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回忆录 大汉奸陈公博1939回忆录（十五）

“独臂将军”梁上栋

原平市是人才辈出的灵杰之地。在历代叱咤风云的人物中，有一位为抗战献出一条臂膀的传奇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断臂将军梁上栋。<?xml:namespace prefix="o"?>

梁上栋先生字次楣，1886年中秋节诞生于家乡山西崞县（今原平市）北社村。1904年，19岁的梁上栋山西大学堂毕业后，考取了官费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工科，立志科技兴国。1909年，24岁的梁上栋在伦敦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梁上栋归国回到上海，为民国尽力。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上栋担任国民党 山 西 支 党 部 理事。当时孙中山到达北京，梁上栋受山西官民推请，以山西代表身份到北京把孙中山恭迎到太原巡视，列车上向孙中山先生提出用十年时间建设二十万里铁路的富国强军计划，受到孙中山赏识。随后受孙中山嘱托，为山西的统一奔走调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梁上栋在担任交通部代部长的于右任领导下，出任交通部参事，并当选山西省议会议员。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5年，29岁的梁上栋担任了中国陆军部外交事务处处长，处理收回天津、汉口德奥租借地等问题。1918年一次大战结束，1919年4月战胜国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会，梁上栋担任巴黎和会中国军事代表；1920年，梁上栋担任国际联盟常设军事顾问会中国代表，被各国推选为该会第六届大会会长，历时三年，为收回青岛等中国的国家利益作了顽强斗争。其间梁上栋因熟读中外军事理论书籍，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而受到著名的一战英雄——法国的霞飞元帅和福煦元帅的高度赏识，与此二人成为至交。1922年，梁上栋在华盛顿举行的太平洋会议上，与其他中国代表一道，展开卓有成效的外交斗争和斡旋，说服与会大多数国家作出决议，令日本将青岛和胶济铁路主权交还中国。梁上栋奉召回国出任接受青岛委员会主任，兼胶澳保安处处长。日寇蛮横拒绝接收，并利用土匪滋扰威胁，破坏接收工作。梁上栋临危不惧，深入险境，与日寇作了不屈不挠斗争，终于圆满完成接收工作，开创了中国历代外交史上主动收回租借之先例。梁上栋先生的无私无畏精神，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一致好评和敬仰。

北伐战争时期，梁上栋先后担任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胶东军事外交特派员。1929年，任北平市市长兼北平特别市社会局局长，确立北伐成功后故都市政建设、社会安宁、经济繁荣之基础。并于公余之暇，创办沙泉书店，大戈壁杂志月刊，倡导开发、保卫边疆不遗余力。1933年、1936年，梁上栋先后两次亲赴察绥前线，协助防御日寇进犯的晋绥军将领傅作义、吉鸿昌等策划军事方略，在长城战役、百里庙战役中给予进犯日寇以沉重打击。

梁上栋先生不仅具有卓越的军事和外交才能，而且在财经方面也很有建树。1933 年和1936 年，梁上栋曾先后两次受民国财政部长孔祥熙邀请，赴南京被聘为财政部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研订非常时期财政经济措施，建议发行法币和创办直接税等问题。

1937年，梁上栋先生被山西全省商会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七七事变后，梁上栋先生提出坚持长期抗战以消灭敌人侵华野心，这一主张，与毛泽东的坚持持久战的思想不谋而合。不久，梁上栋先生随国民政府赴汉口任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并连任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参政员，对抗战事业提出大量有益建议。1938年，梁上栋被国民参政会推选担任军事委员会军风纪第一巡查团委员，穿梭般奔走于各抗战前线，督察、激励军队与企图亡我中华的日寇侵略军浴血奋战。当年10月31日，梁上栋在南昌前线召集军事会议时遭到日寇飞机猛袭，不幸右臂负重伤，不得不忍痛割去，在前方战地医院极其简陋医疗条件下施行手术，梁上栋在极大痛苦中没有发出一丝呻吟，以激励将士抗战士气。在旁边的同僚、部属、医生都极为惊叹，把梁上栋先生比作关云长刮骨疗毒般铁人意志。最高统帅部与参政会闻讯一再来电慰问，请梁上栋先生回重庆疗养，但梁上栋复电称国难方殷任务未成，拒绝离开前线，只到浙江金华治疗一月后，便再赴浙赣前线，展开战事巡查工作，其铁骨精神感动朝野，国民政府特授予梁上栋陆军上将，以表彰他的赫赫功绩，当时人们誉之为“独臂将军”。梁上栋先生在负伤半年后，已经能用左手代替右手挥笔疾书，并拒绝旁人服侍，坚持事必躬亲。1939年7月，梁上栋完成战地巡视工作，返回重庆述职，抗战最高统帅——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特在山洞官邸为梁上栋先生设宴慰劳，以表彰梁上栋先生为国操劳的卓著功勋。

1941年，梁上栋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实施促进会委员。抗战胜利后，梁上栋担任华北军事慰劳团副团长，赴前线慰劳抗战有功部队将士和地方疾苦。以后，梁上栋历任第一届监察院监察委员、监察院副院长。

======第四集团军政训处副处长：潘宜之 
 潘宜之（1893－1945）字祖义，湖北广济人大金潘秀二垸人。毕业于南京陆军测绘学校，又入保定军校第三期，因病辍学。1923年，任福建民军总司令张贞的参谋长。1926年北伐军兴，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时，潘任总部秘书处中校秘书，颇得白赏识。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克南昌，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选任潘为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兼办公厅主任。东路军克淞沪后兼《中央日报》首任社长，后出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33年任南宁《民国日报》社长。1934年6月，蒋桂重新妥协，潘晋升为中将，第四集团军政训处副处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李宗仁到前线，任第五战区司令部长官部秘书长兼抗敌青年军团教育长。1939年桂林行营政治部主任。国民政府迁重庆后，1939年8月调任经济部常务次长，兼中国茶叶公司董事长。1943年４月调任交通部常务次长。1945年被勒令"自行辞却"改任行政院参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发表潘为救济总署广西分署署长。他对降格使用十分愤慨，于1945年9月9日在昆明服安眠药自杀。

 潘宜之，湖北广济人，保定学生，白崇禧的亲信，在桂系极为活跃，原在胡宗铎任所长的湖北党训所当总队长，后胡将自兼武汉市市长让潘接任，深得胡的信任。扩大会议时，潘任阎锡山的交通司令和阎记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后在广西为李、白谋士，抗战时任经济部次长。原对胡宗铎极为恭顺，随时代与地位变化，对胡逐渐冷谈，胡甚为不满，曾对人发牢骚：“潘宜之过去称我为今公（胡号今予），现在称我为今翁，再过几年将称我为今兄”。
==

　潘宜之在南京上中学只一年多，就考入南京军事测绘学校，因参加革命党（同盟会）而被开除。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得以复学。毕业以后，去河北保定，入保定军校第三期，与白崇嬉是同班好友，后因病辍学返回南京。
　　1917年，张勋复辟时，潘宜之任南京商会巡防队长，主动把饷钱分发失散的战友们。1920年，他去福建民军总司令张贞部队作过参谋。继而，又去浙军总司令陈英部任副官，因平息土兵哗变有功，而任副官长。潘宜之就一步一步的走向了戒马生涯。
　　1923年，陈英率部投效孙中山领导下的广东革命政府，被任命为虎门要塞司令。潘宜之任该司令部副官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25年初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潘宜之都代表虎门要塞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会议，与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在会上相识。潘因支持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经陈英推荐作孙中山待从秘书，1942年底，孙中山北上时，潘随行，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潘回广州，在虎门任司令副官。1926年7月，北伐开始时，陈英把潘宜之介绍给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大本营秘书处秘书，一次与蒋顶了嘴，蒋不悦，潘称病离南昌，潘为淞沪警务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中央日报》社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成立，潘被推兼任为首任社长，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张定，又任命潘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
　　1927年3月下旬，蒋介石到达上海，4月初与李济深、白崇禧、李宗仁、张静江、吴维晖、陈果夫等，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大规模“清党”，潘宜之被任为“清党委员会”委员，他对蒋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作法抱保留态度，对共产党人有同情心。4月13日夜，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上海市西郊上海县七宝镇被捕，押解到司令部时，潘宜之屏退左右，念及旧情，将周释放。中央党校出版《历史漩涡中的蒋介石与周恩来》一主文第三章五节有这样的记载：
　　1927年“4.12”政变的第三天，即4月13日是，周恩来、赵世炎领导上海10万革命群众在上海闸北集会、游行，造反动军队血腥镇压，周恩来逃出机枪扫射，朝上海方向隐蔽，天己经黑了，周恩来乘夜色，朝七宝镇方向走去。刚进镇，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着大声吆喝：“干什么的？!”“路过的，来做点生意。””听你口音也不是本地的，走，到司令部去！“周恩来被推推搡搡带到司令部了，他一抬头，和司令部来的一名长官打了个照面，双方都吃了一惊。那位长官让那群兵退下，再次走近周恩来，端详了一番，低声问：“你是周先生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抬眼的工夫，周恩来己认出对方是李宗仁桂系的核心将领潘宜之，他俩是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全大会认识的，潘系湖北人，保定军校三期毕业，与白崇禧同学，早年曾作孙中山侍从秘书，北伐期间在蒋介石的司令部里任秘书，这次随白崇禧到上海。潘宜之看了看表：“趁夜深没人看见，你赶紧离开这里，离开上海”。周思来来不及多说什么，用目光示意道谢：“我会记住你的，后会有期。”
　　1940年，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在重庆工作时，向时任国民党经济部次长的潘宜之写信表示感谢，表示不忘潘对中共的支持，并介绍了中共在抗战期间发展简况。
　　“四.一二政变”以后，潘宜之等接管上海特别市党部，为执行委员。有一次，市党部开会结束后，一位市党部执行委员张平江钻进了潘的汽车。张是四川广安县人，与邓小平是远亲（远房表姐），是北京学生爱国运动领袖，后来在国民党内，张在汽车行进作中，对潘宜之轻声说，他有一位好朋友叫刘尊一，因共产党下狱，刘年仅23岁，“误入岐途，且有孕在身，万望从轻发落。”紧接着又说刘如何漂亮，如何聪明能干，有魄力，有本事，暗示潘可以把刘争取成为自己的贤内助。潘果然将刘尊一假释出狱，送往医院治疗刑伤。有人向蒋介石告状，说潘宜之包庇共党要犯刘尊一。蒋下令将刘尊一转押南京临禁。刘尊一系四川合江县人，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生，由罗亦农介绍入中共，中共江浙区妇委会书记、部长，是在大屠杀第二天与丈夫、全国学联主度何洛一起被捕的，何洛被处决，刘因有孕而投狱。
　　1927年夏，孙传芳败退苏北后，取得张宗昌等军阀支持，从扬州渡江，攻占镇江，向南京推进。何应钦、白崇禧率北伐军第1、第7军迎敌，双方对峙于南京与镇江之间的龙潭，为争夺每一座山头而以拉锯，战况惨烈。潘宜之在上海，将东路军刚接收过来的两艘军舰“楚同”号和“永安”号编成小舰队，由他亲自率领，溯江而上，直抵龙潭江面，从江上炮击孙传芳部队，致使孙腹背受敌，一败涂地。潘宜之在这次战役中立了大功。
　　龙潭战役后，潘宜之没有去邀功讨赏。去到南京，再次将刘尊一保释出狱，送进医院，让刘生下前夫何洛的遗孤。刘尊一大受感动。决定与潘宜之结婚。
　　1928年9月，桂系军阀集团西征讨伐唐生智，潘宜之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屋令部政务处长，随军进驻武汉。李宗仁为安抚湖北人，同意“鄂人治鄂”的主张，于是任潘宜之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省党务训练所教育长兼代所长，并于1929年春兼任汉口市长。不久，1929年初，“蒋桂战争”爆发，潘随桂系军败退宜昌，遭蒋介石明令撤职通辑。他偕夫人刘尊一逃亡日本，同船赴日的有刘斐、杨东莼等。
　　1930年，“改组派”的汪精卫与西北军首领冯玉祥、晋绥军首领阎锡山等反蒋势力在北平举行“扩大会议”。潘宜之从日本回国后代表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出席。会后又主办该会的喉舌《民报》。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时，潘被任命为“中华民国军”交通司令。改学良进关助蒋后，潘随冯阎撤退太原，参加了“太原扩大会议”。
　　第二次倒蒋失败后，潘宜之又遭蒋介石明令通辑。他偕夫人刘尊一出亡香港，并欲出洋。阎锡山为了拉拢桂系势力，特电汇二万元，资助潘宜之留学，其夫妇于1932年初乘轮经意大利、瑞土、法国而到英国，在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就读。
　　1934年下半年，潘宜之接到桂系头目李宗仁、白崇禧从国内打去的多封电报，告诉他，蒋介石对他的通辑令己取消，要他速回广西任事。因夫人刘尊一还要争取硕土学位，潘就先一步回国。担任第四集团军总训处少将处长。——潘宜之还担任了新桂系秘密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三民主义同志会”的政治季员会副主任兼宣传委员会主任、南宁《民国日报》社长。经过通辑和几进几出的曲折，潘宜之对局势、命运有了新的认识，反蒋亲共抗日的爱国进步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他常代表新桂系和李宗仁、白崇禧，往来于桂林、南宁、广州、香港等地，与各方爱国进步人土，乃至共产党人联络。老共产党员、女作家胡兰畦在《回忆录》中述及她代表共产党在香港、南宁与潘宜之、刘尊一（因受潘的保护，没有申明脱党，仍是共产党员）接触的情况。当提到“福建人民政府失败的原因时，潘宜之说：”福建人民政府所联络的势力太小，没有形成革命力量的支持。”他还说：“我们要反帝抗日，救国图存，就必须先要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组织革命政府。”胡兰畦还说：“从潘宜之口气中，我听出他是反蒋的，他们企图有个独立的抗日政府，与共产党合作，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
　　革命文学家邹韬奋在《患难余生记》中提到他与潘宜之的旧交：“P先生，我在英国时曾见过几面，那时他在牛津读书，我在伦敦及旅行到牛津时，都在友人处遇着过他。我当时知道他是广西派（桂派）人物。大概政界人物在海外的时候，头脑都比较清楚，所以我们淡得来......”。邹并说潘代表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到香港去请他去广州唔谈，然后又陪同邹回香港。这是在1936年6月，两广“六一事变”爆发不久的事。后来，广东方面被蒋介石分化瓦解，广西桂系继续与蒋对峙，潘宜之又奉李宗仁、白崇禧之命到香港，敦请淞沪抗战领袖蔡廷锴去广西，他们从香港自我轮船绕道越南而去南宁。这在蔡廷锴《自传》和程思远的《政坛回忆》中都有记载。
　　1936年9月，蒋桂重新妥协，潘宜之晋升为陆军中将。1937年6月，共产党代表潭平山、胡鄂公到桂林。而同时，蒋介石也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桂林。潘宜之代表李宗仁、白崇禧，一面与潭、胡谈判，一面又应付宋子文。最后宋子文慷慨地答应以桂钞（毫洋票）一元等于法币五角的比率收回桂钞。
　　1937年9月，广西爆发了“王公度案”，王本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亲信，但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结怨太多，当时被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以“托派汉奸、日本特务”的罪名下狱。潘宜之平素与王势不两立，趁机泄私愤，图报复，与反对王公度的李品仙、廖磊、夏威等人联合起来，进一步给王罗织罪名，敦促李宗仁下决心，最后将王公度枪毙。这是新桂系集团内部“狗咬狗”的斗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潘宜之随白崇禧到南京出席最高国防会议。以后随桂军开赴徐州前线，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1937年11月，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第五战区在徐州招募了数千流亡学生和抗日爱国志士，创办了“青年战地训练班”，后改名“抗战青年干部训练团”。1938年，迁往河南潢州县，再更名为“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简称“青年军团”），总共有学员四五仟人，司令长官李宗仁自兼团长，张任民为副团长，潘宜之为教育长，实际主管训练事宜。——中国共产党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地方组织派遣大批党员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员打入“青年军团”。教官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土有：陈荒煤、田汉、匡亚明、张百川、克家、王深林、万籁天、沙梅等。学员中的中共党员有：许家屯、张景华、王静溪、濮思澄、王希克、李扬等。这些人和很多学员后来都成长为中共和八路军、解放军的高级干部，他们回忆往事，对潘宜之都作了十分肯定的评价。他们说，该军团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了作为训练教材，还出去演街头戏剧，深入群众宣传抗日。后来蒋介石发觉“青年军团”中有共产党活动，将军团改名“军事委员会抗战时期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二团”，妄图“整肃共产党”，但潘宜之坚决抵制，将3个月训练毕业的4000多学员有计划地分配到苏、鲁、皖、豫四省根据地的至少有1000多人，包括30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数百名“民先”队员、“数百名靠拢党”和“民先”的进步青年，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李宗仁也在《回忆录》中说：“这批青年学生，报效延安方面的为数甚多”。上述那些老革命前辈都说，潘宜之对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是“帮了大忙的”。
　　潘宜之协办完“青年军团”后，去到武汉，曾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的设计委员。1938年夏，他以湖北省政府委员名义，到故乡广济县视察，他回到大金镇下周煜村潘秀二垸老家下塌时，族亲们向他诉苦说，附近周家人多势众，常欺侮潘家的人，现在我们潘家的人在外做了大官，带了卫兵回来，该狠狠地把周家的人打一顿了。潘宜之连忙制止，并拿他的帖子去把周家的头面人物请了过来，设晏款待，席间把盏，号召潘家、周家和所有中华同胞精诚团结，捐弃前嫌，共赴国难。潘宜之离去后，周家的人再了也不欺斜侮潘家的人了，大家更亲密无间。
　　1939年9月，蒋介石为利用新桂系军阀，在政府内阁中给桂系些席位，潘宜之出任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他与政务次长秦汾一起辅佐部长文灏执掌部务，他们团结很多专家学者，如经济部次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委员兼四川四大煤矿联合办事处主任、甘肃油矿局长孙越崎，该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黄汲清、李春昱，该部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顾毓泉，该部农本局技正金善玉等，共同发展大后方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事业，支援前线抗战。
　　潘宜之在经济部任次长期间，曾一度兼任中国荼叶公司董事长，该公司总经理李泰初、是孔祥熙的干连襟，李仗势贪污，骄淫极奢，制造麻烦，无法共事，潘忍气辞去董事，以表不满。
　　1943年4月，潘宜之调任交通部常务次长，时交通部长曾养甫、政务次长徐恩曾等都是蒋介石等国民党巨头安排的一些特务头子，潘与他们共事格格不入，更无实权，只有与属下的一些技术人才一起尽力，为建设大后方的公路交通、邮电通讯等做些益事。
　　1944年底，日寇垂死挣扎，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队一败涂地，新桂系丢失了广西地盘，蒋介石趁机排挤政府中的新桂系成员，首当其冲的是一贯反蒋、又有亲共嫌疑的潘宜之。1945年4月，潘被勒令“自行辞职”，被委以"行政院参事”虚街，去印度养病、考察荼叶，后回昆明，住老朋友、川滇铁路瓮司总经理萨福均家中。
　　1945年8月15日，日寇役降，举国欢腾。国民党政府却委任潘宜之为救济总署广西分署署长。潘对这种污辱性的降格使用十分愤慨，回忆三十年来知遇、升迁、曲折、荣辱时，只有无限的悔恨、幻想和悲哀，于9月9日服用过量烈性安眠药自杀，终年52岁，留下遗嘱24字：“穿上大衣，放进棺材，抬往后山，埋在地下，树立碑子，就此了事”。潘宜之自杀是一幕悲剧，出此下策，也是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投下浓重的阴影，以死报国

刘尊一的自传

　　　　　　　　　　　　。

　　　　　　　一、我的家庭

　　我的祖父是自耕中农，早在我父亲三、四岁，姑母才一岁多时去世。二十石谷的田地都当出去了，祖母勤苦纺纱培养父亲、姑母。父亲本拟考秀才，后来停了科举，进过师范。父亲后来就在县中做“助学”，中小学教员，小学校长。我初小进的女校，是我父亲创办的，我姑母作教员。父亲是老同盟会员，姑父是和熊复等一起的留日学生，也都是同盟会员。但是他们在同盟会民元二年的革命中，受袁世凯假革命的影响，在四川参加反袁等战役军与四川的反动军阀等进行斗争，失利后，都非常灰心，转而念佛拜神的。我的祖母，母亲等都成了笃传神灵的佛教徒，封建意识非常浓厚。

　　二、我的学历

　　合江小学，重庆女师——原四川省第二女师，北京女京师补习学校，北京大学政治系。1923年冬－1924年春，参加中共组织，邓中夏等，25年参加国民党左派，1925年“五卅”运动与北大同学组织“救国团”，任宣传部长，1926年“三·一八”后到上海，暑假出席在广州开会的“全国学联”，秋返北京。在北大因参加会议等活动被捕，假释后即逃到上海，正式转学上大社会系四年级，参加上大学习，及党支小组等活动。

　　三、北伐时期的工作

　　1926年冬，组织上海妇联任理事长，1926年冬任上海国民党左翼执委。1927年春在上海景贤女中教书任职上海女教师联合会，1927年1月间参加上海工人纠察队，三次起义斗争，1927年3月被选为江浙区委候补执委兼区委妇女部书记。

　　四、与何幻生结婚

　　与何幻生结婚——1927年元旦。何是四川垫江人，北大、上大同学、同志，他是我介绍入党的，任全国学联主席，但婚后发现他结过婚，非常气愤。

　　五、陈独秀的“二次革命”

　　1927年4月，北伐军第二路军到上海，陈独秀等交涉让步的结果，叫我们欢迎新来的人参加党的工作，于是我们在市委的工作让位给右翼的西山会派分子（如张江平、黄惠平等）及新随白崇禧等第二路总指挥部等来的潘宜之与张宜蟠等。陈独秀发表两党领袖宣言，号召同志们让步。“二次革命”的主张，明白的表现出来……

　　六、被捕入狱

　　“四·一二”，在法租界的工业社，吴度王、张世瑜、何幻生等约会，我去，被捕已先行，先押禁于法国捕房，三日后即转押龙华附近枫林渡，淞沪警备司令部，当时警备司令是杨虎，第二路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是陈群，伪军法官先是王伯林，后是汪少涯。“清党”工作，就是这些人在主持。
　　我在四月底被提审，我仍坚不吐实，伪军法官汪少涯才告诉我何幻生已就义，并由旁边出来一个兵士手上拿着一张纸条，打算递给我，但先被汪少涯接过去了，他看了之后才交给我，我一看，这是他的绝命前的遗书，上面说他已就义，要我若是生孩子，好好培养，犹如看见他一样，他对不住我的地方，要我原谅云云。我看后立即承认是共产党员，并请求送我到幻生死处把我处死。不知不觉的语毕，昏倒不省人事，过后就大发烧热的病了。当时，大概已有孕，但是未知确否（无经验）。

　　七、意外的奇遇

　　A、张平江来看我；B、程玫英来看我；C、潘宜之等来看我； D、病久不愈，潘等保送我入金神父路法国医院，仍不愈。六月初又被蒋介石电令押解到南京审问。先到伪清党委员会，后押禁于第一监狱，潘氏来看。八月初孙传芳反攻逼近南京，潘氏与白（崇禧）出战，（我）被释，刘安林找铺保，住同志曾佩家中，三日后入慕慈医院，生一男孩。

　　八、与潘宜之结婚

　　潘氏返南京，找到胡逸民，同来看（我），十月十日出院与之结婚。意志不坚定，立场不稳，往上爬，为了抚养小孩，个人主义，还有恩赐观点，封建，没有从思想上转变成为无产阶级，无革命人生观。
　　1927年12月底赴日本求学，小孩寄养于张平江处，在日本与莫斯科友人通信，拟前往，还是在想作革命事业，思想斗争。
　　1928年6月返回，拟送小孩返四川家中后再赴苏联。
　　但潘氏当时在汉口，留我稍住，先写信回去，然后再回家也不迟，后接母信，不赞成送小孩回来。
　　潘又拟赴英留学，约我同行，我动摇赴苏之念，亦拟赴英－－虚荣心。
往上爬，个人英雄主义发热。
　　1929年到香港，潘参加冯玉祥等的反省运动，出国暂未成行，一直到1932年才启程了。

　　九、在英国的情形

　　1932年在伦敦皇家学院师范部，1932年冬－1935年在牛津师范研究部，1935年夏回国，一直就在大、中、小学校、保育院等任教员、校长等职至今。

　　十、参加民革

　　1946年在政协时会见秦德君、郭春涛等约参加民革。中间有时很想到延安，或者想直接参加革命队伍，都因又顾虑到小孩们，以及怕别的革命友人见笑，并且意志不坚决，还有“教育救国”的思想，找着了“武训精神”作逃避革命的借口，并且还有怕参加了没有自由等，自己形成了“阿Q式”的革命者，认为教育工作既“清高”又能“救国”而又无危险，又能抚养孩子。就是这样等待着革命。
　　这就是我的可耻可恨的“阿Q”正传！

==

====第十章 北平扩大会议

在张桂军还没有失败之时，胡今予先生（胡宗铎）已自告奋勇往天津住居。他的目的是想拿天津作一个运动北方的总把；一面联络阎百川先生的部属，一面和阎先生内里工作的潘宜之先生相呼应。阎百川要动了，阎百川要动了，这个消息，时时都传到了南方。但消息即管传来，而行动却毫无踪影。冯焕章（冯玉祥）是失败了，张桂军是失败了，唐孟潇（唐生智0是失败了，石友三是失败了，果然阎先生踌躇满志真要动了。

    胡今予先生从天津打电报来说阎先生真要发动，请汪先生派一个代表到北方，汪先生考虑了几天，终于派王励斋先生（王法勤）和我两个人做代表北上。王先生是北方人，和北方的将领很熟，那时他还在上诲总部负责。汪先生打电报请他径往天津和我会台。我即于十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香港赴日本的香港长崎直航船赴日，绕道门司赴天津。

    我们到了天津即住在胡今予先生家内，在天津见过阎先生部将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那是北伐时守涿州的名将。三天之后，便和励斋往北平。我们在平又会过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师长王靖国和市长张荫梧。但仅仅两天，我们便又趁早车回天津了。事实是这样，阎先生或者已下了反蒋的决心，然而他还有不少的顾虑。其一，冯焕章那时已久居太原，他因为军事失败，遂下决心单身入晋作说客，他和阎先生会于介休之后，阎先生请他住在太原的郊外，派兵警备，形同软禁。冯先生虽然屡次表示服从阎先生的指挥，但冯先生在阎先生的心中是不大靠得住的，而且他的部将也是不容易指挥的，这样随便发动，是不是会上当?其二，表示服从阎先生的还有石友三和孙殿英诸人，石友三曾反过冯先生又最近反过蒋先生，而孙殿英是著名掘清室皇陵的英雄，这班三山五岳的豪杰，殊非阎先生所易驾驭。其三，北方若出兵南下，侧面最容易受威胁的是东四省的张汉卿，这个东面的外交办不好，殆未易在中原争霸。其四，阎先生的不稳消息传出以后，南京曾托许多人调停，最主和平的要算阎先生的老朋友赵戴文，阎先生的踌躇不决。这也是重大原因之一。因为这种种顾虑。阎先生表现于外边的态度自然是模糊了。

    我们刚到北平的第二夜，社会局长梁上栋来见，梁先生是山西人，是王励斋的老友，也是改组同志之一，他说阎先生还未下决心。山西万不能随便去。粱先生不说，我们也是观察不定，何况梁先生是山西人，他这一说。遂使励斋先生摇动了；我们既然不去太原。实在没有理由久居北平。因是到达北平的第三早，便大家又返天津等消息。我为什么写这一段来去匆匆的小史?因为证明阎先生起初就举棋不定，而使归附者离心，及后兵骄将悍使阎先生难于指挥。都在起初的时候，给他们看透了阎先生的弱点。

    在天津又住了个多月，冯先生算是释放出来，回至本军了。徐永昌并且不做河北主席，将要任为前敌副总指挥了，潘宜之不断有电来催励斋和我两个人到太原了，这样大概一定要发动了罢，我和励斋再赴北平，转道平汉铁路，沿石家庄入晋。 

    山西我从来没有到过，这次借着见阎百川先生之便，还是第一次一览表里山河之胜。正太路困难的工程，娘子关的雄峻姿势，一一都收入跟底。我对于山西事前投有什么印象，有之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炼方杂志》读了一篇《阎百川先生的佣民政策》。据我推想，山西是百废俱举的，然而确是守旧而进步很慢的，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印象。但登车之后使我吃了一惊。那是车厢中男女分座。这种男女界限的划分，在火车里头，我从来没有见过。后来到了太原。我还问了一个山西朋友，据说男女的划分还不是当局之意，只是相沿已久。也无人提过异议，有时女厢人满，妇女迫得离座到男厢，她们反觉得不自然，所以也听其维持自古已然的习惯罢了。但无论如何解释，使我感觉到山西对于新文化的接受，还是迟缓。

    比之山西以外，恐怕要迟到二十年。男女界限的划分，不止在火车。即在戏院和电影院里，也‘一条鸿沟，彼此不能侵越，可是在大街上倒有许多青年男女骈肩同行。这种矛盾我想不止在山西，大概边省都有这些现象罢。

    车过阳泉以后，倒看见山西境内上地辟和田野的好景象。大概山西二十年来未受兵燹，老百姓倒能乐业安居，只是在车上有朋友告诉我。山西白面（即海洛因）很流行，穷至行伍里的士兵，深到家庭里的妇女，很多有海洛英等毒物的嗜好。阎百川先生为什么容许这些恶习流行呢?这一点我至今还不了解。自然有人说这或者省政府因收入的关系，所以纵容他们胡为，可是海洛英是私运而非公卖，省政府的收入倒是有限的，我们到达太原已在下午。到车站接我们的有无数的熟人，很相熟的孔雯轩（孔庚(1873-1950)，又名照焕，字文轩，号雯掀），到过江西的赵芷青和胡经武（胡瑛(1884年-1933年11月)，字经武），在广州就已认识的潘宜之，此外留于太原的河北主席徐次宸（徐永昌）。调主山西主席的商启予（商震），都挤挤拥拥在车站。我们刚到山西大饭店，阎百川先生已来会。我们和阎先生谈了一个多钟头，阎先生倒虚怀若谷，每事下问。我对于阎先生的贡献，是干就尽快，因为缓了，在军事难得占上风，在政治容易灰了海内的热望。从这一席话中，我感觉阎先生优于考虑，缓于判断，只长于静如处女，而短于奔如脱兔。我当时很感觉到这次会战恐怕还是失败多而成功少，只是那时形势大有箭在弦上不能不发罢了。

    在太原一住就二十多天，我对于阎先生已投有多大献议。因为我这人有什么话一天就说完，并不会吞吞吐吐逢人只说三分话。这二十多天我最感烦闷的是和谢意生、邹海滨两先生讨论党的问题。那时所谓西山会议人数已并不多，剩下的台柱要算居觉生、谢意生和邹海滨（居正、谢持、邹鲁），其次要算覃理鸣（覃振）和傅沐波。居觉生因为在上海运动熊天翼（熊式辉）。中了熊先生鸿门宴的毒计，一下便被捕送到南京去幽禁了。这次来太原的是谢邹傅三位先生。覃先生则留在天津，没有参加这个讨论。我最初主张维持第二届法统。邹谢反对，我们请了汪先生的示。让步至会合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而成扩大会议，然而邹谢两先生还因为他们在上海也曾开过他们的第二届全会，坚持着把那些委员也要加入，我以为别的可以让步，这一点确实难于赞成。我们为什么要动兵?原因在于反对非法的第三届全会，现在不独第三届可以加入，连环龙路的非法中央党部也要加入，那不是我们也违了法了吗?以违法伐违法，名不正则言不顾，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们又何以自白于天下。不过谢邹两先生倒是非常倔强的。即使事不成而环龙路的党部不能放弃，我们越谈越成僵局，只有再到天津再说罢。傅沐波先生到底是一个青年人，不赞成谢邹的主张，但理鸣（覃振）不在，他也孤掌难鸣，不好向久于同事的谢邹抗议。

    在太原无聊之极，便趁辩论余暇去游兰村，逛晋祠、大嚼傅青主的羊头脑（名医傅山，号青主。傅青主医学造诣尤深，被平民百姓誉为“神医”，其医学著作流传至今的仍有《傅氏男科》、《傅氏女科》等。据说，傅的母亲年老多病，傅青主专门为老母配制了如前所述的8种原料熬汤，每天当早点服用。）和看模模糊糊的电影，以及听十足秦腔的山西戏。晋祠风景在山西境内确是一个名胜的地方，有碧水青山，有唐槐汉柏。唐太宗起义的晋阳城，虽然倾圮不堪，但在戎马倥偬之时。来此一游，惹起我怀古的幽情，和凭吊的感慨。我读了晋祠贞观古碑以后，写了一首七绝。

    虎步龙行天日姿，中原争霸尽凡儿。我来别藓扪残碣，碧水青山吊晋祠。

    我们到天津再谈党的问题罢，依在这个愿望之下，谢邹两先生从正太铁路回天津，我倒和傅沐波、黄少谷（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司令部秘书、处长、秘书长。抗战时期历任行政专员，军委政治部第3厅厅长、副部长，《扫荡报》社长，三青团中央团部干事等职。1948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当选立法委员。1949年任行政院秘书长。去台之初任蒋介石办公室秘书主任。1950年再度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后兼政务委员。1954年升任“行政院”副院长。1958年任“外交部长”。1960年出任驻西班牙“大使”。1963年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66年5月复任“行政院”副院长。1967年2月兼任“国安会”秘书长。1976年被聘为“总统府”资政。1979年6月改任“司法院”院长。1987年4月离职。1996年10月病逝）诸人绕道大同一览云岗之胜。山西我没有到过，自然大同我更没有到过了。雁门的险幟，塞漠的风沙，一日之间，风景变换了好几次。大同虽然小小一个城池，却充满历史传说的罗曼斯街道也还齐整洁净，不如太原的厮杂。可惜得根，我实在没有机会去欣赏，仅到城门，警备司令赵承绶便带了一队官兵来迎接，把我一抬便抬到县长老爷的衙门，入夜又摆宴洗尘，使我和同来的朋友们都感觉乘兴而来，败兴而坐。

    还幸第二天风沙稍静，我们可以骑马游云岗。云岗的佛像是北魏时的建筑物，几座临河的峭壁雕满了佛像。那种庄严的佛相，并不如近日俗人打雕塑得俗不可耐的，尤其壁上的神女服装酷似近日西洋女子所穿的衣服，古代的服装恐怕东西各国都受了印度和小亚细亚的影响，只不过蒙古和满洲两次侵入了中国，使中国妇女的衣裳越弄越悝鄙罢。只惜小佛像很多被人研了头。据说日本人来游云岗根喜欢偷佛像，自然当中也有乡人偷了不少出卖。最粗俗的要算迷信人们为酬佛愿，重塑金身，好好一个石像，装上士敏土牛鬼蛇神的脑袋，佛像满身还贴满丁红色祈福的纸钱，最大的佛像下边，乡民还搭盖了两座茅屋，养满了猪羊和鸡鸭。云岗雕刻是古代的文化，这种稀有的艺术已被埋于鸡豚臭粪之下了。我对赵承绶先生的贡献，以为云岗是一种艺术，佛像就使被偷了头，也不宜拿士敏土来补缺，罗马和希腊很多无头的石像，如果善于保存。也是文化的象征。赵先生欣然的接受我的献议，后来听说云岗就不如我到时那样龌齪。

    在大同只停留了一夜里十二时附包头来的火车经张家口回北平。路经南口下车休息了二十分钟，等调转机车下岭。因此又看见当日建筑平绥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先生的铜像。南口的工程在世界铁路史是有名的。大约因为詹先生是广东人罢，我瞻仰詹先生的遗像。也引起我对于乡土豪杰的崇拜，我们到了北平，即当夜赴天津，覃理鸣先生（覃振）在吴达铨家内食夜饭。我们又到吴家会合。覃先生倒是一个痛痛快快的人，他不赞成谢意生先生（谢慧生谢持）的执拗，他也不满意邹海滨先生的罗苏。我那时还和邹海滨先生打了一次笔墨官司，然后藉着汪先生的调停。扩大会议才勉强宣告成立。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aihuau.com/a/397651/7793443176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