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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在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打響之前，史達林模式的蘇聯社會主義的弊端已經充分顯現出來，蘇聯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已經日趨嚴重，而蘇德戰爭的爆發在一定的程度上使陷於深刻危機的蘇聯政權獲得了轉機，民族矛盾和保家衛國上升為全蘇聯人民的第一要務，蘇聯國內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暫時退居次要的地位。經過四年艱苦卓絕的鏖戰，蘇聯人民終於贏得了戰爭的勝利，而在蘇聯領導人看來，蘇聯之所以能夠贏得這場戰場的勝利，首先應當歸功於蘇聯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比如，在柏林戰役中曾經擔任蘇軍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司令員、1945年5月8日代表蘇聯最高統帥部接受法西斯德國無條件投降、1945—1946年擔任駐德蘇軍總司令的朱可夫元帥在其《回憶與思考》一書中就曾明確指出：「坦率地說，倘若我們沒有富有經驗的、有威信的党以及蘇聯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國家制度，我們是不能戰勝敵人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史達林也認定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於資本主義制度，因為蘇聯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他在1946年初莫斯科地區的一次選民大會上明確地闡述了這一思想。
蘇聯軍人的強姦暴行給蘇聯方面的宣傳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隨著蘇聯紅軍挺進德國境內，宣傳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推廣、移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成為蘇聯軍隊的一項重要使命，解密檔案檔證明了這一點，比如，1945年3月，原先曾擔任過共產國際總書記、後來成為聯共（布）中央的一名工作人員的季米特洛夫與聯共（布）中央國際情報局第一副局長潘友新就在德國境內開展政治工作問題給當時擔任蘇聯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的莫洛托夫和當時擔任蘇聯國防委員會委員的馬林科夫的報告中就指出：「隨著紅軍向前挺進並佔領德國領土，必須改變我們在德國開展政治工作的組織和內容」，宣傳工作必須「闡明蘇聯的政策，提供有關蘇聯的資訊；宣傳蘇聯的文化及其成就；揭穿法西斯宣傳機關散佈的所謂紅軍要消滅德國人民的謊言」，等等。1945年7月5日蘇聯武裝力量總政治部第七局局長М.布林采夫呈交給當時擔任蘇聯武裝力量總政治部代主任約·希金和當時擔任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長格·亞曆山德羅夫的《關於在德國居民中開展政治工作的情況彙報》中彙報了在德國境內開展宣傳工作的具體情況：「在總政治部第七局設立了專門對德語文字宣傳和口頭宣傳進行指導和監督的處，以及為德國居民出版的報紙供應宣傳材料的報刊局。從5月17日到7月2日，共提供文章和通訊達145篇以上，主要是闡述蘇聯軍事和經濟的強大實力，闡述蘇聯人民的生活，揭露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用德文出版了史達林同志的《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藝術宣傳畫《史達林同志論德國和德國人民》以及雅爾達會議決議，並且已經運抵德國。」
蘇聯方面還努力吸收、利用德國人進行上述宣傳活動，比如，上述1945年7月5日《關於在德國居民中開展政治工作的情況彙報》中就指出：「派遣了70名住在蘇聯的德國流亡者和將近300名在反法西斯學校裡受過政治培訓的反法西斯戰俘到地方自治機構去工作」。甚至有一技之長的普通德國居民都被蘇聯方面吸收參加了宣傳工作，比如，前文曾介紹過的在戰爭期間因為其繪畫天賦而被自己的上司改派去幹給德軍機場建築物和飛機機身塗畫德軍徽標、刷寫宣傳標語的活兒的康拉特老人，又一次因為其繪畫天賦而被蘇聯方面看中並吸收參加其宣傳工作。在蘇聯方面的安排下，康拉特帶領70多個德國婦女上街做宣傳工作，任務是刻字、刷漆、在街頭張貼標語、描繪謳歌蘇軍勝利的宣傳畫。當時在柏林街頭出現的所有大幅史達林畫像幾乎都出自康拉特和這群德國婦女之手，康拉特先給圖片上的史達林頭像上畫上格網，然後再實地放出大樣，在所有的格子裡勾出淺淺的線條，在每個被線條圍住的區域裡寫上色彩要求，那群婦女就一個格子一個格子地把線條畫出來，再把要求的顏色填上去，最後就像用馬賽克石拼畫一樣的方法把史達林的那張大臉給湊出來。顯然，這是一項非同尋常的工作，醜化不行，畫得不像也不行，然而，康拉特的繪畫天賦以及這項工作的特殊重要性不僅使康拉特本人擺脫了忍饑挨餓的厄運，「因為我天天在露天的場合登高畫畫，工作繁重而且意義重大，蘇軍還給我搞到了雙份的食品供應卡，所以我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餓過肚子」，而且還保障了70多位跟隨他一起工作的德國婦女的人身安全，因為在他的要求下蘇聯方面派遣了專人攜帶武器跟隨他領導的女子宣傳隊一道行動，這樣她們就擺脫了遭受蘇聯軍人性侵的危險。
然而，就在蘇聯方面著力要在德國境內宣傳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優越性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之時，蘇聯軍人卻在德國境內犯下了長時間、大規模強姦德國婦女的罪惡，這無疑是用實際行動給蘇聯方面所著力宣傳的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優越性蒙羞、狠狠抽了耳光，比如，《1945年柏林的陷落》一書中就指出：1945年5月2日，一位獲釋的法國戰俘就在街上找到了蘇聯軍隊的隨軍記者瓦西裡·格羅斯曼，並向後者傾訴了自己內心的困惑和痛苦：「先生，我喜歡你們的部隊，這就是我在看到你們的部隊侮辱德國的婦女和姑娘時會痛苦的原因，這會給你們的宣傳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
於是，蘇聯方面在強化宣傳力度的同時，又加強了對蘇占區言論和出版的監督和控制，解密檔案證實了這一點，上述的1945年3月季米特洛夫與潘友新呈交給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的報告中就指出：「政治機關還應向德國居民進行無線電廣播。鑒於居民的收音機均已被沒收，故可在適當地點安裝擴音器。」1945年11月11日蘇聯駐德軍政府政治部主任謝苗諾夫等人呈交給當時擔任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長格·亞曆山德羅夫的《關於蘇聯駐德軍政府政治部宣傳和書刊審查處工作的總結報告》也證明了這一點：「為了在報刊、廣播電臺、劇院、電影院等方面對宣傳進行監督，在蘇聯駐德軍政府政治部屬下設立了宣傳和書刊審查處」，「該處最初的任務是確保對這個時期在柏林出版的柏林市政廳四家黨報進行出版前的審查，還必須對柏林廣播電臺的工作進行嚴格的監督。隨著對這兩個最重要的宣傳部門嚴格監督的確立，書刊審查機關的工作開始擴大並且涉及到政治文化活動的其他領域，具體地說，就是出版社、劇院、電影院。」
沃爾夫被委派到原先的大德意志電臺——現在的柏林人電臺負責宣傳工作，《1945年柏林的陷落》一書指出：「在那裡，沃爾夫發現他負責的項目被稱作『世界第六日』，主要吹捧蘇聯顯赫的工業業績。但是，蘇聯政府對電臺宣傳設置了重重障礙，弗拉基米爾·謝苗諾夫將軍作為蘇聯政府的代表負責監督電臺對德國人願意聽到的三個話題進行宣傳。這些忌諱的內容包括『強姦、德國戰俘的命運……』儘管蘇聯當時進行著有利於自己的宣傳，但是蘇聯還是要求柏林的居民把家裡的所有無線電設備上交到附近的軍隊哨卡。瑪格達·威蘭記得當時她帶著無線電到當地司令部時的情形，在她快要到那裡時，她看到幾個在外閒逛的士兵不懷好意地上下打量著她，於是她把無線電扔在馬路中央，轉身就跑了。」
蘇聯佔領當局之所以要強化對蘇占區的言論和出版的監督和控制，還因為戰時的盟國——美英等國正在進行反蘇攻擊。隨著戰爭越來越臨近結束，戰時暫時協作、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迥然有異的同盟國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也日益彰顯出來，美英等國的媒體開始進行反蘇宣傳和攻擊，1945年11月3日蘇聯駐德軍政府情報局向當時擔任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長的格·亞曆山德羅夫呈交了一份《蘇聯駐德軍政府情報局<關於德國的政治狀況>的綜述》，這份材料指出：「除了報刊，無線電廣播也是對德國人民施加影響這一鬥爭的強大工具。盟國認為某些言論不便於刊登在美英軍事當局出版的或者按照許可私人出版的報紙上，於是便通過電臺播發」，「倫敦和華盛頓無線電通訊社專門從事反蘇攻擊。這些通訊社駐柏林的記者把自己的報導寄回倫敦和華盛頓，在那裡用無線電播放。英國路透社和倫敦廣播電臺在這方面特別積極。美國的通訊社——美聯社和合眾社有時也攻擊蘇聯的政策。」
應當說，美英等西方國家媒體的宣傳產生了一定的效果，《1945年柏林的陷落》一書是這樣描述其效果的：「莫洛托夫的助手寫道：『這些卑劣的宣傳給紅軍極高的聲望造成了損害，使被占國內發生的所有事情的責任都轉嫁到了蘇聯……我們世界各地的許多朋友都需要資訊和事實武裝起來對抗反面宣傳。』」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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