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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来说一下一套十集长的美剧《制造杀人犯》，应该有的朋友已经看过了，如果还没有，那你正在错过几个月来最重要的文化事件。
这件事虽然是发生在美国，但它其实和发生在哪个国家无关，它不仅是制度的悲哀，也是人性的弱点。
即使我们在新闻上见过很多冤狱，但听闻这个故事的时候，也难免会感到愤怒和心碎，以及那种无边无际的瘫软感。
Steven Avery是美国威斯康星州人，因涉性侵案在并无坚实证据的情况下，被法院判决有罪，入狱十八年。直到DNA技术成熟后，他的清白才得到证明。不料获释才两年，Avery又因涉嫌另一桩一级谋杀案，再度入狱，这次被判终身监禁。
这不是虚构的故事，Avery是真实的人，这是真实发生的案子。
这套剧集用抽丝剥茧的调查方式指出，Avery很可能再一次被冤枉了。
如果说主角本身的经历已经让人感动的话，这套剧集更是用诗意的影像力量，将他的经历转化为某种深刻的人性悲剧——既是他自己的悲剧，也是所有人，包括警察、法官、镇民的悲剧。
当你以为人间最大的黑暗不过如此的时候，世间总有更邪恶的事让你再次绝望。
下面这篇文章用杜鲁门·卡波蒂《冷血》式的白描手法，还原了这起案件。
《冷血》(1967)
摄于1985年，斯蒂芬·艾弗里（Steven Avery）因一起并未犯下的罪被捕，并在狱中度过18年
威斯康星算得上是中西部最美的农业州了。那里地形崎岖，全境无结冰区，由密西西比河和两个巨大的内陆海环绕。由于其幅员辽阔，虽四周皆是水却不会让你有呆在水边的感觉。
站在岸边，对岸的世界则遥远得仿佛不存在一般，海一样的湖则一直向天空尽头延伸，直到模糊不见，化作天边的雾气。
当然，你可以在马尼托沃克（Manitowoc）小镇乘船出发，花上四小时抵达密歇根。在这片有些孤独而祥和的土地上，出现了神话中的海难、暴风雪、龙卷风、无法预测的农业灾害，经历繁荣与萧条的工业和急速发展的监狱经济，这些都促进形成了当地人恬淡寡欲的斯多葛气质。
然而，威斯康星这个被称作「美国牛奶牧场」的地区，却一直有一种被忽视和孤立的感觉。这种无人监管的错觉会在相当程度上降低存在感，从而导致暗流涌动，比如：腐败和各种异动，包括乌托邦计划、未经实际验证的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白日梦、盲目的夜郎自大，也有逆来顺受与反抗逃避的情感，非主流的庭院装饰风格以及性骚扰短信等。
阿尔·卡彭（Al Capone）曾高调藏匿在威斯康星，即使当时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 正在重组进步党。威斯康星启发了二十世纪美国最有创造力的三个天才：弗兰克·劳埃德·怀特、奥逊·威尔斯和乔治亚·欧姬芙。尽管三人很快离开了这里：一开始去了芝加哥，之后又搬去了更暖和的地方（保险杠贴纸上贴的州旅游委员会的「逃向威斯康星」宣传标语上，「向」总会被篡改成「离」）。
最近，让威斯康星更为人所知的已经不是左翼政治家桑顿·怀尔德和作家劳拉·英格拉斯·怀尔德，而是那些疯狂的杀手。
著名的《威斯康星死亡之旅》（Wisconsin Death Trip）通过描述十九世纪末威斯康星发生的疯狂事件，使人们形成了对威斯康星的印象：在这个寒冷的边界地带，任何离奇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要怪就怪那把人逼疯的天气吧。
这几十年来，似乎诞生了一堆凶手：艾德·盖恩（Ed Gein）（《惊魂记》的原型）、连环杀手「汉尼拔」杰弗里·达莫（Jeffrey Dahmer），还有瓦基肖（Waukesha）的两个女孩：她们在2014年捅死一个朋友，只是为了献给她们的偶像：互联网动漫人物瘦长人（Slender Man）。
《惊魂记》(1960)
最新纪录片《制造杀人犯》由劳拉·利希雅蒂和莫伊拉·迪莫斯执导、编剧二人都曾经在纽约学习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威斯康星人因被误判为强奸罪而入狱，十八年后终于凭DNA洗清冤情。他后来成了「寻找无辜者计划」的代言人，他与州长合了影，并成立了以他命名的正义委员会——直到他再次因为谋杀罪而被捕。
利希雅蒂和迪莫斯对这个故事的重新演绎并不会为威斯康星怪诞名声平反。不过纪录片会让两位表现出色的辩护律师和两位摄制者成为英雄。
2003年 在监狱服刑18年之后 DNA证据洗清冤情
这部纪录片一共十集，由Netflix播出。这部野心满满的剧集研究了社会等级、群众舆论的力量、陪审团制度的局限性，还有法律制度对弱势群体（即穷人）令人痛心的不公正待遇。
这部剧集很逼真：好像所有的事都是实时发生的，这种看似未经筹划的记录方式，让观众得以和摄制者一样跟随着镜头一步步揭开事情的真相（这当然是个假象，因为剪辑肯定是打乱了时间顺序的）。这是个引人入胜同时也需要顽强毅力的工作。
剧集关注马尼托沃克镇的艾弗里一家，就是前文所提的那个有去往密歇根航线的镇。尽管湖水侵蚀了一部分沙滩，导致沙子顺时针流向密歇根的沙丘，而东岸的威斯康星湖畔已长满杂草，然而那里还是依旧风景如画。
当地人，无论是律师还是农民，都发降音a和喉音o，以及使用错误的过去分词（「had went」）。口音有种挪威、加拿大味儿，在威斯康星农村地区尤其明显，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有可能改正。
艾弗里一家经营着自家的汽车回收场，他们的垃圾回收场就位于著名的艾弗里路上，那里很开阔，停了一千多辆废旧汽车。这生意不像农业，一到冬天什么都被雪埋了，农民无法耕种。
祖父母、他们的孩子和几个外孙住在——或者说一度住在——一片相邻的空地上，那儿有一栋小房子、一辆拖车、一个车库、一台汽车粉碎机、一个谷仓、一片菜园和火山坑。
1985年，斯蒂芬·艾弗里，也就是多洛瑞斯和阿伦·艾弗里23岁的儿子，因为一起他没有犯下的强奸案被捕并被判罪。
Steven Avery孩童时期
1985年法医没有检查DNA的技术，艾弗里还很不幸，长得很像真的强奸犯：他们都是金发，而且年轻。
受精神创伤的受害者在仇视艾弗里家族的镇侦查员引导下，从嫌疑人中认定艾弗里是袭击她的人。尽管有十六个证人提供了艾弗里的不在场证明，他还是被定罪。
而真的强奸犯仍逍遥法外。
威斯康星的「寻找无辜者计划」接手了艾弗里案，他终于在2003年洗清罪名。DNA测试结果表明他无罪，真的强奸犯当正因另一起强奸案服刑。艾弗里雇律师，控告马尼托沃克镇和威斯康星州，控告他们非法监禁并驳回了他1995年的上诉（那时已经DNA结果已能证明他无罪）。当时州政府没有妥善处理他的上诉，让他多服刑八年。
艾弗里获释后，马尼托沃克的执法机构觉得会受1995年上诉的影响，于是开始撰写报告，重新纪录八年前的案子。艾弗里的民事诉讼取得了进展，只剩下赔偿金的数额有待商榷。但那肯定是一笔不小的金额，而且因为保险公司拒绝为此付款，所有费用将由马尼托沃克镇承担。
后来，2005年11月，正当涉事的重要官员将被免职，而艾弗里等着拿钱的时候，他突然因涉嫌谋杀自由摄像师特蕾莎·海尔贝克（Teresa Halbach）而被捕。
她在万圣节前夜来到艾弗里汽车回收场，为汽车杂志拍摄卡车的照片。有人发现她的SUV停在艾弗里家的地上，那里分散着她已经烧成炭的残骸。艾弗里有两个看似成立的不在场证明：他的未婚妻在海尔贝克失踪那天下午与他通了一会儿话；还有他十六岁的侄子布伦丹·戴西（Brendan Dassey）当时刚放学回家。
Brendan Dassey
只有艾弗里有嫌疑，镇侦查员封锁了他的家。他们没有从他未婚妻那里问出什么，于是将目标转移到了侄子。他的侄子很温顺，有认知障碍，在读十年级。他们非法审问了他，暗示他是共犯，并将他由辩方证人变成了控方。
布伦丹之后被起诉，与艾弗里罪名相同：绑架、谋杀、销毁尸首。
布伦丹受了刺激，不知所措，于是编了一个恐怖的故事：在艾弗里的拖车里捅了海尔贝克，割断她的喉咙（并未在那里找到受害者的血迹和DNA）。后来他说这全是想象的场景，来自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terson）的小说《桃色追缉令》（Kiss the Girls）中的情节。他母亲问他为什么说这些，他答道这是他在学校总结的经验：说大人们想让他说的话。
纪录片中，有一段很令人伤心的审问录像：在他根据审问者的提示和帮助讲完他自己臆想出来的谋杀情节后，他问他们还有多久，因为「他还有个课题需要六小时内上交。」
这个故事很疯狂，影片标题的双重含义使得整个事件更加模糊。也许是马尼托沃克政府为了报复故意陷害艾弗里，又或者是多年的监狱生活和怨恨让他变成了杀人犯。
不过除了标题，纪录片还是站在艾弗里和他的辩护团队杰里·巴汀（Jerry Buting）和迪恩·斯特兰（Dean Strang）这边。艾弗里用自己的赔偿金和他父母经营汽车回收生意的钱雇佣了他们。
看这部纪录片你总会想起那句格言：法律之于公正，一如药物之于永生。只要稍有一点偏差，最终的结果都可能千差万别。
而且，没有什么比法律更虚荣利己了。威斯康星州的囚犯必须签署正式的认罪、悔罪供认才能申请假释（这使得艾弗里不能早日自由，因为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
这种惩戒程序简直是宗教程序，同时也是奥威尔式的，试图通过这种惩罚制度使人们屈服认罪。任何蔑视法律的行为——就算是法庭上的律师——也要受惩罚。如果有人冒失到用法律对抗法律，比如诉讼执法部门，他应该感到害怕。特别是在马尼托沃克。或者说迪莫斯镜头前的当地人是这样。
不过，如《制造杀人犯》中描绘的那样，法律没有那么虚荣，并没有指出被告的IQ偏低（可以说，IQ测试能很大程度地反映对高IQ的渴望），同时忽略了一项事实：威斯康星的律师从业甚至不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如果上了州内的法律学校，就可以不用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威斯康星的特例）。
辩护律师Dean Strang
幸好纪录片出色地假定另一套谋杀理论——当然不会是警方杀死特蕾莎·海尔贝克，不过也许呢？
这是因为摄制者忙着追踪极具魅力的巴汀和斯特兰，记录他们在法院辩护和审判前调查的情况。他们是最具怀疑精神的人。他们为了公平和正义在州内奔波，似乎是纪录片中仅有的冷静、深沉、心理一直健康的人，因此这两位普通人突然就变成了明星。
纪录片刚播出时，两人在推特上大受欢迎，他们的照片也被放在了网上，收获了一大波少女心和爱的告白。
不过行为漂亮才是真的潇洒，巴汀和斯特兰不能暗示凶手另有他人——因为威斯康星法要求对第三方负责。因此每个人都束着手。
审判必须按照警方腐败和合理质疑的程序来进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好多可疑、情绪古怪的平民，他们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谋杀海尔贝克的手段、动机和机会。
海尔贝克遇害案像无动机犯罪，尽管她的哥哥、前男友和艾弗里家族的几个人面对摄像机的表情有点怪，话说得不清不楚（「情绪古怪」可以做纪录片的副标题，也反映了大部分由法院指派的辩护律师的举止）。
海尔贝克失踪快四天，室友却没有报警。没人问过她的前男友是否有不在场证明，他也记不清上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上午还是下午的？他记不起来。不过在她失踪后，他还是负责管理这个搜查艾弗里家附近的小组。
那么是谁干的？可能是斯蒂芬·艾弗里、不过看上去这个案子不好破。艾弗里辩护团队认为执法部门栽赃，这完全可信，因为这种事在现实中也不是没有先例。
在警方四处搜查的八天里，艾弗里一家人不得留在自己家中，之后他们「发现了」分散的骨灰、艾弗里留在受害者车里的血和受害者的备用车钥匙。警方的血样中，也发现混入了1995年采的艾弗里的血。
不过发现警方栽赃的证据也不能破案，只能在法庭辩护时强调证据不足。所以摄制者讲述的故事——如果是个关于犯罪和人性的故事——少了些内容。在这片以毒品和毒品交易闻名的林子中，完全没有这些内容很让人惊讶。受害者的生活几乎没有提到，所以她像个不幸又不重要的人物。
尽管她与不怎么见面的男友分手了，他还是知道怎么黑进她的手机账户，还在摄像机前或者在证人席上，故作镇定的解释他是怎么猜到密码的。尽管密码中还包含了女友妹妹的生日，确实要非常走运才能猜中。短信被删了。这似乎比艾弗里本人打给海尔贝克的三个电话更令人起疑。
这三个电话中的一个还是在她失踪那天回电的。艾弗里打给海尔贝克的电话没有出现在纪录片中（尽管在审判时被作为证据），好像摄制者做事不够合理，不敢叙述这点。
开始，因为艾弗里的民事诉讼，州里命令马尼托沃克的侦查员让临镇的盖莱默镇（Calumet Country）负责这起案子的初步调查，因为警方而误判引起的民事诉讼，从一开始就导致了利益冲突。
不过这并非强制要求，马尼托沃克的警方也没有避嫌，所以栽赃的机会数不胜数。检察官，甚至连法官都是带着偏见、私利、不耐烦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审判此案。特别检察官在法庭一度心不在焉地发愣，还玩起橡皮带。
从纪录片中的确能看到整个小镇的恶意。「白皮肤垃圾」这个标签不只是反人类，而且是带有阶级偏见和种族主义的说法——这个词假定白人通常都不会是」垃圾」——而这个词从未出现在纪录片中。
也许这个词的起源太南方了。不过影片中这种影射无处不在。社区的人总是称呼艾弗里家为「那群人」、「那种人」。
「你选不了出身，」一位审问者说。他不断努力从十六岁的布伦丹口中套话，虽然他的父母与审问无关，也没有被控告。
而这家人被社会控告了：他们被认为是外来者、麻烦制造者、脾气暴躁而且愚蠢。从控告者口中能听出小镇的恶意。小镇居民对外来者的恶意在小说和影视剧中表现得很夸张：从雪莉·杰克逊的《彩票》到阿瑟·米勒的《萨勒姆的女巫》到迈克尔·哈内克的《白丝带》到苏珊·柯林斯的《饥饿游戏》。
《白丝带》(2009)
修剪凌乱的边角，保持社区的整体协调是小镇之所以为小镇并得以维持原样的原因。在当代，这种对不和谐因素的回避和清除也许会换个新的、不同的形式，不过人与人之间的无情与冷漠、无法言说的暴力、甚至是灭族的想法都一直未变。
一位表面上为布伦丹辩护的侦查员毫不客气地表达了对艾弗里家的厌恶，还说：「有人对我说我们应该断了这个基因库。」
我想到了德语词Mitlufer：不避讳不端行为，和罪恶从同行到共处——一种平庸之恶。
当然能看出对于马尼托沃克的执法部门和陪审团来说，恐惧战胜了理智，大部分人开始有些疑惑，不过听少数人教唆后，他们态度摇摆不定，不久一致认定有罪。布伦丹审判时的陪审团甚至都没有质问辩方若干相互矛盾的证词，足见他们对这个孩子的偏见。
回溯早年来到威斯康星的德国移民不知能否帮助理解这种事。他们逃离十九世纪军事独裁下的欧洲，一度认为美国内战会将这个联盟国家分割为独立的自治州，并用德国法制来治理。
这些普通的德国公民当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州，而是与斯堪的纳维亚人、波兰人，甚至还有保加利亚和康沃尔的矿工一起生活，不过某些德国自治市居民的民风——从规矩约束到整洁到反犹太主义——据说在威斯康星很普遍（密尔沃基同情纳粹的人数量一度很惊人）。
善良的名声与其说是表现了，不如说是模糊了中西部特征。
看这两个纽约人拍威斯康星法律系统的纪录片，你也许会联想到文化模因（提出令人信服的论点不是纪录片的特点，也不是其目的，所以观众的看法可以自由转变）。
因此伴随着这部影片引发的热烈讨论，互联网和媒体上也充满了对于影片的空想推理和非专业的心理分析。但是工作中的从众行为和沉默态度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而且是切合时宜的话题。
商人兼业余社会学家玛格丽特·赫弗南（Margaret Heffernan）最近正在宣传一项调查结果，关于她在工作场合中发现的「选择性忽视」的现象。
据赫弗南所说，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在发现工作中的问题时并不愿意出面报告或者讨论这个问题。她询问德国人，他们说：「哦，对哦。德国人有这毛病。」
而问瑞士人，他们也说：「这是瑞士特有的问题。」
在英国：「不列颠人这方面真不好。」诸如此类。
「选择性忽视」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尽管纪录片只是稍微提了一下。
另外，不知是否刻意为之，纪录片对母爱这一主题的强调也是很令人惊讶的（母爱可能也导致了另一种形式的「选择性忽视」）。
不只是布伦丹的母亲芭笆（Barb）坚决为自己的儿子辩护。芭笆儿子的律师形容芭笆像只斗牛犬，明显律师怕她。她对布伦丹关怀备至，一眼就看出法院指派的律师对布伦丹不好。
不过电影也讲述了斯蒂芬·艾弗里年迈的母亲多洛瑞斯以及她对儿子的爱。
为了帮助艾弗里平反，她整理出好几箱信件和手稿的影印件，寄到各种地方，包括《六十分钟》和《20/20》，希望能吸引一些记者的注意。
在纪录片中，媒体产生的影响很让人担心：当地的电视新闻对案件的报导影响了不少陪审员，检方经常用不道德的手段在报刊上进行宣传。
《制造杀人犯》也邀请了播客电台「连环杀手」 （Serial）加入拍摄。这个电台最近帮一个已被定罪的杀人犯争取到了新的听证会，不过件案子的证据很多，是一个心碎的男孩因为嫉妒和一时冲动所犯下的罪。特蕾莎·海尔贝克案则更加错综复杂。
同时，矮小跛足的多洛瑞丝·艾弗里咬着嘴唇，在威斯康星三个不同的监狱探望儿子，还有一次是在田纳西。她经常和儿子通电话并鼓励他。她穿着印有水果图案的便服和印花衬衫，对着摄像机，冷静地控诉那个将她儿子误判入狱的司法系统。
摄制者给她的时间比正常时间长，她和丈夫结束纪录片的拍摄时，好像家里人已经适应了。他们的儿子和孙子都因为谋杀进了监狱。
他们的事业低迷。不过他们的生活还要继续。
他们手挽着手！旁边是种着大头菜的菜园！露出充满信仰和希望的微笑！纪录片陷入了对这种伤感的敬畏中，但是这世上还有更邪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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