞相的《吕氏春秋》“增损一字”。
天下哪有不能删改一字的文章和书籍？
没有人站出来为《吕氏春秋》“增损一字”，并非说明《吕氏春秋》“既尽善矣，又尽美矣”，也并非说明秦国及诸侯没有能人，恐怕是大家慑于吕大丞相的淫威而不敢造次。
而吕不韦恐怕也并非真的想使《吕氏春秋》精益求精、尽善尽美。他这样做，与其说他虚怀若谷、治学严谨，不如说他是在作秀，是在炒作。商人嘛，作秀与炒作是其看家本领。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的举动，可以视作一次广告宣传活动。这一炒，立即使《吕氏春秋》变得家喻户晓，连惜墨如金的司马公也在《史记》中记下了吕不韦的这一创举。
既然书名叫《吕氏春秋》，吕不韦当然要为自己负责。如果他任由门客们乱写一气，自己不加一言，他是不会如此重视、如此满意、如此自信的。这么说来，《吕氏春秋》虽非他亲自撰写，但肯定包含了他的一些思想和见解。起码，书中的思想见解与吕不韦的思想见解是相一致的。
《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讲得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但我们也能隐约发现，其中的许多道理，对经商也不无借鉴意义。
清代的乾隆皇帝组织一大批学者编撰《四库全书》，《吕氏春秋》自然是必收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有个比较恰当的评价：“不韦固小人，而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论者鄙其为人，因不甚重其书，非公论也。”
四
有人可能会认为，司马迁号称“良史”，但也有马虎的时候。理由是《史记》记事，有时前后矛盾。
譬如，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中，说吕不韦组织人著《吕氏春秋》是在被免官流放之前，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又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联系到文中的意思，“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分明是说，吕不韦被罢官流放到蜀地后，才“发愤”而作《吕览》。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有人认为《吕氏春秋》作于秦王政八年。理由是《吕氏春秋·有始览》之前有篇《序意》，开头就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维是语助词，“秦八年”即指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依太岁纪年，“涒滩”即“申”。而秦王政八年是“壬戌年”，不是“申”。对此，清人孙星衍解释说：“考庄襄王灭周后二年癸丑岁至秦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申为涒滩，吕不韦指谓是年。”
这时，吕不韦还任秦国丞相。两年后，即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吕不韦才被罢相。又过了一年，嬴政令吕不韦迁往蜀地。从《序意》标明的时间可知，《吕氏春秋》应该完成于秦王政八年。
吕不韦令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之时，肯定还居于相位。否则，他被罢相流放之后，是没有机会下令将《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城门的，更不可能有“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的豪爽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时并没说“世传《吕氏春秋》，而是说《吕览》。
难道《吕氏春秋》又名《吕览》？
我们知道，《吕氏春秋》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吕览》很可能是专指《吕氏春秋》中的“八览”：“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
而《序意》序的是“十二纪”，不包括“八览”和“六论”。于是，有些学者便断定，《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作于秦王政八年，“八览”和“六论”则作于吕不韦被罢黜之后。
而《史记·吕不韦列传》明明说《吕氏春秋》完成时，吕不韦还任秦国丞相。“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万言，以为备天下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可见吕不韦做丞相时，书的名字就已经叫《吕氏春秋》了。
如此说来，以上诸说仍不太可靠。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司马迁所写的“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八个字，并非“不韦迁蜀，乃著《吕览》”，而是用了“世传”两个字。
也就是说，吕不韦完成《吕氏春秋》的主编工作之后，便遭到罢官流放的厄运。他虽然被流放了，但他的《吕氏春秋》却流传后世。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经国巨贾吕不韦(18)
《吕氏春秋》完成后才过了一年，吕不韦便被罢免了。从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联想到什么？
是不是说，吕不韦在决定招集门客著书之时，就已经隐约感到了可能来临的危险？
是不是说，秦王嬴政已经长大了，吕不韦发现了这个儿子的虎狼之性，才想起写一本书来劝导他？
是不是说，《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在感到危机来临之时的“发愤”之作？
有意思的是，《吕氏春秋》一书中，《孝行览》一章就是专门论述“孝”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的。其开篇即说：“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
再如：“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
又如：“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文中还大量引用曾子关于孝道的论述，说什么“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灾及乎亲，敢不敬乎”、“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谓贵德，为其近于圣也；所谓贵贵，为其近于君也；所谓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所谓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所谓慈幼，为其近于弟也”、“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支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
怎么做才算是尽了孝道呢？文中点了五个方面：“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笫、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进而厚用之，可谓善养矣。”
吕不韦通过《吕氏春秋》反复论述“孝”是一国之君的“本务”，尽了孝道，就会达到“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的奇效。吕不韦想让嬴政孝顺谁呢？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也许，吕不韦很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向嬴政说明其身世之谜，所以才不遗余力地做着诸如此类的舆论准备工作。
然而，这些道德说教对于虎狼之性的嬴政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第十一章、《吕氏春秋》蕴含的商业智慧
一、商亦有道
经商，在中国，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贱业”。古代的四大行业，所谓“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商业是排在最后的。司马迁作《史记》，将为商贾立传的《货殖列传》排到全书的最后，在司马迁的思想里，商贾的地位，连从事看相、算卦的都不如。不过即使如此，《史记·货殖列传》竟也遭到了历代一些所谓“正人君子”的责难，如明清的一些腐儒便指责司马迁为商人作传、公开言利，是伤风败俗之举。甚至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商业也是很不受重视的一业，“工农兵学商”，“商”依旧排在最末。大凡越是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里，商业也越是不受重视。
在中国古代，商人不仅地位低下，而且名声也不太好。一提起商人，“无商不奸”、“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这些词，好像是专门为商人准备的。所以，中国人自古不仅耻于言利，还耻于言商。如汉初的贾谊、晁错等人，只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把商人列为“食者”、“游食之民”。晁错在《贵粟疏》中进一步说：“商人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两人之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可以说，历代统治者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都可以从晁错的文章中找到根据。
吕不韦虽然是商人出身，但他通过风险投资发迹之后，也耻于言商。他做了秦国丞相，一心想着经国，早已忘了经商。他组织人编写的《吕氏春秋》中，大谈如何治国安邦，甚至谈到了如何养生，却绝口不言商。所以，总结吕不韦的商业思想，我们只能从其所作所为中寻觅一些蛛丝马迹了。
不过，在号称“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吕氏春秋》中，即使里面没有一点涉及商业的内容，但是，我们从中仍然可以寻觅到许多放到经济领域也同样适用的道理。换言之，这本书中也蕴含了许多可贵的商业思想。
《吕氏春秋》在开篇“孟春纪”中，便指出：“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
“道”，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我们不妨简单地理解为“道理”，这“道理”包括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
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富贵，却不懂“道”，那么，富贵对他来说恰恰是祸患，还不如让他贫贱呢！
人没钱不一定幸福，有了钱也不一定幸福。许多人有了钱之后，反而弄得父子失和、夫妻离心、朋友反目、兄弟阋于墙……这就是“贵富而不知道”。
“当务篇”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跖之徒问于跖曰：‘盗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
这个故事说明：就连强盗也有“道”，何况其他行业！盗跖总结的“大盗”应该具备“圣、勇、义、智、仁”，否则是成不了大盗的。这“圣、勇、义、智、仁”，即是大盗的“道”。
俗话说：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各行各业都有其“道”，即都有其业内人士应该遵循的规则。不知“道”、不遵守“道”，是无法在某一行业混下去的。
经商亦是如此。商亦有道。商道即商经。
虽然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但中国商人一直在顽强地生存着，并留下了大量关于经商的名句箴言。如：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商是通财路，市是聚宝盆。
●七十二行，商是桥梁。
●要经商，走四方。
●开门七件事，件件连着商。
●民安物阜，商安货通。
●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家有万贯，不如开店。
●士农工商，买卖为纲。
●经商不懂行，瞎子撞南墙。
●不懂生意经，买卖做不通。
……
在《吕氏春秋》通篇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中，有许多道理也适用于商界。下面笔者略举数例——
二、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
俗话说：在商言利。
商人不言利、不逐利，就不是商人了。
但是，商人逐利，也应有道。
《吕氏春秋·慎大览》云：“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
说明高明的商人，是善于投资、善于让利的。为了更大的利益，有时可以放弃暂时的或微小的利益。吕不韦在子楚身上的投资，便是去小利、得大利的经典实践。
春秋时，范蠡泛舟五湖经商致富，曾多次散财救助贫困朋友和家乡父老，即《史记》中所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有意思的是，范蠡并未因乐善好施而影响他积聚财富，反而“三致千金”。这倒应了《吕氏春秋》里的话：“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或许，这是上天对“富好行其德者”的报偿。
更为可贵的是，《吕氏春秋》提出了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观点。
《吕氏春秋·恃君览》云：“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
经国巨贾吕不韦(19)
这种计利要为天下的长远利益着想的观点，虽然是针对“天下之士”讲的，对商人也同样适用。
商人只知赚钱，充其量是一个赚钱的工具，殊不足取。成功的商人、高明的商人，都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既为自己的切身利益着想，也为国家和百姓着想。
人，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之后，应该有各自的精神追求，没有哪一个人甘愿吃吃喝喝地度过一生。
胡雪岩曾说：“商人荣枯，系于国运。国泰则民安，民安则市盛。是故，有德之商，多好行其德。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是为鸿商大贾也。”
可贵的是，中国商人自古便有报效国家的传统。春秋时期，秦国派兵###郑国，郑国商人弦高贩牛行至黎阳津，得知秦国大军即将偷袭郑国的消息后，立即派人星夜回郑国报信，自己则选肥牛二十头，冒充是郑国的使臣，拦住正在前往郑国的秦兵，声称奉郑国国君之命前来“犒劳”秦军。秦将孟明闻言大惊，说：“吾师千里远涉，正以出郑人之不意，可以得志。今郑人已知吾出军之日，其为备也久矣。攻之则城固而难克，围之则兵少而无继。”遂打消了袭郑之谋，转而偷袭滑国。
这位为了自己祖国的安全，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献牛秦师的弦高，可谓最早的“爱国商人”了。事实上，每到国家危亡关头，中国商人们的表现可圈可点。
胡雪岩就深谙“商人荣枯，系于国运”的道理。在湘军攻打太平军盘据的杭州城时，他买米十万石送给湘军做军粮，并筹措白银十万两劳军，要求湘军攻下杭州后不要伤害杭州的老百姓。清军占领杭州后，清军和浙江人都感念胡雪岩的恩德，将大量银两存入胡雪岩的钱庄。多财善贾，胡雪岩凭借雄厚的资本从事贸易，不几年便赢利逾千万。
据《清史稿·食货志》载，每有战事，清军的粮饷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商人们的捐助。文中说：“或遇军需，各商报效之例，肇于雍正年，芦商捐银十万两。嗣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其因他事捐输，迄于光绪、宣统间，不可胜举。”
无论是在辛亥革命前后，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国内外的许许多多中国商人也都慷慨解囊。被誉为“万金油大王”和“报业大王”的胡文虎先生“爱国观念不敢后人”，在9·18事变发生后，率先捐出两万元支援东北军民；淞沪会战时，他又电汇一万元给十九路军。1941年，他捐献国币200万元作为对抗战伤亡将士的救济款，还买了50万元的抗日公债。在抗日战争中，胡文虎先生捐献的财物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情殷爱国，迥异寻常。”
除此之外，胡文虎先生一生中还为慈善公益事业捐款达2000万美元。1954年9月5日，胡文虎先生在美国夏威夷去世后，《星岛日报》专门发表悼文，纪念这位世界闻名的爱国商人、大慈善家。悼文说：
“现在胡先生虽不幸弃我们而长逝，但是胡先生的事业是不朽的。为着继承胡先生的伟大精神，就是仁慈与博爱，这一点如何发扬光大，乃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我们希望海内外仁人君子，与社会贤达，共同匡扶，长期于成，同人不敏，窃愿永久追随。
我们谨以此意敬告胡先生在天之灵，最后高呼：胡先生精神不死！”
与胡文虎先生一样，陈嘉庚先生也是爱国商人中的杰出代表。
陈嘉庚先生在辛亥革命时，就捐款支持革命党人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9·18事变爆发后，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华侨大会上发出通电，激励华侨投入抗日爱国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召集南洋各地华侨举行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168人，正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被选为总会长。该会在南洋各地设有分支机构85个，总会设在新加坡，从多方面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自抗战以来，南洋各地华侨汇款回国平均每月就达2500万元。除了捐款外，该会还招募了3200多名汽车驾驶员和机修人员回国参加运输工作。
在经营工商企业的同时，陈嘉庚还热心于文化教育事业。1913年起，在集美、厦门、闽南、新加坡，先后创办和赞助了许多学校。1924年创办《南洋商报》，唤起华侨投入反日运动。
他不仅热心在家乡办学校，而且在海外也热心侨胞的教育事业，资助建立发展爱国学校、崇福女子学校、中华女校、南洋女中、南洋华文中学、南洋大学等华侨学校。在经商亏损的情况下，宁可企业收盘，也绝不停办学校。陈嘉庚一生为了办学究竟捐过多少钱，人们已经很难算得清了。与陈先生交往较深的洪丝丝先生在《陈嘉庚办学记》一书序言中说，陈一生对教育事业所捐献的钱，如果当时买了黄金，估计相当于现在的1亿美元左右。
陈嘉庚先生有名言云：“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他经商30年获利1900万元，仅资助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就花去800万元。
1919年，陈嘉庚先生发表演说指出：“吾国今日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凡属财产家，宜捐其一部分振兴教育，以尽救国责任，国家存在，而后国民之幸福乃有可言。否则为犹太之富商，任人侮辱宰杀，生命且不可保，安从而娱乐耶?”为什么他致力于兴办教育呢？他认为这是“欲立国于世界而求免天演淘汰”的唯一手段。
与陈嘉庚先生捐款时的大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和他的家人却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据其亲属回忆，他用餐常常是一碗番薯粥、一块红豆腐乳。平时，他身上的现款不超过5元，从不在外头乱花一分钱，连菜馆、咖啡馆也从未光顾过。他一生只看过一部电影，那是一部为筹赈会义演的片子。陈嘉庚不仅自己生活简朴，而且要求家人也过同样的生活，他的夫人给已经上学的儿子陈国庆买了一条领带，被他看见了，斥为浪费，不许给儿子用。陈国庆后来自己工作，才用自己挣的钱买了一条。
1961年6月23日，陈嘉庚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首都2000多人参加了公祭陈嘉庚大会，毛泽东送了花圈，誉之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公祭结束后，由周恩来、朱德领先执绋，护送灵柩上灵车。
得知陈嘉庚先生逝世的消息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界，举行有万人参加的追悼陈嘉庚大会。灵堂中，陈嘉庚巨幅遗像上的横匾写有“万世流芳”四个大字，两旁悬挂一对挽联：
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
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
被誉为“一代完人”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尚不多见。陈嘉庚先生足以当之！
像胡文虎、陈嘉庚先生这样的商人，才是真正的“鸿商大贾”！
三、人无诚信，百事不成
人们认为“无商不奸”，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时代人们的一种偏见。
真正的“鸿商大贾”，最讲诚信。不讲诚信的奸商，最终是成不了大器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
如今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是诚信经济。经济活动离开了诚信，是不发达的经济，是病症缠身的经济。如果一个企业不讲诚信，这个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必将一败涂地；如果一个地区不讲诚信，这个地区内的企业必将如同过街老鼠，这个地区的经济也注定难以快速发展；如果一个国家普遍诚信缺失，那么，这个国家是注定强大不起来的。
《吕氏春秋·离俗览》中有篇题为“贵信”的文字，专门论述诚信的重要性。文中说：“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故《周书》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故信之为功大矣。”
意思是，作为君主，必讲信用。如果做到言必信，哪个人不能亲近呢？《周书》曰：“伟大啊，伟大啊！”说的就是人无诚信，百事不成。所以说，信用的作用是很大的。
经国巨贾吕不韦(20)
文中还说：“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则长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谷不坚，则五种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开。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
意思是，天如果不守信用，一年的岁序就会乱套；地如果不守信用，草木就不会长大。春天的旺气在于春风，如果不刮春风，则花开不盛；花不盛，则不长果实。夏天的旺气在于炎热，如果夏天不热，（各种有机质不腐烂）土壤就不肥沃；土不肥，植物生长就不茁壮。秋天的旺气在于雨水，不下雨，则谷物不成熟，谷不熟，则五谷不丰。冬天的旺气在于寒冷，寒冷不至，则大地不会封冻。天地之大，四时变化，尚且可能因为不守信而不能生长万物，又何况人呢？君臣之间不讲信用，则会导致百姓的批评和政局不稳。做官不守信用，则会导致年轻人不敬畏长者、尊贵者与低贱者互相蔑视。赏罚不讲诚信，老百姓则容易犯法，难以统治。交朋友不讲诚信，朋友间则会互相诋毁、离心离德，不能友好相处。各行各业的人不讲诚信，则假货充斥，连器物上的漆色都不正。无论开始还是结束、无论尊贵还是贫贱，最重要的只有诚信了。讲不讲诚信，是上通于天、下关乎自身利益的大事。
“言而有信，信而有恒。”这是商界中人耳熟能详的箴言。巨商胡雪岩曾说：“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答应了人家的事，就不能翻悔，不然叫人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
胡雪岩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
正因为胡雪岩很讲信用，所以商界人士都信任他，他做起生意来才如鱼得水。
据说，美国有家超级市场的老板，某日当众宣布将大量牛奶倒进水沟，原因是这批牛奶过了保质期，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卫生检疫部门对这些倒掉的牛奶进行化验，发现牛奶并没有变质，只是过了保质期，但仍可饮用。当地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之后，人们对超市老板的认真和负责精神赞不绝口，认为这个老板很有诚信。结果，大家放心购买这个超市的牛奶，使牛奶以及其他商品的销售量直线上升。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消费者对讲诚信的商人的厚报。
信誉是商业道德之本，竞争取胜之道，提高经济效益之宝，“千金买名，万金买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日本大企业家小池说过：“做生意成功的第一要诀就是诚实。诚实就象树木的根，如果没有根，树木就别想有生命了。”
这是小池先生的经验之谈。小池出身贫寒，20岁时为一家机器公司当推销员。有一段时间，他推销机器非常顺利，半个月内就跟33位顾客做成了生意。但是，不久之后，他发现他所在的公司卖的机器比别的公司同样性能的机器，在价格上高一些。小池想，如果这个价格之比让同他签约成交的客户知道了，客户们一定会对他的信用产生怀疑。
于是，小池立即带着合同和订金，花了三天的时间，逐家逐户去找客户，老老实实向他们说明，他所卖的机器比别家的机器贵，为此请他们废弃契约。
小池的这种诚实的作法使他的客户都深受感动。结果，33人中没有一个跟小池废约。反而对小池更加信赖和敬佩。
小池主动向客户退款退货之事一传十十传百，成为商界美谈。此后，人们纷纷向小池订货。可以说，小池此举，为他日后成为日本著名企业家铺开了一条金光大道。
无论经国还是经商抑或做人，诚信都是必须大力提倡的优秀品格。古之仁人志士关于诚信的名言是非常多的，如：
“诚信者，天下之结（关键之意——笔者注）也。”（《管子·枢言》）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
“小信成则大信立。”（《韩非子·外储》）
“巧诈不如拙诚。”（《韩非子·说林》）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
“以诚信为本者谓之君子，以诈伪为本者谓之小人。”（武则天《臣轨》）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王安石《商鞅》）
“推诚而不欺，守信而不疑。”（林逋《省心录》）
……
专门针对商人的关于诚信的警句格言也不少，如：
“千金买名，万金买誉。”
“一货不说两样话，一巷不卖两个价。”
“占了顾客便宜，坑了整个生意。”
“人无信不立，店无信不兴。”
“一客失了信，百客不登门。”
“店誉贵似金，一誉重千斤。”
“人凭信用物凭秤，一纸合同重九鼎。”
“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
……
古往今来关于诚信的论述实在太多了，人们也都知道诚信的重要，但是，“诚信”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之所以人们以偏概全地说“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是因为总有那么一些不法奸商和贪官污吏在弄虚作假巧取豪夺，尽管他们也口口声声标榜“诚信”。
笔者写此文时，恰好刚看了央视国际网络的一条消息：
记者日前从“2003年中国信用论坛”上了解到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全国每年由于缺乏诚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855亿元。
据统计，近年来中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40亿份，而履约率只有50%，经济合同失效问题严重，由于企业间不讲信用，互相拖欠货物构成连环债链的资金总额达3000到4000亿元，占全国流动资金的20%。同时，社会整体缺乏信用风险防范手段，特别是信用传递、披露机制不健全，使得假冒伪劣现象猖獗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亿元。
可见，信用缺失已是商界的通病了。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只有建立在明晰的产权制度，以及社会信用评估、监督和失信惩戒体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有效地遏制无序竞争以及信用缺失行为。不过，要做到这一点，还“路漫漫其修远兮“！
所以，对于商人和政客，我们还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切莫轻信上当。
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吕氏春秋·慎大览》曰：“智者之举事必因时。”又说：“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所谓因时，就是逐时而动，抓住机遇。
对于经商来说，善抓商机，因时制宜，与时俱进，是成功企业家必不可少的素质。
胡雪岩就是一个善抓机遇的商界奇才，他曾说：“一个人如果要有所成就，要发达，一半靠本事，一半靠机会。有本事还要有机会，机会就是运气。”
胡雪岩做的第一笔军火生意，可以说适逢其时。如果当时没有太平天国占领东南半壁江山，如果不是上海小刀会乘机起事，如果清廷没有下令各地筹办团练保卫家乡，胡雪岩是不可能做成军火生意的。
《吕氏春秋·孝行览》有名言云：“故人虽智而不遇时，无功。”《吕氏春秋·恃君览》还举寒来暑往的例子说：“譬之若寒暑之序，时至而事生之。圣人不能为时，而能以事适时。事适于时者，其功大。”
对此，胡雪岩有很深的感受。他说：“什么事都要讲机会，明明一定办得到的事，阴错阳差，叫你不能如愿。”他还说：“有许多事情该办而没有办成，其实并不是不想去办或没有想好如何去办，而只是因为没有让你去办这件事的机会。想到了但可惜不是时候不对，就是地点不对，终于没法去办。”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经国巨贾吕不韦(21)
所以，胡雪岩十分重视对商机的把握，他知道，商机有时稍纵即逝，而且再也不会有那样的机会，必须抓住。抓住了，就能带来滚滚财富；抓不住，财富就会从你身边悄悄遛走。
正如哲人所言：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有人曾撰文总结说，善抓机遇的人一般都具备以下素质：
一是知识的积累。没有广博而精深的知识，要发现和捕捉机遇是不可能的；
二是思维方法的准备，只具备知识，而没有必要的思维方法，机遇便会默默地从你身边溜走。
1981年，英国王子查尔斯和黛安娜要在伦敦举行耗资10亿英镑、轰动全世界的婚礼。消息传开，伦敦城内及英国各地很多工商企业都绞尽脑汁想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发财机遇。有的在糖盒上印上王子和王妃的照片，有的在各式服装上染印上王子和王妃结婚时的图案。但在诸多的经营者中，一个经营“望远镜”的商人赚的钱最多。
这位老板认为，人们最需要的东西，就是最赚钱的东西。
那么，观看婚礼时，人们最需要什么呢？
盛典之时，要有百万以上的人观看，将有一多半人由于距离远，而无法一睹王妃的玉容和典礼盛况。这些人那时最需要的不是购买一枚纪念章、买一盒印有王子和王妃照片的糖，而是一副能使他看清典礼盛况的望远镜。于是他在最短的时间内生产了几十万副用马粪纸和放大镜片制成的简易望远镜。
那一天，正当成千上万的人由于距离太远看不清王妃的丽容和典礼盛况，急得抓耳挠腮之际，千百个卖望远镜的儿童突然出现在人群中，高声喊道：“卖望远镜了，一英镑一个！请用一英镑看婚礼盛典！”
顷刻间，几十万副望远镜被抢购一空。这位老板就因为抓住了王室婚典的商机发了笔大财。
五、要筑巢引凤，莫杀鸡取卵
《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句话：“夫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意思是，将树上的鸟巢破坏掉，将鸟巢里的鸟蛋摔碎，这样做，怎么能让凤凰飞来？将野兽杀死剖腹，吃掉野兽肚子里的胎儿，这样做，又怎么能让麒麟放心前来？将湖泊里的水抽干，将鱼全部逮尽，这样做，又如何能让灵异的龟和龙敢于前来呢？
这段话，用商业眼光来看，实际上道出了“招商引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筑巢引凤还是杀鸡取卵？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地区也好，要想发展经济，少不了要招商引资。尤其是在当前，各地纷纷出台各种措施招商引资，竞争颇为激烈。可笑的是，有的地方奉行的是“敞开门来招商，关起门来打狗”。招商时讲得天花乱坠，等将商招进来，各权力部门便迫不及待地要从“外商”身上揩油，以至于做出了种种“覆巢毁卵”、“刳兽食胎”、“干泽涸渔”之类的蠢事。
从《吕氏春秋》里的这段话联想到招商引资，可能有人认为这是在乱联系。笔者不这样认为。吕不韦在当时是个“跨国”商人，他一定从其经商的际遇中认识到了筑巢引凤的重要作用，所以才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需要指出的是，早在春秋时期，一些明智的政治家在发展国力时就认识到了招商引资的重要性。
春秋时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的齐相管仲，就是招商引资的高手。笔者曾写过一篇题为《管仲招商的启示》的短文，不妨抄录于此：
读《管子今诠》，管仲有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兴趣：“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
他是在回答齐桓公询问治国之策时说这段话的，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其意思是，管仲请求齐桓公下令，为各诸侯国的商人们建筑住所。对于带着一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还免费供给食物；对于带着三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食物，还免费提供马的饲料；对于带着五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另外还有提供仆人为之服务的优惠条件。为什么要根据商人带到齐国的马车数量来确定优惠条件呢？这大概因为，当时还没产生纸币，人们进行商品交易一般用金银财宝，车辆越多，说明这个商人带的财富就越多，因此条件就越优惠。
管仲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作为政治家、军事家，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而所有这一切，是以国力雄厚为基础的。管仲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招商引资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政治家，其远见卓识令人叹为观止！当时的中国，群雄割据，管仲在齐国率先施行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结果是“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不仅要让商人们纷至沓来，还要让他们在齐国安居乐业。管仲还有优惠措施：“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即减少各种税费的征收，只征收商人们营业额的2%，这几乎是免税的。乍一想，政府不仅为招商赔了钱，还减少了税收收入，其实不然。别的诸侯国的富商们都跑到齐国去做买卖，自然将大量财富带到了齐国。这种不通过战争手段就能轻而易举夺取敌国财富的做法，实在高明之极！
管仲招商的做法至少能带给我们四点启示：
第一，在经济国际化的今天，各国的资本流向哪里，就能为哪里带来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不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就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商贾们来到一个地方经营立业，从固定资产的投资，到个人及家人的消费，有很多钱要花在该地，这无疑会带动当地有关产业的繁荣。
第三，四方商贾云集一地，会带来各地的新鲜经验和成功做法，从而也带动当地各行各业在产品开发、经营理念、管理方法诸方面取长补短、更上层楼。
第四，商贾们到一个地方经商办厂，必然要从本地招收劳动力，这无疑可以部分解决当地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从而维护社会稳定。至于外商的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之后为当地增加财税收入所做的贡献就更不用说了。
从一定意义上说，地区间经济的竞争，又是发展环境的竞争。哪里政策优惠、环境宽松，哪里发展就快。两千六百多年前管仲的某些做法无疑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与管仲相比，如今的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人，对外来经商者迫不及待要挖一勺、宰一刀、吃喝拿卡要，此类杀鸡取卵的做法，又是何等的短视与愚蠢！
第十二章、玩政治如玩火，玩火者多自焚
——吕不韦的可悲结局
一
秦庄襄王子楚去世之时，赵姬也就三十来岁。
赵姬情欲旺盛，偏偏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
她如果是嫁与贫困人家，丈夫一死，整天为生计忙碌，倒也不会感到无聊。偏偏她成了一国王太后，养尊处优，无所事事，因此，寂寞的日子肯定不怎么好过。
这时，她自然想起了老情人吕不韦。
丈夫已死，儿子尚小，秦国大权又掌握在老情人吕不韦的手中，因此，赵姬与吕不韦破镜重圆，自是谁也阻拦不了的事情。
从此，吕不韦与赵姬不是夫妻，胜似夫妻。司马迁记此事只用了两句话：
“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私通吕不韦。”
“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
清朝有几个“正人君子”如洪亮吉、纪晓岚，认为司马迁记载的吕不韦与赵姬偷情之事是司马迁“以莫须有败人名节”，其实他们是想“为尊者讳”。中华民族的“千古一帝”秦始皇怎么能是私生子呢？威严的王宫怎么是男女偷情私通的场所呢？这也太不给皇家留面子了！
也可能有人会问：人家秦国王宫里的秘事，司马迁是如何知道的？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有些事情是很有意思的，譬如宫闱秘事，皇亲国戚们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其实天下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就如安徒生笔下的那个愚蠢的皇帝，自己一丝不挂地展示在老百姓面前，却以为自己的躯体上穿有华丽的衣裳，在大庭广众之下还摆出“伟人”的样子龙行虎步呢！
经国巨贾吕不韦(22)
吕不韦与赵姬私通之初，一定认为这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但时间一长，能瞒得住谁呢？
让吕不韦感到恐慌的是，嬴政一天一天长大了，早晚有一天，嬴政会发现这桩宫闱秘事。吕不韦不得不未雨绸缪，苦思摆脱赵姬的良策。
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司马公没说明白。此时的吕不韦大概有五十多岁了，这个年纪正是男人每况愈下的时候。而赵姬才三十多岁，正是如狼似虎的时候。显然，吕不韦在满足赵姬情欲方面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而且，吕不韦贵为一国之相，仅家僮就养了一万人，美女也肯定少不了。赵姬年纪大了，比赵姬年轻漂亮的大有人在。吕不韦一定对赵姬厌倦了，所以才有了抽身而退的强烈愿望。
吕不韦明白，如果这样长期下去，绝对是不行的，迟早会败露。而一旦此事让嬴政知道，为了维护秦国的脸面，那个虎狼之子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吕不韦知道届时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如果让赵姬看出他对她已经厌倦，那么对他同样不利。毕竟，赵姬是秦王的母亲，是秦国的太后。
最好的办法是让赵姬移情别恋，这样可以在不与赵姬反目成仇的前提下抽身而退。
应该说，吕不韦的想法是不错的，可惜他仍然在这上头栽了跟头。
二
吕不韦思来想去，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个男人替代自己。
而找这样一个人物也不容易。不仅得让赵姬一见倾心，而且要年轻貌美、阳伟善战。
一天，吕不韦打听到，咸阳城内有个叫嫪大的人，据说阳巨奇大，是个远近闻名的大淫棍。周围的放荡女人都与他有一腿，而且为他争风吃醋。由于嫪大行为不端，伤风败俗，人们便叫他嫪毐。毐字是秦国人的土语，指人的品行不端。
吕不韦得到这个信息后，如获至宝，立即以“淫罪”逮捕了嫪毐，将此人押回府中，留为“舍人”，即让嫪毐做了他的门客。
关于吕不韦发现嫪毐之事，司马迁如是记载：“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
其中“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一句颇令人费解。有人解释为，吕不韦命嫪毐用其###穿在桐木车轮上，使之转动而行；有人解释为，吕不韦使嫪毐以其阳巨穿于桐木车轮之中，车轮转而其阳巨不受伤；也有人解释为，吕不韦让嫪毐将其###插到正在转动的车轮中，其###竟将车轮止住而不受伤……
无论怎么解释，都说明这个“大阴人”的###非同小可。
吕不韦导演或者说编造这一出丑剧，为的是让赵姬知道，“以啖太后”，即以此来引诱赵姬。
果然，赵姬很快听说了嫪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之事，便问吕不韦是否真有此事，言下颇有欣羡之色。
吕不韦见鱼儿已经上钩，便说：“此人正在我的府中。太后想见见此人吗？臣请将这个人献给太后。”
赵姬闻言，笑而不答。分明是默许了。
过了片刻，赵姬道：“君戏言耶？此外人，安得入内！”
看来，赵姬十分想见这个“大阴人”，已经考虑到如何将这个人召进宫内了。
吕不韦当然将这些细节都想到了。他向赵姬讲了自己的计划：“臣有一计在此。使人发其旧罪，下之腐刑，太后行重赂于行刑者，诈为阉割，然后以宦者给事宫中，乃可长久。”
意思是，吕不韦派人调查嫪毐过去犯下的罪状，然后判其“腐刑”（即将罪犯阉割）。赵姬可以花点钱打点行刑的官吏，让他们伪装给嫪毐动了“腐刑”，这样嫪毐就成了“宦者”（当时还不叫太监）。然后，让嫪毐以“宦者”到宫中服役，伺候赵姬，这样，赵姬就可以长久地和嫪毐在一起了。
赵姬闻言大喜，令吕不韦速去办理。并厚赐主管阉割的官吏，让他们佯装已经将嫪毐阉割，其实只是将嫪毐的胡子眉毛拔去，充作宦官送进宫中。
赵姬一试，这个嫪毐果然名不虚传，比吕不韦强之十倍。一下子得到这么一个可意的人儿，赵姬喜欢得不得了，满意极了。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绝爱之”。
《东周列国志》更是将这个故事演绎得绘声绘色：
却说吕不韦以阳伟善战，得宠于庄襄后，出入宫闱，素无忌惮；及见秦王年长，英明过人，始有惧意。奈太后淫心愈炽，不时宣召入甘泉宫。不韦怕一旦事发，祸及于己，欲进一人以自代，想可以称太后之意者，而难其人。闻市人嫪大，其阳巨有名，里中淫妇人争事之。秦语呼人之无士行者曰毐，因称为嫪毐。偶犯淫罪，不韦曲赦之，留为府中舍人。秦俗：农事毕，国中纵倡乐三日，以节其劳。凡百戏任人陈设，有一长一艺，人所不能者，全在此日施逞。吕不韦以桐木为车轮，使嫪毐以其阳巨穿于桐轮之中，轮转而具不伤，市人皆掩口大笑。太后闻其事，私问于不韦，似有欣羡之意。不韦曰：“太后欲见其人乎？臣请进之。”太后笑而不答，良久曰：“君戏言耶？此外人，安得入内？”不韦曰：“臣有一计在此。使人发其旧罪，下之腐刑，太后行重赂于行刑者，诈为阉割，然后以宦者给事宫中，乃可长久。”太后大悦曰：“此计甚妙！”乃以百金授不韦，不韦密召嫪毐，告之以故。嫪毐性淫，欣然自以为奇遇矣。不韦果使人发其他淫罪，论以腐刑。因以百金分赂主刑官吏，取驴阳巨及他血，诈作阉割，拔其须眉。行刑者故意将驴阳传示左右，尽以为嫪毐之具。传闻者莫不骇异。嫪毐既诈腐如宦者状，遂杂于内侍之中以进。太后留侍宫中。夜令侍寝，试之，大畅所欲，以为胜不韦十倍也。明日，厚赐不韦，以酬其功。不韦乃幸得自脱。太后与嫪毐相处如夫妇。
赵姬自从得到嫪毐之后，便将老情人吕不韦忘到爪哇国去了。这可正中了吕不韦的下怀。
就在吕不韦暗自庆幸比较圆满地处理了与赵姬的关系之时，殊不知，他根本不能从这场麻烦中脱身。
而且，事情因为有了嫪毐而变得更加糟糕。
可能因为吕不韦年纪大了，所以与赵姬私通数年，也没使赵姬怀孕。而嫪毐一出马，不久就让赵姬有了身孕。
眼见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赵姬明白，这事迟早会让嬴政以及群臣知晓。怎么办呢？
也不知是吕不韦的点子，还是赵姬的主意，赵姬骗嬴政说，她请人算了一卦，卦算得不太好，说她最近有灾，应该到雍县的宫中避一下。
嬴政当然说不出别的，只好派人将母亲送到了雍县。
雍县在今陕西省凤翔县以南，三百年前曾是秦国的都城。此处有一座大郑宫，正好可以供赵姬居住。
赵姬居于深宫之中，如何知道这个大郑宫？如何想到要搬到这个地方生孩子？可见十之###又是吕不韦的鬼主意。
作为太后宫中的宦官，嫪毐自然跟随赵姬搬到了这里。这里虽然离咸阳城不算太远，但毕竟不在一个地方，嬴政轻易到不了这里，于是，赵姬与嫪毐便在这里过起了夫妻生活。
赵姬在大郑宫中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不久，她又怀孕了。
赵姬跑到外面生儿子，这事太大，不会隐瞒多久。而且，嬴政不会长年不去探望一下母亲，如果嬴政在赵姬快分娩的时候前去探望，赵姬该如何掩饰呢？
有趣的是，赵姬又生下了一个儿子。
母亲连生两个儿子，作为儿子的嬴政居然会不知道，这可真是咄咄怪事！
笔者认为，此事肯定瞒不过嬴政。包括吕不韦之事，天下之人都知道，难道就唯独嬴政不知道？
赵姬与嫪毐在大郑宫中至少住了三年。
由于雍县距咸阳不太远，赵姬虽然不会回咸阳，嫪毐可没少回去。
令人不解的是，嫪毐竟成了秦王嬴政的红人！
由于与赵姬的特殊关系，嫪毐一夜之间成了政治暴发户。不仅“家僮数千人”，而且“事皆决于嫪毐”。（《史记·吕不韦列传》）
也就是说，嫪毐不仅在与赵姬的性关系上取代了吕不韦，在朝廷中也大有取而代之之势。
吕不韦广招门客，形成了自己的“智囊团”。嫪毐也不甘落后，竟也学吕不韦的样子养起了门客，“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
经国巨贾吕不韦(23)
司马迁这一句，点明跑到嫪毐府中做舍人的，都是去求官跑官的狗苟蝇营之徒。也可见，只要在嫪毐府中做了舍人，不久就可以成为朝廷命官。
是谁给了嫪毐这么大的权力？
当然是嬴政！
须知，嫪毐对外是以一个阉人的面目出现的，嬴政为什么要将权力交给一个阉人？
是赵姬给嬴政施加的影响？还是嬴政别有所图？
三
秦王政五年（公元前242年），吕不韦派秦国军队大举伐魏，著名学者子顺此时正在魏国。魏王便去请教他。
子顺说的一段话，透露出了司马迁没有记载的若干很重要的情况。
子顺在为魏王分析当前秦国局势时说：“秦国上下，从朝廷官员到平民百姓，都在议论一件事：我们是为了嫪毐而做事呢？还是为了吕不韦而做事？街谈巷议，几乎全是这个话题。”
子顺接着说：“大王您若割地给秦国，就说是屈服于嫪毐的强大力量，以魏国的名义赞美嫪毐，对嫪毐表示敬意，那么，秦国的太后一定会感激您。用这个方法交好秦国，是最好的方法了。秦国对于魏国，有时友好，有时欺骗。如果此时魏国去结交嫪毐，天下人就背弃吕不韦，而都去结交嫪毐。其实目前对魏国威胁最大的是吕不韦。您如果能让天下人背弃吕不韦而去结交嫪毐，不就可以报仇了吗？”
子顺的这番话语，透露出以下信息：
首先，嫪毐与秦国太后赵姬的关系已是尽人皆知，连子顺这样一个生活在外国的人都很清楚了。
连国外的人都知道了太后的风流韵事，难道只有秦王嬴政还被蒙在鼓里？更有可能的是，嬴政也知道了母亲与嫪毐之事，只不过他认为此事很隐秘、做儿子的睁一眼闭一眼罢了。
其次，嫪毐的确在秦国权势熏天，甚至与吕不韦不相上下。嫪毐本是吕不韦的一个门客，在成了赵姬的情夫之后，竟与吕不韦的权力相俟，以至于秦国上上下下都不知道到底是吕不韦说了算，还是嫪毐说了算。
这也印证了司马迁所记载的“事皆决于嫪毐”。
第三，吕不韦此时一定有苦难言。他本想只让嫪毐成为赵姬的性伴侣以解脱自己，没想到嫪毐一跃而成了他的主要政敌。看来，只要时间允许，嫪毐早晚要在朝廷中取代吕不韦。
第四，虽然嫪毐不可一世，但秦国的实权依然掌握在吕不韦手中。子顺说得很明白：对魏国威胁最大的是吕不韦！可见嫪毐弄权，只是限于内政方面。军权，还是掌握在吕不韦的手中。子顺异想天开地想让魏国使用离间之计，促使吕不韦与嫪毐的权力斗争激烈化，从而缓解秦国四处扩张的步伐。
秦王政五年，嬴政应当十八岁了。十八岁，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嬴政为什么要重用嫪毐呢？
难道此时嬴政就已经厌烦了吕不韦？难道嬴政想通过重用嫪毐的方式，削弱吕不韦手中的权力？
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代暴君的嬴政，绝对不希望自己成人之后还有个“仲父”管着，绝对不希望朝中有个大权在握的丞相对自己说三道四，绝对不希望自己的权威受到任何人的挑战。
据《东周列国志》之类的小说家言，嫪毐与赵姬在大郑宫中连生了两个儿子，秦王嬴政是不知道的。
笔者猜测，赵姬与嫪毐私通生子之事，嬴政可能是知道的。不过母亲做出此等事情，做儿子的又能怎样呢？
到底为什么嬴政要重用嫪毐呢？《东周列国志》说是赵姬起了作用。书中说，赵姬向嬴政夸奖嫪毐伺候得她非常好，要求嬴政赏赐嫪毐。于是，嬴政封嫪毐为长信侯，将山阳一带的土地封给他。“毐骤贵，愈益恣肆。太后每日赏赐无算，宫室舆马，田猎游戏，任其所欲。事无大小，皆决于毐。毐蓄家僮数千人，宾客求宦达，愿为舍人者，复千余人。又贿结朝贵为己党，趋权者争附之，声势反过于文信侯矣。”
仅仅靠服侍太后，就能得到嬴政如此恩宠，可谓咄咄怪事！须知，嫪毐只是一个宦官，反而压过了吕不韦，俨然成了秦国的首相，吕不韦倒成了副相，这的确是个反常现象。
也许，秦王嬴政感于吕不韦权势太大，担心其尾大不掉，于是扶持嫪毐与吕不韦争权。
嬴政很可能认为，不管怎么说，以嫪毐与母亲的特殊关系，借助他削弱一下吕不韦的权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眼见一个市井淫棍在朝中飞扬跋扈，吕不韦只有忍气吞声，打碎了牙齿往自己肚子里咽。
四
嫪毐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凭借床上功夫大富大贵，未免有些得意忘形。没过多久，这个市井无赖便惹下了塌天大祸。
古人二十岁的时候要举行一个仪式，由父母主持，将一个帽子戴到头上，称为“冠礼”，说明已经成人。所以，男人二十岁便可称作“弱冠”之年。嬴政二十二岁的时候，尚未行冠礼。赵姬便令人在大郑宫附近的德公之庙为嬴政行冠礼。
仪式举行完，要搞五天的盛大酒会来庆祝秦王成人。朝中百官天天有酒喝，倒也其乐融融。
喝到了第四天，嫪毐与中大夫颜泄饮酒，嫪毐连续赌输，喝了个酩酊大醉。颜泄也喝多了，便想罢席。不料嫪毐非要再与颜泄一决高下，颜泄不从，嫪毐大怒，上去就给了颜泄一个大耳光。颜泄借着酒劲，岂能受此大辱，遂扑上去将嫪毐的冠缨拔了下来。嫪毐怒不可遏，瞪着眼睛大吼道：“我是当今大王的后爹，你算什么东西，敢和我作对！”
一句话，让颜泄酒醒了许多。他这才知道自己得罪了太后的情夫，不觉有些害怕，慌忙退了出来。
恰巧，颜泄刚出来便遇到了嬴政。为了免祸，颜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叩头如捣蒜，口中连说“死罪”。嬴政感到奇怪，便令人将颜泄扶到祈年宫，询问颜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颜泄遂将得罪嫪毐之事说了一遍。并奏道：“嫪毐实非宦者，诈为腐刑，私侍太后。现今产下二子，在于宫中，不久谋篡秦国。”
嬴政闻言，吃惊非小。考虑到他现在身在雍县，此乃太后与嫪毐的地盘。一但嫪毐先下手为强，后果不堪设想。为策万全，嬴政立即派人招大将桓齮率兵前来保驾。
令嬴政感到恐慌的，倒不是太后与嫪毐同居生子之事，而是颜泄所说的“不久谋篡秦国”这几个字。
大凡专制君主最害怕的，便是别人篡位。颜泄的这句话，可谓点中了嬴政的软肋。
嬴政毕竟还年轻，还做不到处变不惊。调兵之事，立即被嫪毐的亲信探知。
嫪毐得到密报，知道是自己酒后失言，料定嬴政调兵遣将是冲他来的，遂急忙跑进宫中与赵姬商议对策。
赵姬不过一介女子，只解风情，岂关大计！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能有什么主意！嫪毐道：“今日之计，除非乘桓齮未到，尽发宫中卫卒及宾客舍人，攻祈年宫，杀却今王，我夫妻尚可相保。”
赵姬此时已经六神无主，说：“宫中卫兵能听我们的命令吗？”
嫪毐道：“愿借太后的玉玺，冒充秦王的御宝，就说祈年宫有贼，秦王有令，召宫中卫士前往救驾，应该没人不敢听从。”
赵姬此时的心理一定是矛盾重重。毕竟，嬴政也是她的亲生儿子，而且与她在赵国共同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不会没有感情。在这种生死抉择面前，赵姬早已方寸大乱。
如果赵姬在生死关头站到嬴政一边，作为嬴政的生身母亲，倒也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不过，那样的话，她不仅将要失去好不容易得到的让她在床上欲仙欲死的“大阴人”嫪毐，而且，她与嫪毐的两个儿子也必定性命不保。四十岁的女人生了两个小儿子，一定视若心肝宝贝。在已经成人的嬴政与这两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小儿子之间选择，她宁愿要这两个小儿子！
无奈之下，赵姬也只好让嫪毐铤而走险了。
嫪毐伪造了一件秦王的御书，盖上了太后的玉玺，然后招集宫中卫士以及他府中的宾客舍人，乱哄哄地一直忙到第二天中午才发兵前往嬴政所住的祈年宫。
这群乌合之众将祈年宫围住后，毫无准备的嬴政急忙来到祈年宫的大台上，问士兵们为何犯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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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24)
士兵们嚷嚷着，说奉秦王之命，前来捉拿盗贼。
嬴政大声说：“长信侯嫪毐便是贼，宫中哪来的贼？”
宫中的卫士大多认得秦王嬴政，听嬴政如此一说，便知上了嫪毐的当，有一半人顿作鸟兽散，还有一些胆子大的，反戈一击，与忠于嫪毐的门客打了起来。
嬴政见状，向士兵们喊道：“有生擒嫪毐者，赐钱百万；杀之而以其首献者，赐钱五十万；得逆党一首者，赐爵一级。”并且申明：无论是谁，赏格一样！
这一来，祈年宫中的将士纷纷出战，连宦官和养马赶车的人也拿起武器参加了平叛战斗。附近百姓早就对嫪毐恨之入骨，听说嫪毐犯上作乱，也一呼百应地前来帮助秦王。
没多久，嫪毐的门客已战死了数百人。嫪毐见大势已去，忙夺路而逃。也该他倒楣，没逃多远，正好遇到赶来救驾的桓齮的大军，嫪毐只好束手就擒。
嬴政平定嫪毐之乱，立即来到大郑宫，将嫪毐与赵姬的两个私生子搜了出来，“使左右置于布囊中扑杀之”。
赵姬此时心痛欲绝，只能躲在宫中暗自吞声，没有脸面出来见儿子嬴政。
嬴政下令，将嫪毐车裂于东门之外，并夷其三族。其死党皆枭首示众。
车裂，是先秦酷刑之一，就是把受刑人的头与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着向五个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块。商鞅在秦国就是受五马分尸之刑而死。
处死了嫪毐及其二子，嬴政仍觉得不解气，又将凡是与嫪毐有关系的人，包括其未参与叛乱的门客，全部迁到蜀地，共迁了四千余家。
当时的蜀地还不是“天府之地”，属于未开发的洪荒之地。将这些罪犯流放到这里，也是一种惩罚。
嬴政对于赵姬，念在是他的生母的份上，倒没将她处死。不过，发生了这样的事，让嬴政丢尽了脸面，如何处置赵姬，成了嬴政面前的一道难题。
如果说在此之前嬴政对母亲的所作所为睁一眼闭一眼，还相信朝野上下无人知道赵姬的丑事的话，嫪毐叛乱，无疑将这个粪坑盖子揭了起来，堂堂太后，有何脸面再做一国之母！堂堂秦国国王，竟有这样一个不知羞耻的母亲，又让嬴政的脸面往哪儿搁？
而更令嬴政难以原谅的他母亲的是，赵姬竟要伙同嫪毐杀死他！
嬴政可以对母亲的丑行睁一眼闭一眼，可以容忍母亲的面首嫪毐在朝中飞扬跋扈，但绝不能容忍嫪毐对他的王位构成威胁，更不能容忍母亲伙同他人要杀死自己。
恼怒之下，嬴政下令：太后用玉玺帮助嫪毐反叛，不可为国母，减其禄奉，迁居棫阳宫。
棫阳宫是雍县离宫中最小的一处，为秦昭王时所建，已闲置多年。嬴政将赵姬迁到此处，以示对其母的薄惩。
嬴政还不放心，又派兵三百守于此处，凡有人出入，必加盘问。这实际上是将赵姬囚禁起来了。
五
嫪毐事件发生时，史家没有记录吕不韦身在何处、态度如何。
可以推测，吕不韦对此事应该是喜忧参半。
吕不韦喜的是，小人得志的嫪毐自作孽不可活，在嫪毐的权势已大有压过他吕大相国的时候，在嫪毐铤而走险欲谋害嬴政的时候，终于被嬴政一举铲除。因为，嬴政毕竟是他吕不韦的儿子啊。
吕不韦忧的是，嫪毐是他引荐给赵姬的，嫪毐“伪腐”冒充宦官也是他的主意。一但嬴政追查起来，他必定逃脱不了干系。
听说嬴政收拾了嫪毐之后，竟敢软禁了母亲赵姬，吕不韦更加焦虑了。
嬴政连亲生母亲都不原谅，还肯放这他这个“仲父”？
嬴政若知道嫪毐这一恶果是他吕不韦一手种下的，恐怕就不是软禁的问题了。
虽然赵姬是吕不韦的老情人，赵姬被打入冷宫成为囚犯，吕不韦肯定为此而难过，但此时的吕不韦考虑的最多的还是自己。
在权力与利益面前，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亲情和爱情。俗话说：生意场上无父子！利益场上岂有爱情！
如果吕不韦真的爱赵姬，是绝不会如此慷慨地让给异人的；如果吕不韦真的爱赵姬，更不会费尽心机找一个嫪毐来替代自己。
所以，赵姬被嬴政软禁，吕不韦是不会去为老情人讲情的。他也知道，为了保全自己，最好与赵姬划清界线。
再说，即使吕不韦有心为赵姬求情，恐怕不仅不起作用，反而会引火烧身。
当秦王嬴政的车驾返回咸阳的时候，吕不韦担心嬴政向自己查问嫪毐之事，竟吓得不敢上朝晋见。
令吕不韦担心的事还是无可奈何地发生了。
可能是朝中有知情的大臣告密，嬴政此时已经对嫪毐“伪腐乱秦宫”一事了解了个一清二楚，所以一回咸阳，便召集朝臣，商议如何处置吕不韦。
毕竟吕不韦已经担任了多年的秦国丞相，朝中许多大臣都是他提拔起来的。所以，当嬴政怒气冲冲地表示要判处吕不韦死刑的时候，立即有些朝臣站出来为吕不韦求情，说“不韦扶立先王，有大功于社稷；况嫪毐未尝面质，虚实无凭，不宜从坐”。
其实嬴政心里清清楚楚。没有吕不韦，哪有他父王的王位？
没有吕不韦，哪有他嬴政的今天？
而且，很可能嬴政已经知道吕不韦是他的生父。
不管是生父也好，仲父也罢，朝中有个手握重权的长辈管着，毕竟不太爽。有了嫪毐谋反这一借口，正好可以将这两大权臣一举清除。
此时嬴政的内心或许有些矛盾：杀了吕不韦吧，又有些下不了手，毕竟吕不韦“有大功于社稷”；不杀吕不韦吧，嬴政担心此等惊天内幕一旦被吕不韦泄露，将危及自己的王位。
思来想去，嬴政还是下不了处死吕不韦的决心。
最后，嬴政决定免吕不韦一死。但是，吕不韦的丞相宝座也坐不成了。嬴政下令免去其丞相之职，收其印绶，令其回洛阳封地养老。
此时，吕不韦大约有六十岁了。
他为了“获利无数”而进行气魄惊人的风险投资，并为此奋斗了二十年。在他功成名就之时，在他进入晚年之时，却一下子跌入了失意之谷。
而这其中的隐曲，他又能向谁言说？
在他接到嬴政免其丞相之职的命令之时，他一定百感交集。
他一定会想到应该向儿子坦陈一切，但嬴政却不一定给他这个机会；既使给他机会表白，嬴政会相信吗？
也许，不向嬴政披露这个惊天内幕，或许还可以苟全性命；若将这一见不得人的隐情透露出去，反而会促使嬴政杀之灭口。
他一定会想起了老情人赵姬。赵姬此时自身难保，又如何能保得了他？
吕不韦只得自己喝下自己酿成的这杯苦酒。
六
嬴政软禁母亲赵姬的这一年初夏，用今天天气预报的话说，忽然来了一股寒流，有些地方居然降了霜雪，出现了冻死人的情况。
这种反常的天气，让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于是有人便瞎猜说，这是由于秦王对自己的母亲不孝，所以老天爷才突降霜雪。冻死秦国的百姓，以示对秦王不孝的惩罚。
秦王“不孝”，与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即使“老天爷”要惩罚，也应该惩罚秦王一人，为什么将账算到了老百姓的头上？
不过在当时，这种国王有病让老百姓吃药的逻辑，还是很有市场的。民间就有这样的议论：“秦王迁谪太后，子不认母，天发大寒，故有此异。”
有些“忧国忧民”者沉不住气了，便跑到秦廷向秦王进谏，要求嬴政将母亲接回咸阳，以尽“孝道”。
大夫陈忠的进谏就很有代表性。他说：“天下无无母之子，宜迎归咸阳，以尽孝道，庶几天变可回。”
此时秦王嬴政正在气头上，再说他也绝不接受因为他不孝而导致“天变”之说，故而勃然大怒，令将陈忠剥去衣服，置其身于蒺藜之上，活活地将他打死。
说嬴政不孝而招致天怨人怒，这不是去找死吗？
嬴政杀死陈忠后，余怒未息，将陈忠的尸体扔到宫殿大门的台阶下，在其尸体前树一牌子，上面榜书曰：“有以太后事来谏者视此！”
偏偏就有人不接受陈忠的教训，仍绕过陈忠的尸体跑进宫殿去“死谏”。秦王此时暴露出他残忍好杀的性格，凡是去进谏的，一律杀死，“陈尸阙下”。前后居然杀了二十七个大臣。
经国巨贾吕不韦(25)
这时，齐王田建和赵悼襄王前来朝见秦王，意在与秦国商谈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他们应秦王之邀到咸阳宫饮酒时，发现了摆在台阶下面的二十七具尸体，问明原因后，皆摇头叹息，私下都认为秦王太残暴。
时人提到秦国，都习惯性地在秦前面加上一个“暴”字，称之为“暴秦”。这全是嬴政之残暴为秦国赢得的“荣誉”。
秦王拒谏，竟因此杀死了二十七个大臣，秦国百姓对此事当然议论纷纷。在咸阳城一个小客店里，几个旅客说起此事，引起了旁边一个外地人的注意。
此人是齐国人，名叫茅焦，客游至秦。他了解到秦王囚母拒谏、虐杀大臣之事后，愤然道：“子而囚母，天地反覆矣！”当即让店主人准备洗澡水，说：“吾将沐浴，明早叩阍入谏秦王。”
别的旅客以为他在开玩笑，皆笑道：“彼二十七人者，皆秦王平日亲信之臣，尚且言而不听，死不旋踵，岂少汝一布衣耶？”
意思是说，那被杀死的二十七个人，都是秦王平时的亲信大臣。他们的话秦王都不听。他们一去进谏，立即被杀，难道还在乎你一个平头百姓？再死你一个也不多。
茅焦说：“谏者自二十七人而止，则秦王遂不听矣；若二十七人而不止，王之听不听未可知也。”
意思是，进谏的人死了二十七个就不再进谏了，所以，秦王没听这些人的话；但是，如果死了二十七个人还没吓住前去进谏的人，秦王那时听与不听，还说不准呢！
店中的旅客们见他真要去进谏，都笑其愚不可及。
第二天一早，茅焦向店主点了饭，饱饱地吃了一顿。然后毅然决然要出门。店主倒是个好心人，极力劝他不要去送死，并拉住他的衣服苦苦相劝。怎奈茅焦主意已定，竟“绝衣而去”。
店中的旅客们见茅焦真的去了，都认为他不会活着回来，所以当即就打开茅焦的行李，大家分抢一空。
再说茅焦来到阙下，大呼道：“臣齐客茅焦，愿上谏大王。”
秦王听到宫殿外有人大喊，便令内侍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又有人来为太后之事“死谏”。
内侍问明情况后回去报告说：“那人果然是为太后之事而来进谏的。”
秦王一听，懒得见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便对内侍说：“汝可指阙下积尸告之。”
内侍跑出去对茅焦说：“客不见阙下死人累累耶？何不畏死若是？”
茅焦道：“臣闻天有二十八宿，降生于地，则为正人。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尚缺其一，臣所以来者，欲满其数耳。古圣贤谁人不死？臣又何畏哉？”
所谓二十八宿，是古人观察天象，将天上的恒星分成东方苍龙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雀七宿共二十八个星座，俗称“二十八宿”。茅焦说，天上有二十八宿，对应地上的人，则天下一定有二十八个正人君子。如今因为进谏秦王，已经死了二十七个正人君子，还差一个，就正好与天上的二十八宿相对应了，所以他来凑个数。
内侍回殿禀报后，嬴政大怒道：“狂夫故犯吾禁！”向左右下令：“炊镬汤于庭，当生煮之。彼安得全尸阙下为二十七人满数乎？”
嬴政也够毒的。你茅焦不是想以一死凑够“二十八宿”这个数吗？我既要让你死，又不让你如愿！
于是，嬴政令人在宫殿中架起一口大锅，烧上一锅热水，准备将这个不知好歹的人煮成烂泥，那样一来，他不得全尸，怎么与已被杀死的二十七人一起凑成二十八之数呢？
左右不敢不从，忙找来大锅，盛上水，在宫殿中烧了起来。
然后，嬴政“按剑而坐，龙眉倒竖，口中沫出，怒气勃勃不可遏”，连呼：“把那个疯子叫进来煮了！”
内侍去召茅焦进殿的时候，茅焦故意迈的步子很小，走得很慢。
内侍催他快点走，茅焦说：“我见秦王后就得死，我拖延一下时间又有何妨？”
内侍见他一会儿后便要被活活煮死，不禁心生怜悯，乃扶着他进殿。
茅焦进殿后跪倒叩头，说：“臣闻之：‘有生者不讳其死，有国者不讳其亡；讳亡者不可以得存，讳死者不可以得生。’夫死生存亡之计，明主之所究心也。不审大王欲闻之否？”意思是说，他听说活着的人不讳言死亡，拥有一个国家的人不讳言亡国。对亡国讳莫如深一定不会得以生存，忌讳说“死亡”一词，其生命力一定不强。生死存亡之计，这是一国之明主都很关心的，不知秦王愿不愿听一听他的观点。
秦王见茅焦没提赵姬之事，怒火消了一些，脸色也好看了，便问：“你有什么话，可以说一说。”
茅焦对答道：“夫忠臣不进阿顺之言，明主不蹈狂悖之行。主有悖行而臣不言，是臣负其君也；臣有忠言而君不听，是君负其臣也。大王有逆天之悖行，而大王不自知，微臣有逆耳之忠言，而大王又不欲闻，臣恐秦国从此危矣。”
茅焦仍没提太后之事，也没提“天变”之事，而是提醒嬴政：忠臣不说让君王听着顺耳的话，明君不做疯狂悖逆之事。如果国君做了错事而大臣们不为国君指出来，是做臣子的对不起国君；如果臣有忠言进谏而国君不听，则是做国君的对不起臣子。
茅焦进而指出：如果大王有违背天理的错误，大王自己不知道；而他茅焦有逆耳之忠言，秦王又不想听，那么，秦国以后恐怕就很危险了。
嬴政闻言吓了一跳，“悚然良久”，脸色变得也不那么愤怒了，不禁问茅焦：“你想说什么事？寡人愿意听听。”
茅焦说：“大王今日难道不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吗？”
一说统一天下，正中嬴政的下怀，嬴政脱口而说：“是啊！”
秦国经过东征北伐，已成为天下七国中秦国一强独大的局面。实力强了，嬴政当然梦寐以求要灭掉六国、统一天下。
茅焦继续说：“今天下之所以尊秦者，非独威力使然；亦以大王为天下之雄主，忠臣烈士，毕集秦庭故也。今大王车裂假父，有不仁之心；囊扑两弟，有不友之名；迁母于棫阳宫，有不孝之行；诛戮谏士，陈尸阙下，有桀纣之治。夫以天下为事，而所行如此，何以服天下乎？昔舜事母尽道，升庸为帝；桀杀龙逢，纣戮比干，天下叛之。臣自知必死，第恐臣死之后，更无有继二十八人之后，而复以言进者。怨谤日腾，忠谋结舌，中外离心，诸侯将叛，惜哉，秦之帝业垂成，而败之自大王也。臣言已毕，请就烹！”
看来茅焦是个出色的辩士，其进谏之言颇动了一番心思。他在批评嬴政之前，先吹捧了嬴政几句：如今天下尊秦，并不仅仅因为秦国实力强大，也因为秦王是天下英雄之主，忠臣义士都因为秦王的领袖魅力而来到秦国。
这几句捧得秦王颇为受用。就在秦王如坐春风之时，茅焦话锋一转，开始严厉批评秦王，说他车裂嫪毐，这是不仁。不管怎么说，嫪毐与他的母亲赵姬已经是事实上的夫妻，是他的后爹（假父）。
茅焦又说嬴政杀死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这是没有友爱的表现；将母亲迁到冷宫之中，这是不孝；诛杀直言进谏之臣，将这些直言敢谏之士的尸体扔在阙下，这是桀纣之类的暴君的行为。
茅焦接着说：秦王目前正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而所作所为这个样，怎么能让天下人心服口服呢？
茅焦还举了舜因为尽了孝道而当上帝王、桀纣这两个暴君因为杀了龙逢和比干等忠臣而招致天下叛乱的例子，说明秦王若学桀、纣这样的暴君，国将不国。
其实说到这里，秦王嬴政已经开始检点自己的错误了。茅焦做出大义凛然的样子，说：我知道我一定会被大王处死，我们这二十八个忠直的人死了之后，再也不会有人直言进谏了。虽然不会有人再来进谏，但天下一定怨声载道，中外离心，依附秦国的诸侯将背叛秦国，真是可惜啊！
说罢，便解开衣带要进大锅受烹。
嬴政虽然暴虐，但在关键时刻还是有一线之明的。否则，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也不会横扫天下、统一六国。茅焦的话，句句撞击在他的心上，已经深深打动了他。
见茅焦要进大锅受刑，嬴政忙急走下殿，左手扶住茅焦，右手指示左右将大锅抬走。
经国巨贾吕不韦(26)
不料茅焦却不依不饶，非要跳到锅里不可。他说：“大王已悬榜拒谏，不烹臣，无以立信。”
嬴政连忙令人收起榜文，又命内侍给茅焦穿好衣服，赐他坐下，说：“前谏者，但数寡人之罪，未尝明悉存亡之计。天使先生开寡人之茅塞，寡人敢不恭听！”
秦王此时想通了。先前那二十七个进谏者言不及义，只是一味地指责他的罪过，而没有设身处地地为他分析利害得失。只有茅焦，句句话都讲到了正地方，令他茅塞顿开。
茅焦，可谓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手。
茅焦见秦王已经诚心诚意地采纳他的意见，便再拜道：“大王既俯听臣言，请速备驾，往迎太后。阙下死尸，皆忠臣骨血，乞赐收葬。”
嬴政闻言，立即命有关部门收取二十七人之尸，各备棺材，一同葬之于咸阳城附近的龙首山，名之为“会忠墓”。
就在这一天，嬴政为了显示自己知错即改、从善如流，令茅焦为自己驾车，亲自前去迎接母亲回咸阳。
秦王的车驾来到棫阳宫外，嬴政先令使者进去报信，然后跪在地上，膝行而前。见了母亲赵姬，叩头大哭。赵姬百感交集，也垂泪不止。
——好一出煽情戏！
嬴政表演完自己的孝行后，便将茅焦引见给赵姬，说：“这是我的颍考叔啊！”
此处，嬴政暗表了一个典故。颍考叔是春秋时期郑国人。郑庄公寤生二十二年，庄公的母亲姜氏因为更疼爱庄公之弟共叔段，便欲夺庄公之位给共叔段。在太后的支持下，共叔段悍然发动兵变，结果被早有准备的郑庄公镇压。郑庄公气愤于母亲支持弟弟，乃将母亲囚禁起来，立誓与其母“不及黄泉无相见”，意思是他只要活着就决不见母亲一面。颍考叔觉得郑庄公这样做不妥，便前往进谏，给郑庄公出了个“掘地及泉、隧而相见”的主意，使郑庄公与其母恢复了母子关系，被传为美谈。
姜氏与赵姬之事，倒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更巧的是，劝导郑庄公的有个颍考叔，劝导嬴政的有个茅焦，历史有时竟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为了答谢茅焦，嬴政拜茅焦为太傅，封上卿爵位。
嬴政与母亲的过节，就这么解决了。《资治通鉴》说嬴政与赵姬从此之后“复为母子如初”。
应该说，经过这次变故，赵姬也无颜为一国之母后了。她爱得如痴如狂的“大阴人”嫪毐死了，老情人吕不韦被免职了，她今后也只好收敛起旺盛的情欲，在冷宫之中默默度过余生了。
自此之后，赵姬便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赵姬死了。如果推算一下的话，赵姬死时也不过五十岁左右。
赵姬死后，嬴政将她与秦庄襄王子楚葬在了一起。
就在赵姬去世的这一年，嬴政灭掉了赵国。
七
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就在赵姬回到咸阳的同时，吕不韦却被勒令搬到洛阳居住。
赵姬刚被儿子原谅，还有些惊魂未定，这时自然不便于替吕不韦讲情。
对于吕不韦来说，他忙活了二十多年，结果却落得一个被免职的下场，自然心有不甘。不过，看到亲生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并且已经牢牢控制了秦国国柄，他倒也颇感欣慰。
其实，吕不韦在子楚身上搞风险投资，固然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但没成想竟能偷天换日，使秦国实际上姓了吕，这一额外收获，也足以令他志得意满了。
为了让儿子早日乾纲独断，担负起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他组织门客撰写了《吕氏春秋》，苦口婆心地教儿子如何做一个贤明的君主。他大权在握之时，从未产生取嬴政而代之的念头，而是一心一意辅佐儿子。令他料所不及的是，他竟在处理赵姬一事上栽了跟头。
好在嬴政念其有立主定国之大功，只是免其相职，让他到洛阳的封地做富家翁。这一处罚，并不算太重。
如果吕不韦从此杜门不出，尽量低调过普通百姓的生活，大概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
也许，秦国人以及诸侯们都清楚，嬴政是吕不韦的儿子。嬴政处罚赵姬和吕不韦，只不过是做样子给秦国的老百姓看的。
哪有儿子真的想惩办自己父母的？
赵姬就是个例子。当初，嬴政将赵姬囚禁起来，因为不愿原谅母亲，竟一气杀了二十七个求情者。结果呢，还是将赵姬迎接回朝，母子又和好如初了。
于是，吕不韦的门客们以及诸侯们都认为，吕不韦被免职只是暂时的，过不了多久，嬴政便会亲自到洛阳迎接父亲回咸阳主持国政。
所以，吕不韦这棵大树虽然倒了，但树倒猢狲未散。他的门客们大多仍聚集在他的府第，等待他官复原职。毕竟，在主子暂时倒楣的时候向主子表忠心，是最容易赢得主子的好感的。
最可笑的是别的国家的国君们。他们也都想当然地认为嬴政不会为难自己的父亲，吕不韦不久即会重掌秦国权柄。因此，竟有好几个诸侯国派使者到洛阳慰问吕不韦，并给吕不韦封官晋爵，想趁此机会讨好吕不韦，以便在吕不韦官复原职之后，与秦国搞好关系。
然而，这些诸侯国的国君们大错特错了。
他们派使者讨好吕不韦，反而成了吕不韦的催命符。
嬴政听说此事后，非常害怕。他既怕吕不韦真的被别的国家请去，将来成为秦国的对手，又怕吕不韦做不到三缄其口，将他与赵姬的秘辛公之于世。届时，嬴政继承秦国王位的合法性便大成问题了。
此时的嬴政，早已不是那个刚到秦国之时的八岁的孩童了。他的童年时代是在受尽欺侮、备受压抑的环境中度过的，少年时代又在宫廷中对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耳濡目染，形成了他嗜权如命、残忍暴虐的性格。为了保住王位，为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他决定进一步处罚吕不韦——将吕不韦迁到偏辟荒凉的蜀地去。
如果吕不韦识相呢，最好自杀，这样一了百了。
他不愿亲自下命令处死吕不韦，而是写了一封信，派人给吕不韦送了去。信是这样写的：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蜀。”
吕不韦接到嬴政的书信，方知儿子不会轻易放过他了。嬴政是要杀之灭口。
嬴政这封短信，只有二十九个字，却流露出必欲杀之而后快的意思。
“君何功于秦？”
“君何亲于秦？”
这冷冰冰的质问，如同重锤，狠狠地击在吕不韦的头上。
秦国上下，包括诸侯之间，谁不知道，吕不韦为了子楚能继承王位而毁家相助！
谁不知道，嬴政的母亲赵姬原本是吕不韦的小老婆！
谁不知道，若没有吕不韦，又哪来嬴政的今天！
可见嬴政这么说，是故意抹杀吕不韦对子楚和嬴政得到秦国王位的贡献。
吕不韦不由恨恨地说：“吾破家扶立先王，功孰与我？太后先事我而得孕，王我所出也，亲孰与我？王何相负之甚也！”
然而，此时再说这些，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难道他面见嬴政、向嬴政讲明这一切，嬴政就能认他做父亲？
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嬴政在信上故意这么写，明摆着是不想认他这个父亲。不仅不认，而且也不会仅仅将他流放到蜀地就会善罢干休。
他吕不韦一日不死，嬴政就一日不得安心。
明白了这些，吕不韦不禁叹道：“吾以贾人子阴谋人国，淫人之妻，杀人之君，灭人之祀，皇天岂容我哉！今日死矣！”
吕不韦此语，不见于正史，是《东周列国志》的作者替他说的。后人揣摩吕不韦当时的心态，倒也合情合理。
吕不韦此时，或许有所忏悔。
也许，他真的认识到自己罪当一死；
也许，他觉得以六十多岁的高龄，长途跋涉到偏远荒凉的蜀地去，已是他难以承受的酷刑。恐怕还到不了蜀地，他这把老骨头就已经填了沟壑了……
司马迁写吕不韦收到嬴政书信后的思想活动，只用了六个字：“自度稍侵，恐诛。”
也就是说，吕不韦已经看出嬴政是在一步一步地逼迫他。
他断定，嬴政早晚会将他处死。
经国巨贾吕不韦(27)
他无法接受来自亲生儿子的羞辱，更无法接受亲生儿子挥来的屠刀。
他宁愿一死。
当天，吕不韦将鸩毒放进酒中，饮之而死。
可怜一代巨商，战国枭雄，竟落得如此下场！
八
吕不韦死了。
此时吕不韦的结发妻已经去世，葬于洛阳的北邙山下。除了嬴政外，他有没有别的子女，史无具载。
可以肯定的是，吕不韦死时十分凄凉，没有亲属为他送葬。
多亏跟随他的门客，偷偷地将他的尸体运到北邙山下，与他的妻子合葬于此。今洛阳市东约二十公里的偃师市南蔡庄有个大冢头村，这里有个吕母冢，据传即是吕不韦之墓。
嬴政听说吕不韦自杀了，有些不相信，非得见一见吕不韦的尸首不可。由于吕不韦的尸体已被门客们秘密埋葬，嬴政求尸不得，大怒。
这时，有些土生土长的秦国大臣趁机劝嬴政下令，在全秦国范围内驱逐吕不韦的门客，这就是著名的“逐客令”。
可笑的是，嬴政逐的，不仅仅是吕不韦的门客，别的国家跑到秦国的宦游之士也在被逐之列。
“逐客令”规定，他国之人，凡在秦国做官的，一律免职，限三日内驱逐出境；有胆敢收留者，一体治罪。
秦国的大臣们之所以为嬴政出了这个主意，为的是使秦国的贵族子弟有更多的出仕升官机会。
由于秦国在六国中是个比较开放的国度，从春秋时期秦穆公之时起，秦国就善于招徕别的国家的人才为己所用，这使得秦国虽然偏在西戎，却日益强大。也正由于外来人才占据了朝中的许多枢纽职位，使得秦国的贵族颇感压抑，土著派与外来派的矛盾也日渐突出。
及见嬴政因吕不韦之事迁怒于吕氏门客，“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于秦耳，请一切逐客。’”（《史记·李斯列传》）
“逐客令”一出，秦国顿时朝野大哗。有一个人，曾是吕不韦府中舍人，被秦王拜为客卿，此时也在被逐之列。此人即是李斯。
李斯是个颇有才能的人，他正雄心勃勃准备在秦国建功立业，忽闻秦王将下“逐客令”，自己因是楚国人，自然在被逐之列。眼见自己的多年奋斗成果将付之流水，不由横下一条心，给秦王写了一封义正辞严、气势磅礴的《谏逐客书》。这篇文章，不仅改变了秦王的愚蠢决定，改写了中国历史，而且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篇不朽的名作。
《谏逐客书》全文如下：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而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的这篇文章极富说服力。他先举秦穆公重用百里奚等五名外来人才致使秦国称霸西方、秦孝公重用韩国的韩非变法致使秦国富强、秦惠王重用魏国的张仪破坏六国合纵、秦昭王得到魏国的范雎确立对六国的远交近攻战略等事例，说明外来人才对秦国的重大贡献，如果没有这些外国的人才来帮助秦国，秦国就不是今天的秦国。
继而，李斯又列举了许多来自他国而深受秦王喜爱的声色宝物，说明“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这等做法不是一个志在统一天下的有为之君的“制诸侯之术”。
李斯在文章中还总结出了一段千古传诵的名言：“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要有博大的胸怀，要任人唯贤，不要任人唯亲。如果将各国来到秦国的卓越人才都赶跑了，这些人便会到别的国家去建功立业。这等于自毁长城，将秦国的栋梁之材资助给敌国，是自己削弱自己而使敌人强大的愚蠢政策。
任人唯贤，这是老生常谈。而这四个字，切实做到却极不容易。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都是必须遵循的千古不易之理。
对于商界来说，能否做到任人唯贤，更是一个公司、一个单位盛衰的标尺。
李斯的这篇千古奇文，令秦王嬴政暗自叹服。
嬴政从善如流，收回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此后，李斯成了嬴政最重要的谋士，官至丞相，为嬴政统一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因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使吕不韦的门客们免于被驱逐的厄运，也使秦王嬴政从此不再追究吕不韦自杀一案。
对于吕不韦之死，司马公在写完吕不韦的传记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不韦及嫪毐贵，封号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而吕不韦由此绌矣。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
最后，司马公发出了这样一句感慨：“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
“孔子之所谓‘闻’者”，指的是《论语》中的一句段话：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
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
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孔子的学生子张问孔子：什么样的士才能称得上是“达”呢？
孔子反问子张：你所说的“达”是什么意思？
子张说：就是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很有名气。
孔子说：这叫“闻”，不叫“达”。你所说的只是徒有虚名的人，并非通达之士。什么样的人才是通达之士？性格正直，为人好义，察人言语，观人脸色，常怀谦退之志。正因其在朝通达，在野亦通达，所以是通达之士。而所谓“闻”，即“名人”。表面上看好像是仁人志士，其行为表里不一，还自以为是通达之士。这类人善于结党营私，由于其党徒互相吹捧，所以他无论在野还是在朝，都很有名气，算得上是“名人”。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经国巨贾吕不韦(28)
司马迁认为，吕不韦充其量算是个“闻人”，不是通达之士。
在《史记集解》中，马融一语道破司马公的含蓄评论：“此言佞人也。”
原来，司公迁认为，吕不韦只不过是个奸佞小人罢了，绝不是通达之士。
“闻人”，原来指的是“佞人”。
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报刊上称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王一亭等人为“上海闻人”，这些“闻人”不学无术，还以为这是媒体对他们的誉词，欣欣然接受之而无惭色。
九
从一定意义上说，吕不韦的悲剧是必然的。
在专制体制下，功臣与专制暴君的关系是一个永远的悖论。一方面，在朝廷用人之际，专制暴君必须仰仗功臣；一方面，在局势安定之后，功臣“功高震主”，极易遭到专制暴君的敌视，双方互相猜忌，往往闹得不共戴天。
“伴君如伴虎，防臣如防贼。”这句总结功臣与专制暴君的关系的古语，可谓经典！
翻开中国历史，仿佛就是一部伴君驭臣史。历史上固然有刘备与诸葛亮、李世民与魏征等君臣和睦相处的典范，但毕竟太少。而且，即使是刘备与诸葛亮这样的被视为“封建社会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关系”，也并不那么十全十美，他们之间也有所猜忌。
笔者在“百人归宿大结局”之《奇正军神》（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曾专门论及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在此不妨将拙作中的有关章节引述如下：
刘备得到诸葛亮后，政治、军事前景顿时豁然开朗。对刘备来说，真的是“如鱼得水”。
但“如鱼得水”并不意味着刘备对诸葛亮言听计从。起码有两件事，刘备便没有采纳诸葛亮的意见。
一是建安十五年刘备亲自到京口（今镇江市）见孙权一事。当时赤壁之战刚刚结束，刘备想乘机要求孙权将荆州让给他。诸葛亮认为此行极为危险，绝不能去。但刘备不听。果然，周瑜等人都劝孙权留住刘备，不可放虎归山，幸好孙权鉴于两家目前是盟友，没有答应，才使刘备得以脱身。
事后，刘备曾问庞统：我到东吴时，听说周瑜曾劝孙权把我留住不放，有此事吗？庞统答：实有其事。刘备叹息道：当时孔明也劝我不要去。看来实在是太冒险了。
第二个例子，是关羽被孙权所杀后，刘备急于东征孙权，为关羽报仇。当时“群臣多谏”，刘备执意不听。据《三国志·法正传》载，刘备东征大败后逃至白帝城。诸葛亮叹道：“法孝直（法正的字）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从诸葛亮的叹息声中，我们可以得知：
第一，当时诸葛亮的态度，肯定是反对刘备东征孙吴的，否则就不会发出这样的叹息了。而且，与孙吴开战，是与诸葛亮制定的联吴抗曹战略背道而驰的，诸葛亮决不会赞同刘备这种不顾全大局的任性之为。
第二，诸葛亮大概劝谏过刘备，但刘备没有听从。所以诸葛亮说，如果法正活着，一定会劝阻刘备，刘备可能会听法正的劝说。
第三，刘备虽然声称得到诸葛亮后“如鱼得水”，但关键时刻，诸葛亮说的话还不如法正的意见。由此可见，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如鱼得水”。
刘备临终时向诸葛亮托孤，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既是托孤，又说若其子不才，诸葛亮可取而代之。后人认为，刘备临终之语，透出了对诸葛亮并不十分信任的弦外之音。所以诸葛丞相急忙哭着表白道：“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固然好，但终究比不上与关羽、张飞的关系。荆州地处魏、吴之间，乃兵家必争之地。刘备占有荆州后，守卫荆州的最佳人选无疑是诸葛亮，但刘备却令关羽留守荆州，个中玄机真是耐人寻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定孙刘之交者，武侯也。有事于曹，而不得复开衅于吴。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赵云）与飞（张飞）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邓。取蜀之事，先主自任有余，非凡不必武侯也……然则先主岂不能将羽（关羽）哉？且信武侯而终无能用也。疑武侯之交固于吴，而不足以快己之志也……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
孙刘之盟是诸葛亮订的，而且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东吴做官，诸葛亮与东吴关系比较好尽人皆知。刘备可能觉得如果诸葛亮留守荆州，以诸葛亮与东吴的关系，说不定会做出有损蜀汉的事来。所以，刘备宁愿用一个有勇无谋的拔扈将军关羽留守荆州，也不愿用诸葛亮。
刘备东征孙权时，尽起倾国之军，却没带诸葛亮，这也令人有所不解。所以说，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虽然历来被称为君臣关系的典范，但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美满和谐。
再者说，刘备创业未半便死了，如果他统一了天下，他与诸葛亮到底还能不能和谐相处，更是难说。
一般来说，君臣关系之难处，不在创业之时，而在守成之日。
由于专制暴君握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所以，“功成不居”、“功成身退”成了功臣们得以善终的唯一出路。史上倒也有些成功的例子，如范蠡、孙武的飘然引退，张良、韩世忠的与世无争，萧何、郭子仪的谨小慎微……
而更多的情况是帮助汉高祖打下天下的淮阴侯韩信被杀前讲的那句话：“狡免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有的甚至于敌国未破，而功臣先亡……
功臣命丧暴君、昏君、甚至“明君”之手的例子太多了，这此不妨随手拈来一批，如伍子胥、文种、商鞅、白起、李牧、韩信、晁错、周亚夫、灌夫、窦婴、李广、桑弘羊、赵广汉、韩延寿、杨恽、萧望之、杨震、邓骘、杨修、崔浩、尔朱荣、斛律光、高熲、贺若弼、长孙无忌、郭崇韬、岳飞、赵鼎、李善长、刘基、朱文正、傅友德、朱亮祖、蓝玉、解缙、于谦、夏言、曾铣、张经、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熊廷弼、袁崇焕……可谓不胜枚举！
有的功臣则在君王的猜忌下度日如年，不得不铤而走险，举兵反叛，结果被“王师”名正言顺地消灭，如彭越、英布；也有些权臣，生前虽然独掌大权，但死后遭到皇帝的清算，如霍光、张居正；也有的则干脆或明或暗地进行改朝换代，如王莽、曹操……
曹操生前虽然没有废掉汉献帝改朝换代，但他说得很明白：“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周文王生前虽然未灭掉殷纣王建立周王朝，但他已经为弟弟周武王灭殷奠定了基础。曹操说他要做周文王，即说他在世时不会废掉汉献帝，而是将这一历史使命留给自己的儿子。
说到曹操，笔者倒想多说几句。
人们评价历史人物一般采用两个标准，一是“成败标准”，一是“忠奸标准”。成则英雄败则寇，多是指皇帝而言的，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对臣子而言，则以“忠奸”为分水岭，非忠臣即奸臣，罕有例外。
如果曹操果敢地取代汉献帝即皇帝位，然后扫平刘备、孙权，统一天下，将帝位传个一二百年，那么，曹操理所当然是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与“黄袍加身”的“宋祖”又有什么分别呢？而且，以曹操的多才多能，在历史上的地位恐怕要远远高于宋太祖。果真如此的话，谁还说曹操是“汉贼”、“奸雄”？
可惜曹操是武大郎攀杠子——上下不够头。他既没有代汉称帝成为“篡贼”，也没有一心一意辅佐汉献帝成为“忠臣”；既没有一统天下成为一个绝对的成功者，也没有被人消灭成为一个绝对的失败者。所以，曹操在历史上就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用传统的“成败标准”和“忠奸标准”来评价曹操，似乎都不合适。
伟人也好，凡人也好；好人也罢，坏人也罢，都是人。既然都是人，那么，不管是伟人还是凡人、好人还是坏人，都应该具有人性的优点和弱点，曹操当然也不例外。
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豪杰。曹操是在当时的乱世中应运而生的人物，其本性还是个欲扶大厦于倾危、拯百姓于水火的仁人志士。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经国巨贾吕不韦(29)
建安十五年，因为人们盛传曹操将“有不逊之志”，曹操特意写了篇《让县自明本志令》，自剖心迹，说明自己并无代汉的野心，只不过“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曹操当时的心愿。
考其投身行伍后的言行，与其志向是一致的。讨黄巾军时，曹操身先士卒，屡立军功。平定黄巾后，曹操见朝中宦官专权，政治黑暗，遂辞官归隐，“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视官职如敝屣。董卓进京后，欲篡汉自立，诸侯或拥兵自重，或兴兵###，刚刚趋于安定的汉朝江山又将分崩离析。曹操为了维护汉朝社稷，毅然加入到###董卓的阵营之中。在诸侯之中，袁绍、袁术等各怀异志，首鼠两端，只有曹操与孙坚对汉朝忠心耿耿，作战最为勇敢。对此，王夫之评价道：“故天下皆举兵向卓，而能以躯命与卓争生死者，坚而已矣！其次则操而已矣！岂袁绍等之力不逮操与坚哉？操与坚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非绍、术挟奸心以养寇，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故他日者，三分天下，而操得其一，坚得其一。”王夫之之言，颇有点好心有好报的意思。
而刘备呢？小时候与小朋友们在村头玩游戏，便说自己是皇帝，村头的大桑树是其“羽葆盖车”。他的两个儿子，一叫刘封，一叫刘禅。封禅是古时皇帝祭奠天地的礼仪，可见刘备一直想着要做皇帝。如果按封建道德来评价他的话，刘备早就有“不臣之心”。
袁绍虽然才疏，但是志大，讨董卓之时即生异志，得到玉玺后爱不释手，丑态毕露，因此为曹操所看不起。袁绍之弟袁术更是称帝心切，早就在寿春称帝，结果不久便被曹操所灭。与曹操比起来，袁绍、袁术可谓“乱臣贼子”。
孙权如何？且不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他不听招呼、公然与朝廷的军队展开赤壁大战，于汉献帝尚在位之时，他竟居心叵测地公然写信劝曹操称帝，压根就没把汉献帝放在眼里。
与袁绍、袁术、刘备、孙权这些人相比，曹操是最没有野心的，也是对汉室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曹操曾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并非夸张之言。不仅曹操至死没有称帝，在他活着的时候，刘备、孙权也不敢称帝。如果不是曹操在汉献帝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之，汉献帝根本不会再做上二十五年的皇帝。如此说来，说曹操“名托汉相，实为汉贼”，实在是冤枉了他。
曹操做的最失策的一件事，便是将如同丧家狗一样的汉献帝接到许昌，想“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自迎汉献帝到许都后，真的可以号令诸侯了吗？
恰恰相反。曹操将汉献帝接到身边后，天下共知，曹操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因此皆骂曹操为“汉贼”，纷纷拥军自重，无人听从曹操的号令。
建安元年（196年），即曹操迎汉献帝的那一年，曹操让汉献帝封自己为大将军、武平侯。为了安抚势力最大的袁绍，又让献帝封袁绍为太尉、邺侯。谁知袁绍对此并不领情，骂道：“曹操……今乃挟天子以令我乎！”竟拒而不受。曹操只好将自己的“大将军”封号让与袁绍。
次年，董卓的部将张绣便率部袭击曹操，袁绍的弟弟袁术则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
第三年，盘据荆州的“名士”刘表公开支持张绣，与曹操开战；吕布也与曹操大动干戈。孙策则乘机占据江东，初步奠定了东吴的基业。
第四年，刘备叛曹操，归袁绍。袁绍因战胜公孙瓒，实力大增，遂亲率大军进攻许都。
第五年，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展开大战，曹操获胜。此役后，曹操又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东征西杀，才大体平定北方。
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后，想趁热打铁统一全国，但遭到赤壁惨败，刘备乘机占领西川和荆州，三国鼎立之局遂告形成。
有意思的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二十四年间，无论是张绣、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公孙瓒、高干，还是刘备、孙策、孙权，没有一个诸侯肯听从曹操的号令。由此可见，曹操空有挟天子之名，而无号令天下之实。
袁绍进攻曹操时，曾令陈琳代写了一篇###曹操的檄文，文中说曹操“豺狼野心，潜苞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除灭中正，专为枭雄”，连曹操听了，都出了一身冷汗，头疼病竟减轻了许多。
可见当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得到了诸侯的强烈抵制。曹操不但没有从中得到好处，还背上了“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骂名。而且，不仅当时的人都这么骂他，后世近两千年间，曹操也一直是以“奸贼”或者说是“奸雄”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上的。
曹操想拿汉献帝号令天下，怎奈诸侯不听；想将汉献帝抛弃，则担心自己“匡扶汉室”的招牌毁于一旦，从而招来万世骂名；想取而代之，又怕引起更强烈的反对，成为天下公敌……
所以，汉献帝成了曹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根鸡肋。
曹丞相骑虎难下，此中难言之隐真是不可告人。
据有关资料，林彪曾读过一本名为《曹操》的书，在读到曹操当宰相后，自己觉得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时，旁批道：“不要轻易骑上去。”
然而，曹操还是骑上了老虎，结果落得个千古奸雄的骂名。林彪也骑了上去，最终被摔了个粉身碎骨……
相对于曹操来说，刘备和孙权要幸运得多。曹操做丞相、封魏王，起码在名义上是经过了汉献帝的正式册封。而刘备平定西蜀之后，没经汉献帝的批准，便在成都自称“汉中王”，怎么就没有人说刘备是“僭越”呢？后来，刘备和孙权都登基做了小王朝的皇帝，有谁说过他们是“国贼”、“奸雄”、“叛逆”？甚至从未想过要匡扶汉室的袁绍、袁术、刘表、吕布等人，也没有被加上“汉贼”的恶名。
有句俗语：“瞒之智正瞒之愚。”曹丞相耍的这点小聪明，让他一生“骑虎难下”，真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而史家及后人皆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乃深谋远虑之举，不亦惑乎？
有人可能要举袁绍不迎汉献帝而败、曹操迎汉献帝而胜的例子来说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成功。其实，曹操之胜，袁绍之败，与迎不迎汉献帝并无必然联系。正如曹操所分析的那样：“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如果说曹操战胜袁绍是因为曹操挟持着汉献帝、拥有政治上的优势的话，那么，曹操与孙、刘赤壁大战之时，不也有这种政治上的优势吗？刘备、孙权并不买那个有名无实的汉献帝的账，该打就打，结果让使赤壁之战成为曹操一生中最为惨重的败绩。也正因为此次大战，奠定了三国鼎立之局。
曹操挟持汉献帝达24年之久，废之易如反掌，曹操却始终不敢。在他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只好将代汉的历史使命交给了儿子曹丕。
十
吕不韦也骑上了老虎。只是当他发现之时，也已经骑虎难下了。
其实，自从吕不韦得意洋洋地收获其风险投资所带来的巨大利润的那一刻起，他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当初吕不韦提出要帮助子楚时，子楚的许诺是“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而当子楚在吕不韦的帮助下顺利继承秦国的王位之后，子楚虽然封吕不韦为丞相、文信侯，但并没有将秦国一半的土地封给吕不韦，只是给了吕不韦河南洛阳十万户的封地。
恐怕此时，子楚与吕不韦的蜜月期也该结束了。
子楚一即位便封赏吕不韦，其实是在兑现自己的诺言。然而，他的诺言是无法兑现的。在秦国还不是他的私有财产的时候，他可以慷别人之慨，许下分秦国一半给吕不韦的诺言。而一旦秦国真的成了他的天下，他真的能兑现这样的诺言、将秦国一分为二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虽然在吕不韦看来，这样的收益也足以令他志得意满了。但已成为秦王的子楚，一定会为自己当年的大言懊悔不已。君无戏言啊！
经国巨贾吕不韦(30)
子楚此时，说不定对吕不韦已经产生了猜忌之心：没有兑现当初的诺言，吕不韦会不会心生怨望？
俗话说：“功高不赏。”当做臣子的功高震主、使君王赏无可赏之时，那个做臣子的就很危险了。
这时，君王最为渴望的，便是功臣突然死掉。这样，就不需要封赏功臣了，从而了却君王的一桩心事。
再说，吕不韦和赵姬还有一桩惊天秘辛瞒着子楚。随着时间的推移，难保子楚会永远蒙在鼓里。
幸好子楚与吕不韦的矛盾尚未暴露，子楚便短命而死了。
按说，吕不韦的亲生儿子即位后，他应该会得以保全的。
岂不知，嬴政的即位，反而使吕不韦的命运变得更为凶险。
如果嬴政不知道吕不韦是他的亲生父亲，那么，作为罕见的独裁暴君的嬴政，自然不会容许一个立有大功的前朝###手握重权。嬴政需要的是乾纲独断，而不是一个“仲父”在自己面前指指点点。吕不韦如果明智，最好是像应侯范睢那样称病退休。如若不然，吕不韦极有可能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撤职甚至被处死。
如果嬴政知道吕不韦是他的亲生父亲，那么，嬴政继承秦国君位的合法性便大成问题。此事一旦泄露出去，嬴政极有可能会被秦国的宗室子弟赶下王位。即便不会这样，也会蒙上一个非法即位、偷天换日的恶名。在这种情况下，吕不韦最好的结局是被永远幽禁。如果嬴政想办得利索点，就会杀之灭口。
如果嬴政是个性格温和、生性孝顺的人，或许吕不韦还能避免厄运。可惜，嬴政偏偏是个残暴成性的人。
即使是对他的生身母亲、将他辛辛苦苦养育到8岁的赵姬，嬴政也曾毫不留情地予以囚禁，并且将自己同母异父的两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弟弟装到布袋里活活打死，又何况从小没有给嬴政一点父爱的吕不韦呢！
嬴政逼死吕不韦之后不久，一个魏国大梁的著名军事家来到了秦国，后人叫他尉缭。相传著名兵书《尉缭子》就是他的著作。
尉缭与李斯、韩非等人一样，来到秦国，本来是想借助秦国之强以图建功立业的。但尉缭与嬴政晤谈之后，却决定离开秦国。
为什么呢？
这倒并非嬴政不重视尉缭这个人才。事实上，嬴政会见尉缭时相当客气，“见尉缭亢礼，衣服饮食与缭同。”即说嬴政会见尉缭时，是以平等的身份与之会谈的。
而且，尉缭的谈话也颇对嬴政的心思。尉缭说：“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愍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
意思是，对于强大的秦国来说，诸侯就像是秦国的郡县。但是，如果诸侯们联合起来，对秦国就很不利了。晋国的智伯、吴王夫差、齐愍王就是因为对手们联合起来才被消灭的。希望秦王不要爱惜财物，要舍得送财物给六国的权臣们，以打乱他们的计划。不过破费三十万金，就可以将诸侯们一一收拾掉。
尉缭出了个对六国实行离间之计的主意，嬴政非常满意。以后在灭掉六国的战争中，嬴政就曾多次使用离间计。
如在灭赵国时，为了除掉赵国的名将李牧，秦将王翦先贿赂赵国的权臣郭开，将郭开收买住之后，再扬言李牧私下与秦国讲和，欲与秦国共同灭赵，秦国答应事成之后封李牧为代王。郭开遂将此事禀报赵王迁，赵王迁信以为真，乃遣使持兵符召李牧回朝问罪，并拜正在李牧军中的赵葱为将，以代李牧之职。李牧得知是郭开陷害，自忖回朝后凶多吉少，乃欲奔逃至魏，结果被赵葱派兵捕获斩首。赵王迁自毁长城后，王翦立即率秦军大举进攻，一举击溃赵军，包围赵都邯郸。赵王迁一筹莫展，只好投降，赵国遂亡。
据说赵国亡后，郭开因助秦灭赵有功，被嬴政封为上卿。赵迁这才如梦初醒，叹道：“使李牧在此，秦人岂得食吾邯郸之粟耶？”然而悔之晚矣。好在此时秦王为了鼓励别的国家向赵王的投降行动学习，饶了赵迁一命，将他迁到房陵的石室中软禁起来。赵迁在这里作了一首字字血泪的《山水之讴》：
房山为宫兮，泪水为浆；
不为调琴奏瑟兮，惟闻流水之汤汤；
水之无情兮，犹能自至于汉江；
嗟余万乘之主兮，徒梦怀乎故乡；
夫谁使余及此兮，乃谗言之孔张；
良臣淹没兮，社稷沦亡。
余听不聪兮，敢怨秦王？
当然，此诗只不过是小说家言，未必真的就是赵迁所作。
秦王对于尉缭献的离间六国君臣之计是非常赞赏的，对尉缭也很赏识，准备重用尉缭。谁知尉缭却对秦王嬴政很失望，以至于想立即离开秦国。
尉缭大概会相面。嬴政给尉缭的印象很不好。
在与嬴政会谈后，尉缭回到住所，对人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
尉缭之言，可能是有史可稽的唯一对秦始皇长相的细致描述。所谓“蜂准”，据《史记正义》的解释，就是高鼻梁；“长目”，即长长的眼睛。高高的鼻子，长长的眼睛——单就嬴政的鼻子和眼睛来看，嬴政应该算是个美男子了。
嬴政五官中，尉缭只描述了眼睛和鼻子，然后说嬴政长着“挚鸟膺”。“挚鸟”指鹰鹫之类的鸟，“膺”即胸，所谓“挚鸟膺”，即说嬴政的胸像鹰的胸。鸟禽类的胸都是凸起的。用今天的话说，嬴政长着一副“鸡胸脯”。
接下来，尉缭形容嬴政说话的声音是很恐怖的：“豺声。”即说嬴政说话的声音像豺狼嚎叫。
由嬴政的长相和发声，尉缭进一步分析出嬴政的性格是“少恩而虎狼心”。“少恩”，即刻薄寡恩、忘恩负义。尉缭认为，嬴政的性格是虎狼之性，是个凶狠残暴的人。
这种人，在不得志或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得平易近人，甚至可能甘心屈居人下；而一旦得志，“亦轻食人”，即随便杀人，就如虎狼食人那样视为理所当然。
与这样的人共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尉缭说：“我现在只是个老百姓，他会见我时却肯平等地对待我，还时时表现得很谦逊；而一旦他统一天下的志向实现后，他会把天下之人都视作他的俘虏和奴隶。对这种虎狼之人，不可与之长期相处。”
于是，尉缭便想离开秦国。嬴政得知尉缭想走，极力劝阻，封尉缭为秦国尉，希望尉缭留在秦国帮助他统一天下。
尉缭此时走已走不成，逃也逃不掉，只好留了下来。
不过，尉缭虽然留在了秦国，却从此不知所终。司马迁只用了一句话，便结束了对尉缭的叙述：“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
也就是说，尉缭计策虽然被采纳，但尉缭其人并没有被嬴政重用，嬴政重用的是李斯。
也许，由于尉缭深知嬴政的为人，所以才韬光养晦，以图苟全性命。
可惜吕不韦没有像尉缭那样由表及里地看透嬴政的为人，还一直做着辅佐儿子灭掉六国统一天下的春秋大梦。殊不知，敌国尚存，他自己便先被消灭了。
十一
如果当初吕不韦不思经国安心经商的话，以其聪明的商业头脑和灵活的手段，他完全可以成为富可敌国的巨贾，完全可以像战国末期的卓氏、孔氏以及被秦始皇封赏过的乌氏倮和被秦始皇表彰过的巴寡妇清那样，过着奢华富裕的生活，更不至于落得个饮鸩而死的可悲下场。
由吕不韦的悲剧，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风险投资实现赢利之后成功地“退出”。
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单祥双有句话：“不是因为冒风险而赚钱，而是成功规避了风险而赚钱。风险投资界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剩者为王’。”
剩者为王，就是说，经过商场上大浪淘沙般的淘汰，剩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
尤其是在股市，经过政策的反反复复、企业的盛盛衰衰、股价的涨涨跌跌、人气的高高低低……低迷过后，百战之余，剩下的股民，他们抛除股本之后还有“剩”，乃是胜利者。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经国巨贾吕不韦(31)
有句话说得好：谁能笑到最后，谁会笑得最好！
在风险投资的发源地——美国硅谷，流传着这样一个投资法则：在所有的风险投资项目中，必然有50%完全失败、40%刚刚打平，只有10%盈利。
由此可见，风险投资的回报虽然巨大，但风险也大。在风险投资成功之后，应该见好就收，全身而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有的时候，是风险投资者把握不好“退出”的最佳时机；有的时候，是身陷泥淖不能自拔，想退退不出。
把握好风险投资的“度”，非大智大勇者不能为。
在专制时代，商人们若想通过经商得以暴富，都喜欢走条捷径：勾结官府、亦官亦商。
“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一个标本式的人物。他像吕不韦那样，在政界人物王有龄身上进行风险投资，后来凭借王有龄的支持和协助，开始发迹。他结识了左宗棠之后，便走上了亦官亦商的不归路。
商战无情，###更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
胡雪岩身为商人，却官居正二品，被时人视为左宗棠的亲信。
左宗棠与李鸿章互不服气，暗中斗法，胡雪岩便成了官场争斗的牺牲品。
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盛宣怀，本是李鸿章的亲信，是李鸿章搞洋务运动的干将。他与胡雪岩一样，都是对中国走向近代化做出过贡献的人，可惜的是，盛宣怀的后台老板是李鸿章，胡雪岩的后台是左宗棠，而李鸿章与左宗棠是官场上的对手，于是，盛宣怀与胡雪岩也成了商场上的对手。最终，二人竟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胡雪岩自从靠上了左宗棠，在商场、官场、洋场之上呼风唤雨，成为巨富，也成了左宗棠的得力助手。
一直对左宗棠不怎么服气的李鸿章自然也将胡雪岩视作眼中钉。
而盛宣怀，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因胡雪岩暗施手段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所以一直对胡雪岩耿耿于怀。1878年，盛宣怀在湖北开办荆门矿务总局，胡雪岩又参了他一本，致使盛宣怀被调回京城。在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设置了重重障碍。天津电报总局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分局，一切都很顺利，惟独在架设长江电线的计划呈请左宗棠批准时，遭到了左宗棠的拒绝。
左宗棠之所以拒绝盛宣怀，是听了胡雪岩的建议，想自己搞起来。胡雪岩曾力劝左宗棠建设电报线，他说：“我们传送公文，由一个驿站送往下一个驿站。若是架上电杆用电报线，这头发，那头就能收到，速度非常快。那电报不仅在战时派上大用场，还有许多商务上的花样，架好了不尽财源一定滚滚来。”
在巨大商业利益的诱惑下，左宗棠命胡雪岩操办此事。胡雪岩从未搞过电报局，于是，他派人混进了盛宣怀办的电报学堂，弄出了几套密码。
之后，左宗棠上奏朝廷，准备架设长江电报线。盛宣怀闻讯，立即与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密商电报线之事，表示只要他们不向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就愿以三倍的价格收购。胡雪岩也不示弱，他派人与大东公司和大北公司代表交涉，还提高了购买价格。
不想盛宣怀做事极为老辣，他让大北公司将一批劣质器材卖给了胡雪岩。结果，工程刚开始，就因器材质量问题而停工了。盛宣怀把胡雪岩架设电线失利之事告诉李鸿章，李鸿章立即上疏弹劾胡雪岩，说胡雪办差不力，请求改派盛宣怀前往办理。不久，朝廷便下令将长江电线交由盛宣怀负责架设。由此事，导致左宗棠与李鸿章的矛盾更大，胡雪岩和盛宣怀成了死对头。
丁离《击败胡雪岩》一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细致描述了盛宣怀击败胡雪岩的惊心动魄的过程：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左宗棠被召入军机，指挥对法作战。左宗棠一走，李鸿章和盛宣怀便准备趁此机会除掉给左宗棠财力支持的胡雪岩。
为了支持左宗棠到新疆平叛，胡雪岩五年前向汇丰银行借了六百五十万两银子作为军饷，七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上一年，胡雪岩又向汇丰银行借了四百万两。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而此时，胡雪岩往年为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所筹集军饷的还款到期，款子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朝胡雪岩要钱。由于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盛宣怀便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自然照办。
外国银行突然向胡雪岩催款，胡雪岩只好将他的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救急。不料盛宣怀通过他掌握的电报局，对胡雪岩调款活动一清二楚。他在胡雪岩从阜康银行提出银子之后，随即让人四处放出风，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即将倒闭。
此消息传播开来，不明真相的人纷纷到阜康银行提取存款。盛宣怀在上海坐镇，挤兑先在上海开始。胡雪岩赶到上海，一边让人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协饷，一边发电报将此事告诉左宗棠。去找邵友濂的人吃了闭门羹，而盛宣怀则令人将胡雪岩发给左宗棠的电报扣下了。
情急之下，胡雪岩将自己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想渡过难关。不想仍是杯水车薪，到阜康银行挤兑的人越来越多。胡雪岩明白，是盛宣怀给了他致命一击。他知道此次来者不善，顿时口喷鲜血，昏了过去。
挤兑风一发而不可收拾，胡雪岩在杭州的泰来钱庄首先倒闭。1883年2月5日，大名鼎鼎的阜康银行终于被挤兑得关门大吉。
朝中大臣此时也纷纷上疏指责胡雪岩，朝廷乃令左宗棠严厉查办胡雪岩亏欠公款一案。事已至此，左宗棠也徒唤奈何，只得给各省发出公文，将胡雪岩在各省的商铺一一查没。
重重打击之下，胡雪岩不得不变卖家产还债。
他娶的十二房姨太太也养不起了，只好将她们遣散。
不久，胡雪岩即在贫病忧愤中死去了。一代巨贾，最终输了个干干净净。
在专制时代，胡雪岩不可避免地走了一条官商勾结的道路。其成于官商勾结，败于官商勾结。像他那样的商人，与吕不韦一样，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商人，只不过是官僚政治的依附品，是专制政治产下的怪胎。
十二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说甄士隐自从丢了女儿、家业破败之后，正感到走投无路之时，遇到了一个怪怪的跛足道人。跛足道人向甄士隐唱了一首《好了歌》，文辞虽浅，寓意却深，了了数语，写尽世态人情。歌曰：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历经磨难的甄士隐听后大彻大悟，当即吟诗一首，为《好了歌》作注：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
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
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
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
转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
那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
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这几句真是沉痛至极！吕不韦当初若能听到《好了歌》和《好了歌注》，不知当作何感想。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经国巨贾吕不韦(32)
吕不韦看不到《好了歌》和《好了歌注》，“红顶商人”胡雪岩却有可能读到。当胡雪岩贫病交加奄奄待毙之时，默吟《好了歌注》，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商言利，追求利益最大化，对商人来说无可厚非。但追逐利益，也要有个度。如果像《好了歌》中所写的“终朝只恨聚无多”，结果必然是“及到多时眼闭了”。
“及到多时眼闭了”还算是比较好的结果。很多时候，“终朝只恨聚无多”的结果往往是像吕不韦那样，因嫌财富少，致使锁枷杠。“及到多时命没了”。
吕不韦富而求贵，由商而官，结果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可悲可叹！
作为商人的吕不韦将政治也当成了一笔生意，他的富有创意的计划、传奇般的作为，倒也使他暂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却有所不知，搞政治不是经商。在专制时代，经商失败，顶多倾家荡产；而搞政治失败，则会家破人亡，甚至会株连九族。玩政治如玩火，玩火者必自焚！专制体制下的政治，是好玩的吗？
不仅专制政治不好玩，专制政治之下的经济文化各种活动也不好玩。专制统治者掌握着生杀予夺之大权，“以万物为刍狗”。除了最高统治者，王公大臣以下乃至平民百姓动辄得咎，没有任何法律和力量可以规范、制约当权者的绝对权力，没有任何法律和力量可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这种体制之下，每一个人都可能“转眼乞丐人皆谤”，都可能“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明太祖朱元璋大戮功臣，视群臣如草芥，想杀就杀，动辄屠杀上万人。以至于大臣上朝前，必先与家人诀别；晚上回家，则与家人弹冠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见赵翼在《廿二史札记》）
就算不玩政治，只是安心经商，也难保不会飞来横祸。
明初周庄富商沈万三可谓“良民”。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沈万三赶紧出来献媚表忠心，慷慨出资帮助朱元璋修筑城墙，他自己就修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应该算是“爱国商人”了。然而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沈万三拿出自己的财富拍朱元璋的马屁，却拍到了马脸上。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裕，眼红了，心想：你算什么东西！难道你比皇家还富？嘴上却说：“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
若不是马皇后替沈万三讲情，沈万三就死定了。最后，朱皇帝看在皇后讲情的份上，下令将沈万三流放到了云南。
沈万三“拥军”的结果，是被流放到当时还非常偏僻荒凉的云南地区，最终死在那里。
在专制时代，商品经济是注定发达不起来的。其实不仅商品经济发达不起来，科技、文化各种事业也注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举国听命于一人，以一人之是为是，以一人之非为非，社会必然是万马齐喑、死水一潭。全国之人必须忠于皇帝，各地之人则必须听命于最高统治者任命的封疆大吏……一级一级地管束下来，便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铁筒般的封闭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容许有异议分子，不容许有言论自由，不容许有法治精神，不容许有社会监督……一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便代表了国家、代表了法律，甚至代表了“人民”。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生命财产根本得不到保障，随时都会被野蛮剥夺。就如沈万三那样，即便做出热烈拥护新政权的姿态，也难免飞来横祸。
有人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其实这只是侧重于经济基础方面的划分。细想一下，如果侧重于上层建筑，人类社会还可以分为蒙昧社会、专制社会、民主社会。在专制社会，不仅人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也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都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人的创造力愈强，被盘剥得便愈重、被掠夺的便愈多，被压抑得便愈烈。专制社会扼杀人的创造力，这是专制国家注定不能富强的重要原因！
所以，在专制社会里，商人经商，大多要与官僚勾结。这样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凭借权力致富，一是可以得到官府的庇护。而官与商相勾结的经济，是暴利经济，是腐败经济，是畸形经济，是难以使社会得到全面发展的经济。
吕不韦也好，胡雪岩也罢，他们都是适合于在专制社会生存的商界怪才。他们虽然也一度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最终还是应了甄士隐的话：“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堪称古今中外第一风险投资家的吕不韦由经商而经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思索、值得借鉴、需要扬弃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令人拍案惊奇的故事、一个令人扼腕长叹的悲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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