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名家散文精选（三）
【2012～2013】
来源：耘斋博客
止庵：刘半农片断
讲到刘半农，有人会问这是什么人。当然未必不知道他是谁，是说怎么简明扼要地给下一个名义。恰恰简明扼要不得。这是五四人物与今日作家学者辈区别所在，而刘半农尤其如此。可能惟一合适的说法是“杂家”。然而也不是用的通常意思。查《现代汉语词典》，“杂家”指“知识面广，什么都懂得一点儿的人”。显然说的不是刘半农。如果说“知识面广，什么都懂得很多的人”还差不多。刘半农集许多“家”于一身，他是这样的“杂家”；用蔡元培的话说，就是“有兼人之才者”（《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刘君碑铭》）。
刘半农的事业，大略地讲有学问和爱好两部。但却不大容易区分明确，因为对他来说，学问即爱好，爱好即学问。专门学问是实验语音学，也从事语法研究，词书编纂，汉字改革等。此外他又致力乐律研究，参与文物考古。这些我们外行人不敢妄谈，但是不能忽略他的重要成就。他还是一位教育家，又颇具办事才干，曾经担任一些院校的领导工作。大家一般较为了解的，是在刘半农的爱好领域。他是诗人，著有《瓦釜集》和《扬鞭集》；是散文家，著有《半农杂文》和《半农杂文二集》；又是翻译家，出版《茶花女》《国外民歌译》和《法国短篇小说集》；还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搜集民谣，编纂《中国俗曲总目稿》；从事古典文学整理，校点《香奁集》《西游补》和《何典》；另外还是摄影家，参加“光社”，并写有专著《半农谈影》。在历数这些之后，还必须加上“等等”二字，才算说得完全。
或者说做这许多事情，怕要活到很大年岁罢。恰恰没有。古人云，人年五十，不称夭寿，刘半农四十三岁就去世了。无论学问爱好方面，都未及更充分地展现才华。他不少著作没有完成，譬如《扬鞭集》只出了上、中二册，《国外民歌译》《法国短篇小说集》只出了第一册，《中国文法讲话》只出了上册，学术论文也不曾整理结集，这都是很令人遗憾的。刘半农死得十分意外：一九三四年暑假去绥远调查方言，为虱子叮咬，染回归热，回京后又为中医耽误，终于不起。他始终是一个兴致勃勃、热闹而又埋头苦干的人，向我们展示了人生最大的可能，——虽然天不假年，反倒成了最大的遗憾。
加缪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西绪福斯的神话》）这句话用来形容刘半农，似乎恰当，又不恰当。加缪说的“多”，即丰富；这有赖于一定时间的保证，而刘半农没有这些时间。或许也可以说，“多”是在某一有限时间内如何尽可能地丰富，那么刘半农是“活得最多”了。然而反观他的一生，时间如此有限，却很舍得大段投入到为做一件事情的准备之中，这也是令人感佩不已的。他本来担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又已名满天下；但因没有学历（中学还差一年毕业），为胡适所看不起，遂远赴英法留学，整整历时五年半，最终考得法国国家博士，学成专门学问（实验语音学）回来。这在只有四十三年的一生中，占着怎样一个不合比例的比例，真是惊人的挥霍之举。而其间的困苦寂寞，也未必是他人所能忍受得了的。
刘半农“活得最多”，亦即内容丰富，还包括其中反差巨大。在五四代表人物中，刘半农背景最差，——他曾经是新文学运动所要打倒的对象之一“鸳鸯蝴蝶派”的一员。作为这一派里的翻译家，与人合译过《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等。陈独秀编辑《新青年》，他积极投稿，反对旧事物最为尖锐有力。新文学运动初起，社会上虽有议论，一时却无人出面反对，钱玄同遂化名“王敬轩”，把攻击新文学的谬论概括成一封来信，刘半农在复信中逐一加以痛斥，一并登在《新青年》上。因为这“双簧信”事件，世人对新文学运动有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印象。
此后刘半农也做过不少引人注目的事情。当初未必都是为了引人注目，多半还是兴之所致，而他又绝顶聪明，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其中有的习惯成自然，我们日常享受着他的创造，却未必知道与他有关系，譬如“她”和“它”这两个字，就是他发明的。有些事情已经几乎被淡忘了，偶尔得着一个契机，我们又提到他的名字。好比近来“敦煌学”成了热门话题，其实这里也有刘半农的份儿：留法期间，他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录敦煌写本各类杂文，成《敦煌掇琐》三卷，当时是很令人一睹为快的。
刘半农留下的著作，大家读的比较多的还是诗与散文。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获得两个突出印象，首先是这个人就活在他的文字之中，——这话可惜说得滥俗了，让我们按照它的本意再来使用一次。他的性格的各个侧面，优点，甚至缺点，都鲜明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个真诚，热情，风趣，充满魅力而无须加以提防的人。其次是他对语言特别敏感，总能把握住其中稍纵即逝的灵光，他的幽默，泼辣，多半是语言上布下的机关。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大概只有鲁迅可以比拟。我们不妨仿照“才华横溢”创造一个“智慧横溢”的说法，否则很难形容读他们作品时所得快感。他们写作正是与对手斗法，又总技高一筹，文章犹是余事，无比智慧才是本色。两位早早儿下世，骂人文章再也不复精彩了。
我们曾经习惯把刘半农看作两个人：早期是战士，后来是学者。学者不如战士，所以算是落伍。然而刘半农愿意成为学者，他也努力成了学者，作为学者他有所贡献，我们能批评什么呢。何况成为学者之后，并非就不是战士，经常表现出战士的一面，他的《悼“快绝一世の徐树铮将军”》《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与张溥泉》和《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都证明这一点。末一篇写在去世前两月，锋芒毕露，尖酸刻骨，世所罕见。至于除此之外尚示人以其他侧面，如多所爱好，喜开玩笑，等等，也未必有什么不好，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
卞毓方：泉城听涛
小住泉城，下榻一家以“泉”入名的酒店，听了一宿的涛声——涛声？此地远离大海，距浩荡过境的黄河也有20多里之遥，哪来的波喧浪哗？
不知过了多久，瞿然而醒，侧耳谛听，“哗——！哗哗——！”似海浪卷过沙滩；俄而“漰——！漰漰——！”若惊涛撞击岩石。怪事！我这是在哪儿？嗯，在泉城，高卧在一家酒店的22楼。夜色未央，走廊人杳，隔壁酒楼的灯火阑珊，远远的市声也歇了，散了，隐了，枕畔何来的涛吼？
宁非幻觉？
须知，5亿年前，这儿属于汪洋。1.8亿年前，伴随莽烈的燕山运动，海底才隆升为陆地。澎湃过，鱼龙出没过，那些曾经的潮涌潮落鸥舞鸥翔鲸鼾鲸息，必定有一部分记录在地表下的水成岩，犹如早期唱片上的纹路，今夜，则借了我心灵的拾音头，重温《涛声依旧》。
时光溯流。沧海横流。人类从海洋中走出，人类却再也难以回到海洋，只能望洋兴叹。正是为这远古的“自由的元素”，我去了济南博物馆，想弄清泉城地壳变迁的演义。
馆不大，仅两层。徐北文撰写的前言，概述的是9000年以降的文明史，从后李文化到北辛文化，迤逦而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彼时，那时，海陆定位，人类启蒙，文明起步。徐先生指出，5000年前，济南属于东夷，领导者名舜，曾躬耕于历山，“他的孝友仁爱的品德受到人民的拥戴，成为儒家的理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典范。”啧啧，这是另一种海洋，思想的巨浸，道德的沧溟，不由人不肃然起敬。
舜曾经耕作的历山，即今日的千佛山，坐落在泉城的东南隅。博物馆借势，紧偎其脚下。我下榻的酒店，也借它的风水：崇刹高栋，苍松翠柏，推窗即见。出酒店不远，更有“舜井”之古迹，“舜耕”、“舜田”、“舜华”等古意斑斓的地名。舜是一个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古帝，一个未经注册、即便注册了也无人理会的公用商标，皇皇神州，东西南北中，到处有人打他的旗号。在4000年前那场人与洪水的生死搏击中以大禹治水为标志，泰山沂蒙山及其周围的高地，扮演的是东半球的“诺亚方舟”。
博物馆虽小，却尽有使我眼前一亮的展品，比如那些鼎，那些鬲，那些甗，爵与盉，无论材质为陶为铜，基本是圆口，三足，难怪成语要说“三足鼎立”。想起了老子《道德经》中的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显然是“道”的最高境界了。站在这些造型简洁、落落大方的三足容器前，我忽然想到了数学、物理和艺术。古人对数的认识，应是始于一，进于二，飞跃于三，一为原始，二为进化，三为圆融。圆口容器凭三条腿稳定支撑，显示泉城初民已具备相当的数学、力学和美学修养。
心血因庄严感神圣感而来潮，昨天上午，我趁兴登上了千佛山。这是一处超然世外的所在，不但可以近瞰城郭，俯窥街道，还可以远眺黄河，极目“齐烟九点”。但那是过去式了，因为雾霭迷离，云气氤氲，仅勉强辨出城区的大概，至于地平线上的黄河，以及其它什么峰，什么峦，皆隐而不现，只能向记忆深处搜求了。兴冲冲上山，怏怏下山，将登缆车，忽见在城东北方位的一角，雾破云开，露出一柱擎天的华不住（华山）。瞬间怔住，脑筋急转，立马联想到学界有关“华夏”二字的诠释。华夏华夏，本为汉族的古称，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的统称。金庸有次在北大演讲，他认为，华夏的“夏”，取自夏王朝的国号，“华”，则取自五岳中的陕西华山之“华”。是耶？非耶？总归是一家之言。迎风一粲，想，“夏”之来源，似成定论，“华”呢，尚有待斟酌——焉知不是取自眼前泰山之北、黄河之南的华山之“华”？！
扯远了。还是回到济南博物馆，回到徐先生的前言。济南立城，南依泰山，北临黄河，“茂密的山林涵养了丰沛的水源。在市中心涌出四大泉群，以趵突泉为首的七十二名泉，以‘家家泉水，户户垂杨’而闻名天下。”少年时读刘鹗《老残游记》，拍案惊奇、过目不忘的，首推这“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简直是一处桃源胜境；其次，则数白妞唱曲——那声音在极高极高，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之后，犹能回环转折，几转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真是金声玉振，勾魂摄魄，猜想她一定是得了清泉的滋润，才调养出这么一副好嗓子。
元人赵孟頫的诗云：“泺水发源天下无，平地涌出白玉壶……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公认为咏趵突泉的名句。趵突泉之奇，奇就奇在它对“水向低处流”的宿命的反叛，三股大呼大叫、昂首直上的泉水，展示了水族的嘉年华，泉在，歌在，豪情在，激荡在我耳畔的《涛声依旧》，宁是包含了它的回音？关于济南人的性格特征，坊间多有评析，诸如敦厚、阔达、宽容、儒雅、多大节等等。窃以为，还应加上一条，即势如鼎沸、形若玉壶的涌泉气度。
仍旧回到徐先生的前言。他又说：“泉水汇成了大明湖，发源为长达六七百里的小清河——一条通海长河的源头居然是在繁华大城市的中心，可称世界之最。”济南地面布满了泉眼，“七十二名泉”云云，只是代表。本世纪初，吾师季羡林跟我说起，他6岁从老家清平到济南，那时，人家的地板下，街道的石板下，都压着泉，走到哪里，都有泠泠淙淙的泉声。泉出世奔流成溪，千溪万溪汇聚成了大明湖。我最初也是从《老残游记》得悉，大明湖有两副楹联，名闻天下。其一，在铁公祠：“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作者不详（有说刘凤诰）；其二，在历下亭：“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作者为唐朝诗圣杜甫。前者，写活了济南；后者，应是历下建城以来，最富文学品味兼人文精髓的一则公益广告。
人托山水而寄情，山水因人而增色。古代的济南名士，最沉雄豪迈而又清新妩媚的，数辛弃疾，大明湖南岸有他的纪念祠：“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郭沫若撰联）。”最具才女气而又作金石声的，数李清照，她的纪念堂紧挨着趵突泉：“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也是郭沫若撰写）。”现代的名士，我独钟老舍，他曾客寓济南四年有半，为之留下20多篇情真意切的散文，这个数字，超过他为其它相关城市所写的作品之和。
此番作客泉城，也拟效仿前人，为它留下一幅文字的剪影。那天登千佛山，就是想借它的高度，鹰瞵鸟瞰，寻找某种创作的新鲜意象。争奈天公不作美，只好怅然下山。心有不甘，临时决策，下得山来再上山——上百里外的泰山。寄望从“一览众山小”的绝顶，返身观照，觅取天机一现的灵感。
说出发就出发，日斜动身，披星赶回。人是累了，精疲力竭，草草洗浴，狼狈就寝。谁知半夜又被恼人的涛声吵醒。“哗哗——！漰漰——！”咦，涛声里怎么有马达轰鸣？还有隐隐约约的人语？还有空调的嗡嗡？这是在哪儿？我使劲睁开沉重的眼皮，哇！梦醒，原来是梦——但见敞亮的玻璃窗外，林立而参差的高楼之外，云蒸霞蔚、万木奋发的千佛山顶，正缓缓吐出一轮红日……
卞毓方：我读南怀瑾
南怀瑾先生仙逝了。他是一位腹笥宏富、见解卓异的学人，概而言之，他是亦儒亦佛亦道，非儒非佛非道。如此横跨传统而又驰骋于传统之上的知识老人，在当代不啻是凤毛麟角。
南怀瑾对儒佛道的解释，是深入浅出，别具只眼。他认为：“佛家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以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打，百货店也不打，偏要把粮食店打倒。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不吃饭，只吃洋面包，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的。要深切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演变，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会如此，还要知道将来怎么办，这都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研究四书。”(《论语别裁》)
南怀瑾的学问，和饶宗颐一样，主要靠私塾传授以及刻苦自修。饶宗颐只念过一年初中，南怀瑾仅念过一年小学，俩人都没有文凭。这事说明什么呢？在国人反省急功近利、舍本逐末的学堂教育的今天，它至少证明，传统的教育方法，并非罪该万死，一无是处。
南怀瑾不懂外文，置身于东西文化激烈交锋的当下，这成了他的软肋。他在美国生活了三年，所见所闻难免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南怀瑾甚至拒绝使用白话，他放大了“五四运动”的负面影响，而忽视了它的进步倾向，始终坚持文言。因此，他独力完成的几本著作，如《禅海蠡测》、《楞严大义今释》和《楞伽大义今释》，即因文辞古奥，一度遭遇读者冷落。
南怀瑾后来的著述，多半是由他本人讲授，再由弟子根据录音整理。这样做的优点是，因为完全采用口语，一读就懂，易于为大众接受；缺点呢？谁都知道，讲授是一回事，整理成书稿又是另一回事，在这儿，整理者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书稿水平的高低。张中行批评过的《论语别裁》，是蔡策帮助整理的。李敖批评过的《周易今译今释》，则是由南怀瑾起头，干着，干着，感觉困难超过想象，力有不逮，便改由弟子接手。书出版后，南怀瑾发现不少漏译误译，深感“付托匪人，狂简从事”，赶紧找人重新校阅，然后出修改本。即使对修改本，他仍然不满意，一直耿耿于怀——最终另起炉灶，这才有了尔后的《易经杂说》与《易经系传别讲》。
作为学者，南怀瑾一要谋生，二要谋道。我认真翻阅了他的部分著述，譬如《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即以《论语别裁》为例，这是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北开讲的，记住这个时间，记住这个地点，南怀瑾自谓“这部《论语》的讲述，只是因时因地的一些知见，并无学术价值。况且‘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更谈不到文化上的分量”。又谓“定名为‘别裁’，也正为这次的所有讲解，都自别裁于正宗儒者经学之外，只是个人一得所见，不入学术预流，未足以论下学上达之事也”。但书一问世，就大受欢迎，在12年内，接连出了18版。《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它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行世两千多年来，注家蜂起，坊间各类注释本，据说已超过三千种。为什么会引发如此众多的关注？一是孔子身后走红，大家都要打他的牌；二是更因为谁注释就掺进谁的意志，打上谁的烙印，变成为己所用。南怀瑾的讲述，虽然强调“以经解经”“经史合参”，实际上也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南怀瑾因《论语别裁》而成名，此书粉丝甚多，拍板砖的也大有人在。南怀瑾当初在台湾蹿红，得力于当时的政治背景——蒋介石在大陆战败，退守台湾，反攻无望，人心惶惶，渴望有一种文化出来，尤其是关于如何做人的文化，既填补心灵的空虚，又得着精神的安慰。《论语别裁》就正好充当了这种心灵的安慰剂(孔学乃至传统儒、道、释的重心，即在于如何做人，提高一己的精神境界)。《论语别裁》以及其他南著日后在大陆风行，同样得力于政治背景——经过“五四”“文革”等一系列砸烂孔家店的政治运动，年轻读者对传统文化已十分隔膜，经南怀瑾“古为今用”(他本人不承认这一点)的一解释，觉得十分新鲜，十分刺激。为什么又会引爆那么多人的反对？这里有学术交锋，如李敖、张中行的批评；这里也有文化导向——南怀瑾认为孔学“万古常新，永远颠扑不破”，此论一出，自然要招惹物议。
南怀瑾不仅是学者，更是行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抱定一个宗旨：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从大陆到台湾，从美国到香港，再回大陆，一直在为重建中国文化奔走、呼号。他常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都亡掉了，这就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凝聚力，始终像一盘散沙。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创造力，只会跟在外国人屁股后面模仿。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自信心，也不可能得到外人的尊重。迄今为止，南怀瑾已出版各种撰述三十余种，并译成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韩国、罗马尼亚等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流通。在他身边，聚拢起不亚于孔门三千弟子的信徒，进而形成庞大的传播网，乃至产业链。
南怀瑾的“行”，还表现在大事不糊涂，他认定只有一个中国，并为海峡两岸的会谈穿针引线，献计献策。传闻说，1990年9月8日，南怀瑾在台北面见李登辉，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说古道今，纵论天下，晓以“和平统一”的民族大义。会谈结束，李登辉送南怀瑾到门口，问他还有什么吩咐，南怀瑾答：“我希望你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南怀瑾令笔者敬佩的，还有他一贯的慎独自律。举其大者，他为修建“金温铁路”，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这个公司，许多人都想挤进去，包括他在老家的子孙、亲友。南怀瑾铁面无私，一概拒绝。举其小者，南怀瑾对学术界的争论没有兴趣，但对文章中的硬伤，则是闻错即改，绝不马虎。曾有人在报刊撰文，指出他在一本书中，将成语“履践踊贵”解释错了，南怀瑾得知后，火速通知出版社，停止发行，立即对有关段落进行修改。并派人找到指出他错误的作者，当面表示感谢。
南怀瑾不以著述为私有，他崇奉取之天地还诸天地。在台湾时，他就为出版立下了五个“不”：不做促销广告、不请名人写序、不登自己的照片、不追究盗版、不把自己的著作权留给后代。
清人赵翼有言：“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南怀瑾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其自身和社会的必然。
卞毓方：冯其庸的南北西东
一
生命发轫于南国。
1924年2月3日，一粒生命的种子，像一颗小行星，砸在了无锡县前洲镇冯港。
这个地方属于苏南，别名江东、江左，亦泛称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的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对我来说，不仅“旧曾谙”，年来常常拔足就去，驾轻车就熟路。总归是因文结缘，在我的心目中，人，才是天地间最堪流连的美景。且说无锡人杰馆，馆名正是冯其庸所题，匆匆一览，记得有：吴国始祖泰伯，东晋画家顾恺之，宋朝抗金名将李纲，元朝画家倪瓒，东林党领袖顾宪成、高攀龙，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清末外交家薛福成，国学大师钱穆，美术家徐悲鸿，文学家刘半农，等等等等。当是时，置身馆中，恍若置身山阴道上，错以为顾恺之的名句“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描摹的不是风景，而是眼前这一列风流人物。
陈寅恪祖籍赣而诞于湘，有他的倔；季羡林植根齐鲁，有他的朴；饶宗颐世居南粤，有他的智；冯其庸生于梁溪之畔，太湖之滨，从骨子里带来了慧。有道是“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冯其庸出身贫寒，少时屡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难为他小小年纪懂得自修，失学而不失志。如是，断断续续念到初中毕业，考进无锡工专，学习纺织印染，所学非所爱，课内课外，独钟情于绘画和诗词。
有个故事说，一天，冯其庸和画友邵雪泥在公园饮茶，与雪泥的老师、名画家诸健秋不期而遇。时值炎夏，雪泥手里摇着一把纸扇，扇面绘有山水，诸先生瞥见，就拿过去，看了又看，问道：“这是谁画的？”雪泥指指冯其庸：“是他。” 诸先生满脸惊讶，认真打量了冯其庸几眼，对雪泥说：“他画得比你好啊！你跟我学了几年，还没有他那么几笔。” 诸先生怜才，得知其庸家贫，无钱拜师，便特许他随意进入自己的画室。诸先生告诉其庸：“看，就是学！”
又有个故事说，工专的张潮象先生，牵头组织了“湖山诗社”，听说冯其庸热衷诗词，便招呼他参加。冯其庸自觉不够格，说：“我还不懂得如何作诗，恐怕不适宜参加。”张先生讲：“不管你参加得了参加不了，你先写一首诗给我看看。”冯其庸应命，遂以当地曾经兴旺显赫而今冷落衰败的东林书院为题，吟成四句：“东林剩有草纵横，海内何人续旧盟。今日湖山重结社，振兴绝学仗先生。”诗交上去，张先生看罢，一拍桌子，大声说：“好！好！”随即在诗稿上写下批语：“清快，有诗才。”
冯其庸在工专仅仅念了一年，再度辍学。两年后，抗战胜利，日子略有好转，他以22岁的虚龄，考进无锡国专。这是他命运的拐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无锡国专是个很特别的学校，它规模不大，历史也不长，却有着堪比西南联大的教师阵容，譬如：唐文治、王蘧常、钱仲联、钱宾四、周谷城、顾起潜、赵景深、葛绥成、朱东润、冯振心、吴白陶、顾佛影、童书业、王佩琤、张世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移用在无锡国专，正是再贴切不过。冯其庸在那儿接受到第一流的学问，体悟到第一等的境界。
二
事业拓展于北地。
生为南人，一副北相——天生与北方有缘。1954年8月，冯其庸告别无锡，来到京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大一国文。在这儿：
——有一本《历代文选》破茧而出，一飞冲天。说是冲天，绝无半点夸张。起初只是作为大一教材，他是主编，多人参与，编辑好了，油印成册，供校内使用。年复一年，学生越教越多，教材的影响越来越大。大到让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名编辑周振甫怦然心动，鼎力促成公开出版。这是1962年。奇迹出现了！冯其庸做梦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主席表扬了它，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称赞此书编得好，号召领导干部认真读一读。毛主席一言九鼎，各级干部闻风而动，冯其庸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名满天下。
——有一批戏剧评论厚积薄发，一鸣惊人。冯其庸从小爱看戏，久而超迷入痴。及至到了京城，面对众多艺苑名角，眼界大开，趣味益增。1959年秋天，他三看汉剧《二度梅》，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戏剧报》。田汉先生读后，大为惊异，想：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位大手笔？田汉特意请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冯吃饭。是时国家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请吃是头等的礼遇；冯其庸何幸，凭区区一篇剧评，竟得以与吴晗、翦伯赞等名家共席。
1961年，中国京剧院新排历史剧《青梅煮酒论英雄》，袁世海饰曹操，李世霖饰刘备，皆一时之选。演到“闻雷失箸”，据《三国演义》，曹操为试探刘备有无野心，对之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刘备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刘备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把一时失态轻轻掩过。演员表演时，却是雷声先响，刘备听到天外传来霹雳，再故意把筷子碰落地上。冯其庸觉得改编失策，一出好戏，关键的细节弄错了，精彩也就没了。他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连夜赶出一篇8000字长文，径投《人民日报》。编辑慧眼识珠，很快用整版推出。此文在中国京剧院引发的震动，不亚于一声惊雷，院方专门组织学习讨论，袁世海特地登门，请冯其庸给演员作报告。
——有一种红学待他另辟蹊径，自树一帜。早在无锡工专求学期间，师长建议他从《红楼梦》学习作诗，他读后觉得有点“隔”，弃而不学。尔后执教人民大学，《红楼梦》是授课内容之一，这才潜心研究。“文革”中，他珍藏多年的一部《红楼梦》被造反派抄走，当成黄色书籍公开展览。冯其庸痛心疾首，他担心《红楼梦》从此湮灭，托人从图书馆借出一部影印的庚辰本《石头记》，每天夜里偷偷抄录，整整抄了一年。抄毕，自题一绝：“《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1975年，国务院下设“《红楼梦》校订组”，调他任副组长。从此一头钻进去，钻成了一位蜚声国际的红学大家。
——有一部《中国文学史》稿一波三折，劫后重生。这是他独立撰写，时间是1956—1958年，同样作为教材，同样油印使用，“文革”中挨上抄家，原稿及讲义皆毁于一旦。绝望，伤感，痛心，一痛绵绵50年。幸亏当年的两位学生精心保存了讲义，使它得以编入新近出版的《冯其庸文集》，重见天日。
三
冲刺选择在西域。
情结是早就种下的。据其自述：
我向往祖国的大西部，可说由来已久。最早是抗战时失学，在家种地，读到了李颀、高适、岑参等描写西域风光的诗，使我大为惊异，从此在我的心里就一直存着一个西域。那时我14岁。抗战胜利后，我读到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追求佛典精义而万死不辞的勇气，实实震撼了我的心魂。私心窃慕，未有穷已。窃以为为学若能终身如此，则去道不远矣；为人若能终身如此，则去仁不远矣！
我向往中国的大西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坚信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定会强盛！而强盛之途，除了开放、民主、进步而外，全面开发大西部是其关键。从历史来看，我们国家偏重东南已经很久了，这样众多的人口，这样伟大的民族，岂能久虚西北？回思汉、唐盛世，无不锐意经营西部，那么现在正是到了全面开发大西部的关键时刻了！因此我们应该为开发大西部多做点学术工作，多做点调查工作。
圆梦却要等到花甲之后，在一般人，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冯其庸，却是“老来壮志未消磨，西望关山意气多。横绝流沙越大漠，昆仑直上竞如何？”从1986年到2005年，积20年之力，冯其庸十闯新疆、三登帕米尔高原、两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整整绕塔里木盆地走了一圈。尤可称道者，2005年8月，他以83岁的高龄，登临帕米尔高原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达坂，立下玄奘东归入境山口的碑记。9月，他又率队进入罗布泊、楼兰，在大漠腹地整整探索了17天，弄清玄奘回归长安的最后路段。
收获堪称史无前例，有诗、画、影、书、文为证。
诗，为西域放歌。例如：“古道一线开混沌，天山茫茫此为门。雪练九曲羊肠白，红柳百丛鸟路昏。万马奔腾来谷底，千驼踯躅过险嶟。我今吊古心犹怯，绝巘横空欲断魂。”（《题白水涧道》）“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再题龟兹山水》）
画，为西域敷彩。冯其庸早年学画，耽于花卉，西域之行拓宽了他的胸襟，题材也侧重于山川大地。2006年与2012年，他两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绘画展，其间最为夺神摄魄的焦点，便是他独创的重彩西部山水。
影，为西域招魂。作为学术研究的辅助手段，一路拍摄，集点成线，集线成面，史诗般揭示了大西部文明的来龙去脉，历劫犹存。
书，为大西域学壮色。诗词是一绝，佐以绘画是二绝，配上摄影是三绝，再结合风神潇洒的行草，则为四绝。冯其庸的书法与西部题材的诗、画、影浑然一体，相得益彰。
文，为西域立极。西域之梦本为玄奘而生，因此，追随圣僧的足迹，详细考释他取经途中的地理谜案，理所当然地，别无疑义地，构成冯其庸晚年的重大主题与扛鼎之作。而把清朝的平西战役，与《红楼梦》中一个不起眼的细节相印证，既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彰显了他举重若轻、点石成金的非凡功力。
西域行给了冯其庸新的学术生命。大漠孤烟，雪山绝域，一洗江南文士的锦心绣肠，“一川碎石大如斗”的莽烈，改造了也燃沸了他血脉中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冯其庸告别青灯黄卷的苦修，投身于“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的长途役役。进入21世纪，中央决策西部大开发，冯其庸视为千载难逢的“天机”，他坚信闻名世界的西域学，必将和它的近支敦煌学一样，发生巨大的飞跃，因此，他上书中央，建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创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冯其庸又一次踩着了时代的鼓点，他的建议很快就得到批准。
四
颐养托身于京东。
曹雪芹有悼红轩，梁启超有饮冰室，齐白石有百梅书屋，苏局仙有水石居，梁实秋有雅舍，冰心有潜庐，冯友兰有三松堂，启功有小乘阁，胡絜青有双柿斋，冯其庸有瓜饭楼。
斯楼在通州张家湾，通州在京城之东，张家湾又在通州之东；此地曾出土曹雪芹的墓碑，冥冥中，还是“红楼”一缘。
楼号“瓜饭”，是为了纪念童年那段难忘的岁月——有瓜代饭，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冯其庸感念瓜，怀念瓜，纪念瓜，在小园，在客厅，在书画。他有一首题画诗，咏的即是南瓜：“老去种瓜只是痴，枝枝叶叶尽相思。瓜红叶老人何在？六十年前乞食时。”
人老了，需急流勇退，消闲静摄。但是，他的学问不让他退，他的名声不让他闲，结庐避闹市，难拒车马喧。且看，在这之前，他担任的有：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汉画学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在这之后：2005年，一纸聘书飞来——他受命出任人大国学院首任掌门。
2009年，又一纸聘书飞来——他受命出任新成立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
此乃公事。再看日常生活，譬如：
老家前洲的地方官来了，他们打算建一座“冯其庸学术馆”。这是两难，推辞，是出于律己的谦卑，答应，是出于对家乡的回报，最终回报战胜谦卑，他同意上马。
青岛出版社的同志来了，他们准备推出一套《瓜饭楼丛稿》，内含《冯其庸文集》16卷，《冯其庸评批集》10卷，《冯其庸辑校集》7卷，共33卷，1700万字。
美术馆、博物馆的同志频频登门，拟为他举办书画联展。早知今日，当年在苏州美专不该只读了两月就中止的。唉，还不是因为贫穷！话说回来，倘不是以他从前的反复失学、考学作底色，又哪有今日欢欣明亮如老蚌生珠、老树著花的画面。
书画商的嗅觉特灵，他们从外省颠颠跑到京城，又从城内一路拐弯抹角摸到京东。某次，笔者恰好在场。面对来客抛出的炒作方案，许诺的重金酬报，冯其庸淡然回答：“书画不需要炒作，我也不要那么多钱。”
方成：随笔二则
笑的艺术
人性好奇，逛动物园时，人总是喜欢去看那些平时少见的和难见到的野生动物，常见的牛马家雀之类就引不起人的兴趣。走在大街上，车马行人是见惯了的。倘见一个人站在一旁注视着一个地方，就觉出奇，会引起别人也往那个地方张望，想知道那人看的是什么。所以出奇是引人生趣的基本因素。当然，使人担心的事则属例外。讲故事，尤其是讲笑话，都必须有出奇的情节。出奇，也须合乎一定的情理，才可理解。相声大师侯宝林说过：“没有矛盾就没有笑话。”出奇，是出乎人的意料，就是一种矛盾——主观想法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
漫画是谐趣性滑稽逗笑的艺术，谐趣必出奇，并可理解。我讲漫画创作艺术技法，就用“奇巧”两个字作简要的概括——奇是出奇，巧是又合乎情理；或是巧得出奇。这也就是常说的：“出乎意料，合乎情理。”
说笑话和画漫画、说相声，都须编奇巧的故事情节。比如《罚习字》这幅漫画编的情节，是那位父亲原是教训儿子的，最后反过来，转变成受儿子教训了，这一转换出人意料，也合乎情理。另一幅是外国漫画，画的是一种特殊的澡盆设计，看来出奇，但也合情理，看了会引人发笑的。
侯宝林说的相声《醉酒》，是根据一个欧洲笑话编的。当年老友钟灵先生从欧洲回来时，我听他说过这个笑话。原来说的是疯人院里一个疯病人亮着电筒向上举着，要另一个疯病人顺着光柱爬上去。情节很简单。侯先生借这笑话编成两人表演讽刺醉鬼的对口相声段子。最后几句对话是：
甲：从兜里头啊，把手电筒掏出来啦！
乙：手电棒。
甲：往桌子上一搁。
乙：干吗呀？
甲：一按电门，出来一个光柱。
乙：哎，那光出来啦。
甲：“你看这个，你顺着我这柱子爬上去。”（学醉鬼说）
乙：那柱子啊？
甲： “你爬！”（学醉鬼的话）
乙：那个怎么样啊？
甲：那个也不含糊啊。
乙：哦？
甲： “行！这算得了什么啊，爬这柱子啊？你甭来这套。”（学另一醉鬼的话）
乙：嗯？
甲： “我懂，我爬上去？”（学另一醉鬼）
乙：啊。
甲： “我爬那半道儿，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啊？”
这里最妙的是，那位醉鬼先说：“你甭来这套。”“我懂。”表示他已知道甲是哄他的。但接着他又说：“我爬那半道儿”这一句，显出他真没懂，以为那光柱是能爬得上去的。他这自我矛盾出了丑，造成可笑的滑稽。
就凭一个简单小趣事编出一幕幽默的喜剧故事情节，非深通笑的艺术的人，是办不到的。
一忙治百病
我已经很久不看电视了，因为忙，顾不上。还有个原因，不耐烦广告的干扰。电视剧刚看到关节处，插播的广告就突然出现，扫兴之极！可这些广告也会引人思索。最常见的电视广告，一是酒，二是药。想来也自然：人活得有滋有味，就离不开酒。有的酒还带健身之功，助人长寿。万一生病，广告上的药品都说是一吃就灵的，祛除百病。谁不想在这太平盛世多活几年享享福啊！人见我这么大年纪，能整天伏案工作，上街还骑车，常会问我有何养生之道。一位澳大利亚漫画家就曾问过我。我回答：“只两条：一是多活动；二是万一想不开，别找绳子上吊，找杯酒算了。”现在人问，我改了，说：“就一个字：忙。”
可不是我自己想忙，是不得不忙。因为，我虽然没学过画，却爱画，画的又是专门评议什么的漫画。看什么有趣就评，看什么不好，也评。有画家问过我这种画的特色，我说：“你看什么顺眼画什么，我呢，常是看什么不顺眼画什么。”因为我在报社工作，有针砭时弊的任务。漫画是干这一行的。干这一行，用文字也行，写出来叫“杂文”，于是我也写。杂文和漫画原是近亲。我曾和同行老弟韩羽合填过一阕不大守规矩的《西江月》：
杂文不是漫画，说来本是亲家，别看篇幅不大，人们偏爱看他。
一个圈圈点点，一个勾勾画画，一样菜两样做法，味道酸甜苦辣。
这么一来，我和写杂文的朋友又结上亲，不时来要我画插图。漫画和杂文都短小精悍，是报纸期刊之所钟，于是就和那里的编辑们也接上亲。和他们打交道，谁能闲得住！因此，伏案动笔之外，还得跑邮局往外发送。作品多了，辑之成书，给亲友寄须包装一下，也都自己动手，邮局跑得更勤。为省时间，出门骑上自行车跑，使我成了手脚不停的全忙户。这正合乎我先前说的养生之道第一条。俗话说：“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一忙，就顾不上去念了，这又合乎我先前说的第二条。我是有50多年烟龄的老烟客，每天一包，20支。一忙，也顾不上，三五支即可。医生赞曰“好！”
和我一样工作几十年，退休下来的同志，无事可忙，有的成天坐在院子里发呆。人不忙，手脑一停，全不灵了。由此想到，老年妇女一般比男的长寿，因她们家务忙。养花上瘾，养鸟成天遛鸟的男人也会长寿，他们各忙各的。
写到这里，已成篇。闲下来，点上一支烟，吸到一半，又得忙别的去了。
方英文：母仪风范
人都说我是一个孝子，但我清楚我不是一个孝子。对待老人，钱可以多给，好吃好喝可以多买，但是“色难”。色难二字是前贤的总结，意思是要我们和颜悦色、始终如一地与长辈说话。太难！
窗外下大雨，很想念母亲，止不住眼泪流。两年来，母亲总是靠在沙发上，看儿子的背影写文章、临帖。每写一幅字，贴上门板，让母亲点评。母亲多数时候说不咋的，嫌字写得“歪歪扭扭”。我说你要夸儿子，夸就容易进步。从此，我每写一幅字，母亲就说好，好，真好！近来的字长进不大，因为母亲不在了，没人夸我了。
那夜朋友来访，抱怨我未将我母亲去世之事告知。我说人在悲中，想不到，也不想报丧，只在博客上贴母遗像。我请他不必自责，我的大学同班，也没来一个吊唁啊。都不知道。这也是谨遵母训。母亲健在时，经常告诉我，一切事自己做，除非万不得已，能不麻烦人就不要麻烦人。母亲从不讲排场，也从不让给她过生日。每年来西安，她都是独自逛街。把钱给她装上，要她打出租，但她舍不得花钱，没打过一次出租。她坚持步行，连公交也很少坐。怕她走丢了，我将家里和单位的电话录在纸上，装在她口袋里。许多乡下进城的老人走丢了，但母亲没有半次走丢。她转遍了西安的寺院，许多我们至今也没去过。母亲还跑到长安的兴教寺（该寺安葬着玄奘骨灰）办了个“皈依证”，于是逛所有的寺庙都免费了。独立自主，不麻烦别人，包括不麻烦亲人，是母亲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
记得当年乡里人每每看见我在报刊上发表了文章，就高兴地送到我家。母亲自然一概保存。一张1998年8月17日的《商洛报》（《商洛日报》前身）即是其一，上面刊登着我的台湾版散文集自序。送母归乡入土后，我从家里的小皮箱——母亲当年的唯一陪嫁里翻出来的。母亲用这张报纸，包着一些她认为珍贵的东西，诸如我写给她的信、布票、粮票、分家时的契约、林产证、我的独生子女证，等等。纸包里有张毛笔字，出自我五爷之手，是写给我的“影格”，内容是中医药理。我能清晰地记得，这是1964年的事，在我六岁的那年。
母亲写字认真、清爽，我上大学后，母子间常通信。母亲常常抱怨自个儿的字怎么也写不好。因为连续搬家，母亲写给我的许多信，不知塞哪里了。母亲解放前念过三年半私塾。小的时候，她常给我读小说。我不认为她这是有意“培养”儿子，而是打发艰难的时光。如《薛仁贵征东》《司马茂断阴曹》《樊梨花》《中国古代大诗人李白》《红楼梦》《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三家巷》等等，这些书对于儿童的成长，有什么“励志”可言？许多字不认识，母亲就连猜带蒙。读书的时间，通常在白天生产队里干完活，晚饭过后，睡觉之前。冬天读书，一定在夜晚的煤油灯下，坐在劈柴红火的炕洞口旁。
母亲一生崇敬文化，最看不惯我拿报刊杂志乱涂鸦、垫屁股。凡是字纸，她一概折叠好，整齐码放。可是见我每天都收到大量的书报刊，简直近于灾害，她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任我处置了；同时叹息我们乡下，许多国家干部、教书先生的家里，竟没有几本书。
前年秋天，母亲来电话，说她再也不能一个人生活了。她只要能自理，那就决不在城里多呆一分钟。她割舍不下她一手缔造的家园。她热爱房前屋后的一草一木。她习惯于土地的奇异芳香。她快乐于跟鸡鸭狗猫说话。但是她老了，业已弱势了，必须“投靠”子女了，一如人在少儿时，不得不“投靠”父母一样。
于是，我接她进西安，住进儿子的大书房里。可是儿子的书都是“砖头学问”、“阳春白雪”，母亲没兴趣看，想看也看不懂。她只翻一本佛经、一本老皇历。高居23层，所以，她经常临窗，送目秦岭，思念山林与土地，口里念叨着二十四节气的轮换。
今年春节过后，母亲身体日衰一日，再也没有气力独自下楼、上街转悠了。所以我们一下班，都是尽快赶回家陪她。来了客人聊天时，母亲就坐在跟前倾听，间或插话。她从不坐沙发，而是永远坐在小矮凳上，姿态低微，以此敬重来客。只是她的插话让人哭笑不得，类似提审犯人，诸如“你叫什么名字”、“你干么事（什么）工作”、“你有几个娃”。有时则点评电视新闻，“南方水灾又死了好多人”，“美国很怪，各过各的日子嘛，为么事到处打别人”……人老了寂寞，逢人就想多说话。
母亲偶尔也看儿子写的书，戴着老花镜认真看。三页书看两天。问她这书写得怎样，她不吱声。问多了，她说：“你一个大男人的，写得这么细细末末。”语气是批评。儿子一笑了之。母亲接着说道：“《红楼梦》也是这么写的。”但是她的神态，她的语气，那可断然不是表扬。不过这话要是让行家听了，会认为母亲是个了不起的评论家呢。
鲁迅曾给他母亲买过张恨水的书，捎回去供老人家消磨时间。鲁迅自己，是不看张恨水的。我没有鲁迅的细心，我疏忽了母亲这类“劳动人民”的阅读口味，否则，我会给母亲买几本金庸、二月河的小说。可是没有这个机会了。子欲孝而亲不在啊。人生总是充满了遗恨。
方英文：冯有源老师
西北大学教授冯有源先生日前病逝。冯教授是我读大学时的写作课老师，一生爽朗健康，从不得病；岂料三年前遇癌，竟六十七岁而去了。老师灵前，悲泪不止，伤感难言。
冯老师是山阳人，与我的老家镇安紧邻。也许乡情所致吧，我每次回想起考进大学的第一堂课，总是定位在冯老师给我们上的写作课上。他生得一表人才，两只大眼睛特别活泛灵动。与你说话时，你的前后左右所发生的一切，也都一概被他的那双大眼睛“轱辘”着纳入了。学校派出两辆大轿车，冯老师带领我们七十位同学去临潼参观华清池。回来写作文。有十来位同学受到冯老师点评（表扬）。其中有我，只是偏后。
写作课在大学里，属于低年级基础课，每被轻看。因为俗见以为，写作课是“没学问”的课。屈原若在大学里，未必能顺利评上职称；但是鼓捣《离骚》，倒容易当上教授博导。高等教育之幽默，此为一例。时逢文学高烧，凡识文断字之徒，莫不白日大枕作家梦。可是大学里的写作课，一学期就结束了。我因醉心于“没学问”，所以冯老师，虽然只给我们上了俩月课，但是四年的校园里，我一直与冯老师过从甚密。文章每成，我必送给冯老师审看。冯老师也不拿我当学生，而视之为朋友加兄弟。对于我的习作，他以赞赏为主。文章里要是有某句话说得好、某个词用得妙，作者就渴望着被发现、被表扬。放心吧，冯老师会迅速拎出这句话、这个词，击节一叹！不足之处，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暗示那么一下。
冯老师不时有文章见诸报刊杂志，令人羡慕。他上大学前，就编过小戏、写过革命故事，功底很扎实。当了大学老师，他的写作标杆很高。他最推崇的小说是《包法利夫人》。他认为福楼拜是作家中的作家。是作家的老师。我梦想着哪天也有作品发表，可是运气很差。我汹涌澎湃地投稿出去，又汹涌澎湃地退稿回来。直到大三时，在图书馆即兴草就的一篇文学短论，竟被《上海文学》发表出来。这算不得文学作品，首次变铅字而已。我真正的作品，就是后来收入《方英文小说精选》里的短篇小说《解脱》，是我大四时，由冯老师推荐到《长安》文学月刊上发表的。他当时兼职该刊编辑。不难想象，为了发表学生作品，他肯定有过一番极尽伯乐之美言。
然而最让我感怀的，还是毕业后的那四个月。分配公布的前夜，领导预告了我的去向。可是次日早上公布时，我却成了“待分”！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的鹊巢被另一位同学鸠占了去。等待分配，是我此生最难熬的一段时光。同学们全走了，新生也都进校了，我还自囚在空荡荡的宿舍楼里。冯老师差不多每隔一天，就要来看我，同时不断地跑学生处打问我的分配。他是普通教师，也没啥办法，只把我叫出来转悠。为了让我开心，他指着散步眼前的一个女人的背影，夸那女人身材好，但要生动形象地描绘成文字，还得动点脑子，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然后去他的宿舍。
冯老师与另一位西安籍老师，同住一间宿舍。虽然小小的宿舍里摆放两张床，但我从未遇见那个老师。冯老师是美食家，爱酒，常在楼道的蜂窝煤炉上，炮制几个菜，邀我共饮。我永远记得他的那套饭盒，绿荷色，四屉。四个菜吃完了，涮干净一摞，可以随手拎去饭堂。
我实在度日如年，只想尽早挣工资，所以决定回商洛。冯老师想了想，表示支持。他说世上当作家最难，却也最容易，因为在哪里生活都能当作家啊！冯老师的弟，在他老家的纸厂开车。他弟来西安拉货时，他让他弟把车开到西北大学。一看那卡车，装着一个巨型烧碱罐。好在车上备有绳子，冯老师他弟爬上车，冯老师则帮我将两个大书箱递上车顶，绑牢。
第二年，冯老师为了解决家属的农村户口，就带上妻子与两个儿子，去了山西的一所军校。有次回山阳探望老人，返校时过商州，他特意下车逗留一夜，查看学生。还给学生带了两瓶山阳葡萄酒。老师一身戎装，颇有将军风范；师母夫唱妇随，满脸喜悦。聊到半夜，睡前，我将发表文章的一摞报刊，放在老师床头桌上，睡前随便翻翻吧。次日起来，老师非常高兴，边洗脸边表扬。后又不时传来消息，说冯老师每每读到我的文章，总要逢人夸奖。从此我明白，“吹捧使人进步”，乃是人间最好的教育法。不过学生的心底里，其实很惭愧的，因为学生没有写出《包法利夫人》那样的作品啊。再是学生也未尽到弟子应尽之孝心。老师重新回到母校教书，同在一城啊，学生拜望的次数实在是太少了！
也有一个原因。只要去，师母必定要做一大桌好菜，老师必定要不断劝酒。而学生呢，确实不胜酒力。师母基本在厨房里，只要客人在桌，她就一个劲儿炒做新鲜的好菜端上来——
冯老师的病因，或许关联着嗜酒吧。
吊唁时，师母说：“你冯老师走时，一再叮嘱不要告诉你们，说他病时你们已多次看望他了，他不想欠太重的情分……”这就是我的老师，君子修洁，风华玉树。他是我写作之途的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导师。冯老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尽情绽放他个人的文学梦想，但是作为一个文学教育家，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朋友，他是几无瑕疵的，堪称一位“嘉美的男子”。
冯秋子：阎荷
12年了，阎荷在另一个世界，我们在这里。
断断续续和阎纲老师通信里，说到阎荷。
我和她是同事，也是朋友，她比我小。偶尔想到，阎荷跟我妹妹同岁……跟我妹妹那么大的孩子做朋友，二十几岁以前没想过。和阎荷共事9年，没感觉到她比我小这一类问题。因为她习惯为别人着想，至于自己，一笑就带过去了。“咳！”她常短促地感叹一声，作为应答，也把千言万语打住了。一个好人，一个好女子，不显山不露水，但是山水穿过她的生命，相连她，相连住时间。
她是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好工作人员。她的好，在面上，也在里面。她的好，是深长的，有意味的，明亮、质朴的，是靠个人秉性、信念和教养生长出来的，所以感染力强劲，让认识她的人长久地品味和怀想。好人的意义，就在于给自己鼓励，也给别人鼓励，温暖如春，长此以往。老人们看着她长大，说她怎么着不容易，也没走样；小孩们看她，觉得她亲近，要是小孩的妈妈有事，托阎荷照看几天，小孩子不会嚷嚷说不。我小孩巴顿还说，不知丝丝工作怎么样，就又说起丝丝的妈妈阎荷阿姨。他记忆中，“阎荷阿姨很漂亮”。小时候他说“阎荷阿姨好”。阎荷去世前一年，文艺报社组织大家去坝上草原玩儿，我们约好带小孩，我和阎荷一伙女同胞以及她们带的女娃娃合住一个屋，睡一张大通铺，巴顿住男生那边，但白天孩子们一起昏天黑地地玩儿，阎荷极有耐心地和孩子们裹在一起，跟他们一同欢天喜地。当我告诉巴顿，阎荷阿姨得病去世了，他呜呜地哭，问：“阎荷阿姨再也不能和我们在一起玩儿啦？”
巴顿记得阎荷阿姨用他们家的洗衣机帮我洗衣服。巴顿不到10岁那会儿，我们居住在和平里一带的筒子楼里，五户人家共用一间厨房，一层楼的人共用卫生间，厨房没有洗衣机专用的下水道。礼拜天休息，人们拥挤着做饭，洗衣服的事很不容易进行，而平常的晚上，也是人多水龙头少，洗衣服的事困扰得人们没有抓拿。阎荷说，把要洗的衣服搁我那儿洗，我有全自动洗衣机，一会儿就能洗出一锅。见我没动静，她一回又一回提议，于是我带去衣服洗了两次。第二次去她家取洗好的衣服，见她靠在床上，那时还没发现有病，她只是觉着疲惫。我不忍心再去添麻烦。她说，咳，你别想那么多，我那儿方便，真的，比你那儿方便得多。
阎荷长大的过程，见识到的人和事比人们想象的多；她心里体会的、埋藏的东西，比亲身经历的多。那时候的父母双亲、父辈老人，正历经着国家和个人千重万迭的困境，岁月就把一个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女子，煅造成一面温良恭俭让，一面永不言苦、极有韧性的人。她能够倾听别的人，关注别的人，把别人的苦寒当成跟她有关的事情。
在阎荷身上，我体会出，她对事物自有的公道和正派，她总是从容有致，自然、诚恳、落落大方，而且在无关原则的事上总是就着他人，不为难他人。个人那一方面呢，不夸张，不造作，不讨巧，也不埋怨。不知道在她的思维里，有怎样的格局，有怎样的比照尺寸，使她出发的时候，能够踏踏实实站在地面上，站在靠实的地方。从她脸上，一般见不到“岁月的痕迹”。她不愁眉苦脸，也不说笑过头；常见她眯眯地笑着，有人时是这样，没人的时候，眼睛也是柔和、温润的，景象纯美。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调到《文艺报》副刊部工作，阎荷在总编室，我们发稿，他们编排，然后一起下印厂，会合到中青报印刷厂去校勘。报纸出着，我们作为年轻一辈报人在实战中慢慢磨练、长成中年人。
后来有一天，她问我，有没有可能，她想离开总编室来副刊部做一名编辑。社领导回复说：只要有编辑部同意接收，她就可以去做编辑工作。我说好，你来吧。副刊部加上阎荷，进来两位新同志。我在副刊版面上，设制了一个记者手记的专栏，放在头条位置，想她们两位采和编同时上手，有锻炼平台，也有用武之地，尽快适应编辑、记者工作，并能扎扎实实钉到岗位上。她们采写回来的稿件，我用心审读、编辑，和她们交流，提交终审，然后在副刊“原上草”版面最醒目的位置推出。阎荷做了牛汉等前辈的专访等，还请唐达成前辈题写了“原上草”的刊头。那一年，副刊一个月启用一位文学大家题写的“原上草”刊名，有读者来信说，他们一份不落地收藏《文艺报》副刊“原上草”的名家题字。
后来报社改革，调阎荷去新创办的周末版编辑部，并委以重任。她很快进入状态，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一天午后，她料理完工作，来我办公室，和我坐了三个多小时。这个下午，成为我永远的记忆。当天晚些时候，她身体出现状况，就近入院检查，查出腹水，转院再查，通知癌症已侵入体质。那个下午，我们谈论的话题，如果时间错开没去进行，再无可能展开。
而那天的谈话至关重要。阎荷啊，老人说，那种情况下，要说给一个人的话，比金子还贵重。日后，我常想她说的话，想她的坚实和有德行，如同穿越山石，溪涧细水一般，长流不息。关于好人在怎样的方向里，不在什么样的轨道上……她像是负有使命，我们在事物的本相那里，深入地交流。那样的谈话，在我们之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报社，她很少那样敞开地说话，说那么长时间。
我知道，那是她的一个绝唱。
真正意义上的好人，才可能有那样珍重的声息。我也比较完整地理解了阎荷。
我珍惜她。在失去她的日子里，想念她。
我写给阎纲老师的信里，阎荷是重要内容。
一个人给别人那么多美好，随时间往还，她其实仍然生活于时间中，与感念她的人们一同往前，互相致以鼓励，致以力气。
保存住美好，人的自然责任里这一点尤其重要。
阎荷的美好，时间越久越显现出难能的魅力。
您和刘老师，有这样的孩子，该骄傲啊。
谢谢您，谢谢刘老师，让我心生长久的感动。
终于找到以前保存的阎荷的三份手稿。一并奉上，作为纪念。我自己也视为珍贵遗存。但你二位是最好的保持者，没有比在你们这里更好的地方。
我之前只找到两份，想三份找齐，再交给二老。现在我安心了。
阎荷是我的朋友，她的好，全在我心里。那种好，不以时间流逝而浅淡，不以言语声息轻重而改变。相反，它如一株顽强的树，日夜生长。
二老多多保重，让阎荷放心。
有什么事，尽管说，我当尽力。
阎老师，您好。我已开始读，我想读完再动笔。您比我们勇敢，去面对这件事。我有时候想起阎荷，会陷进去很长时间。过去的日子，她那么真实地在我眼里、心里。她和别人不同。我们有很多方面不用交流就能相通。做人的基础是一致的，家教是一致的，虽然各在不同的地方和家庭生长，但我们的心性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相通、相连的。我们不用说，也能是长久的一种关系。一位可以相通的朋友，在你心中。说不出来的痛和思念。
您真是活出来的人，您的力量每一天都在生长。
有阎荷这样的好女儿，她会尽她的力量佑护您，健康长寿，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请多多保重。
阎老师，您好。读罢，难受了半天。本来我想说说阎荷，没敢说，怕您和刘老师已经很难过了，再添更多的痛。唉，日子就是这样运转，人和人的关系这样纠结。从陈忠实老师那儿和您笔下，知道王愚老师走过了很艰难的路。阎荷离开我们，让我什么时候想到，什么时候痛。她清晰、干净地在我心里存在着，从没有模糊过。用一句男子们常用到的话说：我的兄弟——她是我的如兄弟一样的朋友。我常觉得这个词语，是我们之间确实的词语。情感和更多的理解、尊重、喜欢、亲近、自然，一直存在着，并加深、加重着，到人突然离开了，痛和记忆成为我心里的继续连接。我相信，她的灵性再一次脱颖而出，她的生命再次聚合起一直不断生长着的能量，她已经再造了，堆聚起更多从前的理想和愿望，堆聚起更多坚实有致的美好，于我们身旁给劲，帮助我们往前运转，做更多应该做的事情，把生活创造得更为美好。阎荷的愿望里，从没有不坚守她的希望的时候。仔细想想，没有过那样的时候。
阎荷在我们身旁。她清晰地、生动活泼地在我们的每一天里。她的美好，只能使我们更加美好；她的干净，只能使人们更加努力地为土地和人群、为自己打扫卫生。
我珍爱阎荷。由此，更尊重抚育了阎荷的您和刘老师。
祝愿阎荷清秀、明亮、坚强、独立的灵魂永驻。
祝福我们的日子因阎荷而有的不同，长存温暖。
冯骥才：低 调
在媒体和网络的时代，一个人只有高调才会叫人看见、叫人知道、叫人关注。高调必须强势，不怕攻击，反过来愈被攻击愈受关注，愈成为一时舆论的主角，干出点什么都会热销；高调不仅风光，还带来名利双赢，所以有人选择高调。
但高调也会使人上瘾，高调的人往往离不开高调，像吸烟饮酒愈好愈降不下来，降下来就难受。可是媒体和网络都是一过性的，滚动式的，喜新厌旧的。任何人都很难总站在高音区里边，所以必须不断折腾、炒作、造势、生事，才能持续高调。
有人以为高调是一种成功，其实不然。高调只是这个时代的一种活法。当然，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活法，选择什么都无可厚非。
于是，另一些人就去选择另一种活法——低调。
这种人不喜欢一举一动都被人关注，一言一语被人议论，不喜欢人前显贵，更不喜欢被“狗仔队”追逐，被粉丝死死纠缠与围困，被曝光曝得一丝不挂；他们明白在商品和消费的社会里，高调存在的代价是被商品化和被消费。这样，心甘情愿低调的人就没人认识，不为人所知，但他们反而能踏踏实实做自己喜欢的事，充分地享受和咀嚼日子，活得平心静气，安稳又踏实。你问他怎么这么低调，他会一笑而已；就像自己爱一个人，需要对别人说明吗？所以说：
低调为了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高调为了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文化也是一样。也有高调的文化和低调的文化。
首先，商业文化就必须是高调的，只有高调才会热卖热销，低调谁知道谁去买？然而热销的东西不可能总热销，它迟早会被更新鲜更时髦的东西取代。所以说，时尚是商业文化的宠儿。在市场上最成功的是时尚商品。人说时尚是造势造出来的，里边大量五光十色的泡沫，但商品文化不怕泡沫，因为它只求当时的商业效应，一时的震撼与强势，不求持久的魅力。
故而，另一种追求持久生命魅力的纯文化很难在当今时代大红大紫，可是它也不会为大红大紫而放弃一己的追求。它甘于寂寞，因为它确信这种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我很尊敬我的一些同行的作家。在市场称霸的社会中，恐怕作家是最沉得住气的一群人。他们平日不知躲在什么地方，很少伸头探脑，有时一两年不见，看似在人间蒸发了，却忽然把一本十几万或几十万字厚重的书拿了出来；他们笔尖触动的生活与人性之深，文字创造力之强，令人吃惊。待到人们去品读去议论，他们又不声不响地扎到什么地方去了。唯其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洞悉社会人生的作品来。
家天生是低调的。他们生活在社会深深的皱折里，也生活在自己的心灵与性情里，所以看得见黑暗中的光线和阳光中的阴影，以及大地深处的疼点。他们天生不是做明星的材料，不会经营自己只会营造笔下的人物；任何思想者都是这样：把自己放在低调里，是为了让思想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的高调。
享受一下低调吧——低调的宁静、踏实、深邃与隽永。低调不是被边缘被遗忘，更不是无能。相反只有自信才能做到低调和安于低调。
陈祖芬：冯骥才从千年望族走来
话说宁波有个慈城镇，慈城乃儒城耳。出过举人两千，进士五百十九。科举时期学而优则仕，举人进士很多北上做官，老来回归乡里，已是带着北方口音，于是比之相距20公里的宁波市区，慈城人的话就很接近“官话”。
慈城人讲“真正”，宁波音是“紧紧”。慈城人讲“真策”（政策），宁波音是“警察”。
慈城有两条半里的街弄，就有明代大建筑群6处，乾隆以前的大型建筑，更有30处之多。2.17平方公里的镇里，有0.48平方公里的古城。至于牌坊、石雕、木雕、碑刻、匾额，随处皆是。唐代画圣吴道子的孔子画像石刻碑，王安石的慈溪县学记石碑，明弘治年间的冬官牌坊，清顺治年间的恩荣牌坊，虞世南、苏东坡历代书法大家的几十块碑帖，明代木质台门的代表作冯岳彩绘台门，南宋驸马林棕的石翁仲，文武将官或儒雅或威猛。
孔庙墙外立有醒目的碑文：“一应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我走向至圣先师孔子的庙，早已敬畏地下了马（车）。看到院子里堆放的石块中，有一石碑乃左宗棠为慈城翰林杨泰亨之父写的墓志铭。左宗棠与杨泰亨同朝当官，此碑刻于光绪元年。
好像，在慈城，一低头，一回首，就是明代清代，乃至唐代宋代。从唐开元年间建县城至今，各种朝代的符号，在这里交汇，我就有一种时空交叉的感觉，一会儿阅大唐华章，一会儿变成还珠格格，历代古人发来太过密集的信号，我反而觉得我不是面对历史，而是走向穿越。于是看到清代的新慈湖书院，看到唐大中年间慈城的德润书院，看到元代慈城的宝峰书院，来了一个随父从山西来此就读的书生，叫罗贯中。
我走向慈城的师古亭，不由发思古之情。觉得这个进士之乡太多人才人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文化。当地人带我去寻访慈城冯氏的老宅。冯氏是当地望族。我当然要看冯骥才的祖居。当地人带我走进一个院，推开一个门，说：冯骥才的父亲就诞生在这张床上。
我明白，冯父的儿子，也就是那位身高近两米的大冯，虽然不是生在慈城，但是这个拥有519名进士的2.17平方公里的空间，那因子，那基因，编织起冯氏后人冯骥才的生命经纬。
我的朋友们都叫他大冯。他明摆着的“高人一等”，谁还能比他大呢？9月9日我走进北京画院，去看展览：冯骥才的四驾马车。这是他人生70岁的一个绽放。然后呢，然后用他的话说：今天开始进入“70后”的行列。
大冯喜欢平行做事，这四驾马车是一次平行绽放：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教育。我才看到大冯之大。
因为文学，所以才有对光和影如此敏感的文人画，卖画筹款，才建立起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他曾经说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消失了一百多万个村落。这些消失的村落里面有多少个是传统村落谁也不知道。现在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古村落有1万个左右。从文化遗产保护又激发起教育的担当。“我重视大学的文化保存，追求学院的博物馆化。经典和纯粹的文化精神应当首先由大学体现出来。学院的背后应是独立思考与活跃自由之思想；学院的面孔应是一种由深厚的文化积淀养育出来的文化气质和明澈镇定的目光。”
我看大冯越往前走，竟是越像他的先祖。慈城人早就说大冯长得和明代绘画的冯氏先祖很像，而现在，更可感觉到他身上那2000举人和519进士和慈城的书院、石雕、木雕、碑帖、匾额、牌坊和手工艺术、彩绘台门等等的因子。那种木质台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的明代建筑，是皇帝敕封给一个慈城官员的，也是冯氏家族，叫冯岳。是刑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部长。
大冯说：文化给予我的远远超过我为它做的。
9日的北京画院一楼，实在不是一个宜居的所在。来宾太多，人挨人坐着站着，把本来的天凉好个秋，变成笼里蒸个透。不过这种桑拿的享受，绝不影响诸神的兴头。所以说诸神，因为来者大体是文化、文艺各行当里的脑脑头头。想起大冯《雨竹图》上边题的诗句，只记得这几句：疏疏密密雨，浓浓淡淡意，深深浅浅情。而今天，是密密雨，浓浓意，深深情。
这天，前辈和后生，大家和小记，排排坐吃果果般地挤坐。大冯请两个朋友讲话。他说一个是文坛上口才最好的，当然是王蒙；一个是画坛上口才最差的，当然是美林。王蒙说大冯拉的岂止是四驾马车，是七、八驾马车，今天这个展览应该叫：八骏图。说大冯老是提各种建议，老是要保护文化保护遗产的，“不是个善茬儿。”（大家大笑）我想起大冯在《南方周末》上呼吁：《宁波慈城与风马牛不相及的凤凰古城“联姻”，疯了？》王蒙说及大冯在海外太受欢迎了，尤其是受女性的欢迎。为中华民族赢得了欧洲女人的心，也是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当然大冯不是猛男，是大家。（大家大笑）美林说对于大冯，文学是终身伴侣，绘画是心灵窗口。美林自己多少年以来每年下去至少3万公里，可他走过的地方，常常大冯已经去过了。现在这样很多人浮躁的时代，这两位跨进七十岁门槛的人，美林和大冯，都有这样的坚持！这两位“70后”就能这样在田野里坚持！（大家鼓掌）
便想起刚在二楼展厅看到的大冯的诗句：“人在天地中，心与四时通。”
不过，要上天入地四时通，得有基本功。我在二楼展厅里看到大冯过去的两幅画。一幅是1972年的, 25×200cm 的清明上河图摹本。一幅是1973年的, 22×38cm的宋人小品摹本。明白了一个大家是怎样炼成的。大冯说留住时间留住岁月的最好的方式，是把岁月变成诗篇，变成画卷。“我喜欢笔在纸上行走的感觉。这时，我感觉我思想的河流穿行在纷纭而峥嵘的生活的大地上。” “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因与时代纠结太深太紧，责任二字天经地义。它一头在骨子里，一头在笔管里。”“写作常常来自沉重的心，写作是心的出路。”
莎士比亚说：人啊，你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中华文化本身就是千年望族。大冯是从慈城走来, 也是从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走来。文化不是轻轨，文化是悠远的丰厚的积累。我一直喜欢大冯的一幅画，叫做：期待。树木森森，中间是半开启的两扇门，不知是木条还是竹条编的，但见树木深处射来的阳光，把门的横条竖条的投影，铺排开来，好像不尽的思念，好像暖暖的向往。
“70后”的大冯，或许驾着八驾马车，或许像圣诞老人那样驾着飞行的鹿拉雪橇, 给世人送来更多的惊喜。我期待。
白庚胜：感念聂耳
今年是聂耳诞辰100周年。
在一个夕阳西下的时分，我漫步在鹄沼浅湿的海滩，看富士山幻化在苍灰的暮霭之中，听涛声似闷雷传递自太平洋的深处，忽而沉雄，忽而激越，浪花跳跃如音符，晚风劲吹赛奔马，我的心底乍起《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我的思绪回到悠远的岁月——1935年7月17日，一曲高歌刚刚惊醒古老的神州，一个英灵便殒命异乡，成为神奈川县藤泽市的不归之客，也成为他的故乡永远的悲痛，以及他的苦难祖国与不屈民族永远的遗憾。
年仅23岁的聂耳凋谢了，仿佛是傲雪的寒梅残败在初春的霜冻。一位天才歌手消失了，但他与大海合一，只要大海不停止心跳，他的歌声就永远不会停歇；一树圣洁的梅花坠地，但他“化作春泥更护花”，将永远报道春讯、催生秋实，留给大地一片金。
聂耳是山国的儿子，他厚重、敦实，拔地擎天，勇于担当是他的本性；聂耳是高原的精灵，他宽阔、广远、兼容并包、高瞻远瞩是他的气度；聂耳是湖潭的神使呵，他深邃、纯净、玉洁冰清，灵动颖悟是他的天质。仿佛是命定要为祖国而歌唱，他傣汉合脉，血管中回荡中华的音律；似乎必定要拯救同胞于既亡，他出生于郎中世家，音乐成为他济世的灵丹。聂耳，你风骨如路南石林，行色似下关疾风，激情像腾冲火山。准备着，一切都在准备着：以山歌民谣为启蒙，用花灯滇戏作内蕴；你用心雨拍击西双版纳的芭蕉，你以赤足拨弄茶马古道的丝弦。聂耳呵，在哈尼梯田的线谱上，你书写劳动、自由、爱情；从巴乌、芦笙、口弦的天韵中，你感知天成、本真、和谐；在讲武学堂的刀光剑影中，你一定听到了李家山青铜文明的袅袅余响；在护国军队的号炮齐鸣中，你一定经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而怒水、红河、澜沧江，则一定助推你冲出了山的重围、涧的阻碍直奔印度洋、涌往太平洋；而滇越铁路的双轨，则托起你的、云南的、中国的梦想驶向远方、驶向未来。
聂耳从红土地上走来，去拥抱五洲的风云、四海的怒涛。在昆明、柳州、广州，他苦苦寻找爱情、理想、信仰！在黄浦江畔，他面对从巴颜喀拉山、玉龙山、峨眉山一路流来的辛酸、悲哀、不幸！在燕山之麓，他看到的是万里长城的不屈、反抗、尊严！聂耳呵聂耳！他曾试图从教、从军、从影救国，但四分五裂的祖国老迈麻木、病入膏肓、任人宰割，除了四万万同胞的唉声叹气，听不到荆楚奏编钟、丰沛唱大风，看不见燕赵有击节、长安鸣大吕。
于是，他在黑暗中寻求真理的火光，他从迷雾里感受时代的主题，他于生活深处激发艺术的灵感，他自劳苦大众中锤炼民族的心声：从《翠湖春晓》《山国情侣》《金蛇狂舞》到《开路先锋》，聂耳把生命融汇于民众中、民族里；于《开矿歌》《毕业歌》与《新女性》间，聂耳找到了改天换地的力量。松花江畔的炮声让他热血沸腾，白色恐怖更增添他救国救民的壮志豪情。他演艺、作曲，他入党、出国，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用头颅撞击五千年的晨钟暮鼓，用灵魂守望长江与黄河母亲。像孺子牛一样耕耘满目疮痍的大地，他播种爱与尊严；如擎天柱般坚挺于中流，他任凭浪击澜摧。于是，他终于奏响《义勇军进行曲》的宏音，发出风云时代的最强音，振奋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寄托中国人民的理想与信念，催生伟大祖国的新纪元。就这样，它令三山五岳肃穆，它叫神州大地的小草坚强，它使所有的散沙凝聚，它引五洲四海竞折腰。
看，昆仑崩雪，湖海沸鼎，林木奋戟，旧社会的宫殿在聂耳的歌声中动摇、坍塌；看呵，春潮涌起，新绿满眼，江山锦绣，新中国的朝阳在聂耳的歌声中升腾、璀璨。听，马蹄声声，军号咽咽，惊雷震荡，数不尽的屈辱、哀伤、痛苦、仇恨在他的笔端化作长烟；听呵，流泉淙淙，和风习习，莺歌鹂唱，长久盼望的独立、解放、繁荣、富强从他的琴键坚定从容地走来。
聂耳，他让我们捍卫人的尊严，不甘为奴隶；他让我们强劲，不惜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他让我们居安思危、危中求生、生生不息，他让我们奋争创新，直到永远，永远。万里长征、抗战胜利、东方日出、改革开放，聂耳鼓舞我们去战斗。
在一个夕阳西下的时分，我漫步在鹄沼浅湿的海滩，看富士山顶残阳如血，想祖国艳阳当顶时。
暮霭遮不断望眼，涛声掩不掉思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奔腾不息的大海，聂耳是鼓荡大海的长风，浪花是中华民族闪光的精神，永远拍打峻峭的礁石，永远淘洗如烟的沙砾，永远震荡大海的心音。
聂耳呵聂耳，云南的赤子，中国的骄傲，人类的光荣，你与你的音乐一道永葆青春。国驻你心中，你在国歌里；你与乐共存，乐和你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